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35年，深圳崛起的根源是什么？
来源：南风窗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是中国为数不多具有对生产要素进行全国性集聚的城市。这才是这座城市提前崛起的关键。以深圳为样板，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自由的、高效的生产要素市场才是新一轮改革的关键。
　　南风窗9月9日讯（作者 谭保罗） 今年，是深圳特区35岁“生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创新”不是深圳崛起的根源，几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在关于深圳特区35年辉煌历程的解读中，“创新”二字几乎是曝光频率最高的关键字。某种程度上，这已然是一种官方的权威说法。
　　实际上，对深圳的崛起而言，“创新”其实是一种结果，而并非原因。深圳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座伟大的城市其从最初设立经济特区，到之后的不断发展，它都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城市治理模式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奠定了现代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即对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不断积聚，从而实现了一个现代产业城市的崛起。
　　深圳是中国上一轮大改革的标志，而站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关口，我们更有必要重新审视深圳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改革真的不是搞“政策洼地”，甚至都不再是“搞试点”，而以深圳为样版，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自由的、高效的生产要素市场才是新一轮改革的关键。
　　“4300分之一”的奇迹
　　深圳估计是中国最不缺少赞美的城市了，但它的确值得。
　　在深圳的“官方口径”中，当地最骄傲的经济指标其实并非GDP、出口总额这些其他地区奉为至宝的数字，尽管深圳在这方面很“牛”。
　　2014年，中国经济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谷口。全年GDP增速为7.4%，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但深圳等少数城市却一枝独秀，2014年，全市GDP达16001.98亿元，继续居于内地大中城市第4位，按可比价比上年增长8.8%。
　　在一个制造业大国，出口总额更体现了这座城市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2014年，深圳出口总额达2844.03亿美元，下降了7.0%，但扣除融资性贸易因素后实际增长9.7%。深圳连续22年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深圳很多官员真正引以为豪的是另一个数据，即更真金白银的税收。按照深圳市地税局提供的数据，2014年深圳单位税收产出继续领跑全国，百元GDP的地税产出达10.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4元；而单位面积税收产出更独占鳌头，每平方公里产出税收达0.86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在中国城市的经济数据中，GDP指标固然重要，但它某种程度上只能证明这座城市的掌舵者有发展经济的决心和动力，而要证明这座城市发展经济的质量如何，则税收无疑是最重要的指标。在税收法定的情况下，税收的多少最能体现实体经济特别是企业的好坏，而“满城挖”式发展模式产出的税收并不高。
　　特区建立35周年，更直观的“成绩单”是这个城市的高质量企业群体。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行业传统的“招保万金”四巨头中的两家，万科和金地都在深圳。
　　作为经济食物链的顶层环节，深圳的金融业发展有目共睹，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一直被看作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具市场化意识的两家机构，而深圳还是和京沪并列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重镇。
　　在金融的某些领域，深圳的活力和“江湖地位”甚至超越上海。曾有深圳金融业人士对《南风窗》记者说，上海基金公司虽然比深圳多，但规模小而分散，深圳都是大公司。在创投领域，深圳更不输给北京和上海。
　　不过，深圳最吸引眼球的产业巨头还是IT巨头腾讯和华为，这两家公司毫无疑问是国内同行业的标杆，在某些指标上，还已经跃居“世界级”。以腾讯的微信产品为例，其已成为全球第5大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可以说，这个产品的海外成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出海”。2014，华为全球收入达到2882亿元，成了全球第一电信设备商。
　　深圳的产业可高可低，在移动终端的时代，“深圳制造”独霸江湖。2014年，全球的手机出货量为18.9亿部，中国共计生产手机16亿部，占全球产量的85%，而其中80%又为深圳企业生产。
　　一直以来，不少人甚至认为，和很多城市热衷于自我标榜不一样，深圳在很多经济数据的公布上其实是相对保守的，比如在GDP数据上。不过，这种说法只是猜测，并未得到证实。
　　今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文称，全世界现有大约4300个经济特区，而深圳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在其他很多新兴国家，多数经济特区均成绩平平。比如，印度仅一个邦几年时间里就成立60多个经济特区，但并未有任何“经济奇迹”出现。
　　即便在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被划为经济特区的也并不只深圳一家，但这些城市没有一个达到了深圳今天的“高度”。那么，深圳为什么能行？
　　生产要素集聚
　　深圳特区的“特”最初的直观表现是，这个地方级竟然有个“二线关”—“二线关”相对应的是深圳与香港交界的27.5公里长的“一线关”。1983年启用之后，铁丝网、武警把守着“二线关”，内地居民必须凭证进入。但物理上的“隔离”并不意味着深圳与内地市场的分开，相反，这意味着深圳成了当时少数可以与内地保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特区”。尽管流动是单向的，即主要是内地流向深圳。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生产要素的配置对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在研究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学者看来，只有一座城市实现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它才能够真正发展。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本质上就是对全国生产要素的不断配置优化。
　　生产要素包括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土地对深圳发展的意义自然不用赘述，后面两个要素则更有探讨必要和其他城市的借鉴价值。
　　长期以来，深圳被认为是中国最崇尚平等的城市。有人说，这里的人来自于天南地北，没有所谓的“排外情绪”。但这种平等，不能只是从文化心理或社会学的角度解读，更应该站在人才集聚乃至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深圳的人才集聚可以分为两波。第一波是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最初那一批，其中那些真正走上巅峰的人，不少人都并非严格意义的平民子弟。比如，王石、马明哲和马蔚华这一批人，他们其实都有体制内的资源。
　　但不可否认，这些年轻的“拓荒者”对深圳不走“回头路”，必然有着非常正面的推动作用。他们是中国企业家的优秀代表，更无疑是深圳崛起的重要功臣。
　　深圳的第二波人才集聚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一波潮流显得更加平民化。在深圳IT产业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在武汉和成都的一些高校，甚至发生过半个班级都被深圳某家IT巨头招走的盛况。
　　和印度相比，中国除了有优秀的工程师之外，还有勤劳的工人。和班加罗尔以做软件见长相比，深圳既可以成为软件中心，也可以成为硬件中心，这种优势为南下深圳的年轻一代提供了更多可能。现在，当年的年轻人可能已经成为某家IT巨头的部门负责人，也可能是某个家电企业的高管，当然也可能是某家“山寨机”厂商的老板。
　　除了人才的集聚之外，深圳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是金融要素的集聚。前不久，深圳市政府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上半年预算执行报告显示，2015上半年，深圳金融业税收收入大幅增长7成，对整体税收增长贡献高达56%。
　　税收贡献说明了金融业的发达，但这只是行业价值的一小部分。金融业对于深圳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深圳的崛起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支撑。
　　早在2010年，深圳的银行网点密度就赶超了香港。《南风窗》记者曾经从深圳银行业了解到，深圳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往往要比临近大城市低0.2~0.3个百分点。原因在于深圳的银行机构太多，竞争激烈，大家必须压低利率抢客户。
　　当今，抱怨银行利率太高，蚕食实体经济利润过多，要让金融业扶持实体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领域最大的一个焦点。与此同时，银行利率的市场化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议题。但在深圳，却提前实现了区域性的“利率市场化”。显然，金融资源的集聚降低了企业融资的成本。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是中国为数不多具有对生产要素进行全国性集聚的城市。同一时期其他城市，人才都固守在政府、国企或者科研机构之中，不但城市之间无法流动，即便城市内部也没有交流。在金融资源上，资金全部流向低效的国企，最后逼得国家下决心搞银行股份制改革。但深圳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才是这座城市提前崛起的关键。
　　转型节点的启示
　　长期以来，各方热衷谈论创新对于深圳崛起的意义，在各种官方文件和媒体的报道中，创新都是深圳产业发展的首要关键词。但换个角度看，创新其实是一种结果，是人才、资本等要素在这座海滨小渔村集聚并且随后发生“聚变”的结果。这座城市崛起的根源是，它树立起了生产要素在一个地方自由集聚的标杆。
　　即便到了21世纪，深圳的这种集聚优势依旧存在。一位毕业于上海知名高校的毕业生曾对《南风窗》记者回忆，在几年前，上海的银行在招聘本科生时，多数都会要求上海生源，但他不具备这个资格，而深圳工资更高的证券公司却没有这个要求。所以，他来到了深圳，现在已经是骨干级人物。
　　对生产要素的集聚一直是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的软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实际上，这和中国当前的行政区划治理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由于长期“划省而治”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传统，中国的城市对资源的集聚效应并不好。因为，大城市除了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之外，多数都是省会城市，但这些省会城市面临的问题是地方的分割，它们对要素资源的集聚很大程度上仅仅限于省内。
　　在要素集聚上，看不见的壁垒太多。以人才流动为例，中国的社保统筹体系就是一个“奇葩”，有的是全省统筹，有的甚至只能统筹到地市级，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普通人换工作的成本，必然对人才要素的流动产生阻碍。而在商品流通上，壁垒同样严重。比如，每座城市出租车都可能主要来自当地车企。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深圳的“优势”正是今天中国经济整体的“劣势”，地方的横向分割，部委和央企的纵向分割，这个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可能有点支离破碎，每座城市都可能是区域经济版图中一个孤立的点。显然，它们应该学学深圳，但这有赖于更加深层的改革。
　　当然，深圳并未可以高枕无忧。深圳新一轮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前海发展、深港融合，是否会成为深圳的新动力？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新的“特区”和政策洼地已经很难成为真正的优势了。目前，“自贸区”几乎成为地方官员眼中的时髦，所有人都希望打着这个旗号从中央获取政策红利。
　　即便是前海，依然不具备绝对优势。前海曾率先在全国展开了跨境人民币的贷款业务，这是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一环，如果在前海大力发展，将可能带来深圳跨境金融业务的一次腾飞。但随后，这项政策优势逐渐丧失，上海自贸区推行的“自贸区账户”，从长远看，其“自由度”并不比前海已有的政策要小。
　　前海开放固然重要，但深圳并不应该忘记自身的真正优势，产业的基础和原有的政府治理水平才是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深圳要做的是，把这两个优势不断固化和强化，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更充裕的长期投资，真正实现某些产业的转型升级。
　　深圳特区35周岁生日，正值中国经济转型的节点。回顾辉煌，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深圳来说，“创新”是一种原因，但更是一种结果。深圳要做的，固然要高呼“创新”，但未来的道路并不是从中央拿政策，做一个政策洼地，而是要继续发挥过去35年对“钱”和“人”的吸引“惯性”。不把“创新”当口号，而是从推动“创新”的原因中做文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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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阅读：刘伯川:为何中国崛起 有些华人却并不在乎
在我看来，美国将会保留一种更深层次的、持久的比较优势。我把这一优势浓缩在这样一个例子中：美国创造了华裔美国人，中国并不创造美裔中国人。
财新网“旁观中国”（来源：微信公众号“中美对话”）“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声明自己的美国身份，”面对ChinaFile中参馆的镜头，刘伯川如是说。作为出生在纽约州的第二代华裔，刘伯川头顶耶鲁、哈佛等常春藤名校光环，曾为克林顿演讲撰稿，还曾创建一个叫Citizen University的培养“有创意的公民身份”的机构，但他丰厚的简历却仍遮挡不住其对自身身份认同经年累月的困惑。每一个人都有着类似的困惑，而刘伯川的这个心结，似乎注定被他上一代人的迁徙所凸显。对于中国的GDP有朝一日终将超越美国，刘伯川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一天的到来，我不在乎这种通过特定计算方式得到的‘第一’是否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将会保留一种更深层次的、持久的比较优势。”什么是这个Chinaman口中说的比较优势？请看采访全文：嗨，我是刘伯川，我是《中国佬的机会：一个家庭的旅程和华裔美国梦》一书的作者。我写这本书正是响应一个在国际、国内范围内的特殊时刻，以及我家庭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所谓国际和国内范围是指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认为我可以将它概括为“中国与美国的时代”（an Age of China and America）。这是我们身处的时代的，包括在我们接下来的人生中的，重大地缘政治现实。真正驱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中国与美国的时代中，做一个华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身处十字路口，同时体现着两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又意味着什么？现在，美国正经历着一场令人惊异的人口流动。不仅少数族裔即将成为多数群体，我们还受困于严重的不平等。保持一致的国家认同从未像现在一样困难。这些重大变动的汇合，使得“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成为了一个特殊途径，去探究“美国人的身份意味着什么”这一更大问题。我们获得的、被赋予的是血统，认同是指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如何讲述新的关于自我和我们的故事。每当中国以某种方式强大起来，其影响会外溢，并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回荡。但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我们会对这些影响力的回荡有尤为深切的感受。美国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当一个亚洲国家强大起来时，在美国的亚裔后代们总会受到恐惧和不安的冲击，我把这一现象总结为“黄色对应”/“黄色平行性”（Yellow Parallelism）。我认为其他族裔的美国同胞们并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华裔美国人受制于一种假设：若无其他证明，华人会被假定为外国人；若无其他证明，华人会被假定为异文化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声明自己的美国身份，并提醒有不同背景的、我的同胞们，正是在这样一个弥漫着不安的时刻，当崛起的中国及其投下的阴影使美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黄金时代已经离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全体美国人都应该有意识地避免将外来性（foreignness）和相异性（alienness）的假设，强加于看起来像中国人却不一定是中国人的人身上。我想指出的另一点是，今天不同族裔的美国人所共同感受到的，由中国造成的不安，在某种程度上是错位的。我并不质疑中国的崛起，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在未来一到三年的某个时候，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一天的到来，我不在乎这种通过特定计算方式得到的“第一”是否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在我看来，美国将会保留一种更深层次的、持久的比较优势。我把这一优势浓缩在这样一个例子中：美国创造了华裔美国人，中国并不创造美裔中国人。我们创造多样性的能力，我们创造混合性的能力，我们从地球各个地方吸引才能与灵感的能力，我们不仅欢迎他们进入美国，还允许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去重新定义美国。
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代中国人不能抱有同样的多样性精神（hybridity），抱有同样的对心灵与其他影响的开放精神，去生活和实践。当然，这些精神正在中国出现。我想对我的中国朋友们说的是，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能够作为由语言、文明和文化内核所凝聚的群体的一部分，参与这样的讨论。讨论中国性（Chinese-ness）中的哪些部分是向上的、有适应力的，哪些或许会阻碍社会的前进。而作为美国人的我也需要思考同样的问题。如果华裔美国人能够培育出这样的对话，以自身来体现这样的交流，促进这种沟通，我认为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和收获的美好未来。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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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嘴炮 只管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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