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黄金十年落幕 民间借贷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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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黄金十年落幕 民间借贷崩盘
煤炭黄金十年落幕&& 神木民间借贷存隐忧
　　以来，受经济增速趋缓，能源需求萎缩，进口煤冲击等因素影响，煤炭价格一路下跌。神木这个以煤兴盛的城市，在经历了煤炭业“黄金十年”的狂欢后，现“繁华落尽”在困难中艰难前行。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全县规模以上企业亏损户数93户，增长25.65%。其中煤炭生产企业48户，占比51.61% .
　　据报道，从需求端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强劲的增长点，美、日、欧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增长乏力，内部需求严重不足，致使我国浙江、山东多省出口型企业大面积限产、减产，从而导致了工业“粮食”煤炭的需求量急剧下滑。而在国内，由于近年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严格控制业过快增长、逐步淘汰高耗能产业，导致了焦炭、电石、铁合金、水泥等下游市场需求疲软、订单减少，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制约着煤炭的需求。截至4月底，全社会煤炭库存2.92亿吨，比社会正常库存多1.5亿吨左右。
　　从供给端来看，随着技术的进步，页岩气开发成为可能，从2012年起国际上开始大规模页岩气的开发，导致了原本销往国际市场的煤炭纷纷调头转销国内，致使我国煤炭库存高企。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累计进口煤炭1.1亿吨，同比增长25.6%。加之，前几年煤炭市场异常火爆，大量资金涌入进行投资建设，致使煤炭行业建设超前，产能过剩严重。据煤炭协会统计，“十一五”期间煤炭洗选开采投资1.25万亿元，亿元，2012年(1-11月份数据)48 96亿元，形成了现在煤炭市场40亿吨的产能，而目前全国煤炭消费维持在35亿吨左右。
　　一面是经济增长趋缓背景下下降的煤炭需求；一面却是投资热情高涨催生的过剩产能，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供需缺口，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下，价格的下跌也就变得极为自然。而且，当下煤炭市场依然面临较高的库存压力，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煤炭价格还会有不同程度的降幅。笔者走访中发现，企业对目前的煤炭市场普遍存在悲观情绪，认为当下煤价依然没有触底，预计仍然有30-4 0元/吨的跌幅。
　　近年，伴随着煤炭市场的火爆，大量资本涌入神木这座塞北小城，得益于富裕、低廉的资本的支撑，神木的业快速发展成绩不菲，事实上存款业务也正是神木银行业近年盈利的主要渠道，但随着煤炭市场的不景气，企业和个人从煤炭行业或相关行业所获收入急剧减少，这个稳定盈利渠道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银行业的稳健经营正在经受考验。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神木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612.32亿元，同比增19.36%，增幅较2011年同期下降2.44个百分点，其中单位存款较年初增加32.89亿元，比2011年同期少增35.18亿元。
　　虽然，商业银行对煤炭行业贷后检查中认为风险尚在控制范围之内，银行业不良贷款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攀升，但这并不能说明神木银行业的资产就是安全的：一是银行业贷款投向高度集中，贷款主要投向了煤炭或者与煤炭相关的产业，造成了贷款行业集中、风险集中。二是银行业贷款授信额度较大，由于煤炭和涉煤企业融资需求普遍较大，造成了单笔贷款金额较大、风险较大。这样一来，随着煤炭价格的持续走低，行业销售收入和利润日趋偏薄，账户资金往来逐渐减少，煤炭行业违约的概率正在日渐加大。
　　当前，神木民间借贷市场呈现新的风险隐患，须引起警惕：一是“横向融资+ 融资链条短”的融资模式虽然降低了风险的传染性，但造成了资金向单一企业(单一个人)的集中，增大了风险集中度，一旦企业(个人)违约受害人将会是一片。二是“横向”模式的融资造成了银行与民间借贷市场的高度关联，企业同时参与民间与金融借贷市场，致使资金来源(去向)混乱，银行信贷与民间借贷资金鱼龙混杂，形成了“行业+银行+民间借贷”高度关联、风险共担的情况。
神木集资大王刘旭明被查 涉案金额逾3.6亿
　　神木集资大王刘旭明被查
　　县人大主任之子投6000万
&&&年初死亡警官入股1000万
　　陕西省神木县“集资大王”刘旭明涉嫌集资诈骗被逮捕，当地警方近日发布通告要求未报案的受害人尽快报案。入股条等证据显示，该案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其中，神木县人大主任之子高炎碔入股6000万未收回，他称这些钱是朋友借款及贷款；今年年初被发现死亡的该县国内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的妻子称其生前入股1000万。
　　&&案情&&&& 虚构价值11亿煤矿
　　受害人之一刘薇(化名)自称是神木县一家商务宾馆的会计，2011年5月初，她与朋友一起吃饭时结识刘旭明，“他说他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买了一个大型露天煤矿，叫石砣山煤矿，花了11个亿，说我们可以一起入股，以后分红”。刘薇打听了解到，刘旭明为人挺阔，在资金上很有实力，在乌海做生意，“我有很多朋友都在里面入了股，刘旭明说神木四大富婆之一刘银娥也入股了。这些大老板们都入了，我也没有多加考虑，筹钱入股”。最终，刘薇和她的8个朋友一起筹了3400万元，其中2000万以刘薇的名义入在刘旭明名下，另外1400万元通过另一个老板入到刘旭明名下。
　　过了一年多，刘薇未等到分红的消息，便打电话问刘旭明，对方总是说部分手续正在办理，再等等。去年入冬，刘薇和多名入股者一同前往“阿拉善左旗12平方公里露天煤矿”查看，发现“一片荒凉，就像野地一样，啥都没有”。此时刘旭明已不接他们的电话，发短信也不回，入股者怀疑被骗。
　　入股者通过有关部门了解到，刘旭明此前出示的经营许可证件复印件均为伪造。去年12月份，刘薇与多名入股者一起到神木县公安局报案，获悉此前已经有人报案。
　　涉案金额逾3.6亿
　　据了解，去年11月22日，神木警方对高炎碔报案一事立案。因找不到刘旭明，警方将其列为网上在逃人员。但去年11月30日，神木县四大富婆之一刘银娥出面将刘旭明取保候审，取消网逃。随后，警方又因在办案时找不到他，于今年2月4日再次将其列为网逃人员。3月13日，刘旭明被警方拘留，4月18日被神木县检察院批捕。
　　此案入股条原件等证据显示，有6名入股者在刘旭明名下入股达3.63亿元，其中一人入股2.2亿元，“占煤矿股份总比例的20%”。
　　6月5日，神木县公安局在当地电视台发布通告，称刘旭明涉嫌集资诈骗案件已进入起诉阶段，“限未报案的受害人务必于日前到神木县公安局专案组报案，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焦点&&& 县人大主任之子投6000万
　　据知情人介绍，日，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碔，曾因向刘旭明投资6000万拿不到分红，向警方报案。
　　编号为神公经刑受字[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显示，高炎碔到神木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称，2012年4月初，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刘旭明，刘旭明称其在阿拉善左旗有个煤矿，名为石砣山煤矿，当年5月份就能动工生产，问其是否想入股，高炎碔在查看了该煤矿的煤矿证、采矿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后，与刘达成协议，入股1亿元。随后，高炎碔分4次向刘旭明支付了6000万元。因迟迟拿不到分红，高炎碔报警。
　　经侦队长尚登举指示初查，处理结果为“经初查，符合立案条件，经局领导批准，立为合同诈骗案侦查”。
　　高炎碔对记者表示，这6000万元目前仍未收回，并称投资有一部分是向朋友借的，一部分是通过小额贷款获得。
　　神木死亡民警牵涉此案
　　今年1月23日，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死亡，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在神木县神木镇火神庙沟村一沟内。当时有媒体报道称，“在近期席卷神木的信贷危机中，张英至少放款1000万元”。张英妻子向京华时报记者证实，张英曾将700万元借给刘旭明，并通过他人在刘旭明名下入股1000万元。她透露，警方目前仍未给出张英的死因，“他？单位已经给了我们一部分钱，这件事仍在处理中”。
陕西神木集资大王被查 结婚时曾空运20多辆林肯
　　继去年神木人张孝昌案发后，近日神木“集资大王”刘旭明涉嫌集资诈骗一案再掀波澜。神木警方查明，刘旭明利用煤矿转让，吸收神木群众资金，有传涉案金额3.6亿元，警方称“上亿了”。
　　另有消息称，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碔入股刘旭明的煤矿6000万，至今未收回；神木县国保大队教导员张英的妻子称丈夫生前入股1000万。
　　“婚礼花费超300万”
　　去年11月，刘旭明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但月底即被取消网逃。之后，警方在办案时再度找不到他，今年2月，刘旭明再次被列为网逃人员。据知情者称，有多名入股者在刘旭明名下入股超过亿元，其中最多的一人就入股超过2亿元，占了煤矿20%的股份。
　　神木警方向本报证实，今年3月13日，刘旭明被神木警方刑拘，4月18日被神木检察院批准逮捕。对于外界称的涉案金额逾3.6亿，警方表示，“上亿了，但具体数字不便透露”。
　　据了解，刘旭明系神木当地人，今年30岁，大学毕业后，作为个体生意人活跃在神木商界，“2010年结婚时很排场，20多辆加长林肯，直接从外地空运，请了很多明星，婚礼花费超300万，很多嘉宾都是一摞钱直接作为礼金，我给三千元礼金觉得很不好意思。”刘旭明的初中同学曹先生说，刘在婚前就出手阔绰，“我们也有同学给他入股，我也差点入股，幸亏家人阻挡。”曹先生说，刘旭明十几岁时父亲离世，其家庭条件很一般，上大学时开过小食堂，毕业后被分配在神木县锦界管委会工作，但其一直没去上班，后来干脆辞职一心做生意。
　　儿子被骗6000万？县人大主任“别再问我了”
　　神木县公安局查明，刘旭明于2011年6月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手中转让到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以该矿储量大、分红快为由，非法收取群众入股款上亿元，部分用于还贷款、利息、买车以及挥霍。
　　今年6月6日晚，神木公安局发布公告称，嫌疑人刘旭明因涉嫌集资诈骗罪已被逮捕，案件已进入起诉阶段。限未报案的受害人务必于日前报案，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据知情者透露，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碔被骗六千万元。去年4月，刘拉拢高炎碔入股，高炎碔查看了煤矿相关复印件后，协议入股1亿。其后分4次向刘旭明支付6000万元。可迟迟拿不到分红，遂报警。据高炎碔称，筹措的六千万元，有借的，也有通过小额贷款获得。对于儿子被骗一事，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称“不要再问我了”。而高炎碔的电话无法接通。
　　神木警方表示，刘旭明的账户已被查封，资产正在核查之中。
陕西神木民间信贷崩盘：半年估计有200名集资者出逃
　　2月3日，陕西神木。随处可见保时捷、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从街道上驶过。
　　“坐这车的不全是有钱的老板，也可能是个随时跑路的负债户。”出租车司机杨万林对此没有了从前那种羡慕的神情，一年前，他将自己的两万元放在典当行吃高息，但现在，本金被开着豪车的人赖着不还了。
　　这是一座原本贫穷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但地下有着储量超过500亿吨的侏罗纪煤炭。过去10年间，金钱像是被使了魔法一样，顺着运煤车的路径呼啸而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神木的富人的数量和他们的资产激增。
　　2008年，神木县迈进全国百强县之列。，神木超过了1000亿元。而从2009年起，神木县在原县委书记郭宝成的推动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神木一时风头无两。
　　能够摆脱贫穷的金钱奔涌而来。与温州、一样，神木成为中国民间游资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但很快，伴随着民间借贷勃兴，金钱变得像是与富裕的终点背道而驰。
　　从2012年年底以来，神木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让公众大为紧张，“跑路”效应似乎正在神木扩散。还陆续发生一些集资人的自杀事件，而“房姐”龚爱爱遭举报一夜成名，也和神木2012年年底以来的民间集资潮崩盘有关，龚曾因此自杀未遂。
　　近半年或有200人出逃
　　从2011年，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发生时，神木的上千家地下钱庄危机四伏。只是，神木的民间集资潮崩盘，支撑到2012年下半年以来集中爆发。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寒冷的下午，51岁的张英决意要毁灭自己时确切的心情。在年1月23日之前，这位“处人不错，也很有素质”的警察，时任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曾在神木县孙家岔派出所任所长。
　　张英的尸体被当地群众在神木县城附近的火神庙沟发现。神木警方随后称，张英“死亡原因初步认定为服毒自杀，初步认定为'自杀’，其自杀原因正在调查”。
　　时代周报记者多渠道消息获知，张英“近段时间情绪较为低落，自身有信贷纠纷，经济投资失败”。多名知情者称，张英开设了一家典当行。在近期席卷神木的信贷危机中，张英至少放款1000万元。此外，他的投资额有数千万元，在内蒙古参与“明盘”(即露天煤矿)的开挖，但他“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了”，生意也失败了。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此之前，日，52岁的神木人武安祥在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割腕自杀。和他交往很好的朋友称，武安祥身后留下了1500多万元的外债，其中一部分钱是从亲朋好友处借贷来的，这些钱到哪里去了？目前没有明确的债务人。
　　从2012年7月起，神木县最受信赖的集资大户的贷款越收越少，对“下线”们的利息支付能力逐日减弱，最后直至中断。按规矩，“下线”的利息一般三个月就要结算一次。最先预感到危机的是坐在金钱堆上的这些集资大户，他们企图稳住金融地震，但人们对民间集资崩盘开始了揪心的恐惧。
　　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神木县。集资链条上的人们最急迫的，是找到凝聚着自己血汗和生命的钱。
　　实际上，风暴已经酝酿了近两年之久。当地商界人士一致认为，这是2011年下半年开始，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从风暴的起点，厄运也跟着潜入到了邻近的神木县。因为体量庞大的神木民间资本，有好大一部分流向了内蒙古。
　　救不出自己的本金，即使最冷静的人也会觉得惶惶不安。饭店里，人们聚拢一起，窃窃私语，唉声叹气；许多村庄里，人们面带忧愁，魂不守舍，等待一个谁也说不清的灾难的降临。
　　在那些大、中集资户人的家里，常有头面人物模样的人神秘出出进进，后来，一波波的讨债人流，卷走了屋子里的一切值钱的财物，被一个人开走，另一个人却抢到购车手续。一些狂怒的讨债人将集资者抓为人质，逼他们交出欠款才罢甘休。
　　2012年7月以来，面对蜂拥而来的债主，神木的一些参与民间借贷的老板或融资掮客纷纷“跑路”的故事被人不断传开。这些“跑路”者一夜之间不知去向，身上欠着上千万到数十亿不等的民间高息融资款项。
　　“谁也没有统计过全县究竟有多少人跑了。”神木县锦界镇的一位刘姓村民介绍，在这场风暴中，一些没有出逃的，有的甚至走上了绝路。“半年内我了解到神木县已经有五六个人非正常死亡”。
　　神木县一位开过典当行的负责人称，近半年来，估计有200人出逃，近百人被刑事拘留。因的涉案金额超过百亿元。
　　民间资本市场一片肃杀，人人自危。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神木县城内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关门，灾难也随之爆发。
　　街上偶尔可以看到十多人到一些关门的小额贷款公司讨债的场景。在锦界，路边停放着几辆落满尘土的丰田普拉多、路虎汽车，上面写有“转让”字样，这些都是因借贷纠纷被债主扣押来的。一些出售抵债房屋的信息贴满了街边的广告栏。
　　而对于一些老板要“跑路”以及张英等人“自杀”的原因，当地传言最多的就是，在神木的民间借贷当中出现了吸揽一些权贵的资金，被公安抓了，他们也不敢说到底借了谁的钱，因此还不上，又被人跟着跑不掉，只能“跑路”或以死了断。
　　投入万元“分红”千万
　　一个老板动辄出现几十亿元的高利贷黑洞，目前，涉及神木县民间金融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流到集资大户手里的巨额资金，而后又流到哪儿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行动如此一致地被卷入民间借贷潮的？
　　黄土和沙漠里长着矮小的灌木，不时有刮起的大风。10多年前，神木还是一个全国贫困县，唯有在梦中，人们才是富有的。可是突然间，梦幻变成了现实。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突兀而来，让这里的人有些措手不及。
　　从2003年起，煤炭产业开始了延续十年的“煤超疯”场景，神木县所处榆林地区高热量煤的坑口价格从每吨50元的煤价开始噌噌上涨，于是“全县三分之一的人口变得特别富裕”。
　　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坐拥亿万资产的煤老板。一个大老板坐着豪车去北京301医院看病，光偷偷给医务人员发红包就发了100万元。看着别人摆阔挥霍，让其他一些人激起从未有过的欲望。
　　这时，社会上蹿出了一股集资炒卖煤矿之风。神木县先后出现了多位神秘的人物。他们坐在家中，通过手机短信传播，金钱就会从年轻人的摩托车上，老人的手提包里，企业的账本上，像涓涓小溪汇聚成千万、成亿元地流到他们的身边。
　　炒卖煤矿都是高负债进行，挑头者除了自己拿自己的钱去赚钱，还拿别人的钱赚钱，借的信用借钱，借民间信用借钱。
　　2006年前后，煤炭价格疯涨，一个煤矿的价值从三四百万飙升到十多亿元。三年前曾投入了一万元入股炒煤矿，当年的股份的“分红”高达1000万元。
　　但是，这种快速“繁殖”金钱的机会越来越稀缺，当时普通人要想再入股煤矿根本没有门路，一些有背景神秘的资金将小额股份挤出。
　　对此，神木县某煤矿一位股东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当时在神木，入股煤矿，全要靠特权、关系，而县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用他们亲属的身份，通过权力的影响，参与煤矿的分红。
　　时任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兴城支行主任的龚爱爱权力很大，众多煤老板求她贷款，都会按神木县的“行规”，比如贷款500万煤老板就得拿出煤矿100万元的股本给贷款人作为“回报”。因而，在早年时神木县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赚得盆满钵满。
　　2008年后，神木的民间融资渠道出现公开化的趋势，遍布神木县城大街小巷的“典当行”、“担保公司”发展到顶峰时有近千家之多。
　　这些“地下钱庄”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煤矿老板融资。作为民间资本开放带来的便利，县城一些商人和普通人也开始可以通过这些民间金融平台进行投资，这些民间金融平台有了自己行内的收款、放款的利息标准，大致为“收款月息2分5，放款月息3分5”。从中赚取利息差。
　　巨额的煤炭红利，一方面让神木人持有的货币量十分惊人。当年据估计民间资本的总量在300亿元以上，这么多的资金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简洁和有回报的出路，另一方面资源的开发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现金奶牛—民间金融供给就越来越多。
　　由于民间融资渠道过分发达，有人估计，从事民间融资的掮客也能占到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房姐也做“典当行”生意
　　民间游资是向高的地方流动，越高，流速越快。这就是神木民间金融迅猛发展的基本原理。
　　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神木煤矿的价值开始随煤价的下跌出现缩水，神木的民间游资开始寻找新的高收益项目。
　　据当地一位民间融资掮客介绍，占60%的神木民间游资，一部分难抵内蒙古鄂尔多斯月息高达4-6分的高息诱惑，流向借贷大潮中，吃利息差；另一部分则流向鄂尔多斯、乌海两地的“明盘”中。
　　“明盘”是指以灭火工程、河堤工程以及农田基建为由，变相开挖埋藏较浅的地下煤，属于一种盗采国家资源的违法行为。其投资回报率高达六七倍。不过开挖“明盘”必须有当地深厚官方背景。
　　最早挖明煤的人出自神木县的锦界镇，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实例是，一位杀猪匠到鄂尔多斯闯营生，一年后却开了辆奔驰S600回到村上，就是因为挖“明盘”而快速致富。随后当地人一窝蜂地涌到鄂尔多斯和乌海，随同他们的还有露出疯狂的民间融资。而这些北上的民间游资果然没有失望，在短时间里获得了25%-50%月息的巨额利息，制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异象。
　　据了解，从此以后，在神木，民间信贷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首选理财方式。因为银行、信用社的利率基本是民间借贷利率的三分之一。
　　由于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存在较大利差，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了银行入地下钱庄的现象。每个人包括收破烂的人都想从银行贷款。“把银行的钱贷出来再借给典当行，能赚不少，这是傻子都能看明白的事。”
　　据媒体报道，月，神木县金融机构有存款规模连续数月下滑，比2000年以来平均增速降低19个百分点，比2009年同期少增51亿元，存款首次出现滑坡现象。经查系“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居民存款，其中大部分资金被集资老板拿到北内蒙古的“明盘”开采。
　　最近被中央媒体曝光的“房姐”龚爱爱也卷入“典当行”的生意，她一边已是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一边又是民间融资者的身份，许多人都愿意将资金放在她手中，用于放贷。
　　有接近龚爱爱的人士称，龚爱爱用假名买下商铺、房产，抵押给银行，获得银行贷款后再通过自己的典当行放债，或运作新的融资项目。
　　而神木最受人信赖的“集资大王”有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的老板张孝昌，商人刘旭明、乔秀峰等人，其实，在他们“跑路”之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每人拥有四五部豪车，且车辆总价值都超过千万元，这样的形象非常有助于他们从事的“副业”—集资。
　　30岁的神木人刘旭明，在他的事迹中，拥有内蒙古神泰矿业集团董事长、乌海中山矿业集团董事长等职位，他出资200万人民币创建旭明基金，资助神木贫困大学生，这就让贷款给他的人没有怀疑他什么的余地。
　　自从这种使双方都有大利可图的金钱的游戏后，乔秀峰开始在内蒙古和青海有了煤矿生意，神木很多人传言，乔秀峰陪乌海的政界朋友来回打“飞的”赴四川吃火锅一次消费8万元的豪举，这使得乔秀峰在民间融资信誉度很高。
　　其实，在张孝昌“跑路”之前，神木当地许多人感觉将钱放在他那里最安全。这位原是加工金银首饰的工匠，从2010年开始涉足民间融资，据说他用民间融资来的资金购买了大批黄金、白银。存在当地工商银行中。“因为他的黄金白银在银行那儿，把钱交给他跑不了”，所以据说张孝昌的融资规模超过40亿元，连龚爱爱也经手给张孝昌贷款1.2亿。
　　日张孝昌崩盘“跑路”的前一天，还有西沟的人给他送来了800万元。连张孝昌这样的人居然都要“跑路”，神木才感到风暴的来临。
　　“明盘”投资风险大
　　当地熟知民间融资的多位人士一致的说法是，造成神木的民间借贷潮崩盘的主要原因是，2012年初，煤炭市场火爆不再，煤炭价格回落到每吨300多元，煤炭积压成灾。离神木不远的“煤城”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大批淘金者血本无归。
　　在鄂尔多斯、乌海两地，有人说原来分布着神木民间融资运作的26家“明盘”，但当地政策突然紧缩，只留下7家。
　　“明盘”投资风险很大。因手续不全，或者政策不允许，经过多番击鼓传花式的炒卖，煤价下跌后，高位接手者挖不回来成本，没法开采，只好停工，涌入这里的资金被深深套牢。“投资几亿的项目一旦停下，高利贷利息就会迅速滚为上亿元”。
　　事实上，依靠民间借贷融来的游资，很难保证“明盘”所需资金稳定运转。民间游资一旦嗅到市场上的风吹草动，便会快速抽逃，最终是资金链断裂，实体项目无法正常运转。
　　“庞大的民间资金市场被一大批脑瓜子稍稍灵活一些的文盲、半文盲经营着，能不出乱子吗？”榆林市一位研究民间金融的学者评价道。
　　“全县很多大中集资户，没有一本正规账。10多亿元的发生额度，在他们的纸片上，本子里，脑袋中，这些钱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横冲直撞，四处漫溢，根本无法获益。而发生了的资金被身边人抽走上亿元事件，他们竟一无所知。”上述学者对此颇为不解。
　　神木民间借贷资金投资失败的例子还有：投资新疆某煤矿，却因受制于交通，产煤运不出去；青海的高海拔的山头上，装载了满车煤炭的车辆在稀薄的空气环境下无法启动。
　　早在一年前，有神木的政府官员曾对外界自豪地讲，神木民间有近500亿的闲散资金，游走在资本市场之外，政府努力在引导这笔资金的投资，让其发挥资本效益。
　　有人推算，神木这笔500亿的民间资本加上民营企业资金及其他资金近1000亿元，目前可能已经蒸发掉近2/3。除过经济损失，更关键的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谁也不相信谁了”。
　　据介绍，2011年，神木法院全年共受理民间借贷案件679件，但2012年，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上升到3000余件，预计，“今年还会更多”。
　　2月3日晚，夜幕渐渐深浓。锦界镇开典当行的杨金牛的家被讨债者洗劫一空之后，20多天前，六七位男女讨债者这才想到杨的房子的重要性。他们便轮番日夜看守着这座房子，生怕它被其他的讨债者变卖了。
　　“我的上线，它叫王瑞，他也'跑路’了，他拿走了我们10个同学的3.5亿元，我被他骗走了1500万元，这些钱都是亲戚串亲戚筹集来的。”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年讨债者说，“现在不敢给下线知道内情，一年垫付的利息300万元，我快要撑不住了。”
　　“让很要好的同学骗了，有钱的让没钱的骗了，有文化的让不识字的骗了。究竟谁骗谁呢？全都是自己骗自己。”这名讨债者用绝望的声调哀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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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姐”龚爱爱被抓，令神木县民间借贷危机逐渐浮出水面。
　　在神木，巨额民间资本的逐利冲动，催生了庞大的民间借贷。经济形势好时，资金流向煤炭、房产等领域，获取高额利润。但随着去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资金链趋于断裂，整个神木的民间借贷体系面临崩盘。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与日俱增，社会不稳因素加剧。
　　从鄂尔多斯学习归来的当地官员，正试图减轻这一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过于单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失控的民间借贷，使得神木或将遭遇六七年高速发展以来的第一个严冬。
　　2月3日，在消失了19天之后，“房姐”龚爱爱选择在北京投案。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她41套房产成为网络焦点。
　　而在龚爱爱的老家神木县，拥有数个户口、大量房产并不罕见。当地人投资的房产遍布全国。此外，煤炭业投资也是资金的主要流向。
　　支撑这一庞大投资业的，是渗透神木各个角落的民间借贷体系，龚爱爱也是借贷链条上的“一环”。
　　随着龚爱爱的上线张孝昌被立案调查和龚爱爱被抓，这一民间借贷链条崩裂之势越发严峻。
　　“大家都抢着借钱给她”
　　曾是吸收资金和放贷大户，资金断裂遭债主网络举报
　　龚爱爱作为“房姐”一夜成名前，在神木已经是个人物。
　　1986年，她进入神木县信用联社(神木县农商行前身)大柳塔分社，从基层信贷员做起。因工作业绩突出，2004年成为神木县农商行兴城支行行长。经过多年的经营，已成为拥有房产、煤矿、酒店、购物广场的“女强人”。
　　2006年后，煤矿收益呈几何级数增长，吸引大量“闲钱”加入。神木的民间借贷随之兴起。龚爱爱也加入其中，她的吸、放贷款是神木典型的操作模式——从民间吸收闲散资金再转手放高利贷。
　　据多名知情人士称，龚爱爱在其控股的爱丽莎购物广场开设一家典当行，以2分至2.5分的月息从民间吸收资本，再转手以3分至3.5分的月息放贷出去，赚取其中的差额利润。
　　神木有数百个非正规的典当行，龚爱爱的典当行也没有注册登记。但雄厚的资金和素有能力的形象，“令大家都抢着借钱给她”。
　　而在2012年，多数典当行的资金断裂，放出的贷款无法收回。龚爱爱也遭遇这一命运，她无法偿还借贷来的资金。龚爱爱的一位生意合伙人称，龚的典当行涉及资金30多亿元。
　　当地许多人的说法是：债主们讨不到钱，于是发网帖举报。“房姐”随之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投一个亿，收两个亿
　　掌握放贷权的龚爱爱成了煤老板的“财神爷”
　　和几乎所有的神木富人一样，龚爱爱的致富历程，与这座城市的几年间财富的迅速扩张息息相关。
　　因传说中的三株古松得名的神木，东临黄河，西连毛乌素沙漠。除了是杨家将戍边卫疆，佘赛花的家乡，这里并没有多少让人艳羡的资本。但在这片黄土地下，有埋藏了亿万年的宝藏：神木59%的土地下都是煤层，有4500平方公里之多，探明储量500多亿吨。
　　煤质的优良也属罕见，特低灰、特低磷、特低硫、中高发热量。在追求环保的现在，神木煤成为被追逐的奇货。
　　2008年前后，神木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煤炭价量齐涨，每吨从2005年的50元，升到500元；年产量从2007年1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7.74亿吨。
　　2008年，神木在全国百强县里排名92位；2011年，跃至36位。
　　神木人享尽了煤炭资源带来的红利，承包煤矿或者煤矿入股，投入一个亿，第二年就能收获两个亿，致富速度惊人。据2011年5月出炉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报告》显示，神木县资产过亿的富豪超过2000人。
　　龚爱爱也搭上了顺风车。2004年，她任县农商行兴城支行行长时，恰逢煤矿井喷式发展，在迫切需要资金的煤老板眼里，掌握放贷权的龚爱爱简直是“财神爷”。
　　商人贺国桢介绍，当时的“行规”是贷款要给银行工作人员回扣，比如贷款500万就得拿出煤矿100万元的股本给贷款人作为“回报”。就在当行长的第一年，龚爱爱通过其哥哥龚子胜作为其代理人入股大砭窑煤矿1500万元。
　　享受奢华之外，富起来的人开始为资金找升值的出口。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建军测算，神木民间资本总量在500亿元以上。“庞大而且活跃的资金流动，使得神木的金融市场风起云涌。”
　　手写借条可贷百万
　　一觉醒来，街边冒出一堆借贷公司
　　2009年起，神木人为民间游资找到了升值出口——民间借贷蔓延开来。
　　贺国桢回忆，几乎是一觉醒来，临街好的门店，都挂上了一块块诸如“××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的招牌。
　　更多的是没有门店的皮包公司，在酒店租间办公室，甚至在家里摆张桌子，放个保险柜。再甚者，腋下夹个皮包，里面放上一沓票据，就四处游走吸贷转贷。
　　马先生也成了一个“夹包族”。他介绍，2009年到2010年，神木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近200家。而像他这样的“夹包族”难以计数。
　　这种融资方式兴起的动力，是投资煤炭业的高额回报，老板们渴望进一步投资。但从农商行和商业银行贷款手续复杂，成功率低。
　　民间借贷应运而生，将投资机会较少的普通人手中的游资汇集起来，供给大老板。
　　这些公司向社会吸收资金的月利息为2分到2分5厘，放贷的月利息3分5厘到4分不等。虽然远高于当时银行贷款几厘钱的月利息，但既无需担保，也无需繁琐的手续，手写一张借款单就可完成，而且几乎当场就可提钱。
　　2009年开始，神木大兴炒露天煤场，炒家从本地炒到鄂尔多斯、甚至远赴新疆。一家正规小额贷款公司刘姓经理介绍，民间借贷的大量资金中有六成到七成流向房产与煤炭。而来自县金融办2011年的数据是，贷款约68%流向了煤炭、化工电力等行业。
　　另一部分融资被用于满足个人消费，甚至流向赌博市场。在当地，有钱人赌博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次动用的赌资高达千万元。
　　这类民间借贷与国家金融政策并不相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即使是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只许放贷，不许吸纳资金；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更是不能从事任何形式、性质的金融活动。
　　但在神木，这些非金融性质的公司却公开、大规模、大范围进行金融活动。马先生介绍，当地近200家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很少完全从事过其工商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所进行的完全是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
　　在这些吸贷转贷的人中，神木县城内最受人信赖的是龚爱爱，商人乔秀峰、王文明以及张孝昌等人。
　　其中，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的老板张孝昌是黄金炒家，他的借条十分简陋，上百万资金的借贷手续就写在其珠宝城销售单据背面。
　　抵押房产借款放贷
　　“神木100个家庭有98到99家参与借贷。”
　　民间借贷网织成后，神木县几乎每家都被网罗其中。“不敢说100%参与，但神木100个家庭有98到99家参与借贷。”马先生说。
　　民间借贷除了从个人手中吸收闲置游资，还有大量资金来自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
　　马先生透露，一些典当行是由几个人合伙成立，经常有银行的职员或领导参与其中。通过这些人的职务便利，可从银行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贷。
　　而手无余钱，又没关系的普通民众只能靠抵押贷款。64岁的刘奠业是石油公司的退休工人，拿房子做抵押从工商银行贷款150万，月息6厘到7厘。贷出来的钱投进了典当行，能够获取2分5厘的利息。
　　这种做法很常见。一位工商银行小额放贷业务员透露，2010年到2011年，30万-50万元的抵押贷款，平均一天要操作20到30笔，周六日都要加班，抵押物大都是房产。贷款者丝毫不避讳用途，就是投入民间信贷吃利息。
　　如果手有余钱参与民间借贷算是风险投资，那么拿房子抵押贷款参与投资的人，“是把身家性命寄托在此了。”马先生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月，神木县金融机构存款规模连续下滑，并出现10年来首次滑坡。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居民散户资金被少部分老板集中贷走流向了西安、北京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和内蒙古的'明盘’(露天煤矿)开采……”
　　神木的“民间高息借钱”在2012年夏天甚至传到了西安。西安商人王胜利多方打听后，将自己的商铺作价80万元转让，托在神木的老同学贺国桢借给了张孝昌。
　　贺国桢和张孝昌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前后4次借给张孝昌1380万元。贺说，最旺盛的时候，西安甚至北京的许多人都纷纷托关系主动要求把钱借给张孝昌。
　　知情者称，在向张孝昌借钱的人中，有许多公职人员甚至领导。但如今这些人有苦说不出，也不敢张扬。因为担心说出来后，别人会质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 放贷大户一夜间消失
　　源头产业无法支持高利息，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
　　2011年，神木民间借贷最高潮时，多米诺骨牌从鄂尔多斯到来。
　　这一年，鄂尔多斯近乎于疯狂的“造城”运动难以为继，楼花无法售出，楼盘无人问津。这一风险迅速转嫁为贷款风险，导致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从神木来的民间借贷资金被套住。
　　贺国桢介绍，2011年，去鄂尔多斯投资房产的神木籍老板郭岐峰因2000多万资金无法收回，在东胜跳楼自杀。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国际煤价持续下跌，输煤港口煤炭大量积压。2012年初，煤炭出坑价降到最低四百元一吨。
　　源头产业的利润已无力支撑民间借贷的高利息。两番夹击之下，神木民间资本市场转冷。吸储放贷的“大佬”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县城里大量小额贷款公司关门。
　　2012年，工商银行负责小额贷款业务的林女士闲了下来：“还钱的多了，贷款的少了”。民间资金开始流回了商业银行。
　　此时，黄金珠宝城老板张孝昌的实力仍然被深信不疑。
　　“张老板有好几吨金子，100多吨白银。几年来，他从不欠利息，有保障。”2012年，65岁的退休干部冯祝文，仍把自己在其他典当行的钱拿出来，投给张孝昌。
　　即使是在富有的神木，张孝昌也是一个财富传奇。出生于1958年的张孝昌在80年代只是个银匠。经过10多年的积累后，张孝昌开始涉足黄金加工业。
　　2000年以后，许多“一夜暴富”的煤老板们“披金戴银”。借着“煤老板”一掷千金的豪爽，张孝昌完成了原始积累。2005年以后，张已经基本上垄断了神木黄金、珠宝市场。
　　煤炭经济形势大好时，专家认为白银会翻倍增长。据张对朋友透露，他决定通过融资囤积贵金属，等贵金属价格最高时抛出，不仅能还上借款，还能大赚一笔。
　　有坊间说法称，2010年到2012年，为囤积黄金，张孝昌除贷款4亿元之外，又以37名亲友的名义从当地工商银行贷款共计3.7亿。这些贷款均由张孝昌担保，然后转手给张使用。
　　除银行贷款外，张孝昌还通过民间借贷广泛吸纳资金。用这些资金，张孝昌在黄金市场购买了3吨黄金和100多吨白银。
　　许多放贷人将赌注压在张孝昌的身上。龚爱爱的商业合作伙伴称，她也是其中之一，将1.2亿元贷给了张孝昌。
　　庞大的利息让张孝昌只能用新收储的资金填补利息黑洞，但随着2012年神木民间借贷链条的断裂，他已无力吸收新的贷款进来。
　　日晚还在收储的张孝昌，2日突然消失。当得知消息的数百债权人聚集在金店时，只剩下空空的柜台。张孝昌也已关机。
　　金融炒客纷纷外逃
　　神木法院每年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记录了民间借贷的轨迹
　　2008年，案件数251件；件；件；件；2012年截至9月份，1656件。案件最多时正是民间借贷濒临崩盘的2012年。
　　一场牵涉到神木大多数人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带来的社会风险也在显现。2012年，一些放贷老板消失了，金融炒客们也纷纷逃离躲债。
　　马先生称，有放贷人开始请讨债公司帮忙。甚至把欠钱的抓去，关押在地窖里，每天只扔一棵生白菜，既当水又当饭，答应打款才放人。据他了解，已经发生了一起持刀讨债未果的伤人事件。
　　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香格里拉酒店割腕自杀，据了解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600万元。
　　日，神木县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
　　据称，他生前开设了一家典当行，数千万元贷款收不回来了。
　　据龚爱爱的合作伙伴透露，龚爱爱因放贷资金链条断裂，情绪低迷，2012年10月曾在神木家中用头撞墙。
　　更多的受害者是并不富裕的神木人。52岁的张振刚，儿子残疾，靠打小工攒了5万元，又借了5万，放贷给张孝昌，本准备在去年12月取第一次利息，但是连本带利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今年2月3日，部分张孝昌集资案的受害者打条幅聚集在东兴街。他们希望政府能出面解决。
　　贺国桢对神木的未来也隐隐担心，他说：“我赔了就赔了，至少还能活下去。那些把全家资产都放贷的人，如果处理不好，会出大事。”
　　贺国桢在借贷过程中，看到很多“亲朋好友，兄弟反目”的情况。他说神木的民间借贷已开始崩塌。
　　政府责令清退高额利息
　　按比例补偿基层放贷者；对应案件成立专案组
　　一位当地公务员说，往年腊月二十三，各政府部门差不多处于放假状态。但今年却天天开会商讨应对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办法。
　　早在2009年，神木县的担保乱象已经引起省市金融办、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关注。2009年7月神木县政府发出《关于集中整顿和规范信用担保公司的通知》，开展为期160天的专项整顿，取缔了一批不规范的担保公司。至今，正规小额贷款公司与担保公司已有22家，还有30家正在等待批准。
　　神木县金融办主任刘琦云介绍，神木县金融办曾多次对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举行讲座等活动，并开展大规模宣传，强调风险。
　　如今，血本无归的民间借贷者把讨回本金的希望寄托在县政府身上，每日都有人到县政府讨说法。
　　县政府在2012年已经到鄂尔多斯调研，学习鄂尔多斯处理的经验。
　　刘琦云称，政府不可能“出钱补窟窿”。政府的思路，是查清已经拿到高额利息的借贷人，令其将高额利息退出，用退出的钱，按比例补偿给基层放贷者。对借款不还的企业，政府出面责令还款，不惜让其“倾家荡产”。
　　神木许多放贷人获得的利息已超过本金，政府针对的主要是这部分人。当地放贷小户月息2分5厘，超过千万的大户利息在3分6厘左右。这意味着，两年时间利息就可以超过本金。
　　张孝昌记录了部分大户从他处领的利息：“本钱除外，张振平妻王玉凤5亿多，李德云1.8亿，郭振江和他们公司3亿……”仅这些大户，张孝昌已经付出23亿元的利息。
　　目前，神木县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规范金融秩序专项行动小组，建立了打击和处理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制度和防范预警体系，检察院、公安、金融办等部门联合，每一个案子都成立对应专案组。
　　神木县金融办证实，目前神木县法院对涉案金额500万以下的不予立案。刘琦云解释，500万元以下的都是散户，多是活命钱，这也是最影响社会稳定的一环。通过诉讼解决，时间太长，执行也存在困难。散户等不起，需要政府出面协调解决。
　　一位神木当地官员透露，根据神木县政府研判，2013年或成为“神木艰难的一年”。到五、六月份，因民间信贷危机带来的问题可能会大规模爆发，“那时社会风险会更大”。
　　该官员还透露了另一个让神木县政府担心的问题：民间资本的崩溃，加上煤炭市场不振，依靠资源的神木发展神话也难以延续。
　　记者 刘一丁 萧辉 陕西榆林报道
煤炭业十年财富暴利神话终结:煤老板频停产关矿
　　核心提示：我国煤炭行业从业者，是一个数目巨大的群体——2009年为570余万，到2012年仍有520余万。大约从2002年开始，我国煤炭行业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阶段，“黑色黄金”缔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如今，“黄金十年”已经结束，萧条的大势下，“煤炭人”处于何种状态？央视网记者深入矿区，对他们现下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一位煤老板的“冬天”：背着1.8亿债务过日子
　　央视网（记者马旭 报道）“每个月要发130多万工资，煤炭却卖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6月20日，52岁的新疆煤老板鲍荣亭在煤场前来回踱步。眼前的6万吨煤从去年堆到今年，很少卖出去。
　　新疆煤老板鲍荣亭眼前的6万吨煤从去年堆到今年，很少卖出去。
　　“驼背是因为干煤矿30多年闹下的病。”鲍荣亭说。
　　从18岁到52岁，鲍荣亭用18年时间完成了从挖煤工到煤老板的身份转变，又用15年时间，使他的小煤矿变成了民营大煤矿。他显然是个能力出众的人。然而，如今面对企业停产、市场疲软、能源企业走下坡路的局面，他却有些束手无策。
　　1979年，18岁的鲍荣亭从河南来到新疆投靠亲戚，最开始在私营煤矿打零工，然后搞基建，最后才下到煤矿挖煤，一步步从工人、班长升到队长。1987年，他转投新疆昌吉市国营煤矿，做井下管理工作，成为国营煤矿的一名正式工。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随着国企改制，他被迫下岗自谋生路。
　　当时，鲍荣亭已经36岁，干煤矿已经18年，具有相对丰富的煤矿工作经验。他被乌鲁木齐南山林场煤矿聘请去当矿长，负责承包煤矿。
　　2002年，正是我国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第一年，鲍荣亭乘势买断了一个乡政府的事故煤矿的采矿权，也就是现在的昌吉市保平煤矿。
　　当时国家工业发展迅速，对煤炭的需求量很大。鲍荣亭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煤炭好卖，人好招，运煤车队为了拉到一车煤，排队需要一天时间。“那时，煤老板很好干，工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就开始下井挖煤。”而且，当时开煤矿成本也很低，工人没有宿舍住，就在山下挖个洞安家，俗称“地窝子”；煤矿的办公室也就是几间土坯房子。
　　从2002年一直到2012年上半年，因为煤质好，鲍荣亭管理的煤矿的经营情况一直很好，老板和工人都赚到了钱，工资每月结算，很少拖欠。
　　“因为周边煤矿停产，我的煤矿在2012年的销售还很顺利，2013年1月开始，销售才出现问题，6万吨煤到现在都没有卖出去，再加上最近几年搞煤矿升级，我们负债已经达到1.8亿元。”鲍荣亭说，半年没有收入，财务非常拮据，4月份的工资直到6月份才给工人结清。这是他经营煤矿10年来第一次出现长时间拖欠工资的情况。
　　至于债务何时偿还，鲍荣亭说，现在肯定没有能力，等市场好一些再说。煤炭卖不掉，企业只能停产，但工人却不管这些，他们只管要钱，否则就走人。企业只能安排杂活让他们干，以便保证工人的生活稳定，防止人员流失。
　　对于未来，鲍荣亭还是充满信心。他说，煤炭行业从去年开始走下坡路，但并不会立即消失，将来的利润会降低，开矿门槛会更高，只有靠规模化生产才能保证生存。
　　小煤矿关了，矿工散了
　　央视网（记者陈海宁 报道）6月26日，记者找到黄先生的时候，他正好休息在家，“我们的工作平时根本没有休息，如果是在以前，矿区工作忙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和你聊天。”现如今，煤炭行业前景堪忧，夏季用煤量又低，黄先生多少也有了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于是才有了记者和他的这次谈话。
　　吉林省煤炭行业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黄先生今年40多岁，出生于矿区，自幼生活在矿工之家。长大以后，他继承了爷爷和父亲的工作，依然在大大小小的矿区抛洒汗水。“我做矿工已经20年了，这么多年，我的工资从二三百涨到了四五千，但这个行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黄先生在矿区从事机电设备维修工作，主要负责地面和井下的“综采支架”。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是个技术活，然而实际上它对体力的要求并不轻松。“我们负重最重的时候，要扛100多斤的U型钢，一天井上井下差不多要扛10趟。”黄先生在描述自己在矿区的工作时语气极为平静。他说自己早已习惯了辛苦，也习惯了在这一行业中经历的浮浮沉沉。
　　作为一名矿工，黄先生在大大小小的矿区都工作过，其中有私人企业，也有国有大矿。每当一家小型私人煤矿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倒闭或是被政府关闭，和他一样的众多矿工就要重新找出路。“私人小矿的矿工一般都是临时打工的，企业解散了，他们就重新寻找打零工的地方。”而那些国有矿的职工，在企业兼并重组后，会被分配到另一家煤炭企业。黄先生说，他也在煤炭行业的兴衰中经历了几次辗转，“在这一行业，煤老板可以创造神话，而我们仅仅可以维持生计。”
　　今年5月份以来，全国煤炭生产运输继续下降，需求放缓，市场供需宽松局面进一步显现。黄先生认为，吉林省煤炭行业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吉林省煤炭资源并不丰富，而且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很差。”同时，他认为吉林省煤炭行业也必将受煤炭行业整体形势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今年，吉林省辽源市关闭小煤矿4处。另外，吉林省还将通过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减少企业数量，力争到今年年底将煤矿企业的数量控制在60个以内。同时，兼并重组后的煤矿企业生产规模不低于30万吨/年。
　　挖煤工们的“退休”时间表
　　央视网（记者马旭 报道）在新疆昌吉市50公里外的庙尔沟大山里，有近千名工人分布在周边煤矿里。他们大都来自内地，最小的只有20多岁，最大的超过60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挣钱。只是他们不知道，受煤矿行情影响，钱越来越难挣，但他们始终不离不弃。
　　几年不回家，只是为了挣钱给儿子盖房
　　60岁的李大爷，头发已经斑白。家里的土地被退耕还林后，他没有活干，就来新疆挖煤，10多年来一直在众多煤矿中“跳槽”，想找个工资高点的矿。如今他年龄大了，还是没有找到让他们满意的。
　　李大爷来自陕西山区，儿子已经成家，家里有一个小孙子。他很想抱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但为了给儿子凑钱建新房，已好几年没有回家。
　　“我现在的工资最高的时候每个月4000左右，如果停工，就没有钱挣。”据李大爷介绍，他这两年给儿子共寄了3万元钱，家里条件还是不好，只要煤矿让干，他会一直干下去，等干不动了再回家。
　　跟张大爷一起干活的侯德发来自重庆，今年42岁，原来一直在山下的一个小煤矿挖煤。由于瓦斯爆炸致使煤矿停产，他来到了现在的煤矿，每个月的工资有5000元左右，比以前多了很多。
　　侯德发的家属都在老家，妻子在家种地，三个孩子都在上中学，花费很大，他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花。为了存住钱，他不敢随便跳槽，因为一天不干活就没钱挣。
　　对于当前煤炭行情不好、销售困难的情况，他说，这不是他考虑的事情，只要干活，老板就必须给钱，煤炭能不能销售出去，那是老板考虑的事情。
　　每月一万元工资不够花
　　冯元伟现在年产60万吨级的大煤矿工作，月收入5000多元。
　　冯元伟来自四川南充，41岁，在新疆干煤矿17年，从工人干到煤矿副队长。之前他一直在小煤矿工作，随着小煤矿不断关闭，不停换单位，直到换到现在的年产60万吨级的大煤矿。他的基本工资每月5500多元，另外还有安全和绩效工资。
　　按理说，冯元伟的工资收入比较高，但他告诉记者自己没钱。挖了17年煤，每天冒着危险下井，总共挣了30万块钱，在城里买了套楼房就花完了。
　　“儿子刚参加完高考，马上上大学，他的学费我还没有凑够。”冯元伟说，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老家，买完房子，还欠了些外债。儿子马上上大学了，他急等着煤矿发工资，给孩子凑学费。
　　每个月有1万元左右的收入，按理说已经不少了。但冯元伟家里的两个老人经常生病，妻儿的生活也全靠他的工资。所以，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越来越存不下钱。冯元伟说：“大煤矿不会倒闭，我打算在这里一直干下去，直到老了，干不动了，再回家。”
　　杨士兵今年40岁，干煤矿10多年，他是冯元伟下属施工班组的一个班长，没有基本工资，不干活就没有钱。他现在每天带着5个队员在井下干活。如果不停班，他每个月能挣6000块钱。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煤矿上生活，妻子打临工，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夫妻俩每个月的总收入在9000元左右。
　　“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寄宿在学校。”杨士兵说，全家的生活费每月需要4000多元，再加上其他花费，基本存不下钱。在煤矿工作，不能保证每个月都有活干，所以只能满足暂时的温饱。“一切为了孩子，只有把孩子养大，才有时间想其他出路。”
　　挖煤是一辈子的事情
　　央视网（记者马旭 报道）从推车运煤到机器采煤；从挖山洞过日子到居住在砖石平房；从每月收入500块钱到5000多元……54岁的苏代科，见证了他现在工作的煤矿的发展历程。
　　苏代科说，他跟着现在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挺好，家也安了，房子也有了。
　　苏代科是煤矿瓦斯安全员，来自陕西汉中，跟老板干煤矿20年，老板挣了一座煤矿，他挣了一套楼房。
　　煤矿的宿舍有些凌乱，看得出工人们只是临时住在这里。苏代科全家在煤矿附近的昌吉安家，妻子跟他一起在煤矿干活。夫妻二人的月收入在7000元左右，大女儿上大学，小儿子上中学，这点收入仅够维持家用。苏代科说：“煤矿工人没地位，但收入还可以，所以这辈子打算一直干下去。”
　　郭正全跟苏代科一样，既是煤矿公司的老员工，也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今年54岁，来自重庆，现在年薪14万，公司给他买了社保，55岁可以正常退休。
　　郭正全从1976年开始在老家干煤矿，来到新疆后，几经周转，跟着现在的老板下煤矿，如今已在老家买了一套楼房，亲人都在老家。他说，老板不光能吃苦，还很有能力，所以老板能当老板，他只能当工人。
　　据郭正全介绍，跟他一起干煤矿的工人，有人买车跑出租，有人出去摆菜摊，但大部分都一直在煤矿。外边太热，煤矿地下却“冬暖夏凉”，在煤矿干久了，就不愿意出去，逐渐对煤矿产生了依赖。
　　庄中虎来自河南南阳，在昌吉庙尔沟煤矿干了6年，已经存款10多万，打算在新疆安家，在城里买房。据他介绍，最开始他在南方打工，因为太辛苦，才来到新疆的煤矿打工，每个月工资6000多元，妻子在地面上干活，两人的收入加起来有8000多元。
　　庄中虎3岁的小儿子庄伟脸上有些煤灰，很调皮，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庄中虎说，他和妻子都在新疆买了养老统筹，打算带着全家长期在煤矿干下去。
　　数万煤炭企业的转型之痛
　　央视网（记者王莉莉 报道）转型发展是山西的出路。从2008年开始，山西煤改启动，数万家煤企最终被整合退出煤炭行业。
　　目前，山西的民营经济正处在多元化投资、转型发展的方向。很多煤老板在撤身煤炭行业后，又在房地产、现代农业、旅游文化等领域出现。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因为存在管理、技术、市场、政策等诸多原因，在转型过程中，也有一些煤老板遇到了很多瓶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数千亿资产的转向，对于山西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煤炭资源整合后，山西民间资本不断寻找新出路。
　　“'煤老板’这个词在我看来是个贬义词”
　　在山西煤炭行业最火爆的几年里，靠煤运起步的葛鹏飞（化名）积累了很多资金。
　　听完记者的采访意图，操着一口地道山西长治方言的葛鹏飞说，转型对他来说是必须的，即使没有煤炭资源整合这一政策，他也迟早要面临这一天。
　　葛鹏飞年纪不算大，却已经和煤打了10年交道，亲历了山西私营煤矿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全过程。2010年，武乡县32座煤矿参与兼并重组，之后，在朋友的推荐下，手握重金的葛鹏飞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和斟酌，最终决定投资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红酒。
　　在此之前，葛鹏飞对这次投资的可行性、市场潜力等做了大量的研究。据之前媒体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山西煤炭转型资金开始由此前投资最多的房地产业，转向IT互联网业，农业、红酒等领域。
　　和葛鹏飞一样，来自山西中阳、孝义、介休等地的多名手握煤炭资本的老板，共出资50亿元建设了集生产、营销、旅游度假、文化为一体，以酒业为主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
　　和记者之前联系的很多煤老板一样，对于此次采访，被传资金实力排在长治前十的葛鹏飞，一开始也不愿配合，“我一直就不喜欢听到别人说'煤老板’这个词，感觉像在骂人一样。”现在的他更喜欢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让自己活得更有成就感。
　　转型搞旅游
　　山西虽是“中国煤都”但并非处处有煤。煤炭大区吕梁市交城县的会立乡，就没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该乡的很多村民靠天吃饭，每年依靠种地过活，生活很是艰难。因而，当地的年轻人大多都外出打工。
　　但是，会立乡却有个风景优美的果老峰。以前，没有人想到这里，现在它却成了香饽饽。
　　接受媒体采访时，山西省工商联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煤炭资源整合转型后，民间资本不断寻找新出路。在政府的引导下，煤老板主要向两个方向转型：一是走煤炭深加工循环经济的路子；二是投资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等产业。
　　2005年初，山西率先在全国开展煤矿业整合重组。2008年，山西交城的蔚明和众多煤老板一样，携巨资彻底退出了煤炭行业。与不少持观望态度或远赴外地找矿的老板不同，他决定到会立乡的果老峰投资搞旅游。
　　在当地的媒体上，这一项目被描述为：按照规划，将总投资12.2亿元开发果老峰景区旅游项目，建成后不仅填补山西国际化大型水上乐园的空白，而且成为华北地区最具特色的度假地和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水上乐园。
　　此时的交城县，也随着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的转型跨越发展战略，加快了推进转型跨越发展的步伐。
　　2011年，交城县委、县政府提出，要在推进第三产业发展上实现新跨越的同时，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加大对全县独特生态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挖掘保护力度。为此，当地实施了“一企一事一业”举措，庞泉沟—果老峰生态旅游开发，就是其中的重要项目。
　　但目前的情况是，尽管该项目已列入国土部门建设用地规划，但交城全县用于旅游规划的指标只有180亩，企业争取到了其中的90亩，但与工程总用地490亩相去甚远。
　　同样，山西晋城陵川县的郑书文也于2006年与陵川县政府签约，承包开发“上云台”景区。但他面临的情况却是，8000万的资金投进去了，却无法与河南方面的云台山景区达成协议，致使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对方设立门卡，无法正常往来，导致项目搁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山西煤老板投身旅游业的绝非少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山西民营资本投入旅游产业的总投资近400亿元，仅煤炭、、电力等企业转型投资旅游业的资金就超过2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投资占60%以上。
　　今年4月，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会在太原成立。对于促进会成立的初衷，工作人员说，促进会将以国有资本为主，带动社会资本，推动民营合作，引领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及资源投入到山西的文化旅游产业中去。
　　科学引导民间资本
　　郑书文一直都是山西煤老板转型发展的一个样本。
　　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他看来，土生土长的煤老板重新选择一个产业来创业很难，很多情况下，对其他行业的不了解，会导致其转型的失败。
　　“留住民间资本，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很多人提到的一句话。在山西甚至新疆、内蒙古等很多资源丰富的区域，这都是一个要进行持续研究的话题。对此，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说，对整个山西来说，煤老板的转型关乎当地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计。他们有庞大的资金，这笔资本的流向，对山西乃至全国经济都可能产生影响——若能对这些资金进行有效引导，将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将企业的投资思路和各级政府的长期规划有效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一位“煤二代”的叛逆
　　央视网（记者王莉莉 报道）6月29日，在离自己过35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钟镛结婚了。
　　至今，他还记得爸爸常常和他说的一句话：你迟早要接我的班的。但偏偏，在家人看来一向听话的钟镛“造反”了，不但没有从父亲手中接过改变一家人生活境遇的煤炭生意，而是另起炉灶做起了IT和传媒业。
　　也许是因为喝了一些酒的缘故，面对记者的采访，一向十分低调的钟镛用“豁出去了”形容自己的心情。事实上，在他身上，有着两个人们所熟悉并常用的“标签”：“煤老板”、“富二代”。
　　对于“富二代”这个称号，他并没有十分排斥，“也许我的家庭条件是比一般人好了一点，但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其实，我身上的压力，比普通人更多。”
　　三岔路口的选择
　　2003年，钟镛大学毕业了，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出国、考研、接手家族企业。
　　相对于班里的其他同学，钟镛十分幸运，至少他不用为工作发愁。“但那三种选择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想要的是脱离父母、证明自己。”
　　钟镛就读的大学十分有名，但他所学的专业却是学校里最不起眼的。但从他上大学的第一天起，爸爸就安慰他说，读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阔一下眼界，毕业后回老家继承家业。
　　对于父亲的提议，钟镛丝毫没有一点动心。自他上初中开始，父亲就做起了煤炭生意。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但他的世界里似乎只有煤——一连半个月见不到父亲，可见到后，父母谈论最多的还是煤炭；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他家是做煤炭生意的。“那样的感觉很不好，至少我很不喜欢。”
　　钟镛形容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加理想主义者”。眼看大学就要毕业了，别的同学都纷纷外出找工作，他却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我要什么？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他想了整整一个星期。
　　最终，父母为他安排好的三条路他都没有选择，而是选择一个人去北京发展。
　　这个世界太大了
　　带着1000元的生活费，钟镛来到北京。“那个城市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分不清东南西北，每天都过得晕头晕脑。”
　　没几天，生活费花完了，钟镛不但没有发现适合自己的商机，就连一个合适的工作都没有找到。这让他觉得十分郁闷。有时候，他也会空虚与绝望，在空气混浊的网吧里查找求职信息，但所有的努力似乎没有任何的效果，工作对他来说成为一种奢望。
　　看着自己唯一的孩子在外面受苦，钟镛的父母十分心疼，不止一次打电话催他回家。在北京“漂”了一年后，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回到父母身边。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钟镛回家并未进入家族企业，“这个真的不是我兴趣所在”。他对创业更有兴趣。
　　“我认为企业经营是学不来的，一定是自己创出来。”在家调整状态的钟镛，有一天上网时，遇到了一位初中同学。同学听说他学过与广告传媒有关的知识，一下子来了兴趣，和他探讨起有关一个产品的推广问题。钟镛给了同学一个建议，同学当时就激动得差点飚出泪水。
　　帮助同学完成这个推广项目的过程中，钟镛也发现了自己的特点和兴趣所在。他决定大干一场。启动资金需要几十万，但他知道父母不会支持，所以没敢向他们要。想了很多办法，他最终还是借到了启动资金。
　　之所以选择和家族事业八竿子打不着的广告和IT行业，钟镛有自己的打算。父亲所经营的产业，因为外界不了解情况，有很多误解和不了解。“但我觉得，现在我所从事的广告行业，可以对父亲企业的公众形象有所帮助。”
　　最近，钟镛加入了一个民间组织。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商业俊才。吸引他加入这个组织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那里不仅可以认识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前段时间，在其他成员的帮助下，他又注册了自己的第三家公司，而且公司业务开展得十分红火。他说：“里面的会员都是很努力的人，而且是很有责任心的一群人，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样，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吃喝玩。”
　　山西大学法学院团委书记王彬说，目前，中国迎来了第一代企业家财富和权力交接的时刻。在这个时候，有太多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被父辈推上商业舞台。“在不同时代，我相信通往成功有不同的路径。”
陕西神木风波背面：煤炭产业持续不景气
&& “围堵县政府事件”已平息一周，神木县城街面平静，看上去一切如常。
　　一周之后的现在，风波已平，神木官方也已出面辟谣。本报记者调查显示，在神木，民间集资资金链紧张和政府财政减收确是事实，而且有着共同的源头——神木的煤炭产业持续不景气。但目前这一切尚未波及到这里的民生福利领域。
　　煤城萧条
　　“神木的6200大卡块煤是全国最好的，但和去年相比，每吨煤又降了50-100元”，河北唐山的煤炭贸易商李宝生说。几年前行情好时，每吨能卖到900多元，现在则只有370多元/吨。
　　据《华夏时报》报道，今年一季度神木县99处地方煤矿停产了42处，另外尚有50处在做基建，实际也未开工，真正正常生产的只有7处。
　　这50家做基建的煤矿正处于煤矿整合之中，“最晚到2015年，这些煤矿完成整合后，使用新综采机开始生产，还会有更大量的煤涌向市场”，神木当地一名煤炭经销商说。
　　神木的煤炭不景气从去年就已开始，“过去煤炭不愁卖，可去年5月以后，煤老板都坐不住了，纷纷主动出去拉客户，好多国有煤炭企业现在直接把煤送到了河南”，他说。
　　今年的形势比去年更加严峻。2012年，神木县的煤化工企业消化了本地大量原煤，从而直接维持了当地的煤炭生产。“去年煤炭的衍生产品价格没有受到冲击，以煤炭为原料的兰炭没有下跌，焦油的价格反而随着汽油价格上涨还在攀升”，神木县一名兰炭贸易商杜连平说，“甚至由于煤炭价格下跌，去年兰炭的利润空间反而更大了”。
　　但今年，兰炭的价格也从900元/吨下降到600元/吨，“而且有价无市，根本卖不出去，因为使用兰炭的下游化工企业也不景气了”，杜连平说。
　　在神木县的三大产业中，工业占比70.72%，而煤炭产值又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2%。本报记者得到的数据显示，2012&年，神木全县规模以上企业亏损户数93户，其中煤炭生产企业48户。而在当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整合煤矿约50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维持生产的地方煤矿全部亏损。
　　煤矿的萧条很快引燃了民间金融的导火索。
　　4786起民间借贷案
　　2011年6月，吴越(化名)将1000万元交给了神木县政协委员刘旭明。“他说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花11亿买了一座煤矿，前景很好”，吴越说。但几个月后，集资给刘旭明的人却迟迟不见分红，于是有人选择报案，刘旭明以涉嫌非法集资上亿元被捕。
　　刘旭明案只是冰山一角，2012年以来，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达32.17亿元，涉诉人数7658人；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借贷案件7起，涉案金额达43.1亿元，涉案人数1247人(户)。
　　吴越的1000万中包括他向别人的借款，为了还债，他卖了房子和车，“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只剩下煤矿入股，可是没人要”。他说，煤矿入股被层层传递，“上层的入股者早已经跑路了，煤矿的大老板根本不认这些已被过了几次手的入股者”。
　　在神木，煤矿曾是民间借贷的大主顾，很多人以月息2分借入资金，然后转手以3分月息放给煤矿。
　　正是由于煤炭行业的暴利，容纳了神木的高息民间借贷。本报记者得到的数据显示，2012年时，神木县有银行类金融机构达21家，是长江以北地区银行最多的县；还有小额贷款公司22家，数量为陕西各县之冠，注册资本总额近27亿元。此外，县城里还很容易见到各种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典当行。
　　7月15日的聚集事件发生后，神木官方称，神木几起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是受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波及，而神木亦曾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模式的学习者。“当时很多人都建议学习温州、鄂尔多斯的经验，多开一些典当行。但我现在恨死了典当行，因为太容易贷到款了”，吴越说。
　　民营资本已成为神木经济主体。一名神木县当地金融行业人士说，民营经济对神木县财政的贡献率超过了70%。今年3月，神木县举行银企对接会，达成意向贷款35.39亿元。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主要是牵线银行，但最后能否贷到款还是要靠关系”，神木县兰炭贸易商杜连平对本报记者说。
　　本报得到的一份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8月末，神木农村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煤炭企业贷款2.9亿元，同比下降了7.318亿元。在神木，农商行占据了当地贷款市场的大头。
　　神木县政府也在用财政资金扶持当地煤炭行业。据当地官方称，2012年以来，仅县财政用于补贴和税费返还的资金支出就达5.9亿元。这一政策延续到了今年，其中包括，返还煤炭行业价调基金，返还标准为15元/吨的县级55%部分。二是返还兰炭行业煤管费，达到产能标准的企业，按照焦粉13元/吨，焦沫5元/吨的标准返还。
　　风暴中平静的“免费午餐”
　　因此，煤炭工业的低谷亦不可避免地波及政府财政，造成财政资金&“少收多支”。
　　7月16日，神木县财政局局长刘小平称，2013年第一季度，神木县地方财政收入12.82亿元，同比下降1.4%，这在全国大经济形势背景下，属于正常下滑。
　　神木县财政局总会计师张顺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3年神木县地方财政预计收入60.5亿。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24.1亿，距离完成半年任务目标差了6亿。
　　不过张顺平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县政府会调整和推迟一些基建项目，而优先保证民生项目。
　　神木县卫生局和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全民免费医疗、15年免费教育仍照常实施。2013年1月至6月，神木县免费医疗支出9870万元，免费教育支出1.65亿元，无任何资金问题。
　　之前，在今年5月，神木县政府宣布从今年起，计划投入2.4亿元再次提高15年免费教育水平：小学、初中、高中、职中年生均公用经费分别达到800&元、1000元、1200元、1200元，年生均免费教育经费(学杂费)分别提高到800&元、1000元、1600元、3680元。小学、中学(含职中)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天分别由原来的3.5元、4元增加到5.25元、6元。
　　“15年免费教育，年初预留了2.95亿，现在我们打入到这个专户里面是2.5亿。按现在从财政来说，是完全可以保证的。”张顺平说。
　　至于免费医疗项目，张顺平向媒体表示：今年的预算是2.04亿，上半年财政打入该专户1.5亿，这个数字较为宽松，足够保证目前的运转。
　　除了财政资金，神木民生保障的另一条腿是政府牵头成立的民生慈善基金。
　　2011年，神木为应对煤炭资源枯竭成立了民生慈善基金，但两年来，基金如何运作并未实现透明。神木县一名接近民生慈善基金管理的人士向本报证实，日基金成立的劝募晚会上，即达成了38.18亿的意向捐款，但到2012年底，基金到账金额只有近21亿元。
　　民生慈善基金的筹资也多少受到煤炭工业萧条的影响。此前，神木官方称，争取到2020年，使基金规模达到100亿。但今年5月，基金理事长、原神木县政协主席焦调瑜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这一目标“有困难”。
　　本报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基金会达成了40多亿元的意向捐资，但实际到账仍未比2012年底增加。其具体金额为20.49亿元，其中19.07亿元为企业及煤矿捐款，1.42亿元是投资收益。
　　“民生慈善基金总量不大，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后人均占有额也只有8000多元人民币，所以要将基金募集常态化，壮大基金规模”，上述接近民生慈善基金管理的人士说，“争取到2015年，民生慈善基金规模超过50亿”。
　　据《公益时报》报道，捐款被以5.52%的利率存入了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此后其中的10亿元，以8%的年回报率交给了神木县国有资产公司运作。
　　民生慈善基金设立的初衷就是未雨绸缪，试图另辟一个“篮子”，使民生福利投入不再单一地依赖于受地方经济波动影响巨大的县级财政。“基金的主要目的是保值增值，而不是扶持民营企业。基金投资区域不能局限在神木县，不应与神木县同坐一条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上述接近基金管理人士解释说。
　　民生慈善基金的用途被分为养老、健康、助幼、扶残、义工服务5个方面。根据公开信息，2012年民生慈善基金共支出5150余万元。但基金使用与政府财政支出存在边界，比如在医疗领域，基金并未用于支持免费医疗，而是进行“二次救助”，具体标准为，自费3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报销&40%，5万元-10万元报销&45%，以此类推，20&万元以上的报销&60%。
　　其管理制度正在完善，“基金每年应向全县人民公布财务状况与投资业绩，接受全县人民的监督”，上述人士说。
神木金融风暴：不到一年失踪跑路老板达200人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一条四十多字的信息，让中国西部最富裕的县城，险些陷入混乱。
　　7月12日，一些神木市民收到这样一条手机短信：“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3天后，数百人围上了县委县政府大楼，直到傍晚才散去。
　　尽管4名据称是散布谣言者已为警方控制，政府在当地电视台报纸也刊发消息澄清事态，但这依然难以安抚神木人脆弱的神经：过去半年，煤炭价格暴跌，停产企业不计其数，老板跑路、自杀传闻接连不断，许多人放出去的钱都有去无回，数代人积累的财富打了水漂。
　　深陷民间借贷困局的神木，会成为下一个吗？
　　煤市变局
　　从神木市区驱车往西，不过四十分钟，就到了西沟乡，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塬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家煤矿。乡村柏油路上的大货车碾压出的一道道车辙，记录着昔日的繁荣。
　　7月末的一天，大圪达煤矿的两层白色办公楼二十多间办公室里，大部分都锁上了门，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上网打盹儿，留守看门。大青壕煤矿、碱房沟煤矿，这些开采了十多年的产煤大户一下子安静下来。
　　四十出头的陈斌，经营着西沟一座煤矿，他身材瘦削，嘴上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基本没断过火。尽管厂子里早就不出煤了，但是每隔几天，他还是会过来看一看。陈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去年底，当地大部分乡镇私营煤矿陆续停产，少数还在生产的几家，产量也大不如前。
　　神木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煤炭已经不再是抢手货，当地俗称的三八块煤，2008年顶峰时一吨能卖上800多元，现在只有一半价，仅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就跌了快三分之一，可谓煤灾。
　　在陈斌矿上的货场里，几个小山包般的煤堆，去年起就堆在那里，几月都没人问津。原来河北、山东的客户现在都买从美国海运的进口煤，到岸价和西沟坑口价差不离。县里的几个电厂，用煤也不如以前多，今年头三个月，神木全县的火力发电比去年同期少发54.5亿度，电厂的库存煤都够烧好几个月。
　　上个月，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卖出10万吨，刨去给介绍人20%的提成，陈斌一分钱也没有赚到。“煤是越放越不值钱”，陈斌说，热值为6100大卡的优质发电煤，放上一个月，就成为了5400大卡，质量等级一下子就下了一个台阶。
　　停产成了煤老板们不得已的选择。
　　经过2010年和2012年两次大整合后，中央省市三级国企基本垄断了神木煤炭开采，私人、乡镇煤矿尽管在企业数量上仍占多数，但在全县煤炭产量总盘子的份额下滑到了11%，对于神木地方财政而言，仍有明显的影响。
　　神木县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县国有煤矿产量微增1%左右，而非国有煤矿产量同比下降13.9%，但同期该县财政总收入同比却减少了26%多。而今年头两个月，辖区内企业上缴利税同比减少了31%。
　　考虑到神木的财政收入八成以上来自煤炭，由此推算，实际减产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而这也是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在今年4月的一次会上，雷正西对着台下的民营企业家说，未来几年是国内煤炭产能集中释放期，煤炭资源不再“奇货可居”，这个时候如果停产观望，看似“隔岸观火”，实则自断活路，现在手头的煤炭资源有可能由“活宝”变成“死宝”。他要求煤老板们“有煤快挖，有水快流，充分释放工业产能”。
　　神木县曾规划今年煤炭产量再增加1000万吨。雷正西早年当过中学老师，出口成章，但是任凭怎样的好口才，也难以说动煤老板们再把矿工找回来，重新开工。
　　借贷疯狂
　　神木的民间借贷，最早始于煤矿投资。据《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当地人士处了解，目前仍然有至少四成以上的民间借贷资金沉淀在煤炭行业。
　　那是在2002年前后，陈斌回忆，当时，一块几平方公里的矿山，中标价不过数百万，三四个亲戚，一人凑个百八十万入股，事情就成了。
　　这年，陕西启动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当时思路是利用榆林、延安两地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提出形成1亿吨原煤生产能力的目标，实现“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产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
　　2003年9月，作为榆林能源重化基地建设的骨干项目，神木锦界电厂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次月破土动工，当时的一期工程总投资110亿元，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被陕西省视为“中央在国庆期间为我省，特别是陕北人民送上的一份最为珍贵的厚礼”。
　　火电建设的高潮，也极大刺激了对发电用煤的需求，6100大卡的电煤价格也从2002年的150元左右涨到了2005年的270元，几乎翻了一倍。这期间，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等中央省属企业虽然产值迅速膨胀，但对地方财税贡献有限，神木政府开始组建煤炭开采的县级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煤矿开采。
　　到了年，煤矿招标价格早已翻番，再像陈斌那样单靠身边亲戚朋友凑股，已经跟不上形势。当时，小额贷款公司还未落地，整个神木县城都没几家典当行，商业银行几乎不向中小企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几乎成为私人开发煤矿的唯一资金渠道。
　　于是，陈斌的融资圈子，开始从亲属圈，扩展到朋友圈，融资方式也从入股，变成了打借条。据陈斌回忆，当时的月息一般在一分五厘到两分之间，折合年利息最高不超过24%，还不到煤炭开采利润的一半，快的时候，本钱不到一年就能还上。
　　到了2007年，优质电煤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吨530元，神木的民间借贷也随之出现井喷。
　　那时，来神木运煤的卡车昼夜不断，堵车时，在301省道和204省道上，形成的长达数十公里的车队，成为陕北一景。稍有家底的神木人，都开始想方设法找煤矿放款，而煤老板们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去撬动更多的项目。
　　一夜之间，在神木最繁华的东兴街上，几乎是十步一家典当行、百米一间担保公司，有的是在街边挂牌经营，有的则直接开在居民楼里。两三年间，不大的县城里，聚集了不下上千家这样的地下钱庄。
　　神木由存款人、“地下钱庄”和借款人三方组成了民间融资机器高速运行。地下钱庄，大都是几个熟人合伙经营，少数为企业出资。存款人一般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亲戚、朋友。此外，还包括少数像龚爱爱这样的银行管理层直接把银行贷款注入地下钱庄。
　　当时，“地下钱庄”从存款人手中以月利率为2%到3%吸收现金，再以月利率为3%到4%放给借款人，快的两三个小时后就能放款，而存款人每三个月就能拿到地下钱庄返还的利息。
　　在2009年以前，煤价坚挺时，民间借贷资金都投向了煤炭，当时一吨面煤的生产成本不过200元出头，而售价则高达400多，利润几乎是百分之百，仍能覆盖当时地下钱庄的借款成本达年息48%，只要煤炭价格仍然保持在高位，并无大风险。
　　资金“脱煤”
　　2010年，神木的民间借贷渐入高潮。
　　一部分资金开始流向北边的鄂尔多斯，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的存款月息已经达到了4分到5分，比神木本地的利率高了近一半，一些神木的地下钱庄经受不住高利率的诱惑，开始把钱投向鄂尔多斯，彻底脱离了煤矿。
　　据神木当地多位典当行和担保公司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最初，流向鄂尔多斯的资金中，有超过一半是投到了房地产，当时，这座人均GDP堪比香港的城市，其住宅价格正从均价三千向一万五奋进。
　　神木的房子也越盖越高，以前东兴街上的几家老的星级酒店，多少年都是当地雷打不动的地标建筑。到了2010年，城南、城西的塬上，起了二十多层的住宅楼，县城一下子就长高了。以前老神木人都瞧不上的地方，房价也一个劲地往上飙，一些繁华地段的新盘一度卖到了每平方米近2万元。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开建近10年后，榆林在陕西省的经济排名从第七升至第二，仅次于西安。榆林下辖的神木县在2011年，人均GDP就超过17万元，逼近鄂尔多斯。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2010年开始，12年义务教育、轰动全国的“免费”全民医疗，诸多光环开始戴到这个西北小城的头上。
　　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神木催生了上千名身家过亿的富豪，那时当地流行一个段子，东兴街上一堵车，马路上就成了豪车展，悍马、路虎比比皆是，洋酒庄、高级会所，一下子从北京、西安这些大城市里复制过来，县城里繁华路段人行道上都铺上了花岗岩，就连东山的黄土坡上，也装了景观灯，一到夜晚，整座山包都闪闪发光，仿佛流星坠地。
　　资金掮客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据当地人介绍，当时只要家里门口停上几辆豪车，在东兴街上的大酒店里租上一间套房，地下钱庄就算开张了。此时，一些人，则打着煤炭的旗号，搞诈骗，民间借贷开始变味。
　　2011年6月，30岁的神木当地人刘旭明称，他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处，接手了位于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于是，这个家境普通的年轻人，仅凭借这么个虚构的“故事”，就募集了3亿多元资金。
　　一位曾经借钱给刘旭明的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旭明平日里出手阔绰，此前在2010年举办婚礼时，车队中光加长林肯轿车就有二十多辆，还请来一些二三线明星表演节目助兴，整个婚礼的花销据说超过数百万。这些都强化了当地人对刘旭明是“有钱人”的印象。一些人打听着找上门来给刘旭明送钱，要求入内蒙古煤矿的股。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底，神木民间借贷用于煤炭等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40%，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15%，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占40%，投机及不明用途的占5%，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一般生产经营的资金比例并不占主体。
　　老板跑路
　　陈斌家里两代人都是做煤炭生意，到了2011年底，连他60多岁的父亲都觉得利息已经高得离谱。
　　从神木县法院后来公布的信息看，2011年审理的679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95%以上月利息在三分左右，甚至有的在三分五以上，而放款利息则普通超过四分，有的达到了五分，折合年利息为60%，已经逼近当时煤炭利润的上限。
　　于是陈斌陆陆续续把神木、鄂尔多斯、府谷的煤矿的几座煤矿出让，接盘者大都为国企，陈斌用卖矿的钱，在北京、上海购置了写字楼、高档公寓，煤老板摇身一变成了炒房人。
　　陈斌的选择并非个案。新民沟沙渠煤矿老板王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去年就把矿给盘出去，实在干不下去，也不想干了。
　　仅今年6月份，神木县就达成了两宗煤矿转让，其中较大的一笔是，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老板白治彪，把一块27平方公里矿区剩余的3年多采矿权，以1.1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省属国企陕西集团赵家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该矿年产量约50万吨，在当地私人煤矿中，规模已属大型。
　　煤老板转型之际，正值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如滚雪球般飞速膨胀。据中央财经大学专门研究民间金融的李建军(微博)教授测算，截至2011年底，神木县民间资金总规模在500亿元左右，民间融资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和煤价暴跌，则把神木的民间借贷推倒了悬崖边上。
　　2011年底，鄂尔多斯的房价从顶峰的一万多，跌到了两三千，在康巴什新区，一些房子眼看就要封顶，因为没钱，只好停工。但是，鄂尔多斯的危机余震，在数个月之后，才传导到神木。
　　2012年春节一过，好多人已经有四五个月没有拿到分红，路边的典当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不再开门，而常设在星级酒店里的投资公司悄无声息地早就退了房，手机里熟悉的老板电话不是成了空号，就是转到小秘书来电提醒。
　　老板们跑路、自杀的新闻频传。这年底，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原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拥有数百套房产在当地早已不是新闻，其“房姐”身份在全国曝光后的销声匿迹则引发了公众的恐慌。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政府维稳机器随之启动。2013年1月，神木县成立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乡镇上报当地涉及非法集资的数额和人数，到了6月，神木警方已经刑拘了近百个非法集资嫌疑人。7月9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神木调研时称，对于民间借贷问题，要分类处置借贷暴露出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集中力量督办，适时公布进展情况。
　　无人续贷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由于上线跑路、下线又无新的资金注入，眼下，神木的民间借贷一如高悬的堰塞湖，区域性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7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办理房产抵押为由，在神木县城内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得到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均被拒绝，其中一家工作人员直接表示，账上没钱，过些日子再来问问。
　　银行也闹起了钱荒。一位当地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支行开张到现在还没有盈利，每到月末，还得四处找关系拉存款，走一天的账，熬过上级对存贷比的监管。
　　钱荒迫使银行不得不惜贷。中国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330.2亿元，比年初减少了27%，而同期的贷款金额比年初大幅减少了85%。这一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了鄂尔多斯。
　　神木的整个金融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受此影响，神木今年安排的原计划总投资达89亿元的15项在建重点工程，到了3月底，总投资尚不足8亿元，也出现了融资困难的问题。
　　神木城西二郎山上的庙里，香火比起往年更加旺盛，当地人说过去是为了求财，现在时运不济，烧香是为保财，指望放出去的钱能够收回来。
　　许多当初放款给地下钱庄的当地人，如今手头上多少都有几套位于康巴什新区的“豪宅”，都是上线打发来抵押的，虽然地处“鬼城”，但还残存着一丝希望。“这已经算不错的”陈斌说，有几套房子在那里，就等着慢慢涨吧。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神木当地人士处了解到，很多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在过去一年多已经陆续将手头的煤矿出清，基本上躲过一劫。那些在高位接盘煤矿的资金，虽然受煤价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