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被保险人放弃索赔对日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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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放弃对日战争赔款?你必须知道的完整答案(1)
18:35:45 &占豪 & &
网名为“哼咚”的战友提出的问题:中日建交的时候,中方放弃对日的,怎么看?这个问题是很尖锐的,因为该问题时常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攻击新中国,特别是“果粉”中的一些人喜欢借此歪曲。对于这个问题,要想解答清楚必须分三个问题来看:一、谁最先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款?为什么?二、这笔赔款能讨还回来吗?三、中日建交时中国为何放弃对日战争赔款,放弃是否值得?关于第一个问题,占豪有阐述。早在1952年,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正统地位讨好美国,就已宣布放弃战争赔款。当时整体的背景是这样的:1945年,美、英、中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保留维持期经济运转的必须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他的都可用来赔偿。开始,美国想把日本改造为农业国,重点扶持蒋介石执政的中华民国来和苏联对抗。美国认为,中华民国很快就会将装备落后的共产党消灭。但是,令美国意外的是,内战全面开战不到一年,国民党就开始显出颓势,再加上苏美在朝鲜半岛的胶着以及东西冷战格局的初步形成,美国开始为国民党失败做准备,即准备重新武装日本。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在战争赔偿的态度上急转直下,开始从支持赔偿到反对赔偿。本来,根据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随着局势变化,美国人改变了主意,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中国因日本侵略中国所带来的损失,根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按时价计算超过620亿美元。那么中国分到的物资有多少呢?只有2250万美元,占损失的万分之三。所以,本质上日本不对中国赔款,是美国从中作梗。那么,蒋介石对日本赔偿又是什么态度呢?最初,老蒋也还是准备让让日本赔偿的,但是受制于美国的蒋介石根本不敢向美国施压,何况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处处被动。所以,随着国际大环境变化美国不准备让日本赔偿后,这事就拖了下来。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1950年印度、英国、印尼等国承认了新中国,接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利用日本作为美国打朝鲜战争的后勤基地,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得到美国支持和帮助,在对日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立场,开始完全听从于美国,对美和对日和约的其原则和备忘录采取了绥靖政策,即“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日本为了向国民党当局施压,由吉田茂使了一计,即以威胁和新中国进行谈判、签订双边条约为威胁迫使蒋介石让步。蒋介石信以为真,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开始,经过谈判国民党为了维持和日本的所谓正常外交关系,最终以一己之私出卖了民族利益,实质性地放弃了战争赔偿。关于第二个问题,这笔中国希望得到的赔款中国还能讨回来吗?答案很简单,几乎无可能,直到中国和美国一样强大为止。道理很简单,因为美国在从中作梗,蒋介石又放弃了,这意味着仅仅讨论这件事不搞个几十年都不可能拿下来。然而,等这件事讨论完了,当时的赔款数额放在赔款时那还有多大价值?想想看,我们现在连日本真正的忏悔和道歉都拿不到,还想拿到美国从中作梗情况下的日本支付给中国战争赔款?哪怕我们不说是白日做梦,哪怕21世纪的今天,在未来一二十年恐怕也谈不下来。钱拿不到手,一拖就拖上近百年,这钱有多大意义?这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都很牛,那一万元放在现在还是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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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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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当初放弃对日索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72年的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建设没有被摆在应有的位置,中国自然不会考虑通过对日索赔,一方面增加自己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也遏制其军国主义的复活。
本文摘选自《共和国历史的细节》第三部分 李颖/编著 人民出版社
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在《日台条约》里虽然就战争赔偿问题作过规定,但由于该条约的非法性,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
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依据《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向日索赔。新中国成立后,日,周恩来总理发表的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声明中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地发展和平经济,并恢复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使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再受战争的威胁和损害而得到真正改善的可能,同时,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中国政府虽然提出日本应该进行战争赔偿,但1951年9月美国在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情况下一手操纵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使中国丧失了通过普遍和约的形式结束敌对状态,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机会。
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将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
旧金山和会后,日本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于1952年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双边和约,这就给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将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中国首先是通过民间外交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1952年2月即将出席于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致函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表示愿与日本代表在会议期间进行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商谈,对方表示同意。在苏联,中日双方代表协商确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针下开展中日贸易。5月间,日方三位代表应中国邀请来中国进一步商谈,并于6月1日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样打开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
为了进一步争取日本对新中国的理解和了解,1953年中国还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在华日侨的归国工作,并负担了日本侨民抵达港口以前的一切费用。中国在日本归侨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深得日本国内的赞许,一时日本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很高。1953年10月以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应邀来华,双方签订了每方进出口总额为3000万英镑的中日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
1954年底,吉田下台,继任的鸠山对改善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1955年3月,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访日。鉴于前两次民间贸易由于未获日本政府支持,贸易额并未完成,这次中国代表提出要发展国际间的经贸关系,民间努力固然需要,政府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更为重要,中日两国政府应就双边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并签订协定,在未做到这一点前,民间签订的贸易协定应取得政府的支持和协助。日方对中方观点表示赞同。5月4日,双方签订了第三次协定,实现了民间协议与官方挂钩的目的。
在中日关系出现较好势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希望在鸠山任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了争取日本,中国以宽大为怀,于1956年4 月决定对关押的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进行处理;1956年6月,宣布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分批释放回国,对45名罪行特大的战犯也分别从宽判处了徒刑,并同意日本亲属在其服刑期间可以来华探视。
另外,当时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初步有了放弃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打算。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袁光回忆,他们在起草有关审判日本战犯的决议时,“有的同志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和灾难,坚持要在决议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赔款 ”。当时他们都认为,“既然苏联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问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也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物,我们要求日本赔偿,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将此想法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当场明确地指示我们:“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1956年11月,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原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周恩来总理在与松本治一郎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道:“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尽管中国政府为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轻审判了战犯,并打算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当时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还不可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鸠山内阁由于美国的压力及内部亲美路线的制约,未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向前迈出大步。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后推行亲台湾、敌视大陆的恶化中日关系的政策,并竭力鼓吹台湾反攻大陆,阻挠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为了缓和中日关系,中国在1958年1月,由廖承志向日方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条件: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新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之正常化。
1960年6月,岸信介下台,中日关系又出现了转机,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的战争赔偿问题已基本上明确了要放弃的立场。
196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溥杰夫妇(博杰之妻为日本人)时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
196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回答日本东京广播报道局长桥本博“在恢复中日邦交时当然会出现赔偿问题,对于日本的赔偿问题是怎么想的”这一问题时,回答道:“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但是,战争已过去快20年了,现在中日两国连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缔结,这个问题从何谈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中日关系,从来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目前中日两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的,首先是如何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尊重日本人民的愿望,就应该有诚意、有准备、有步骤地来解决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大问题。当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陈毅的这段话表明,对中国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头等大事,赔偿问题绝不会成为妨碍中日邦交的障碍。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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