当前位置：&>&&>&&>&
有个问题必须要清楚：改革的红利在哪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据温总理和李总理说中国的改革红利要让全国人民都来共享，不由得我就在想，改革的红利是什么?在哪里?不搞清楚这个问题，真有点辜负二位总理对全国人民的一番美意。
　　记得2006年取消农业税的时候，全国农民都很感动，这也预示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终于结束了，这的确是一件可以名垂千古的伟大壮举。尽管农民不交农业税了，但农村生活条件却越来越艰苦，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问题尤为突出，人丁稀少，买卖婚姻盛行，农村社会环境急剧恶化，很多家庭支离破碎。农业生产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气候突变，生态恶化，降雨不均，天灾人祸此起彼伏，飞来横祸接二连三，失独家庭越来越多，各种潜在危险危及农村人口的生存安全。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仅仅是对农村人口的一种变相补偿，是对农业领域政策性失误的一种弥补，算不上是改革的红利。
　　城市人口虽然这些年工资上涨幅度比较大，但是整体社会福利水平却在大幅度下降，居民的生活成本长期居高不下，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相互抵消后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很大，大龄剩男剩女日益增多，变态人群和亚健康人群越来越多，黄赌毒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社会刑事犯罪案件呈井喷局势，黑社会势力无孔不入，各种暴力恐怖活动严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那些搭上房改头趟车的人是城市购买二套住房的主力军，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利用政策、年龄、地位、收入等先发优势挤进了中产阶级行列，这种通过畸形的房地产改革政策获利的不算是既得利益者。房改政策缺乏持续的公平性，对第一套房子有刚性需求的低收入群体却品尝着高房价带来的苦果!严重违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所谓政策、制度性红利就是全面私有化改革的弊政带来的必然恶果，绝对不是什么发展经济的重大契机。利用全国人民被蒙蔽的状态，疯狂的掠夺本属于全国人民的财富，变卖贱卖侵吞国有资产，流转掠夺变卖农民的土地资源，剥夺全国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把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一个遍地罪恶的万恶的旧社会。人民觉醒的速度赶不上私有化改革的速度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政策性红利。
　　改革过程中私有企业主利用开放搞活的政策，利用各种不法手段或者商业贿赂等形式赚到的社会财富，说好点是改革开放党的好政策带来的，说难听点就是投机倒把钻政策的空子的非法暴富群体，他们的财富充满着罪恶与血腥，是以社会整体利益受损的代价而获得的，压根算不上改革开放的红利。
　　那些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身居高位，年赚千万薪酬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利用国家的资源设备大发个人横财。垄断型国企职工利用有利的市场地位获取高额的收入这一切都是拜国家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市场地位所赐，说好听点是高收入阶层，说难听点就是人民财富的盗窃者，所以他们的高收入也不是改革的红利，充其量就是掠夺国民财富的不义之财。
　　改革中那些利用国家金融行业监管不到位或者管理体制不完备的机会，在股市、债券、期货市场上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赚来的财富充其量就是窃贫济富的结果也是不义之财。
　　网络时代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先发优势，大肆敛财的新生代先富群体，他们在网络中利用网络优势在做大做强自己的同时使得更多的传统商业渠道萎缩乃至于破产，充其量就是一种社会财富的转移过程，本身并没有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出来，所以他们的收入也不是改革的红利。
　　到底什么是改革的红利，我认为所谓的改革红利，就应该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全国财政收入的结余部分，扣除国家投资，国家行政运转成本之后的财政盈余应该算是改革的红利!但是这部分钱到底有没有?在哪里?怎么总是听着有，摸起来又没有呢?给中国老百姓花就没有，资助其他国家就有，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他们所谓的改革红利可能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通过外汇管制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据说目前的外汇储备可能有一万亿吧!加上借给美国的上万亿，保守估计就算个两万亿美元吧!我们无法得知权威数据所以只是借用两万亿来说明问题，至于准确不准确都无所谓!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债务总和2012年高达28万亿，既然政府欠债这么多，那就说明财政盈余是不可能的，多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巨大的财务赤字根本不是中国所谓的改革红利。所以更进一步的验证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改革红利就是巨大的外汇储备。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改革红利的来龙去脉和存在的现实意义。可能要涉及到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等相关的知识，大家可以去空间看看群里以前讲过的国家金融安全和国际贸易陷阱两篇文章，这里我就大致的提及一下。
　　外汇储备的功能在金本位时代，就是由黄金来保证国家货币币值的稳定与实现国际结算功能的。黄金储备的增加与国民财富的原始积累的最终成果都要对应在相对应所增发的货币上。人民只有赚来了钱，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国家只有增加了黄金储备，才能意味着赚来了钱，才敢增加货币的市场投放量，加速经济的快速发展。
　　自从欧洲实行了区域货币体系抵制美元代替金本位的金融骗局后，正好赶上中国修正主义上台，美国为了减轻二战后长达三十多年美元本位造成的巨大国际债务，所以给中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投来了橄榄枝，从此中美关系回暖，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威胁，从而投入到美帝国主义的怀抱。从我们78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教育领域的几乎全盘的学习吸收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教育体制，所以美国很快的为中国的各个大学短期内培养了很多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指手画脚并全盘否定了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重新设计中国改革路线图，这就是中国人开始上当的时候。
　　美国在引诱中国的同时，对世界资源丰富的地区小国也展开了政治渗透与军事侵略，通过扶持亲美政府，从中谋取巨大的利益用来缓解美国当时几乎要奔溃的经济。结果很成功，对日本发展成果的收割也很成功，所以美国很快就摆脱了经济上近乎破产的被动局面，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美国利用互联网技术领军世界高科技产业在经济上开始扶摇直上，很快就在互联网领域成为世界的真正利益的掌控者。
　　前面说过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破产，当值中国轻工业企业因为原料不足，采购成本加大，农村购买力下降大规模破产，随之就是重工业缺失轻工业机械市场，所以也跟着破产，到后来甚至于危及到了粮食加工企业。大批国企破产，教育公费制度、医疗公费制度、住房公费制度因为社会财政税收的锐减而丧失了资金支持，所以逐步被取消，企业办社会也被终止，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经济在90年代只能靠资源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支撑。
　　邓小平为了给失败的改革破局搞了一个南巡讲话，开始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逐步形成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企业开始用低值易耗品来赚取外汇资源解决国家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出口创汇的外向型企业成为政府眼里的香饽饽，政府用赚来的外汇，一方面增发人民币，另一方面引进国外所谓的先进技术，走了一条自主研发不如采购租用的洋奴主义技术发展道路。结果显而易见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几乎所有关键技术领域都没有国产的核心技术，这使得国家核心竞争力大打折扣。
　　在改革开放大政策下，三十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用中国人的资源，用中国人的血汗换来了一堆一堆的美钞。如果换回来的是黄金我们就不说什么了，根据黄金储备增发货币，本币币值稳定，经济发展平稳，没有什么问题。可惜我们换回来的是美元，一无是处的美元!
　　由于美元具有黄金的地位，但是不具备黄金的基本属性，所以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绝对不能用其他国家的货币作为本国的储存货币，这样就相当于我们用资源和劳动力换来的仅仅是一堆废纸。
　　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就是贸易平衡，贸易的本质就是互通有无，绝对不是为了赚取别国货币。说糟糕点当我们持有的外汇币种因为该国的政治原因，货币体系奔溃，政治上改朝换代，那么我们手里的货币就是一堆废纸。
　　再看看美国是怎么分享中国的改革红利的!如果说中国的改革红利是美元外汇储备，那么美元在国际上打压中国的国际投资，迫使中国政府投资于美元债券，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浪费了，国家又不敢增发货币，即使参照美元储备数量增发货币，也会因为没有黄金的稳定性导致人民币在国内大幅度贬值。贬值后的人民币购买力下降直接损害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且我们大量的生活性资源出口到美国，导致国内上商品供应数量减少，商品价格上升，这样我们商品升值，货币贬值，这就是百分之二百的赔本买卖。
　　美国利用中国的美元外汇一方面回收了美国国际债务，用于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强迫人民升值，使得外汇美元储备大幅度缩水，然后跟西方所有国家一起心照不宣的阻击中国企业的国际并购行为，哄抬物价，设置投资限制，增加贸易壁垒，这样使得到手的美元外汇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然后美国利用中国日益开放的金融市场，用国际游资在中国股市上攻城略地，大肆屠杀，把中国的股民搜刮的一干二净。顺便对中国的本土企业进行收购兼并，基本上摧毁了中国的民族产业。然后利用对产业的控制能力，从原料、市场、人力资源、利润上全方位盘剥中国人，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发达国家的血汗工厂。
　　这还不算，美国通过利益绑架中国高层统治集团的手段控制了中国顶层政策设计的权力，通过外交斡旋和军事威胁不断的要求中国与世界接轨，在经济上按照美国利益诉求进行改革，在军事上按照美国的脸色行事，最可怕的问题在于，美国怂恿逼迫人民币汇率自由化，这是一招割麦子的最损招数，因为美国已经把中国的一半外汇储备骗回国内了，剩下的一半因为中国政府的自我保护因而通过人民币汇率自由化进行最后的掠夺。
　　所谓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就是第一阶段人民币在国内贬值，在国际上升值，在国际上升值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单一外汇储备政策和美元结汇政策引发中国人民币的国际投放量很少，所以人民币国际市场处于升值状态。这种币值国内国际背反的现象就是国际贸易结算不科学所造成的。
　　人民币国内贬值，国外升值，这样中国国内的贪腐资金如果利用上海自贸区通过企业形式加入到国际贸易过程中，这样就会引发国内海量的贪腐资金大逃亡。不仅通过自贸区可以把资金漂白，而且可以把大量的美元外汇彻底带走，因为这批资金属于出逃资金，只要离开国境就不会回头的，这样就意味着美元外汇的大幅减少。而多年来藏在地下的贪腐资金到了政府手中，再投放到市场，势必要引发国内人民币继续大幅度贬值。
　　所以这也是上海自贸区深得官僚统治集团喜爱的本质原因，他们不是给人民带来低关税的海外产品，而是要造成本国人民币的疯狂大贬值。当我们的美元外汇储备出逃减少，而国库又没有相应的黄金储备做坚强的后盾，这些年所有因为外汇顺差而增发的人民币就成为稀释国民财富的罪魁祸首。
　　这样极有可能引发人民币大幅贬值，而且国家妄图通过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来理顺国际国内汇率差距，但是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国际国内人民币币值大幅度缩水，人民币贬值的最直接后果就会导致中国的经济陷入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大萧条之中，因为贬值，企业破产，物价飞涨，那时候美国再利用美元杀个回马枪，对国有企业所有资本可兑换的项目进行打劫，彻底摧垮国有企业，进而解体中国经济，从此让中国一蹶不振，进而四分五裂，陷入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线索：中美建交-教育输出-改革开放-外向型经济模式-打压中国的国际投资采购-迫使中国政府回购美债-逼迫人民币自由可兑换-混合经济改革-农村土地流转-人民币大幅贬值-经济危机爆发-企业破产贱卖-土地被资本狂炒-国家经济奔溃-国破家亡!
　　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红利都在美国人的手里，可能我们的总理&准备跟美国人结婚，然后要回我们的改革红利再发给中国人民，这就是特色政府的中国梦!
　　如果要真说有什么红利，可能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全国人民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门类齐全的轻重工业体系，无数个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伟大的农村人民公社，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改革三十年就是分享瓜分掠夺毛时代红利的三十年，这些红利包括：经济红利、政治红利、文化红利、教育红利、社会红利、战争红利、信仰红利、政策红利，人口红利。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把这些宝贵的红利丧失殆尽，然后恬不知耻的还说改革红利，尤其是制度红利，并且鼓动先得者才能分享到这种政策红利，这种无比弱智脑残的治国水平真有点寡廉鲜耻的味道!
网站QQ：违法及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85-
还不是会员？|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李克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现阶段推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11月21日，十八大闭幕6天后，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迎来中国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这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座谈会。他说，我国３０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甜头已经尝到。在新的起点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辽宁省、湖南省及成都市、上海浦东新区政府负责人介绍了全国和各地不同类型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进展情况。&&李克强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提出了“两个全面”、“两个加快”，把发展目标与改革目标一起规划、把市场化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一同部署。全面领会十八大精神，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李克强说，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我国国情复杂，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这是一种好做法。国务院已批准的１１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要当好改革实验的“侦察兵”、“先遣队”，为改革攻坚提供新鲜经验和实践标杆。&&&&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李克强强调，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东中西部地区情况不同，突破口也要因地制宜。要更加尊重规律，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李克强说，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改革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当然，有些改革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期的阵痛，但从全局看、长远看，受益会更大、更持久，最终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此次会议，最让现场一位常年服务于此的工作人员感到不同的，是“会风的变化”。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李克强一再插问，所问问题之准，之深，之专业，都是官员们手中的汇报材料中所没有的“现成答案”。个别官员一旦脱稿对此显得“不适”。这位工作人员发表感想说：“只会照本宣科的官员，在这里不好混了。” 据新华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新闻链接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从上海浦东新区起步，国家先后批准了11个试点地区，给予试点地区改革先行先试权。&&试点地区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都市和重庆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市、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
[] [] []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_ 东方财富网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作者：马红漫
东方财富APP
方便，快捷
手机查看财经快讯
专业，丰富
一手掌握市场脉搏
手机上阅读文章
　　改革红利　　，在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有很多的名言脍炙人口，比如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比如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再比如说在经济领域中无人不知的“改革红利”。说到长达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我们就会提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红利，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外贸红利以及改革红利——制度变化所带来的红利到现在依然在延续，就像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经表示：“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深水区，触及到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如果我们真的把中国的社会问题以经济视角来解读，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关于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衡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有关于此，张高丽提到，改革收入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的秩序，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是很尖锐的，但通过我们的努力，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用“尖锐”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让我们的调控部门感到压力很大。“尖锐”对应的状态应是“如坐针毡”，正因为“尖”，所以坐上去会比较难受。当然，张副总理还提到“通过我们的努力，是可以逐步做到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当问题尖锐而改革也进入深水区的时候，面对种种问题，必须去努力地解决。而且，调控部门和我们的行政官员相信，通过努力是可以将问题逐步解决掉的。　　2月初，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为各地制定和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而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改革上，应该将效益和公平并重，应该保护弱势的一方。所谓初次分配，就是指在付出劳动之后由市场机制形成的原始收入；而所谓二次分配，就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的办法来进行调节，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政府会给予相应的保障，而高收入群体则可能要缴纳高额的税金。厉以宁之所以会强调初次分配，恰恰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间造就了一大批先富阶层，而在创富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各阶层收入的巨大差距。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时只有0.32，随后逐渐升高，2012年达到0.474，这表明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但是仍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而西南财经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课题，他们所测算的“民间版基尼系数”达到了0.61，这个数据意味着整个中国的收入状况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不合理状况。　　中国的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早上下了一场大雪，有的人睡了一个懒觉，起步就晚了；而有的人一大早起床就开始滚一个雪球，在院子里越滚越大，迅速地把财富膨胀起来，当他们已经把这个雪球滚得很大的时候，起床晚的人可能才刚刚开始滚雪球。因此，此后即便是同样努力地做着同样的工作，但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增值能力会越来越强。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就是：“限高”，把高收入阶层压下来；“扩中”，把中等收入阶层整体的数量和规模进一步扩大，让我们中国社会真正形成橄榄形的收入模式；而对于低收入阶层，应该进行相关的政策补贴，让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再拿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来说，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就表示，当前中国的财政面临着两大压力，一个是外部冲击下过去几年的财政赤字；另一个是未来不断增加的财政开支以及不断放缓的速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后者是实质性的压力，还找不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这个矛盾在中国是现实存在的。一方面，中国的财政实力很强大；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希望这些财政资金能够用到自己身上，所以都在争取财政支持，有的地方还在争夺“贫困县”的帽子。　　楼部长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财政应该是帮助穷人，而不是帮助懒人。”这其中的含义或许就是，未来的财政还是会解决社会发展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但是它的核心是强调这样一个概念：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不要去期望财政资金能够全面覆盖，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政府的财政不能承诺过多，因为承诺落空之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会下降，这是对政府更大的一种伤害。　　将来财政政策真正的看点在于，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将会有所突破，而财政分权问题则需要旧题新解。楼继伟曾在财政部任副部长长达九年，众多的信息显示，他曾参与了1994年非常重要的中国财税分权体制改革。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财政的掌控力，对中国经济之后的持续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这个政策却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和推进，其导致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由于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导致地方财政收入赶不上支出。下一套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应尽快出台，这个问题将直接关乎中国财政体制的全面优化，甚至关乎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变革。　　对于我们解决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问题来说，必须要有一个支柱，这个支柱的核心在于改革红利，而改革现在的要害就在于需要把上文提到的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包括医疗、住房这些改革进一步深化下去。所以，改革的支柱在于制度的变化。　　金融动力　　学金融的人常常会说，金融学就像是经济学皇冠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因为金融可以解决市场运行中的很多瓶颈问题。拉动经济增长常常需要找一个抓手，即使市场是完备的、资金是完善的，但还是需要有一种力量，使得什么地方缺钱，资金就会流到那里，什么地方需要资金来完成基础的配给工作，钱就会流到那里。那么，这件事要靠谁来做呢？恰恰就是在做。　　从过去的金融市场改革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是温州的改革，第二个是深圳的改革。对这两座城市的改革应该重新作一个区分和判断。　　温州的改革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倒逼格局。2011年，温州大量民营企业的老板出现了“跑路”问题。为什么会“跑路”呢？因为当地乡土信用的语境。什么是乡土信用呢？据江浙一带的民间资金参与者介绍，比如说村里的老乡向他借100万元，他明知老乡是穷光蛋，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但依然会把钱借给老乡。我追问道：“仅仅因为是老乡，就可以在明知对方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借钱给他吗？”他回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知道，他如果要在1个月后把这100万元还给我，就会继续去跟别人借钱；换句话说，他能够借到下家的钱来还我这个上家的钱，所以我愿意把钱借给他。”　　从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温州所谓的民间信贷，其核心就是所有人的信用关系能够循环起来。但问题在于，一旦这种循环关系里的某一根链条发生断裂，整个市场的金融结构都有崩塌的可能。所以，在温州改革的要点就是让民间的金融机构官方化，使村镇成为更加规范的金融机构。　　而深圳的改革更正规一些，它建立了前海经济区的概念。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已经遇到了许多瓶颈。比如说，深圳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2年前两个月，深圳市的规模工业增加了730.65亿元，同比减少了3%，规模以上工业的销售产值是2754亿元，比去年减少了5.4%；工业销售率为100.2%，也比2011年同期减少了0.1%。　　深圳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但也毋须讳言，整个珠三角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现实的压力和挑战。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历史非常清晰，即“三来一补”，比如来料加工、来样定制等等，主要是负责基础加工业务，但这种业务的发展如今在深圳或者说是在整个珠三角都遇到了瓶颈。深圳原本的定位是金融区、市场改革的前沿，但这种金融区格局和目前的制造业发展形成了一种矛盾。　　提到深圳，有一个独特的案例。与深圳相比，上海社会阶层分布是一个稳固的金字塔形，低收入阶层人数最多，从中等收入阶层到高收入阶层人数稳步减少；而深圳则不同，它是一个全新的移民城市，没有大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居民，因此会出现一种断裂格局：最底层是制造业的劳动用工群体，最高层是“玩”现代服务业、金融、先进制造业的群体，中间没有历史积累下来的核心阶层。所以，深圳的市场格局从来都是不太稳定的。观察深圳必须看它的房价，一旦突破了下跌的抵抗，就会暴跌；一旦冲破了向上的瓶颈，就会暴涨。　　恰恰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深圳和温州的金融市场改革是一种倒逼式的改革，这样的城市需要一种嬗变。一方面是民间金融的嬗变，另一方面是整个政府调控、改革前沿先试先行的嬗变。这种嬗变对于市场的想象空间会很大。想想看，如果这种能够进一步扩大化，天津能不能搞？西部能不能搞？作为金融开放的前沿，上海浦东能不能搞呢？　　所以，金融市场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如果这颗明珠能发出耀眼的光芒，那对市场会有很强大的拉动作用。如果民间的金融体系能够活跃起来，官方的金融体系也活跃起来，就能对市场形成极大的推动力。　　新城镇化　　事实上，城镇化提速的号角早在党的十八大时就已经吹响，党的十八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七次。在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也表示，中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0%，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使得五年来转移农村人口数量达到了8463万人，城镇化率由45.9%提升到了52.6%，城乡区域的协调性明显增强。　　但是这个数据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温家宝总理公布的是城市常住人口的数据，如果按照户籍的城镇化率来讲，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大量的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但是他们的户籍可能仍然留在河北、四川或者安徽等地——这个数字温家宝总理其实也曾多次提及，后来李克强总理也曾提及。当我们分析城镇化的发展时可以发现，二元经济结构或者户籍对于城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按户籍所在地来计算，城镇化率数据一下子就少了15个百分点，可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反映了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户籍障碍、社会保障的巨大差距。资源要素如果不能够流通，就会产生巨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模型，这种模型与小国经济模型是不一样的，其特征就是内在制度变化会导致外在的变化。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问题也是机遇。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只要能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就能带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所以，城镇化就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最值得期待的一个飞跃。　　城镇化对于我国的发展有什么意义，以往的城镇化实践又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我国城镇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经济学家们对于这些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当前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保证“人”的城镇化，改革要纳入一个战略性的框架当中，要有明确的目标，要追求有质量的城镇化进程，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　　所有人都认为城镇化改革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发展方向。虽然政策执行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最乐观的判断认为，如果城镇化政策落实得好、执行得好，那么中国经济再延续20年到30年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围绕城镇化发展的细节，还是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因素，特别是一些外国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提出的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比如他们说要避免将城镇化、城市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将其变成盖房子。其实，从2012年三季度我们开始观察并不断地探讨城镇化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即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　　围绕这类话题，虽然目前对于城镇化概念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体系阐述，但焦点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各界对于新型城镇化模式应该进行充分的讨论，以此促使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城镇化是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到城市定居，第一个基本概念是“城市”，是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第二个基本概念，就是伴随着城镇化的过程，会有一系列户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的跟进；第三个概念是，城镇化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政策倾斜，而倾斜的核心就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物”的城镇化。这三点其实已经概括了城镇化发展的核心。　　所以，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未来在具体政策的落实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首先，要落实到中小城市和城镇，但究竟什么样的中小城市和城镇才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这个范围还没有划分清楚。　　其次，伴随着城镇化改革的推进，刚才提到的户籍改革、权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不是能够同步跟进？这两项改革的难度其实比城镇化政策推进的难度要大得多。　　最后，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物”的城镇化，而所谓的“人”的城镇化就意味着，会有许多农民开始进入城市，他们如何才能真正在城市定居？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初始创业基金从哪里来？他们进城之后，相应的就业、住房、医疗等这些保障资金从哪里来？　　以上三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探讨。　　关于城镇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相关的讨论应该尽早明晰。有经济学家测算，城镇化建设每年会带动10万亿元的投资。其实，这种测算都是经济学家的主观臆断。而我们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对于制度建设有自己的见解。希望这个制度能够改良我们的生活，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投资的相关机会。　　税改扩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4月10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行。这将有利于解决因为部分地区试点而导致的政策差异，以及税收风险问题。　　从2012年1月启动营改增试点以来，改革成效逐步显现，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服务业加快转型、中小规模纳税人税收负担明显减轻。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比如说部分企业的税赋不减反增，这些问题又该如何去解决呢？　　“营改增”这个税收政策试点的方向其实很明显，就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　　先谈谈其征税的原理。以前，营业税是根据营业收入来征税，只要有交易，卖出去了东西，就得按这个税基来征税。而改成增值税以后，则按增值的部分来征税，实际上就是按照盈利部分来征税，利润多，交的税就多一点；利润少，税就相对会少一点。所以，对于薄利多销的行业来说，他们是这项改革很大的受益群体。　　首先，这个政策方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营改增政策执行以后，从微观上来讲，国航披露的2012年年报显示，2011年年末，公司的应交税款是4.45亿元，比前一年的税收——27.56亿元而言，大幅下降了84%，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　　另外，从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营改增的发展方向看，已经开始逐步向全国、全行业推行，这是一个必然的举措。因为试点对于营改增这样的税收政策改革来说，切忌实行太慢。如果只在一个地方、针对某一试点地区个别行业来做试点征收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现实问题。比如说，某企业是在试点地区当中，但要采购的产品不在试点区域当中，对该企业而言开增值税发票是可以减轻整体税款的，但是收款方不同意开增值税发票，因为它们不在试点范围当中，只能开营业税发票，这该怎么办呢？　　这其中，税收试点与当初的特区开放是不一样的。特区开放可以圈一个圈，然后给予特殊的政策，主要实行的是所得税的政策。但营改增改革涉及全国交易流转税范畴，所以一旦被圈到一个小范围的话，将不利于税收的推广。所以，对于营改增的税收政策正在加快在全国范围内和全行业推进。必须尽快全面铺开此项政策，但执行细节仍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　　在中国进行税制改革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探讨，比如税率该分几档，增值税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到底合适不合适，等等，可能税率百分点的争论对企业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对于整体改革来说，这只是一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讨论。我们观察税制改革，一直认为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营业税以前的税款是确定的，并且归地方政府所有，而增值税理论上是应该归国税系统的。我国的国税与地税是分开的，中国在形式上的财政分权已经做到了。所以营业税变增值税以后，中央与地方财政方面的关系怎么去理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很担心以下问题：从1994年的税改到现在，中国税收体制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大头越来越集中到中央政府，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地方政府陷入到了土地财政、房地产财政的困境之中。假如地方财政收入仍然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话，就会使得经济循环的怪圈进一步加强。所以透过营改增试点扩容工作，可以发现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现在还有很大的发展和革新空间。　　国地合并　　对于分税制的争论由来已久，在2月又传出了“地税和国税人员的分流合并工作即将在全国”两会“之后启动”等消息。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传言，国税和地税两个部门的看法并不相同，地税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地税部门绝对有存在的必要，而国税部门则认为国地两税的合并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曾提到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这使得社会各界对此都十分关注。随着对大部制改革关注度的升温，各种传闻也不断地涌现出来，那么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否很快就能拉开帷幕呢？　　现行的税务部门分两个体系，一个叫国税——国税征收的税是直接交给中央政府的；另一个叫地税——就是地方的税务部门，它征收的税主要是交给地方政府的。　　对于不懂税务的人来说，就会觉得：税务部门要我们交税，我们作为纳税人当然非常光荣，但是我们交钱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能不能把税务部门并在一起，把国税和地税并在一起，然后我们交税岂不是更方便吗？外行往往都持有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　　但国税和地税能不能合并呢？在实际操作当中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是从1994年开始的，当时改革的方向就是中央财政要和地方财政分开，各自完成各自的财权和事权分配。大家伙儿各干各的，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叫“分灶吃饭”，就是在一块儿吃大锅饭了。而国税与地税之间的财务功能是有明确区分的，现在要把分家的两兄弟凑到一块，会不会引发一些问题呢？　　大部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定下的基调，所以肯定是会推进的。但是，当我们提到大部制改革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它在操作当中会出现许多问题，究竟合适不合适，需要有衡量的标准。　　此外，最近大家在微博或微信上，经常会有人传播中国大部门制改革的方案，然而这些方案并不能当真。　　为什么呢？所谓“二十几个部门缩到十几个部门”的方案几乎每过一两个月就会传出来。实际上这些传言基本上都是老百姓自己瞎猜的，或者有好事者有意为之，仅此而已。对于大部制改革，我们认为：行政部门着手改革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其中的核心原则就是提高效率和公平利益。　　提高效率和公平利益是最为重要的。什么叫提高效率？就是能够减缓老百姓行政诉求的功能必须要加强。经常有人抱怨，成立一家民营公司、私营企业甚至是一小个体户，都需要到各个部门盖十几个章。据说连符合政策生二胎也需要盖十几、二十几个章，许多人都是因为手续太麻烦而放弃了。这样一种明显遏制了社会发展效率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益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既有的部门设置倾向于强调行政部门的直接操作权，比如说发改委被称为所谓的“小国务院”，其各种微观职能应不应该改革？因为一旦行政部门有了微观职能之后，就会涉及利益分配问题。而行政部门一涉及利益分配，就会出现权力寻租的问题，就可能会出现不公平现象。　　所以，效率和公平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按照这两个原则去观察，哪些部门应该合并，哪些部门应该删减，哪些部门应该放大。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更完善的部门架构。　
(责任编辑：DF118)
[热门]&&&[关注]&&&
请下载东方财富产品，查看实时行情和更多数据
郑重声明：东方财富网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东方财富网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原创性等。相关信息并未经过本网站证实，不对您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扫一扫下载APP
东方财富产品
关注东方财富
扫一扫下载APP
关注天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