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转型与紧张形势》-2013年度IMF经济年报
《世界经济转型与紧张形势》
世界经济已进入另一个转变过程。全球增长进入低速档位，经济活动的驱动因素不断变化，下行风险持续存在。先进经济体的增长在逐步增强。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已经减缓。中国和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从周期高峰下滑。预计它们的增长率仍将远高于先进经济体，但不及过去几年的高水平，这是由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共同作用所致。这两种形势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一些紧张情况，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增长减缓和全球金融条件收紧的双重挑战。　
发达国家持续复苏
美国经济仍处于这些经济局势的核心位置。报告称，美国在过去几个季度的私人需求强劲。尽管公共部门需求一直在拖累经济增长，但IMF预计这一反作用力将会在2014年逐渐消退，为更高的经济增长铺平道路。IMF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将增长1.6%，明年加速至2.6%，比7月预测下调了0.1和0.2个百分点。但今年美国的增长受到过度财政整顿的拖累，政治因素导致财政调整性质和力度方面的不确定性。通过自动减支进行整顿是错误的，提高债务上限方面的争论可能导致又一轮的动荡不定和增长减缓。不过，现在是准备退出量化宽松和零利率货币政策的时候了。尽管这个过程并不存在重大的概念性或技术性问题，但美联储面临着微妙的、前所未见的沟通问题。随着美联储调整政策，显然，长期利率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
“安倍新政”促进了日本的复苏，虽然目前日本经济强劲反弹，不过将在2014年随着财政政策的紧缩丧失动力。IMF预测日本经济今年将增长2%，明年放缓至1.2%。要实现持久复苏，需要应对两大挑战。第一项挑战（这也体现在有关提高消费税的讨论中）是确定财政整顿的适当步伐：过慢，会削弱可信性，过快，则会损害经济增长。第二项挑战是实施一套可信的结构改革措施，促使经济从当前的周期性复苏过渡到持久增长。同时，IMF警告称，日本的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不足也会引发严重的下行风险，尤其是财政风险。对此，IMF强调，对于一些关键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而言，公共债务规模巨大，且缺乏有实质措施的中期调整计划和社会福利改革，将令其持续面临居高不下的财政风险。&
欧元区正在逐步走出衰退，但经济复苏预计仍将缓慢，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会受到疲弱外围经济体的拖累。IMF预测欧元区经济今年将下降0.4%，明年将重返增长，增速达1%。其核心经济体呈现出一些复苏迹象。这不是由最近的重大政策调整引起的，而是来自情绪的变化——如果消费者和企业决定增加支出，这种情绪变化基本上可自我实现。但南部边缘国家的处境依然困难。提高竞争力和增加出口方面的进展还不够，不足以抵消国内需求疲软的影响。IMF认为，欧元区的风险主要来自未完成的改革，包括重塑银行业稳健和信贷传导机制，以及企业债务高企。无论核心还是边缘经济体，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不确定性都依然存在，已承诺实施的银行资产质量检查应能减轻这种不确定性。从长期看，与日本一样，欧洲也迫切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摆脱潜在增长乏力的状态，恢复经济活力。
欧元区银行信贷持续紧缩，远逊于IMF预期
新兴市场增速减缓
当前的关注重点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的增长率已经下降，下降幅度大于IMF早先的预测。问题显然在于，这种减缓反映了周期性因素还是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根据IMF目前掌握的情况，答案是，两方面原因都有，尽管在不同国家程度不同——俄罗斯和南非的增长下滑在更大程度上是周期性的，而中国和印度则更多反映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本世纪头十年里，异常有利的全球环境（包括高涨的商品价格和快速的金融市场发展）使这些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上升，在其中一些经济体，周期性因素也起了作用。而随着商品价格趋稳、金融条件趋紧，这些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降了下来，在其中一些经济体，这还导致了急剧的周期性调整。
在这种变化的形势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面临着两项挑战。首先是针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做出调整。尽管增长速度相比本世纪头十年有所减缓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促进调整，这已变得越来越紧迫。所需的政策是我们所熟知的，从中国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再平衡，到巴西和印度的消除投资壁垒。第二项挑战是处理好周期性调整，在这方面，标准的建议也是适用的。具有大额财政赤字的国家必须实施财政整顿。通货膨胀持续高于目标国家必须采取紧缩措施，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还应采用更加可信的货币政策框架。
亚洲GDP增速走势图（2009年4月-2013年10月）
危机后的复苏过于缓慢
总体来说，尽管美国、日本和欧元区这三大发达经济体正持续复苏，但经济不景气仍然存在，通胀压力预计也会持续受抑。此外，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将令人难以容忍地居高不下，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是，尤其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当前的焦点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经济增长减缓与美国货币政策导致的金融状况收紧的共同作用的背景下。但危机的其他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很可能再次浮现出来。公共债务仍然居高不下，一些国家的私人债务也很高，财政可持续性并未实现。金融体系的架构在演变，其未来形态仍不明确。这些问题将继续影响世界经济未来若干年的演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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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经济体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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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情况较好的经济体对金融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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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综合余额和负债占GDP比重最新预测
全球经济前景
IMF对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期有所下调，从7月份的3.2%降至2.9%，这是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最弱的一年。IMF表示，全球经济有可能陷入长期而持久的停滞。2014年预计为3.6%，也低于此前预期的3.8%。报告中预测称，2013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比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4.5%，低于三个月以前预测的5.0%；2014年为5.1%，也低于此前预期。与此同时，IMF维持对发达国家（含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不变，2013年和2014年的同比增长率平均值分别为1.2%和2%。
美国2013年GDP增长预期从1.7%下调至1.6%，2014年增长预期从2.8%下调至2.6%；欧盟今年GDP增长率预期为同比持平，2014年预计为1.3%。报告指出：“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实质GDP增长一直都令人失望，但在发达经济体中，经济增长率与预期保持广泛的一致。在各个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中，增长表现疲弱的原因不一，可能包括紧缩的产能限制、稳定或下跌中的商品价格、政策支持的减少以及迅速金融深化时期过后的信贷活动放缓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的下调幅度最大，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3年增长率预期均遭到下调，所有四国的2014年增长率预期也均被下调。其中，尤以印度的增长率预期降幅更大，目前该组织预计印度2013年经济增长率为3.8%，明年为5.1%。中国今明两年的GDP增长率预期约为7.5%，低于此前预期的7.75%左右。报告称：“2013年上半年中，亚洲地区的增长速度整体放缓，不及2013年4月份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作出的预期。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趋势有所加快，通过供应链联系等方式对亚洲大多数地区的工业活动造成了影响，而印度则持续面临着供应端限制的问题。”IMF强调，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减速，使过去5年中世界经济增长减慢。尽管2009年和2010年的刺激政策起到了一些抬拉作用，但IMF说，经济衰退的程度还是让预测师们感到吃惊。IMF表示，到2016年，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规模将比其两年前预计的要低8-14%。另外，IMF将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由7.7%下调至7.3%。同时表示，未来5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显著下降”。
全球经济存在下行风险
展望未来，IMF预计全球经济活动将会温和加速，但仍然存在下行风险。报告认为，近期两大发展趋势可能会影响短期内的全球经济路径——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以及中国经济中期内放缓。
首先，市场越来越确信美国货币政策正接近转折点。自今天春天以来，由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将退出债券购买计划的缘故，金融市场状况已经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变得紧缩起来，从而增强了有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担忧情绪；而与此同时，与最大型经济体相关的许多风险仍未得到解决。报告指出：“主要经济体必须紧急采取能改善自身前景的政策；否则的话，全球经济可能会进入受抑制的中期增长轨迹。”目前增长前景并未有所改善，全球经济仍旧处于疲弱态势，美国最新的政策挑战正在浮出水面，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等旧的问题仍旧存在，但这些风险与去年同期相比则有所减弱。
美联储今年5月提到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步退出量化宽松(QE)措施，导致美国和其他许多经济体的长期国债收益率意外大幅攀升。尽管在今年9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并未宣布缩减QE而是维持购债规模不变，收益率攀升很大程度上都仍未反转，尽管其他国家也采取了政策行动予以应对。该组织认为，由于美联储暗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量化宽松规模而导致的利率上升趋势很可能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如果美联储真的开始缩减该计划，则很可能导致市场状况进一步紧缩。该组织预计，美联储要到2016年才会首次升息，但市场则认为该央行已经触及一个“转折点”，升息时间将远早于该组织预期。与此同时，该组织还预计，美联储将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以“极具渐进性”的方式缩减量化宽松规模，并指出这一进程必须缓慢执行，且美联储需要与公众进行明确的沟通。
先进经济体的衰退和通缩风险有所缓和，但依旧不乐观——尤其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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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新兴市场承受“迷你压力测试”
美国即将缩减货币宽松政策也会导致额外的市场调整，暴露出金融过度问题和系统脆弱性。IMF认为，美联储平稳退出ＱＥ面临较大难度，能否控制长期利率和市场波动性甚为关键。市场流动性缩减和短期融资市场及影子银行体系杠杆水平过高，很可能导致长期利率上升幅度扩大，对全球市场产生溢出效应。据ＩＭＦ估计，长期利率上升１个百分点可能造成全球债券基金损失约２．３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面临汇率和金融市场超调的问题，同时还要应对经济前景走弱和国内风险上升。一些经济体甚至可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冲击。&
由于金融市场预期转变，新兴市场经历了动荡。自今年５月份之前，全球金融市场受三大预期支撑，许多资产价格升至多年来新高。这些预期包括美联储ＱＥ会持续更长时间，美国经济增长会明显走强，以及全球会维持低利率和低波动性的市场环境。但自５月２２日美联储首次暗示可能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后，全球金融市场预期发生明显转变，投资者决策时开始将美联储结束ＱＥ考虑在内，纷纷调整投资组合，减少持有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推动长期利率上升和新兴市场金融状况大幅收紧。报告指出，美国最大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投资信托基金曾一周抛售３００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接影响到抵押贷款利率走势。
自５月份以来，美国长期定息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了约１个百分点，一度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美国１０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从５月初的１．６％升至９月初的近３％。
５月底以来新兴市场资产也遭到大幅抛售，股市和债券价格大幅下挫，收益率曲线变陡，本币汇率贬值，资本急剧外流，各新兴经济体的国内金融条件趋紧。ＩＭＦ的数据显示，５月２２日之后的１２周，新兴市场固定收益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缩减了１９０亿美元。9月美联储延迟缩减QE的决定缓解了资本流出压力，市场随之有所好转，但总体仍然低于5月水平。IMF的模型预测显示，在多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今年5月以来的外部金融环境紧缩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对GDP构成0.25至1个百分点的拖累。
报告称，外部溢出效应已经对新兴市场金融体系提供了一种“迷你压力测试”。
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与当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相互作用，触发了一系列令人喜忧参半的调整。喜的是，在依然有利的金融条件和抵御能力较好的劳动力市场支撑下，调整带来了资本流动的重新分配和货币贬值，大多近期贬值幅度较大的货币都是原本就被评为估值过高的货币，帮助新兴市场提升了竞争力。忧的是，趋紧的外部融资状况和自身结构性障碍将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此外，随着新兴市场波动性的攀升，潜在超调风险可能会影响投资和增长。不过IMF指出，这种可能仍旧处于可控范围，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公司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压力。”
新兴市场陷入动荡除与融资成本上升有关外，国内基本面走弱和金融体系脆弱也是重要原因。具体来看，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等存在持续经常账户赤字、通胀压力上升等问题的国家资本市场明显承压，而智利、墨西哥、波兰等基本面较好、宏观经济政策稳健和金融系统强劲的国家未受到美联储退出ＱＥ预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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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亚洲金融环境指数(F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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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十年国债收益率对比
5月22日之后新兴市场管理中的资产大幅缩水
&&&第二，外界也越来越确信中国经济将在中期内进一步放缓。报告称，中国基本没有受到最近的金融市场波动影响。虽然经济活动受益于外部需求的回升，但由于必须继续采取措施降低信贷过快增长，并消化过去几年的经济过热，经济增速会有所放缓。因此，IMF不得不修正了“对于中国政府将在经济增速降低至政府目标7.5%的时候作出反应采取刺激措施的预期”。由于中国政府试图遏制信贷扩张，包括通过影子银行等渠道，转而偏向更有针对性的有限的支持而非广泛刺激，例如对小微企业。这些行动符合中国经济转向更为平衡和可持续增长的策略。结构性因素将推动中国稳步进入增长更慢的通道，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食品价格的趋稳意味着通胀将不再是问题。
此外，中国转变“材料密集型”增长模式，可能束缚那些依赖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煤炭、铜以及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国家的增长。对此，IMF指出，诸如蒙古、澳大利亚、科威特等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受益的国家尤其容易受影响，目前这些国家已经感受到了一些影响。报告说，短期内，“中国需求再平衡的溢出效应特别值得担忧。鉴于中国的放缓预期会反映到前瞻性的价格上，这种放缓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开始影响出口国”。为此，IMF下调了对澳大利亚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从今年4月预计的3.3%下调至2.8%。同时，对今年澳经济增长的预测，也从之前的3%下调至2.5%。澳大利亚是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幅度最大的发达国家之一。IMF表示，除了蒙古外，澳大利亚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容易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其经济模型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减少对铁矿石及煤炭的需求，会使澳大利亚到2025年GDP损失约3%。
商品市场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为新兴国家经济增长与大宗商品价格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IMF预测，今明两年金属价格将下降4-5%，而食品价格今年虽会小幅上涨，但明年将下降6%。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商品价格尤其是金属的价格出现了下滑。不过IMF的主要商品价格指数自今年3月起并未出现明显变动，因为被能源价格的上涨所抵消。IMF指出，金属价格的大幅下滑主要归结于近年来金属市场的供给上升和中国房产市场的发展势头放缓。从图表中也可以看出，新兴市场的宏观经济活动和商品价格增速之间的相关性高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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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商品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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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正相关
事实上，旧风险阴云未散，新的下行风险已经出现。
美国债务上限导致政府关门
美国政治僵局已导致政府关门。IMF目前的经济预测并未考虑美国政府关门的影响，因为政府关门是短期问题，预计很快就能得到解决。IMF的预测数据假设，美国政府关门将是短暂的，紧急公共支出将会得到批准，即将在10月中旬触顶的债务上限也能够得到及时上调。但报告称“这三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IMF警告称，尽管短期政府关门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可能是有限的，但更长时间的关门可能会造成很大伤害。更重要的是，如果无法及时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美国选择性债务违约的话，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害，进一步导致金融动荡。已经复苏的国家可能会重陷衰退，甚至更糟。其后果是不可估量的，无论是实际影响还是对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但对此很难进行量化估计。
亚洲新一轮资本流出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IMF在报告中警示称，全球融资条件可能进一步收紧、并引发新的资金流出、资产价格下滑和金融条件趋紧。因此，基本面较弱且有风险敞口的亚洲经济体可能会受到更大影响，尤其是那些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错配的经济体。
报告称:“美国经济的走强从贸易渠道长期来看会有所助益，但其在亚洲产生的直接效应会对增长带来负面影响。”IMF认为，资本流动逆转反映了发达经济体的收益率上升且有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但同时亦反映亚太地区的内部因素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总体减弱、金融失衡、对外顺差降低以及各国具体的脆弱性。
亚洲地区的一个潜在风险来自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中金融失衡的累积。最近几年高风险的企业借款有所增长，利差被压缩到异常低的水平，且缺乏充分数据，进一步加深了不确定性。大多数情况下，稳健的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理应能抵御可能发生的冲击，但目前来看，让借款成本和市场门槛回到历史标准将带来巨大压力。
风险的第二大潜在来源是投资急剧下跌，尤其是中国和印度。IMF称，鉴于亚洲高度的区域一体化，任何较大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意外放缓，都极具破坏性，尤其是对韩国、中国台湾和大多数东盟国家和地区而言。
对日本而言，如果没有全面实施可行的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该国的新宏观经济框架在提升增长和通胀预期方面可能不太有效，且货币政策将负担过重，这也会对亚洲其他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
财政风险挑战犹存
财政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发生５年后，财政形势依然严峻，虽然经济复苏减轻许多债台高企的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但增速放缓和借贷成本上升让许多新兴经济体蒙受预算压力。报告说，新兴经济体增加税收的潜力巨大，但应对金融市场波动能力较弱，改革税制和强化执法仍是挑战。
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４年的预算赤字规模将不断缩减，根据报告中的数据，除日本以外的发达经济体预算赤字今年将降至3．7％，明年将进一步降至3．0％，赤字下降速度为2011年以来最快；公共债务水平将在今明两年稳定下来，不再继续攀升，但仍处于历史高位，其中公共债务平均约占经济总量的１１０％，较２００７年的水平高出３５个百分点。
美国联邦政府今年启动的自动减赤机制缓解了预算压力，但社会福利项目将长期对赤字形成压力。日本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减债任务最为艰巨，今年日本债务比重将达到243．5％。日本在“安倍经济学”指导下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后者对预算赤字形成了新的压力，基金组织认为，日本必须尽快制定减赤方案，争取在2015年能将赤字减半，到2020年实现财政盈余。
基金组织认为，需要削减赤字的发达经济体除日本以外几乎都完成了3％这个中期目标的三分之二，债务水平也将可能在2030年逐渐降到经济总量的70％至80％。不过，当前进展良好并不意味着最终目标可以顺利实现，特别是欧洲经济增长依然疲弱，这会让赤字问题雪上加霜。而许多新兴经济体为控制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了财政刺激政策，这扩大了赤字和债务规模，这对未来的财政整顿造成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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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2008年-2014年）
IMF说，世界经济仍面临许多风险，世界经济有可能变得比IMF目前的基线预期更糟糕。在IMF对全球经济中期经济前景作出的下行情景假设中，欧元区经济增速持续较低、新兴市场步履蹒跚、日本通缩延长，同时美国结束QE对全球金融环境造成更大更长远的紧缩影响。更令人担忧的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许多年内维持在“零利率”水平。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债务高企，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僵局可能“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加上欧元区金融分散，可能会触发新的全球金融危机。最可能的情况是“持续、合理的失望无处不在”。这包括发达国家中企业的投资不能复苏，日本经济复苏逐渐淡出，以及中国发现很难达到刺激内需的预定目标等。为了预防这种下行情景或爆发新的危机，IMF呼吁全球决策者需采取进一步的政策措施来阻止全球经济陷入增长率低于标准水平的困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
他们建议，美国和日本需要制定强大而具体的财政调整和福利改革计划，以便在中期内控制开支。美国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是货币政策如何随机应变，谨慎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增长、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性前景。过度紧缩可能很难撤销，全球增长将远远低于中期增长和通货膨胀预期；与此同时，欧元区则必须建立起一个更加强大的货币联盟，并对自身金融体系进行清理；此外，欧元区和日本尤其需要促进潜在产出，包括通过实施改革为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和外部工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移除进入产品和服务市场的障碍。中国则应为私人消费者支出提供“永久性的支撑”。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新的政策挑战。由于产出缺口、通货膨胀压力、央行可信度、财政政策回旋空间和脆弱性性质的不同，各经济体的适当政策组合和调整速度也将各不相同。但是，很多经济体都面临五项共同的政策重点。第一，政策制定者应当允许汇率对基本面变化作出反应，但也需要防范无序调整，包括通过干预来平缓过度波动。第二，当货币政策框架的可信度降低时，需要着重采取措施提供一个强劲的名义锚(nominal
anchor)。第三，鉴于最近的信贷高涨遗留下来的风险和资本流动带来的新风险，应当采取审慎行动来维护金融稳定性。第四，应当实施财政整顿，除非经济活动急剧恶化或融资状况允许财政放松政策。第五，许多经济体需要进行新一轮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消除进入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壁垒，以及，对中国来说，需要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主导型，从而再平衡其经济增长。
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推进金融改革，以防止风险进一步积累，促进投资的更有效分配，并提高家庭资本收入。因此IMF建议，有必要建立清楚、可信、充分沟通的连贯宏观经济框架，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工具以及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主要步骤包括放开存款利率、放慢信贷增长，尤其是影子银行部门信贷的增长、加强监管(包括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以及通过引入存款保险和针对濒临破产机构的正式处置机制来解决普遍的“隐性担保”观点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在金融政策上，宏观审慎政策应当作为对稳健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补充，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面对集中的资本流出时，报告指出“庞大的储备不足以避免基本面已失衡情况下的金融市场波动性”。对亚洲地区很多经济体来说，由于可能引发资本流出、通胀升高、信贷质量担忧或财政脆弱性，宏观经济政策可能无法提供更多支持。因而，结构性改革在重振经济增长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应对资本流出的主要防线应当是灵活的货币汇率以及谨慎使用旨在抚平波动并确保市场有序运行的外汇干预措施。首先，在必要时，各国必须明确其货币政策框架，保持财政可持续性，从而维持宏观经济的有序状态。其次，在资本外流情况下，它们必须让汇率贬值。对于资本流动管理措施，IMF提醒到，当国际资本涌入时，一些经济体可以对流入采取管控措施，但在非极端情况下，“全球形势收紧时，实施管控“可能会事与愿违”，而是应当考虑取消之前对资本流入的管控，并进一步放开对更稳定资本流入源的限制。
在财政政策方面，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相比，亚洲的结构性财政余额总体已变弱。因此财政整顿的速度必须适度，允许自动稳定措施，甚至在出现不利情形时，还需提供财政支持。为弥补财政缺口，在当前有利的经济周期条件下，“开源”的作用要大于“节流”，而新兴经济体增加税收的潜力“巨大”，但需要改革税制和强化执法；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由于税率已经普遍较高，增加财产税和对富人征税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否则就只能选择削减开支。IMF建议，中国应增强地方政府财政管理、透明度和总体治理框架，遏制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和准财政操作带来的风险。
展望未来，全球活动有望缓慢加强，但该预测所面临的风险依然偏于下行。增长驱动力预计将来自于先进经济体，其产出的扩张速度在
年预计将达到 2%左右，比2013年高约
0.75个百分点。更强劲的美国经济、财政紧缩的显著减轻（日本除外）以及高度宽松的货币状况将是经济加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边缘经济体的增长极其疲弱会阻碍欧元区的增长。2014
年，由于财政政策将大体保持中性，实际利率相对处于低水平，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扩张约
5%。在一些先进经济体和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失业率将维持在极高水平。
一些新的下行风险已经浮现，而旧有风险基本上依然存在。除了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外，美国降低货币通融性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市场调整，并使得那些存在金融过度和系统脆弱性的领域暴露出来。美国近期的财政政策也可能给经济活动带来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应对更加疲软的经济前景和不断加剧的国内脆弱性的同时，可能还会经历汇率和金融市场的过度调整；有些经济体的国际收支甚至会受到严重干扰。在欧元区，恢复银行健康状况和信贷传导渠道的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债务积压问题依然存在，这将继续引发风险。在日本，财政整顿和结构改革的不充分可能触发严重的下行风险，尤其是财政风险。在主要先进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由于公共债务存量庞大，且未能出台具体的中期调整计划和推进强有力的福利改革，财政风险居高不下。在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经济体，财政脆弱性也在以不同程度积累。同时，地缘政治风险再度出现。
始于梦想，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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