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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塔里木油气勘探开发为西部大开发和我国石油工业做出更大贡献.pdf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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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塔里木油气勘探开发
为西部大开发和我国石油工业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尊敬的大会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应邀参加这次盛会，感到十分荣幸。在我国加入WTO的新
形势下，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西部油气一一西部大开发与中国
石油发展战略论坛”，研讨西部油气产业在西部大开发和我国石油
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展示西部油田生机勃勃、昂首奋进的
风采，对进一步加快西部油田的发展步伐，促进西部大开发、西
气东输和我国石油工业再上新台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发
言的题目是：加快塔里木油气勘探开发，为西部大开发和我国石
油工业做出更大贡献。
一、牢记重托，不辱使命，十三年塔里木石油会战取得丰硕
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勘探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末期，原石油工业部相继组织了五次具有一定规模的勘探会战，
我国石油地质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努力，分别于五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末期发现依奇克里克油田
和柯克亚油田，但受勘探技术、装备、资金等因素制约，历尽艰
难困苦，五上五下，始终没有获得重大突破。八十年代初期，石
油物探局和美国地球物理服务公司合作，完成了横穿沙漠的19
条地质大剖面，搞清了全盆地的构造格局，发现一批大型圈闭，
为六上塔里木打好了基础。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油气资源的需求量日
益增加，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国石油工业发展大局，作出了“稳
定东部、发展西部”的石油工业战略部署。1989年4月，原中国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新疆南疆重镇库尔勒市成立了塔里木石油勘
探开发指挥部，在塔里木盆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油气勘探开发会战。
塔里木油田作为先期进入西部的中央大型企业，奏响了开发西部
的号角。十三年来，油田甲乙方广大员工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
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一座现代化的石
油工业基地已经呈现在西部广袤的荒原上。
一是拿到了600万吨原油和150亿立方米以上天然气年产能
力的储量资源。累计投入勘探资金192亿元，完成二维地震23．7
万千米，三维地震1．2万平方千米，完钻探井438口，总进尺222．2
万米，共有180口探井获得工业油气流，探井成功率42％。在库
车、轮南、塔中等地区，探明24个油气田，发现42个2I．业性含
油气构造，形成四个油田群、三个天然气富集区，即轮南油田群、
东河油田群、泛哈得逊油田群、塔中油田群、库车一一塔北天然
气富集区、巴楚一一塔西南天然气富集区、塔东天然气富集区。
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3．2亿吨，控制加预测石油地质储量2．9
亿吨；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5580亿立方米，控制加预测天然气地
质储量6268亿立方米。累计三级油气储量油当量达到15．56亿吨。
二是建成了一定的原油生产规模，累计生产原油3500万吨，
在风险勘探阶段提前为全国原油产量稳中有升做出了贡献。已投
入开发11个油气田，累计动用石油地质储量2．34亿吨，建成了
轮南、东河、塔中、牙哈、柯克亚五个油气生产处理基地。为实
现以油养油的目标，塔里木油田加快已探明储量的动用步伐，原
万吨，2002年将生产原油505万吨，年均增长39万吨，跻身中
国石油集团5大油田行列。塔里木油田已开发油田生产能力旺盛，
平均单井日产60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多。
三是形成了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与国际接轨
的管理经验。塔里木石油会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展开，在深化
改革中前进，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进行的一场会战。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塔里木油田按照“两新两高”工作方针的要
求，形成了能够与国际惯例接轨、又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特色的新型油公司体制。其内涵是不搞“大而全、小而金”，实行
专业化服务、社会化依托、市场化运行、合同化管理，“三位一体”
的用工制度和党工委统一领导体制。这种新型管理体制在我国石
油工业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勘探开发主业与专业化服务辅
业的分离；第一次摒弃传统会战“全家老少齐上阵”的模式，开
始了我国石油工业现代用工制度的起步；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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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能促进西部大开发吗？
优质期刊推荐　　遥看西部大开发　　　　　　　　　　　　　　　　　　韩德强　　　　我的确没有想到西部大开发会成为新闻联播节目的重点报道对象。去年夏天，　　当我从一些前辈的口中听说中央决定开发西部时，我还以为是他们一厢情愿的猜　　测。西部的确应该开发，也的确具备了开发的技术和经济实力，问题是开发西部　　的决定和中美签署WTO双边协议联系在一起， 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开发西　　部并不是市场行为，而是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大局出发的计划行为，是以国家为　　整体的行为， 而加入WTO则是彻底的市场行为，是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产物。这两　　种行为的逻辑之不同有如水火，怎么可以同时采用呢？　　　　　　心里存着这个疑问，便遥遥地观看着学术界和政界人士的议论，想了解个究　　竟。两会前后，西部大开发被炒作得纷纷扬扬，据说“西部大开发”域名的价格　　竟高达几千万元人民币。但是聆听了领导人讲话和权威们的注释，学习了地方政　　要的领会后，仍然感到不得要领。思前想后，归纳了以下几个问题，求教于大方　　之家。　　　　　　　　　　　　　　　　　一、西部为什么落后？　　　　　　开发西部先要认识西部。如果不搞清楚西部落后的原因，也就找不到西部发　　展的道路。有的学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历数各个朝代的东西部关系发现，一直　　到唐朝安史之乱以前，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都不大，从秦至唐前期，西部甚至是中　　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那时的西部，地肥水美，草木茂盛，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然而由于过度开发，森林减少，草场退化，土地沙化，地力下降，灾害增多，渐　　渐地沦为生态性贫困，丧失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至清朝，曾推行“湖广填四川”，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使四川经济一度繁荣，随后又因开发过度而使农业生态　　出现结构性恶化。从这一简单回顾中，我们大体可以有两个印象。一是，由于西　　部生态平衡较为脆弱，所能承载的人口和农业经济活动有一定限度，超出这个限　　度进行开发甚至会造成西部不可逆转地贫困化。 二是， 完全利用市场机制（如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其中一例）开发西部很容易越出生态限度，因为市场　　机制下人们所追逐的是个人短期经济效益，而对群体性的长期生态后果则缺乏预　　见和控制。　　　　　　解放后，中国开始出现现代工业，也就开始探索西部的工业经济承载极限。　　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使西部的工业得到长足进展，国防高技术工业基地遍布西北　　和西南各省，有力地带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使东西部的工业经济差距得以缩小，　　而农业经济的差距则依然如故。由于国防工业对资源和环境的要求不高，因此我　　们没有探索到西部工业经济的极限。但是在若干煤矿、铝矿、铁矿等资源开发区，　　我们也已经感受到了工业资源经济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最典型的可能是六盘水地　　区。如果将高附加值工业从西部移出，而使西部成为主要的资源工业区，可以预　　料，西部生态对工业的容纳也是有限度的。西部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源头，　　如果西部发生严重的工业污染，则对于东部经济也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重庆　　及长江中上游的中小城市已经对长江水质产生了严重污染。如果西部的资源型高　　污染工业得以大规模发展，很难设想西部的开发能持续多久，甚至中国的开发能　　持续多久。因此，六七十年代在西部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基本上是成功的。　　　　　　此后就是改革开放20年。在总设计师的蓝图中，这20年就应该是西部服从东　　部发展的大局，因此西部拉开与东部的差距就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事实上恐怕　　这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因为，只要采取市场导向，只要采取开放导向，　　则东部沿海自然会成为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因为，东部有海上运输与欧洲北美交　　通的优势，有与港澳日韩台及东南亚毗邻的优势，又有经商传统，很容易成为全　　国经济的中心。如果加上政策优势，比如在沿海设立特区，给沿海地区地税收和　　引进外资方面的优惠政策等，那么这个过程更容易大大加速。市场竞争的结果在　　国际间会形成中心─外围格局，在国内地区间同样会形成中心─外围格局。中心　　输出高附加价值产品，外围则输出资源性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九十年代初起，　　西部就开始有人看清初这个问题，认为西部与东部存在着不平等交换，东部向西　　部高价输出制成品，而西部则提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由于东部企业的技术和　　资本优势，西部很难在制造业上与东部竞争。这种局面似乎还在加速发展。所谓　　“孔雀东南飞”，其实是西部技术和人才资源的流失，由此所造成的是东部更加　　发达、而西部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内在地会拉开东西部之　　间的差距，东部的发达必然以西部的落后为提前。　　　　　　有一种所谓梯度发展理论称，市场经济将使东、中、西三个部分梯次发展，　　先富带动后富。这种理论其实只是市场浪漫主义的逻辑推论（参见拙著《碰撞—　　—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第三部分），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一个显而易　　见的事实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老板，而且成为老板的永远只能是少数，老板致　　富并不能带动工人致富；不可能全国都变为城市，城市的富裕并不能带动农村的　　富裕。同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每一个地区都成为经济中心，成为中心　　地区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中心地区的发展并不能带动边缘地区的发展。事实上，　　即使在东部，富裕程度也远不是接近的。深圳、上海、广州、北京的人均收入在　　整个东部地区遥遥领先，直逼所谓中等发达国家，而其它的大中城市就没这么好。　　同样是浙江省，杭嘉湖平原、萧绍宁平原收入水平较高，而浙南（温州地区除外）、　　浙西、浙中地区就仍然处在贫困之中。这就是因为经济中心具有排他性，正如老　　板的财富具有排他性一样。如果老板不想方设法压低工资增加产出，老板的财富　　是无法增加的。同样，如果东部不利用西部资源地区的竞争压低资源价格，不利　　用西部源源而来的打工仔压低劳动力价格，东部也很难发展得这么快。因此，如　　果说梯度发展理论真的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恐怕就是让那些实际上是沿海地区　　打工仔的西部有一个自我安慰。　　　　　　然而，遗憾的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炒作中，很少有人指出梯度发展理论的根　　本缺陷，甚至还继续沿袭这一造成了西部落后的理论。有人说，假设每一个到东　　部打工的西部人每年可净挣回1200元， 那么1000万西部人一年至少可净积累120　　亿元的资金。这可能会比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钱要多。因此，鼓励各种资源的自　　由流动是促进西部发展的不二法门。然而，不知这位朋友是否考虑过，如果西部　　劳动力大量到东部打工，那么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价格必然下降，很可　　能就挣不到回家的钱，更谈不上净收入了。不仅如此，由于东部可以自由地得到　　西部的廉价劳动力，东部就没有动力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西部去，由此将进一步拉　　大东西部的差距。　　　　　　在谈到西部落后的原因时，梯度理论者们都不愿意触及东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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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入WTO能促进西部大开发吗？　　　　　　搞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后， 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单独讨论WTO与西部开发的　　关系。 然而，有人认为加入WTO有助于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有　　助于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开展再投资，实现产业梯度转移，从　　而有助于西部大开发。这就值得商榷了。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全方位、 无“门槛”地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经济　　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我们知道，统治这个全球经济的是数百或　　最多数千家巨型跨国公司，各国的资源和生产基地都将成为跨国公司组织的生产　　体系的一个环节，各国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对本国经济的调节和控制能力。也就　　是说，开不开发中国西部的决策权也许将落到跨国公司手中，而跨国公司将在全　　球范围内选择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资源开采地来进行开发。在跨国公司的眼里，如　　果中国西部的资源足够丰富，比如说有中亚地区那样庞大的石油储备，那么不需　　要×国政府进行引导，它们自动会找上门来寻求合作，建设输油管线和炼油设施。　　反之，如果中国西部的资源分布得比较散，资源的品质不高，运输成本又降不下　　来，根本比不上非洲腹地或南美，比不上土耳其或俄罗斯远东地区，那么就算我　　国政府全力引导， 它们也不会理睬。因为一家全球500强之列的跨国公司可以调　　动的资本远远大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所计算的收益也不是蝇头小利，而　　我们所能用以引导的却只能是蝇头小利。　　　　　　至于外商投资有没有可能将设在沿海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中西部，这个问题其　　实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如果深圳的劳动力和西部的劳动力价格相差无几，而深圳　　的交通、通讯、电力、金融等服务行业又远远好于西部，那么很难想象有什么理　　由要把沿海的工厂关掉开到内地去。美国、日本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要将产业转移　　到菲律宾、印尼、泰国、中国，是因为国家边界筑起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　　人的巨大工资差距，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又不可能自由流动到发达国家去。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代替七十年代以来的一轮轮产业转移浪潮的可能是一轮轮　　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浪潮，正如中国每年春节过后中西部民工潮涌向　　沿海一样。这意味着，如果说跨国公司谋求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行为，无意中开　　发出了“四小龙”、“四小虎”的话，那恰恰是因为有非市场的国家边境存在，　　恰恰是因为劳动力不可以自由流动。如果存在一个一切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全　　球统一大市场的话，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全球社会结构和地区的双重高度两极　　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加入WTO不但不能促进中国西部的开发，甚至有可能促　　使中国东部的西部化。因为在全球格局中，真正称得上“东部”的只有美、日、　　欧地区，其它世界各地都将成为它们的“西部”。　　　　　　然而，在讨论西部大开发时，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如人们没有　　搞清楚西部为什么落后一样，人们也并不了解，东部之所以能靠市场机制发达起　　来，是因为有一个非市场的边界存在，这才能成为国际资本的“开发对象”。东　　部现在自我感觉很良好，但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东部无非是在以跨国　　公司为核心的价值链中占据了一个边缘性的位置而己。不仅如此，随着人民币的　　坚挺，随着这一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在此地区生产的成本也在上升。　　一旦单位生产成本上升到可以抵消工厂迁移的成本，那么跨国公司将此边缘性位　　置转给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印尼、泰国等地的可能性就会突显出来。那时候，东部　　才可能明白，喝别人做的肉汤还得看别人的眼色，最好还是自己煮肉汤。君不见，　　亚洲金融风暴所到之处，亚洲的“东部”一夜之间沦为无人理睬的“西部”吗？　　　　　　有一位东部地方官员的发言很值得回味。他说，“上海有国际级的港口等基　　础设施，可以成为西部和世界市场沟通的物流中心；在人才培训和经济管理等方　　面有丰富的经验，这些也可以贡献给西部地区；作为资金和信息中心，上海也可　　以提供西部在这方面所必需的服务；目前上海已经吸引了上千家外商投资企业，　　在和外资打交道、招商引资方面累积的经验也可以和西部分享，将来甚至可以和　　西部一起去海外招商，然后共同到西部投资。”很显然，这位官员并不了解，吸　　引外商的不仅仅是上海善待外商，更重要的是上海在交通信息方面的优势，加上　　人才和人口全国流动带来的低工资优势。前者是西部所不可能具备的，而后者则　　是东西部差不多的。因此，他的讲话充其量只是表达了上海的善意，却无意中流　　露出上海做稳了跨国公司桥头堡的自满。　　　　　　其实，在一片吵吵嚷嚷的西部开发声中，类似的论调是主流。人们常常不假　　思索地以为，把东部经验复制到西部就是西部大开发，并且据此来制订相应政策。例如中组部提出，从二○○○年起到二○○九年，每年选派四百至五百名西部地　　区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进行为期半年　　的挂职锻炼。人事部提出，要组织海外留学人员围绕西部开发进行考察，提出建　　议，洽谈项目；制订人才智力引进政策，引导东部地区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参与　　西部建设等。问题是，按照纯市场机制来引进人才的话，西部是否能出得起跨国　　公司的人才价格？如果不能的话，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一流人才到国外，二流　　人才到沿海，三流人才到西部。　　　　　　西部地方领导人的开发观念也停留在复制东部上。因此谈到西部开发，西部　　地方领导人就急于建机场、修铁路、公路，搞开发区，以迎接东部企业和外资企　　业到西部来投资，复制出一个东部来。这种需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工程固然　　可以带来西部一时的繁荣，但如果不能形成有全国乃至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话，　　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的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　　成本就无从回收，就可能会成为地方和中央的巨大的财政包袱。当然，即使如此，　　当任领导是可以留下政绩工程的，只是苦了后任领导，苦了当地百姓，也损害了　　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固然，如果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复制东部上，而是扎扎实实地　　追求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改善西部生态环境，这些工程也是需　　要的，但是在方向、规模、地点选择、时机把握及筹资方式等方面都将极大地不　　同于现有模式，而这种新模式是必然与WTO理念不尽吻合的。
　　三、西部开发中的计划与市场　　　　如果说市场的自发运行的必然结果是拉大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那么开发西部　　的理由和手段就必然是对市场自发性的某种纠正。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去年6月　　17日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江总书记就加快中西部地区　　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质的要求，　　也是关系我国跨世纪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在这次会上，江总书记引用　　了鄧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　　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　　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　　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同样重要的是，开发西部对　　于保持这一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边疆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前一个大局是与市场经济完全一致的，而后一个大局却不是市场经济　　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不考虑大局的。每一个市场主体所考虑的　　只是该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对于其中的市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来说，更是只能考　　虑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大局却涉及到无数市场主体，是超越　　于市场的“上帝”的大局，是“看得见的手”的自觉作用，是对市场机制的自发　　不平衡性的纠偏。　　　　市场的对立面是计划。从概念上说，一切从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　　的调节都是计划行为。因此，关税是计划，所得税也是计划，调节汇率和利率也　　是计划，立法、司法、行政更是计划。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　　计划，主张最大限度地放弃国家干预。这反过来说明国家行为的计划性。也就是　　说，只要有国家存在，经济活动就必然是计划和市场的某种结合，而不可能是完　　全的市场经济。开发西部是一个国家行为，因此，也是一个计划行为。遗憾的是，　　“计划”一词被中国学术界妖魔化了。人们下意识地把“计划”与“计划经济”　　划上了等号，因此在讨伐“计划经济”的时候，把“计划”的合理性也当作洗澡　　水泼了出去。因此，当事实上人们运用着与计划相关的概念如“大局”、“整体”、　　“统筹安排”、“通盘考虑”、“规划”、“不能自各为政”时，却不知道或不　　愿意承认这就是计划，就是与“看不见的手”相对立的“看得见的手”，就是非　　市场行为。然而，由于“计划”被妖魔化，而“市场”被上帝化，人们把计划对　　市场的合理调节也当成了市场行为，却把本来属于市场盲目性的现象当作计划现　　象来批判，造成了人们在经济概念上的极度混乱。例如，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　　是计划行为，却被当成了市场行为；而所谓重复建设，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和民间　　资本作为市场主体自发竞争的必然产物，却被当成了计划经济的罪恶来批判——　　当然更准确地说，以地方政府为市场主体的重复建设是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官僚　　型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在这个问题上，鄧小平同志有过十分清醒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　　一点，不是社會主義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會主義，资本主　　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會主義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　　济手段。”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大胆地承认，开发西部是纠正市场失灵　　的一种计划行为。当然，计划行为不等于计划经济。计划行为可以是以市场为基　　础的行为，是建立在对市场各要素关系把握上的行为。例如，缜密地提出开发利　　用西部水资源的中长期规划，这是计划行为；而对该开发计划逐段进行招标，则是市场行为；在招标过程中，投标方竞标是市场行为，招标方择标，则又必须是　　计划行为——即不是以招标官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指向，而是以国家利益的最　　大化为指向。又如根据生态承载力和工业基地分布规划西部人口分布新图，这是　　计划行为；据此提出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东部剩余劳动力西移，则是市场行为；再　　如，鼓励西部新建的工业企业拓展当地市场，适度限制东部产品对西部的销售，　　这是计划行为；西部企业相互竞争形成有竞争力的公司或集团，这是市场行为。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以计划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型计划与市场关系，而　　西部开发也就有了切实可行的机制上的保证。　　　　事实上， 中央特别强调西部开发中计划的重要性。日，人民日　　报社论专门强调了要《把开发热情引导到中央指导方针上来》：“因为西部大开　　发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大战略、大思路，不是地方性的工作，必须服　　从中央统一部署，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不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各搞一套。　　做规划、上项目，尤其是比较重大的项目，必须纳入国家的长远规划之中，通盘　　考虑，统筹安排，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就是说，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计划行为。　　　　然而，学术界的主流好象并不同意这种开发思路。某兼具学者和高级官员双　　重身份的权威认为，中央财力有限，开发西部“主要应该通过改革和完善经济体　　制，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国外和境外的资源，　　在市场的驱动下更多地流向西部。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扩散过程，和60年代　　‘三线建设’工厂搬家是不同的。”我不知道这位权威究竟是不是真正懂得市场　　经济，知不知道正是在市场驱动下，西部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正源源不　　断地流向东部，知不知道市场发展的自然过程是财富向赢家集中的过程。国内学　　术界常常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会点滴下流，自然地形成一个中产阶　　级。事实上，欧美各国中产階級的形成恰恰是在冷战时期，这时候各国国内的遏　　制市场自发力量的社会运动逢勃发展，而各国间的经济竞争又由于冷战的共同利　　益而缓和。但是，自七十年代初以来，随着美日欧的竞争重新激化，随着新自由　　主义政策的流行，特别是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各国社会运动渐趋衰落，欧美各　　国的中产階級急剧缩小，大富豪和赤贫阶层均直线上升。也就是说，我们所艳羡　　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恰恰是由反自由市场的力量促成的。　　　　主张靠市场机制开发西部的人常常提到美国西部开发。某大报曾以《运用市　　场和利益机制促进开发——美国西部开发的启示》为题，阐述了美国西部开发史　　上的主要政策，比如1862年的《宅地法》，1873年的《鼓励西部植树法》，1877　　年的《沙漠土地法》等，都以无偿或低偿占有小块土地鼓励西部移民，此外还有　　铺设铁路赠地，营建学校赠地等，促使美国西部的广袤土地得到开发。虽然该文　　作者声明，这些经验只是帮助我们开阔思路，但其用意是十分清楚的。然而，美　　国西部开发的历史究竟对中国有多少借鉴意义，我很怀疑。虽然我也赞成利用市　　场机制开发西部，问题是中国的西部有没有足够的市场吸引力。众所周知，
　　重的水土流失和风沙侵袭。如果没有大手笔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就算你把西部　　的黄土和沙漠拱手相送，都不一定有多少人敢接手。至于说西部的工业资源，具　　有经济开采价值的也早已经厂矿连片了。四川是西部农业条件比较好的省份，但　　四川早已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可以说四川已经是被过度开发之地，而不是等待　　开发的大森林。西部真正等待移民的地区也许只有沙漠。沙漠也是资源，那里至　　少有充足的光热资源，只要有水，就可以形成绿洲，是块茎类植物的生长天堂。　　但是，沙漠的开发利用要以实施大西线调水计划为前提，也需要沙漠作物栽培技　　术的普及和提高，更需要治理沙漠的整体规划，这些都不是一家一户的移民可以　　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西部的开发实际上是再开发，首先需要的是偿还历史欠　　帐，搞好国土整治和水资源调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建设一个“经济　　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山川秀美”的新西部。这意味着，在可以利用市场　　机制之前，首先需有大规模的治理计划和相应的治理工程。　四、选择什么样的投资项目？　　　　关于西部开发的时机，众多的议论都认为现在是恰逢其时。其主要理由是，　　中国经济已不再是短缺经济，而是过剩经济，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　　需，因此，目前是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的最佳时机。例如，美国在大　　萧条期间投资田纳西河流域的治理，不仅扩大了内需，而且使田纳西河两岸成为　　千里沃野，其低成本的电力供应又使投资有丰厚的回报，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近期效益和长远效益的统一。　　　　这一论证应该说是十分有力的。问题是，中国西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工业开　　发，像田纳西河水电站建设和流域治理这样的低成本、低风险、建设期短、回报　　高的项目已经很难寻觅。大西线调水可能是一个最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其再造中　　国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已经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但正因为其巨大，争议　　和风险也很大，所需动员的经济资源、社会力量、涉及的区域都非常庞大，而收　　益期也较长。如果对该项工程建设的决心不大、意志不强、规划不充分、实施不　　周密，所带来的副效应也可能很大。　　　　不知什么缘故，在西部大开发的炒作中，却并没有出现大西线调水项目的身　　影。我们只知道，交通部准备在未来十年在西部花7000亿元投资建设15万公里公　　路，其中大部分将以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铁道部称将在2005年前花四百多亿建　　设西部外连铁路。地方上也不甘落后，据说，成都平原方圆数百公里范围内正在　　修建和准备修建的机场就有双流、广元、绵阳、阆中等六七个。财政部称要在三　　个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一是突出生态环境建设，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实施西　　部大开发的切入点。中央财政要配合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科学可行的规划和实施方　　案，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投入。二是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中央财政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公路、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农村　　基础设施网络、水利基础设施等建设投入，特别是对连接西部地区与周边地区的　　运输信道，应优先投入，尽早见效。三是逐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实现　　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创造必要的条件。资金的来　　源主要将依靠发行国债。　　　　花钱是容易的，问题是要有投资效益。在以往短缺经济时代，交通是瓶颈，　　因此投资交通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而现在，西部最短缺的并不是交通，而是水　　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有竞争力的企业。很难想象，如果西部建设起了高密度、　　高等级的公路铁路网，高密度、高标准的机场，而流动的却主要是出区的各种矿　　产资源和打工者，这些公路、铁路、机场的投资效益如何回收。如果回收不了投　　资，必然是国债信誉等级的渐次下调，甚至可能不得不动用税收收入支付国债本　　息，以稳定投资人的情绪。也就是说，建设公路、铁路固然可以给东部带来发展　　的商机和利润，使东部的过剩经济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利用，从而缓解当前的通　　货紧缩，但是却有可能给国家财政资源的正常循环利用埋下隐患，使其性质转变　　为寅吃卯粮。不仅如此，大规模财政支出在总体上启动东部过剩资源的同时，东　　部企业间的竞争力差距仍然会继续拉大，东部有竞争力企业对西部的优势也会更　　加明显。也就是说，在国内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开发西部的财政投入更　　有可能成为东部发展的契机，而代价却是财政包袱。当然，这个结果还是不错的，　　至少东部可以更快地成长起有竞争力的企业来。 可能更严重的问题是， 在加入　　WTO的背景下， 可以自由流动的不仅是国内的市场要素，还有国际市场要素。西　　部开发的财政投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更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利润，成为跨国公司增　　强其对中国东部企业竞争优势的填脚石。　　　　这样说并不是不考虑交通建设，而是说要考虑交通建设的投资回收，以及交　　通建设资金在总盘子中的比例。公路、铁路、机场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较小，部门　　或地方政府一级就可以决策，动力充沛，因此就上得多、上得快。而西部开发中　　真正有价值的象大西线调水这样的全局性工程却常常由于相互牵制而无人负责，　　无人决策。这可能是西部开发热潮中最值得忧虑的问题。五、把开发西部变成中华民族重新凝聚的契机　　　　　　西部开发具有重大的全局性的意义，这一点已经不用我多嘴。然而，这种全　　局性的意义是双重的。如果机制和决策选择正确，西部开发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突　　出重围的一个战略转折；反之，也可能成为下降通道上的又一陷阱。　　　　应该说，西部开发本身就是基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一个重大决策。但是，　　问题不仅在于决定开发，还在于选择开发的路径，寻找并凝聚开发的动力。有些　　人基于腐败遍地的现实，根本排斥任何整体利益的考虑和计划。的确，如果在西　　部开发背后真正涌动的是以权换钱的贪婪目光，那么，外人的苦口婆心只能成为　　对牛弹琴；而且越是强调规划的重要性，就越能给贪官污吏以整体利益之名充个　　人帐户之实。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从中央到西部，还有中部、东部，跟着腐　　败的干部要远远多于全心全意将权力兑换成现金的干部。因此，当人们能够在辩　　论中认识清楚西部开发的适当途径，乃至中国发展的真正途径时，大多数干部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克制膨胀起来的贪欲：半是慑于民意，半是复苏正在僵死的良知。　　　　我想，这一进程的启动之日，也将是中华民族重新凝聚走向振兴之时。　　原载《天涯》
发布日期：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西部大开发其实是一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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