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_新浪网
“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旨在纪念和回顾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取得的实践经验和伟大成就，发动广大市民群众讲述亲身经历、亲耳所闻的故事，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变化，全面而深刻地镌刻我国尤其是首都经济社会、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生动描绘我国尤其是首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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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5月10日起，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市网信办、市委讲师团承办的“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向市民征集改革开放40年来，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亲历、亲为、亲闻的变化和故事。
1978年，哈尔滨三棵树站，乘客们排队检票上车。王福春摄影
1989年，北京——广州。青年拿着收音机在听邓丽君的歌曲。王福春摄影
1989年，牡丹江——长汀。列车员高举“放像车厢”走过。“放像车厢”，即电视车厢。这当时为满足部分乘客需要开设的服务。王福春摄影
1991年，哈尔滨——上海。打开水的人们。王福春摄影
1991年，哈尔滨——上海。硬座车厢内的几位旅客让出了头顶上的一片空间，让一位躺在担架上的病人可以舒服地休息。王福春摄影
1991年，上海——重庆。挤在过道一个狭小空间里的一家四口。王福春摄影
1992年，南宁——北京。年轻的妈妈想出了用八宝粥的铁罐来当作“临时厕所”，以解决儿子的内急。王福春摄影
1994年，沈阳——大连。改革开放后做生意的乘客在卧铺车厢拿着当时最时髦的大哥大联系生意。王福春摄影
1994年，哈尔滨站。蜂拥上车的旅客们扛着大包小包挤向狭小火车门。王福春摄影
1995年，兰州——西宁。停车后一拥而上的小商贩，他们提着竹篮往车窗里递东西。王福春摄影
1995年，兰州——西宁。从窗户爬上列车的乘客。王福春摄影
1995年，齐齐哈尔——北京。在宠物狗旁吃方便面的女青年。王福春摄影
1995年，武汉——长沙。一位光膀子的男子躺在硬座座椅靠背上，为防止自己摔倒，他不得不用手抓住上面的行李架。王福春摄影
1998年，通辽——集宁。从列车车窗探出头来的旅客。王福春摄影
1998年，哈尔滨——牡丹江。人们把有天线的小电视带上火车看节目。王福春摄影
2007年，北京——哈尔滨。三位乘客同时在看火车上的杂志，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效果。王福春摄影
2007年，南昌——上海。依依不舍的送别。王福春摄影
2007年，北京到拉萨的列车上，一位女子躺着做面膜，另一位男人则在玩电脑。王福春摄影
2009年，广州——北京。上铺的乘客用电脑来度过漫长的黑夜。王福春摄影
2010年，北京——沈阳。一位小伙子带着眼罩入睡。王福春摄影
2011年，北京——上海的高铁商务车箱。王福春摄影
2012年 ，宜昌——汉口。孩子们人手一个iPad，场面极其壮观。王福春摄影
2013年，北京——上海。一位女士在办公，其他的人则睡觉的睡觉，无聊的无聊。王福春摄影
2014年，重庆——北京高铁。一位男士使用便携支架看手机。王福春摄影
2014年，广州南——北京西高铁。乘客喝茶聊天玩手机。王福春摄影
2015年，上海——杭州东。一位男士用支架架起手机娱乐。王福春摄影
2015年，北戴河——北京。这一年的5月1日起，有视力障碍的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一起乘坐火车。王福春摄影
2015年，北京南——抗州（德州）。一对新人拿着喜字与和谐号合影。王福春摄影
　　原标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 40年，改革开放与我们的生活
前不久，一款香奈儿2018早春系列丝绒唇膏，持“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电子信息凭证”在上海口岸报检，短短几天就完成进口通关并上市销售，几乎与国外同步。从以前的5个月到现在仅5天，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审批改革，让中国人的“美丽消费”直追国际潮流。今年全国两会后，这项改革迅速在广东、重庆、四川等10个自贸区推开，从审批改备案，企业节省了可观成本，消费者享受到更好体验。
这则消息没有引起多大关注。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消费者早已适应了充斥市场、琳琅满目的进口消费品。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由1978年的3645亿元，至2017年的82.7万亿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40年间迅速跃升了200多倍。中国经济总量已提升到世界第二。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史无前例的25974元。40年来，丰硕成果惠及13亿中国人民，让广大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理解了民生方面的变化，才能正确地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远去的票证制度
今天，当年轻人在超市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巨大变化，1992年，中国告别了长达40年之久的票证时代。
1972年天津市地方粮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京市结婚家具购买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四川省中江县煤油供应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农业基础落后，粮食等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于1953年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人们要凭票证来限量购买粮食、油、布、煤、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票证。我国的票证种类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此外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吃的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鸡鸭蛋票，各种糖类票，各种豆制品票及各种蔬菜票等等。穿的除了各种布票外，有化纤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棉胎票等等。用的有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抹布票、煤油票，各种煤票、商品购买证、电器票、自行车票、手表票，还有临时票、机动票等，五花八门，涉及方方面面。总之，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一些当时的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日益丰富。80年代初，禽蛋蔬菜价格逐渐放开，一些工业品也逐步达到了供需平衡。于是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离开流通领域。到1992年，随着中国最后的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后，票证最终结束了它长达40年之久的特殊身份，老百姓从此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
几乎与此同时，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填饱肚子到吃出健康
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老百姓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自家餐桌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凭票购物，到各国料理珍馐食之不尽，国人餐桌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1984年深圳取消粮油额定供应，人们在园岭粮店排队购粮（深圳博物馆供图）
年代，百姓只能凭粮票、油票、肉票等才能购买食品。门市部、供销社是商品供应的主要渠道。由于食品物资的匮乏，供应的时间仅有几天，每逢年关或节假日前夕，供应点就会簇拥着大量凭票购物的人们，购物长队成为那个年代的一大街景。副食也同样匮乏，在北方的冬天，人们把白菜、土豆、萝卜储存腌制，以备过冬。
随着改革开放，物资开始慢慢丰富起来，商品市场逐渐活跃。日，中国第一家超市——广州友谊商店自选超级商场开张。超级商场最初开办时，普通市民需要持外汇券才能购买货品。由于广州是侨乡，不少人拿着外汇券涌入超市，一时间商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商场只好限制人流。
到1983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4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用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老百姓的餐桌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品种渐渐丰富，蔬菜、瓜果、蛋、禽、肉类摆上了货架，粗粮食品逐渐淡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80年代后期，全国实施了菜篮子工程之后，彻底解决了副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1980年开业时（右）与现在的北京悦宾饭馆
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国美术馆附近的翠花胡同被挤得水泄不通。一家个人开办的名叫“悦宾饭馆”的餐馆吸引了无数围观者，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应运而生。当天《北京晚报》就登出一篇巴掌大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当时大家都想去尝尝“第一家”，饭店每天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一天下来，女老板刘桂仙数着面额不一的纸币、硬币：38元，这差不多是当时一个高级工人的月收入。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在一篇报道里称：“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慕名而来的外国使馆人员越来越多，饭店包桌居然排到了68天之后。1981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来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他们“不用怕”。就这样，北京陆续又有第二家第三家个体饭店，经营环境开始越来越好。
到了90年代初，进餐馆尝鲜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谁家有喜庆事，都愿意在饭店摆一桌。那时候刚时兴自助餐，许多人都好奇要去尝一尝。再往后，鱼翅、鲍鱼、海参等高档食材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经营粤菜、生猛海鲜的餐馆生意都很火爆。
1987年，肯德基北京前门店开业后，排队吃肯德基的场面
日，肯德基在北京前门正式开启中国第一家餐厅。开业那天，顾客几乎需要2小时才能等到一个座位。眼看着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不得不求助警察来帮忙维持秩序。只要到周末，光餐厅外排起的队伍就有400多米，必须分段分时放人进来。前门肯德基变成了北京城里的“网红店”，上肯德基吃西餐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甚至成为北京旅游的一大景点。很多来到北京的人，必定要去肯德基尝一下，然后与门口的山德士上校人像留影纪念。
1990年麦当劳深圳光华餐厅开业以后，生意非常红火
日，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光华餐厅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盛大开幕。按照当地的风俗，舞狮、点睛、采青，一样都不能少。开业当日，深圳光华餐厅就创下了当时全球麦当劳有史以来的单店单天营业额与顾客光临数的记录。
自此，洋快餐加快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这不仅带给中国人进食口味上的不同，还有饮食文化、管理模式、用餐观念等的改变。
恩格尔系数是指购买食物的人均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它是用来判断国民生活水平的国际指针。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4.2%和58.8%。到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50%，进入小康水平。
到了21世纪，饮食的极大丰富导致了大量肥胖、疾病的产生，人们开始寻求健康饮食。人们的饮食习惯，由原来的饱餐型向营养型、新鲜型、简便型转变。外卖行业发展如火如荼，各色饮食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下单，快速便捷地送到顾客手中。
从黑灰走向时装个性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色彩和样式单调。映入眼帘的，千篇一律的是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的海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那个年代的金科玉律。稍微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根本没人敢穿，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指责。当时百姓生活水平有限，衣服的数量也很少。用当时的话讲，叫“艰苦朴素”，说到底还是供应紧张。
20世纪80年代，北京，穿喇叭裤的青年
40年过去，中国纺织工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发展。1978年，纺织工业实现工业总产473.2亿元；2017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68935.65亿元，约为1978年的140多倍。纺织品服装出口2745.1亿美元，是1978年的127.4倍。1978年，中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仅有2.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8%。2017年行业规上企业服装产量287.81亿件，相当于为世界人口（按76亿计算）每人提供6.89件衣服。
老百姓服饰的春天开始于改革开放。一些西方的服饰进入中国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潮流。20世纪80年代初，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成了一种大街小巷的时尚。随后，“港裤”“燕尾服”等各种新潮的服装相继涌现。
1979年，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内部时装秀
1979年3月，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来华，他是第一位来华的国际级服装大师。他率领12个外国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法国时装表演。当年的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内部观摩”。 皮尔·卡丹回忆说：“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皮尔·卡丹带来了“时装”和“品牌”的概念，讲究穿衣服要穿“牌子货”。皮尔·卡丹也成了中国“时尚”的启蒙者，一波比一波繁华的时装潮流、一个比一个华丽的奢侈品牌就前赴后继地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模特
服饰的变化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最重要体现。20世纪80年代穿着“的确良”白衬衫的女青年显得那么单纯，和那个时代一样。随后，80年代中期，城市里开始流行红裙子，女孩子脱去了暗淡的外衣，穿着色彩鲜艳的编织毛衣，留住美丽，一场时装的革命正在悄然而来。时髦的男青年一边跳着霹雳舞，一边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尚”。喇叭裤，包紧了臀部，裤脚管很大，像喇叭，兼具扫地功能。随后，连体裤、哈伦裤、健美裤、蕾丝裙、中性套装、露脐装……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个月，时尚，就是一阵风，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90年代以后，中国服装至少在高端人群中已经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蜗居”到“广厦”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住房制度是福利分房，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房屋是租赁单位或者房屋管理部门的，只有少数居民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住房靠国家，分房按等级”，房子面积分配的大小要根据级别和家里人口的数量。一般是一家三四口人，甚至老少三代一起吃、住、生活。人口多、住宅面积小是当时最常见的普通居民生活状况。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缺房户达869万，占城市总户数的近一半。
待拆迁的长沙东二环筒子楼
1980年4月，邓小平指出，住房改革要走商品化的路子，由此开启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此后，我国房改大致经历了试点售房、提租补贴和以售带租等改革阶段，以及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年）阶段。而房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则是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2012年的32.9平方米提高到2016年的36.6平方米，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
从60年代的平房，70年代的筒子楼，80年代的单元楼，90年代的二室一厅、三室一厅到跨入新世纪的小高层、复式住宅、跃层、别墅，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有其屋”再到“居者优其屋”的变化，深刻地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深圳房地产公司建起怡景花园高级住宅区（深圳博物馆供图）
1998年，房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新的住房时代开始了，拥有一套新住房成为人们的新追求。21世纪，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在追求宽敞的同时，还在追求着居住环境的各种配套设施，要住得舒服，住得开心。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房子是头等大事，这造就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房价高企，令多少适婚买房一族望房兴叹？不过另一方面，中国住房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不争的事实，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城乡居民住房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是必然的趋势。
从“自行车王国”到说走就走的旅行
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老百姓，绝不会梦想有一天会开上私家车。
40年前，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购买自行车要凭票，每年一个单位最多能分到十几张购车票，能有幸分到票的人自然不多。当时人们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除了公交车外，绝大多数都骑自行车或步行。永久、凤凰、飞鸽等品牌的自行车开始风靡中国。那时，有一辆自行车的感觉不亚于现在有辆轿车，骑“永久” 就像开奔驰一样有面子，而一辆“凤凰”就像现在有一辆宝马一样。
1982年，北京街头停放的自行车
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开始逐步成为人们的新宠。那时，摩托车是家庭富裕的象征，骑着一台摩托车游走于大街小巷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喜剧电影《雅马哈鱼档》热播全国。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喜爱上了摩托车。当时广州一些比较大的商店，像华侨大厦、友谊商店等，都有摩托车卖，虽然都是雅马哈、本田、铃木等进口车， 价格比较昂贵，但一般市民也开始光顾了。
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说：“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这年年底，北京国际家庭轿车研讨会在国贸中心召开，全球各大汽车公司送来各自的家庭车型参会。配合研讨会的车展也在北京引起轰动，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批车迷。
1990年第一届北京车展，长城汽车工业公司二分厂生产的轿车，人们新奇地围在车旁
1995年以后，合资生产的桑塔纳、捷达、富康；引进技术生产的天津夏利、长安奥拓以及易货贸易进口的小型车，私人购买量在北京以及深圳、广州、温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日益增多。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老百姓对于轿车被压抑多年的需求急剧释放。今天，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把轿车当作自己的生活、出行、谋生的现代化工具。一到节假日，各大旅游景点人满为患，车流滚滚。春暖花开时节，去赏花休憩，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了很多私家车主的假日选择。而私家车太多，停车难又成了大问题。
今天的我们，外出可以用共享单车低碳出行，可以坐时速高达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可以坐豪华轮船周游列国，坐飞机比当年骑自行车都常见。据《宁夏日报》报道，即使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甘肃固原，从固原启程，乘飞机飞至银川出差、飞至西安购物、飞至福州旅游，当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习惯于打“飞的”。
“四大件”的兴衰
四大件，又名“三转一响”，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出现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当时为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这四件家庭物品分别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这几乎是一个家境非常好的人才能够拥有的奢侈品。这“四大件”会让上了年岁的人如数家珍，在其头脑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一块手表曾经就是她的嫁妆，而一辆崭新的“飞鸽”或“永久”也许使他当上了新郎。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凭票供应时代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新“四大件”的诞生：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电子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每个家庭的家居生活。
上海无线电十八厂飞跃牌9寸黑白电视机
20世纪80年代东芝录音机
新“四大件”走入家庭没多久，就由流行走向了没落。黑白电视的魅力哪里比得上彩色电视？录音机和“家庭影院”放在一起，明显就相形见绌了。还有家用电话、空调、电脑、微波炉……
1994年，广州，手持“大哥大”手机的市民
改革开放进入20多年之后，家电逐步由奢侈品转变为日用消费品，国内家电进入到消费的黄金期，普及型消费市场已经形成。最近的10年，中国家电产业厚积薄发，开启了全面超越外资品牌的征程。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家电智能化过程中，中国家电企业明显走在全球产业的前列。2008年国内家电销售金额为4345亿元，10年后的2017年销售金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120亿元。
人们在尽情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也懒得总结什么“四大件”了。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使人很难从中选择出哪种商品与你息息相关，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大件”。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圆通吧：出彩新时代丨三天一层楼，效率就是生命，见证的是奇迹
改革开放初期，
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是谁？&
每天绑扎300公斤钢筋的“铁姑娘”又是谁？&
打破大锅饭，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
又从何时开始？&
让小青为您揭秘“深圳速度”，
翻开深圳特区第一代建设者们的故事。&
故事1：工地上的“牛郎织女”&
1983年4月，时任中建三局副局长的李传芳赴深圳驻点，全权负责三局在深的业务，重点负责国贸大厦的建设工作。李传芳意识到国贸工程的重要性，干成功了将成为中国建筑信誉和效益的金牌，干失败了不仅个人前途受损，中建三局也会被赶出深圳。&
在她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动员会上严肃地宣布了一条铁的纪律：“我们来了30多对夫妻，从今晚开始必须住单身宿舍。”话音刚落，一些人就笑出了声。因为李传芳的丈夫俞飞熊也在工地上，并担任项目总工程师。她补充道：“全部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也不例外。”另外，除特殊情况，谁都不准回家，也不准家属来队，国贸大厦建设成功那天，这条纪律才能作废！”顿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
故事2：局长亲手煮的面&
许多老员工在回忆国贸建设这段往事时都感叹，“无论是多大的领导，在工地都没有特权，吃住都跟我们在一起。”&
那时的人民南路还是一片泥泞，张恩沛为了让加班的员工填饱肚子，亲自为大家煮从湖北带来的挂面。有时下雨，他就撑着伞挡住锅，待面差不多熟了，他一声“走起”，同事用抹布包住锅沿，双手端起锅，向工棚里冲，张恩沛则撑着伞挡住锅跟着一路小跑，口中还喊着：“小心点，别撒了！”&至今还有老职工自豪地说，“我可是吃过张局长亲手煮的面。”&
故事3：“四顶红帽子”的重任
上个世纪80年代，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反复出现在各种报章上。他们是中建三局项目主任、施工指挥王毓刚，支部书记、副指挥厉复兴，总工程师俞飞熊和滑模主管罗君东。&
第一次试滑，因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墙体被严重拉裂……第二次、第三次试滑实验均以失败告终。一时间批评、谩骂声铺天盖地，很多外电记者蹲点等着报道国贸大厦坍塌，“四顶红帽子”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甲方负责人甚至说，“你们要包赔我的损失，赶早给我滚蛋！”&
怎么办？滑模究竟能否成功？一种乌云压顶的感觉瞬间袭来，大家没日没夜的总结失败教训，一头扎进工地，做实验、测数据，经过一次次滑模技术实验，他们终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光有先进技术不行，物料质量跟不上。&
当张恩沛再一次来到现场，在简陋的会议室，“四顶红帽子”齐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慷慨赴死的决心望向这个他们敬爱的领导。张恩沛听了他们的汇报，心潮澎湃。随后问道，“你们确定要再试一次？”“四顶红帽子”齐声回答：“要！”俞飞熊甚至承诺，“如果再次失败，我愿意去坐牢。”&
但是购买5万元以上设备要经过漫长审批还可能不被政府批准，怎么办？工期临近，张恩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没有经过任何批准，他以个人名义做担保，用外汇券从香港贷款购买了十几台国外先进设备。&
日，第四次滑模正式开始，在16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滑模缓缓提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混凝土墙面又平又光！”&瞬间现场哭声、笑声、欢呼声交织一片，“四顶红帽子”相拥而泣。&
滑模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工地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工人的工作量和收入直接挂钩，原本工人一个月只能拿十几元，但在国贸建设期间，最高能拿600多元。&
故事4：“铁姑娘”的国贸芳华&
18岁的杜先芳刚到国贸大厦工地，和大多数女生一样，被分到了项目钢筋班组，这个班组被称为“铁姑娘班”。&
“与身体的疼痛相比，心里的恐惧才是更难跨越的。”杜先芳回忆，深圳国贸大厦从第三层开始滑模，“铁姑娘”们要负责绑扎钢筋，跟随着滑模一直攀上150米高空。杜先芳还记得第一次站上十几米高的操作板面，望着脚下缩小了半圈的熟悉风景，真是脚步打颤、手心冒汗。&
国贸大厦随后进入快速施工期，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不断“长”高，满怀喜悦的“铁姑娘”们投入到更加忘我的工作之中。当时，杜先芳所负责的双观电梯区域难度颇高，钢筋排布造型复杂、体积大。下班后她经常向老师傅请教，上班时顶着高处的寒风与流下的保养用水稳步进行绑扎，越来越熟练，到后来平均每天可以完成300公斤重的钢筋绑扎。&
一次验收，180斤重的验收组长站在杜先芳绑扎好的钢筋上晃动几下，钢筋几乎纹丝不动。欣喜的杜先芳在几个老师傅的撺掇下爬上了龙门架，望着脚下的高楼和遍布深圳的建设工地，她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不恐高了，还忍不住站在上面唱了一首当时正流行的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推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
重温缔造“深圳奇迹”背后的故事，&
体会中建人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儿。&
无奋斗，不青春！&
今天的你，也同样行！&
（参考：中国建筑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我与改革开放 | 月票的时光记忆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换学校，离家远了。我想骑自行车上学，爸妈不同意，担心我技术不佳出事，便让我坐公交车上下学，15路汽车，两边各走半里多地。
去学校大部分路段就这一路车，几乎天天人满为患；我上下学挤上车，还要拽着书包从大人们的腋下挤过去，仰着头伸长手臂，找售票员买车票，手里的五分钱或一毛钱捏得紧紧的，生怕掉了。父母也麻烦，每天上学前要想着把买票钱给我，忘了或没来得及，我就没钱乘车了，于是爸妈决定给我买月票，每月两块五。于是，我就有了人生第一件显示自己身份的证件（带照片的），再不用挤来挤去的买车票，下车时拿出来，亮给售票员，小小的傲一下。每到月底月初，要去公交车总站的一间小屋窗口前排队换月票，在月票卡上用新月份贴盖老月份，再盖上蓝色椭圆的章，压住照片一角。妈妈怕我弄丢了，就给月票缝了个小布兜，和门钥匙一起，每天挂在脖子上……
我与改革开放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工作了。当时地铁刚开通了一号线，很拥挤，我还是选择乘它上班，快捷，有保证。也许早早尝到了有月票的“好处”，我便千方百计弄了张地铁月票。地铁月票发放控制得很紧，据说只能“以旧换新”，丢了不补。而地铁还是人工检票，进出的人如潮水，检票员非常辛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国去日本，看到人家地铁如织，检票全部自动化，既新鲜又羡慕。
已淡出视线的公交月票 视觉中国供图
我拥有私家轿车时，已是新世纪初年了。于是我的“月票”就换成了随时可以出行、去哪里都可以、不用更换的“汽车年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越来越多，街上车水马龙，常常拥堵，耗时间，耽误事，停车难，常郁闷。
与此同时，公交尤其地铁、轻轨快速发展起来，地铁建得越来越多，一条接一条，短短几十年就在北京地下编织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就这样，我又放弃了驾车出行，改乘方便、快捷、靠谱的地铁。而地铁也早已废弃了月票，现代化的检票系统，每天服务着大海一样的人群。我当然用上了“一卡通”，地上地下，去哪儿，一刷，齐活。那天，西直门地铁站里广播告知，可以刷手机进出站了，我要试试，于是，手机就成了我的新“月票”。
跟一个文友微信聊天，他喜欢剪报。不知咋的聊到了月票。他说，你等着。一会传来一张照片，是我1986年9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首小诗《月票》：
“有一天，妈妈忽然发现，我，超过了车门上的红道——不再是一张识字卡片，一张一群小猫的日历，一张随意涂抹的画稿，妈妈给我打了张月票。从摇篮走上公共汽车，从小院走向宽宽的大道；可就是走不出妈妈的心，她给月票缝了个带松紧口的布套。”
朋友说，这首小诗常常让他想起自己的少儿时代。他还说，你退休了，再过几年，乘公交车，就啥票都不要了。
是吗？那样的话，关于月票的一切，就真的彻底封存在时光的记忆里了……
本文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会员，企业退休。
即日起至9月15日，欢迎您与我们分享自己与改革开放的故事。经过甄选，您的故事有望在本报等京城媒体刊载，还有可能跟着百姓宣讲团走进千家万户。
本次故事征集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市委讲师团联合有关单位开展。应征故事应紧紧围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突出个人亲历、亲闻，注重真实性、典型性，以凡人小事反映时代主题，以真实经历激发时代共鸣。文字作品请发至邮箱或。
作品集中评审将在9月16日至10月15日举行，文字作品将评出一等奖各5名、二等奖各20名、三等奖各50名、优秀奖各200名，优秀组织奖若干名，一等奖5000元，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2000元，优秀奖1000元。
应征故事要求字数不超过2000字，为原创作品，未公开发表过，以第一人称撰写。实名投稿，并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100字内个人简介。
文字 | 刘连勇
来源：北京晚报
　　原标题：[光小明的文艺茶座]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音乐：为人民抒怀 为时代放歌
来源：&光明网
[光小明的文艺茶座]
音乐作为一门抒情达意的艺术，植根于人民丰富的生产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貌日新月异。那么，音乐是怎样与时俱进的？记者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谢嘉幸。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谢嘉幸
光明网：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哪些主要类型？
谢嘉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具体来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音乐类型：
流行音乐逐渐进入社会生活。起初，人们对这种新的音乐类型，存有一些疑虑。后来，慢慢接受和喜爱。几十年来，流行音乐方兴未艾，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艺术音乐，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期间，涌现出了谭盾、叶小纲、孔祥东、吕思清、吴碧霞、廖昌永等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传统音乐，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七八十年代，针对中国民间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族民间器乐和民间歌舞，专门启动了“五大集成”工作。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在传统音乐保护和传承方面更加重视，取得了可观成效。
三种音乐各得其所、此起彼伏。同时，也在追求良性互动和深度交融，不断书写新篇章、创造新气象。协调发展的前提，是引导而非抹杀。流行音乐未必就时尚，传统音乐也未必就陈旧；艺术音乐未必就高雅，流行音乐也未必就低俗。只要品质佳，就能打动人心；只有好内容，才能传之久远。改革开放40年，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来之不易，对此我们应当珍惜。不同的音乐类型，需要一如既往地相互尊重。
光明网：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是怎样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
谢嘉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在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时刻都在发生着新的故事。这些，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丰沃土壤。中国音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音乐创作空前活跃，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四十年间，新歌层出不穷，老歌久唱不衰，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音乐内容方面，既有歌颂祖国、赞美时代的宏大主题，也有表现个人情感、生活哲思的细微洞察。例如《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中国心》《走进新时代》等，抒发了深沉的家国之爱，感动了一代代中国人。再如《故乡的云》《烛光里的妈妈》《迟来的爱》《朋友》等，表达了对人世间深情厚谊、悲欢离合的深切体悟。
另外，还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影视金曲广为传唱，为音乐文化抹上了一笔绚丽的色彩。二是优秀戏歌、民族歌曲受到追捧，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一些感人的细节，在音乐中闪光，让人回味无穷。音乐的精品化、经典化之路，既要立足传统，又要推陈出新，做到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
光明网：随着社会进步，传统音乐应该怎样继承与创新，更好地走进现代生活？
谢嘉幸：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传统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业界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
首先，以特色活动为抓手，重视传播手段创新。进入高科技时代，充分利用多媒体，来实现音乐的文化解说和文化的音乐阐释，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传统音乐复兴，离不开教育的积极推动。从娃娃抓起，构建一个完整的传统音乐教育体系，十分必要。希望将来在基础教育、学位教育当中，进一步加大传统文化、传统音乐的比重。最后，立足实际，妥善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传统音乐种类繁多、知识驳杂，怎样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一是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来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二是兼顾大众的审美能力和需求，在普及上多下功夫。
弘扬音乐文化，创造美好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折射了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只要共同努力、不断进取，未来的中国音乐，必将更好地绽放光彩、闪耀魅力！
采访整理：光明网记者李姝昱
　　原标题：青海：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 “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 本报记者 李 婕摄
人民日报海外版西宁6月25日电&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记者李婕）
　　原标题：“听声”四十年 智能公交报站暖心
城市公交车大家太熟悉不过了，无论是车型还是车内设施的变化都折射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有幸在公交公司大一路车队工作数年。当时身为售票员的我，每天手持有线话筒边报站边售票，遇人多时还得走出售票台到乘客身边去售验票。故而时常漏报站名，给乘客带来不便。受电影《小字辈》的启发，我萌生了改变手持话筒报站的想法。虽是电影故事情节，但当时没有实际先例。
起初，我设计了一个电示运行报站器简图和所需材料表，得到了时任党支部书记刘宝庚的支持并取得了技术科的通力配合，完成了工艺制作。在售票台上方，随着灯光的显示，达到了预报下站的效果。
随后，又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出了音频信号放大电路板，采用盒式录音机芯，配上地铁专业广播员的标准报站录音带，成功试制出了第一台北京市公共汽车录音报站器的样机。并安装在大一路公共汽车3678号车上使用。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认可和广大乘客的赞许。
时隔四十年，公交车的录音报站器已更新了几代。从磁带式逐步更新到了电子芯片模式，从售票员手动控制到现在的行车起步自动播放。从昔日灯泡显亮预报下站到如今的高亮LED屏的滚动播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将更加智能化温馨化。
纵观公交车语音报站器的变迁，充分反映了我们的人民生活，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愿我们的民生更加温馨幸福。文/秦凤鸣
来源：法制晚报
　　原标题：中国硅谷之路——中关村系列报道之一
1992年，在中关村大街的路中央矗立起金黄色的“双螺旋”雕塑，成为中关村的标志。（李继辉摄于1998年）
如今，新的“生命”大型雕塑落户在中关村西区广场上，外形和颜色均保持不变，但体量更加高大。（饶强摄）
中关村，曾经是北京西北郊名副其实的小村。40年前，这里的庄稼地已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与众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为邻的，是大批冒着黑烟的手工作坊式乡镇企业。
40年后，这里还叫中关村。只是，这里不仅有高楼林立的繁华，更有创业创新的激情和梦想。“中关村”三个字，已远远超出了地理名称的范畴，成为科技创新的代名词和首都发展的金名片。
日，北京日报头版的一篇《开创中国式硅谷的探索》，第一次将中关村这片热土，与大洋彼岸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谷联系起来。
“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北京日报记者敏锐地意识到，一批新型技术公司的聚集，让中关村走上了一条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之路。
果然，1988年，国务院批准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承担起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经验的重大历史使命。
体制改革打破创新壁垒，人才“松绑”引凤筑巢，创新创业生态不断完善……中关村的发展史，恰是一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史。40年间，中关村从中国硅谷，逐渐成长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关键枢纽，从“跟跑”，向着“并跑”甚至局部“领跑”转变。
“试验田”里的核聚变
一个多月前，以先驱者10号驶出太阳系探索未知宇宙的故事开场，陈云霁、陈天石兄弟俩创立的寒武纪公司发布了新款人工智能AI芯片——理论峰值速度每秒128万亿次定点运算，功耗不超过110瓦，在全球树立了AI芯片的性能和能耗新标杆。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让人工智能芯片计算效率提高一万倍，功耗降低一万倍！”陈云霁说。
这对中科院学霸兄弟的创业，源于几年前一篇摘得全球计算机硬件顶级期刊最佳论文奖的科研论文。为了将研究成果尽快转化，兄弟俩开始酝酿创业。
公司还未成立，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就大手笔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凭借着这笔“天使投资”，寒武纪团队在2016年初做出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芯片的原型样片。
短短数月后，一个由中科院占股30%、寒武纪的科研人员占股70%、估值上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诞生。依托于北京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寒武纪一降生，就未曾尝过缺钱、缺人、缺动力的“成长烦恼”。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把实验室的成果变成真实产品能这么容易。”一位活跃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天使投资人感慨。相比当年中关村的第一批探路者，新世纪的创业者何其幸运。
日，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在一间闲置仓库里，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家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不经意间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
科研成果前脚走出实验室，后脚就迈进工厂大门，教授、科学家也能以个体身份办公司——1978年的硅谷之行，曾给陈春先带来前所未有的观念冲击。回国后，他着手移植硅谷经验，没想到很快被扣上了“不务正业、损公肥私”的帽子。
几乎与此同时，经营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的王洪德也惹来了“违法经营、经济犯罪”的调查。
“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如果聘走不行的话，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撂下这掷地有声的“五走”，王洪德彻底告别传统体制，创办了日后声名赫赫的北京京海公司，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全新机制，探索技工贸相结合的中关村企业发展模式。
同样在中科院计算所，诞生于传达室一间小平房里的联想，1993年底终于打破100%国有资产的属性，按中科院20%、计算所45%、联想职工35%的股权比例分红。
到2001年，联想再进一步，将分红权过渡为股权。财政部、科技部和北京市牵头对联想进行改造，允许联想员工动用多年积攒的分红购买相应的股份。一群“憋”了很多年的科技人员，在历经市场狂风暴雨的考验后，终于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样的激励机制，助推联想扛起IT领域民族产业的大旗，并迅速走出国门，完成了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蛇吞象”壮举。
股权激励，仅是中关村众多先行先试的政策之一。在中央支持下，科技成果收益权和处置权、高新技术认定、外籍高层次人才“绿卡直通车”等试点政策，陆续在中关村率先示范。
“如果说农村领域改革是小岗村首开先河，那么科技领域改革启动就在中关村。”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说。
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100%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第一个政府引导基金……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的创新种子，如同粒子发生的核聚变，爆发出了惊人能量。
148家企业，总收入9亿元——这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刚刚成立时的数字；2017年，这里的企业总数已超过2万家，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5万多亿元。
创新加速度
5月3日，小米申请在香港上市，雷军手持港交所受理IPO收据，乐开了花。
港交所，是雷军再熟悉不过的地方。2007年10月，5次冲击IPO的金山终于在香港挂牌上市。但时任金山总裁雷军的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做得不怎么样”。
十来个人熬了一锅小米粥，低调朴实的庆祝“仪式”后，40岁的雷军再度启程创业，目标是“像乔布斯一样办一家世界一流的企业”。
如今，诞生不过7年的小米，估值约700亿美元，有望创出2014年以来全球IPO最大规模。
中关村，从来不缺奇迹。联想、新浪、百度、小米等标杆企业，不断刷新企业成长速度——中关村首批一百家公司上市用了20年，第二批一百家公司上市仅用了不到4年；这里拥有70家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成为全球仅次于硅谷的独角兽聚集区，其中不乏滴滴出行、美团点评、今日头条等近几年高速成长起来的超级独角兽。
这样的加速度让全球投资人为之眼热。《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的一篇文章评价：全球有许多城市都试图复制硅谷，吸引众多的科技创业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但是，只有一个已经成为硅谷有力的竞争者——北京。
为什么会是北京？
到中关村转一圈，便不难找到答案。
2011年，曾创办世界最大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的美籍华人陈士骏到访中关村，刚刚起步的车库咖啡让他大吃一惊：“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创业，即使在硅谷都没有这样的场景。”
过去几年，创新工场、3W咖啡、贝塔咖啡、天使汇、36氪、创业邦、创投圈、i黑马等近百家创业服务组织应运而生，一大批国内顶级天使投资基金追着创业项目走，中关村人真切地感受到：创业者的黄金时代来了。
2012年底，原谷歌眼镜核心开发人员赵勇，在中关村著名投资人徐小平的邀请下从硅谷辞职，创办人工智能公司格灵深瞳。回国后他才发现，中关村的“魔力”比他想象中还要惊人。
“回国一个星期之内我约了10个投资人面谈，结果前5个全部明确表示愿意投资！”赵勇很清楚，在硅谷，见10个投资人能获得1个人的支持就已经很幸运了。
在短视频创业风口大获成功的快手，短短一年时间实现了注册用户从4亿攀升至7亿的爆发式增长。“如果不是在中关村，我和合伙人也碰不到一块儿，也不会有精力学习‘机器学习’技术，接触不到那么多优秀的产品研发人员、工程师。”快手创始人兼CEO宿华感叹。
与早期中关村的创业者须赌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不同，如今鼓励创新的各种扶持政策和活跃的风险投资，显著降低了创业者的试错成本。
数据显示，全国80%的天使投资人活跃在中关村；2016年中关村股权投资案例2584起，披露股权投资金额1557亿元，分别占全国近三成和超四成。由于无惧失败，随时可以从头再来，中关村持续创业比例高达四成。
全球创新枢纽
和美国硅谷相似，创新创业是中关村与生俱来的气质。
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胡昭广放弃铁饭碗，通过竞聘成为试验区办公室第一任主任。他在上任之初就明确提出，中关村要学习硅谷、复制硅谷。
50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满怀激情地把旧桌旧椅搬到一起，将试验区的牌子挂起来，连个仪式也没有，试验区就“起跑”了。这，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
40余所高校、206家各级科研院所聚集的丰富智力资源，让中关村从来不缺乏创新活力。在第一代本土科研人员“下海”成就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繁荣之后，海归人才又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浪潮中激情迸发，李彦宏、田溯宁、张朝阳等人创办的百度、亚信、搜狐等互联网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中关村“二次创业”的成功典范。
这一轮热潮中，海归们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前卫理念，也向中关村移植了与西方接轨的现代科技公司管理架构。与此同时，本土企业、高校院所等市场主体，纷纷探索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发展路径，中关村企业逐渐摆脱以贸易为主的盈利模式，开始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迈入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加速“跟跑”的第二个十年。
2001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正式实施，其中一条“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被敏感的国外媒体称之为“对知识人才充满敬意的法律”。
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在本世纪前20年再上一个新台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自此，中关村吹响了第三次创业的号角，进入原创引领、高效发展的第三个十年。
海龙大厦的变迁，见证着中国硅谷之变。
“海龙电子城市场一层至五层自7月7日起停止对外营业，并进行场地升级改造。”2016年7月初，一张亮黄色通知赫然张贴在玻璃门上，宣告海龙迈开了转型智能硬件创业中心的腾笼换鸟步伐。
有着17年“攒机圣地”历史的海龙，成就过无数电子科技市场的“弄潮儿”，也曾是刘强东京东商城梦想起飞的地方。
2018年5月中旬，北四环“一号桥”西北角，中关村最后一个电子卖场被拆除——轰轰烈烈的电子卖场时代远去，创业大街模式成为未来主导性新业态，比肩甚至超越硅谷的中关村梦想也变得日渐清晰。
打破旧有体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实行“科学家为主”的管理机制，成功吸引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华裔科学家王晓东回国。如今，王晓东率领研发团队，正在向做全球最好的抗癌新药发起猛攻。
“一个中国农民最多只能养活4名国人，为什么美国可以做到一个农民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外国人？”带着全球领先的现代农业技术和诸多思考，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放弃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身份，回国创办了未名凯拓公司。
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人工智能专家汉斯，2017年也带着自己的看家技术，来到北京“创业”。
一条新政应运出台：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人才可以在中关村示范区内担任新型科研机构法定代表人。毫无疑问，这将有利于新型科研机构直接引进外籍顶尖人才，争取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导权。
目前，中关村聚集了3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外籍从业人员总数近1万人，留学归国人员3万多人，其中海归“千人计划”专家1343人，占全国19%。
在高端人才“梦之队”的带领下，中关村前沿科技企业不断涌现。这些平均创立时间不过三四年的新型创新企业，正在5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芯片、无人驾驶平台、石墨烯材料制备、液态金属增材制造、靶向免疫、高端医疗器械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一代又一代，中关村的追梦者总有相似之处——他们都睡过地板，在破砖房、小民居或是宿舍的钢架床上做过研发。
一代又一代，中关村的追梦者也有着本质不同——新一代创业者不必在铺天盖地的电子表、盗版光盘、水货中寻找机会，他们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业之初便可以从全球尖端技术领域起步。
越来越多的中关村企业将自己定位为总部位于北京的跨国公司。截至目前，中关村企业已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或分支机构近千家，中关村管委会也在硅谷等地设立了十余个海外联络处，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汇聚。与此同时，Plug & Play、Trendlines等世界知名孵化器相继落地中关村，一大批海外创业者成为中关村的熟面孔。
“除了硅谷，很难找到像北京这样适合创业的地方，互联网产业全球领先，人才、政策、资本都聚集在这里。”通过积分评估获得中国“绿卡”的也门小伙阿哈迈德说。
2018年夏天，从126个国家及地区选拔出的15名优秀海外青年，将通过创业大街的国际实习项目，进入中关村的顶尖科技公司实习工作，近距离感受这里的创业热潮。
中关村，这个当年的京西北小村，早已不是北京的中关村，而是世界的中关村，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占据越来越关键的枢纽地位。（涂露芳 孙奇茹）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看改革开放40年：交通篇——从双腿丈量到抬脚上车
中国青年网北京6月18日电（记者 张潼 杨月 实习记者 曹若鸿）在你的记忆中，是否还有绿皮火车的身影？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你的出行方式发生了哪些改变？小青一图梳理中国交通事业改革开放40年巨变，带你get中国交通强国时代的正确打开方式。&
　　原标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 40年，改革开放与我们的生活
前不久，一款香奈儿2018早春系列丝绒唇膏，持“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电子信息凭证”在上海口岸报检，短短几天就完成进口通关并上市销售，几乎与国外同步。从以前的5个月到现在仅5天，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审批改革，让中国人的“美丽消费”直追国际潮流。今年全国两会后，这项改革迅速在广东、重庆、四川等10个自贸区推开，从审批改备案，企业节省了可观成本，消费者享受到更好体验。
这则消息没有引起多大关注。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消费者早已适应了充斥市场、琳琅满目的进口消费品。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由1978年的3645亿元，至2017年的82.7万亿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40年间迅速跃升了200多倍。中国经济总量已提升到世界第二。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史无前例的25974元。40年来，丰硕成果惠及13亿中国人民，让广大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理解了民生方面的变化，才能正确地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远去的票证制度
今天，当年轻人在超市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巨大变化，1992年，中国告别了长达40年之久的票证时代。
1972年天津市地方粮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京市结婚家具购买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四川省中江县煤油供应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农业基础落后，粮食等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于1953年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人们要凭票证来限量购买粮食、油、布、煤、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票证。我国的票证种类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此外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吃的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鸡鸭蛋票，各种糖类票，各种豆制品票及各种蔬菜票等等。穿的除了各种布票外，有化纤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棉胎票等等。用的有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抹布票、煤油票，各种煤票、商品购买证、电器票、自行车票、手表票，还有临时票、机动票等，五花八门，涉及方方面面。总之，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一些当时的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日益丰富。80年代初，禽蛋蔬菜价格逐渐放开，一些工业品也逐步达到了供需平衡。于是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离开流通领域。到1992年，随着中国最后的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后，票证最终结束了它长达40年之久的特殊身份，老百姓从此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
几乎与此同时，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填饱肚子到吃出健康
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老百姓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自家餐桌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凭票购物，到各国料理珍馐食之不尽，国人餐桌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1984年深圳取消粮油额定供应，人们在园岭粮店排队购粮（深圳博物馆供图）
年代，百姓只能凭粮票、油票、肉票等才能购买食品。门市部、供销社是商品供应的主要渠道。由于食品物资的匮乏，供应的时间仅有几天，每逢年关或节假日前夕，供应点就会簇拥着大量凭票购物的人们，购物长队成为那个年代的一大街景。副食也同样匮乏，在北方的冬天，人们把白菜、土豆、萝卜储存腌制，以备过冬。
随着改革开放，物资开始慢慢丰富起来，商品市场逐渐活跃。日，中国第一家超市——广州友谊商店自选超级商场开张。超级商场最初开办时，普通市民需要持外汇券才能购买货品。由于广州是侨乡，不少人拿着外汇券涌入超市，一时间商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商场只好限制人流。
到1983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4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用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老百姓的餐桌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品种渐渐丰富，蔬菜、瓜果、蛋、禽、肉类摆上了货架，粗粮食品逐渐淡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80年代后期，全国实施了菜篮子工程之后，彻底解决了副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1980年开业时（右）与现在的北京悦宾饭馆
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国美术馆附近的翠花胡同被挤得水泄不通。一家个人开办的名叫“悦宾饭馆”的餐馆吸引了无数围观者，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应运而生。当天《北京晚报》就登出一篇巴掌大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当时大家都想去尝尝“第一家”，饭店每天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一天下来，女老板刘桂仙数着面额不一的纸币、硬币：38元，这差不多是当时一个高级工人的月收入。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在一篇报道里称：“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慕名而来的外国使馆人员越来越多，饭店包桌居然排到了68天之后。1981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来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他们“不用怕”。就这样，北京陆续又有第二家第三家个体饭店，经营环境开始越来越好。
到了90年代初，进餐馆尝鲜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谁家有喜庆事，都愿意在饭店摆一桌。那时候刚时兴自助餐，许多人都好奇要去尝一尝。再往后，鱼翅、鲍鱼、海参等高档食材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经营粤菜、生猛海鲜的餐馆生意都很火爆。
1987年，肯德基北京前门店开业后，排队吃肯德基的场面
日，肯德基在北京前门正式开启中国第一家餐厅。开业那天，顾客几乎需要2小时才能等到一个座位。眼看着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不得不求助警察来帮忙维持秩序。只要到周末，光餐厅外排起的队伍就有400多米，必须分段分时放人进来。前门肯德基变成了北京城里的“网红店”，上肯德基吃西餐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甚至成为北京旅游的一大景点。很多来到北京的人，必定要去肯德基尝一下，然后与门口的山德士上校人像留影纪念。
1990年麦当劳深圳光华餐厅开业以后，生意非常红火
日，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光华餐厅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盛大开幕。按照当地的风俗，舞狮、点睛、采青，一样都不能少。开业当日，深圳光华餐厅就创下了当时全球麦当劳有史以来的单店单天营业额与顾客光临数的记录。
自此，洋快餐加快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这不仅带给中国人进食口味上的不同，还有饮食文化、管理模式、用餐观念等的改变。
恩格尔系数是指购买食物的人均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它是用来判断国民生活水平的国际指针。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4.2%和58.8%。到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50%，进入小康水平。
到了21世纪，饮食的极大丰富导致了大量肥胖、疾病的产生，人们开始寻求健康饮食。人们的饮食习惯，由原来的饱餐型向营养型、新鲜型、简便型转变。外卖行业发展如火如荼，各色饮食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下单，快速便捷地送到顾客手中。
从黑灰走向时装个性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色彩和样式单调。映入眼帘的，千篇一律的是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的海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那个年代的金科玉律。稍微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根本没人敢穿，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指责。当时百姓生活水平有限，衣服的数量也很少。用当时的话讲，叫“艰苦朴素”，说到底还是供应紧张。
20世纪80年代，北京，穿喇叭裤的青年
40年过去，中国纺织工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发展。1978年，纺织工业实现工业总产473.2亿元；2017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68935.65亿元，约为1978年的140多倍。纺织品服装出口2745.1亿美元，是1978年的127.4倍。1978年，中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仅有2.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8%。2017年行业规上企业服装产量287.81亿件，相当于为世界人口（按76亿计算）每人提供6.89件衣服。
老百姓服饰的春天开始于改革开放。一些西方的服饰进入中国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潮流。20世纪80年代初，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成了一种大街小巷的时尚。随后，“港裤”“燕尾服”等各种新潮的服装相继涌现。
1979年，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内部时装秀
1979年3月，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来华，他是第一位来华的国际级服装大师。他率领12个外国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法国时装表演。当年的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内部观摩”。 皮尔·卡丹回忆说：“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皮尔·卡丹带来了“时装”和“品牌”的概念，讲究穿衣服要穿“牌子货”。皮尔·卡丹也成了中国“时尚”的启蒙者，一波比一波繁华的时装潮流、一个比一个华丽的奢侈品牌就前赴后继地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模特
服饰的变化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最重要体现。20世纪80年代穿着“的确良”白衬衫的女青年显得那么单纯，和那个时代一样。随后，80年代中期，城市里开始流行红裙子，女孩子脱去了暗淡的外衣，穿着色彩鲜艳的编织毛衣，留住美丽，一场时装的革命正在悄然而来。时髦的男青年一边跳着霹雳舞，一边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尚”。喇叭裤，包紧了臀部，裤脚管很大，像喇叭，兼具扫地功能。随后，连体裤、哈伦裤、健美裤、蕾丝裙、中性套装、露脐装……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个月，时尚，就是一阵风，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90年代以后，中国服装至少在高端人群中已经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蜗居”到“广厦”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住房制度是福利分房，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房屋是租赁单位或者房屋管理部门的，只有少数居民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住房靠国家，分房按等级”，房子面积分配的大小要根据级别和家里人口的数量。一般是一家三四口人，甚至老少三代一起吃、住、生活。人口多、住宅面积小是当时最常见的普通居民生活状况。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缺房户达869万，占城市总户数的近一半。
待拆迁的长沙东二环筒子楼
1980年4月，邓小平指出，住房改革要走商品化的路子，由此开启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此后，我国房改大致经历了试点售房、提租补贴和以售带租等改革阶段，以及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年）阶段。而房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则是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2012年的32.9平方米提高到2016年的36.6平方米，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
从60年代的平房，70年代的筒子楼，80年代的单元楼，90年代的二室一厅、三室一厅到跨入新世纪的小高层、复式住宅、跃层、别墅，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有其屋”再到“居者优其屋”的变化，深刻地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深圳房地产公司建起怡景花园高级住宅区（深圳博物馆供图）
1998年，房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新的住房时代开始了，拥有一套新住房成为人们的新追求。21世纪，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在追求宽敞的同时，还在追求着居住环境的各种配套设施，要住得舒服，住得开心。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房子是头等大事，这造就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房价高企，令多少适婚买房一族望房兴叹？不过另一方面，中国住房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不争的事实，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城乡居民住房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是必然的趋势。
从“自行车王国”到说走就走的旅行
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老百姓，绝不会梦想有一天会开上私家车。
40年前，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购买自行车要凭票，每年一个单位最多能分到十几张购车票，能有幸分到票的人自然不多。当时人们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除了公交车外，绝大多数都骑自行车或步行。永久、凤凰、飞鸽等品牌的自行车开始风靡中国。那时，有一辆自行车的感觉不亚于现在有辆轿车，骑“永久” 就像开奔驰一样有面子，而一辆“凤凰”就像现在有一辆宝马一样。
1982年，北京街头停放的自行车
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开始逐步成为人们的新宠。那时，摩托车是家庭富裕的象征，骑着一台摩托车游走于大街小巷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喜剧电影《雅马哈鱼档》热播全国。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喜爱上了摩托车。当时广州一些比较大的商店，像华侨大厦、友谊商店等，都有摩托车卖，虽然都是雅马哈、本田、铃木等进口车， 价格比较昂贵，但一般市民也开始光顾了。
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说：“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这年年底，北京国际家庭轿车研讨会在国贸中心召开，全球各大汽车公司送来各自的家庭车型参会。配合研讨会的车展也在北京引起轰动，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批车迷。
1990年第一届北京车展，长城汽车工业公司二分厂生产的轿车，人们新奇地围在车旁
1995年以后，合资生产的桑塔纳、捷达、富康；引进技术生产的天津夏利、长安奥拓以及易货贸易进口的小型车，私人购买量在北京以及深圳、广州、温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日益增多。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老百姓对于轿车被压抑多年的需求急剧释放。今天，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把轿车当作自己的生活、出行、谋生的现代化工具。一到节假日，各大旅游景点人满为患，车流滚滚。春暖花开时节，去赏花休憩，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了很多私家车主的假日选择。而私家车太多，停车难又成了大问题。
今天的我们，外出可以用共享单车低碳出行，可以坐时速高达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可以坐豪华轮船周游列国，坐飞机比当年骑自行车都常见。据《宁夏日报》报道，即使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甘肃固原，从固原启程，乘飞机飞至银川出差、飞至西安购物、飞至福州旅游，当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习惯于打“飞的”。
“四大件”的兴衰
四大件，又名“三转一响”，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出现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当时为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这四件家庭物品分别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这几乎是一个家境非常好的人才能够拥有的奢侈品。这“四大件”会让上了年岁的人如数家珍，在其头脑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一块手表曾经就是她的嫁妆，而一辆崭新的“飞鸽”或“永久”也许使他当上了新郎。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凭票供应时代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新“四大件”的诞生：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电子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每个家庭的家居生活。
上海无线电十八厂飞跃牌9寸黑白电视机
20世纪80年代东芝录音机
新“四大件”走入家庭没多久，就由流行走向了没落。黑白电视的魅力哪里比得上彩色电视？录音机和“家庭影院”放在一起，明显就相形见绌了。还有家用电话、空调、电脑、微波炉……
1994年，广州，手持“大哥大”手机的市民
改革开放进入20多年之后，家电逐步由奢侈品转变为日用消费品，国内家电进入到消费的黄金期，普及型消费市场已经形成。最近的10年，中国家电产业厚积薄发，开启了全面超越外资品牌的征程。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家电智能化过程中，中国家电企业明显走在全球产业的前列。2008年国内家电销售金额为4345亿元，10年后的2017年销售金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120亿元。
人们在尽情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也懒得总结什么“四大件”了。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使人很难从中选择出哪种商品与你息息相关，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大件”。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圆通吧：出彩新时代丨三天一层楼，效率就是生命，见证的是奇迹
改革开放初期，
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是谁？&
每天绑扎300公斤钢筋的“铁姑娘”又是谁？&
打破大锅饭，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
又从何时开始？&
让小青为您揭秘“深圳速度”，
翻开深圳特区第一代建设者们的故事。&
故事1：工地上的“牛郎织女”&
1983年4月，时任中建三局副局长的李传芳赴深圳驻点，全权负责三局在深的业务，重点负责国贸大厦的建设工作。李传芳意识到国贸工程的重要性，干成功了将成为中国建筑信誉和效益的金牌，干失败了不仅个人前途受损，中建三局也会被赶出深圳。&
在她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动员会上严肃地宣布了一条铁的纪律：“我们来了30多对夫妻，从今晚开始必须住单身宿舍。”话音刚落，一些人就笑出了声。因为李传芳的丈夫俞飞熊也在工地上，并担任项目总工程师。她补充道：“全部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也不例外。”另外，除特殊情况，谁都不准回家，也不准家属来队，国贸大厦建设成功那天，这条纪律才能作废！”顿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
故事2：局长亲手煮的面&
许多老员工在回忆国贸建设这段往事时都感叹，“无论是多大的领导，在工地都没有特权，吃住都跟我们在一起。”&
那时的人民南路还是一片泥泞，张恩沛为了让加班的员工填饱肚子，亲自为大家煮从湖北带来的挂面。有时下雨，他就撑着伞挡住锅，待面差不多熟了，他一声“走起”，同事用抹布包住锅沿，双手端起锅，向工棚里冲，张恩沛则撑着伞挡住锅跟着一路小跑，口中还喊着：“小心点，别撒了！”&至今还有老职工自豪地说，“我可是吃过张局长亲手煮的面。”&
故事3：“四顶红帽子”的重任
上个世纪80年代，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反复出现在各种报章上。他们是中建三局项目主任、施工指挥王毓刚，支部书记、副指挥厉复兴，总工程师俞飞熊和滑模主管罗君东。&
第一次试滑，因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墙体被严重拉裂……第二次、第三次试滑实验均以失败告终。一时间批评、谩骂声铺天盖地，很多外电记者蹲点等着报道国贸大厦坍塌，“四顶红帽子”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甲方负责人甚至说，“你们要包赔我的损失，赶早给我滚蛋！”&
怎么办？滑模究竟能否成功？一种乌云压顶的感觉瞬间袭来，大家没日没夜的总结失败教训，一头扎进工地，做实验、测数据，经过一次次滑模技术实验，他们终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光有先进技术不行，物料质量跟不上。&
当张恩沛再一次来到现场，在简陋的会议室，“四顶红帽子”齐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慷慨赴死的决心望向这个他们敬爱的领导。张恩沛听了他们的汇报，心潮澎湃。随后问道，“你们确定要再试一次？”“四顶红帽子”齐声回答：“要！”俞飞熊甚至承诺，“如果再次失败，我愿意去坐牢。”&
但是购买5万元以上设备要经过漫长审批还可能不被政府批准，怎么办？工期临近，张恩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没有经过任何批准，他以个人名义做担保，用外汇券从香港贷款购买了十几台国外先进设备。&
日，第四次滑模正式开始，在16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滑模缓缓提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混凝土墙面又平又光！”&瞬间现场哭声、笑声、欢呼声交织一片，“四顶红帽子”相拥而泣。&
滑模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工地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工人的工作量和收入直接挂钩，原本工人一个月只能拿十几元，但在国贸建设期间，最高能拿600多元。&
故事4：“铁姑娘”的国贸芳华&
18岁的杜先芳刚到国贸大厦工地，和大多数女生一样，被分到了项目钢筋班组，这个班组被称为“铁姑娘班”。&
“与身体的疼痛相比，心里的恐惧才是更难跨越的。”杜先芳回忆，深圳国贸大厦从第三层开始滑模，“铁姑娘”们要负责绑扎钢筋，跟随着滑模一直攀上150米高空。杜先芳还记得第一次站上十几米高的操作板面，望着脚下缩小了半圈的熟悉风景，真是脚步打颤、手心冒汗。&
国贸大厦随后进入快速施工期，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不断“长”高，满怀喜悦的“铁姑娘”们投入到更加忘我的工作之中。当时，杜先芳所负责的双观电梯区域难度颇高，钢筋排布造型复杂、体积大。下班后她经常向老师傅请教，上班时顶着高处的寒风与流下的保养用水稳步进行绑扎，越来越熟练，到后来平均每天可以完成300公斤重的钢筋绑扎。&
一次验收，180斤重的验收组长站在杜先芳绑扎好的钢筋上晃动几下，钢筋几乎纹丝不动。欣喜的杜先芳在几个老师傅的撺掇下爬上了龙门架，望着脚下的高楼和遍布深圳的建设工地，她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不恐高了，还忍不住站在上面唱了一首当时正流行的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推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
重温缔造“深圳奇迹”背后的故事，&
体会中建人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儿。&
无奋斗，不青春！&
今天的你，也同样行！&
（参考：中国建筑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我与改革开放 | 月票的时光记忆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换学校，离家远了。我想骑自行车上学，爸妈不同意，担心我技术不佳出事，便让我坐公交车上下学，15路汽车，两边各走半里多地。
去学校大部分路段就这一路车，几乎天天人满为患；我上下学挤上车，还要拽着书包从大人们的腋下挤过去，仰着头伸长手臂，找售票员买车票，手里的五分钱或一毛钱捏得紧紧的，生怕掉了。父母也麻烦，每天上学前要想着把买票钱给我，忘了或没来得及，我就没钱乘车了，于是爸妈决定给我买月票，每月两块五。于是，我就有了人生第一件显示自己身份的证件（带照片的），再不用挤来挤去的买车票，下车时拿出来，亮给售票员，小小的傲一下。每到月底月初，要去公交车总站的一间小屋窗口前排队换月票，在月票卡上用新月份贴盖老月份，再盖上蓝色椭圆的章，压住照片一角。妈妈怕我弄丢了，就给月票缝了个小布兜，和门钥匙一起，每天挂在脖子上……
我与改革开放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工作了。当时地铁刚开通了一号线，很拥挤，我还是选择乘它上班，快捷，有保证。也许早早尝到了有月票的“好处”，我便千方百计弄了张地铁月票。地铁月票发放控制得很紧，据说只能“以旧换新”，丢了不补。而地铁还是人工检票，进出的人如潮水，检票员非常辛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国去日本，看到人家地铁如织，检票全部自动化，既新鲜又羡慕。
已淡出视线的公交月票 视觉中国供图
我拥有私家轿车时，已是新世纪初年了。于是我的“月票”就换成了随时可以出行、去哪里都可以、不用更换的“汽车年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越来越多，街上车水马龙，常常拥堵，耗时间，耽误事，停车难，常郁闷。
与此同时，公交尤其地铁、轻轨快速发展起来，地铁建得越来越多，一条接一条，短短几十年就在北京地下编织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就这样，我又放弃了驾车出行，改乘方便、快捷、靠谱的地铁。而地铁也早已废弃了月票，现代化的检票系统，每天服务着大海一样的人群。我当然用上了“一卡通”，地上地下，去哪儿，一刷，齐活。那天，西直门地铁站里广播告知，可以刷手机进出站了，我要试试，于是，手机就成了我的新“月票”。
跟一个文友微信聊天，他喜欢剪报。不知咋的聊到了月票。他说，你等着。一会传来一张照片，是我1986年9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首小诗《月票》：
“有一天，妈妈忽然发现，我，超过了车门上的红道——不再是一张识字卡片，一张一群小猫的日历，一张随意涂抹的画稿，妈妈给我打了张月票。从摇篮走上公共汽车，从小院走向宽宽的大道；可就是走不出妈妈的心，她给月票缝了个带松紧口的布套。”
朋友说，这首小诗常常让他想起自己的少儿时代。他还说，你退休了，再过几年，乘公交车，就啥票都不要了。
是吗？那样的话，关于月票的一切，就真的彻底封存在时光的记忆里了……
本文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会员，企业退休。
即日起至9月15日，欢迎您与我们分享自己与改革开放的故事。经过甄选，您的故事有望在本报等京城媒体刊载，还有可能跟着百姓宣讲团走进千家万户。
本次故事征集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市委讲师团联合有关单位开展。应征故事应紧紧围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突出个人亲历、亲闻，注重真实性、典型性，以凡人小事反映时代主题，以真实经历激发时代共鸣。文字作品请发至邮箱或。
作品集中评审将在9月16日至10月15日举行，文字作品将评出一等奖各5名、二等奖各20名、三等奖各50名、优秀奖各200名，优秀组织奖若干名，一等奖5000元，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2000元，优秀奖1000元。
应征故事要求字数不超过2000字，为原创作品，未公开发表过，以第一人称撰写。实名投稿，并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100字内个人简介。
文字 | 刘连勇
来源：北京晚报
　　原标题：[光小明的文艺茶座]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音乐：为人民抒怀 为时代放歌
来源：&光明网
[光小明的文艺茶座]
音乐作为一门抒情达意的艺术，植根于人民丰富的生产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貌日新月异。那么，音乐是怎样与时俱进的？记者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谢嘉幸。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谢嘉幸
光明网：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哪些主要类型？
谢嘉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具体来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音乐类型：
流行音乐逐渐进入社会生活。起初，人们对这种新的音乐类型，存有一些疑虑。后来，慢慢接受和喜爱。几十年来，流行音乐方兴未艾，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艺术音乐，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期间，涌现出了谭盾、叶小纲、孔祥东、吕思清、吴碧霞、廖昌永等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传统音乐，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七八十年代，针对中国民间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族民间器乐和民间歌舞，专门启动了“五大集成”工作。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在传统音乐保护和传承方面更加重视，取得了可观成效。
三种音乐各得其所、此起彼伏。同时，也在追求良性互动和深度交融，不断书写新篇章、创造新气象。协调发展的前提，是引导而非抹杀。流行音乐未必就时尚，传统音乐也未必就陈旧；艺术音乐未必就高雅，流行音乐也未必就低俗。只要品质佳，就能打动人心；只有好内容，才能传之久远。改革开放40年，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来之不易，对此我们应当珍惜。不同的音乐类型，需要一如既往地相互尊重。
光明网：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是怎样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
谢嘉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在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时刻都在发生着新的故事。这些，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丰沃土壤。中国音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音乐创作空前活跃，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四十年间，新歌层出不穷，老歌久唱不衰，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音乐内容方面，既有歌颂祖国、赞美时代的宏大主题，也有表现个人情感、生活哲思的细微洞察。例如《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中国心》《走进新时代》等，抒发了深沉的家国之爱，感动了一代代中国人。再如《故乡的云》《烛光里的妈妈》《迟来的爱》《朋友》等，表达了对人世间深情厚谊、悲欢离合的深切体悟。
另外，还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影视金曲广为传唱，为音乐文化抹上了一笔绚丽的色彩。二是优秀戏歌、民族歌曲受到追捧，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一些感人的细节，在音乐中闪光，让人回味无穷。音乐的精品化、经典化之路，既要立足传统，又要推陈出新，做到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
光明网：随着社会进步，传统音乐应该怎样继承与创新，更好地走进现代生活？
谢嘉幸：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传统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业界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
首先，以特色活动为抓手，重视传播手段创新。进入高科技时代，充分利用多媒体，来实现音乐的文化解说和文化的音乐阐释，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传统音乐复兴，离不开教育的积极推动。从娃娃抓起，构建一个完整的传统音乐教育体系，十分必要。希望将来在基础教育、学位教育当中，进一步加大传统文化、传统音乐的比重。最后，立足实际，妥善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传统音乐种类繁多、知识驳杂，怎样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一是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来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二是兼顾大众的审美能力和需求，在普及上多下功夫。
弘扬音乐文化，创造美好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折射了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只要共同努力、不断进取，未来的中国音乐，必将更好地绽放光彩、闪耀魅力！
采访整理：光明网记者李姝昱
　　原标题：青海：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 “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 本报记者 李 婕摄
人民日报海外版西宁6月25日电&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