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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机遇与风险考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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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景乃权：“一带一路”对外投资过程中的政治风险与应对|一带一路|政治风险|应对_新浪财经_新浪网
景乃权：“一带一路”对外投资过程中的政治风险与应对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当前发展重要的历史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与国家市场潜力巨大，与我国经济相互补充，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今年五月，已经过去了3年零8个月，期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与合作发展迅速，沿线地区合作意愿和热情高涨。在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表示，近3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500亿美元，并且这些项目进展情况的效果良好。在今年五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期间，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共计270余项。可以说，在这短暂的三年多时间里，“一带一路”建设已然硕果累累。
　　虽然“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斐然，但对外投资伴随着的政治风险问题不容忽视。政治风险，亦称国家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控制的事件或社会事件引起国外投资者损失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以及转移风险（东道国政府通过外汇管制等措施，使投资人无法将其利润、资产等汇回本国时带来损失的风险）。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周边市场，其中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基础较薄弱，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盘根错节，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国内外局势的不稳定给国际投资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中国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大多集中在能源资源基建类，这些项目的前期投入巨大，完成后维护运营容易且收益稳定，很容易被东道国政府垂涎而收归国有。目前，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政策推进与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的走出去的最大阻碍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投资的其他风险因素也越来越与政治因素相交叉结合，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则更加难以察觉和防范。以缅甸密松水电站为例，2009年3月，中缅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合作开发缅甸水电资源的框架协议》，总投资36亿美元，2009年动工，预计2017年首台机组开始发电。但是在日，缅甸总统吴登盛突然以“人民意愿”为由，宣布在其任期内暂时搁置密松水电项目。表面上密松电站是因为没有做好环境评估和保护而引起当地居民集体抗议，造成了项目停滞。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密松水坝建设将要淹没的390平方公里土地中，有接近一半是缅甸反对派独立武装克钦军控制的地盘，会极大压缩其与缅政府对抗的战略空间。当地爆发的多次反对密松发电站的抗议游行的背后都有政治力量的推动，最后迫使政府叫停水电站项目，中国企业成了这场政治较量的最大受害者。如今越来越多的政治风险披着环境保护等其他风险的外衣出现，需要海外投资者们格外注意。
　　投资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应对，应当做到四个方面：一是投资前期的细致调查和风险预防；二是投资中期对突发事件的灵活调整；三是风险发生后的损失追偿；四是“一带一路”专业人才培养。
　　一、 投资前期的细致调查和风险规避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开发援助，“一带一路”建设采取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对候选的投资项目有充分清晰的认识，不能把真金白银投入到高风险、低收益的项目当中去。在投资前期，预防与规避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企业作为投资项目的主体和风险承担者，可以通过实地评估、专家咨询等方法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做到充分了解。同时，企业可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实现风险信息共享，帮助企业在了解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前提下，评估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收益与损失的可能性，并以此决定投资与否。
　　即使投资目的地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暂时适合投资，也应当在投资前做好充分的风险规避工作。例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推出了保险产品。投资方可以通过购买相应的海外投资保险将政治风险部分转移给保险人，借此规避政治风险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东道国本地资本合资经营、在东道国融资等多种方式也可将风险部分分担给当地合资人，从而减少自身承担的风险。
　　对于政府而言，应当为“一带一路”建设投资企业提供充分完善的政策保障和后备支持。譬如，政府可签订双边和多边的投资保护协定，扩大国际投资的保护范围；或者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企业提供完备的风险规避的手段，减少潜在损失。近年来，我国初步建立了以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主体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供包括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风险在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对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国内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活动越来越多，我国现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品种单一、覆盖面窄、保险费率过高等问题也日渐凸显。我国应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的风险情况，不断推出适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治风险的新产品，提高保险产品的覆盖面，并可以利用财政支持补贴“一带一路”保险金，使保险业务为投资企业打造一面坚实的后盾，更好地发挥其对“一带一路”投资的激励作用；另外，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科研力度，由著名学术机构和企业结成联盟或智库，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进行研究，完善风险信息共享和预警体系。
　　二、投资中期对突发事件的灵活调整
　　除了投资前的预防规避以外，在投资项目进行过程中对突发的政治风险事件的应对和处理也十分重要。因为政治风险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潜在性和复杂性，仅凭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准确地预见和防范政治风险。相比之下，政府具有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信息来源渠道，应当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披露预警机制，以供投资企业进行参考。另外，在风险发生时，政府应当立即组建撤离小组，协助企业快速撤离，最大程度减少企业的损失。
　　至于企业本身，应当时刻关注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因素，在发现政治风险发生苗头时，可以通过提前转移资产、逐步替换并撤离外派员工、主动和东道国谈判等方式最大程度地缓冲政治风险发生带来的冲击。
　　三、风险发生后的损失追偿
　　企业在遭遇政治风险后，主要面对的就是损失的求偿问题。企业应当在损失发生后，迅速留存相关证据，以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损失的求偿问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由于政治不稳定，国内局势动荡，法制体系尚不完备，缺少透明的法律诉讼渠道。而且因为远离母国，在跨国诉讼特别是政治相关的诉讼中企业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此时政府应当出面提供政治援助，以支持企业顺利获得损失补偿。随着国际贸易冲突已经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在处理贸易冲突时，我们应坚持平等互惠，不主动制造贸易冲突和纠纷，但并不畏惧任何冲突和纠纷。一旦产生矛盾，坚决争取与自身地位相对等的经济利益。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加快适应国际规则变化并不是中国崛起征途中的唯一选项，在逐步扩大中国需要肩负的重大国际责任同时，也要根据国家实力消涨的动态地运用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军事手段保护和捍卫国家整体利益。
　　四、“一带一路”专业人才培养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大城兴起，人才为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语言不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各异，这虽然是各国各取所长、合作共赢的前提，但也给“一带一路”的顺利建设带来了挑战。加强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培养大批与“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相适应的人才，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的专业化人才，应当首先建立起以高校为核心的人才培养高地，通过设立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语言、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研究课题和研究中心，辅以必要的财政支持，培养适应国际投资合作新发展、新潮流的国际化人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过硬的“软件”支持。比如，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在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不但接受有政府奖学金本硕博各类学生，也接受沿线各国的自费生。在比如，天津财经大学国际教育院，以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抓手，沿一带一路，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英国，匈牙利，泰国，蒙古，韩国，刚果布，等33个国家招收财经专业的本硕博各个教育层级的学生，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传播中国文化。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沿线的投资活动日益活跃。然而我们也应当准确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有特殊性与复杂性，政治风险的应对处理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的走出去的重大挑战。我国的政府与企业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提高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完善风险防控制度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的投资环境，使我国的企业更好地走向世界。（景乃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童威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硕士）
　　(本文作者介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大（WLKIFRC）金融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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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大（WLKIFRC）金融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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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影响与风险
发布时间：　编辑：墨西哥&叶宏超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实施共建&一路一带&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可谓功在当前利在长远，同时这项宏大事业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阻力。
　　就经济逻辑观察，&一带一路&有望带来多方面积极影响。第一，将为中国经济开拓创造更具全方位特点的开放格局。早先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时代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并向发达国家输出加工品。经过几十年开放发展历练，中国已成功转变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发展与结构提升对开放格局提出更高要求。未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仍有很多扩大合作领域空间，同时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重要性将会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部署，也是&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战略举措。
　　第二，创造培育国内、区域以至全球范围的新经济增长点。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周期调整下行压力形势下，结合共建规划适当追加国内相关地区与行业配套投资，有助于国内经济短期稳增长目标并将对长期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受到基础设施缺乏等硬件条件与体制政策不完善等软件条件制约，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共建&一带一路&对症施策，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更好实现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对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做出贡献。
　　第三，改进完善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架构。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要把21世纪经济全球化提升到更高水平，需改进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在IMF份额调整受阻与守成大国对全球治理架构&存量改革&消极拖延形势下，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建设性方式主动进行&增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合作发展新路径，本身具有对现存治理结构在有效解决当代发展问题局限性方面提出质疑补救的含义。依托&一带一路&创建亚投行等新金融机构作为&增量改革&关键举措，将对改进完善现有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历史进程。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与主要经济体相对实力演变，国际货币体系与特定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会相应调整。虽然新兴大国经济与货币相对重要性变化，并非在每个时点都具有成比例的精准一致性，然而二者终究会通过非线性方式实现其内在一致性要求。伴随中国开放经济体量增大及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范围逐步增加使用应是大势所趋。本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开放成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对货币发行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因而它不应是短期政策目标，甚至也不是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共建&一带一路&将探索使用区域内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发债融资等金融与货币合作途径，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国，其本币即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将获得前所未有机遇。
　　第五，改善外部资产负债结构与收支状态。伴随经济追赶提速与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大。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从亿美元上升到亿美元，同期对外负债从6527亿美元上升到46323亿美元，净资产从2764亿美元升到17764亿美元。然而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不合意，虽有巨额净资产却遭遇净值负收益。例如2014年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61%是收益较低的官方外汇储备，对外负债58%则是回报率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为逆差599亿美元，二者收益率差异为负2.7个百分点。给定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最终用人民币衡量的净收益负值可能更大。共建&一带一路&将拓宽中国以非外汇储备形式持有外部股权债权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储蓄在国外配置效率以造福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共建&一带一路&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与风险。第一，共建&一带一路&会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难题。例如，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创设国和主导国，显然会较多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美国对亚投行反应已显示这一点。不过美国也在实施&新丝绸之路倡议&和&印太经济走廊&战略，与&一带一路&有很多潜在合作空间，美国有关政策未来变化不确定性较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或许有复杂感受与反应，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协调与俄罗斯这个重要战略伙伴国关系其实有特殊敏感性与微妙性。
　　欧洲大国、印度等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上有较多合作空间与意愿，不过也会在地缘政治与具体合作方式上存在很多立场差异与磨合之处。日本自然会更多从消极方面看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行动，不过日本与不少沿线国家经贸与援助关系与&一带一路&在客观上也不无交集。大国崛起如何管理大国关系演变始终是难点，共建&一带一路&越是取得成效，由其激活的潜在风险因素可能会更大。在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给中国提供了一次充满挑战的&主场&历练机会。
　　第二，如何处理沿线小国关系也会面临复杂难题。沿线国家中像巴基斯坦这样全天候好伙伴并不多。如菲律宾、越南这样近年与中国双边关系出现特殊困难的国家也积极参与创设亚投行，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内在具有互利共赢性质，然而与这些国家具体合作仍可能会多一些制约因素和困难。又如由于不很久远的历史原因，蒙古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难免会多一些考量。即便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总体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崛起快车以实现自身发展抱负，然而有学者指出：&今天一路一带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平等的伙伴而是我们的藩属。丝路时代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历史记忆中不美好因素，也可能转化为影响合作的交易成本。
　　第三，工程与项目实施层面会有更多困难与风险。21世纪以来中国大量企业走出去曾面临的各类困难，都会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潜在和现实挑战。一是体制政策风险。沿线发展中国家即便在政治层面明确了合作立场，在体制与政策层面仍可能存在大量协调困难，例如特定项目用地能否及时到位，过于繁复的海关检验程序能否得到合理控制，汇率波动与外汇管制可能发生突然变动等，都会给本来可能互利共赢的项目蒙上阴影。二是管理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面临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环境，在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员工管理等方面都会遇到新困难，简单采用国内行之有效方法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中国有关企业在管理运营层面认真学习善于学习，尽快适应所在国特定环境以保证平顺运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企业微观面支持。
　　三是环境风险。大型基础建设与工业投资项目必然伴随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某种人为干预，受到技术可行性、预期赢利性与环境可持续性等三重变量的相互制约。虽然保护环境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基本方针之一，在具体工程项目设计和实施层面如何统筹兼顾各方面目标达到最佳平衡，仍会面临选择困难甚至会有争议。
　　四是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中国企业近年国外投资，经常遭遇经济形势变化导致已确定项目搁浅取消的冲击。去年国际油价下跌在一些国家引发这类情况。如中资企业主导财团在墨西哥投标获得一个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今年初被墨西哥政府以经济形势变化为由取消是一个事例。另外，投资目标国的一次执政党更替，有可能对已确定或在建项目带来颠覆性影响；如果出现政局动荡或爆发内战，则可能对中国企业投资设备财产甚至人员安全带来威胁。
　　第四，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打铁先要本身硬，中国企业和机构大规模走出去同时，如何把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做到技术过硬、管理到位、效益良好、美誉度高，将是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另外因共建&一带一路&创设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如何在自身决策机制与管理方面贯彻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如何在实施项目层面坚持自身特色定位又与现有相关国际金融与发展机构有效合作，内部运行如何结合利用投票与协商机制达到既高效决策又充分集思广益，都存在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的问题。
　　第五，如何保证中国在沿线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安全性与收益性。拥有海量国民储蓄是中国倡导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支持条件之一。中国早先国民储蓄境外配置以官方外汇储备为主要形态，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更多转化为在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债权股权。以主要发达国家高等级债券等金融资产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外汇储备，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以生产系统、基础设施等实物资产或大型工程为主要资金运用对象比较，在投资收益、风险、安全等不同维度指标和属性方面都可能存在反差性变化。面对更具有异质性的新投资环境，如何控制风险系数，获取合理收益，减少财务损失，将是共建&一带一路&长期面临的挑战。
　　最后，如何正确看待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内深化改革推动体制转型关系方面，也可能存在认识风险。亚投行冲击显示中国改革发展阶段性成就与影响力提升，国内媒体热议时扬眉吐气与欢欣鼓舞是大国崛起阶段的正常合理心态。不过也需防范公共兴奋与欣慰感可能传导一种潜在认识偏颇，就是把亚投行冲击解读为&中国模式&大功告成而盲目乐观，把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看作是所谓&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完胜，而淡忘国内改革大业仍面临爬坡过坎与壮士断腕的挑战。改革开放激活创造力是中国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中国也是战后经济全球化体系与秩序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倡导&一带一路&并非意在颠覆现有经济秩序，也不是仅追求中国自身利益，而是要与沿线国家一起依据各自国情改革开放，探索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道路。
　　中国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争取共建&一带一路&成功，是对新时期中国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的检验，也是对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引领发展潮流能力的检验。共建&一带一路&事业能否取得预期成功，根本保障条件在于中国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建构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在于能否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现代国家治理架构与能力，在于能否保持中国经济持续追赶从而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生生不已动力并动态充实其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成功条件在这个战略本身之外。
　　要长期坚持&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的基本方针，通过持久合作努力逐步实现规划目标，由此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诚挚的认同。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找准定位，谋而后动，发挥核心竞争力，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项目设计实施需重视兼顾市场赢利与社会责任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与竭泽而渔。要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特殊影响。项目设计实施应加强与国际机构与发达国家有关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行之有效的国际经验和方法。要把培训、学位教学与实践高效结合起来，大力培养各个层次各种类型人才。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无捷径可走，只能通过持久而正确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谋发展愿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出处:《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