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你莫属90后北漂求职,90后,现在有存款七十万,要在老家买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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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漂的买房历程(2015年)
&&北京 买房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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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北漂回不去的故乡:学生时代很骄傲&现在陷入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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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北漂回不去的故乡:学生时代很骄傲 现在陷入迷茫  这是多个在大城市打拼的中小城镇青年的返乡与回城故事,他们的故事,既是春运这场短时迁徙的片段,也是城镇化这场大迁徙的缩影。   黑龙江桦南――北京   优等生的迷茫   2月17日,邹东阳乘坐凌晨高铁从北京抵达哈尔滨,再辗转赶上了除夕前最后一班大巴回到了曾生活20余年的东北小县城――桦南县。随身的行李很简单,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除了自己的洗漱用品,余下都是带给家人的礼物。”爸妈的新衣服、姥爷的老年机、妹妹们的面膜……邹东阳说,这些礼物并不贵重,只能代表一点心意。   2013年,邹东阳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带着“要闯出一片天地”的豪言壮语一股劲儿冲到了北京。千余元每月的狭窄住所,异常激烈的求职竞争,无法逃脱的早晚地铁“恶战”,几乎压得这个90后男孩喘不过气,“第一年的日子要比想象的艰难很多。”他告诉笔者,自己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因为挤不上地铁,而被老板炒了鱿鱼,可生活永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他第一份工作就是因此而终结。   “换了不知道多少份工作,现在总算步入正轨。”邹东阳目前在一家民营会展公司工作,有稳定收入,节约点开销还能每月寄生活费给父母,“只是至今还没有归属感,外地人在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感触吧。”   邹东阳告诉笔者,假期里他参加了初、高中两场同学聚会,“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气氛十分明显。留在家乡发展生活的人尤其滋润,有稳定工作、有父母陪伴身边、有轿车代步,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同学的婚期已提上了日程,“像我们这些在外漂的人,根本不好意思开口。”   “我并没有想这么快就过上如此惬意的生活,只是和同学相比,难免会有些失落。”邹东阳笑道,家乡的建设越来越好,道路宽敞不堵车,吃穿用度成本低,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可如果要我回来,我还是不愿意。”   家乡那么好,为什么留不住?“我想不光是我,还有很多生长在这里的年轻人,都还在外面闯荡。”邹东阳告诉笔者,在学生时代,他是老师、同学、父母亲朋眼中公认的优等生,那时的自己很骄傲,而现在却总会陷入迷茫,“可能是还没有得到想要的认可。”   2月24日,笔者接到了邹东阳的告别电话,为不耽误工作,刚过正月初五,他便提前结束了假期返京,“一年回一次,离开时的心情是最复杂的。”他告诉笔者,临走时背包里被家人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有他爱吃的红肠、妈妈亲手织的毛袜、还有姥爷专门早起为他煮的茶叶蛋……   湖北荆州――上海   低效运行与高速运转   松树、鱼塘、农田、白云、繁星,这是廖勤对15年前家乡的记忆。回家两天后,2月18日,他带着卧具住进儿时的房子。   从湖北荆州老家到繁华的上海,5年来,每到春节,他都会往返于这1000多公里之间。2月22日,度过匆忙的假期后,26岁的他攥着手里的高铁车票,又奔向了上海。   “与朋友聚会,走亲戚。”在他看来,今年的春节与往年比没有太大区别。在多项网络调查中,被逼婚和被问薪水成了众多80后、90后春节里最怕的两个问题。廖勤称,确实如此,但已找到解决办法。“已经与母亲提前沟通,告诉她,每年自己会存钱为成家做准备,还设定了结婚的年龄底线。”春节里,给母亲吃下定心丸的他遇到长辈询问,便果断抛出“我妈都不着急,您急什么”的答案,“至于薪水问题,模糊处理,回答:搞IT的,可能比您的孩子高。”   即便回应得看似轻松,但特大城市的生活压力还是落在了这个小镇青年的身上。与朋友合租在上海长宁区的他,每月需付租金2000多元。谈到成家,不愿意“啃老”的他说,“靠自己买房就是最大的压力。”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想购买一套上海外环200万元左右的房产,首付60多万元,再加上结婚需要30万元左右,“成个家,你起码得准备100万元的存款。”但目前,他坦言离目标还遥遥无期。   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廖勤的答案很明确,“可预见时间内,不会离开上海,一切都是出于职业的考虑。”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对廖勤来说,北上广等特大城市才是互联网产业的高地,“即便是武汉,我也不可能回来。”   在他看来,老家与上海的区别体现在许多细节之处,具体到“没有24小时便利店”,“开车不太讲规矩”。廖勤认为,同样的事情,在上海办理会比在老家少很多烦恼,“上海高速运转,生活高效。”   在上海,可以驾车两个多小时到达杭州漫步于西湖,也可以乘坐一个多小时的高铁抵达南京逛逛夫子庙。这些因地理因素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湖北小镇是不可想象的。   回到上海的“家”,廖勤的休闲方式将从打牌、唱歌变为看书、看电影、养猫、户外游。“老家生活,你可能不那么喜欢,但愿意接受。”廖勤说,如果家乡还有让他留恋的,“只有人。”   湖北利川――北京:   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逻辑   经过几次囤票、换票,2月16日,在北京工作的刘春蓉终于“捡漏”买到了一张从北京回湖北利川的火车票。高铁一等座,1028元,虽然价格昂贵,但却抵不住一颗热切的回家的心。   2月19日,她和往年一样,随着家族的亲人们,上山给祖先上坟,“20多年了,没有哪一年不去的。”仪式是古朴严肃的,在不算崎岖的山路上,她能很快地找回对家乡人与情的记忆。   “老家与北京完全是两个社会,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逻辑。”从事影视行业工作的她说,在北京生活圈子并不大,“在北京聊的天,不接地气。”   家乡人眼中的她既清晰又模糊,清晰的是“在北京工作”这五个字,模糊的则是她的生活,“除了至亲,没有人会真正关心或者理解你的生活细节,生活状态。”让她觉得尴尬的是,提到自己的工作,亲友们并没有太大的热情,“不像银行柜员,也不像公务员,我的职业对家乡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她笑了笑说,“还是那句话,不接地气,工作和生活都是。”   虽然接地气的家乡生活在她眼里可亲可爱,但她却不愿长期浸淫其中,“在家乡,你会被一张巨型的网兜住,里面交织着各种社会关系,你没法儿挣脱。”但在北京,个人就是一个个体,是独立的,刘春蓉这样认为。   没有暖气、交通不便、饮食不多元、文化活动较少,在她看来,家乡与北京的差别是客观的。“北京的雾霾对全国来说都是新闻,但老家有雾霾算是多大的事?”两城唯一的相似之处则是房子,“无论北京还是这里,几乎每家都在谈论与房产相关的事。”   2月28日,她将先从湖北坐车到重庆,搭飞机返京。“家是让你觉得怎么都待不够的地方。”但她表示,“恋家并不意味着要在家乡谋职,毕竟北京机会更多。”   河南项城――北京   被冷落的新事物   “你看老王家孩子给爸妈买的保暖内衣,多实在。”王诚诚的妈妈陈阿姨告诉笔者,“你再看看我家的傻孩子买的啥!”说着陈阿姨拿出来一个IPAD给笔者看,“这么一个小板子还说卖好几千,都不知道有个啥用!”在北京一家科研所上班的王诚诚说,自己之所以要买这些东西就觉得爸妈退休了希望他们能有点乐趣,他还特地给家里装了宽带,覆盖了WIFI。“现在物流这么发达,老家卖的东西和北京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才给他们买点高科技产品的。没想到没收到好效果。”王诚诚说完无奈地耸耸肩。   “对,我给父母买了个健身器。爸妈虽然没说啥,但是能看出来他们不是很有兴趣。”同样给父母买了“新奇”礼物的柳凯说,“前几天走亲戚,我就意识到自己买错礼物了,我姑姑家孩子在老家上班,他们还是比较了解‘国情’,给父母买了保暖内衣,我姑姑他们跟爸妈说的时候,爸妈显然比较尴尬。”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在外上班的年轻人,回家的时候希望能把在外见到的新事物带回家,但是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这些礼物无一例外的遭受到了冷落……   河南周口――广州   居大不易的难处说不清   在广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张明明是家乡为数不多的独生子女,她这次回家也遇到了让她措手不及的问题。“我家宝宝刚满一岁,本来觉得我是最没有压力那个,没想到今年我确实是最有压力的那个。”张明明告诉笔者,她去年刚生了宝宝,今年第一年带宝宝回家,虽然之前年年被唠叨,但依然能从容回答长辈的问题,但今年的问题真是让她抓狂。“今年走亲戚,他们都在问我啥时候生二胎。在家里,很多符合条件的都生了二胎,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也着急等着政策落地。在大城市,养娃不比在老家,有人带,方便养。”   “一样,我还没生呢,亲戚已经奔走告诉我生两个孩子的好处了。”刚结婚的胡晓接过话头说,“像我们这种在外面打拼的,如果当地没有父母带孩子,很多问题都变成老大难的问题,别说两个孩子,一个我都觉得招架不住。”胡晓说,亲戚并不能了解他们在外面养孩子的难处,“我告诉他们在大城市上学也是不容易的,他们对此也无法理解,所以就只好哼哼哈哈的应付过去了。”   张明明说,在老家养孩子一般都是生下来就给祖父母带,孩子长大直接养“现成”的,生二胎也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消耗,加上通勤的时间短和压力相对较小,所以很多人也把这个经验天然地套用到了在外工作的人身上,这也就带来对于二胎问题的认识差异上。   广东山区――北京   无奈的相亲与攀比的同学会   90后的徐铭,在北京一家门户网站工作。过年回家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虽然今年刚刚踏入25岁,但是他已经有了两年的被催婚史。由于小徐老家是在山区,家族里很多人都保留着传统的社会观念:孩子工作后就赶紧结婚生子,让老人享受天伦之乐。   徐铭说,亲戚会嘲笑他父母,到现在儿媳妇还没着落,而他们的孙子都会打酱油了。这让他父母的心理负担更重了,过年回家几天,徐铭就被安排了几场相亲。   而他的亲戚们,总是认为徐铭身在京城,就前来求各种帮忙。徐铭回家时能躲在家里不见外人就躲在家里,避免发生尴尬,两代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   张紫格,则在同学会上遇到了类似的尴尬。她的大部分同学留在了家乡,早早结婚生子,同学会上,她发现自己与同学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差别。同学会本应是同学相聚聊往事,却成了攀比会,而同学们对于张紫格没考公务员感到很是遗憾,这让张紫格大为不解。   “或许,老家的那个世界,我们已经很难再回去了。”张紫格说。(文/赵琛 赵剑影 李娜 蔡帧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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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北漂一族在京郊买房令人辛酸的现实生活 - 法律法规网
北漂一族在京郊买房令人辛酸的现实生活
轶名 网络  
09:47:10  评论(/)
原标题:北漂一族在京郊买房令人辛酸的现实生活北漂一族苏颖在京郊买的房子就在这个小区里2月13日早上7点半,30岁的苏颖走出家门时,公交摆渡车站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和苏颖年龄相仿,低着头,正在吃早餐或是盯着手机屏幕。这些站在寒风中等待的年轻人,大都北漂一族苏颖在京郊买的房子就在这个小区里2月13日早上7点半,30岁的苏颖走出家门时,公交摆渡车站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和苏颖年龄相仿,低着头,正在吃早餐或是盯着手机屏幕。这些站在寒风中等待的年轻人,大都是苏颖所在小区的业主们。公交摆渡车是他们去往北京城铁昌平线唯一的公共交通途径。每个工作日,苏颖长达两个小时的上班路都从等公交摆渡车开始。“有些时候,赶上人多,一趟是挤不上去的。”苏颖说。两年前,苏颖和丈夫买下了这套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的房子。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由此告别了“北漂”生活,正式成为“北京人”。但苏颖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尽管自己居住、工作都在北京,却仍然只是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村里人”。“北5.9环”与“南6.1环”“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附近)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苏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自己所在的商品房小区算是在“北5.9环”内。“如果有7环,那我们也算城里人了。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附近)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这一现状,让她感觉自己像是住进了一座“村中城”。法治周末记者向房地产行业相关人士了解到,在北京的通州、顺义、大兴、昌平等远离市中心的地区都有类似苏颖所住小区的楼盘。这些楼盘几乎都距离地铁有不小的距离,周边仍是村庄或荒地。但这样的楼盘也往往房价较低,多为“刚需房”。和苏颖一样,黄慧茹也是北京“村中城”里的一员。2011年,黄慧茹和丈夫买了一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孙村的房子。2013年5月,房子装修完毕*住。法治周末记者在黄慧茹的指引下,前往她的住处。在地铁大兴线黄村西大街站下车后,再搭乘公交穿过一片闹市,路边“刘村”的石碑在冬季的小树林中格外显眼。因为公交车并不报站,也并非每站都停车,记者并不清楚走到了哪里。不一会儿,公交车拐进一个村子。村里的路并不宽敞,路边除了几座带着商铺的沿街楼,大多是高低不平的平房。红砖墙与水泥墙无序相间,沿街的墙上斑驳地贴着白*、红*的小广告。黄慧茹告诉记者,平时她从不会来这个村子里逛,因为“太乱”。随着公交车行至一大片楼房住宅区,略带欧式风格的红*楼房映入眼帘。整洁的柏油路边停满了汽车,很难让人想到离此不远就是杂乱的村庄。黄慧茹的家就在这里。如果用苏颖的说法,就是在北京“南6.1环”。从下地铁到抵达小区,用时大约半个钟头。“如果自己开车大概只要十多分钟,自己开车可以走大路,不必绕道村庄。”黄慧茹说。黄慧茹在东单附近的某事业单位工作,平时如果乘公交车去地铁站,到达单位约需一个半小时。她和丈夫都来自安徽,双双在北京的重点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因为找到了有北京户口的工作,就留了下来。对于自己居住的小区,黄慧茹还比较满意。“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定位比较高端的小区。进出小区需要门禁卡,围墙处也都有电子眼,如果有人翻墙会报警。小区里都是6~9层高的房子,楼间距很大,也都有电梯。夏天,小区的绿化也很不错。”黄慧茹说。“不过,刚搬进来时,因为偏僻,还是会担心小区的安全问题,但后来住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就不再担心了。”黄慧茹补充说。小区一天24小时都有保安值班。“我们都是来打工的农民工,这里的房子很好,但(我们)肯定是买不起的。”法治周末记者和小区大门处的两个保安聊了起来,他们一个是山西人,另一个来自河南。“周边原来是村庄的地方,也都已经拆迁完毕,但是还没有开始建设,光秃秃的,尘土会有些大。”黄慧茹补充道,“开一会儿窗户,很容易就落一层灰。”家被房价“逼”远“当时,租房的期限已至,房东要涨房租,我们就直接搬进去了。因为害怕体内有残留的甲醛,到现在都还没敢要孩子”小区住户主要是年轻白领。按黄慧茹的说法是:“但凡有些家底的,也不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买房啊。”为了在北京“有个自己的房子”,黄慧茹和丈夫踏上了买房之路。除了价格,现在这个小区的交通情况并不让她十分满意。“尽管这里距离地铁有段距离,但是地铁边的房子每平方米要比这里贵几千元。”2008年开始,北京的房价开始飙升。有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房价上涨,使得购房者需求被转移至二三线城市或是大城市的郊区。“另一方面,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随着国家对开发商融资的限制,买不起市区土地的开发商将会把视线投向城市郊区”。已经在北京工作了7年的苏颖,对这个过程深有体会。苏颖始终记得2008年奥运前的一天,在西二旗地铁口的一幕。“那天,地铁口有很多人拿着小广告吆喝着‘沙河的房子,6000(元)一平’。我当时还跟身边的老公说,沙河在哪儿,听起来就很远,谁会在那儿买房子啊!谁能想,后来我自己买到了这里。”2011年,苏颖还和别人合租着房子。眼看着房价在一天天地飞涨,房租也在飞涨。“房东把客厅改成了好几个小间,蟑螂满地爬,厕所超级脏……我们想,哪怕借钱,也要买(房)吧。”苏颖说。于是,苏颖和老公开始了漫漫看房路。此时的苏颖夫妇手头只有五六万元存款,所能承受的最高首付是50万元。他们只能将目标锁定在了北京的郊区,昌平、大兴、房山等新区都留下了他们看房的足迹。在多番比较后,他们选择了在距离苏颖当时公司较近的沙河买房。这是一套二手毛坯房,74平的小两居,每平方米14000元左右,首付40万元,还有80万元贷款。房子在2011年年底交付。2012年5月,刚装修刚完成还没散味,两人就入住了。“当时,租房的期限已至,房东要涨房租,我们就直接搬进去了。因为害怕体内有残留的甲醛,到现在都还没敢要孩子。”苏颖说。2014年,苏颖夫妇的计划是买一辆汽车。“已经摇号一年了,还没有摇上。听说今年天津的牌子也不能上了,只能上河北的了。”苏颖说。最大困扰是出行不便苏颖不能想象,如果不买车,未来就得过“挺着大肚子,挤2个小时地铁去上班的生活”对于苏颖来说,“村中城”给她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出行不便。从沙河高教园地铁站到小区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只有阶段时间的公交摆渡车。周一到周五,分别在早上7点到9点半和晚上5点半到9点两个时间段通车,将附近几个小区居民摆渡到地铁口。坐公交到地铁口要十多分钟。苏颖说,“最麻烦的是晚上,有时晚上要在公司加班。过了9点到地铁站就没有公交车了,就要打黑车。黑车按人头收钱,一人15元。”“开始的时候,我在路上也挺害怕,就只有一路和老公打电话。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渐渐地已经逼自己大胆些了。”苏颖说。“记得,最初搬进来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公交摆渡车的。我们俩就买了辆自行车,记得当时为了省钱,连20元的软后座垫都没买。”苏颖回忆说。“还有一次,夏天,我赶着要见客户,穿着打扮整齐,骑着自行车去地铁站。但是半路车链子断了,我穿着高跟鞋推着车走了一路,特别狼狈。”除了地铁与家之间的交通不便,更让苏颖难受的是每天工作耗在路上的4个小时。刚刚住进新房,苏颖就换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是地点在东三环地铁金台夕照站附近。“即使我晚上6点准时下班,到家都要8点了,小区里都有吃过饭,出来散步的人了。我看到他们,想到自己才刚刚下班,心里会很不舒服。我觉得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回到家,9点吃饭,11点就睡觉了。我觉得这生活很不健康。”苏颖有些激动地说。倘若工作太忙,晚上加班到9点以后,苏颖只能从单位打车回家,一趟要花160元。每天的“奔波”,让周末的苏颖夫妻失去了玩的力气。“一到周末,就不想再跑那么远。朋友的邀约,我参加的都少了。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们来我家玩,但是我不愿意出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曾表示,每天从住处到工作单位所花费的通勤时间,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国际经验来看,上下班往返时间在80分钟左右应该比较正常。与这一标准相比,苏颖的时间花费显然过多。尽管同样住在“村中城”,大兴区的黄慧茹就基本解决了恼人的交通问题。刚刚搬进新家没多久,黄慧茹夫妻俩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代步。很快,两人又添了一辆汽车。除此之外,在黄慧茹的小区,白领们还自发组建了一个微信“拼车群”。但是,“拼车”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交通难题。苏颖并非有没有动过拼车的念头。“他们去中关村附近的,因为距离近些,可以拼车走,但是像我这样去大东边的,拼车就比较麻烦了。首先是远,第二是堵,并不比乘坐地铁方便多少。”苏颖说,自己不能想象,如果不买车,未来就得过“挺着大肚子,挤2个小时地铁去上班的生活”。适应“孤岛”苏颖的父亲不理解的是,供女儿读书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让女儿从村里“出来”。不曾想,女儿在北京工作后,还是“在村里买房”对苏颖和黄慧茹来说,现在的“家”主要只是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回来休息的地方。时间久了,他们也开始适应“村中城”小区的种种不便。因为住的偏远,黄慧茹一般晚上不会在“城里”玩,通常她会在单位等待老公下班,和他一起回家做饭。如果需要在外吃晚餐,她也会在7点钟开始往家里赶。“太晚回来不安全,也不方便。”苏颖家附近没有超市,甚至连“菜市场”都没有,只有沿习下来的乡村的“逢集”,每周四和周六都有一个集市。如今,苏颖也适应了这种生活。“逢集已经基本可以满足我的日常生活所需。”然而,这些“满意”和将就在遇到老人或孩子后,被瞬间瓦解了。“我现在有些懊恼这附近的建设配套问题,主要是我父母来了以后觉得不方便。”苏颖说,“他们会觉得这里连买菜的地方都没有,想给你做好吃的,也没法做。没有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哪儿都去不了。没有健身设施,也没有医院……”对于苏颖来说,父母的到访,已经成了一种负担。“我怕他们没办法和我们一起吃这些苦,甚至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苏颖的父亲不理解的是,供女儿读书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让女儿从村里“出来”。不曾想,女儿在北京工作后,还是“在村里买房”。苏颖所居住的小区的一边是别墅区,另一边是还未拆迁完工的村庄。据苏颖介绍,自从他们搬进来时,那个村子已经就是现在废墟的样子了,至今已经两年。“听说,里面还住着几户拒绝拆迁的‘钉子户’”。黄慧茹的担心来自于对未来的设想。“我俩现在的收入,过得挺滋润。但是如果有了孩子,估计就不行了。有孩子以后,还是要搬到更接近城中心的地方。”黄慧茹说。不过,她也相信,之所以小区周边还很冷清,就是因为人还不够多,导致“像一座‘孤岛’”。居住在回龙观附近的董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2007年至今,她居住在回龙观,清晰地看着这个大社区的“成长”:商业中心发展起来了,新小区起来了3个,医院由二甲升级为三甲,公交线也增多了几条,还有专门从各个小区到地铁的公交短线开通。周围的基础设施在一点点的发生着改变,越来越便于人们生活。见证“过渡”时期尽管每天在华丽的钢铁森林与城郊农田之间穿梭,苏颖对这个“村中城”的不满却在悄悄消解位于北京城区东北角的望京也是城市规划扩展的典型案例。20世纪90年代,望京地区由“麦田上的城市”变为了以居住了二三十万人的“睡城”,交通、商业配套却跟不上。此后,“睡城”渐渐吸引了各大超市、商场、公司的进入,城区被进一步规划发展,形成现在的国际事务、国际商务和社交功能兼具的综合型区域。“这些年来,北京城市人口的重心在逐渐外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段成荣教授认为,城市规模在扩大,中心城人口和产业承载能力有限。同时,北京市主动发展新区、疏解中心城功能,产业和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力等都在向外扩散。此外,这些年北京的新增住宅更多是在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发展新区(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5个区和亦庄开发区)。“这一变化对城市拓展区、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人走到哪,相应的服务设施要配套到哪。”段成荣建议,大量的人口迁移、聚集后,教育、卫生,包括日常生活的商业服务等配套能力,必须迅速跟上。然而,对于不同的城市而言,“跟上”的速度也有不同。不仅如此,在一些“村中城”,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纠纷也时有发生。2013年年底,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美利新世界小区的一些业主就曾投诉开发商涉嫌虚假宣传。2011年,开发商曾向业主表示,对面的垃圾处理厂会搬迁,但是业主近期从政府部门了解到垃圾处理厂是环保规划用地,不会搬迁。类似的事情并不鲜见。有媒体总结,关于开发商不兑现广告承诺的案例多发生在城市新开发地带,属于原来的城郊,周边就医、就学、交通都不够方便。而楼盘业主一般都是30多岁的新近购房者,外地户口者居多。“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年轻,大多受过高等的教育,我们小区里的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都比较强,有事就会给物业打电话,物业也都会很快地作出处理。”黄慧茹对自己购买的房子很有信心。“未来(首都)第二机场落地后,小区旁边的南中轴路扩建,这边交通会非常方便,也会很快发展起来。”黄慧茹向记者叙述着她所设想的未来:“过十年,或者用不了十年,我们肯定能换一套离地铁近一些的房子。或者,我们也可以不卖这套房子,直接在二线城市买一套房子,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在黄慧茹看来,这套房子只是一个“过渡”。住在“村中城”里的大都是异乡人,他们中不少人也曾想过回老家,或是去其他城市。苏颖和丈夫都没有北京户口。“我能感觉到,这个城市处处对我都有限制。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回老家嘛,在那个小县城,连本地的招聘网站都没有,我也只是普通家庭,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呢?去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压力也是同样的大……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留下。”尽管每天在华丽的钢铁森林与城郊农田之间穿梭,苏颖对这个“村中城”的不满却在悄悄消解。“公司附近再华丽都只是我上班的地方。”苏颖略带幸福感地说,“我们家附近有农庄和稻田,夏天的时候,回到家附近,我的心情会很好。下了地铁,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玉米地里的牛粪味。你会觉得,到了你熟悉的地方。”现在的苏颖,只是期望着能换一份离家近一些,压力小一些,上下班准时的工作,“即使薪水少一些也没关系。我准备要孩子了。”关于更远的未来,苏颖并不愿意多想。黄慧茹夫妇则有些不同。“我们所想象的未来,是健康、自由的生活,有事业,也有家庭。压力比较小,可以享受生活。”这是黄慧茹夫妇的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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