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分析：战略上失败 战术上闪光
伊拉克战争分析：战略上失败 战术上闪光
伊拉克战争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美军的“虎头蛇尾”。事实证明，美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个政权，却无法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
其实，美国人做事常有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急功近利倾向。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的军事理论界，长期存在着一种重技术和战役战术层面研究的倾向，认为战略上的不足可以用技术的先进和战役战术的胜利去弥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蕴涵实用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多变特点，表现在战术运用上，则没有太多条条框框，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只要能达成作战目标、减少伤亡即可。
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是“推翻萨达姆”、“解放伊拉克”。因此，战争一开始美军就选择了以直击要害为主的空地一体“快速决定性作战”
冷战后，美军发动的战争几乎每次都采取不同的战术方式。1991年的海湾战争，运用了“先空中打击、后地面突击、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线式机动战”；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运用了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对称、非接触”战术；阿富汗战争，出现了全频谱支援的特种作战；伊拉克战争，又实践了以直击要害为主的空地一体“快速决定性作战”，并极大地震动了世界军事理论界。
实战效果的出色，来源于军事理论的先进。“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上承“战略瘫痪论”的基本思想，下为军种作战构想提供框架和指导，是美军作战理论的核心。“快速决定性作战”强调以效果为基础，将作战目的集中指向摧毁敌装备、设施，解除敌武装，而不再是消灭敌“有生力量”。因此，争取“快速主导”，控制作战进程和结局，不仅是美军的主观愿望，而且变成了不以伊拉克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进程。
其实，这也是美军从一开始就投入地面部队的根本理由。在一场战争中使不使用陆军，如何使用，关键取决于战争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既然美国将伊拉克战争的目的锁定为“推翻萨达姆”、“解放伊拉克”，也就决定了美军必然要使用地面部队。
从理论思维的根源上分析，这种带有“决定性会战”色彩的战术有其明显的历史传承。从瑞士著名军事理论家约米尼的“针对决定点进行决战”到克劳塞维茨强调攻击敌方作战重心理论，包括德国古德里安装甲战的核心思想，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于主要方向，对敌实施突然进攻，扰乱并摧毁敌整个防御体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美军作战理论虽多次修改、更新频繁，但其核心思想并没有太多变化，仍然是以投入决定性力量、实施决定性打击、夺取决定性胜利为根本指导思想。这种决战思想，可以说是美军作战理论的核心和灵魂。
战争初期，围绕有效控制的“群岛”式城市进攻战术迅速达到了围攻巴格达的目的。此后，美军的城市进攻战术灵活多变，打破了其不善城市战的怪圈
“群岛”战术是美军作战新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如果把整个战争涉及的地面战场看做是一片海洋，伊拉克的一个个城市就是其中的一个个岛屿。美军的作战目的并不是要攻打城市、占领城市，地面战的根本目标是巴格达，对于其他城市只要能够有效控制就可以了。对此，美军多采用“围而不歼”的战术，对重要城市进行控制而不是占领。后来，这种“群岛”战术演化为许多具体的城市进攻战术，在费卢杰一役中，美军彻底打破了自越战以来的城市作战噩梦。
首先，全面侦察。及时准确的情报是城市作战成败的关键。在伊拉克战争的城市作战中，美军放弃了以往过分依赖侦察卫星和侦察飞机的做法，除了运用各种技术侦察装备外，对伊临时部队提供的情报资料亦格外重视，力求通过多种手段，全面侦察反美武装情况。
美军一方面在作战前就向城中派出特种作战小分队进行侦察，引导部队突击和围剿；另一方面起用了伊军充当向导并帮助美军甄别敌人。正是依靠“土洋结合”的方法，美军准确地掌握了反美武装的一举一动。
其次，化整为散。城市战多为混战，街道纵横，建筑物林立，战斗车辆只能沿街道机动，重装备不易发挥作用，多数情况下，要与反美武装进行逐巷逐楼的争夺。加之城市作战本身就不便于战斗车辆机动，人员必须下车。因此，在战斗中，美军一般会集中8名至12名士兵的绝对优势力量对付1名敌军。在作战编组上，美军更强调“化整为散”。在保持整体绝对优势的同时，以小分队战斗的方式确保其兵力兵器发挥最大效果。
第三，火力主导。所谓火力主导，是指地面快速突击和空中精确打击密切配合，充分发挥火力作用。巷战中，美军有着严格的火力区分。这些火力分工明确，实施密度大，对敌方保持了有效的火力威慑。
在先期准备和外围战斗中，美军炮兵常通过火力准备和火力急袭的方法，先摧毁城区外围目标。随着美军进入城区，炮兵火力则主要是支援下车步兵的机动。而空中火力则以战术空军及陆航攻击直升机实施空中支援为主，主要摧毁已查明的重要目标，打击临时出现的目标。
最后，逐次逼近。在伊拉克战场，美军吸取了以前巷战的诸多教训，在战斗过程中并没有急于全线压上，而是非常重视“群岛”战术的细化运用，即先孤立后夺取，集中精锐击敌要害。先以强有力的兵力突击和火力封锁控制进出城市的道路，夺取城市周围的有利地形，孤立城市守敌，而后再层层深入，对城区发起攻击。
在伊拉克，美军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中心战”的重要。依托此设计的反游击战术大幅度地提高了美军的软性战斗力
在伊拉克战争实践中，无论是美军的基层指挥官还是高层的军事专家人员都发现，在面对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的“非正规”战斗中，了解敌方的作战动机、战术意图和文化背景，要比单纯应用精确制导武器、无人机等高科技含量的武器技术系统有效得多。美国自己更意识到，许多高科技武器面对山区和城市中的游击战并不奏效，经济上也非常不划算。
特别是在陷入“游击泥潭”之后，美军才开始改变习惯于用技术手段解决战争问题的思维方法，提出和开展“文化中心战”，并采取启动“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从文化层面转型情报机构、提高军人学习和思考能力等措施。
在2007年美国陆军协会会议上，国防部长盖茨提出新的陆军改革方向，认为陆军应该更注重训练外国军队，掌握更多外国语言和习俗，重视“文化”在战争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中心战”理论。
一般来讲，军事作战能力分硬性战斗力和软性战斗力。前者主要指武器装备的技术先进性；后者包括军人精神品质，部队士气，对作战地域的文化、宗教、民族等知识的了解和把握能力。
在现代战争中，以文化等为要件的软性战斗力对战场胜负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因为，人类的暴力行为虽然继承了动物社会的许多本质和特征，但它毕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一路走来，并不断强化自身的存在和影响。
所以，人类战争中亦有相当部分内容属于文化的范畴。就此意义而言，文化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是当初靠军事技术优势“打下”伊拉克的美军，后来不能再单靠坦克和机枪去对付反美武装以及无法有效应对伊拉克游击战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围绕“文化中心战”设计的反游击战术，更多的是着眼解决战争中的文化问题，有时它甚至比“火力杀伤”更有威力。随着文化感知能力的提高，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后期一定程度上也算打破了尴尬的文化窘境，开始更加适应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文化环境，也使反游击战的效率大幅度提高。
以“混合战争”理论为指导的非正规作战战术，使美军实现了从履行一般任务向“多任务”部队的转变
打一场仗，进步一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都是美国军队的可贵品质。以“混合战争”理论为指导的非正规作战的诞生就是典型例证。
混合战争是在同一战场空间，所有参战部队同时进行多种作战样式的一种战争形态。“混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战力量高度一体化，包括“物质和心理、战斗与非战斗力量”；二是作战样式高度融合，包括传统战争、非正规战、反恐怖袭击和反武装暴乱等各种作战样式。目前，美军已在2010年版《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将该理论正式作为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战略指导。
“混合战争”理论的提出，以及非正规作战地位的提升无疑不与伊拉克战争息息相关。在提出和发展“混合战争”理论的同时，美军越来越重视非正规战，将非正规战置于与常规战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说的那样，“为真正取得克劳塞维茨所定义的胜利——即达成政治目标，美国需要一支具备两种相配能力的军队，既能踢翻大门，又能随后清理混乱甚至重建房屋。”
可以说，盖茨的这种比喻非常贴切准确。正是伊拉克战争的实践使美国认识到，未来军队的力量建设不但要强化“踢翻大门的打击性力量”，更要积极筹划“重建房屋的建设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使用“建设性力量”更为重要。
在作战能力建设方面，美国国防部2009年1月出台的首份《四年任务使命审查报告》第一次将非正规作战纳入美军6个核心任务之中。这六大任务分别是：国土防御和民事支援行动；威慑行动；大规模作战行动；非正规战；对稳定、安全、过渡与重建行动的军事支援；合作安全中的军事行动。总之，非正规作战拓展了军队任务领域，使美军实现了从履行一般任务向“多任务”部队的转变。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战术运用方面也暴露了太过依赖科技力量的弊端，从而导致指挥者本身的能动性和战术灵感无法有效发挥
与东方不同的是，西方民族崇拜力量，喜欢征服。西方民族在战斗实践中，虽也有施计用谋的行为，但远不如东方民族那么自觉、执著和强烈，施计用谋的深度、广度和机敏、细腻程度更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尽管美军一直谋求使战场透明化，但战场终究永远无法完全透明。作战指挥无论在何种时候都无法摆脱谋略的牵引。然而美军在推进信息化的进程中，伴随着战术指挥本身的程序化，使指挥者本身的能动性和战术灵感无法有效发挥。
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指挥印证了这一点。美军迅速取得的胜利并不能掩盖其战术理论发展严重落后于军事装备技术发展的事实。战争中，美军各军种及各作战单位在战场上的协同仍有待改善。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孤军冒进的第3机步师是美军指挥上的一个明显败笔。此外，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也暴露了太多的容易遭受攻击的薄弱环节。
在战争中，西方民族为了击败对手，始终把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放在首位。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武力有巨大的作用。只有在国家实力相等的条件下，法律和正义才会扮演角色；否则，强者会随心所欲，弱者将忍气吞声。”当武力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时，战争也就被理解成了暴力的无限度使用的过程。所以才有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说法。
因此，在西方由古至今的军事活动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战术的制定是完全以军事实力为依据的，这其中实用性技术力量又是指挥者首要考虑的因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的物质形态和暴力的使用方式在近代以来的西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谋略制胜只是力量的补充。
由于太过强调和依赖火力，加之害怕人员伤亡，造成了美军地面部队遇到阻击时畏缩不前，在火力难以发挥作用时只能长时间等待。所以说，虽然火力打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把火力打击当做万能钥匙，就成了一种包袱。
因为火力打击的前提条件是对目标的准确定位和对己方以及平民安全度的有效评估。特别是如果目标隐蔽或流动性大，目标与非战争人群混杂或与己方人员距离过近，就难以发挥火力的优势。而这些不利于发扬火力的因素，恰恰被伊拉克反美武装很好地利用，常常造成美军的强大火力无用武之地。
从实用性出发，伊拉克战争成为美军新战术、新武器的试验场，也是美军最好的训练场
同人类历史上所有大的社会变革都需要反复实践一样，当前世界范围的军事变革也需要反复实践的推动和检验。作为特殊的实践，战争不仅检验军事变革的物质成果和思想成果，而且是对参战国家在军事变革中的观念、机制、行动和成效的客观检验和评价。
美国人深谙此道，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种种战术战法、武器装备在伊拉克不断地进行试验、测试、修改和优化。
数字化部队、轻型打击旅等新部队进行了部署和作战来试验如何应对低强度的游击战、城市战；无人机被广泛应用并开始了攻击试验；悍马被证明不符合低强度游击战争而被防地雷车取代；M1A2/A3被证明在城市作战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因此要发展M1A4；单兵防护装备不断提升，单兵作战能力不断提升；直升机的作用不可取代，但也受到了挑战；超高速、远程、精确是未来火力投射的发展趋势。
一支军队需要不断在战争中检验、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断挑战新的目标，其设想的敌人永远是强大的，需要军队不断提升战斗力，完善战术战法，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兵员素质。抛开这其中的诸多政治依附，就此而言，伊拉克战争军事价值就在于此。
（作者单位：西安陆军学院）美空军机构谈美军战术解释高技术如何改变战争
摘要:以及越来越依赖于承包商来进行保障.最终,美军的人力紧张是由于美军的技术先进性导致的.美军喜欢使用运用技术来解决军事问题的偏好解释了其文化偏好,这种偏好自从二战以来越来越明显.因此,过分关注于先进技术影响了美军的规模与构成.这也带来了……
资料图:美军战斗机快速增加的费用.
为什么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如此筋疲力尽？上世纪90年代,问题是美国军队是否应该准备打两场“主要地区冲突”,或者只打一场.没有人想到小型作战可能产生问题.不过2006年7月之前,伊拉克行动动用的兵力还不到“沙漠风暴行动”的三分之一,但是已经使美国陆军感到非常吃力,以至于人们都公开争论美国陆军接近崩溃的程度了.原因很明显,美国陆军缺乏伊拉克战争所需要的资源.本质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美国的军费占全球的二分之一却不能支持一个可以进行中等强度作战的军队呢？我认为美国军队的压力直接来自于过分注重技术解决方案而忽视了战术、战略问题.这种做法根植于美国问题,美国文化特别倾向于技术最优化.由于攀升的采购费用与不断上涨的后勤需求,过分关注于提升技术水平了获得质量优势致使美国军队太小了,满足不了战场的需求.十几年来,我们一直都听到关于美军人力太过紧张,以及接近崩溃边缘的说法.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是反映出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之前早已面临的真实问题.例如,科索沃战争中动用了美国20个空军战斗编队中的7个,并需要预备役人员来进行空中加油.科索沃战争中对侦察与电子战飞机的需求也使得空军不得减少了对伊拉克禁飞区的监视.这都反映了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军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毫无疑问地普遍人员配备不足.很明显,由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兵力削减,到了2003年末的时候伊拉克战争的兵力需求使得美军人员非常紧张.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继续,很显然那些预测说到点子上了,维持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使得美国陆军几近崩溃.为什么这些作战行动使美军感到压力很大？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防务预算,第2大的现役部队,当考虑预备役部队时军队规模在全球排名第7.如果说有任何国家可以应对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美国.不过,即使有6700亿美国的国防预算,美国都认为部署一支20万的军队都很困难.很有趣的是,“沙漠风暴行动”的美国部队并没有出现任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部分解释是美军能力与需求并不匹配.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的大部分军队是陆军,所以这些作战行动的重任都由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承担.“沙漠风暴行动”中的情况也是一样,但是沙漠风暴的持续时间较短使得军队的大规模部署更容易一些.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数据,2005年6月期间,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部署的兵力平均为17.5万到20万.根据现役部队与预备役部队的可用度,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这种部署水平无法维持.2006年1月份,实际上陆军、海军陆战队、国民警卫队的所有可用战斗部队都至少部署到阿富汗或者伊拉克一次.许多部队都已经部署2、3次了.许多国民警卫队与预备役部队早已超过了在5年内部署2年的上限,将全部作战重任放到了现役部队肩上.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太小了无法维持作战行动.为了维持一支职业化的陆军,轮换比率应该为3:1,这意味着当一个部队海外部署的时候,另外两个部队应该在本土.较高的部署率很可能使得军人决定放弃军人职业,降低了军队的稳定性,使得维持军队更加困难.部署17.5万到20万的兵力就需要有52.5万到60万的兵力.这一数字已经很危险地接近了美国陆军现役部队兵力总数（大约70万）.当您考虑美国本土之外的其他部署（韩国、冲绳、欧洲）及其需求的时候,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使得陆军人力紧张.本质上讲,美国军队存在人力缺陷,如果不着手解决则可能更严重.伊拉克战争的结束暂时缓解了这一问题,随着部队从阿富汗撤退人力紧张的情况会进一步改善,但是军队人力紧张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不仅仅是一个影响美国陆军部队的问题.科索沃战争中面临的挑战揭示了空军如何可能出现人员紧张的情况.按照目前的职责海军很可能出现人力紧张的情况,因为海军的战舰很少.尽管每一艘战舰作战能力都很强大,但是它不能同一时刻出现在两个地方.因此,自从冷战结束时舰队逐渐缩小的规模早已造成了一些问题.例如,海军目前不能提供足够的战舰来控制索马里海岸的海盗.目前各国海军在索马里部署了共30艘战舰,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可能需要数倍于现有战舰的数量.未来,海军的规模可能在我们与中国对抗的时候造成问题,中国的海军可能早已超过了美国.美军甚至存在用尽关键的弹药的风险.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一次.科索沃战争中,空射巡航导弹几乎消耗殆尽,以至于空军必须省着点用.由于较高的费用,拥有与管理最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库受到了一定限制,所以当每一次需求激增的时候就可能消耗殆尽.例如对伊朗核武器项目的军事打击可能极大地依赖于一种新式大规模突防弹药,它重达15吨,但是五角大楼只买了20枚.为什么美国拥有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防务预算,却没有足够的陆、海、空部队来执行中等强度的作战行动.直接的原因是军队规模日益紧缩,目前军队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最小规模.这种情况由于军队中人员结构的改变变得更加严重,即战斗部队（牙齿）规模缩小而保障部队（尾巴）扩大.尽管防务预算要比60年之前高,但是军队却更小了,执行任务所必需的战斗部队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更小了.这种改变主要是由于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尽管先进的技术确实使军队在各个方面更加有效率,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更大了.这种情况由于美国军队文化队技术解决方案的偏爱变得更糟糕,这也导致了大量使用先进的技术来维持绝对优势.在预算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坚决采用高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是削减人员与装备.此外,日益先进的武器需要更多的后勤保障,这就使得大量人员从战斗岗位转换到保障岗位,以及越来越依赖于承包商来进行保障.最终,美军的人力紧张是由于美军的技术先进性导致的.美军喜欢使用运用技术来解决军事问题的偏好解释了其文化偏好,这种偏好自从二战以来越来越明显.因此,过分关注于先进技术影响了美军的规模与构成.这也带来了军队人力紧张的经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美国国防政策的问题,也带来了其他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应对美国技术优势的问题.最终我们必须思考这一基本规律对于美国国防来说意味着什么？技术与美国的战争方式美国的战争方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点,对于军事组织与采购都具有一定的影响.第一个特点是为了任何政治目标发动战争,同时把重点放在了消灭敌人上.美国军队领导人从传统上讲不赞成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即战争只是政治通过其他途径的继续,因此美国的战争方式可以被认为更像是战斗而非战争.美国将军通常在作战期间都会厌恶与抵制政治家的干预,大部分民众也喜欢将战争交给专业人士.第二个特点是战略唯物主义,这主要是由于国内战争时期之前美国军队可以运用的资源非常丰富.这使得美国更加偏爱通过使用火力与物资优势来打击敌人,而非通过技巧.物质优势被认为是一种避免伤亡的方式,这正是美国精英想要的,因为他们认为民众反对伤亡.因此,在每一次主要的战争中,从国内战争开始,美军（除了国内战争时的南方部队）相对于欧洲国家军队来说装备得有些浪费.从国内战争到朝鲜战争,这两个特点不断地被重复.在这一时期的每次主要战争中,美国都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参战的.美国都是通过大规模动员民众与经济来应对战争,并且试图完全击败敌人.尽管并不是总能成功,但是国内战争时北方军队的胜利以及二战时盟军的胜利,再加上一战时没有完全击败德国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加重了美国关于战争方式的偏见.朝鲜战争从两个方面打破了这种模式.首先,当中国干预之后,对于美国来说不通过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是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其次,加上柏林危机,很显然冷战已经开始,这导致了美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保持了一支大规模军队.建立一支大规模军队使得美国以一种在战争期间预算较少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的方式来设置军队的结构与装备军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了战争方式,因此也影响了一个国家如何准备战争的方式.这里一个非常相关的文化偏好是将应用技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尽管对技术公开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有助于解释欧洲为什么可以在19世纪成为了世界的主导,但是美国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它将技术作为了一种万能药,是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这种对技术解决方案的关注是军队唯物主义的一种合理延伸,尽管下面还要介绍一些特别的后果.自从冷战开始,技术被认为是若干战术、战略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避免美国伤亡,减少附带损伤,压制美国对手的相对优势.此外,美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将发展最先进的军队作为一种终极目标.在冷战时期这种对技术解决方案的偏好不断地显示出来.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应对大量苏联常规部队在欧洲带来的威胁,决定使用核反击――“新面貌（new look）”）.这包括了军队的普遍缩减以及重点发展战略核部队,其中主要是空军.自从常规部队出现了大规模裁减,所有的三个军种（陆军、海军、空军）都在开展它们自己独立的核项目.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后期,很显然美国无法再依赖核威慑来保护欧洲免遭苏联打击了.苏联战略核部队（包括第一个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建立揭开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时代.自从双方已经有了使用战略核武器摧毁对方的能力,美国的核威慑再也不能被当作一种防止对欧洲进行常规攻击的有效方法.作为应对,肯尼迪政府制定了“灵活反应”学说来处理和解决这种新的战略现实.军事战略与事务方面的民事专家们在罗伯特&麦克拉马拉（robert mc-namara）的领导下试图使军队更具适应性,而并不采用核大战末日的可能采取的方式.尽管这时考虑了常规部队,但是美国主要试图以北约的质量优势来应对苏联的数量优势.美国引入全新一代的武器,包括m-60主战坦克、f-111“土豚”战术飞机、f-4“鬼怪ii”战斗机,海军也增加了新的反潜能力.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同样也表现出了对技术解决方案的偏好,以及使用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为了应对北越的防空,美国空军和海军开始大量部署电子对抗飞机和反雷达导弹.为了提供有效打击游击队员所需要的机动性,首次部署了空军机动师,并广泛在战争中使用了直升机.为了切断北约与老挝柬埔寨的后勤补给线,美国新研制和开发了新的传感器组合,可以从远方提供目标数据.我们也在越南战场看到遥控驾驶飞机,或者说是靶机,第一次大量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最终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无法弥补政治战略在赢得战争方面存在的不足.1974年随着征兵的结束以及军队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取得并保持质量优势的努力日益增加,部分是由于越南战争之后人们对日益增加的伤亡率感到反感.称之为“弥补战略”,它涉及系统地推动新技术（例如信息技术）,发展新装备来应对苏联的数量优势,尤其是当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加速了现代化建设之后.这一期间出现了新一代军事装备,包括m-1“亚布拉姆斯”主战坦克、m-2/3“布莱德利”步兵战斗车、f-15与f-16战斗机、f/a-18战斗攻击机、f-117隐形战斗机、b-2轰炸机、“提康德罗加”级(ticonderoga-class)导弹巡洋舰以及“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惊人表现似乎验证了关注于技术解决方案的正确性.越南战争之后研制的装备,包括精确制导弹药、全球定位系统、联合预警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隐形飞机与其他一些平常的硬件作为弥补战略的部分研制出来,为海湾战争一边倒的胜利提供了可能.上世纪90年代,美军日益关注于精确制导弹药,将其作为一种避免美军与平民伤亡的一种途径,实现了莱斯利&盖博（leslie gelb）所称的“完美摧毁”.正如科索沃战争中所展示的那样,技术进步使得美军实施军事压制更加自由.当2001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成为国防部部长的时候,他坚定地相信技术具有可以作为众多战术、战略问题解决途径的优点.他决定一改军事文化中由于反对风险、反对伤亡率而采用大量兵力的做法,而是倾向于精确使用兵力,即盖博所说的完美摧毁.这包括通过更好的侦察与通信能力减少或者消除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战争迷雾,以及增加精确制导弹药的使用以使战争更具预测性,使军队用少量兵力完成更多任务.特别是,拉姆斯菲尔德试图通过增加个体能力以及运用战争机器人（例如无人机）来提高军队的效率.2003年成功入侵伊拉克似乎验证了这种方式的正确性.尽管技术乐观主义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国防计划的特点,但是每个军种有其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反应了他们对技术的态度.空军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部门,因为它由技术所定义,自从1947年创立之后就特别强调其核心技术.海军技术含量也很高,但是作为一个老的兵种它的传统限制与控制了其技术热情.陆军对技术的态度一般,认为技术是获得相对于敌人优势的途径.海军陆战队最不看重技术,由于其勇士道德与长期预算紧缩的历史,使得其组织文化集中于人员而非装备.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军种文化的关键差异可以归结为“为装备配备人员（空军、海军）”与“为人员装备武器（陆军、海军陆战队）”的差异.技术与美军难以置信的缩减作为一种常规,由于技术发展军事装备的费用总是要比通胀率增涨得快.特别是对于极度依赖于计算能力的现代武器来说,这一点非常正确.按照摩尔定律,军用计算机并不会在费用方面快速下降,因为他们缺乏较大的经济规模,大多数的军事硬件与软件都是按照用户要求设计的,必须不断地更新以保持安全.想要提高其性能也提高了其费用,特别是当发展多功能装备的时候.由于自身特点,多功能系统的研制非常复杂,部署费用也非常高.随着所采用技术的增加研发费用也快速增加.结果,新武器系统的费用总是超过预计,通常是最初预算的2倍.快速的技术进步已经是几十年来的常态,加重了这些问题.首先,由于预测到未来技术的改进所以每次生产的武器很少.这就增加了单个装备的费用,因为研发费用分摊到了少量的装备上面.经济规模所必需的大规模生产（减少了单个装备的研发费用）不断被推延.其次,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总是要等一段时间.这一方面推迟了新武器系统的引入,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费用.再次,利用技术进步来现代化现有武器装备的愿望一直存在,这也使得扩大经济规模非常困难.两代武器装备之间的费用增长、集成最新的技术、较小的产量使得美军武器系统非常昂贵.例如,由于费用超支与生产延迟,f-35战斗机的费用从2001年的6900万美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1.33亿美元.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f-35的造价是f-16的4倍（1985年的时候是3000万美元）.每架飞机的研发费用至少增加了2300万美元.费用如此之高的部分原因是f-35集成了尖端的技术,例如从f-16就开始研发的隐形技术.这些飞机也非常昂贵因为它们是多功能飞机,可以同时执行空中打击与对地攻击任务.小产量的影响对于b-2轰炸机来说更是明显.最初的生产量预计是132架,但是实际上只购买了21架.1986年的时候,空军计划采购132架b-2轰炸机,项目总费用583亿美元.当将产量减少到21架的时候,在研发方面的费用超出预算100亿美元,项目总的费用为44.3亿美元.尽管每架飞机最初的预测费用4.42亿美元非常不准确,但是根据1997年每架轰炸机7.37亿美元的费用,将生产量从132架减少到了21架必定使单价飞机的费用翻倍了.即使没有实现大规模生产,如果要实现最初计划的轰炸机数量,总项目的单位费用本不该超过10亿美元（7.37亿美元造价与2.27亿美元研发费用）,而不是21亿美元.另一个例子是f-22战斗机,它是空军首屈一指的可以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斗机,用于取代f-15战斗机.最初计划购买750架f-22战斗机.当产量缩减到183架的时候,单价飞机费用从1.49亿美元上升到了3.42亿美元.美国各军种都出现了装备费用攀升的情况.海军的新“朱姆沃尔特”(zumwalt)级驱逐舰（ddg-1000）是最新研制的水面战舰.其单位采购费用（并不包括研发费用）预计在43亿美元（2010年）.相比较而言,原定1991年服役的“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 级驱逐舰的单艘采购费用为22亿美元.逐渐增加的单位采购费用是由于使用了更先进的技术,例如更多的自动化技术,以及体积的增大（原来计划9500吨,而最终为15500吨）.由于较高的单位价格,“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在其第3艘开始之后就停止了.结果,93亿美元的项目研发费用使得单艘平均费用高达74亿美元.相比较,“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生产一直在继续,有63艘服役或预备服役,所以研发费用已经分摊到了大量的生产流水线上了.图1显示出了随着时间推移单位费用日益增加的本质.正如你可以看到的,对于作战飞机来讲两代之间的单位费用呈指数型增长,其他装备（例如战舰）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装备紧紧地贴着技术可能性的边缘,那么也很可能不可靠.尽管随着时间推移部件可靠性有望改善,但是为了提高性能而将更多的部件塞到同一个系统中就有可能抵消掉单个部件可靠性提高的好处.此外,还极大地增加了几十年后作战与维修的费用.例如,空军的作战与维修费用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增加了20%.这直接与部署更加先进的装备有关.例如,预计f-35的造价要比它要替换的f-16超出1/3.b-2轰炸机每飞行小时需要60维修人时.当你考虑所有作战与维修费用（人员、装备、燃料、维修等）,飞行小时平均费用从1970年的4800美元上涨到1985年的11000美元,现在已经达到了23000美元.增加军用装备的技术先进性也对人事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当量的重要性减少的时候,部队质的重要性更加重要.这主要是由于有效使用更加先进的装备需要更多的训练,成功完成这些训练的能力是以部队在智力与教育方面基本素质为参数的函数.高素质、敏捷、训练有素的部队不可能有很多,而低素质的人员却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复杂武器.1974年军队朝着全志愿化方向发展使得人员配备更加困难与昂贵.尽管招募者仅仅是需要服役,但是志愿者需要被吸引.这就需要在市场上、招募上、较高的薪金上、更好的福利上投入.自从“9&11”事件之后,人员费用快速提高,总的工资与福利费用在2000年到2011年间从7.33万美元提高到了12.68美元（提高了73%）.增加的第三部分是由于退役人员的医疗费用,这一费用可能继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增加.招募与训练训练也在上升.2008年一年,据估算招募与训练1万名战士费用为12亿美元.理解技术进步对美军影响的关键是预算环境.正如图2所示,自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的国防预算按照美元价值来讲一直都很稳定.在这一阶段,除了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国防预算按照2009财年美元价值来说,从来没有低于3430亿美元（1955年最低）,在和平时期也没有超过4500亿美元.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装备与人员费用急剧提高而预算相对稳定所带来的结果.尽管2009年国防费用受到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但是即使是除去了这部分费用（根据国防信息中心的数据为1550亿美元）与1981年相比较美国仍然多花了38%,而战斗装备数量只有1981年的一半.正如以上的讨论,这种趋势很大部分是由于技术改变以及广泛使用尖端技术而使装备费用的增加导致的.对于海军来说,由于维持这么多艘航母情况更为糟糕,航母牺牲了大量小型战舰.为了省钱,大多数国家的海军都转向了小型战舰,但是美国以很高的代价来弥补这种趋势.技术与正在改变的“牙齿-尾巴”比率对于高技术的关注也使美军的“牙齿-尾巴”比率朝着小牙齿（战斗部队）与大尾巴（保障部队）的方向发展.先进的武器系统通常都需要更多的保障,部分是因为它们可靠性要比简单武器系统更差.常规是一个部件的费用越高,保持其正常所需要的维修小时将越多.因此,自从二战以来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先进装备加大了军队的全面保障需求.目前,美国“牙齿-尾巴”比率非常低,特别是对于空军.只有16%的美军人员专门从事作战（例如装甲兵、步兵、侦察兵、航空兵、水面舰艇人员）,这一比率要低于任何北约国家（除了法国与波兰）,以及中国、印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韩国与科威特.军队中战斗人员如此之少让人有些吃惊.例如2003年4月,美军只有7.1万名步兵,这只占合成陆军与海军陆战队的10%,或者全部美军的5%.在某种程度上,美军的大尾巴是其全球投送能力的后果,但是大部分是由于战斗部队后勤保障需求提高导致的.在过去100年军队技术越来越先进,其直接后果就是保障部队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基本上讲,每一代武器装备要比之前一代需要更多的保障.在过去100年,技术改变对于逐渐下降的“牙齿-尾巴”比率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法国部署军队的50%是战斗部队,之后军队向机械化转型（主要在二战期间）战场上的战斗部队从来没有超过40%.自从二战以来,这种趋势呈下行态势,尽管在伊拉克战争中出现了逆转,2005年时战区部队的40%是战斗部队.这是两方面原因的结果:一方面是史无前例地使用了承包商保障,另一方面动用了科威特的保障部队.当考虑到承包商与科威特的保障部队的时候,战区只有25%的人员是战斗人员.注意到伊拉克部队中战斗人员的百分比（40%）与陆军、海军陆战队中战斗人员的比例（25%）存在不一致.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重担落在了陆军与海军陆战队的某些战斗部队与保障部队肩上（例如民事与心理战部队）.冷战后期对于军队（包括现役与预备役）的要求使得非战斗任务的外包（有时也有战斗任务,但是很少）给了承包商.承包商对于为美军部队提供支持越来越重要.这主要是由于冷战后期部队缩减,想要尽可能多地保留现役战斗部队,以及对于现有部队的高需求.外包后勤保障功能要比战斗功能更容易,所以我们常常见到后勤保障的外包.特别是,承包商主要用于为非常先进武器系统（例如b-2轰炸机与海军舰艇）提供维修.在伊拉克战争中大量的承包商用来保障美军作战行动,总数超过了美国盟军部队.他们发挥着关键的功能作用,因为取代伊拉克安全与后勤承包商（共计11.3万人）将需要25万名额外的军人来保持正常的人员轮换.这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看到的美国陆军努力地向伊拉克增兵6.5万人.所有这些影响的结果是军队在战场上部署更少的却非常先进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中的战斗人员越来越少,但是却非常依赖于承包商的保障.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这些压力已经减少了不少,情况会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继续改善.然而,如果美国需要在未来使用部队的话,过去十年经历的人员紧张可能还会发生,除非改变部队的结构.即使是一般性的日常行动也可能对有限的资源造成压力.现在美国很容易由于任何持久战而感到人员紧张,甚至是日常作战行动都可能产生问题.实际上只有两种减少人员紧张可能性的途径.一个是增加军队的规模.例如,需要增加10万到20万地面部队来应对现有的安全威胁.由于基本国防预算（不包括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开销）并不占gdp很大比例,原则上还可以再提高一些以扩充军队.这并不是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大规模预算加大了装备采用最先进的可用技术来研制的可能性,并不能缓解军队人员紧张的问题.实际上,由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相应的保障也随之提高,这可能会使情况更糟糕.自从1980年以来国防预算增长了大约40%,而军队缩减了1/3,战斗装备减少了一半.仅仅是向军队投入资金并不会扭转这种趋势.不论如何,美国基本国防预算预计在未来几年会保持稳定,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出现了其他一些情况,那么预算很可能在短期内减少.另一种途径是在现有预算中节省费用以使节省出的钱用于扩充军队.例如,终止不必要的武器项目可能会节约出资金.实际上,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美国国防合同政策使得现有项目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当武器项目被削减的时候,一般的做法是用新的项目取而代之,或者给与其他形式装备相关的补偿.这种行为严重地影响了砍掉项目的好处.此外,消减武器系统节省的钱也很少,因为资金已经分摊到了若干预算年中,合同中经常包括项目取消费用.即使有些资金可以节省出来,较高的人员费用也使得增加美军规模非常昂贵.实际上,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停止向部队花费那么多钱,但是在政治上这样做并不受欢迎,尽管并不是不可能.国会提高了工资与福利以奖赏军人及其家庭,任何控制这些费用的企图都面临着强大游说团体的反对.这是一个长期问题,因为增加人员费用（特别是医疗费用）可能会威胁到采购与维修预算.事实上,为了减少人员费用（因此可以保护采购与维修预算）,陆军正在减员,尽管这提高了未来人员紧张的可能性.一种更加有希望的方式是改变采办过程,这样军用装备不会尽可能使用最新的先进技术,也并不试图完成所有任务.这可能降低费用,采用为有这样一种指标,最后10%的能力可能需要1/3的费用,出现的问题占所有问题的2/3.这样做也可以减少后勤保障与维修需求,使部队从尾巴又变成牙齿.这可能是解决问题非常有效的方式.例如,如果按照目前的水平军队可能降低2%的保障人员需求,就可能将3万人转变为作战人员.这使得为军队增加了10万人也微不足道,因为按照目前的人员配备规律这只能增加1.6万战斗人员.这样做也可能从装备预算中节约出钱,因为装备将需要较少的研发费用,造价也会更便宜.所以建议美国发展轻型涡轮螺旋桨攻击飞机,而不是仅仅依赖于f-35这样的喷气式飞机以及“捕食者”无人机进行空中支援.这将得到一种采购与操作费用低、维护容易的空中支援平台.尽管并不能再在过去相同的威胁环境中作战,但是这可能为美国提供更多灵活的选择.采购程序的改变并不可能发生.可能美军愿意接受并不那么尖端装备的情况是缺乏资金的时候（例如冷战之前的和平时期）或者紧急时刻.战时的需求使得采办朝着以最低价格大量购买方向发展,而且喜欢简单而便宜的设计.例如,在二战时期“自由轮”（liberty）与m4“谢尔曼”坦克并不是技术非常先进,而且可以大量购买,这种特点也是那个时期所需要的.二战之后没有哪一次战争规模大到必须采取战时采购模式的,同样也是从二战以来每次战争中解决方案都要比问题本身更糟糕.其余的时间里,主要的倾向是生成“99%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也是我们的采购系统如何建立的原因.这种采办模式是国防工业、国会固有利益与军队文化中技术乐观主义的产物.因此,改变美国的采办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可能以可持续的国防特遣部队的形式进行改变,这种组织形式建议缩减军事费用与项目.然而,这实际上并不能缓解人员紧张的可能性,因为这一建议涉及削减美军.特遣部队的建议也不可能实施,因为他们面临着国防工业游说者与代表国防工业议员的强烈反对.结果,美国位于“费用/质量”频谱的顶端,使用质量非常好的装备,但是费用也非常高,似乎特别看重先进技术.空军与海军都坚持购买昂贵的多用途飞机,尽管自从越南战争以来其主要任务是地面攻击.在f-35项目中这种行为一直继续,尽管这一项目有些拖延.空军也正在研制新的远程轰炸机,而且目前为止资金还很充裕,这是一种空间飞机（x-37b轨道测试飞机）,用来回收受损的军用卫星,并且可能攻击敌人卫星.此外还研究了超音速技术飞机,这种飞机可以对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快速远程打击.海军持有11艘航空母舰,并继续采购非常先进的战舰,如ddg-1000与“濒海战斗舰”（littoral combat ship 缩写为lcs）.陆军正在测试新的单兵武器（xm25）,可以发射在远处爆炸的弹丸.当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时候,每杆步枪大约3.5万美元,每颗子弹25美元.这要比m-4步枪贵得多,目前标准的单兵武器需要更多的保障.所有的军种都在试验有可能使敌人装备与导弹失能的电磁武器.一种似乎有可能缓解这种预算压力,并生成更有效的部队的技术是远程控制飞机,或者说无人机.在过去十年无人机（远程控制飞机）的使用急剧增加,目前它们的总飞行小时数已经超过了有人飞机.“捕食者”无人机的费用要远小于它们替换的飞机,如用于地面支援的f-16战斗机,可以更自由地部署到危险的环境中,因为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安全地待在地面.特别是无人机在作为侦察与火力平台方面非常有价值.未来,我们有可能在地面、海上看到更多的机器人.无人机要比他们替换的飞机更简单,因此需要较少的维修与保障.然而,无人机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人员紧张,至少从近期看是这样.由于75%的无人机外包给了承包商,所以评估其部署对美军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外包保障掩盖了军队真实的保障需求,而非真正地减少它.事实上,无人机比要替换的飞机需要更多的保障,至少目前是这样.由于缺乏冗余系统以及无人机要比有人机更可消耗的观念,无人机的效费比可能被较高的损失率所抵消（部分原因是它们造价便宜）.其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在运用技术获取军事优势的成功使得那些有实力承受的国家为之效仿.目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全面效仿美国,所以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能力.英国与法国大幅度地停止建造海军战舰.其他北约国家已经完全放弃了某些武器系统或者能力,例如荷兰放弃了海上侦察,丹麦放弃了潜艇.这也是为什么北约拥有大比例战斗部队但是仍然需要美国在打击利比亚的时候对其进行支援的原因.一些竞争对手,包括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进行一些武器系统能力接近美国类似武器系统的现代化项目.俄罗斯通过军队专业化与提升装备能力来对抗美国常规优势.其他试图模仿美国的国家面临着两个障碍:一是单个武器系统太过昂贵,二是大多数国家缺乏需要训练有素、教育程度高、长期服役的专业军人来操作高技术装备.这可以认为是技术财政密度与使用技术所必需的组织成本的函数.财政密度指从新装备相对于所替换装备的单位费用来讲,采取某种军事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动员.组织成本指人员掌握新任务的能力与从根本上改变组织运行方式的意愿（文化灵活性）.由于关键技术相关的较高的单位费用美国发动战争的资金密度非常高,例如无人机与隐形技术.这本身限制了许多国家效仿美国的能力,因为他们缺乏资金.随着费用下降,我们将看到更多国家采取新技术,因为组织成本相对要低.网络战可能需要较少的资金密度,因为可以广泛使用商业部门的相关技术,但是它可能需要较高的组织成本,因为网络战是一种新的作战方式.这可能限制某些国家的运用这种技术能力,例如中国,即使他们试图发展这种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苏联意识到美国在电子与精确制导领域取得的进步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时也无法效仿美军的原因.一个其他国家真正可能与美国竞争的领域是无人机领域.这种技术本身很新,也具有潜在的革命意义,所以无人机技术可以使美国现有的大部分常规武器过时,这就像航母在二战时使其他战舰过时一样.无人机使用起来也相对廉价,所以资金密度不会妨碍这种采购.操作无人机与打电子游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也减少了采用无人机的组织成本,因为潜在的“驾驶员”很容易找到.目前潜在对手应对美国技术优势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非对称方式.美国大量应用技术使美军获得了常规优势,但是也给对手创造了运用非对称方式对抗美国顶尖武器的机会.其中包括可以威胁美国坦克、战船、飞机的导弹；影响美海军的潜艇；影响美国通信与情报系统的网络战能力.采用非对称战术也是一种选择,例如攻击美军基地,或者使用非常规部队（由于技术改变变得更加有效）,而非直接与美国常规部队对抗.美军的常规优势可能被城市作战环境或者其他拥挤的地形环境所抵消.有极大可能降低美军优势的常规非对称方式主要集中于防空、导弹与潜艇.罗德&桑顿（rod tornton）认为防空炮兵与便携式防空系统（man-portable air-defense systems缩写为manpads）对于美国空军威胁很大,因为这两种武器可以使用使美军难以压制的被动传感器.这可能使美军必须从高空进行打击（这减少了效能）,或者增加了廉价防空系统对于昂贵飞机的威胁程度.尽管这些防空武器对美军最近开发的飞机（例如f-35）的威胁可能被夸大了,但是总体说防空系统相对于获得压制其的能力来说造价很低.同样,掠过海面飞行的巡航导弹提供了一种对抗海军优势效费比较高的方式,因为它使得舰艇必须远离海岸,基于航母的飞机用处也不大了.而且航母也容易受到大量廉价导弹的摧毁.潜艇也是一种对抗美军海军优势的有效方式,因为较为便宜的柴电潜艇难以在沿海水域被探测到,美国舰船将可能在冲突中需要在沿海水域活动.这些武器所产生的影响是美军在主要地区的常规优势越来越受到威胁,例如南中国海.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对美军造成的人员压力与过去质量与数量的折中有关系,这种折中本质上是由于国防资源有限性.军力是数量与质量的函数,所以过分专注于两者之一将会影响整体效果.数量对于长期战争来说特别重要,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使得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感到人员紧张的原因.因此,正如前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美国可能已经接近注重质量优势所产生效益日趋减少的转折点.伊拉克缺乏充足的部队直接导致美国在入侵之后所经历的问题.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出现,因为即使增兵,美国与北约也缺乏足够的地面部队来维护整个国家的治安.依赖于阿富汗部队并不是一种解决方案,因为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塔利班渗透的威胁非常高.这是技术如何减少某些任务的人力需求却不能减少所有任务人力需求的例子.这样,试图进行军事革命使得美军对于高强度国家间战争之外的战争毫无准备.火力杀伤力在以敌人为中心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但是在以民众为中心的战争中却不是这样.以民众为中心的战争正是美国发现自己在过去十年卷入的战争.难以平衡美军能力与美军可能的作战类型很可能在未来产生同样的问题.尽管美国缺乏真正的同量级对手,大多数意见认为美国需要获得全频谱的军事能力,这样它就可以执行任何类型的任务了.当然,这又留给了优先权问题,因为美国不可能同时在每种作战类型中都表现得出色.非常规作战方式,例如反叛乱与反恐对于美国就特别困难.反叛乱需要大量费用高昂的地面部队,所以为贫乏的资源加上了沉重的负担.恐怖主义为美国的敌人提供了以较低的代价进行破坏性攻击的机会,同时恐怖主义也由于全球范围的恐怖分子网络而具有挑战性.未来美国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又卷入了非常规冲突,但是仍然需要可以与主要的敌人打一场高强度战争.如果军队可以互换,那么平衡这些需求很容易,但是大多数军队不可以.一种解决方案是建立两个独立的军队,一个用于常规战争,另一个用于非常规战争与国家建设,但是这种方案是不可能被实施的.除了这一激进的方案,另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将强调新装备评估时的效费比与保障需求.这样做为增加美国战斗部队的潜力而不增加军费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在上面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方式可能增加美军打一场主要战争的能力,因为这将为美国提供更多的战斗部队,美军技术优势已经很大了,尖端装备可能对于维持常规优势并不是必需的.美国是一个在全球都有利益的超级大国,喜欢使用自由干涉主义.未来几十年美国军队具有应对任何常规威胁的能力.然而,除非从根本上改变美军人员配备与采办武器装备的方式,那么一旦作战节奏加大的时候军队的人员紧张就又会出现.随着技术改变继续,人员紧张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常态.此外,美国在常规战争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任何其他国家无法对其进行挑战可能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也是美国技术乐观主义令人意想不到的好的负面效果. 知远/剑南山
资料图:美国历年的国防预算（以2009财年十亿美元计）（数据来自军控与不扩散中心）.
资料图:美军规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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