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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保证金买来的取保候审？
　　 长治市郊区人民检察院对成都新天通公司抽逃巨额资金的3名嫌犯，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本报记者 田国垒摄
　　近日，网名为“长治民警”的网友发帖举报称，四川成都一家名为新天通的公司在山西省长治市长钢集团改制过程中有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等违法行为，长治市公安局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后，违法将其取保候审，收取的2250万元保证金也去向不明。
　　举报人称，3名犯罪嫌疑人并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但在2008年被短暂羁押后便获得了取保候审，6年来一直逍遥法外。
　　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参与国企改制抽逃巨额资金
　　案件源于长治钢铁集团（以下简称“长钢集团”）的转制。这家创办于1947年、拥有万余名职工、年产360万吨钢铁的大型国有企业在本世纪之初一度陷入困局，随后开始谋求改制发展。
　　2005年7月，山西省政府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向海内外发布长钢集团转让信息，公开交易，以广泛寻求战略投资者，为改制后的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一家名为成都新天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新天通”）的企业与长钢集团联姻。
　　公开资料显示，转制时长钢集团“拥有固定资产20亿元，总资产50多亿元，净资产13亿元”，但成都新天通仅以4.08亿元的价格就拿到了长钢集团58%的股权，成了控股的大股东，剩余股权持股人为长钢工会和长治市国资委。
　　2005年12月，成都新天通与长治市国资委签订了《长钢产权转让合同》，并按照协议出资4.08亿元，分6笔注入长钢集团。但新天通公司控股长钢后不久，便开始频繁进行资本操作，抽逃了巨额资金，造成长钢经营困难，5000余名职工“买断下岗”，连同家属共有3万多人失去了生活保障。为此，下岗职工不断到长治、太原和北京上访，甚至出现了“堵铁路”等过激行为。转制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成了长治市的一大难题。
　　长治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当时负责侦办此案的负责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长治市公安局在2006年就开始介入此案，正式立案是在日。
　　在此过程中，长治市也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带队，组织部、公检法等多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希望通过协调来解决长钢集团改制中遇到的问题。工作组成员之一、长治市公安局分管经侦的副局长张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称，“当时工作组主要是从维稳的角度开展工作，了解职工的诉求，查找问题的原因。”
　　经过长期驻厂调研，工作组拿出了一个方案：新天通退出，长钢重回国企，此次改制失败。“但当时根本见不到新上任的这几位长钢集团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总是避而不见。”张宏说。
　　据调查，在成都新天通与长钢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后，长钢集团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成都新天通的3位核心人物把持了长钢集团的关键职位：吴进良任董事长，武承辉任副董事长，唐晓斌任财务总监。
　　2008年5月，长治市公安机关以涉嫌虚假出资罪、抽逃资金罪和高利转贷罪刑拘了上述3名犯罪嫌疑人。后经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对3人执行逮捕。
　　一名办案人员称，“成都新天通其实就是个资本运作的公司，利用抽逃资金等方法拆东墙补西墙。”公安部门侦查发现，新天通刚一控股长钢，就以融资为由让长钢集团作担保，让一家名为“建德公司”的企业在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办理了承兑汇票7000万元，之后将其中的4000万元以9%的利率转贷给长钢，坐收利息109万元，其余的钱用于收购其他转制企业。
　　据介绍，近年来成都新天通在西藏、四川达州、黑龙江哈尔滨等地使用相近的手段，钻国企改制的空子，在全国控制了10余家谋求转制的国有企业。
　　三嫌犯何以被取保候审
　　长治市公安局经侦查认定，成都新天通利用资本运作先后抽逃资金达2.5亿余元。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被批捕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3名犯罪嫌疑人都获得了取保候审。
　　案发时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
　　举报人据此质疑：3名犯罪嫌疑人既没有患严重疾病，也不是正怀孕或哺乳的妇女，长治市公安局明知3名嫌疑人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为什么要将他们释放呢？
　　对此，长治市公安局局长李柏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愿意配合采访，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并安排具体办案人员接受了记者采访。
　　长治市经侦支队队长于林等办案人员介绍，检察机关对3名犯罪嫌疑人批捕后，长治市公安局对此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侦查。我国刑诉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在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第二天起到侦查终结时止，侦查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完成侦查任务。
　　“但这个案子很复杂，犯罪嫌疑人采取很繁琐的手段进行资金流动，搜集证据材料很有难度。”在逮捕两个月后，“出于办案的需要，对犯罪嫌疑人变更了强制措施，进行了取保候审。”
　　据办案人员介绍，吴进良和武承辉获得取保候审的原因是“身体不好，有病”，并向记者出示了当时羁押两人的长治县、潞城市看守所出具的需要住院治疗的情况说明。
　　该局分管经侦的副局长称，吴进良身患高山病，在羁押期间晕厥、口吐白沫，看守所为其出具不宜关押证明，转送长治市人民医院就医。武承辉在看守所便血，后诊断为肠道乳头瘤，先变更为监视居住，后转为取保候审。
　　案卷材料显示，吴、武二人分别于日和9月9日被取保候审。随后的10月10日，唐晓斌也被取保候审。办案人员对此的解释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的规定。
　　长治市公安局分管经侦的副局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承，3人获得取保候审也是“市工作组的意思”，他同时强调，“我们是在依法配合市委市政府解决好长钢的问题，促使成都新天通公司撤出去。”
　　“检察院不予起诉，我们只好对犯罪嫌疑人解除取保候审”
　　一名具体办案人员向记者确认，上述3人在获取取保候审时缴纳了总额为2250万元的保证金，具体为吴进良2000万元、武承辉200万元、唐晓斌50万元。他介绍称：“经济犯罪嫌疑人取保一般都是使用财保的方式，缴纳金额一般为涉案金额的1～3倍。”
　　但在该案中，3名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为2.5亿余元，为何缴纳了2250万元保证金就获得取保候审了呢？对此，该办案人员的回应是，“要得多了犯罪嫌疑人拿不出来，要得少了又怕起不到作用，至于最终金额为何是2250万元，这是领导统筹安排的。”
　　举报材料称，对于吴进良等3人是否能被取保候审，长治市公安局内部曾有争论，并称“当时负责办理相关手续的市局法制处处长王强不愿出具相关手续，李柏局长逼着王强出手续，否则就免职。王强处长无奈之下，不得不出具了相关手续”。
　　4月1日，已调任长治市国保大队的王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确认，是他出具的取保候审手续，至于3人是否能被取保候审，他称：“我只是按照正常的办案程序进行办理。”
　　举报人称，“3名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后，就不知所踪，找不到人了”。负责侦办此案的人员对此予以否认，称“电话能打通联系上，就是在通知他们来长治配合调查时无正当理由的不到案”。
　　长治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称，长治市公安局因3名犯罪嫌疑人“多次传唤，拒不到案”，没收了2250万元保证金中的950万元，具体为，吴进良800万元，武承辉100万元，唐晓斌50万元，余额悉数退还，均有证可查。
　　我国刑诉法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如违反相关条款规定，“已缴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具结悔过，重新缴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举报人据此称，在犯罪嫌疑人多次传唤、拒不到案的情况下，长治市公安局不但没有立即拘捕，反而继续任由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涉嫌渎职犯罪。
　　对此，负责侦办此案的民警回应称，此案现在已经办结。
　　据调查，长治市公安局在侦结后将案件移送到了长治市人民检察院，市检察院又指定长治市郊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此案，在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后，长治市公安局侦查认定：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成都通德实业有限公司控股的成都新天通公司共注入长钢4.08亿元股金，成为长钢控股股东。
　　在此期间，吴进良、武承辉、唐晓斌3人利用新天通控股股东地位，以退预付款、支付贷款保证金、资金余额调剂、增加资金流量、支付公司股金等名义，多次从长钢集团抽逃资金共计2.5568亿元，并虚假出资，将其中1.459亿元作为新天通购买长钢集团的部分股权金注入长钢集团。
　　但令人奇怪的是，2009年8月，长治市郊区人民检察院却对3名犯罪嫌疑人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不起诉决定书给出的理由称“本院仍认为长治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我们对此也感到很奇怪，我们办案绝对没有问题，是很扎实的，但人家检察院就是不起诉，我们也没办法。”负责侦办此案的长治市公安局某领导对“不起诉”也感到十分诧异。
　　4月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到长治市郊区人民检察院采访，尽管是上班时间，检察长办公室等多个科室的门都是紧闭着的，记者多次敲门也无人应答。最终一名工作人员带记者找到了值班院领导，这位院领导称：“确实有这个案子，但按照规定我们不能接受采访，你想要了解案情，需要经过省检察院的同意，你需要去太原开个书面证明回来，这样我们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检察院不予起诉，我们只好对犯罪嫌疑人解除取保候审，并把保证金退还给人家。”负责侦办此案的民警向记者提供了解除取保候审书，记者发现，日，3名犯罪嫌疑人同一天被解除取保，理由是“取保期限届满且长治郊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
　　这位办案人员同时向记者确认，长治市公安局退还的保证金数额为1300万元，并且3名嫌疑人均到公安局进行了签收，他同时解释称，“没收的950万元保证金都汇入指定银行专户，上交财政了，这都有凭证，举报材料说我们公安通过办案发财，这是不可能的”。但记者并没有看到相关财政收支凭证。记者 田国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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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不起诉决定书》两年多 仍被全国联网通缉
　　导报讯 因牵扯进一桩制售伪劣产品大案，厦门的叶先生被山西永济警方网上追逃。2008年6月，因证据不足，永济市人民检察院对叶先生出具了
《不起诉决定书》，但叶先生始终不敢出远门，因为他连出门取个钱都会被警方抓走，原来他至今仍被全国联网通缉着。
　　昨日，不堪忍受的叶先生走进本报反映自己的遭遇。叶先生气不打一处来：“我就怕被抓走啊，这种日子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叶先生是厦门高崎货运站
(原厦门北站)的一名职工，2007年，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山西省永济市有关方面依法逮捕。但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叶先生不起诉，并于2008年6月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
　　但生活并未就此归于平静，无论是在厦门街头，还是在家里，叶先生曾多次被厦门警方
“请”走。原来虽然被不起诉已经两年多，但在公安网上，叶先生仍是一名在逃犯，被全国通缉着。
　　永济警方称，是网络出了问题，他们已经为撤销通缉叶先生打过很多次报告了，但事情却一直耽搁到现在。他们会继续帮叶先生撤销通缉。
　　惹上官司 证据不足被释放
　　叶先生是怎么惹上这场官司的？
　　在厦门高崎货运站(原厦门北站)，叶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检查货物箱体是否破损，随后发送。叶先生说：“这工作都能惹上官司，真是倒霉透了。”
　　在2006年，厦门一家公司到货运站托运货物，要发往山西省永济市，货箱上面标的是衣服和鞋子。据叶先生介绍，由于货物很多，按照惯例，他只对货物箱体进行检查后，就将货物直接发出。没想到，2006年底山西永济市公安局的民警来到货运站调查此事。究竟出了什么事？原来，从2006年12月到2007年1月，犯罪嫌疑人罗某帮卢某通过犯罪嫌疑人陈某，从厦门北站给犯罪嫌疑人汪某发了6组12个装满假冒伪劣名牌香烟的集装箱。据了解，在当时仅其中两组4个集装箱的假冒伪劣云烟，价值就达数百万元。而这些货物正是由叶先生经手，并发运出去的。
　　2007年的一天下午，叶先生下班后，准备去搭乘公司的班车回家。在路上，他就被突然出现的4位民警带走，送进了看守所。
　　随后，叶先生很快被送往山西省永济市看守所。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2008年的1月，妻子凑足了几万元钱，他才得以取保候审，回到厦门。
　　到了2009年，永济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送来了
《不起诉决定书》，上面清楚写着：“本案由永济市公安局侦查终结……本院仍然认为永济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叶某某不起诉。”
　　这一纸 《不起诉决定书》到手，叶先生及其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觉得这事就这样结束了，可以继续过原来的生活了。
　　取个钱都会被“请”进派出所
　　但谁也想不到，叶先生的麻烦还没完。
　　2010年8月的一天，叶先生到梧村一家银行存钱。都到家了，银行方面又打来电话，说是有地方没填清楚，让他回来一趟。于是，叶先生马上赶到银行。梧村所的民警早已等候在那里，说他被网上通缉，当即将他带回派出所。
　　“我的案子已经结了，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叶先生一再表示，家里有永济市人民检察院的
《不起诉决定书》。随后，叶先生让妻子把《决定书》及相关资料拿来。梧村所民警随后还与永济市公安局方面联系，了解到此案确已结案，叶先生这才被释放。同时，梧村派出所民警还提醒叶先生，让他要加紧与永济市公安局方面联系，要求撤销网上通缉令，否则有可能会再次被捕。
　　怕被误抓 始终不敢走出厦门
　　导报记者了解到，就为叶先生取消 “网逃”身份，梧村派出所此后也与永济方面沟通过。
　　此后，叶先生与永济市公安局联系了。然而，麻烦事还是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据叶先生说，特警、铁路派出所民警和其他辖区民警都有找过他，有的没找到他，有的找到了，在核实情况后，也劝他加紧与永济方面联系，以免被误抓。
　　现在，叶先生不敢轻易出门，就连取钱，都只敢到梧村所的范围内取，因为他说：“我在那里备案了，他们不会再抓我。”
　　女儿2009年就已经上了大学，但作为父亲的叶先生始终不敢送女儿出厦门，只能让女儿自己拖着那么多行李远行。叶先生说：“网上通缉令还没撤销，万一出厦门被抓了，就惨了，不知道会关上几天。像这样的日子，真不知道还要过到什么时候。”
　　无法撤销“因网络出问题”？
　　就叶先生2010年至今在厦遇到的麻烦，导报记者从厦门警方处得到了部分证实。
　　案子都结了，为什么网上通缉一直无法撤销？根据叶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导报记者联系了永济市公安局的一位杨警官，据其介绍，这是网络出了问题，因为这件事，他们每年都要写报告给上级机关，让他们予以撤销。报告是一直没停过，但这事一直耽搁到现在。具体是什么问题，他不清楚，但他们会继续帮叶先生撤销通缉。
　　律师说法
　　怠于撤销通缉令应该赔偿受害人
　　就此事给叶先生带来的困扰，导报记者咨询了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林乐漂律师分析认为，通缉是指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通令缉拿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归案的一种侦查行为。被通缉的人已经缉拿归案、死亡，或者已经结案、通缉原因已经消失而无通缉必要的，发布通缉令的机关应当在原发布范围内立即发出撤销通缉令的通知。对叶先生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发布通缉令的机关反映、沟通，及时撤销通缉。发布机关怠于撤销是违法的，因此给叶先生造成损失的，叶先生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林律师的说法得到了厦门另一资深法制专家认同，该专家表示只要检察机关有发放《不起诉决定书》，公安机关就有义务将相应的网络追逃及时撤销。不能因公安机关内部的原因，而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图片说明：拿到不起诉决定书，为何还被通缉，叶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导报记者 李立宇 房舒/文 沈威/图
关于通缉 我来说两句“十年嫌犯”解除取保候审_新浪新闻
　　新/闻/回/放
　　去年2月，成都商报全国独家报道:郑州大学毕业生杨波涛因涉嫌一起杀人碎尸案，从日起被羁押在看守所。2005年至2009年间，他先后被商丘市中院判处死缓、死缓、无期，但三次均因“事实不清”被河南省高院发回重审。日，杨波涛被取保候审，他坐上回家的车，姿势怪异地望着前方的路，“全变了，认不出来了”。十年之后，一家人相拥而泣。
　　河南省高院院长曾表示，公检法机关在这起案件中都有责任，将根据公安部门补充侦查的情况，再做出定论，如证据不充分应宣告无罪。
　　取保候审是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一种，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到期案件还未了结就必须解除取保候审；但解除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已经结案，杨波涛依然是犯罪嫌疑人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牛亚皓 发自河南
　　年，因涉嫌一起强奸杀人碎尸案，河南商丘市的杨波涛被羁押看守所十年，日，《成都商报》独家报道这一消息；11日，杨波涛被取保候审。
　　一年过去。日，商丘市公安局前进分局向杨波涛出具“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商前公（刑）解保【号）。
　　商丘检察院：接下来肯定会有一个结论
　　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汪守哲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公安机关接下来肯定会有一个结论，看结论怎么出。公安肯定有动作，撤案，或者做其他处理，这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如果公安机关撤案，检察院就不再过问这个案件。”
　　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汪东升称，该案已由商丘市公安局前进分局负责。前进分局局长宋占珂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个案子不是我办的，我问问情况。”截至昨日记者发稿，商丘公安方面未作出进一步说明。汪守哲说，“如果公安补充侦查有新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
　　“我认为这就是个错案。都补充侦查十年了！有罪无罪还不知道吗？”一直为杨波涛做无罪辩护的商丘律师、67岁的沈祥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将为杨波涛申请国家赔偿。
　　律师：严重超出羁押期限
　　著名刑辩律师、“浙江两张冤案”辩护律师朱明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取保候审是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一种，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到期案件还未了结就必须解除取保候审；但解除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已经结案，杨波涛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如果公安机关找到新的证据还可以重新侦查起诉。”朱明勇说。
　　朱明勇认为，该案在各个司法环节上都有问题。“日实施的新刑诉法明文规定，发回重审只能一次；新的刑诉法之前，最高法院也有司法解释，明确要求刑事案件发回重审只能一次。但在该案中，河南省高院重审发回了三次。该案2013年8月商丘市检察院已撤诉，就应做出不起诉决定，但检察院又把案件退回了公安机关。公安也不及时撤案，取保候审又拖了一年。”朱明勇说，这些错误的司法程序导致杨波涛被严重超期羁押。
　　“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各个司法机关的办案期限。日之前刑诉法规定，公安侦查阶段至迟不超过7个月，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至迟不超过2个半月、法院审判阶段至迟不超过2个半月。日以后的刑诉法，只将审判阶段延长到至迟不超过3个月。朱明勇感叹：“一个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十年，极为罕见。这个案子还是很典型的。”
　　对话杨波涛
　　“去了我原来做生意的地方
　　不敢进去，心里还有阴影”
　　杨波涛领到了“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这个案子仍然像石头一样压着我。”38岁的他很急躁。
　　成为这起强奸杀人分尸案犯罪嫌疑人时，他才27岁，当时即将结婚。取保候审的这一年，他在夏邑县租了间房，一个人吃饭。1月24日，杨波涛的父亲杨为华去世。“我们这个家受大罪了。”杨波涛的母亲孙福贞哭着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在成都商报记者和杨波涛对话时，杨波涛不停地用双手捂紧自己的口鼻，他说：“这样会让他减轻一点痛苦。”
　　成都商报：你被解除取保候审了，有什么想说的？
　　杨波涛：希望给我个公正的说法，给我洗清冤屈。希望追究徇私枉法的刑讯人员的责任。
　　成都商报：你父亲去世了？
　　杨波涛：1月24日夜里走的。在夏邑县人民医院，他在去世前几天对俺和俺妈说：“咱仨都命苦。你这事儿没解决，我也痛苦。你没结婚，也没后代，我放心不下。”俺爸没坚持到给我平反的那一天，是他也是我的遗憾。
　　我在看守所这么多年，不知道他得了癌症，刚从看守所出来时他就对我说：“这几年过得太难，一直为你这事儿跑，亲戚也受牵连。你再不出来就见不着我了。”
　　成都商报：你从看守所出来这一年，都去了哪些地方？
　　杨波涛：都在夏邑县。去过商丘四五次，都是去管我取保候审的派出所报到。有一次我专门去了原来我做生意的地方，商丘市“商品大世界”。还是那个地方，还是那个市场，只是影碟机不行了。我那个年代（十一年前）影碟机还很热。
　　我只在外面转了一圈，不敢走进去，怕老商户见了，对我是一种耻辱，我心里还有阴影。
　　到商丘转一圈，基本上是一种痛苦。变化很大，但街道还是街道，会想起一些往事。那天我从火车站坐2路公交车路过了天宇和三秋宾馆，那是曾经审讯我的地方，我遭受了刑讯逼供。一看到这两个宾馆，我心里刺疼刺疼、咯噔咯噔的。
　　成都商报：你是郑州大学毕业的，这一年见过以前的同学和熟人吗？
　　杨波涛：参加过一次初高中的同学聚会。别人的小孩都十几岁了。他们说起来，安慰一下我。我现在还没完全学会玩微信，里面有几十个好友，有大学同学。我没脸见人。这个案子对我伤害太深，一直像个很重的石头压着我。
　　在村里，村民不像过去对我家指指点点说强奸杀人犯了，我毕竟出来了，村民同情我。我以前的女朋友宋某已经结婚有孩子了，就从看守所出来时打过一次电话，再也没联系过。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的事儿没解决，别人还是有看法。
　　成都商报：出来后做了什么工作，对生活适应吗？
　　杨波涛：在夏邑县我堂哥的一个兽药厂干点杂活儿，一个月挣1000多元。生活还是不适应，没给我恢复名誉，我不愿见人，老做噩梦。
　　成都商报：你过去有什么梦想？
　　杨波涛：现在说起来很幼稚，我在上学时，梦想是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所以这一年我看了一些外语书，还到新东方听了几场讲座。　　（原标题：“十年嫌犯”解除取保候审）
从地图上找到呼和浩特，画一条略微弯曲但一直向南的线，差不多1500公里之后，笔尖会落到湖北“南大门”咸宁市。今天的故事，在南北1500公里距离的两端发生。
美国财政部已与中国政府草签了一份互惠协议，协议要求中国向美国提供美国公民金融账户信息，而作为回报，美国将中国公民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此消息一出，多少贪官会彻夜难眠啊，那些驻虫再也没法儿一边装着孔繁森一边当着王宝森了。
小小马桶盖居然掀起不小的波澜，恐怕多数同胞都没有想到。好货不愁销路，被消费者信赖再经过口耳相传，就会更有市场号召力。赴日抢购马桶盖现象也说明，国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了，因为在还用不上抽水马桶的年代，是不会考虑马桶盖是否舒适的。
人应当每天修行，时时修行，在做每一件细致而微的事情时，都有一个宏观的视角，把自己当作第三人称的人那样来加以观察，检验，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