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去 埃塞俄比亚时间或者巴基斯坦 开一家中国餐厅。现在国内 有三家餐

石家庄日报社2
第A16版:国内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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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喋血埃塞俄比亚
海外安全该怎样保障
稿件来源:&&&&作者:
  核心提示    随着4月24日清晨中国工人喋血埃塞俄比亚,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发生的第4起中国公民海外遇袭事件。之前的3起均发生在尼日利亚。  3月17日,尼日利亚中部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摩托车厂内,2名中国工人被劫持。此前,1月5日和1月25日,分别有5名和9名中国工人被绑架。  中国工人海外遇袭事件并非始自今年。2006年,3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遭枪击身亡;2005年,在伊拉克,7名中国工人被武装分子绑架;2004年,11名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遭恐怖分子袭击身亡……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公民海外遇袭遇险事件不断增加?我国工人海外安全又该怎样保障?  事件回放    中国工人埃塞俄比亚遭袭9人遇难  4月24日凌晨5点左右,位于索马里州阿博拉小镇的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公司营地突然枪声大作,仍在酣睡的中国工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一些工人赶快钻到床下。负责营地安全保卫的100多名埃塞俄比亚士兵拼死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埃塞俄比亚士兵被打散后,恐怖分子随后冲进了营地,手持冲锋枪向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疯狂扫射。  据幸存的中国工人估计,当时恐怖分子大约有200多人。袭击大约持续了40至50分钟。营地被恐怖分子短暂占领,造成中方9人死亡,1人轻伤,7人被绑架,营地设备遭到洗劫,电脑、发电机均被恐怖分子砸毁。在遇难的9名中国工人中,年龄最大的是仪器操作员余庆,现年40岁;年龄最小的是申云,现年27岁。  河南石油勘探局地质调查处职工们从一名先期返回的队员口中得到更多的遇袭细节:  “他们使用了火箭筒,把一辆价值几千万的仪器车打碎了,在里面睡觉的三个技术人员都死了。”  “一个副队长带着一个同事出去办事,躲过了一劫。”  “反政府武装早就向施工营地发了警告,要外国公司撤离他们的土地。”  “我们新买的21辆奔驰卡车全都被他们开走了,仪器全部被破坏了。”  4月24日晚,埃反政府武装“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即发表声明,宣布当天凌晨中国公司营地遭袭击事件系他们所为。&  据最新消息,在埃塞俄比亚遭劫持后安全获救的7名中国企业人员已于5月2日下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前4月30日,9名遇难者遗体已由包机送回国内,幸存人员同机返回。       调查    中国人,你在非洲还好吗?  随着4月24日清晨中国工人喋血埃塞俄比亚,2007年以来发生在非洲的中国人遇袭案件上升到4件。  从东非国家肯尼亚到西非石油大国尼日利亚,再到紧邻肯尼亚的埃塞俄比亚,中国人在非洲接连遭袭,使不少人产生了担忧:中国工人在非洲过得还好吗?他们的安全处境究竟如何?    中国公司  多集中于偏远地区    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下,目前在非洲从事贸易和投资的中国公司已达800多家,在非洲累计投资117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在49个非洲国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年,中非贸易额达到555亿美元,而2000年至今,中国企业在非洲共承包建设公路6000多公里、铁路3000多公里,大中型电站8座。  其中,能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占的比例很大,所以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大集团大公司都纷纷进驻非洲。由于这类工作往往需要深入到非洲大陆腹地,尤其是经常要到一些偏远地区、甚至到冲突频繁地区作业,无形中都增加了中国工人遭遇风险的几率。例如此次事发的埃塞俄比亚绑架案中,河南石油在当地的作业位置就毗邻索马里,是埃塞俄比亚国内形势最动荡的地区之一。    局部动荡  威胁中国人安全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停火协议的签署,安哥拉、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以及苏丹南北双方相继结束了冲突,刚果(金)等国也成功举行了民主大选,走上探寻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所以,从整体上讲,非洲大陆的安全形势已得到明显改善,非洲各国也纷纷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外国公司投资。  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非洲局部地区的冲突仍然存在,许多地方的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也正是这些局部冲突和复杂利益纠葛,恶化了中国人在当地的生存环境。  在盛产石油的尼日利亚南部,针对外国公司的袭击事件愈演愈烈。而在外国人向来认为比较安全的旅游胜地肯尼亚,由于进入“大选年”以及国内贫富差距悬殊等因素,多个外国驻肯尼亚机构遭到袭击。今年年初,中国路桥公司在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附近的工地也遭到武装袭击,酿成中国工程师一死一伤的惨剧。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匪徒袭击中国工人大多并非出于政治原因,也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工人和中国公司,而多数是不加区分地针对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的“图财”行为。      分析    中国公民为何频频遇袭  据外交部2006年底统计,中国公民当年出境人数达3200万人次,据预测,到2020年,公民出境人数将达1亿人次。  “中国人出国出境基数的越来越大,中国涉外事务也大量增加,中国人遭受恐怖袭击的概率必然上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明明说。  张明明认为,全球局势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局部地区由于战乱、社会动荡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已成为“高危”地带,如中东、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而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这些地方的援建工程和合作项目又相对较多,在这些地方频发的突发事件容易波及到中国人,从而影响到中国人在海外的整体安全环境。  “但多数遇袭属于在事发现场受到殃及。”张明明说,2005年11月,约旦首都安曼连环爆炸案殃及到我国防大学学员代表团团员,而近年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绑架中国人质案、枪击案和爆炸案,从形式上看是针对中国人,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发展到锁定中国人作为袭击目标,而是赶上谁就袭击谁。“这说明,袭击者为了向外界显示自身力量,而将打击目标泛化了。”  据张明明介绍,某些袭击事件的制造者并非恐怖组织,而是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但是他们采取的手法和恐怖组织非常类似,其目的是为了向其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中国人只是作为他们采取行动的牺牲品,2001年发生在菲律宾的绑架中国人质事件,就属于这种情况。  专家还称,文化传统和习俗的差异性以及社会骚乱、跨国犯罪、各种刑事犯罪案件和意外事故等,都是导致中国公民海外遇袭遇险事件不断增加的原因。    对策    怎样保护海外公民安全  “中国人在海外发生危险,所能求助的无非是自己的国家,对海外公民进行保护既是国家的职能也是国家的责任。”曾经担任多年外交官的我国著名国际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文奇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国公民在国外遭袭等事件,涉及国际法上的领事保护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辛崇阳告诉记者,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确认,领事官员有权帮助和协助派遣国国民(包括法人)。当派遣国国民在领区内遇到困难、麻烦或被逮捕、被拘留、被监禁等情况时,领事官员可会见该国民,视情况需要向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协助,或请求领区当局给予必要的协助。领事援助具有广泛的内涵。  辛崇阳说:“当本国国民因其所在国的私人行为遭受侵害时,其国籍国可以向该国民提供领事保护。”据介绍,领事保护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变为外交保护,即受害人在用尽当地救济过程中遇到拒绝司法的情况或者政府对侵害外国国民的私人行为不予处罚,无视和不作为,这些国家的行为将产生国家责任,外国人的国籍国在满足了规定的法定要件的情况下,就可以行使外交保护。  朱文奇告诉记者,每一次我国公民海外遇袭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都是全力以赴的。  具体到埃塞俄比亚事件,朱文奇分析说,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友好,反政府武装力量把中国公民作为目标,很有针对性。而埃塞俄比亚政府本身对这支反政府武装力量并没有有效的控制。“因此,两个不确定的因素影响着问题的解决,一个是这个反政府武装力量其行为的坚决程度够不够大,另一个是埃政府有没有其他途径或者第三方来与这个反政府武装力量接上头。”朱文奇认为,我国政府在解救我国公民这个问题上,要找到一个既坚决又灵活,又不伤两国和气的办法。  “埃塞俄比亚事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要找到如何彻底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朱文奇以他曾经担任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的经历分析说,从国际刑法讲,此次事件属于恐怖犯罪,任何国家的刑法都认为是一种罪行。  我国刑法第八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朱文奇说:“依照此规定,我国有权对这种侵害我国公民的行为进行管辖,但由于事件发生地在国外,我们又没有取得对这种武装力量的实际控制(没有抓捕到),最好的办法还是依靠埃塞俄比亚本国的司法力量和武装力量来解决。追究国际刑事责任,谈惩治还是第二位的。”           观察    海外用工管理存在漏洞  埃塞俄比亚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原石油勘探局向其全球各分部发出通知,要求甲方全面加强武装安全保卫工作,对武装安全保卫人员不足的项目坚决停工,以确保人员和财产安全。  曾在3个不同国家参加过援外工作、现在河南省南阳市经营一家建筑公司的艾春贵对记者说:“这是非常必要的举动。”  据了解,一些中国工人海外遇袭事件的发生,与海外公司安全管理存在漏洞不无关系。  去年,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十四局阿富汗盖劳盖尔沥青拌和站遭恐怖袭击后,有关方面调查发现,拌和站的管理就有问题。  在拌和站,工人们生活的一座大院有3个门,只有当地派遣的两名持枪保安把守,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没有登记和请假制度。据一位目击者说,出事的前一天下午,有人开着一辆吉普车快速闯进工地,绕了一圈又掉头开走,十分可疑。六十多名刚刚抵达工地的中国工人被安排在大院外面的几顶帐篷中过夜,没有任何警卫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在那次事件中,中方11名工人丧生。  而我国在其他国家援助项目的通常作法是,要求工地周围或者挖一道壕沟,或者围起铁丝网,任何人进入都要登记。  艾春贵告诉记者,某些中国公司在境外用工上的不规范,导致一些中国海外工人必要的安全教育缺失。  今年1月5日,在尼日利亚被劫持的李绍富曾向媒体透露,他们村先后出国打工者有几十人,全部是跟着小老板(当地农民对一些工程小包工头的称呼)走的,根本没人跟他们说到外国干活要注意安全。雇他们干活的那家公司则表示,“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属于‘租用’,用工的邀请函由总承包商发给工人,然后工人拿着邀请函办理签证。一般的国际项目都是这样操作的。”  对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被派往海外的中方企业负责人或者分管安全的负责人,应该提前接受培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事发后要立刻制定一套符合实际情况的营救方案,减少时间的损耗,尽快营救人质。       政府部门    中国开始评估海外安全状况  在4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针对近来出现的一些涉及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事件,中国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对海外安全状况进行评估,以帮助中国企业顺利安全地开展海外经贸合作,保证中方人员安全。”  安全评估本身是一项相对复杂的工程,需要大量信息材料和相关分析判断。据刘建超介绍,过去几年中,中国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提醒有关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合作时加强安全防范工作,提高防范意识,“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针对近期海外安全事件频发的局面,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的张智新副教授表示,驻外机构应当认真分析研究全球所有区域的安全形势,形成当地安全形势的评估报告和应对预案,定期不定期地向外交主管部门汇报,并由外交外事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通过多种便民渠道,及时准确地向海内外中国公民通报和传达。  “要认真研究形势,考虑安全成本,着力处理好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同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徐建国则提醒所有想到非洲拓展业务的中资企业。   &  海外中国人遭遇袭击案  日,尼日利亚中部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摩托车厂内,2名中国工人被劫持。据悉,两名中国人质至今仍未获释。  日,一家中资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南部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9名中方员工失踪。经多方营救,2月4日,9名被挟持中国员工平安获救。  日,5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遭到武装分子绑架。1月17日,5名中国工人安全获救。  日傍晚,来自山东省青岛市的男青年陈敬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北郊米德兰的工厂内遭到武装抢劫,不幸中弹身亡。  日,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渥太华唐人街一酒吧内遭枪击身亡。  日,马来西亚中国留学生孙坤携巨款突遭两名劫匪持刀抢钱。孙坤不从反抗,其胸部、颈部遭劫匪刀刺而身亡。  日,一群俄罗斯圣彼得堡光头党闯入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在学校的一条大道上对一名40岁的中国留学生大打出手,被殴打的中国留学生头部受伤。  日,马来西亚警方在巴生发现女裸尸,经过调查,警方宣布中国贵州17岁的小留学生李明倩(音)在马来西亚惨遭奸杀。  日,两名在巴基斯坦从事水利工程的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被绑架。其中一名工程师王鹏遇难,另一名工程师王恩德被巴军方解救。  日,中国援建阿富汗的一个建筑工地遭到一伙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10名中国工人死亡,6人受伤。  日,7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遭绑架。经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营救,12日,7名被绑架中国公民安全获释。       
您对这篇文章的满意度埃塞俄比亚电信首席执行官:互联网让埃塞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原标题:埃塞俄比亚电信首席执行官:互联网让埃塞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互联网技术与标准论”论坛之万物互联驱动产业变革今日在浙江乌镇举行。埃塞俄比亚电信首席执行官阿杜阿拉姆.阿德玛塞.阿贝特在论坛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以下为他发言的文字实录:
主题:埃塞俄比亚互联网和通讯的发展
阿杜阿拉姆.阿德玛塞.阿贝特:谢谢,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们埃塞俄比亚有87个民族,87种语言。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参加第二届世界互联网论坛,给大家介绍一下互联网的发展,在埃塞俄比亚的历程,如何改变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实际上有谁知道埃塞俄比亚在东非,有没有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过旅游过或者是访问过的?如果你们要是去过的话,别人要问你关于埃塞俄比亚的问题,请帮我回答,我没有时间回答了,埃塞俄比亚是东非地区,非常人口第二大国家。同时我们是非盟的成员,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也在积极的进行减贫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力度来扶贫,通过教育,通过加强人们的健康水平,来用先进的技术来消除贫困,所以我们也在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减少贫困,提高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以实现国家的变革。
信息通讯技术,实际上政府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国家电信部门,我们只有一个运营商,也就是这个运营商是处于一种垄断的地位的。它包括固网、移动网络还有宽带,也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电信公司。实际上也是由我们的公司所主管的公司,它一共已经有了120年的历史了。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电信行业的概况。
我们看一下趋势,在1893年开始有了电信服务,大概有122年的历史,政府从1991年才开始重视它的普及率和地域的覆盖。看一下我们的发展历程,在1997年的时候,在埃塞开始有了拨号上网服务。在2001年,我们有了DDN数字数据网络,在2005年开始有了多媒体的将语音数据和视频数据连接起来的服务。就在同一年,也就是2005年,我们有四千公里的光纤主干网络,但是只有两万的互联网用户。
我们看一下最近几年的趋势,2008年的时候,政府出台了政策,在中国政府的援助下,中国政府提供了资金,中兴通讯也在埃塞也有投资,这个项目的资金额达到了15亿美元。现在窄带和宽带都接入了,在2010年,让用户能够在我们的村庄也有了通讯服务,在五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服务覆盖率达到了62.14%。
在埃塞有16万个村庄,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五年内把所有的16万个村庄联系起来。让学校联网,现在成为了通讯发展的一个契机。2011年,我们互联网用户达到了170万,这是年的发展路径。到最近三年,我们正在对通信行业进行投资,有16亿美元的投资,有华为、中兴、爱立信的投资,我们有3G的移动网络,也有3.5G或者是3G+的服务,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加也有4G的覆盖,现在用户达到了940万。所以是从175万到了现在的940万。这个是用户规模的上涨。
在4G互联网、物联网运用的所有的科技,希望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能够更多讨论关于资金的问题,是否能买得起的问题,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第三世界是否能用得起3G、4G的服务。这样我们能携手并进,我也希望大家再次汇聚一堂的时候,能有机会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设备是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在埃塞,减贫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应对饥饿、贫困,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卫生保健水平,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也有一个五年计划,每年都有一个增长和变革的计划,在电信通讯领域,我们的目标是向农村覆盖宽带网络,让互联网的普及率、渗透率提高到55%。
我们看一下增长和变革的计划,这个是我们用户群体,用户量。已经达到了四千万,而看移动这一部分,每年都是以30%的速度在增长。现在达到了3800万,已经接近4000万。我们看一下收入的增长趋势,也上涨了28%。埃塞的公民他们使用互联网越来越多,并利用互联网来解决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让企业、家庭都能接入互联网。
这是我们的下一个五年目标。或许大家可以在埃塞来进行投资,这是我们增长和变革的计划之二。
现在的用户群已经从四千万,我们的目标是2020年达到1亿。我们看一下移动的用户从四千万将上涨到一亿,这也是我想向大家强调的问题,这意味着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它也呈现了更加移动化的趋势。我们看一下数据的渗透率,到2020年会接近53%。固定的宽带连接,将达到10%。现在3G、4G在移动中的份额占了85%。这个是我们的,在资金方面的计划。现在目标是380亿当地货币,到2020年将达到65亿美元,对GDP的贡献奖达到35%。
我们看到互联网对于社会的影响。从企业来看,互联网能提高生产、管理效率,也就是机器对机器的连接,也提高了我们的跨国竞争力,很多企业在埃塞投资,也使我们有机会提高竞争力,并且使交易成本降低,使营商环境更透明。
从政府的管理角度而言,我们看到学校有校内的网,大多数的学校都有互联网连接,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老师可以通过远程授课的方式,给乡村的学生上课。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够得到来自最好的教授的指导。政府也让首都的一些教授和科学家能够给偏远乡村的儿童、学生上课。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现在农村也跟城市居民一样,能上网。地方的一些官员他不用真正的亲自到现场去查看,可以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来进行政策的指令。
另外就是可以在网上获得政府的服务,比如说税收的效率也提高了。银行和金融机构也从中获益,我们看一下社会层面。让人们更好的更便捷的获得信息知识和金融服务。并让企业从投资中获得效益最大化。这样他们就能知道产品的具体价格,并将效益最大化。
他们也可以在网上询价。农村的农民知道他们种的咖啡豆,他们的咖啡最终卖了多少钱。使他们不会被欺诈。还有30多个基站来提供ICT的服务。比如说有人子女欧美留学、工作生活的话,也能联系更加便捷。
我们看一下埃塞和互联网的未来,互联网对于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通过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需要互联网,电信公司也将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网络,并降低价格,提供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并提高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我也希望各位在座的潜在的投资者能到埃塞去投资,谢谢。
(原标题:埃塞俄比亚电信首席执行官:互联网让埃塞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本文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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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导读: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无法接入互联网,有时候我们自己调侃自己上的是局域网,但是世界上还有比局域网更可怕的.....  纳夫科特·内加(Nafkot Nega)认为,记者都是恐怖分子。  他和他的母亲塞尔卡莱姆·法希尔(Serkalem Fassil)现在住在华盛顿市郊的一间小公寓里。去年11 月初,我前去拜访他们时,9
岁的纳夫科特不时口中嘀咕着,手中拿着玩具武器刺来刺去,假装自己是个正在和罪犯作斗争的超级英雄。    或许,他假象的这些罪犯中,有些是和他父亲埃斯金德·内加(Eskinder Nega)一样的记者 —— 2012 年 7
月,埃斯金德因违反埃塞俄比亚(Ethiopia)法律而被判入狱 18 年,目前正在狱中服刑。  “在人们所描绘的(他父亲)形象的影响下,他把新闻工作看成了一种犯罪行为,或者说一种恐怖主义行为。” 塞尔卡莱姆通过一位翻译告诉我,“不仅是他的父亲
—— 不管你提到哪位记者,他都会尖叫着说:‘我不喜欢记者!’”  他们的故事反映了有着超过 9000
万居民的埃塞俄比亚,是如何在一个数字世界里成为与世隔绝者的。纳夫科特怎么会产生新闻工作是一种可以和恐怖主义相提并论的犯罪活动这种想法呢?这是一个研究政府如何把因特网用作镇压工具的绝好案例。  在埃塞俄比亚,连接互联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国有网络运营商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Ethio
Telecom)。这家运营商单方面控制着埃塞俄比亚的整个电信行业。埃塞俄比亚的邻国肯尼亚网络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69.6%,蒸蒸日上的科技发展为这个国家赢得了
“硅草原”(Silicon Savannah)的称号。然而,在埃塞俄比亚,互联网连接的垄断却打造出了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国家。  最新数据显示,埃塞俄比亚只有 3.7% 的公民能够连接互联网,这一比例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就连缺少大多数基础政府服务的南苏丹,互联网覆盖率也达到了
15.9%。全球只有十个国家互联网覆盖率低于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大多数都遭受着长达数十年的内战,或者很大程度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全世界历史知名度最高的文明之一。这样一个国家却缺少互联网接入,这点相当令人震惊,也相当令人困惑。  具体有多少埃塞俄比亚人可以连接互联网,这点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很明显:即使是那些能够上网的人,也时刻在与国家监视这一无形幽灵作着斗争。埃塞俄比亚政府被怀疑部署间谍软件和其他黑客及监视工具,对连接网络的个人实施监控。由于这些所谓的网络侦查,埃塞俄比亚政府已经把一个本该充满商业信息和搜索引擎的国度,变为了监控的产物和工具。  纳夫科特·内加  前任美国外交官、现任埃塞俄比亚情报局成员和外交政策专家们都告诉我,埃塞俄比亚政府害怕和当局相左的观点在网络上蔓延开来,国家为此精心设计了情报部门、电信行业和法律条款,以便镇压数字世界出现的异议。  或许,这个国家的互联网 “十字军”
行动中,最重要的受害者之一就是年幼的纳夫科特。他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一名恐怖分子,只是因为他是一名记者。纳夫科特的父母是埃塞俄比亚两位最著名的记者 ——
埃斯金德和塞尔卡莱姆都是曾经赢得过国际大奖的知名媒体人。1987 年,德格领导的原政权败落;1991
年,新政府成立。自那以后,他们两人就各自开始了职业生涯。2005 年,一场颇有争议的议会选举后,民众的抗议愈加激烈,埃斯金德和塞尔卡莱姆两人双双被捕。  当时,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塞尔卡莱姆怀孕了。  致使埃塞俄比亚的互联网产生如此差异性的原因相当简单明了:互联网接入权的垄断,让许多城市的上网费用高得离谱,时常发生的网络服务中断让网络连接变得相当不可靠。而对那些想方设法连上了网络的埃塞俄比亚人而言,网上那些以当地阿姆哈拉语写成、又能够让他们读到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  阻挠人们接入互联网的这些障碍,究竟是该国政府为了限制信息传播而做出的一系列努力所得到的效果,还是被垄断的摇钱树无意之中带来的副产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埃塞俄比亚的网路间谍行为一样晦暗不明。  “埃塞俄比亚想要尽可能地掌控互联网,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压制国内反对当局政策的言论,把人们接触到国外批评言论的机会降到最低。”
前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大卫·希恩(David Shinn)这样告诉我。  埃塞俄比亚情报机构信息网络安全局(Information Network Security
Agency)的一位成员也告诉我,垄断埃塞俄比亚网络的巨头公司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有意限制了网络连接。  “一切需要联网的事物都放缓了脚步。”  “这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存在。”
一位研究技术的官员就这一情况匿名发表言论称,“一切需要联网的事物都放缓了脚步。企业家们甚至都不能创建他们自己的公司了。”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众多多民族国家之一。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非洲中心的副主任布朗温·布鲁顿(Bronwyn
Bruton)告诉我,一直以来,政府都是通过限制言论自由来领导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的。  “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非常脆弱,它建立在各民族分离自治的前提之上 ——
从理论上来说,埃塞俄比亚各民族平等自治,享有民族自决和分离权;不过实际上,这个国家是由提格雷(Tigray)族这一个民族统治的。提格雷族人数只占到了总人口的
6%,但他们毫无疑问牢牢掌控着政治和经济权力。”  不过当我问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 CEO 泰瑞莎·贝雷特(Teressa
Belete),互联网接入的缺乏是否是政府限制自由言论和异议发布的有意结果。听了我的问题,他诧异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贝雷特说,政府垄断的好处就是,居住了埃塞俄比亚大部分人口的农村地区,不会出现
“由私人公司为牟利而提供的服务。” 不过,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报道,成立于1952年的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 2012 年盈利高达 3
亿美元 —— 据称埃塞俄比亚电线公司会利用这笔钱为埃塞俄比亚的铁路建设开发提供资金。  “从(通讯行业)自由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非常落后。” 与世界银行合作共事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顾问立山·亚当(Lishan
Adam)说,“他们已经失去了1990年代时大部分的自由氛围,并且在互联网连接方面相当滞后。”  亚当告诉我,埃塞俄比亚 1997
年才开始接入互联网。他说,政府想要限制言论自由的想法,可能是埃塞俄比亚缺少网络连接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上不了网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  2015 年 11 月,据世界银行报道,埃塞俄比亚网络覆盖率为
3.7%。埃塞俄比亚官员对这一数字持有异议。他们辩称,这个数字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并没有把移动用户全部计算在内。事实上,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里确实包括了移动用户,不过,很有可能报道出来的数字仍然过低。亚当估计,埃塞俄比亚网络覆盖率大约在
5% 到 15% 之间。  纳夫科特是 2006
年在狱中出生的。他是个早产儿,不能在室温环境下呼吸。医生希望立刻把他送入医院,放入婴儿恒温箱。但是,唯一一家能够接收他的医院需要他父母中一方签署一张表格,才能让他入院。当时,塞尔卡莱姆还没有从麻醉中清醒过来,而警察也不会把表格给埃斯金德。因此,纳夫科特没能得到他所需要的治疗。  “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他的生命,但是感谢上帝,他活了下来。” 塞尔卡莱姆因为愤怒而提高了声音。  塞尔卡莱姆和埃斯金德出狱之前,纳夫科特一直住在他祖父母的家里。出狱后,他们两人不能再继续做报刊杂志记者了 ——
和当时埃塞俄比亚大多数非政府所有的报刊一样,他们俩供职的报刊杂志也被关闭了。塞尔卡莱姆彻底停止了写作,埃斯金德则开始在网上写起了博客 ——
他是埃塞俄比亚国内最早开始写博客的人之一。  “他之所以开始写博客,是因为所有其他(写作发表)的途径都被堵上了。”
塞尔卡莱姆说,“尽管他知道,埃塞俄比亚没有多少人能连上网,可(写作博客发表观点)总比保持沉默要好。他知道,写博客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他需要写作。”  塞尔卡莱姆·法希尔  2005 年,埃塞俄比亚的网络覆盖率只有 0.2%。互联网安全专家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网络审查行为始于 2006
年,也就是埃斯金德开始写博客的那一年。那年起,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反对派网站就开始打不开了,政府被认为是审查制度的背后推手。  华盛顿一位国际人权专家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告诉我,2010 年议会选举之前,埃塞俄比亚政府推出了一项诡异的
“反恐法律”,企图防止另一场竞争性的选举出现。这项法律成为了政府审查的基石,给一切 “影响政府” 的人打上了 “恐怖分子” 的标签。  “在统治政权把 ‘恐怖主义’ 用作一个有利于自身的政治术语这方面,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史密斯说道,“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确实存在,但是政府对这个词的使用超出了这一范围,他们是在有计划地侵犯人权。”  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出现时,始于突尼斯的反政府集会有望蔓延至埃塞俄比亚。这一期间,埃斯金德写了不少具有煽动性和对抗性的博客文章。2011
年,他在一篇文章中煽动埃塞俄比亚军队,希望他们能够和当时埃及军队一样,选择站在人民这一边。  “整个北非和中东的普通市民都主动带头行动了起来,这些结果创造了历史,他们为余下的全人类做出了有力的榜样先例。”
埃斯金德在日发表的另一篇博客文章中这样写道。“虽然鼓舞人心的言辞、冷静客观的分析和激烈的争辩和以往一样不可或缺,但是如果人们不将之化诸于行动,这些言辞、分析和争辩就只是些空话而已。就埃塞俄比亚而言,(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珍贵的集体愿景就有可能无法实现,我们的国家就有可能永远无法和平地过渡为民主国家。”  “我不想去学校”  日,埃斯金德从学校接纳夫科特回家时,埃塞俄比亚情报部门包围了埃斯金德的汽车,逮捕了他。收到消息后,塞尔卡莱姆急忙赶到了现场。她发现纳夫科特在哭,而埃斯金德已经不见了踪影。把纳夫科特送到他奶奶家后,塞尔卡莱姆径直跑到了一向以残酷折磨犯人而闻名的麦克莱维监狱(Maekelawi
prison)。她在那里等了三个小时,但埃斯金德却始终没有出现。  之后,塞尔卡莱姆把当时
只有5岁的纳夫科特接了回来。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学校被捕,这个男孩儿的心灵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创伤。第二天,纳夫科特不想回学校去上课了。  “我不想去学校。” 他对妈妈说道。  埃塞俄比亚的情报设备是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系统之一。在肯尼亚的奈洛比(Nairobi)流亡的一位埃塞俄比亚记者告诉我,他们曾被政府官员跟踪或窥探调查,而且这些政府官员一点儿要掩藏身份的意思都没有。一位埃塞俄比亚商人甚至跟我开玩笑说,就算在和别人打电话时,听到有第三个人咳嗽,他也一点儿都不会感到惊讶。  菲利克斯·霍恩(Felix Horne)是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埃塞俄比亚调研员,他写过一份针对埃塞俄比亚监控机构的全方位报道。他告诉我,埃塞俄比亚政府有一个全国性计划,叫做 “一盯五”(five to
one)。这是一个全面的监视系统,每一位工作人员监视五位公民。这就好像一个布满全国的监控系统里的一个个摄像头,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持对国内多个不同民族的控制。  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一位研究人员比尔·马尔恰克(Bill
Marczak)则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其他许多政府一样,可能在使用黑客工具弥补他们常规监控体制的不足之处。”  然而马尔恰克补充说,尽管埃塞俄比亚政府传统的监控方法,对于管控那些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人民来说相当有效,但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特点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侨民群体,全世界许多不同的国家都有它的侨民
—— 今天,在美国有大约二十五万埃塞俄比亚流亡者,欧洲也有大量埃塞俄比亚侨民。而埃塞俄比亚政府
“除了黑客活动、网络钓鱼和有针对性的攻击以外,没有其他方法监控这些人。”  埃斯金德  2014年12月,尼明·泽勒克(Neamin
Zeleke)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声称,发件人拥有关于埃塞俄比亚某一敏感话题的内部消息。泽勒克察觉到,那可能是一项黑客攻击行为。泽勒克是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和广播(Ethiopian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Radio,即 ESAT)的常务董事。ESAT
是最大的埃塞俄比亚新闻媒体之一,由埃塞俄比亚流离在外的侨胞负责运营。在埃塞俄比亚本国境内,它的网站和电视服务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埃塞俄比亚人依然能够通过卫星和代理服务器收看它的电视频道和网站。  泽勒克告诉我,ESAT 卫星服务已经被政府停止过 20
次,最新一次服务器失灵就发生在一月上旬他和我见面的几分钟之前。他把这封可疑的邮件推转发给了公民实验室的马尔恰克。马尔恰克发现,这封邮件带有一种低端的窃听程序,这一窃听程序似乎是由一家专门向各国政府提供监控软件服务的
Hacking Team 公司开发的。  埃塞俄比亚情报部门使用意大利公司 Hacking Team 和疑似欧洲公司 Gamma Group
提供的软件,搭建针对记者和政敌的侵略性监控系统。通过这一方式,政府可以远程调用他们公司里的摄影设备和传声设备,记录电脑键盘被敲击的次数,监控网上活动。马尔恰克告诉我,由于间谍事务固有的秘密性,人们很难确切得知这些攻击和其他监控功能被使用的频率;而且这些黑客活动的目标对象也不知道具体有谁,或者被监控者也不想透露他们是为什么被监控的,因此人们很难评估这些黑客活动的目的及其所使用的工具。  泽勒克是一名记者,政见观念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有所不同。此外,他也是 Ginbot 7 组织的一名成员,这个武装反对团体被埃塞俄比亚政府打上了
“恐怖组织” 的标签。不过安全专家告诉我,没有证据显示 Ginbot 7 曾从事过任何恐怖活动,而且这一组织也不在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列出的恐怖组织名单上。  Ginbot 7 很大程度上是由流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这些人在他们想要改变的这个国度以外运营着这个组织。据一份 ESAT
报告显示,Ginbot 7 已经攻击过埃塞俄比亚政府士兵了 —— 泽勒克也向我确认了这点。  2016 年初,泽勒克辞去了 ESAT
常务董事一职,他没有时间再来做这份工作了。而且他告诉我,他担心他可能也没办法再保持客观的态度了。他现在仍是这一组织的顾问,不过这个广播电视站小小的工作室里还是为他保留了一个角落办公室,上面挂满了一排著名人权组织颁发的奖项。这其中,有一个奖项就是颁给埃斯金德·内加的。泽勒克告诉我,埃斯金德
“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独立媒体的先驱者之一”,ESAT 代表埃斯金德领了这个奖。  在泽勒克的办公室里,埃斯金德的奖项边上,挂着一副 Ginbot 7 组织创始人安达尔加丘·琪吉(Andargachew
Tsige)的巨大个人军装肖像。琪吉被认为已经在埃塞俄比亚被捕了。我本来想拍一张这幅肖像的照片,但我要拍的时候,泽勒克挡在了我面前。  “我不觉得这照片适合出现在这个故事里。” 他说着,把琪吉的照片从我镜头前移开了。  埃斯金德被捕后,每个周末,塞尔卡莱姆和纳夫科特都会去探监。埃斯金德曾试图说服纳夫科特,想让纳夫科特相信,他的父亲现在只是在 “学校”
里上学,而不是在监狱里服刑,想要以此减轻他那年轻的儿子因为父亲缺席而承受的压力负担。然而,这个在监狱里出生的男孩儿并不相信他的父亲是在学校里。他会对他的父亲说:“不,你是在坐牢。”  一直以来,纳夫科特·内加都认为,他父母的职业是一种等同于恐怖行动的犯罪行为。为了让国民在心里保持类似的观念,埃塞俄比亚的创新产业被拖了后腿,那些能够连接互联网的人更是成为了冷酷无情的黑客活动的目标对象。  塞尔卡莱姆告诉我,他们前去探监的时候,监狱工作人员会当着他们家人的面羞辱监狱里的犯人。埃斯金德越来越担心纳夫科特会对无情冷酷的行为见怪不怪,担心他会对世界产生厌憎之情。  “为了你所信仰的事物进监狱并没有什么,但是看到你的家庭和你的儿子为此受到影响,这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他不能忍受这些,要我带纳夫科特走。”
塞尔卡莱姆告诉我。埃斯金德所受到的真正惩罚并不是在铁窗后虚度光阴、浪费时间,而是看见纳夫科特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遭受痛苦。  埃斯金德开始在他的妻子和儿子每次来探监时,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们带机票了吗?”
他也要求其他来探监的家庭成员和朋友,劝说塞尔卡莱姆和纳夫科特尽快离开埃塞俄比亚。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确定自己家人平安无事的情况下,平静地过完牢狱生活。  纳夫科特上一次看见他的父亲是在 2014 年 6 月 23
日。那时,塞尔卡莱姆已经买了两张第二天飞往美国的机票。他们最后一次前来探监时,埃斯金德努力想要让自己的儿子振作起来。  他大声说:“美国离这里很近的!”  塞尔卡莱姆告诉我,她想要为纳夫科特创造一些关于他父亲的积极记忆。她希望能说服儿子,让他相信,他父亲的牺牲并非徒劳无功。埃斯金德预计将于 2030
年出狱,到那时,纳夫科特就要 23 岁了 —— 而他的父亲埃斯金德正是在 23 岁时,在埃塞俄比亚翻开了第一份报纸。卢松松(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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