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供给侧改革：从中国经济“怎么看”到“怎么干”
日13:45&&&来源：
原标题：“座谈”供给侧改革
　　编者按：3月6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决策咨询部、发展战略中心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召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座谈会。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浙江省扶贫办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议题发表看法。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马建堂作了总结发言。座谈会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主持。现将部分学者发言主要内容刊登如下。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马建堂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改革任务，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从中国经济的“怎么看”到“怎么干”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先后提出了新常态、新理念、新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系统而全面地回答了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有机整体，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如何认识中国新阶段的经济、如何发展新阶段的经济、如何解决新阶段经济中突出矛盾的系统化、体系化、理论化的科学认识。这些科学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最新成果，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新常态理论”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的科学认识论。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统一起来，既科学地说明了认识的本质，又正确地解决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理论”，就是从实践出发，就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提出了科学的认识论。只要正确地认识、引领、把握新常态，我们就能既保持战略定力，不急于求成，又能奋力作为，主动进取，积极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二是“五大发展理念”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实质上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和拓展，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纲领，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从方法论的层面，为解决“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指明了具体途径。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国家科学发展、中高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论。从“新常态理论”到“五大发展理念”，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性改革”，其内在逻辑就是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的“怎么看”和“怎么干”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性改革”，其根本主旨就是要告诉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究竟应该“如何办”。如果说新常态解决了“如何看”的问题，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回答“怎么干”的问题，即对怎么能稳住当前经济、怎么能推动当前经济发展、怎么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怎么能推动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解决要素的合理配置问题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向和目标，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那么就是要解决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问题，解决好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具体而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
　　第一，总结经验，下大力气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国有企业体制机制仍然不活。一是“不能停”。一些国有企业并不能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定生产多少、生产什么,比如钢铁已经严重过剩了，但一些企业还在生产。二是“不能走”。现在越是欠发达地区,人就越向国有企业挤，进去的人又流动不了,不能根据生产能力、开工率决定用人数量。三是“不能死”。现在国有企业“死”不了，要“死”太难了，涉及到人、涉及到债务，要解决人和债务都需要钱。
　　第二，推动价格市场化改革，由市场配置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资源的流动，流到哪里去，要由价格信号来引导。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价格改革持续推进、不断深化，放开了绝大多数竞争性商品价格，对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价格改革步伐大大加快，一大批商品和服务价格陆续放开，成品油、天然气、铁路运输等领域价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但也应看到，有的价格信号还是没有反映供求变化，价格体系还是紊乱的。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价格是重要领域。
　　第三，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三年多来，这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现实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企业投资生产经营的每一环节，都有数不清的审批、审核、备案、许可、认定、认证、检验、检测等等，后面还要跟着收费，叫做政府部门设权、中介机构评估、关联企业收费。企业始终被紧紧地管着。今后，政府简政放权，最为重要的是破除以批代管传统思维，一方面继续下大力气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要件、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还要探索“改批为监”，之后可能做到不审批。比如推广投资领域的“浙江模式”，政府明确负面清单，制定好标准，包括节能的标准、环保的标准、安全的标准等等，企业承诺达到这些标准，就允许投资，予以备案。政府不批不是不管了，要监管企业的承诺是不是达到了标准，如果不达标，就依法处理。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提高供给效率，使供给与需求结构更加相配。
　　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国有企业改革依然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上世纪末国有企业脱困时，我们碰到的难处与现在非常相近，尽管环境不一样了，但一些做法仍有启发。
　　一是去产能一定和国有企业改革结合在一起。当时国企改革力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中小企业转制方面。二是减人还要推进再就业。但是减人不是目的，得让他再就业。国企三年脱困时，最大的制度发明就是“再就业中心”，企业把人减下来，减下来的人由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接收，发放基本生活费，续交社会保险，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再就业。三是国有企业解困要有杀手锏。债转股对债务人有好处，这是必然的。但事实上，债转股对债权人也有好处，因为债转股中的“债”，有的本身就是坏账，坏账从暗变明了，对债权人也是有利的。最近，我看到一个资料，是德意志银行推出的“短期资本应急工具”（简称“COCO”）。这个工具的基本特点是，当该银行效益好的时候，融入资金是债券，而当效益不好的时候，特定的债权可以变成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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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吹响供给侧改革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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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继“新常态”之后体现本届领导层执政思路的又一核心概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吹响供给侧改革号角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下一个十年》作者
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令“供给侧改革”再度升温。会议明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继“新常态”之后体现本届领导层执政思路的又一核心概念。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把供给侧改革提到空前高度，更明确了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意味着2016年供给侧改革将不会停留在理念上，而是会真正落地。
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街谈巷议的焦点，但从讨论内容来看，令人忧虑：有的专家对供给经济学不以为然，认为效果其实不好；更多的人则进行过度解读，出现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创新，而对如何实施供给侧改革则很少涉及。改革知易行难，关键不在于知，而在于行。要推动供给侧改革，准确理解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并结合中国国情对症下药才是关键。
一、供给侧改革的真正内涵
现在对供给侧改革出现了过度解读，甚至有人提出所谓“新供给经济学”，此类概念创新更加剧了认知混乱，把很简单的事情说的很复杂和玄奥。
“供给经济学”是经济学文献中一个成熟的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总统里根将“供给经济学”作为施政的核心理念，并以大胆实践验证了供给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从而让供给经济学成为广为人知的学术流派。
2014年7月笔者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就着重介绍了80年代里根应用“供给经济学”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滞胀”走上创新之路的成功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里根经济学＝供给经济学＋货币学派。即一方面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来打击通胀，另一方面通过减税和放松管制来推动就业和创新。
从表面上看，供给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包括减税和放松政府管制。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对“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坚定信仰。
马云对于供给经济学的理解，超过了中国不少经济学家。马云说：“中国经济前30年，加大基础设施、出口，这是政府拿手好戏，银行的钱掏出来。消费，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那是企业家的本事，那是创新的体现。未来20年到30年，中国必须以消费拉动，而消费拉动一定是企业家。”靠企业家来创造供给、拉动消费，此即供给经济学，善哉马云。
二、供给侧改革：中国一直在做
尽管供给侧改革首度出现在中央文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就没有供给侧改革。李克强表示，本届政府推进简政放权、“双创”和“互联网+”，实质上都是从供给侧发力。习近平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原来就有供给侧改革，只是现在需要更加强化而已。
李克强总理提出：“大道至简。 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这其实就是供给经济学的思想精髓。
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与供给经济学的内涵高度一致的。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提出“供给侧改革”呢？笔者认为，尽管中央一直在引导供给侧改革，但面对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压力，出现了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不协调，即长期政策以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为取向，而短期政策则仍以“凯恩斯主义”的投资刺激为主。例如，2015年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基础设施项目仍高达2万亿；2015年央行连续5次降息降准。但由于“全面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经济颓势不改，甚至被认为可能延缓和阻碍结构调整的步伐。经过过去七年的实践，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调整“稳增长”的思路。由此，“供给侧改革”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宏观经济政策主轴，有望实现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协调。
这一思路调整来之不易。 尽管学术界对“四万亿”口诛笔伐，中央也明确提出“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但推进供给侧改革依然面临观念和利益的阻力。例如林毅夫就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内部的体制性、机制性的。不要把周期性的问题当做是体制性的问题，这样可能没有真正把问题的解决，而且会创造更大的问题。”甚至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保持8％增长的潜力”。如此按照林毅夫的推理，就没有必要推动痛苦的供给侧改革，只要靠凯恩斯主义的刺激就能帮助中国走出困境。这样的侥幸心理，让我们失去了7年的宝贵时间。吴敬琏教授最近感慨说，“对于从需求侧寻找解决办法，大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进入2015年，金融危机后第7年，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5％的充分就业水平，联储启动加息。但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且迟迟未见复苏迹象。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在过去7年未能针对企业部门“高杠杆、高产能”的现实进行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中央越来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2015年中财办主任刘鹤三次在广东、浙江调研时均强调：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2月初李克强总理提出，“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重大转向，中国经济转型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和转折。
三、供给侧改革改什么？
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聚焦两大目标：1）减少无效供给；2）增加有效供给。
所谓“无效供给”，主要是指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市场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例如，一些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严重亏损且缺乏竞争力，本应淘汰出局，但在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持续输血下沦为不死不活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直接导致过剩产能难以消化，大大延缓全行业复苏进程，变短痛为长痛。消除“无效供给”的关键是减少政府干预，让那些本应破产的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消亡。
所谓“增加有效供给”，就是鼓励企业家更好的创新，创造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是主角，政府是配角，不能越位。政府主要任务是消除创新的制度瓶颈，降低交易成本，为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激励。
围绕这两大目标，供给侧改革的具体任务可以细化为：
1）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淘汰僵尸企业的过程，就是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的过程。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
2）控风险：淘汰僵尸企业，势必导致银行坏帐率上升。据里昂证券的研究，中国银行业实际坏帐率可能高达8.1%。因此，在淘汰僵尸企业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大挑战。 央行行长周小川（2015年11月）撰文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原来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未来五年的严峻挑战！”
3）降低税率：“减税”已成为学界共识，也是“供给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但“减税”这个词具有误导性。准确的说法是“降低税率”，因为根据拉弗曲线，当税率过高时，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而且会通过扩大税基而提高政府税收收入（理解这一点，对减少官员的抵制情绪至关重要）。笔者一直呼吁在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功之前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企业所得税也存在较大减税空间。在80年代，里根将美国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削减1/3左右，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
4）打破央企垄断：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垄断必定扼杀创新，抑制有效供给。国务院曾经在年颁布36条、新36条来打破央企垄断的玻璃门，均为奏效。直到去年，5家民营银行获准设立，才终于取得一些突破，但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垄断壁垒依然坚固。最近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国有企业和重要行业改革将跨越深水区，在电力、油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要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电力、石油等竞争性环节将真正放开。”我们不禁要问：这次是真的来真的吗？
5）化解房地产库存：尽管房地产泡沫化迹象明显，但鉴于房地产的重要性，当前要稳住经济，政府除了继续维护“房地产泡沫”之外，没有太好的办法，实属无奈。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实现“化解房地产库存”着墨甚多：“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中央不仅提出“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甚至希望借助“农民工市民化”来消化房地产库存，可见压力之大。不过鼓励农民工买房必须慎重，避免过度激励，重蹈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次级贷款”的悲剧。
6）简政放权：政府管制越多，企业创新越少。尽管中国已经宣布减少了1/3的审批权，但这一成果因为官员的“猫鼠游戏”而大打折扣，以致于李克强总理依然在怒斥“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在所有的审批权中，IPO审批权能否取消最为重要，因为股票发行是“去杠杆”的重要机制。最近全国人大已授权国务院实施IPO注册制，但证监会又声明在“两年内”逐步实施，这意味着改革步伐将慢于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
7）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土地、劳动力、资本、环境污染等生产要素价格在中国长期低估，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加剧了产能过剩。要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一要加大执法力度，二要放开价格管制。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例如：2014年江苏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污染环境犯罪案件33件100人，同比增长450%和525%，超过现行刑法生效以来15年全省法院审结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和人数总和，其中2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同比增长23倍；在金融价格方面，利率市场化也已迈出了最后一步。但还存在一些体制性症结有待解开，例如环保部门缺乏独立性、国企的预算软约束、银行的行为政治化等等。习近平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主要指省级环保部门直接管理市（地）县的监测监察机构，承担其人员和工作经费，市级环保局实行以省级环保厅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县级环保局不再单设而是作为市（地）级环保局的派出机构”。这对加强环保执法是非常必要的。周小川亦在2015年5月撰文指出，“今天我们有个别需要补课的内容。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下来。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
8）完善法治：对于创新而言，产权保护是前提。“有恒产者有恒心”。十八届四中全会尽管宣誓了依法治国的决心，但关键看行动。实现依法治国固然难以一蹴而就，但对企业家而言，他们是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来观察依法治国的诚意。例如，吴敬琏、江平等学者多次呼吁重审重庆唱红打黑期间的一些冤假错案、广东顾雏军案等具有标杆意义的案件，这对重塑企业家信心、遏制海外移民潮至关重要。
上述任务清单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涵盖面更广。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打破央企垄断应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大任务，而从国企改革方案来看不容乐观；第二，简政放权要啃“硬骨头”，现在社会对简政放权的热情已经显著降温，主要是因为“雷声大、雨点小”；第三，供给侧改革既要关注减税、去产能等短期议题，更要关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法治等长期议题，且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在落实
不难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其实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内容有不少重叠和交叉。从凯恩斯主义向供给经济学的回归，印证了中共中央那句话“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聚焦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意味着宏观政策重回正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结构调整阵痛期”的到来。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各级政府能否具有足够的定力和激励推动供给侧改革值得关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从中不难看出，中央依然希望兼顾结构调整与经济社会稳定，而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矛盾，因此2016年改革能取得多少进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李克强总理坦承：“中国这几年不搞“强刺激”，持续不断推进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但不管如何艰难，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信念和决心都不会动摇”。
2016，中国经济转型已到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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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闫坤 张鹏
原标题：“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供给侧改革
　　●第四季度美国经济领域最大的事件就是TPP协议达成和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这分别标志着美国经济“再全球化”战略和美国经济政策常态化的开启。
　　●从“三去”框架来看，2016年的中国经济将同时面临产出增速放缓和资产价值下降的双重压力，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出现叠加，转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资源配置效率下滑，市场壁垒和经济租金需要全面消除，任务极其艰巨，风险也很大。
　　●面对这一形势，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好三个平衡：一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二是资产和负债的平衡，三是去产能和新产业的平衡。
　　●根据“三去”目标和三个平衡的要求，我们应着手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调控框架，并以创新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协调配合作为首要环节，更好地运用改革手段，提高政策效率。
　　2015年第四季度既是中国经济冲刺“十二五”收官的关键时期，也是面向 “十三五”的重要准备期和过渡期，在经济运行、宏观政策、体制改革方面体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蓄势待发。而同在这个时期，美国启动了加息进程，经济政策整体回归常态化。当前，世界经济运行态势分化，表现不一，但国际产能合作、资产风险管理和质量效益导向，是各国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美国经济政策常态化
　　和经济“再全球化”战略开启
　　预计2015年美国的经济增速可以达到2.1%，总体保持稳定，而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预计为1.25%，比市场的预期值略低。第四季度美国经济领域最大的事件就是TPP协议达成和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这分别标志着美国经济“再全球化”战略和美国经济政策常态化的开启。
　　2015年12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目标利率维持在0.25%至0.5%之间。美联储加息一方面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经济政策步入常态化的同时，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调整压力。
　　由于离岸美元的汇率水平开始上升，同时美元资产的价格也开始上升，非美国金融机构也开始增持美元，推动美元汇率水平进一步上升。
　　在这一情况下，美国出口企业的优势下滑，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和占有率都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导致企业的产能扩张受到进一步的抑制。而另一方面，相对于不断升值的美元，海外非美元资产的价格相对贬值，美国企业具备实施产业转移和海外并购的条件，因此大量的美元资本开始从美国的实体经济端向外输出，这样就会形成第二个阶段的平衡。
　　“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美国从生产体系和市场组织模式上已经出现了全面创新，并对国际分工体系和产能合作都带来巨大的影响。美国“再工业化”的本质是智能市场。目前，美国经济“再全球化”的时机逐步成熟，“智能市场”体系将面向“一体两翼”的重点区域开始延伸。
　　从“一体两翼”中已经达成的TPP协定来看，主要条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投资自由化，新的规则主要是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一致性，即知识产权的一经确认，就在TPP成员国中全面生效，知识产权从国家授权转为区域产权。
　　美国“再工业化”供给体系具有三大特征，即分布式生产、智能化市场和差异化竞争。而一旦离开美国，分布式生产可以延伸，智能化市场可以建设，最大的风险就是差异化竞争的问题――在不同的法律和市场体系下，差异化要么容易被无序而简单模仿而失去差异，要么因为保护和维权成本过高而丧失效率。TPP协定把知识产权推进到区域化的保障水平，差异化竞争将扩展到成员国的市场之中。
　　在“再全球化”战略外部环境逐步完善的同时，美国企业将基于效率进行供给体系的调整，形成以“再全球化”和“再工业化”为双轮驱动的新供给体系。其特征是：一是确保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二是提高美元资产收益率，而不是美国资产收益率；三是提升美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而不是加大杠杆率；四是强化美国创新能力和产业整合能力，而不是产出规模和投资总额。
　　中国经济“三去”框架下的
　　平衡和效率
　　“三去”是指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着力的重点不同，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同，但彼此呼应，形成2015年经济运行、风险管理、体制改革和调控创新的主轴和合力点。
　　去产能的关键不仅仅是去过剩产能，还包括部分富有效率的结构性产能，供给侧产能调控的目的是与需求实现更好的结合。预计2015年将导致生产性资产存量在正常折旧的基础上，再增加约两个百分点的折旧规模，从而使年度资产折旧水平达到存量资产的10%左右，约合19―21万亿元之间，增量部分在4万亿元左右。
　　去库存的核心是指房地产业盘活存量，促进行业资金流动，防止引发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但在实践中，因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挫而带来的非意愿原材料等库存增长也是其中的重要构成。根据二线以下城市房地产价格平均下降8%（约相当于GDP的增幅）的标准衡量，将导致房地产资产的名义价值下降4800亿元，进而导致存量房地产总价值的公允价值下降约18万亿元。从非意愿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存货看，去库存化在2015年的当期导致新增成本（损失）约1.2万亿元，预计在2016年将导致1.5万亿元的新增成本。
　　杠杆率有两个基本表述：第一是总资产与净资产的比率，反映的是风险问题；第二是营业利润与税前利润之比，反映的是成本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营业利润与税前利润的比率是2.52，也即债务付息已经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并为企业税前利润的1.5倍左右。2014年底中国的总资产/净资产的比率为1.97，这个比率基本属于正常区间，但一旦进行负债细分和资产减记就会产生问题。在负债细分的基础上，单位资产需负担的利息偿付水平达到4%，而相较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35%，两者仅相差0.35个百分点，资产价值的稳定性受到了明显挤压。而如果将资产减记纳入，2016年我国存量资产的规模预计将出现边际减记42万亿元，这样就将导致总资产/净资产的比率达到2.11，杠杆率明显上升。
　　从“三去”框架来看，2016年的中国经济将同时面临产出增速放缓和资产价值下降的双重压力，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出现叠加，转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资源配置效率下滑，市场壁垒和经济租金需要全面消除，任务极其艰巨，风险也至为巨大。
　　这一形势，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好三个平衡：
　　一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不要寄希望于通过低成本、低风险贴水的取巧手段化解高风险问题，要坚持追求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建构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才是化解矛盾的根本之道；二是资产和负债的平衡，资产减记带来这一平衡的压力和挑战，但对于资产来说，我国还存在明显低估的部分，一是农村的产权资产，二是社会的信用资产，特别是政府信用，我们要规范而有序地运用好这两项资产；三是去产能和新产业的平衡，去产能导致了产出规模增速的下滑，但巨大的市场需求经过合理的引导可以为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去产能的同时不能去资本，转移、兼并、改造和置换并举才是当前的可行之道。
　　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宏观调控框架
　　根据“三去”目标和三个平衡的要求，我们应着手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调控框架，并以创新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协调配合作为首要环节，更好地运用改革手段，提高政策效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体系设计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调控产出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效益。规模调控是以提升宏观调控的产出效果为主要目标，兼具结构性特征，但以总量性效果为主。结构调控是优化经济结构，使得产业、产能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统一程度大幅度提升，从而实现供给创新产生需求。布局调控是以优化经济要素和产业布局为主要目标。效益调控是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产业经营收益为支持目标，进一步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框架的运行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框架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自动稳定机制、信号反应机制和相机抉择机制等。自动稳定机制是由于财政金融政策自身的反波动属性，而产生的缓冲和折冲效果。信号反应机制是指根据预警指标反馈过来的信息，进入自动处置。相机抉择机制是指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和政策工具资源情况，而做出的有效的反应。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体系的主要原则。包括：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原则，稳中求进的原则，结构性调控为主的原则，注重政策效益和调控质量的原则。
　　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体系的建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即是根据产出的构成，从政策构成和政策模式两个方面予以调控和管理，运用必要的财政金融手段，根据政策的四类构成和三类调控模式，实现有效的组合和运行方式，从而作用于产出的规模、结构、分布和效率，支撑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的发展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下的财政政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下的财政政策即是指以具有结构性调控功能为主的财政政策措施，通过自动稳定、信号反应和相机抉择等调控机制，实现规模、结构、布局和效益等政策调控目标的政策体系。
　　一是政策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手段可以按规模、结构、布局和效益等进行分类，其中，多项政策措施具有两个以上的政策效应，我们要么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要么以其主要政策目标和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具体有：规模调控型政策措施，结构调控型政策措施，布局调控型政策措施，效益调控型政策措施。
　　二是运行机制。运行机制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对自动稳定、信号反应和相机抉择机制的有效分类和协同使用。具体有：自动稳定机制，信号反应机制，相机抉择机制。
　　（作者闫坤为中国社科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张鹏为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吉 UN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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