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那些‘在春天瞬间’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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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国家安全一级政委，大将。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期间多次负责民族迁徙，贝利亚倒台后被枪决。
干了半辈子肃反工作的梅尔库洛夫酷爱文学创作。他写过一些剧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是其中最成功的。梅尔库洛夫讲述了他所熟悉的事情。
剧情发生在年月间。情节很简单：苏联军队撤退了，发电站站长谢尔盖耶夫应该炸掉自己参与建造的这座电站。德国人需要发电站，于是企图给他制造麻烦，暗中派遣两名间谍来到他身边。一名间谍是富农的儿子。那个富农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关进了监狱，并且死在了狱中。另一名间谍在革命前就当上了工程师，早在年他就同意为德国人效劳，那时德国人在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获了一名间谍，谢尔盖耶夫工程师用大锤在另一名间谍的头上砸了两下，这个人便直挺挺地倒下了。德国军官在剧中也讲俄语。他们当中的一位将军是在里加出生的，他的父亲以前在图拉省有一处庄园。将军回忆说，那时他每天早晨都要去看看牲口棚、猎犬舍、磨坊……
作者在剧中还推出一位同行，身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内务处处长的国家安全上尉。他对剧中主人公说：“德国间谍机关不断散布流言，而我们的一些人竟愚蠢地当传声筒。有的苏联人散布恐慌和不自信的情绪，结果实际上无意之中变成了敌人。常常会把这样一些饶舌的人带到处里交我发落。”
上尉接着又说：“当然，工作中少不了滑稽可笑的事。”他这里指的是，还可以让不少有口无心的人享受自由。不过，落网的主要还是真正的敌人。上尉下面的台词说：“我们把人关起来，进行调查分析，结果一看是德国间谍。这帮下流的东西！”
梅尔库洛夫对此处的细节处理得很准确，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同行：先把人关起来，然后再开始调查分析，这时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是间谍。随着剧情的发展，上尉抓了一个叫索伊金的可疑人，但是没有他的犯罪证据。
上尉说：“我们的区检察长没完没了地对我说：‘放了索伊金吧，你没有充足的根据监禁他。’于是我把他送到城里的州内务局去了。我会赢得时间……我本能地感觉到，他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然，国家安全上尉是正确的。他抓住了一个投奔了德国人的叛徒。作者准确表现了当年对于可以怎样逮捕和逮捕谁的认识剧中主人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虽然非常舍不得自己建造起来的发电站，但还是把发电站和那里的德国占领者一起炸掉了，同时自己也牺牲了。
《文学与艺术》报写道：“如果祖国需要的话，谢尔盖耶夫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子女。他没有马上理解，为什么为了不让他的水电站落到敌人手里就非得毁掉这座宏伟的建筑。不过，当他艰难地意识到可以毁掉的时候，他沉思着说：‘如果需要这样做，我们就炸掉它。’”
梅尔库洛夫不仅了解国家安全机关是怎样工作的，而且还了解在撤退时怎样炸掉了发电站、工厂和采油井架。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多年，在战争初期担任国防委员会负责炸毁高加索地区的油井和石油加工企业的全权代表。他描写了接受这项任务的经过。有一天斯大林把他叫去后对他说：“巴伊巴科夫同志，希特勒奔高加索来了。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德国人一滴石油也得不到。”
接着，斯大林稍稍加重了语气说：“请记住，如果您哪怕只给德国人留下一吨石油，我们将会枪毙您。”
斯大林在办公桌前缓缓地来回踱步，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如果您过早地炸毁石油设施，而德国人未能夺取它们，我们又没有燃料用，我们同样会枪毙您。”
令人惊讶的是，巴伊巴科夫在半个世纪之后竟还怀着钦佩之情回忆斯大林说的这些令人颇感恐惧的话。
梅尔库洛夫前来帮助巴伊巴科夫。他甚至给巴伊巴科夫带来几位英国专家。这些专家介绍了他们如何为了不让日本人得到石油而在婆罗洲岛炸毁油井的经验。巴伊巴科夫否决了英国人的方法，我们的专家想出了自己的方法。
德国间谍并没有让巴伊巴科夫感到害怕。如果说他害怕什么的话，那么他只是怕完不成斯大林的命令。要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得听梅尔库洛夫指挥，而梅尔库洛夫的身份也不是剧作家，他此时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的第一副手。巴伊巴科夫回忆说，当德国人已经攻到跟前，并且能听到冲锋枪的射击声时，他们炸掉了一些采油场和发电站。
梅尔库洛夫于年出生在阿塞拜疆一个叫扎卡塔雷的小城市里。他与贝利亚和其他一些未来地位显赫的肃反工作者：戈格利泽、科布洛夫、加法尔·巴吉罗夫（起初任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来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一起就读于巴库技术学校。
与他们不同，梅尔库洛夫毕业后继续接受了教育。他去了首都，并于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因此，如果他不是国家安全机关所有领导人当中学历最高的人，那么也是贝利亚身边学历最高的人。梅尔库洛夫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同志们当中显得十分突出。接替他担任国家安全部长的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只上过年小学。
可是，梅尔库洛夫入党比别人都晚，直到年他才加入党组织。他曾先后在沙皇军队和红军中服役，还教过年书，年进入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年。年秋天，当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把梅尔库洛夫调到自己身边搞党务工作。
贝利亚喜欢梅尔库洛夫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文化和善于完成任务。梅尔库洛夫还写了一本关于贝利亚的小册子，名为《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忠实儿子》。
他在年开始主持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工业交通部的工作。贝利亚把他带到了莫斯科，让他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本人早在担任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的时候就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他让梅尔库洛夫当了自己的副手。梅尔库洛夫马上就被授予了三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这个称号相当于军队的中将军衔。
当贝利亚在年月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后，梅尔库洛夫当上了第一副人民委员和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和政治局保卫部门都归他领导。
在瓜分波兰之后，他于年秋天去了利沃夫，并亲自领导了揭露和隔离敌对分子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在西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年春天，三级国家安全委员梅尔库洛夫直接参与了在卡延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的准备工作，批准和签署了全部枪决名单，亲自领导了枪杀行动。
战争一开始，犯人就大量涌进了各个劳改营。例如，政府决定要把个人的收音机上交到区执委会。谁不执行这个决定，特别会议就会判他年徒刑。另一次犯人激增是因为，有人散布了德国人发动进攻和德国人不断取得胜利的“虚假传闻”，有人因“称赞德国的技术”而被捕。
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特别会议这时被授权决定直至枪决的任何惩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梅尔库洛夫在自己的圈子里并不是最坏的人。他彬彬有礼，讲话平和，并不大喊大叫。在与自己的职责不相悖的情况下，他会尽量做一个理智的人。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回忆说，苏共中央让党员们阅读了一封关于贝利亚案件的非公开信。虽然不是党员，但萨哈罗夫看了这封信。信中说，贝利亚强迫自己的部下亲手殴打被捕者。只有梅尔库洛夫一个人断然拒绝这样做。
贝利亚嘲笑他说：“空谈家！”
梅尔库洛夫在某件事上可以被说服。
在未来的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天才的物理学家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被捕后，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急忙去营救他。梅尔库洛夫接见了卡皮察，并给他看了侦讯材料。兰道被指控犯有各种反苏罪行。
“我保证，兰道再也不会从事反革命活动了”，卡皮察说。
“他是很重要的科学家吗？”梅尔库洛夫问道。
“是的，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卡皮察深信不疑地回答。
兰道被释放了。
1941年月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一分为二那天，梅尔库洛夫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成为他的第一副手。
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秘密政治保安局和侦查部门归梅尔库洛夫领导。民警、消防队、边防军、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工业部门的工作留给了贝利亚。
半年后的月日，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又匆忙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人民委员部。梅尔库洛夫再次成为贝利亚的第一副手。
1943年月，他获得了一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相当于大将军衔）。又过了两个月，在年月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被分开，梅尔库洛夫又领导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施蒂尔利茨是否在梅尔库洛夫手下工作过
可能这只是个传说、神话、美妙的童话，但是许多人，甚至包括非常内行的人，都相信它，认为它是真的。
在里加湾岸边，在离拉脱维亚首都不远的尤尔马拉，不太久以前住着一个苏联情报人员。他不仅躲避外人，而且也躲避自己人，因为他不希望有人了解自己。年代让他打入了纳粹党。他仕途得意，飞黄腾达，参加过党卫军搞的各种行动。美国人在战争末期逮捕了他，并打算作为战犯审判他，苏联人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救出来。
这个人的事情好像就成了尤利安·谢苗诺夫著名的长篇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素材。根据这部小说又拍出了更加著名的一部电影。不管怎样，这个动人的传说是影片的总学术顾问著名的日耳曼学家、教授、历史学博士弗谢沃洛德·德米特里耶维奇·叶若夫教授讲的。一个叫米申的上将是影片的总顾问。实际上，米申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的笔名。当茨维贡在场的时候，尤里·安德罗波夫感觉不是很自信。
那么，有过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
伟大的文学家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写了关于苏联情报人员施蒂尔利茨那本著名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成为史学类谍战小说的巅峰之作。谢苗诺夫写得非常有说服力，以致于许多人几乎就把施蒂尔利茨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尤利安·谢苗诺夫本人说过，施蒂尔利茨的原型之一是著名情报人员诺尔曼·博罗津。他的父亲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对中国人来说，更为熟悉。年代曾在中国指导了大革命，担任了孙中山的政治顾问。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中将认为，秘密情报机关的创建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也是原型。
那么，真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
更确切地说，这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和电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吗？一位苏联情报人员、俄罗斯人、一级国家安全委员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的部下曾经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吗？
专家们给出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施蒂尔利获这个人，也不可能有。当然，一个俄罗斯人或俄罗斯化的德意志人可以尝试着冒充德国本地人，但是只能在初次审查前冒充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德国人也有人事部门，而且同样警惕性很高。苏联英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德国人的后方干得相当成功，然而他主要的不是搞情报工作，而是搞破坏活动。他出没于德国各地，欺骗德国人，总能够在受到怀疑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身为苏联公民的情报人员不可能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被人揭露出真面目。情报机关也不设法去这样做。任务其实在另一个方面：招募愿意为苏联效力的德国人。
从年代末到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在德国设立了一个间谍众多的大型情报站。
那为什么苏联在年月日还会猝不及防
在年开始对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大规模清洗。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召回莫斯科。他们被逮捕后，有的遭枪决，有的被送进劳改营。
在军事情报机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历史学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科奇克这样记述过，军队情报部领导人在年月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工农红军实际上失去了情报机关。作为情报机关基础的秘密间谍网几乎被彻底清除掉了。”
战争前夕在红军情报部供职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在回忆材料中有很多记述：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后展开的镇压活动沉重打击了军队，使军队到年也没能恢复元气。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央机关到年没剩下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被处决了。一些匆忙调来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们的上司，但他们也被频繁地更换。当中央机关的一名军官在莫斯科被捕后，与他联系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人员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怀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们的情报，接着就是把他们召回莫斯科并处决。
可见，给情报机关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是敌人的反间谍机关，而是祸起萧墙的国家、党内，军队大清洗。　　
尼科利斯基有这样的回忆：我们比较了解的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计划，而不是本国政府的意图。与德国缔约和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令军事情报机关感到意外。我们没来得及把全部情报人员从波兰东部各州调往西方，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情报人员都在红军向布格河迅速挺进的过程中成了苏联的俘虏。在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前夕，这对情报机关来说是重大损失。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无线电台是固定的，很重，只有长期在某个地区工作的间谍才能使用它们。而流动的情报人员则没有能及时保持联系的无线电装备。不过，这可以使他们避免遭到难以躲过的失败。战争爆发后，我们要求长期潜伏的间谍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台前工作。结果测向仪测定了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成了反间谍机关的猎物……
1941年月，红军情报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来自各军区的军官们在会上坦率地说：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而情报机关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既没有无线电台和降落伞，也没有适合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使用的自动武器。
苏德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派往敌人后方的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只配备了手枪，因为没有自动武器。战争头一年夏季的撤退对情报机关来说是致命的。损失了所有的情报站、情报员和报务员。总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培训报务员。
尼科利斯基回忆中还有这样的记叙：我们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这种专业技能的人，因为战前没有这方面的登记资料。培训报务员要花个月时间，可我们需要每天向德国人的后方派遣小组。战前也没有懂德语的人的登记资料。我们在全国寻找业余无线电报务员、学过德语的语言系和教育系毕业生。
情报机关也没有自己的适合空投侦察和破坏小组的飞机。直到年才建立了第航空大队，而此前是赶上什么样的飞机，就用什么样的飞机空投这些小组。这导致许多失败和悲剧。有些小组在空中就报销了。
如何评价军事情报机关在战争初期的活动
尼科利斯基回忆：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利用了德国人那里的混乱状况。占领军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居民登记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活动。我们的谍报人员在占领区次中有次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一块面包总会给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的活。在占领区来了德国战地宪兵队和盖世太保之后，在出现了德国人建立的警察局和开始镇压帮助游击队员的人之后，开展工作就变得困难了。
侦察小组的损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这些损失合算吗？军队情报机关搞来的这些情报值得让人为它们去冒几乎是必死的风险吗？
值得。否则我们就无法作战。有时候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没有情报机关就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尼科利斯基同样也对此有过自己坚定的评定。
斯大林在这关键性的几年里不断改变特工部门的结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被分成两个机关，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而又合并成一个机构。军队的反间谍机关时而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时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又重新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情报机关也未能逃脱接受改组的命运。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斯大林在年底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军队战线”环节的间谍情报机关，因为此类机关充斥“双重间谍”和奸细，而且其领导人是没有文化的指挥员。将所有情报人员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派低级军官去充实部队。’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这个命令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新战线，而且我们费了很大劲儿刚刚为它组建好情报机关，可这个命令让我们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纷纷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恢复情报机关。后来终于下达了恢复军队情报机关和建立总参情报部的命令……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都可以感觉到年底对情报机关的打击所带来的后果。被派到部队中去的职业情报人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新的军官积累经验的时候，谍报人员不断死去，军队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报。
斯大林对情报机关的感情也许就是一个屠夫对手上的屠刀的认识而已，他借用它来清洗所有异己分子，甚至哪怕是眼光中看不惯的人。又借叶若夫（前内务国安领导人）之手几乎把情报机关彻底毁掉了。
驻柏林情报站到年仅剩下了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还不会讲德语。
直到年，在梅尔库洛夫领导国家安全总局之后，驻柏林情报站才开始恢复，但是新一代情报人员已不可能取得过去的那种成就。
建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间谍网，然而谍报人员水平都不高。这样的谍报人员只知道他所供职的部门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能力看透政府领导人的想法和意图，而恰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苏联间谍机关得不到来自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手情报。莫斯科不知道德国领导人实际上在想什么和说什么，因而常常进行种种推测，结果也常常犯错误。
尽管如此，却还任命梅尔库洛夫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担任柏林情报站领导人。间谍头子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语，也不了解德国的情况。
德国反间谍机关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把几个能讲俄语的双重间谍陆续成功地安插到了他的身边。这些间谍实际上为帝国安全总局工作。科布洛夫轻易地就上钩了。
希特勒也参与了这场很重要的游戏。他亲自审查准备提供给科布港夫的情报。
德国人通过他向斯大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报：德国不打算进攻苏联。梅尔库洛夫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经验丰富的梅尔库洛夫并不相信这些，但出于恐惧和保命，他也只能向那位喜怒无常的统帅报告了他想听到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报。
许多间谍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与希特勒作斗争的盟友。另外一些间谍则要求拿钱来买情报。工作是按协议进行的，送来的情报越多，得到的钱就越多。结果为假情报花的钱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莫斯科不能够正确地分析获得的情报。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情报人员的分析能力，更喜欢自己下结论。他要求梅尔库洛夫把间谍报告的原件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因此，梅尔库洛夫用不着在情报机关中建立情报分析处。
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多次出现有悖专业的场景：情报人员告诉政治家应该做什么。而实际斗争中完全相反：政治家们作决定，情报人员为这些决定寻找根据。
在年月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够与希特勒进行长期合作。因此，在梅尔库洛夫拿来的情报机关特别报告中，斯大林只看他想看到的东西。
几年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过这样的传闻，施蒂尔利茨的真正原型是一个叫维利·莱曼的德国人。他是盖世太保成员，自年起用布赖滕巴赫这个名字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由尤利安·谢苗诺夫秘密负责，他把德国人改成俄罗斯人。
事实不是这样。当时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被作为密件，直到不久前才将其解密。尤利安·谢苗诺夫并没有做过任何手脚。
化名布赖滕巴赫的盖世太保成员维利，莱曼确实是地位最高的苏联间谍。他的命运很悲惨。年，在斯大林毁掉了苏联设在德国的情报站之后，与布赖滕巴赫的联系中断了。他在两年里根本无法帮助苏联，因为没有人和他接头。关系在年初重新接上了，但是因德国进攻苏联又中断了。
在年，不知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愚蠢，竟然把布赖滕巴赫毁掉了。情报机关把一个训练没有完成的间谍空投到了战线的另一边，并把与布赖滕巴赫接头的暗语告诉了他。盖世太保马上就抓住了他。这个人供出了并不是施蒂尔利茨的布赖滕巴赫。
战争爆发前，苏联在德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在德国空军、外交部、经济部、盖世太保和国防企业中都有它的间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柏林有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罗·舒尔策-博伊森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们交际广泛，因而提供了令梅尔库洛夫感到自豪的宝贵情报。
军事情报机关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拥有秘密活动小组。
苏联间谍提供了许多情报，尤其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过，他们很快就开始遭到逮捕。这常常是由于中央机关犯了错误，而盖世太保恰恰利用了这些错误。
与红军情报部一样，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求及时提供最新的情报，然而联络却是个最薄弱的环节。报务员们常常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因此无线电台被德国人测定了位置，情报人员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逮捕。
盖世太保的头子是海因里希·米勒。列昂尼德·布罗涅沃伊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出色地扮演了这个人物。生活中的米勒并不是如此招摇的人。但他是个业务婉熟的警察，干起事来既有条理，又严肃认真。
柏林那条似乎是施蒂尔利茨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一条街。德国首都的帝国安全总局大楼没剩下什么，遗留下来的只有已成废墟的当年负责警卫的党卫军分子使用的门房。大楼已经彻底拆掉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悼念盖世太保的受害者的博物馆。博物馆有地下展室和大量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
现在甚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德国反间谍机关所在地。虽然德国秘密警察人数不多，特别是与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军事反间谍机关相比显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真正的盖世太保其实人员并不多，在年有人，战前人数更少。例如，年在杜塞尔多夫这个有万人口的城市，盖世太保的当地分部有人。在约有万人口的埃森市，仅有名盖世太保分子。
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也不是很多，在一座大城市里通常有几十个人。当然，也有一些人自愿做帮手和眼线。他们通过向盖世太保告密的手段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盖世太保的力量并不在于穿黑色制服或者穿着黑色皮风衣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令人恐惧地感觉到这些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德国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避开盖世太保的眼睛。
同苏联一样，纳粹德国也有军事情报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机关（盖世太保）和隶属于帝国安全总局的政治情报局。帝国军事情报局局长是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政治情报局局长是年轻的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舍伦贝格，奥列格·塔巴科夫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扮演了他。他们两人外表甚至都很像。
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机关比苏联相应的机关小得多。无论是在战前的年代里，还是在战争期间，德国情报机关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夸耀的成果。德国人在苏联领土上几乎完全没有间谍组织。德国人曾企图通过空投间谍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抓住了。
反间谍机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比情报机关强，直到战争进入尾声双方才打成平手。盖世太保跟踪探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所有秘密情报站，这样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整个间谍网。不过，苏联情报机关仍继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梅尔库洛夫的人不是从敌人那里，而是从盟友那里搞到这些情报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施蒂尔利茨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
不仅如此，英国的施蒂尔利茨还很多。最能干和最成功的人有五个，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众所周知，这就是金·菲尔比。
长期以来都认为，与菲尔比一起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还有个人：他的朋友唐纳德·麦克林、盖伊·伯吉斯和恩托尼·布兰特。麦克林和伯吉斯在年被揭露后跑到了苏联，布兰特则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他们这些人共同取代了从未存在过的施蒂尔利茨。
曾领导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英国间谍的对外情报局上校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向我介绍了这个施蒂尔利茨式的群体。莫金本人在情报机关工作了年。战争期间情报机关得知他略懂英语后，就录用了他。他在英国总共呆了大约年，第一次从年工作到年，第二次从年工作到年。
他讲过以下情况：我在工作上与恩托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保持联系，与菲尔比联系得比较少，因为在我的任期内他不在伦敦。他们几个人都是高水平的政治家。他们无需我方的或我本人的指示就知道，什么事情紧迫，什么事情不那么紧迫，什么样的国际政治问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什么样的此类问题不需要这样做。我的干预有时候是有害的。有一次，总部指示就英法关系的某个问题提供有关情报。我问了伯吉斯。他说，情况很复杂，双方有大量的信函往来，最好由他本人写一份简短而又容易明白的材料。我愚蠢地拒绝了，然后要求他把所有文件都拿来。伯吉斯照办了。无论是身居伦敦的我，还是总部的专家们，都弄不出头绪来，最后还是不得不请伯吉斯对情况加以说明……
战争年代，在英国的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数量非常多，使得驻英情报站来不及对它们加以处理。许多秘密文件是整皮箱拿来的，于是莫斯科作出决定：首先处理从个最重要的间谍那里获得的情报。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五人小组。
由于时间不够用，情报站还是无法消化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情报，许多成捆的文件只好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英国相信自己的官员，安全制度如同窗纸一般，这些鼹鼠们从容不迫地从英国外交部大楼里往外拿大量的秘密材料。”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布兰特并不是同意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而是同意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年代，他们把俄国看作世界革命的堡垒。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受教于因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闻名的一些老师。当年这被视为时髦的事情。
菲尔比是左翼社会党人，一位大学老师使他结识了共产党人。
伯吉斯公开表示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研究了马克思。据莫金讲，他非常熟悉苏共历史。
布兰特没有炫耀自己的左派观点，他是通过艺术史这门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
他认为，由于缺少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资助学术和文艺事业的人，当代的艺术正在衰亡。市场关系是艺术的杀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补贴才能挽救艺术……·麦克林是英国某届政府中一位部长的儿子。他是在亲身感受到苏格兰工人的困难处境，崇尚民族主义，热衷于宣传和慈善活动的情况下接受共产主义的。
他们在战前帮助了俄国，因为他们相信，俄国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惟一堡垒。当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苏联。尽管如此，他们一点也不赞赏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根本不对头。
尤里·莫金的材料中还有这样的评语：菲尔比具有准确无误地分析任何问题和提出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的能力。他靠这一点提高了自己在情报机关中的地位。不管交给他什么样的任务，总会取得圆满结果。我认为，菲尔比一生中没有犯过一个错误。他有一次实际上已被捉住，但还是逃脱了。
五人小组为什么会失败
美国人破译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电报。他们通过分析电报内容确定了苏联间谍的身份。这个人就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处长唐纳德·麦克林。此前麦克林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的工作包括英美两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合作。
美国人是如何破译苏联的无线电报的？
1944年，美国战略勤务局从芬兰人那里得到了一个他们从战场上捡来的烧得半焦的苏联密码本。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认为不能对盟友搞间谍活动，于是命令把密码本还给俄国人，但美国情报人员把它复制了下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没有料到他的部门很快将遭到什么样的打击。
战后这个密码本也帮助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华盛顿和纽约的情报站之间往来的电报。据认为，苏联设在纽约的情报站也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两次使用一次性的密码表。不管怎么说，破译电报很快就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失败。
首先被揭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已被任命为英国外交部某司司长。他在伦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恐怕与他父亲曾担任部长有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菲尔比此时在美国担任与中央情报局打交道的联络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得知了这件事，于是派伯吉斯去了伦敦，目的是抢先通知苏联情报站和麦克林本人
麦克林马上就警告伯吉斯说：‘如果我被捕，我会招供。’麦克林表现出了神经紧张状态。他不得不接受了治疗酒精中毒的一个疗程。可见，应该让麦克林离开英国，但是没能下决心让他一个人走。他要途经巴黎，而他最浪漫的回忆恰恰与这座城市有关。大家担心他到了巴黎会喝醉。一旦喝醉，他就会被抓。总之，最后让伯吉斯跟他一起走了。
不服管的和怪僻的伯吉斯与喜怒无常的和总感到痛苦的麦克林的消失，害了菲尔比和布兰特。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好朋友，因此首先怀疑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英国强迫菲尔比离开了情报机关，但是他在英国又呆了好几年。布兰特拒绝逃往莫斯科。他向当局承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但是直到自己非常喜爱的伯吉斯去世后才讲出了细节。
在苏联新闻界，首先提到年跑到莫斯科的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名字的是莫斯科的《新时代》周刊。年第期的《新时代》周刊在“回击假消息和诽谤”的栏目下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短文。文章写道，有人硬说，叫什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人跑到莫斯科来了，甚至唐纳德·麦克林的妻子梅林达也随后跑来了。文章称散布这些言论的人是“冷战骑士和资本主义报刊的骗子”。
《新时代》周刊写道，这则报道“在我们编辑部引起哄堂大笑，因为大家听了西方报刊尖声刺耳的故事才知道有伯吉斯和麦克林这两个人”。
英国认为苏联领导人又搞了一个宣传上的把戏，并猜测其用意，结果弄错了。
关于伯吉斯和麦克林的文章是编辑部主动写的，其实杂志社里没人知道提到的人是谁。在各种问题上回击西方的习惯使这些新闻工作者陷入了窘境。在杂志出版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死后重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就怒气冲冲地给主编打来电话：“谁委托您发表这样的言论了？”
直到年，莫斯科才正式承认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在苏联避难，但是又在很长时间里否认他们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盖伊·伯吉斯是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的优秀间谍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在莫斯科得到了一本写着吉姆·安德烈耶维奇·埃利奥特这个名字的护照。他过不惯苏联的生活，请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允许他回英国，但没人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他在莫斯科过了不长时间就死了，可以说是忧郁而死。
性格比较内向的唐纳德·唐纳多维奇·麦克林没有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提出这种天真的请求。他在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写了一些书，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略表了愤怒之情。
金·菲尔比是天生的情报人员。他自年起在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并且官运亨通。与自己的几位同事不同，他不是同性恋者，并且隐瞒了共产主义信仰，如果他有这种信仰的话。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牵着英美两大情报机关鼻子走的角色感到满足，同时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他的赞扬。
他在年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顶峰，出任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以苏联为工作对象的某处处长。菲尔比把那些年经英国情报机关同意准备派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间谍的名字都交给了莫斯科。这大概涉及到数百人，这些人都被抓住并枪毙了。菲尔比在谈到此事的时候不大客气地挥了挥手说：“在战争时期就得这么办。”
菲尔比知道，即使身份暴露，他本人也没有死刑的危险，因为英国在和平时期不处决间谍。
苏联设在土耳其的情报站一个叫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工作人员会见了英国领事，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请求，同时许诺作为交换条件可提供个苏联高级间谍的名字，其中两人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第个人在情报机关工作。当出现这一情况时，菲尔比第一次遇到了现实的威胁。
优柔寡断又作不了主的领事向伦敦请示：拿这个人怎么办？
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电报放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于是他向自己的苏联联系人通报了电报内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立即把沃尔科夫押回了莫斯科。不难想象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善待自己的同胞的英国政府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后仍坚持了菲尔比无罪的观点。，对菲尔比进行了多次审问。特工机关明白，他是个间谍，但是反间谍人员又找不到他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证据，而没有证据在英国是不能进行审判的。
菲尔比的勇敢、冷静、机智和职业才干令人充满敬意。然而有趣的是，他拒绝为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服务，而却终生为不去寻找罪证就枪毙人的国家服务。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真正的绅士于年秋天在下院说，菲尔比认真负责和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出卖了英国的利益。
菲尔比被允许到黎巴嫩去当记者。当反间谍机关在年又对他发生了兴趣的时候，他便从黎巴嫩逃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受到很好的接待，还授予了他勋章，但是没有让他接触实际工作。他希望能坐在苏联情报机关总部里当总顾问，但他的梦想破灭了。与所有叛逃者一样，已经没有人需要他。不仅如此，在国家安全机关里并非所有的人都信任他。警惕性特别高的人认为，他在欺骗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仍然忠于英国。
不管怎样，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在他的住所里安装了窃听装置。无事可做和不能玩自己所喜爱的间谍游戏对菲尔比来说是非常难以忍受的考验。每当绝望的情绪难以抑制时，他就想自杀。
直到最后几年才给他找了事做：他开始给情报学校准备派往英国工作的学员讲课。在年曾允许他去苏联情报机关在亚谢涅沃的总部，为的是让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机关大会上讲话。
第位苏联间谍恩托尼·布兰特是英国最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之一、皇家美术馆的保管员。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他与英国反间谍机关进行了合作，讲了许多情况，因此他留在了祖国并继续享受自由。
恩托尼·布兰特曾坦白地说：“把英国反间谍机关每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告诉俄国人令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他从0年起在反间谍机关供职，有段时间曾在盟国联合部队司令部任联络官。他于年在战败的德国执行过皇家的特别任务，此后就成了皇家美术馆的保管员。
恩托尼·布兰特是个举止文雅、扭力十足、学识渊博的人。他懂国语言，而且不光搞艺术，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方面的学位。布兰特在年被赐予贵族封号，尽管那时已经怀疑他搞间谍活动。他在年承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作为交换条件对他免予处罚。政府认为尚未掌握进行刑事追诉的足够罪证，因此许诺把他的供词作为秘密，不妨碍他从事艺术理论工作。
献身艺术使布兰特取得了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既不想跑到莫斯科去，也不想坐牢。
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在年被迫承认，政府了解布兰特的间谍活动。他被剥夺了贵族身分……
战争年代苏联情报机关的位优秀间谍的命运就是这样。但其实，四人小组实际上是五人小组。第个间谍向莫斯科传送了学会破译德国密码的英国人截获的情报。
战争期间，德国人用的是在瑞士购买的“恩格玛”密码机。为法国情报机关工作的德国人汉斯·蒂洛·施密特首先向英国人提供了关于这种机器的构造的情报。参加安装“恩格玛”
密码机的一位波兰工程师在年复原了密码机的结构。波兰人最先开始破译德国人的密码。年月战败后，波兰人把全部研究成果都给了英国人。波兰间谍把“恩格玛”密码机弄到了英国。英国解码员看了年半德国最机密的文件。
英国人明白，他们发现了一个金矿，因此竭尽全力不让德国人知道敌人在阅读他们的密码电报。在利用截获的情报之前，英国人每次都精心考虑如何为自己消息灵通找到理由，因此德国人一点也没有起疑心。
一些历史学家说，有人事先向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报告，德国人打算轰炸考文垂，但是他不准采取保卫城市的补充措施，目的是让德国人猜不到任何事情。考文垂就这样被夷为了平地。
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人只把自己截获的一小部分情报转给斯大林。其实，莫斯科并不为此发愁，因为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几乎把英国人搞到的一切都呈报给了斯大林。
尤里·莫金在年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前夕，第位间谍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德国师的数量和新型虎式坦克装甲厚度的情报。这份情报在会战开始前个且就送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但我还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是不是战争期间在英国无线电截收和解码中心工作的约翰·凯伦克罗斯？凯伦克罗斯在年底承认自己是第个人。
“他怎么会知道第个人是不是他？只有我知道第个人，”尤里·莫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咧着嘴笑。
凯伦克罗斯1991年的自述：“如果人们认为我是第个人。那可能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工人家庭出身的苏格兰人考进了剑桥大学，上学期间也没有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凯伦克罗斯早在年就遭到怀疑，当时警察在盖伊·伯吉斯位于伦敦的寓所里发现了财政部的文件。凯伦克罗斯承认，他与伯吉斯共同使用一些资料，但不是秘密资料。
英国情报机关多年来一直试图搞清楚，到底谁是第个间谍。叛逃到英国的前克格勃对外情报局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揭开了这个谜。
当英国报纸报道此事的时候，约翰·凯伦克罗斯感到十分震惊。他以为人们已经把他忘了。在年向反间谍机关军情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之后，他与当局约定保持沉默。虽然不想毁约，但是他不得不开口说话。他自述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前夕，他向莫斯科提供了关于将参与进攻的德国部队的大量情报。凯伦克罗斯甚至认为他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因为他帮助俄国人在普罗霍罗夫卡郊外赢得了坦克大战。
尤里·莫金有些苦恼地说，为此仅奖给凯伦克罗斯一枚红星勋章。
“我们不懂得珍重人才……”莫金抱怨道。
梅尔库洛夫没对任何人讲关于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备战情况的如此准确的情报从何而来。根据人民委员的命令，让军人了解了这个情报，对他们说情报是从游击队员那里得到的。
关于德国武器装备的情报不是凯伦克罗斯报告给莫斯科的惟一内容。据莫金讲，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研制原子弹情况的第一批情报，也来自凯伦克罗斯。他不太愿意回忆这个情况，因为这已经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而是纯粹的间谍活动。·
凯伦克罗斯从年到年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在英国外交部、财政部、某内阁成员的秘书处、译解密码机构和情报机关工作。
人们称他是第个人，不过据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讲，根据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被称作第一人。这一点让凯伦克罗斯感到生气。他不愿与菲尔比、麦克林、伯吉斯和布兰特为伍。他不喜欢这些人，称这些人是假绅士和贵族。
菲尔比等人不是为钱而工作，他们拒绝拿钱。凯伦克罗斯没有拒绝拿钱。他完全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首批核间谍之一。
凯伦克罗斯临死前写了一本书，以洗涮自己为钱而搞间谍活动的名声。他认为，自己只是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才向苏联这个盟国提供了一些机密。他写道，他不是共产党人，并且与莫斯科保持了距离，因为他了解共产主义的一些阴暗面。
但他为什么不拒绝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呢？还是可观的金钱。
在五人小组败露之前，约翰·凯伦克罗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年。莫金上校指出，出事后莫斯科下了一道命令：给他一笔钱，就此断绝往来。
约翰·凯伦克罗斯不得不离开了英国。他先后寄居在不同的国度，在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里工作，好像生活得很清苦。不过，他没有请求来苏联……这一切发生在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卸任国家安全部长之后。
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一个情节尤利安·谢苗诺夫取自两卷本的书信集。这个集子汇集了战争年代斯大林与丘吉尔、罗斯福和后来接替他的杜鲁门这些盟友之间往来的信件。
斯大林在战争进入尾声时担心德国人与美国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在西部战线投降，然后把所有部队调往东部战线与红军作战。
这样的单独谈判确实进行过。英国人和美国人于年月就法西斯德国驻意大利部队的投降问题开始与德国统帅部进行谈判，同时拒绝让苏联代表参加这一谈判。
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头子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与第三帝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谈判。
律师出身的中央情报局未来的局长艾伦·杜勒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美国情报机关驻瑞士的间谍。他喜欢对人讲，有一次他收到一个俄国侨民的便函，其中建议见面谈一谈。他认为这个人是没什么前途的政治家，于是没答应见面。这个侨民的名字叫列宁。
得知杜勒斯进行谈判一事后，斯大林怀疑美国人背着他与德国人搞交易，因此很气愤。然而，这不是一个反对俄国的阴谋。美国人希望在意大利采取行动时避免损失。
收到斯大林的信函后，美国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停止一切谈判，以免激怒俄国人。不过后来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月日在苏联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德国驻意大利北部部队的投降书。
尤利安·谢苗诺夫在写《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部小说以及后来写同名电影剧本时，对苏联情报机关在纳粹德国的工作了解得不多。没有让他接触秘密文件，其实他也不需要这些文件。他想出来的东西比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还要好。
尤利安·谢苗诺夫是伟大的的作家。拍摄了电影的塔季扬娜·利奥兹诺娃则是一位毫不逊色的导演。人们相信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将谍报人员在战争中的正义性无可争辩的拔高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这就是艺术对生活的刻画，却不是生活的本来。
无论如何，向残酷岁月中，反法西斯的“春天瞬间”中的人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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