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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投资方式各不相同但不变的是两条主线:合伙投资,靠的是信任;融资互助,最要紧控制好风险-青岛报纸电子版
&第06版 青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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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伟大商帮
在9450万山东人中,谁是那最有钱的100个?
作为经济大省的山东,在区域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的同时,民富是必需之因,亦为必然之果。与民富一个直接相关的指数是,当地民营企业发展的如何。民企的强盛,一方面可以成就富裕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就业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就山东而言,在名震全国的大型国有企业辈出的同时,近年来民营经济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单就民营企业家而言,其为整个社会做的贡献不言而喻,民企发展壮大的过程其实就是奉献社会的过程:只要合法经营,就得交税,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产品出口,为国家换取外汇;招收工人,解决社会就业;应对市场竞争,产品不断升级,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营企业家掌控的财富越多,也就意味着他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越大,虽不能说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却也一脉相承。
实际上,国内两份主要的富豪榜单—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历年来均有多位山东人士入选。以2009年为例,包含400名富豪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今年共有16名山东企业家登榜,其中首富为排名第90位的华勤橡胶工业集团老板牛宜顺,拥有59.7亿元财富,最后一名为山东金升有色集团董事长王景连,排名383位,个人资产20.5亿元;2009年度的胡润百富榜上的1000名富豪中,山东老板占了50个席位,排名第一的牛宜顺在胡润榜上列在了136名,最后一个山东人是排名935位的净雅集团董事长张永舵,拥有10亿元财富。
但这显然无法反映出山东最富有人群的真正实力。以华勤橡胶工业集团和牛宜顺为例,在橡胶轮胎行业,三角、玲珑、西水等多家企业的规模均比华勤大得多,品牌知名度也不遑多让,亦为民营企业,其大股东的个人财富没有理由被忽视。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富豪仍沉寂在山东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产业对外界来说还是一个谜,但在生活和工作中,人们正在享用着这些富豪造出来的产品,人们的消费同时也正在创造着他们快速积累的财富。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富豪榜的编制,全部以公开发布的数据作为财富估值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媒体报道、各类证券市场公告、各级政府或行业协会公布的信息、企业自行发布的资讯等,估值方式则综合了众多符合国际和行业惯例的产权估值方式。这是史上第一次专门给山东富豪进行排名的榜单。
本次公布的财富数值不是和富豪们拥有的存款现金划等号,也不代表着他们拥有这么多钱,而是对他们所拥有各类公开资产的一个市场估值。发布机构的出发点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以自己劳动和智慧创造财富的人们致敬,向推动中国商业进程和创造一个个鲜活商业模式的民营企业家们致敬。
&&&&&&&&&&&&&&&&&&&&&&&&&&&&&&&&&&&&&&&&&&&&&&&&&&&&&&&&寻找最伟大商帮
&&& 由《锦绣》杂志、凤凰网、光华智库联合发起,“寻找最伟大商帮”之行动及评选,旨在关注改变中国的商业力量——那些推动中国经济进步、革新中国商业模式、创造中国商业新生活、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商帮及其领袖;最终将从50个商帮及100位商帮领袖候选人中选取和嘉耀1-3个“中国最伟大商帮”,以及15位最具商业影响、最具创新思维、最能代表中国商业变革力量的商帮领袖。
&&& “寻找最伟大商帮”活动于2010年6月启动,7月-12月将围绕本次行动主题分别在全国各地举办巡回商业主题论坛及商帮峰会,12月底将在北京举行盛大评选典礼。
名次& &财富(亿元) &姓名& &性别 &&年龄& &公司 &&总部所在地 &&行业
1 396.2 宋作文家族 男 63 南山集团 烟台龙口 铝业、纺织、地产、旅游
2 183.8 王清涛 男 48 山东焦化集团 淄博 焦炭、能源
3 139.8 崔志祥 男 47 山东方圆有色金属集团 东营 有色金属(铜业)
4 136.5 牛宜顺 男 55 华勤橡胶工业集团 济宁兖州 轮胎、橡胶、投资
5 120.4 王金富 男 54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 工程机械、农机
6 119.7 刘福海家族 男 56 山东大海集团 东营广饶 有色金属(铝业)、纺织
7 113.8 王德洋 男 53 山东北金集团 淄博 矿业、钢铁、焦炭、造纸
8 110.6 刘学景 男 59 新凤祥控股有限公司 聊城阳谷 食品、有色金属(铜业)
9 108.4 张剑群 男 38 沂州集团 临沂 水泥、焦炭
10 93.1 段连文 男 58 南金兆集团 淄博 钢铁、矿业
11 91.5 卞志良 男 52 泰山体育产业集团 德州乐陵 体育器械
12 85.9 张学信 男 63 信发铝电集团 聊城茌平 铝业、能源、化工
13 82.4 马韵升 男 48 山东京博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滨州博兴 石化、热电
14 82 &&徐诚惠 男 46 园城集团 烟台 房地产、零售、药业
15 79.7 张乔敏家族 男 71 山东隆基集团 烟台龙口 汽车零部件
16 78.3 王景连 男 48 山东金升有色集团 临沂& 铜冶炼、铜加工
17 77.6 高元坤 男 52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 太阳能、制药
18 77.1 王金友 男 61 诸城外贸有限公司 潍坊诸城 外贸、食品
19 76.5 张振武 男 44 东辰集团 东营垦利 石油化工、生物化工
19 76.5 舒忠峰 男 山东渤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博兴食品(植物油)
21 74.3 张修基家族 男 76 山东丛林集团 烟台龙口 有色金属(铝业)
22 70.5 周敬才 男 56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 淄博桓台 石油化工
23 70.1 李洪信家族 男 57 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兖州 造纸
24 67.8 齐银山 男 42 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沂源 矿业
25 67.1 李银起家族 男 69 阳谷电缆集团、阳谷三山集团 聊城阳谷 电缆
26 67 牛继星 男 鲁洲食品集团 临沂沂水 食品(淀粉生物糖)
26 67 解永军 男 48 山东翔龙集团 临沂 钢铁、化工、房地产
28 63.5 刘锡潜 男 59 禹王集团 德州禹城 食品、制药、化工
29 62.9 王学清家族 男 43 寿光市鲁清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潍坊寿光 化工
29 62.9 刘双珉 男 58 科达集团 东营 基建
31 62.4 田其祥 男 47 寿光巨能控股集团 潍坊寿光 钢铁、电力
32 61.1 郑和平 男 59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诸城& 肉制品
33 58.8 朱立华 男 47 迪尚集团 威海 外贸、服装
34 55.5 王希成家族 男 62 玲珑集团 烟台招远 轮胎
35 54.5 赵文林 男 泰开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 电气设备
36 54 宋国兴 男 47 山泰集团 东营广饶 太阳能、光电子、建材
36 54 赵长水家族 男 53 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滨州邹平 铝业、电力器材
38 53.5 王吉万 男 50 青岛亨达集团 青岛即墨 鞋业
39 52.2 倪永军家族 男 倪氏海泰集团 威海文登 餐饮
40 51.8 罗冰 男 44 富海集团 东营 石油化工
41 51 王培桓 男 55 家家悦集团 威海 零售
42 50 纪玉君 男 60 青岛喜盈门集团 青岛 纺织、轮胎
43 49.7 李运德 男 44 山东兴盛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沂水 矿业(铁矿)
44 49.1 张士平家族 男 64 魏桥创业集团 滨州邹平 纺织、铝业
45 48.4 李湘平 男 49 东明石化集团 菏泽东明 石油化工
46 47 张永舵 男 42 净雅食品集团 威海 餐饮
47 46.2 陈玉兰 女 68 青岛即发集团 青岛即墨 纺织、服装、发制品
48 46.1 张武宗 男 65 山东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肥城 钢铁、焦炭
49 45 孔祥存 男 66 济南玫德铸造有限公司 济南平阴 铸造
50 44.1 王勇 男 60 西王集团 滨州邹平 食品(淀粉糖、玉米油)
51 43.9 姜滨家族 男 44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 电子
52 43.5 王秀生 男 44 山东胜通集团 东营垦利 化工
53 43.2 周勇 女 50 山东桑莎制衣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诸城 服装
54 43 董华友 男 46 潍坊弘润石化助剂有限公司 潍坊青州 石油化工
55 42 郑峰文家族 男 45 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 房地产
56 40 周永恒 男 44 青岛变压器集团 青岛 电气设备
57 39.4 孙孟全 男 60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莱阳 植物油
58 39.2 尚吉永 男 42 山东万达集团 东营垦利 轮胎、机电、化工、地产
59 38.8 邵仲毅 男 42 山东晨曦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莒县 化工
60 37.6 孙世尧家族 男 63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 包装
61 37.5 李金堂 男 46 欧美投资集团 青岛 地产、外贸、调味品
62 37 张思夏 男 57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 电力器材
62 37 乔伟光 男 40 中能集团 青岛 电力器材
64 36.4 陈学利 男 59 威高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 医药
65 36 张洪波 男 44 中澳集团 德州庆云 农业(养殖、肉制品)
66 35.9 张安康 男 54 山东天承矿业有限公司 烟台莱州 &&铁矿、金矿
67 35 薛茂林 男 52 鲁丽集团 潍坊寿光 木业、钢铁、热电
68 34.7 王星云 男 53 山东福田药业有限公司 德州禹城 &糖醇、保健品
69 34 丁玉华 男 62 三角集团 威海 轮胎
70 33.8 李庆思家族 男 72 山东雪花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 &淀粉、谷氨酸
71 33.5 王守东 男 68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 莱芜 钢铁
72 33.4 程少博 男 46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禹城 食品
73 33.3 王凤朝 男 39 冠星集团 聊城冠县 纺织、热电
74 33.2 吴井臣 男 52 山东中大贝莱特集团 德州 专用设备(地源热泵)
75 32.8 李学纯 男 55 阜丰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莒南& 味精、黄原胶
76 32.3 邓贵德 男 56 山东昌邑石化有限公司 潍坊昌邑 石油化工
77 32.1 王旭宁 男 41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 家电
78 31.5 李登海 男 61 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莱州 农业(种业)
78 31.5 王延平 男 54 亚光纺织集团 滨州 纺织
80 31.4 许庆奎家族 男 66 山东九羊集团有限公司 莱芜 钢铁
81 31 张华威 男 47 威高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 医药
82 30.9 刘耀华 男 62 振华集团 烟台 零售
83 30.7 魏学专 男 48 山东汇丰石化有限公司 淄博桓台 石油化工
84 30 姜俊平 男 72 巴龙集团 青岛 服装、房地产
84 30 梁希森 男 55 山东希森集团 德州乐陵 房地产、农业
86 29.5 李登龙 男 谷神生物科技集团 德州陵县 &大豆蛋白、低聚糖
87 28.5 张代理 男 55 红领集团 青岛即墨 服装
88 28.3 刘殿波 男 45 烟台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烟台 制药
88 28.3 姜卫东 男 54 五征集团 日照五莲 农机
90 28 柳富林 男 52 金猴集团 威海 鞋业
90 28 王振江 男 48 青岛九联集团 青岛 食品加工(肉类加工)
92 27.5 黄鸣 男 52 皇明太阳能集团 德州 太阳能、房地产
93 27.2 赵玉山 男 46 山东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淄博沂源 制药
94 27.1 闫唐锋 男 40 胜利油气管道控股有限公司 淄博 石油管道
95 27 刘连民 男 53 山东香驰集团 滨州博兴 食品(植物油)
96 26.9 姜桂廷 男 52 景津压滤机集团 德州 专用设备
97 25.6 孙道学 男 山东金象铝业有限公司 临沂 有色金属(铝型材)
98 25.3 王峰 男 61 齐鲁特钢有限公司 济宁兖州 钢铁
99 24.8 崔连国 男 44 山东久泰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 化工
100 24.2 王信恩 男 60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 黄金
(发布机构:山东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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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富豪最多的城市:
烟台,12名富豪入榜。潍坊、青岛、德州并列第2,各有10名富豪入榜。
● 山东富豪财富总额前三名城市:
烟台915.5亿元,淄博614亿元,东营587.4亿元。
● 山东财富最多的富豪县:
龙口,三个富豪家族财富总额 550.2亿元。
●平均每百万人口拥有富豪数量最多的城市:
东营,每百万人口中有4名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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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九大百亿富豪档案
  宋作文家族
  财富396.2亿元
南山集团董事长
  宋作文,现任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历任玻璃纤维厂厂长、纺织总厂厂长、南山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总裁、董事长等职。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前身系成立于1979年的龙口市东江镇前宋村村办企业。2009年3月28日,经龙口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南山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占51%,宋作文占49%。截至2008年底,南山集团资产总额299.72亿元,所有者权益181.08亿元(含少数股东权益42.85亿元)。2008年实现营业收入209.86亿元,净利润22.07亿元。
财富183.8亿元
山东焦化集团董事长
  王清涛,山东焦化集团董事长。山东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以煤制焦、煤化工、发电、燃气供应等为主营业务的大型能源企业。总部设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集团公司总设计生产能力为1000万吨冶金焦,已形成年产冶金焦600万吨、焦油40万吨、粗苯10万吨、工业萘2万吨、农用化肥10万吨、煤气20亿立方米、发电量5亿千瓦时的生产能力。2008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6亿元,上缴税金2.8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2009年销售收入150亿元,实现利税20亿元,产能位居全国独立焦化第一。
  崔志祥
  财富139.8亿元
方圆有色金属集团董事长
  崔志祥,方圆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山东方圆有色金属集团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以阴极铜生产为主,集金、银、铂、钯、硒等稀贵金属综合提取为一体的集团化企业。公司总资产50亿元,现有三个工业园,总占地面积4500亩,员工近两千人,年产高纯阴极铜20万吨,黄金5吨,白银100吨。全国同行业六强,山东省百强企业,全国500强企业。
2009年,集团实现铜精矿产阳极铜10万吨,阴极铜产量20万吨,黄金5吨,白银100吨,销售收入突破141亿元,利税15亿元。
  牛宜顺
  财富136.5亿元
华勤橡胶工业集团董事长
  牛宜顺,华勤橡胶工业集团董事长。华勤橡胶工业集团创建于1989年,前身是山东银河橡塑集团,位于山东省兖州市华勤工业园。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华勤集团现已成为以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汽车轮胎和工业用输送带为主,集电力、生物工程、国际贸易、资本运营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集团拥有固定资产60亿元,员工五千多人,下属8家子公司,其中有两家是与世界500强企业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2008年,集团销售收入突破80亿元,实现利税10亿元。是全球重要的橡胶工业生产基地。
  王金富
财富120.4亿元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董事长
王金富,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程机械、农业装备、车辆为主体业务的大型产业装备制造企业,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135.6亿元。雷沃品牌价值据称102.39亿元,位列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第66位,居国内农业装备行业第一位。福田雷沃重工主导产品雷沃谷神联合收割机销量连续9年居行业首位,市场占有率达70%;雷沃欧豹大中型拖拉机和福田五星三轮摩托车连续5年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一。
  刘福海家族
  财富119.7亿元
大海集团董事长
刘福海,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大海集团始建于1988年,公司现拥有总资产56亿元,是一个集纺织、化工、铝粉、新能源、房地产开发、进出口贸易为一体的跨行业、跨地区、跨国际的综合型大型企业集团。2009年集团公司实现销售收入97亿元,进出口额3418万美元。大海集团年生产棉纱80000吨、坯布7000万米、印花布2.5亿米、染色布3500万米、床上用品2500万套、高档服装面料2600万米、化工制剂5000吨、铝粉2500吨、帘子布25000吨、离子膜烧碱24万吨。
  王德洋
  财富113.8亿元
山东北金集团董事长
王德洋,山东北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山东北金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完成销售收入29.85亿元,实现利润5.64亿元。现在的北金集团是由北金村发展起来的,2001年元旦公司正式更名为山东北金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王德洋发起成立了山东隆盛钢铁有限公司,先后成立了贵州龙翔能源有限公司、贵州宏和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蒙源矿业有限公司,同时在临沂市成立源源矿业有限公司,在临淄区内建设朱台金拓矿业、金润矿业、鲁德矿业有限公司。
  刘学景
财富110.6亿元
新凤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学景,新凤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凤祥控股有限公司是整体产业规划与产业资本运作的专业管理公司,旗下两大核心公司为山东凤祥集团和阳谷祥光铜业。山东凤祥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企业、中国屠宰及肉类加工业十强企业;阳谷祥光铜业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安全、环保、节能、高效的现代化铜冶炼企业。新凤祥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主要承担凤祥绿色农业和祥光生态工业两大产业板块的统一规划、协调发展的职责,同时承担资本运作职能,形成工业板块与农业板块两大产业的有机整合。
  张剑群&
财富108.4亿元
沂州集团董事长
  张剑群,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山东建材学院,现任沂州集团董事长、总裁。沂州集团成立于1958年,是全国百家重点企业之一,水泥行业十强,是集水泥、煤焦化工、建筑陶瓷、发电为一体的跨省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下属十余家子公司,总资产近40亿元,员工万余人。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利税5亿元。沂州水泥在2002年开始民营化改制,改制后法人股4752万股,占股本总额的67.8%,由公司原董事长张怀连的第4子张剑群持有。社会公众股2214万股,占总股本的32.2%。
&&&&&&&&&&&&&&&&&&&&&&&&&&&&&&&&&&&&&&&&&&&&&&&&&&&&&寻找最伟大商帮
&&& 由《锦绣》杂志、凤凰网、光华智库联合发起,“寻找最伟大商帮”之行动及评选,旨在关注改变中国的商业力量——那些推动中国经济进步、革新中国商业模式、创造中国商业新生活、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商帮及其领袖;最终将从50个商帮及100位商帮领袖候选人中选取和嘉耀1-3个“中国最伟大商帮”,以及15位最具商业影响、最具创新思维、最能代表中国商业变革力量的商帮领袖。
&&& “寻找最伟大商帮”活动于2010年6月启动,7月-12月将围绕本次行动主题分别在全国各地举办巡回商业主题论坛及商帮峰会,12月底将在北京举行盛大评选典礼。
《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在今天,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依然是鲁商最紧要的任务。
撰文:穆弓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被誊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领路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那本被称为“商务圣经”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结为“《论语》+算盘”的经营模式。
明治维新之前,在日本的统观念中,总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算盘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的象征,与仁义正道大相径庭。涩泽荣一大胆挑战这一观念,提出了“士魂商才”之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
义与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的是一对矛盾结合体。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但是千百年来,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的践行,总是难以如意。
鲁商,因其地域(孔孟故里)和传统文化的迁延,受其影响更大,他们始终在义与利的冲突中追求平衡,在义与利的辨证中寻求统一。因此,在鲁商的性格中,存在着由此引发的十大矛盾,这些因素既体现了鲁商的优点,也体现了鲁商的缺点。
涩泽荣一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在今天,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依然是鲁商最紧要的任务。
1. 天生责任感与逐利性
很多鲁商,最初走上创业之路,是穷则思变,但他们的“思变”,是希望身边所有人的改变,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这种产生于仁义思想的天生责任感,往往成为他们创业的最初动力,也使得他们在企业经营中敢担当、重慈善,怕对不起别人,多恻隐之心;这种思想也使得他们在企业经营中容易感情用事,对用人、规则的执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形成对商业的逐利性的一种反作用力。
2. 故土观念与开放性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其实是一种重视故土观念的传统,即使出远门,也必须有一定的去处(游必有方),缺乏天下为家的气概和冒险精神。事实上,清代之山东商帮主要活动区域,也仅仅是以山东辐射文化气质相近的东北各地,而没有像晋商、徽商一样纵横全国。看今日之新鲁商,大部分起于本土,而非像浙商一样遍布全球,当然,这也与山东资源丰富有关。社会的变迁正在改变新鲁商的这种故土观念,从而具备了更强的开放性和开拓精神。
3. 儒家思想与商业思维
儒家思想对齐鲁社会影响深远,崇尚功名,以出将入相为人生目的,重官轻商,或者具有浓郁的文人情绪,随遇而安,好怨天尤人,多有怀才不遇之感,做事不够决绝。这种文化显然不是产生企业家的土壤。但一旦从商,则会反过来以儒家义利之辨指导商业管理,如近代鲁商之大家孟洛川、新鲁商之季缃绮,都因之建立起强大的企业文化。
4. 传统与创新
鲁商很多企业以高科技含量和科技创新而闻名,比如浪潮集团的孙丕恕、中创软件的景新海,比如被誉为“中国太阳谷”的山东太阳能产业等等,但也有很多企业仍旧沿袭着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三高”行业,以及类似行业的重复建设依然存在。这一方面是受到趋利性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一方面也受到知识层次和人才的制约。
5. 低调与高调
新鲁商中鲜有“明星企业家”,却多“隐形冠军”。这就是低调与高调的体现。一方面低调,重埋头苦干,远离媒体,不喜做秀,生活简单,不事张扬;一方面大概是受泰山文化影响,都有“唯我独尊”的潜意识,都要憋足了劲做“老大”。最典型莫过于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的张士平。魏桥集团被称为世界最大的纺织企业,员工十几万人,土生土长于邹平县魏桥镇,当年吴官正主政山东时曾说过,山东有“两张”,东有张瑞敏,西有张士平。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其创始人张士平除去每年两会时偶尔应付一下记者的围追堵截外,几乎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再如邹平群星纸业的朱玉国、济南玫德铸造的孔祥存等很多企业家,都在某一领域做到全国老大,却一直鲜为人知。内心高调,锲而不舍,很值得赞赏,但这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毕竟,做好对外的功夫,对于品牌的提升无疑有益。
6. 保守与冒险
新鲁商做事稳妥,从另一角度看,则显保守,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很多新鲁商的发展,尤其是很多白手起家的草根英雄,主要受到知识结构局限和外向型思维欠缺的影响。浙江也多洗脚上岸的草根企业家,但他们的冒险精神弥补了知识结构的不足。尤其在资本时代,每当企业面临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时,鲁商的这种局限性就更会凸显。
7. 独立性与合作意识
大概是“唯我独尊”的潜意识使然,让鲁商很自我,自信,自以为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尽管鲁商是公认的重义气、重朋友,作为两个独立的企业单位而言是很好的合作方,但在管理中,不喜欢听取别人意见,在团队中缺乏合作意识。喜欢单打独斗,不喜欢抱团。
8. 面子与规则
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在美国,当公司老板训斥自己的员工,被训斥员工会把批评抛诸脑后,或者当做动力激励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现;而在中国,被训斥员工面对批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需要的是维持自尊,也就是他的面子。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两种性格孰优孰劣,不好判断。但这两种人将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迄今为止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大胆无畏者占得上风。他强调,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或者说,中国&“创新行动”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彻底改变犯错误就意味着丢面子的心态。
事实上,这种“面子”心态在崇尚中庸、以和为贵的鲁商群体中可能更加严重,怕自己丢面子,同样怕没给别人面子,不敢尝试,不好意思对别人说“不”。“面子”往往置规则、原则于不顾。
9. 近官与敬而远之
鲁商近官是公认的事实,这与儒家文化中重功名轻商业的传统有关,但凡做商业就总有一种不安全感,都希望有一个靠山。历史上的鲁商大多如此,就像当初苗氏兄弟初到济南,怕立不住脚,先拿出200万两白银,托郑金生到山东巡抚衙门走动,“纳票人捐”苗世厚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同;荣仲森也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判。新鲁商的近官有所区别,一则是大型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本来就与政府部门多有交往,而且很多企业家是官员出身,比如中国重汽的马纯济,本来是济南市市委副书记,临危受命,创造了重汽奇迹,最后辞职专任中国重汽董事长。事实上,在很多鲁商中,近官只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趋利性选择,在很多人身上存有的是一种对官员敬而远之的心态。尤其随着服务型政府的确立,这种状况正发生着耐人寻味的变化。
10. 生意与生活
山东人重感情,以喝酒闻名全国。喝酒,大概是最能够把鲁商的生意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大多数喝酒都是为生意,生活中和朋友也不能不喝。浙商或者粤商会觉得打高尔夫也可以谈生意,但鲁商只会觉得喝酒才可能谈生意。鲁商都重实干,在工作中讲究以身作则,很难把工作与生活分开,或者说,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几乎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但现在讲究的,是生意与生活的平衡之道,对生活的重视与追求,也应该是事业的重要推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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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寻找最伟大商帮
&&& 由《锦绣》杂志、凤凰网、光华智库联合发起,“寻找最伟大商帮”之行动及评选,旨在关注改变中国的商业力量——那些推动中国经济进步、革新中国商业模式、创造中国商业新生活、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商帮及其领袖;最终将从50个商帮及100位商帮领袖候选人中选取和嘉耀1-3个“中国最伟大商帮”,以及15位最具商业影响、最具创新思维、最能代表中国商业变革力量的商帮领袖。
&&& “寻找最伟大商帮”活动于2010年6月启动,7月-12月将围绕本次行动主题分别在全国各地举办巡回商业主题论坛及商帮峰会,12月底将在北京举行盛大评选典礼。
&&&& 活动网址:
&从山东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世界,朱新礼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鲁商身上非凡的企业家秉赋。新鲁商性格的生成,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齐鲁文化与全球化时代企业家精神相对接和彼此影响的过程。
撰文:穆弓
在汇源集团北京总部办公楼的旁边,生长着一些柿子树,一到冬天,树叶落光,只挂满累累硕果。朱新礼不让采摘,一来这是一道风景,更重要的,是能给他一种山东老家的感觉,在他的家乡沂源县就到处都是这样的柿子树。在这些柿子树旁还有一棵杏树,就是他几年前从老家移植而来,树长得很高大,即使在冬天,也似乎能表现出勃勃生机。与杏树一块被移来的,还有一棵枣树。
“这儿风水好,树长得也好。”朱新礼笑着说。我曾经在2005年冬天的一个清早,在这些树旁与他偶遇。
他穿一身他们集团员工每人都有的工作西装,披一件过时的半截风衣。很多人都知道,他过着一种与他所拥有的财富极不相称的简朴生活。那时候还不到八点,他正往办公室去,而我们约好的采访时间是八点半。我是第一次到汇源,挂满树身的那些红彤彤的柿子,在这清晨明媚的阳光中分外夺目,我被此所深深吸引。说起这些树,他显得很开心,“一看就是咱老家的。”
我们一道前往他的办公室去。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很惊讶。
朱新礼拥有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总裁办公室。一千三百多平米。只不过并非他一人独在这一千三百多平米的办公大厅里,而是他和他们集团总部的一百二十多个员工一道分享。那真是一个很壮观的场面,连隔断也没有,走进大门去一览无余。他没有自己私人的办公空间,在汇源任何人都没有。他的办公桌在大厅的一角,旁边是一个只摆了几个沙发的独立的小会客室,我的采访就在那里进行。
朱新礼的事业真正开始于1992年,那一年他从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的位子上辞职下海,创办汇源。当时他赋予了“汇源”二字一个很宏大的内涵,现在这个含义就被树立在他们的办公楼顶上:汇聚四海人才,源通五湖财富。当时没有人对这些字义当真,朱新礼却白手起家,把它们变成现实。
朱新礼一直都在为建立一个学习型组织而努力,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曾先后就读于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其实我一直都在进行学习,不间断地参加一些培训班,人活着就是要不断学习。”他说。他还快乐地提到,现在在这些商学院,找着找着就是山东老乡多,这说明我们山东的企业多、发展好,而且求知欲望强。说这个的时候,他的语气中透出一种很真诚的自豪。
他很乐于谈到学习,他开玩笑说我们家现在五个人有五个半都在上学呢。为什么是五个半呢?他自豪地把他的手机递给我—手机的屏幕上是他的外孙女的照片,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3岁,刚刚上幼儿园,算半个。”说这些时他有一个短暂的瞬间沉浸在幸福之中。显然,现在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大概是惟一一个能让他暂时不想工作的人。
他说自己过去是很活跃的,基本上文艺方面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体育也是。但现在都没有了,太忙,没有时间,看书是惟一的爱好了。他说很多时候时间不属于自己。
朱新礼是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小罐头厂做起的,他用十多年时间就使企业一跃成为累计缴纳税金三十多亿元的大型集团企业。而朱新礼本人,面对媒体仍保持着谦虚而又厚道的笑容。刚开始与朱新礼接触,你可能不相信他会打造出汇源果汁这样一个如此时尚的品牌,但是越来越近地接触他的时候,才知道,一个能把自己的品牌做到全国,能够把自己的生产基地分布在全国二十几个老少边穷地区,又是非朱新礼这样的企业家所能做到的。
1992年,朱新礼做出一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辞去县外经委副主任一职,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罐头厂。
外经委副主任,对于一个当过6年村长的人来说,生活是多么大的飞跃呀,而能走到这一步,也与朱新礼性格上的不安分以及那份责任心有关。三十岁刚出头的朱新礼当上了东里村的村主任,为了让三千多人能过上好日子,朱新礼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没有像别的村主任那样仍然带领大伙种玉米、种小麦,却带领乡亲们把全部的土地种上了葡萄。几辈人都是种庄稼的村民们不理解村长的做法,朱新礼顶着压力,一方面出去考察,回来教村民们种葡萄,一方面又发展第三产业,把全村的人都带动起来,富余劳动力都得到了安排。在东里村,农民不种粮食,却有粮食吃,而且还有了余钱,这是那里的村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种葡萄,让这个沂蒙山区贫穷的小村庄,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四百多个万元户。
有了这些成绩,再加上朱新礼永远也不满足现状的性格,三十几岁的他,又去上大学,回来的时候,能谋到县外经委副主任一职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接手罐头厂,除了要养活原厂数百号工人,还要承担原厂450万元的债务。历练过生活的朱新礼想到的办法是搞补偿贸易。补偿贸易现在是国际贸易的一种常用做法,但在当时国内却鲜有人知。更为超前的是,朱新礼以承担负债的方式,联手一家港企完成了对罐头厂的产权改革。当年的这一远见,使朱新礼规避了产权不清带来的种种后遗症。
1994年9月,他率二十多人来到北京顺义区安营扎寨。他知道,北京是人才、信息、交通、市场都相对发达的地方。“万事开头难,要干一番大事业就要先从难开始。” 朱新礼说。这二十多个人既是生产工人,又是营销人员,晚上生产,白天送货,根本分不出哪个是总裁,哪个是普通员工。
1994年10月,朱新礼带着浓缩果汁样品飞往德国慕尼黑,参加国际食品博览会。在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还有一样特别的东西—山东煎饼。买不起机票,就向亲友借;住不起酒店,就和别人一起挤在招待所里;吃不起价格不菲的西餐,就啃煎饼。日后,朱新礼开心地对人说道:“当时我们住的那招待所里早上吃饭不要钱,我就狠狠地吃。中午我一个人在展位上跑来跑去没有时间吃饭,晚上就吃煎饼。别人请我去吃饭我都不敢去,因为我没有钱回请人家。”在展会的最后一天,一筹莫展的朱新礼遇到了他生意中的第一个大买主—瑞士一家贸易公司看中了汇源的浓缩苹果汁。几经周折签订好合同后,朱新礼被送回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坐上了中国国航的飞机。朱新礼搭乘的飞机落地北京的时候,瑞士公司的远期信用证已经开到了汇源公司的开户银行。
这次出口贸易订单,便是汇源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桶金”。相比日后动辄以千万乃至上亿元计的订单,“第一桶金”也许并不算太多,但对当时的汇源而言,这却是极其难得的雪中送炭。若干年之后谈及这段往事时,朱新礼不无感慨地坦言:“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当时如果拿不回一个订单,我可能连回来的勇气都没有了。”
第一笔出口订单到手后,很快,汇源浓缩果汁打开了更大的国际市场。实际上,当时这还是一片真正的“蓝海”。
1997年起,汇源开始在全国各地建厂。
2001年,怀着做大汇源梦想的朱新礼开始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在融资受限后,汇源果汁向当时风头正健的德隆抛出了绣球。德隆旗下新疆屯河出资5.1亿元与汇源果汁成立合资公司,并且持股51%,汇源果汁以大部分核心资产入股,占股49%。
两年后,在德隆大厦坍塌之前,察觉到危险的朱新礼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以“对赌”的、可能会失去汇源的方式—谁先拿出购买对方股权的资金,谁就拥有汇源—最终从德隆脱身,重掌汇源控制权,成为德隆危机中惟一一家全身而退的企业。与德隆分手后,2003年4月至2004年12月,大摩、百富勤、美林、高盛、汇丰等数家国际著名投行不约而同地盯上了汇源果汁,准备围攻狩猎。虽然与大摩商谈很深,但朱新礼并不为其蒙牛故事所打动,因为他了解蒙牛的对赌条件,这些条件可能使公司的发展前途毁于资本的赤裸裸逐利条款上。
至此,朱新礼对财务投资人的认识更加深刻:他们的投资条件太苛刻且太注重短期2至3年的上市前利益,不如等待可以谈得拢的成本较低的战略投资人。战略投资人更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前景,而不会过分注重短期利益。
朱新礼希望同产业投资人商谈合作事宜,因此先后接触了法国达能、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台湾统一。
2005年,汇源果汁在开曼群岛注册,台湾统一以3030万美元购得汇源果汁5%股份,汇源果汁的上市计划才重新提速。此期间,汇源果汁开始大规模的业务重组,梳理原有业务,明晰股权结构,建立北京、上海、成都三个主要业务中心,将周边城市的业务进行整合。
2006年6月统一从汇源果汁退出。最终,法国达能集团、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里基金共同投资汇源果汁两亿多美元,换得35%股份,其中,法国达能一家独得22.18%股权。
2007年2月,汇源果汁登陆香港股市,成功实现上市,融资24亿港元。
2008年9月,汇源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了一份并购合同,朱新礼以179亿港元的价格将汇源卖给可口可乐公司。从资本运作方面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但2009年3月18日,中国商务部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这是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后首个未获通过的案例。并购的失败给汇源带来巨大损失。
2009年8月20日,作为长江商学院校友,朱新礼在“2009长江夏季论坛”上首次对可口可乐并购汇源失败案例敞开心扉。他说:“我没有精力去考虑过去并购的成败,& 云南白药说把‘宝洁’作为假想敌,我未来的假想敌就是可口可乐。但是我在我们企业内部取了一个代名词,叫‘学习榜样’,我们一定要超越学习榜样。为什么可口可乐想并购汇源?一个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公司,为什么对汇源这个十几年的民营企业这么钟情?可口可乐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不在汇源品牌,而是中国市场,对于中国的市场,中国企业家一定要珍惜,我们真是守着一座金山。”
2009年10月,汇源再赴德国参加博览会,这次去已是今非昔比。他们在德国有一个600平米的展位,去了一百多个人,有的人收集信息,有的人谈生意,有的人是学习。朱新礼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市场在国内,为什么还要跑到德国参加世界级的展览会?我们的梦想就是做大。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本来是能赚钱的事,现在我也不后悔,也不抱怨,因为留得青山在,好戏在后边。”
2009年10月29日&,媒体披露,朱新礼豪掷10亿元欲打翻身仗。此时,可口可乐并购案流产的阴霾依旧困扰着汇源,但汇源却主动出击,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投入10亿元布局全系列饮料市场,首期投资2950万美元,一次开工5条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线,主要生产销售果蔬汁及果蔬汁饮料、茶饮料、咖啡饮料、植物蛋白饮料、果奶、奶制品等,设计生产规模每年15万吨。
目前,汇源集团在全国各地创建了四十多家现代化工厂,链结了五百多万亩名特优水果、无公害水果、A级绿色水果生产基地和标准化示范果园;建立了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水果产业化经营体系。
汇源集团带头开创了中国现代化果汁产业,引领了中国果汁消费的健康生活新时尚,带动了中国果汁行业的发展。而大量消化水果资源,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水果种植、加工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他从农民中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回到了农民中去。
朱新礼的资本故事,曾让柳传志为之慨叹。他说,向全球产业巨头开放股权,对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都是充满凶险意味的,但朱新礼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其实有着强烈的希望借助这些巨头来做强汇源的决心,所以他的资本故事,也一次比一次来得凶险。
很多人都能代表鲁商,但在我们看来,朱新礼代表了鲁商群体中最具活力的那一部分。山东人血脉里始终贯穿着的忠厚仁义、谦和忍让、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奠定了“比实干、比实力”的现代经商意识。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足够商业智慧的人,当他受制于资本,可以为了发展不惜出让企业控制权。而为了摆脱危机,他可以不惜对赌,表现出了山东人身上足够的刚毅和决绝。
更重要的是,从山东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世界,朱新礼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鲁商身上非凡的企业家秉赋。新鲁商性格的生成,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齐鲁文化与全球化时代企业家精神相对接和彼此影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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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的细节才能真正反映一个人的本性
关于你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说当年你到新疆和德隆谈合作时,唐万平仅和你在一起呆了3天,就铁了心要跟你合作,后来说是因为他看到你脚上竟穿着破了洞的袜子,确有其事吗?
其实不是这样,被演绎了(笑)。当时我是穿了一双尼龙袜子,很老的那种,地摊货。后来唐万平给他们公司的人开会,说你看人家老朱,这么大一个企业家,还穿着那种老尼龙袜子,这么简朴,我们和这样的企业家合作还有什么不放心,不光是唐万平,还有唐万新、唐万礼,他们在很多次开会的时候都提到过这个事—双方合作,他们肯定是要评价一个人嘛,对企业,对你的接人待物,都要有一个评价,他们由此认定我是一个干事业的人。
其实我在生活上一直很简朴,是一种从小就养成的习惯。我到现在还分不清哪是纯棉的袜子,哪是尼龙袜子。前几年出国,到机场了,跟我一起的人一看,我还穿着公司发的西服,都穿得走型了,后边领子也磨秃了,说这样不大好,只好又让家里人找了一套西装给我送来。我对这些从来都不讲究。
好像人们对你的认识,恰恰是从这些细节开始的。
应该是吧,其实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的认识往往都是这样开始的。正是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才能真正反映一个人的本性。我就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
我记得那是在1995年吧,我和香港的一个老板去欧洲。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广场上,那个香港老板拿出烟来,在广场上肯定没烟灰缸啊,我就拿出一张餐巾纸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餐桌上剩下的,吃完饭我就把它叠起来放在兜里,因为你扔了也很可惜吧—我就把它拿出来放手里,把烟灰弹那里边,他看我这样也不好往地上弹烟灰,也弹到我捧着的餐巾纸上。广场很大,也没看到一个垃圾箱,烟抽完了,我就一直捏着烟头,包着烟灰,走很远,才看到垃圾箱,把它扔掉。
这是一件很不经意的事。从欧洲回来很长时间后,我买他们的设备,我记得好像是二百多万美元的一笔合同,那是我们正创业的时候,资金很紧张。按照正常的交易程序,需要信用证啊什么的,但他既没让我开什么信用证,也没交预付金,就把设备先给我们发过来了,而且他过了很长时间,好像是过了一年多,到了第三年他才来要钱。我很不理解,就问他为什么敢这么信任我。那香港的老板就说,朱总啊,就前年咱在西班牙广场上那烟头,你那么负责任,还会骗我这一套设备吗?
在生意场上,其实根本上是一种对人品的认可。
我本来早把那件事给忘了,我并没刻意去做什么,只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应该那样,却给人那么深的印象。其实人与人交往,做生意交往,人家会从你的一言一行,从一些不经意的细节、小动作去观察你,你不用拍着胸脯去跟人保证你有多诚信。到现在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有些生意给他做。
我跟我们的员工也讲,我们在很多细节上都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现在你在我们厂里就找不到一个烟头(笑)。
似乎我的事业都是为我父亲而做
你的这些品格的形成,应该跟你的成长经历有关吧?
是这样。生长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山东人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大,从小我父母——尤其是我父亲——对我们管教就特别严格。我们是一个农村家庭,我父亲是村里那种很有文化的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特别有修养。像我们兄弟这么多,他对每个人都倾注很多心血,像我们走路、坐、吃饭、说话,家里来客人应该怎样,一点一滴,都严格要求,从小就形成了很多良好的习惯。
据说后来你父亲的去世对你的打击非常大。
(沉思片刻)每个人对父母的感情都是无与伦比的。那是1999年,我父亲的去世太突然了,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好。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还来过北京,应该是五一节期间,我记得那时候我儿子约好要和他的同学出去玩,我就告诉他,今天你不能和同学出去玩,你要陪爷爷玩。你和同学在一起的机会还很多,但和爷爷在一起的机会却越来越少。谁也不会想到,他回山东老家后才几个月后就突然去世了。接到这个噩耗的时候我已经接到邀请,正准备参加天安门的50周年国庆阅兵式。当时我就懵了。后来在天安门上,我脑子里全是父亲的影子。我很自责,一直问自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忙自己的所谓事业,我在做什么呢?我应该陪着父亲,尽一个做儿子的责任。以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心灰意冷,甚至不想再这样去工作了……
你当时想到了放弃这个事业?
我无法原谅自己。我现在想起来才突然意识到,好像我做的好多事都是在为我父亲做的。
怎么解释这种想法呢?
我父亲对我非常严格,从上学,进修上大学,到进入政府部门,到后来出来创建汇源,应该都是有比较好的成绩,但父亲对我总是批评多,表扬很少很少,好像从来都是提出不足,告诫我要怎样怎样。从沂源到北京后,我接他来看看这个事业发展,他几乎也没有赞扬,还是告诫,毕竟他的经历多、经验多。我总在想我为什么得到父亲的赞扬就少呢?也许是一种虚荣心吧,我总希望能做得更好,能得到父亲的肯定和表扬,这几乎成为我人生最大的追求。我也觉得让父母满意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孝顺,父母就是望子成龙嘛。所以当父亲突然走后,我在那几个月里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没有了依靠,父亲走了,我的事业做给谁看呢?
你最后还是走出了这个阴影。
是,那一场经历让我能够好好静下心来思考我所做的事业,想到我们的员工,想到我们的企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思考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其实父母对我们最大的期待,并不仅仅是望子成龙,而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意义、有价值的人,我想这也是父亲为什么一直对我如此严格的原因。
你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呢?你继承了你的父亲对你的这种严格吗?
我对他们非常严格,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对孩子的严格是出了名的,我的标准就是让他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然这种严格和我父亲对我的严格并不完全一样。
是因为他们成长中所处的家庭环境和你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
是这样。比如我女儿从很小我就让她一个人在外地读书;我的儿子从17岁我就把他送到部队去接受锻炼。他们身上没有那些坏毛病。现在他们都大了,应该说我对他们是满意的。
我不喜欢“富豪”这样一个概念
你如何看待财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豪吗?
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豪,我一直都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且我很讨厌那种奢侈的生活,从小我就看不起、就厌恶那些灯红酒绿啊什么的。我不喜欢“富豪”这样一个概念,“富”是富有,“豪”应该是指权势,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没有什么权势可言,反而应该是具备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对企业家的认识,应该从价值观上多一些反思。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农民,关注弱势群体。
第一代创始人要做到老
汇源在管理方面的家族模式很重,现在一些中国企业家开始重新探讨家族模式对中国企业的意义,你怎么看?
大多数中国研究人员都对家族模式有一些偏见。一提到家族企业就是贬低,就是不能容纳职业经理人。其实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全球一些跨国公司也是家族企业,但是他们已经走到了第四代、第五代,发展的背景和环境跟中国目前的家族模式又有很多不同。人家企业已经有非常丰厚的积累,有实力去抗拒管理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了。
可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家族企业还处在积累、风险很大的阶段,还谈不上第二代、第三代,第一代都还在创业,你的钱还是银行的钱或者股东的钱。家族人员一放手,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一不留神出一个轻率的决策,再加上一些家族成员过多干预,企业衰败了,对方走人了,企业怎么办?你欠银行的钱怎么办?职业经理人并不是说我从美国从欧洲哪个商学院培养出来的找一个就行了,他必须对企业有足够的了解,必须经历过企业的发展才能够管理好这个企业。更何况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严格说来还没有形成。
事实是在现在的中国,这种情况失败的可能性太大了。
我还没看到一个成功的案例。中国的民营企业,要不要放弃家族管理模式,我认为还处于一个过渡期。企业家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不应该过早地退休。第一代创始人要做到老,经过第二代的积累,第三代、第四代可能逐步丧失兴趣了,那时候放手的时机也到了。现在好多企业家年纪轻轻地喊退休,我不赞成,你看王永庆为什么不退休,李嘉诚为什么不退休呢?
你会做到老吗?
我没说我会做到老。我会顺其自然吧,做到进退自如。
家族管理是否会给企业在吸纳人才方面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我想不会,我们1992年创业之初,就在《大众日报》登广告,面向全省招聘人才,1994年到了北京,就面向全国招聘人才,我们甚至招聘了很多的外国专家在为我们服务。吸纳人才关键是看你怎么掌握,而不在于你是不是家族企业,有些人甚至把企业的失败归罪于家族企业,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前段时间我看中央电视台一个对话,浙江的一个企业,父子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后掌管企业,把企业里所有有亲属关系的全开走了,连他父亲也开出去了,他爸爸似乎也很乐意接受这种改革,我并不是很赞成这种太绝对的做法,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俗语: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关键是看你怎么掌控,家族企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利因素,看你怎么解决这种矛盾。美国曾经有过一个调查,在500强企业的中高层中,有两类人占主导地位,一类是参加过二战的人,一类是耶鲁和哈佛的同学,这说明了一种人群的接近性,他们最善于沟通交流。有人说汇源山东人多,那肯定山东人多,在同样素质的前提下,我肯定用山东人。你可以看看,日本、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是哪国人?一般都是他们本国人。文化、习俗的接近性,这是全球通行的道理。家族成员也是这个道理,当然前提是严格按照能力标准来用人。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锦绣》杂志2010年6月号)
寻找最伟大商帮之:“新宁波帮”流变记
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孙中山
撰文:李小曼、尹永铸
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坐在一起聊一聊。
此前,说“老死不相往来”有点夸张,至少他们很少在一起交流。宁波本地商人大都将圈子放在外边,对身边的同行或对手基本不理不睬,各干各的。
除了饭店、茶馆和咖啡厅,他们不是在自家企业里(后来,其中的一些人在危机中败下阵来,失去了“自家企业”),就是在“红馆”碰面。红馆是“宁波市商会会馆”的别称,位于府桥街口,由两栋百年历史的青砖建筑组成。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船长俱乐部。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船长们一般是不会将风暴贴在脸上的,不过那时实在是太特别了—要么业绩急剧缩水,要么大厦将倾,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心不在焉,思路也是乱的。”王宗英说,“从外界你看不出他的企业身处险境,但当你跟他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你会很直观地觉得,他的企业出问题了。”
王宗英,一位心直口快、思维敏捷的热情女子,她是宁波市民营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所以是红馆里的常客。多年来,她在宁波数家企业做过职业经理人,是奥克斯空调风云一时的副总裁,现在担任成路集团的总裁。成路集团是一家主要从事文教用品生产的公司。
已有百年历史的红馆是一座用青砖和红砖砌成的建筑,高耸的罗马柱上布满了岁月雕琢的痕迹。它最早的主人,是当年上海滩的知名甬商周晋镳。周是四任上海总商会总理,首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四明商业银行创始人之一,是老一辈“宁波帮”中响当当的一位人物。把周宅唤作红馆,是为了纪念当年活跃于上海商界的宁波“红帮裁缝”。
红馆见证过太多宁波商人的浮沉,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历史的一瞬。墙上挂着那些“宁波帮”们的老照片,虞洽卿、朱葆三、包玉刚、邵逸夫等等,照片已褪色泛黄,可他们的目光依然坚定—自明末清初崛起的宁波商帮,在民国时声势煊赫,称雄中国商界,并且在其后的一百年间一直活跃在海外实业界。现在,历史被压缩,老楼变成了“时间隧道”,让我们穿越百年,回到了某个峰点,缅怀“宁波帮”昔日的荣光。
王宗英非常郑重地向我们推荐红馆的“主人”—中基控股集团董事长严海国。在王宗英看来,严海国是“宁波帮”里稀有的企业家—他既不是第一代,也不是富二代;他既懂得经营企业,也懂得经营生活。她希望向我们展示宁波商人的新形象。
此刻,天阴下来了,青红的老楼在黑色积雨云的映衬下,更显庄严肃穆。严海国陪我们坐在一间名为“茶花女”的客厅里喝茶聊天。他着装考究,谈吐谨慎,外形酷似老电影里的上海滩富家公子。他的家族里有意大利人,看得出他受意大利影响很深,红馆的灯具、壁纸、家具,也都是意大利风格。古老的壁炉、油画、手绘地砖,让人感觉不是很亲切,但当你跟严海国交谈,就会发现他的精神密码依然是从周晋镳时代传承下来的。交流一下子容易起来。
严海国从仅有几名员工的外贸服装企业起步,经15年的发展,由其掌控的中基控股集团如今已成为拥有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仓储物流、服装生产、电气制造、酒店物业管理六大产业、多领域发展的集团公司。这位39岁的董事长是目前宁波第一高楼的主人。他与宁波商会合作构筑的宁波市商会大厦,高228米,不仅是城市之巅,也被人比喻为宁波商帮的新高度。
他的创业史,是新一代宁波商人的缩影。
他对红馆的感情显而易见。这座会所,是他的中基控股公司与宁波市工商联联合开发的(严海国也是宁波市工商联的副秘书长)。接手之前,由于年久失修和住户频繁更迭,楼房已显破败,他花费了两千万元和十个月的时间来复原,使得修缮后的内部空间与整个会馆的历史风貌融为一体。他小心呵护着这里的每一个细节,有时看到一些老板把打开的红酒放在名贵的羊毛地毯上,真是心疼,就忍不住去说。
这里本来就是近代史上的显赫名流集聚地,在今天,严海国希望它还能发挥这样的功能,大家坐在一起,分享财富、文化和资源。“名流之间没有交流,宁波就没有创新和发展。”严海国说。
也许他们真的可以坐下来一起聊一聊,商量一下对策,调剂一些资源。但是,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更多宁波商人还是喜欢单打独斗。这就好比四个人打麻将,三缺一不行,一缺三更不行,大家需要先形成一个合作局面,然后每一个人都提防着另外三个人,各自为政—据说,麻将就是宁波人发明的,天一阁中有个麻将陈列馆,从宁波的方言、航海术语等各个方面扒梳了麻将与宁波的联系。
不过,宁波人从来不肯出局。
一代人,两条路
宁波商人的争强好胜、暗自较劲,无日无时不有之。比如服装业的两大巨头—郑永刚与李如成,这哥俩就像两颗反向运动的星体,他们的相遇总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郑永刚个性张扬,当仁不让,不知这是否跟他在大连当过6年兵有关。这位杉杉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老大,在宁波是宁波的老大,迁到上海就是上海的老大。
民间传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他又把总部迁回宁波了。其实,杉杉集团的总部一直在宁波,从来没有变化过,上海的那个企业,其实是杉杉投资控股。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郑永刚在哪里,杉杉的总部就在哪里。
在上海的投资界,郑永刚风生水起,他和郭广昌这两个外地人(郭广昌是浙江东阳人),简直成了上海商界的领袖。在一个名叫上海新沪商商会的组织中,郑永刚是会长,郭广昌是名誉会长。
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个人资历、企业规模自不必说,还要乐善好施,还要有思想、会说话。郑永刚符合这些条件。但是在他把活动重心放到上海之后,这个老大,就只有让雅戈尔的创始人李如成来当了。
杉杉与雅戈尔,郑永刚和李如成,同城同行,旗鼓相当,一时瑜亮。不过,这两个人实在太不相同了。
李如成不如郑永刚那样能说会道。他更像他代表的那一代企业家,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别的嗜好,喜欢说“我是农民”。而郑永刚更喜欢别人称他为时尚老板,说总裁位置可以让,高尔夫不能不打。李如成穿雅戈尔的服装,郑永刚则喜欢国际名牌。与此相对应的是,李如成喜欢把企业“做实”,一板一眼,郑永刚则更“虚”一点,他将工厂包给了别人,在管理上也主张无为而治。
这对同城兄弟之间不同路径的竞争—宁波人称之为“德比大战”—也是中国制造业十多年来的一段佳话,一个经典篇章。其实,他们两人互为镜鉴,都从对方那里照见了自己。
这一切源于1998年3月,郑永刚在宁波戚家山酒店召集了一个重要会议—几乎与此同时,李如成也在这家酒店召开的营销会议上作了演讲。两家企业力图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服装企业的营销季节性强,产品往往滞留在流通中间环节,库存增加,现金流经常断供—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两家企业的健康运行。
郑永刚的解决方案是,杉杉应该放弃产、供、销“一条龙”的传统经营模式,要像NIKE那样,借助特许加盟经营,专注品牌管理,逐步淡出销售、生产环节。他认为原来的模式更适合短缺经济时期,而进入买方市场后,让同一个企业既做生产也做销售,那将很难专业化。他大刀一挥,将杉杉两千七百多个销售网点和仓库、三千六百多位销售员统统剥离了。
而李如成则更为专注。他最大的一个举措是打造上游产业,投建纺织城,与此同时加大了对下游销售渠道的控制力。到今天,雅戈尔已拥有了一百六十多家销售分公司、两千二百多个固定销售点、八百多家特许店和一千余家商场专卖柜。雅戈尔在服装上的销售额,正是得益于自建渠道。
自此,雅戈尔与杉杉走上了不同的路径。1998年始,杉杉逐步丢掉了西服第一品牌的位置,市场占有率也由鼎盛时的近40%下降到不足5%。雅戈尔却在1997年至1999年间—这是中国服装市场增长乏力的时期—仍保持了29%至55%的增长势头。更重要的是,雅戈尔短短几年就将“衬衫第一品牌”、“西服第一品牌”及“中国服装第一品牌”等名头拿了下来。
杉杉走上了日本商社式的多元化之路—后来他们还引进了日本伊藤忠商社—进入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投资金融机构,在宁波银行、徽商银行、浦发银行以及很多基金公司都有收获。到目前为止,这种商社模式使杉杉受益匪浅。2008年,杉杉服装板块的增长仅为9.6%,而电池材料销售收入则增长了40.11%,此消彼长,整体平衡。
对于很多外部观察者来说,这个“同城德比”的故事到此为止了。在这个故事里,郑永刚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李如成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农民。郑永刚将一个单纯的服装企业改造为一个多元化控股公司,让杉杉拥有了新的生命力;李如成则坚守着中国制造的传统阵地,兢兢业业,体现着一个中国企业家的美德、决心和勇气。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如今在宁波,雅戈尔正在以另一个形象示人—自1992年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它已成为宁波当地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而传说中的“宁波首富”熊续强和他的宁波银亿集团多是在外地开发房地产业务,据说在沈阳做得很大)。到处都是它的楼盘和关于楼盘的户外广告。在三江汇流之地,有一个叫做长岛花园的新楼盘,据说是雅戈尔的巅峰之作,开盘价3万元一平米。为什么叫长岛花园呢?当地有个段子说,其实你按宁波话读读就知道了—强盗花园知道伐?明摆着,抢钱的。
它对这个城市的房价有着不可比拟的影响力。
“现在谁不做房地产呢?不搞房地产业的企业,那还叫好企业吗?”一位宁波商人这样说。
雅戈尔的多元化早就开始了,房地产和证券投资已经成为它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作为主业的服装、纺织、外贸,虽然自成体系,但赚钱实在辛苦。对于企业家而言,什么挣钱做什么,这无可厚非,而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主要就两个—房地产和出口企业,如今轻工产品出口受到打击,民营企业转向房地产就顺理成章。房地产来钱快,如果能借此调剂主业资金余缺,何乐而不为?
雅戈尔建起了规模巨大的服装生产基地,并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商业街上建造自己的旗舰店,这证明李如成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主业—虽然有当地人告诉我们,李如成早已南辕北辙,我们看到的这些,其实只是雅戈尔的一种品牌投入。
另一个老大
在郑永刚自封“老大”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奥克斯的董事长郑坚江会怎么想。在他原来的部下、奥克斯的前任副总裁王宗英眼里,郑坚江才是“老大”,而奥克斯也一直是宁波最有标杆意义的企业之一。
郑坚江确有“老大”的底气。这倒不仅仅因为他是宁波市工商联副主席、宁波市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最重要的是,与张扬的郑永刚、低调的李如成相比,郑坚江更具英雄气质。只是由于岁月蹉跎,这种英雄气质沾染了很多悲情色彩,但他还是带领这样一家从田间地头成长起来的企业,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乡办钟表零件厂到中国企业500强的裂变。
郑坚江和他的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反复提及,吸引了所有财经商业媒体的的注意力。他一度成为了记者们最想见到的人。当然,最后记者们见到的往往是他的部下,比如副总裁王宗英,以及新闻发言人黄江伟。那个时候的郑坚江,敏于行而讷于言,讲几句话都要冒汗的。
他于1994年进入空调业,推出奥克斯品牌。2001年,奥克斯喊出“免检是爹、平价是娘”的口号,俗称“爹娘革命”;2002年,奥克斯公布《空调成本白皮书》,大曝行业秘密,受到市场追捧;2004年,奥克斯在全国推出100万台“1元利空调”。靠低价进入和一系列事件营销,“坏小子”奥克斯名噪一时。
郑坚江将低价策略奉为圭臬,并扩展到他所进入的其他行业。
2002年,在没有手机生产牌照的情况下,郑坚江投资10亿元(一说是20亿元)进军手机行业,他赌的是国家会放开手机牌照的发放。可到了2004年,手机牌照并没有开放。多次申请未果,奥克斯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掌管手机牌照生杀大权的信产部,指定被告人是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此案被称为“民企告官第一案”。
但是,他们有些不太走运。奥克斯在2005年辛辛苦苦拿到了牌照,却赶上手机品牌迅速增多、山寨手机纷纷崛起的时代,低价策略也已无力回天。
他在2004年进入了汽车业,一年多后便以“政策门槛太高”为由宣布退出,白白交了4000万学费。而他在2005年投资的房地产和医院,直到多年之后才见到收益。
而从2004年之后,奥克斯的空调业绩乏善可陈。2006年之后,整个集团出现了连续两年下滑。员工信心也产生了动摇,人们纷纷离开。那应该是郑坚江一生中最为沮丧的时刻之一,但他也用自己特殊的方式为中国制造作出了贡献——至今还有人说,奥克斯不仅是宁波企业界的“黄埔军校”,也是中国家电业的“黄埔军校”。
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是跟天花板做斗争。家电业利润日益趋薄,仅仅立足原有的电能表、空调业,奥克斯的增长空间有限。郑坚江的多元化选择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他把低价策略当战略用了,他没有为他所进入的产业寻找到一个清晰的战略定位,他没有料到手机行业更大的卖点在于产品本身,而不是价格。
王宗英和其他一些高管,就是在那之后陆续离开奥克斯的。奥克斯集团的新闻发言人黄江伟,如今在鄞州商会大厦开了一家策划公司,成了一个独立的策划人。王宗英则先是去了太平洋造船公司,然后来到成路集团。而这两个人在谈到郑坚江时,却都不吝溢美之辞。
王宗英1998年进入奥克斯,2008年离开,跟随郑坚江十年之久。我们希望她能评价一下郑坚江,这在一开始遭到了拒绝。她说背后评论人不好。我们猜想她不可能对郑总没有怨言。但是片刻之后,她却忍不住开口夸奖郑坚江,说他身上有着太多的闪光点。
比如说,他的学习能力特别强。当年上马ERP系统时,他连汉语拼音都不认识,于是就开始一点一点学。他去书店买来幼儿园的拼音字母表,让秘书每天培训一小时,雷打不动。而当他刚会打20个汉字时,就要求在集团内进行打字考试,还强调说,不懂信息化的人不能当领导,不换脑袋就换人。
他要想进入一个领域,一定要强迫自己先懂。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奥克斯旗下做过那么多产品,他对它们熟得不能再熟,最后都能跟专家直接对话。他上手机的时候,能把自己使用的摩托罗拉手机的所有功能全部开发使用。做信息化的时候,他每天都在跟工程师讨论,而且自己动手做编程。
有时候他会像一个孩子一样争强好胜。他说他能吃辣椒,大家不信,他就跟一个能吃辣椒的人比赛,上一盘朝天椒,辣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却不认输。他跟年轻人比赛仰卧起坐,会掐着表比,而且要求对方绝对不能照顾他,否则他会跟对方急。
这样一个自信的、倔强的男人,却勇于承认自己犯了战略性错误。没有人知道这两年中他的思想和情感经历了怎样的动荡,但是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自己。而他的身躯里似乎蕴藏着无尽的能量,将奥克斯从偏离的轨道上拉了回来。
正是在高管流失、楚歌四面的这段时间里,郑坚江自己主抓空调,完成了从价格战向价值战的转型。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奥克斯空调的均价为1968元,到2008年则升至2768元。2009年,奥克斯集团的总收入接近200亿元,恢复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如今,奥克斯正向500亿元的目标迈进。
很多离开的人说,走来走去,还是奥克斯的管理更好。从当年上马ERP、OA开始,郑坚江就一直致力于让整个企业的管理流程化、工具化、简单化和信息化。而在这两年的调整中,奥克斯的流程管理功莫大焉。奥克斯已经进入了一个工具管人、制度管人—而不是人管人—的时代,这让离开两年的王宗英多少感到了一些轻松。
“他进步太快,每一年都是跨越式的。”王宗英说。
郑坚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沉钟一样的男人,如今他可以侃侃而谈,而且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他可以像一个明星一样自如地活跃在舞台中央了。我们甚至怀疑,他曾经像丘吉尔那样刻苦地练习过演讲。
郑坚江说,现在的奥克斯,要扎扎实实做实业,要坚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度多元化。这其中包括房产、医院,和以他们为主发起的小额货款公司。他也谋求进入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虽然有些后知后觉,但这样他就可以少犯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总之,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以及这个时代的局限性,他似乎不会再用下一个破绽去弥补上一个破绽。他将这种转变,称为自己创业的第二阶段。
我们在宁波的时候,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的话题正热。吉利的汽车公司就在宁波。人们不免又说起奥克斯的汽车大梦。不过在黄江伟看来,奥克斯退出汽车业—不管是什么原因—无疑是幸运的。它至少没有成为春兰。春兰是当年中国空调行业的旗帜,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30%左右,为同行业首位。后来春兰开始多元化,相继突入摩托车、卡车等产业,一度被誉为中国版的GE,其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陶建幸也一时风光无限。
“可是现在,春兰不见了,奥克斯越做越大。” 黄江伟说。
幸福与焦虑
低价不是万能的。有人说,郑坚江的转变,也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一个缩影。他们要从低成本制造向价值链的高端挪动,他们要从“什么挣钱就做什么”的多元化向更具附加值的专业化转变,他们要从低价策略转向技术创新—惟有如此,才能使得中国制造修成正果。
但是也有例外。
当我们走进宁波亚虎公司的样品间时,真是大开眼界—有时候,低价还是万能的。
这是一家占地广阔的外贸公司,位于宁波市郊工业区,3000平米的样品间像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展示着16个系列、一万多个品种的日用百货。从文具用品到厨房用品,从五金汽配到美容美甲用品,在这里,你几乎能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小玩意儿。这些小玩意儿单件价值低廉,在欧美市场上,其零售价格也就在一美元左右。所以,宁波的一些商人朋友,也称亚虎公司为“一美元公司”。
亚虎董事长龚利红快人快语:“咱们不要谈商业模式,我们没有什么商业模式,无非就是价格比别人低、包装比别人好、交货比别人及时、服务比别人周到、新产品开发比别人快、产品质量比别人高。”
龚利红与丈夫创办亚虎后的十多年间,一直做这种外贸业务。她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是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市民营外贸企业协会副会长、宁波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他的丈夫则毕业于湖南大学工业外贸专业。教育背景好,企业实力够,他们却心无旁骛,埋头于这些针头线脑的生意。他们的专注获得了回报。金融危机中,众多企业受到重创,而亚虎公司出口业务量却逆势增长,年销售额稳步突破三亿元大关,成为宁波最大的民用百货专业出口企业。
龚利红说,正是对做杂货生意的坚持,才让亚虎避免了危机—因为亚虎满足的是刚性需求,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全球经济如何波动,这些日用杂货,都是不能不用的。而这种“一美元商品”的制造非常分散,国外商家自行采购成本太高,生产方无力对接国际市场,于是亚虎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
亚虎的愿景,是成为中国最大的百货产品出口商、全球百货中国首席供应专家。它是一个中国制造的组织者,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整合着那些分散的资源。它的这一端,是遍布长三角的数千家中小企业、数十万的就业岗位;而它的另一端,是两百多家发达国家的大型超市和进口商。
&一个销售额在三亿元上下的公司,在宁波实在算不上抢眼。但在金融危机之下,它却成了宁波最具成长性的榜样企业,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相当领域内的中国制造未必需要激烈的转型。那些遍布各地的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可以在特定的领域生产出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只要合理地组织生产要素,加工制造业就不会成为夕阳产业—除非我们自己放弃,或者人为让成本涨起来,让它们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去。
但是杨军并不这么认为。
杨军是浙江华联商厦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在他看来,由于绝大多数工厂的终端都被外资零售业巨头控制,我们已经基本丧失了定价权和发言权,在这个产能过剩、零售为王的时代,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安全,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如果哪一天它们不给我们的企业下订单,我们的产品就没有地方销售。比如,他们明天去采购印度的产品,那我们这些制造企业怎么办?”杨军说,“前期的教训太多了,像我们的食用油,基本是它们控制着上游原材料。”
更要命的是,这些外资零售巨头—比如沃尔玛、麦德龙等等—已经像洪水一样涌入国内,咄咄逼人,攻无不克。华联这样从传统百货业转型来的企业无力抗衡,只能一步步撤退。外资到了大城市,他们就进入小城市,外资到了小城市,他们就进入乡镇,外资到了乡镇,他们就只能去村里了。
“如果他们还要再往下走,那我们只能投降了。”杨军一脸无奈。
杨军的苦衷很容易引起共鸣。的确,在这样的格局下,外资零售巨头可以在国外国内两个市场对中国制造商进行剥削和压榨,任你是增加出口还是扩大内需,它们依然可以将你长期锁定在整个价值链的最低端。
那个制造商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龚利红不会想这么多。她说她现在追求的是企业的和谐、心灵的自由,“赚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她和她的丈夫都已不再参与亚虎的具体运作—公司有了更为专业的第二代负责人。除了参与制定公司的战略规划,她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协助”第二代负责人搞企业文化建设。新员工来了以后,她会花很多时间给他们做培训,让他们去发现自己内心的东西,让他们的心智尽快地成熟起来。
这对她来说其乐无穷。
看得出,方曙光既不想依靠龚利红,也不想依靠杨军。
与郑坚江、郑永刚、李如成他们相比,这个39岁的董事长毫无疑问是后起之秀。他没赶上那一代人的爆发性机遇—那个时候,往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是“胆大经济”时代—他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买方市场,单纯关注制造和生产,已经明显落后了。他有后发劣势,但也有前车之鉴,可以少交一些学费。
他的企业—宁波祈禧电器有限公司—位于在慈溪市坎墩工业区。他的厂子,本来可以是亚虎公司在长三角地区众多分散制造商中的一家。只要你到慈溪看一看,你就会知道,成为那样的企业是多么的容易。
这是宁波行政版图内的一个县级市,距宁波市区60公里,如今是著名的家电之都 (与顺德、青岛齐名,以小家电为主)、轴承王国和打火机世界(全世界的打火机70%是慈溪制造)。
“我们这里太像温州了。”方曙光说。
这让我们想起陈正光。来慈溪之前,我们去拜访这位宁波温州商会会长、宁波大世界集团董事长。陈是温州人,16岁学木匠,手握一把斧头闯江湖,如今是宁波家私、酒店等行业的佼佼者。在他开的五星级大酒店中,我们向他询问宁波商人与温州商人的不同,他只说,宁波人都是做大生意的。
此言不虚。从位于镇海区的宁波帮博物馆可以看到,宁波商人初得益于地利,后得益于历史,这使得他们起点较高,可以介入主流产业,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而温州商人是没有什么历史的,他们的起点,也已经低到尘埃里去,低到不能再低了。
慈溪距宁波市区60公里,也是除镇海和鄞县之外的“宁波帮”重要发源地、振兴地。从明末清初以来,这里就是一块诞生大商人、大企业家、大富豪的沃土,而到了今天,这里居然变成了宁波市的小温州。
这里有五千多座小桥,据说是中国之最。而它的企业数量,比小桥还要多,其中家电企业就有八千多家。不过,这么多的家电企业,很少有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因为他们更多是为其他产业圈的企业代工,做OEM。这里有很多隐形冠军,但大家似乎更满足于赚取零配件的生产利润,而不愿意花钱去做品牌建设—最多也就是在慈溪的各主要干道上竖起那些花枝招展的广告牌。
“刀快不如刀多”—慈溪的确具有温州式“草根经济”、“小狗经济”的一面。不过方曙光却是个另类—他不愿意做简单的OEM,而是埋头去搞既辛苦又需长期投入的自有品牌创建。
在方曙光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这位科班出身的老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他的无热胆饮水机。他拿着一个管状的核心部件对我们说,这种饮水机最大的特点是能让水在几秒内沸腾至100度,避免了“千滚水”,而且大大节约了能源。
这种被他称作“水视窗”的饮水机,外形更像一个咖啡机。它的核心部位是透明的,制水过程一目了然,就像厨师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做饭。
慈溪的饮水机产量占全国的70%以上,零配件及组装企业超过1000家,产业链已经非常完善。大多数企业并不愿投入新产品的开发,而是购买市场上的通用配件进行组装,从而造成品质同质化,竞争惨烈,几乎无利可图。再加上劣质传统饮水机的“有毒”问题,造成消费者的信任度降低,可谓雪上加霜。在慈溪,现在很多饮水机工厂已经开始转行生产洗脚盆了,可以说,饮水机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产业、夕阳产业。
但方曙光却在这里面发现了六倍的市场。他的计算方式过于专业,我们没有完全听懂。不过我们还是被他说的另外一些特点所吸引了:一,祈禧“水视窗”可以放到消费者的卧室或者书房里面去,环境融入度高,占地少,晚上没有噪音。二,祈禧“水视窗”造型美观,包装精致,适合作为礼品,也很容易引起冲动型购买。
这种设计美学上的追求,我们曾在欧琳集团那里深刻地感受过。欧琳是在方太、帅康、老板之外,宁波的另一个厨具王国。欧琳集团总裁徐剑光是这个行业里的“美学大师”,他对制造美学和工业设计的兴趣,似乎超过了对规模和利润的追求。这是欧琳的差异化战略,但更多是基于徐剑光个人的阅历与修养—他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行走、思考、学习。
方曙光没有徐剑光那么悠闲,他只是在中国的一个工业试验场中打开自己,吸收着来自全世界的信息。他雄心勃勃,却又小心翼翼。
他一再向我们申明,祈禧并不是做“饮水机”的,而是做“开水技术”的。目前,他们已经在全国做了500个销售终端,目标是将其在三年内扩张为5000个。他生生要把一个夕阳产业,重新打造成一个朝阳产业。
他一再坦言压力很大。这种压力当然不仅仅是产品的销售—实际上销售业绩已经好得令他意外了—他的压力在于某种使命感。祈禧在慈溪是一家成长性很好的企业,现在一年的销售额近三亿元,外界对他充满了期待,因为他年轻,有知识,理当挑起重担。他担心如果做不好会令大家失望。
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所以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他当成了接班的“富二代”。—其实不是,他是典型的创业型企业家,创业的钱,是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的。
聊天期间,他接了一个电话。放下电话,他说,是茅理翔的女儿打过来的。她才是富二代。
他们的企业都在慈溪,有生意上的往来。
接班人,经理人
茅理翔是方太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他创办的这家企业,以生产抽油烟机和燃气灶见长,在中国厨房电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是慈溪最有名的企业。
方太还有一个有名之处,就是在多年以前,就解决了企业接班人的问题。
其实解决方案非常简单—他把企业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茅忠群,另给女儿投资一个厂子,做方太的外协厂。
所以人们都说,老茅有浓厚的传子情结,而且传男不传女。
2002年4月的一天,《经济观察报》的首席记者仲伟志在北京见到了茅理翔和宏碁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当时,茅理翔的儿子茅忠群刚刚出任总经理,将退未退的茅理翔则把写书和讲课当成最重要的事务。而他写作与讲座的内容,从来没有离开家族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他想通过对茅氏家族的实践分析,给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转型的解决方案。
碰巧的是,当时施振荣也刚刚将宏基一分为三,但是没有一块传给自己的子女,这让老茅非常不理解,他语重心长的对施振荣说,“你这样做,你的孩子会不高兴的。你不能无视华人文化的传统。”
他对自己的思考非常自信。他认为职业经理人阶层在中国尚未发育成熟,家族企业不能完全公众化,家族企业家不能当甩手掌柜,必须直接控制企业。在他看来,施振荣简直就是个异端—“王永庆也是将企业传给了自己的小孩子,海峡两岸的企业家在这方面应该有同样的想法。”
在那一天,60岁的茅理翔为58岁的施振荣出了一个主意:“你可以也为自己的孩子组建一个公司,这样自己人搞一块,外人搞一块,既有充分竞争也能够为自己留出一条后路。”
但是施振荣反问茅理翔:“王安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大吗?”
茅理翔说:“你将来肯定会感到遗憾。”
茅理翔为他的“禅让”做出了如下三点解释:“第一,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一定要利用家族制,你不利用家族制,其他人不可能跟你共同奋斗,你只能利用血缘和亲情,朋友、亲戚、同学以及老婆孩子在这个时期是最可靠的。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就是第二点—到一定的时候你必须淡化家族制。方太现在走的是一条淡化家族制的道路,我是董事长,我的儿子是总经理,我的夫人是监事会主席,但下面所有的中高层干部没有一个家族成员,也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包括我的女儿,她在方太既没有股份也不能参与经营,而是另外搞了一个公司。第三点,是因为现在还不到完全否定家族制的时候。中国法治环境有待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经历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很多职业经理人的技术素质和道德素质并没有经过考验,在一个信用缺失的环境中,让创业者把经过多年拼搏创造出来的财富交给别人去打理,没有几个人能够放心得下。既然我的儿子具备条件,我肯定要选择我的儿子做接班人。”
多年以后看老茅的这番话,依然有礼有节有据,难免感慨系之。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方太就是由老茅的儿子一手打造起来的。这个著名的接班案例,也成了方太集团这么多年来最好的广告。而之所以能成为广告,也说明优秀的富二代是多么的罕见。
如今,那些出类拔萃的宁波企业家,已经纷纷遇到或即将遇到各自企业的接班人问题。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智慧的挑战。
比如李如成,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过,自己将会在60岁的时候退休—也就是2011年。但是在如何选择接班人问题上,他似乎并没有考虑好。有人说,他对职业经理人也有所担忧,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对个人机会的重视,往往要超过对企业发展机会的重视,一旦遇到更大的诱惑,职业经理人很容易跳槽,或者有其他不当行为,难免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看得出,他还是更相信自己的亲属,以及那些与他一起打拼上来的创业元老。
仲伟志还记得,很多年之前,茅理翔的儿子茅忠群曾经愤怒地说,目前大陆的职业经理人是越与老板闹掰了名声越大,越发会有企业用他,根本没有制约机制,许多企业你给他做,做来做去就变成他自己的了。
我们相信,很多职业经理人不会同意这种看法。谁能保证那些能人企业家的子女一定愿意或能够担当大任?所以,聘请职业经理人势在必行。关键是,老板与经理如何才能和睦相处?如何才能配合默契?
一种普遍情况是,很多老板把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放在了用人准则的第一位,对忠诚的要求取代了对诚信的要求,这种做法,有可能使企业固步自封。而作为职业经理人,也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实行家族式经营的民营企业,甚至不能遵守业内公认的规范和要求,缘木求鱼,刻舟求剑,难免造成与老板之间的紧张关系。
王宗英则很善于发现宁波老板的闪光点。这也使得她成为这个城市最著名的职业经理人。她人情练达,见贤思齐,在这个中国制造业的马其顿方阵里游刃有余。真可谓人得其位,位得其人。
撰文:李小曼、尹永铸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锦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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