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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门吕氏墓考古：宋代文人世家如何效仿古礼
　　张蕴　　蓝田吕氏是北宋晚期陕西西安地区的名门望族。宋哲宗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大防就是这蓝田吕氏中的一员。其兄弟四人皆是北宋晚期名士。吕大忠与吕大钧是金石学家，也是西安碑林的奠基人；吕大临是著名的古器物学家，他所编纂的《考古图》流传至今，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他们深受当地人爱戴，被称之为“吕氏四贤”。“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发主持地这一考古项目的张蕴根据其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座整理的追忆文章。　　本文着重讲述了吕氏墓葬特点及其随葬器物。而这些墓葬品多以墓主生前实用和喜爱的各种生活物件为主。与宋代当时墓葬的随葬风气不同，具有宋代文人世家仿效古礼的特征。另外，本文还重点介绍了具有“三层楼房”特点的吕大临墓、仅仅为衣冠冢的吕大防墓。同时也解开了吕大防孙女吕倩容墓之谜。　　一、墓葬和器物简介　　如上述，20座成人墓葬是整个墓葬群的主体，方向乃坐北朝南式。从形制上讲，皆为竖井墓道、土洞墓室，深度在7.5—15.5米之间。什么是形制？形制是个考古述语，就是指墓葬的形状样貌；而竖井墓道是指从地面向打井一样端直向下挖成的墓道，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斜坡墓道。青瓷器　　吕氏家族墓的墓室在形制上表现的多种多样而且随意性强，大致可归纳为五类，第一类是单室墓葬，所占比例最大，通俗说就是只有一间卧室的经济实用房；第二类为前后双室墓，和现代住宅对比就是一室一厅；第三类属并列双室墓，这类墓葬设有并列的两个墓室，还有一个小面积前厅，相当于今天老住宅楼中的两居室；第四类为一前室双后室墓，具有铰大前厅和两间并列的面积较小的后室，同于现代的两室一厅布局；第五类是主室带侧室墓，有一个较大面积的主室，隔壁又设置一间面积较小的侧室，与现在的一间半居室意思相同。所有阴宅中大房间属男性墓主人占用，后室为夫人居住，两室若并列则表明室主人身份相同可平起平坐。单独一室主要按排那些没有家至或配偶健在的单身贵族。黑釉瓷器　　说到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吕氏家族也是别具特色。随葬器物总计一千余件组，其用途涉及餐具、酒具、茶具、香具、文房用具、闺阁用具、佛事用具、礼器、日常杂器等九个不同的生活领域，质地包括：瓷、陶、石、金、银、铜、铁、锡、贝、漆木等十种材料。特别是瓷器，不但数量大，而且器形种类繁多，整体保存良好，品相与工艺堪称上流，看后的确令人兴奋震惊（图一）。经过认真细致的清理研究可将随葬器物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条：图一&白瓷器　　1、种类丰富，涉及面广。　　2、大多数为墓主生前实用器具，这与同时期其它宋墓以随葬明器为主的状况区别明显。　　3、瓷器不但数量多，而且质地非常好，工艺也很精细，许多器物无论造形还是意境都可代表当时的先进水平。　　上面第二条提到“明器”，什么是明器？明器就是人类现实生活中实用物件的仿制品，它们有生活用具，也有仿制人形的俑类。图二 明器三彩马　　唐宋时期，墓葬中曾经流行三彩器、彩绘器，例如我曾在西安西郊远东公司基建工地上发掘的一座唐代砖室墓，墓葬不大却出土了大批三彩明器，其中的一件三彩嘶鸣马，造型栩珝如生、鞍配装饰华丽（图二），堪称为唐三彩马的上等佳作；又如陕西蒲城唐让皇帝惠陵中发掘的五十件半人高的粉彩陶俑（图三），都是这一时期随葬明器的代表作。尽管它们外表也很光鲜华丽，但终究还是只为丧葬定制的明器，并不使用于现实生活中。但吕氏墓葬内的随葬物品却与所有宋墓出土的随葬器皿不同，是以墓主生前实用和喜爱的各种生活物件为主。　　是什么原因导至了吕氏家族对传统丧葬习俗的背逆呢？　　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丧葬领域中的一种复古思潮。图三 惠陵粉彩女俑　　很久以前的奴隶社会，也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以及更早阶段，随葬品主要采用墓主生前所享用的实际物件，比如说墓主生前使用的饮食具、享用的乐器、乘坐的车马，甚至包括侍奉过墓主的婢女和小妾，他们都会被做为随葬品的组成部分而埋进坟墓，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人死只是在地面上消失，他的灵魂还会生活在另一个空间，所以墓主在人间的豪华生活应该带到阴曹地府去继续享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残酷的做法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因此墓葬中逐渐越来越多的使用明器随葬，起初是用泥揑成人形以代替活人殉葬，秦汉以来，人们对生和死有了更为明确和现实的看法，所以墓中随葬器物也逐渐以明器代替了实用器。即便是威震天下的秦始皇帝，也同样采用了陶俑方阵代替了军队、用青铜水禽代替了活体水禽、用石铠甲代替了真正用于战争的皮甲和藤甲。此后的历朝历代，随葬物品中明器基本取代了实用器。　　可是当历史发展到北宋时期，却在文化人中兴起了一股复古之风，而且非常盛行。他们研究《周礼》，一切的思想、行为、举止都提倡向古人学习，他们收藏古物，研究古礼，并以身做则的执行古礼。在吕大钧继妻种氏墓志铭中曾记载说：大钧生前倡导古礼，夫人一生与他志同道合，大钧死后，夫人主丧，一切礼仪完全仿照大钧给他爹呂蕡操办丧事时所行古礼办准。可见吕氏家族好古礼不是光说不练，真是身先士卒去做了。具体的表现就是墓葬的简朴和只带走自己生前用过与喜爱的东西随葬。也正因如此，才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那些珍贵的宋瓷和涉及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器具。　　所以吕氏墓葬中随葬品多用实用器而少见明器的做法只有一个解释，因为吕家是北宋文人世家，是复古的热衷者，是以研究和执行古礼著称关中的士族，所以他们必须模仿古人而区别于当代。　　二、吕大临墓的防盗措施　　在这个家族的20座成人墓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其中的3座墓葬，它们分别是吕大忠、吕大临和吕大圭墓。这3座墓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体墓室之上都纵向叠置1—2个空墓穴，这种特殊结构在已发表的宋墓资料中前所未见。　　为什么这三座墓葬会选用这样特殊的形制呢？大家戏说，可能吕家的有钱人住平房腻了，死了想换个楼房住住吧。显然这是玩笑话，但这个问题的确让我们好生困恼了一阵。就拿吕大临墓的发掘来说吧。　　吕大临，字与叔，是吕蕡的第五个儿子，自幼聪颖好学，先后跟随的老师都是北宋著名儒学大家张载和程颢、程颐，学有大成，又考取了进士。但此人生性淡泊名利，喜欢钻研学问。学成回归乡里后，志在教化百姓，曾“杜门十年，以讲学自乐”，号芸阁先生。并在理学、金石学、古器物学领域的研究中颇有建树，所编纂《考古图》一书奠定了中国古器物学之基础。直到宋哲宗元祐年间，年近五旬的吕大临方出仕为官，可惜当官不久，正准备提拔时却染病不治身亡。逝后葬蓝田太尉塬家族墓园中，他的墓葬本次发掘的田野编号是：M2。　　按考古规程，发掘工作首先要从墓道开始，当墓道下挖至3.5米时，北壁正中发现了第一座空穴的入口，这是一间长方形洞室，室内空无一物。这个空穴是什么意思？它和M2有没有关系？摆在面前的事实怎么解释？一连串的问题真把人搞的满头雾水。有人说也许是近现代小墓，碰巧叠压在M2上，可这个奇怪的“近现代墓”墓道却与吕大临墓的墓道完全吻合，如果说是凑巧，那就“巧”的太神奇了，显然凑巧的说辞有些牵强。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仍然不能得到一个满意明确的解释，我想一时搞不明白没关系，继续做下去也许答案就会自然浮出水面。于是按照考古工作程序绘图拍照后继续下挖，当墓道深挖至7米时，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了，一个与上部基本相同的空墓室又展现在大家眼前，显然巧合、叠压之说断不能成立。首先可以确定，这是有目的的蓄意安排；其次，这些空穴应当属于整个墓葬结构设计中的一部分；第三，这种做法、或者说特殊形制必然隐藏着某种深意。图四 M2吕大临墓三维透视图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最后在15.5米深处终于发现了实用墓室，这是一座高大宽敞、两室一厅的阴宅（图四），不但造形气派，还随葬了大量墓主人生前使用和喜爱的各种器物。直到此时，那些笼罩在我们头顶的重重疑云才彻底散开，原来这位伟大的考古先驱在研究那些古物的同时，早已洞晓流传至今的、几千年前的青铜器、玉器主要都是盗墓贼挖出来的，为了防止自己身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所以他采取了三个措施：　　1、布置空穴以疑惑盗墓贼。　　2、深藏阴宅于石板层下令其无法窥探到自己的住所。　　3、不用砖券、土夯，甚至墓室封门也用土坯垒砌，力图不留下任何墓葬痕迹。　　这些做法不但有别于其它地区同时期墓葬，而且的确有些匪夷所思，充分体现了这个家族在营建墓葬方面理念上的不同凡响。　　那么，这样别出心裁、用心良苦设计出的墓葬真的可以防止盗掘吗？　　首先，我们必须要给先贤们一些安慰，这样的布局确实小有成效。M2最顶端空穴就发现了一个圆形盗洞，盗墓贼钻进洞室发现是空穴，只能扫兴的无功而返，盗洞也没有再往下延伸。当我们正庆幸吕大临墓葬上方没有盗洞的时候，又怎能想到盗洞自其东北方的吕景山墓（编号M4）墓道直下，先洗劫了景山墓室所藏文物后，向西南方向拐弯掏洞进入吕大临墓东后室，将其破坏偷盗后，又从前室向西穿过土壁进入邻居M1吕大雅墓，带走了M1的贵重随葬品。这样严酷的事实只能让人发一声感叹，俗话说的好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M2虽然防范重重，最终究竟难逃厄运。　　这个盗洞一连串盗掘了3座墓葬，破坏性极强，从盗洞形制、盗者对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以及行盗时墓主骨架未被扰动、随葬品还遗留部分瓷器推测，盗案应该发生在较早时期，可能是金人入驻后的战乱阶段，一个对墨群布局十分熟悉的人、很可能就是看墓人监守自盗、或与外人联手所为。因此说，吕富平家族中不肖子孙的确不止他一人。　　三、吕大防的衣冠塚　　20座成人墓中还有一个身份不同凡响、墓葬也非常特殊的人物，这个人曾经身居高位、权倾朝野，也曾经饱受屈辱、流落岭南，最终客死它乡，他就是吕大临的二哥吕大防。吕大防墓位于M2的东邻，田野编号M3。因为吕家墓葬都是土洞式，所以我们采用了大揭顶式的考古发掘方式。奇怪的是这座墓葬不但比其它墓葬浅，而且墓室狭小，室内空空，既无葬具、更无任何随葬品，竞是空墓一个。这些完全与吕大防的赫赫声名很不相配。难道它也是防盗的空穴嘛？其实当我第一眼看到这种景象时也觉的满腹疑问，但仔细辫别墓道底部的土色后，发现已然见底，这说明我们眼前的空室就是货真价实的实用墓室，只是没有埋人而已。　　为什么一个当过宰相的人会有如此简陋的归宿呢？墓葬的主人又去了那里呢？　　要了解真情，还必须从吕大防的仕途沉浮说起。　　吕大防是吕蕡第二子，字微仲。从小未在父母身边生活，而是跟随伯父吕英学习，长大后不但学问很好，考取了进士，而且胸有大志。为官其间，体恤百姓、深得民心。入朝后因政绩卓著，受到宋神宗关注，宋史记载，“大防身长七尺，眉目秀发，声音如钟。自少持重，无嗜好，过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对宾客。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这段话是讲吕大防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声若洪钟，性格沉静庄重，既便是在热闹的集市上通过，也是目视前方绝不左顾右盼。平日与妻子相处彬彬有礼。每逢朝会，总是显得凝重威严，就是神宗皇帝也对他刮目相看，朝会结束，常常目送其离开。由于能力很强，处事果决，哲宗初期受到重用，元祐元年宰相司马光病逝，吕公著接任宰相，元祐三年吕公著告老离任，宰相一职便由吕大防接任，任职期间公正不阿，与范纯仁一起同心协力治理朝政。元祐八年因朝权之争而失势，一贬再贬流放岭南。古时候岭南地区指五岭之南的两广、福建一带，当时这里地广人稀，山林茂密，气候湿热，还有可怕的瘴气，北方人多不能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所以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们大多数难以生还故里。　　吕大防最终被贬要去的地方是北宋的循州，循州在今广东惠州一带，于是71岁的吕大防在儿子吕景山及孙女吕倩容陪同下，踏上了南行的遥遥旅途，他们乘船由长江转入赣江，自赣州登陆，沿大庾岭（又称梅岭）古驿道翻越大庾岭出大梅关进入岭南地区。这时又接到朝廷诏令，命其未得上喻永不许返京。大防看到这岭南的荒凉艰难景向，不仅长叹一声，对儿子景山说：“吾不复南矣！吾死汝归，吕氏尚有遗种。”意思是：我不能再往南走了，如果我死了，你还可以保住性命回到家乡，我家尚有遗脉相传，若再往南去，恐怕你我父子都会死在这里，吕家便从此绝后了。说完这些话便一病不起，客死他乡。但吕氏家谱与《宋史》所记的大防死因有些不同，家谱中说吕大防是因绝望，为保全儿子纵酒狂饮自尽身亡的。　　大防死后，嫡子吕景山只能将老父暂时埋葬于梅岭南麓脚下的南山寺内，自己原想一路南行赴循州报丧，不料山路崎岖，无意中走错道路，竞一路向东行至南海边现广东省澄海县东林村一带，眼见前方是茫茫大海再无去路，又见这海边渔村清静朴实、远离红尘，便决定将父亲遗体埋葬于村西南的石鼓山上。现石鼓山上吕大防墓犹存。图五 东林村石鼓山吕大防墓　　为了验证这段历史和确定吕大防真实墓葬所在地，我们专程前往现场调查，最终证明：石鼓山上坐西向东、面朝大海的石砌墓葬确属吕大防所有。该墓明代中期曾被后世子孙重新修缮过，所以看起来更像明代墓葬（图五）。东林村的吕景山后人经一千余年的繁延生息，如今已发展成十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一带。　　后来，吕大防长兄吕大忠上表恳求宋哲宗，才得到准许，同意大防灵柩回归祖茔埋葬。但时日已久，又加南方湿热，骨肉难还，所以埋进墓穴的葬具中只敛入其衣冠为替代。至此，M3的神密面纱被彻底揭开，原来它只是吕大防的衣冠塚。此时，居住在蓝田乔村的吕氏后裔也证实说，原家谱记载太尉塬祖茔中的吕大防墓确为衣冠冢。这样以来，今日的考古发掘结果正与吕氏家谱记载相印证。所以这墓园中唯一的空墓内尚隐藏着一段悲凉感人的往事。　　四、吕倩容的故事　　在吕大防墓葬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在大揭顶的发掘过程中，所开探方北偏西处有一座编号M7、被疑为近现代的小型墓葬，本来它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却一不小心出土了一方青石墓志及十多件组精美的宋代瓷器。这真是个意外收获。据墓志载，小墓属吕大防孙女吕倩容所有。吕倩容是吕大防嫡子吕景山的嫡生第四女，年方二十二岁便染病身亡。她是葬在墓地中唯一的第五代成年人。M7虽然不大，随葬品却畀常丰富，而且品相上佳。其中的一件青瓷酒瓶和扁圆形白瓷盒不但质地好、做工规整，瓶中与盒内所遗留的物质也十分奇异特殊。青瓷酒瓶瓶底检测出动物骨骼残渣，而白瓷盒打开后里面收藏的白色粉末非常细腻滑润，开始大家都认为是妆粉，但与其它墓葬出土妆粉一比，发现有着本质的区别，妆粉见潮就凝结成块状，而且质地也显粗糙。这盒白粉虽经千年埋藏、潮气入侵而不凝不化、色泽依旧、松散如初。它们究竟是何种物质？为什么经历了上千年仍可保持原貌不变呢？　　要释破这个疑团，还须从它们的主人坎坷不幸的一生讲起。图六 青釉小口瓷酒瓶　　那是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一个秋高气爽的九月，京都汴梁吕大防府中喜气盈盈，因为大防的儿子吕景山夫人李氏为他添了一个粉妆玉琢般的小孙女，祖父亲自为她起名叫吕嫣字倩容。这孩子生来就十分乖巧伶俐，长大之后不但知书达理、深明大义，而且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晓，是个人见人爱、聪慧美丽的才女。祖父母对她视为掌上明珠，经常带在身边亲自教导，父母亲也因其懂事、孝顺而对她倍加钟爱。在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中，倩容无忧无虑的快乐成长，直到元佑九年初春，灾难突然从天而降，祖父的被贬职流放彻底打碎了小姑娘梦幻一般的甜蜜生活，从此不幸的厄运便与她紧紧相伴直到终生。在与父亲共同陪伴祖父流放岭南的日子里，倩容患上了足弱之疾，这种病在古医学典籍中被称为“脚气，但和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脚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它的病根起源于湿热之毒，发病在下肢，得病后人腿脚酸软无力，足胫肌肤日渐削瘦，冷、麻、酸、重的感觉与日俱增，形神萎弱，久治难愈。如见心慌气短、烦闷燥热、神志昏昏，下肢肿胀则是病情危重之兆，名曰脚气冲心，凶险之极。因为此病难缠，久治不愈，为缓解腿脚酸软乏困，倩容可能会时常饮用一些可强壮筋骨的药酒，以当时条件而言，最有效的除湿气、壮筋骨的药酒应当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传统的虎骨酒。所以她墓中随葬的青瓷酒瓶中遗留的动物骨骼残渣很可能就是泡酒用的虎骨。虎骨酒被封存于地下，日久天长瓷瓶上软木塞逐渐朽毁，敞着口的酒瓶再也不能阻挡酒水的挥发和泄漏，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只有空空的瓶体和内底残留的少许骨末（图六）。图七& 白釉圆药盒　　另一件精致聕素的白色扁圆瓷盒里装着的极为细腻滑爽的白色粉淆（图七），经检测认定是一种矿物质和植物与汞的混合物，稍有毒性，是古人用来治疗水肿的口服药物，它的功能正合倩容的病情，所以盒中白粉应是她日常服用的药物。　　当祖父吕大防死于岭南数年后，得皇上恩准，倩蓉随父亲一齐扶大防灵柩北归，一路历经艰辛坎坷。对于倩容的一片孝心，父亲景山在为她亲笔书写的墓志铭中赞许有嘉。但人世无常啊，才女吕倩容正值青春年华、便沉盍不治，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大婚之后再离开人世，然而这个心愿却变的如此遥远、可望而不可及，当迎亲的队伍还有一天路程就可到达时，倩容却带着遗憾永远离开了她的所有亲人。就在她病重不治而亡的前一天，父亲吕景山已知再无回天之力，为了向女儿尽最后一份父爱，他坐在倩容病榻前，语气安祥的为她讲述着生死浮幻之理，希望女儿能平静的面对死亡，这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临终安慰吧。倩容也深深理解父亲内心无比的伤痛，所以强打精神，好言劝慰，以宽父母之心。父女二人就在这相互的心照不宣中哀哀诀别。图八-1& 青釉注子与注碗-1　　一年后，景山在冬至这天率全族人于家庿中祭祀先祖并葬爱女吕嫣倩容于祖茔。为了悼念她的乖巧孝顺、为了怜惜她的芳华早谢，景山将她葬在了祖父墓穴之旁，并为她悉心周到的随葬了各种用器，虎骨酒和消肿药是女儿生前常备药品，自当随其地下继续使用。同时陪葬的还有酒壶与溫酒碗（图八）以及女儿家随身携带的胭脂粉盒等物。图八-2& 青釉注子与注碗-2　　一千年后的今天，通过考古发掘、墓志铭文考释及科技检测手段，让我们知晓了一个女孩儿凄婉的故事，了解到这个女孩儿被何种疾病折磨至死，而且明确了古人治疗这种疾病的一些方法和药物。　　墓葬所提供的信息只是本次考古收获的一部分，在蓝田吕氏这个大家族中，人们日常生活里的那些事儿是女人的最爱和男人的最爱呢？下一集我们专门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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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本文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2月上独家稿件，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自从根据盗墓题材小说《鬼吹灯》改编而成的电影《寻龙诀》热映后，电影中的“摸金校尉”竟一时成为盗墓者的代称，例如近日辽宁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对盗墓团伙庭审判决一事，也被新闻以“辽宁30名摸金校尉获刑”为题报道。新闻一发出，马上有网友在回复中调侃该团伙“连‘摸金符’都没有，怎么也敢称摸金校尉”。事实上的确如此，在中国，盗墓的历史源远流长，史不绝书，但并非所有盗墓者都能被冠以“摸金校尉”之名。狭义的“摸金校尉”特指东汉时期曹操所设的一个专司盗墓取财的军职，而广义上则可指中国历史上的官方(或军阀)盗墓集团，例如同为曹操所设的“发丘中郎将”、南宋时期伪齐政权设置的“淘沙官”等。当然，还有如五代时期的温韬、民国年间的孙殿英这样的“盗墓名人”，虽未设专司盗墓的官职，也可包括其中。总而言之，“摸金校尉”至少应是“官盗”才适用的词。
秦始皇陵，盗墓史上最醒目的坐标
自先秦时期始，中国就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说法，即使是寻常百姓家，死者生前认为珍贵的物品通常会在其死后随棺一同安葬，而王侯将相更不用说，他们的陵墓建得恢宏大气，墓中财宝多不胜数，无论是已被人们所熟知的秦陵兵马俑、殷墟妇好墓，还是近日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墓，莫不如此。奢靡的厚葬必然引发盗掘现象，先秦经典《孔子家语》中就记载，鲁国正卿季平子死后，他的儿子和部下准备以美玉、珠宝作为陪葬品，孔子听闻后前往劝说：“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最终说服了操办后事的人。孔子将厚葬等同于曝尸，实际上也反映出早在先秦时期，盗墓现象就已很普遍。除了孔子之外，与儒家争鸣了上百年的墨家始祖墨子也主张“节葬”。可惜先秦诸子的主张并不被后世帝王所接受，就在“六王毕，四海一”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就为自己筑起一座空前宏大的陵墓——秦始皇陵。
如前文所述，盗墓现象在先秦时就很普遍，到战国末期，王侯将相陵墓更是频频遭盗掘。后世的帝王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修筑陵墓的同时也开始装置反盗墓设施。以秦皇陵为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修筑经过：“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关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其中的“机弩矢”显然为防盗之用，而“水银”则是装饰与防盗二者兼之。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始皇入陵后，秦二世担心筑陵工匠泄密，竟下令“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以至“无复出者”。可见秦帝国为防止皇陵被盗，已是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古书中一直不乏秦始皇陵被盗的说法，但根据今天的考古技术探测与资料分析，除了在兵马俑1号坑有被焚烧、破坏比较严重的痕迹之外，秦陵核心的地宫部分并未曾遭遇过大规模盗掘。秦汉史学者王子今分析，项羽与石氏父子掘始皇陵的说法很可能“只是对陵墓地面官祠以及若干从葬建筑设施造成破坏”。后世文人在作品中反复提及秦皇陵被盗之事，更多是为了表达提倡节葬，反对奢靡的意愿，给予君王“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的警醒。奢华、宏大而又神秘的秦始皇陵如同中国盗墓史上的一座醒目的坐标，关于它被盗掘的几种传说也正好概括了历史上“官盗”最主要的两大动机：取财或政治复仇。
摸金发丘，曹操首创“官盗”体系
秦帝国的掘墓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败死，他的对手刘邦建立汉帝国后，实施了一项重要举措——开始设守冢人。项羽曾对始皇陵实施破坏，而刘邦却为之专设“守冢二十家”。这也意味着秦始皇陵开始受到政府保护。此外，原六国君臣的陵墓也被刘邦指派了守冢人，此举标志着“战国末期以来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各地纷起的盗掘君王贵族陵墓之风，终于开始受到官方的制止”。到了班固著《汉书》时期，“掘冢”已被称作“奸事”，被视为违法行为之一。
尽管汉朝政府已命令禁止“掘冢”，但民间的盗墓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济东王刘彭、广川王刘去这样的不法贵族参与其中。严格来说，这个刘彭掘墓的动机不能称为“盗”，此人残忍嗜杀，常以割剥、肢解、烹煮等方式残杀后宫女子。作恶后的刘彭因担心受害者鬼魂报复，竟“掘出尸，皆烧为灰”。至于广川王刘去，完全就是一个以盗墓为嗜好的少壮贵族，据《西京杂记》载，魏襄王墓、魏哀王冢、晋灵公墓、周幽王墓等皆遭刘去盗掘，但此人更出格的行为是竟盗掘了当朝大臣袁盎的墓，这位汉文帝时期名臣的墓穴中“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令刘去大失所望。刘彭、刘去这两名贵族的掘墓行为既非为求财，又非政治报复，前者掘墓焚尸是因恐惧而衍生的变态行为，后者“发古冢”的事迹则是出于好奇心，他们可算作盗墓者中的异类。
乱世之时，也是各代陵墓遭盗掘的高峰期，虽然在成书于西汉时的《淮南子?兵略》中已经将“毋抉坟墓”作为军纪之一，但到了西汉末年，依然发生了军人大规模盗墓、毁墓事件。王莽篡汉后，政局动荡，起义军遍布各地。当起义军逼近长安时，王莽以囚徒组成一支临时部队迎击，哪知这支部队刚过渭桥便发生哗变，将王莽宗族的坟墓尽数挖掘，并“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又发生西汉帝陵被发掘的事件，据《汉书》载，除霸陵、杜陵完好外，“宗庙园陵皆发掘”。赤眉军掘陵过程中，甚至出现侮辱墓主尸身的恶性事件。据《后汉书》记载，赤眉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敛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引发了持续近百年的军阀大混战，中原大地战火四起，苍生倒悬，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惨象。另一方面，根据乱世起而盗墓昌的规律，汉魏之际也是集团盗墓行为的高峰期。黄巾之乱被平定后，西凉军阀董卓进京专权，曹操、袁绍等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公元190年，势如破竹的讨董联军攻破虎牢关，进逼洛阳，促使惶恐不安的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据《三国志》载，董卓离开时放火焚烧洛阳宫室，并“悉发掘陵墓，取宝物”。而在《后汉书》中则更详细地记载了掘陵行为是董卓指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董卓的掘墓行为很快被讨董联军列为罪行，袁绍与众诸侯歃血为盟时的誓词中便有“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薰后土”之语谴责董卓。
与董卓焚城掘陵的粗暴行为比起来，讨董一方的曹操则使用了“名正言顺”的方法——设置专司盗墓的军职。在军阀混战，群雄逐鹿的时代，军饷与物资对于军事集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弥补军饷不足，有人在活人身上打主意(掠夺)，也有人在死人身上做文章(盗墓)，例如《鬼吹灯》与《盗墓笔记》中常提及的“摸金校尉”与“发丘中郎将”就是曹操所设。关于曹操在军中设置盗墓军职的说法最早出于陈琳所作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该檄文中指责曹操“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其中还专门提及曹操发掘梁孝王陵墓之事：“……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恭肃，而(曹)操帅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
也有人认为，曹操军事集团“发丘摸金”一事出自讨伐檄文，有“污过其虐”之嫌。不过，后来此檄文作者陈琳投靠曹操，曹操曾向他提及此檄文时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可见曹操主要指责的是陈琳在檄文中骂了他的父祖，而他说的“罪状孤而已”以及“恶恶止其身”等话，似乎可理解为曹操对檄文中指责其设摸金校尉等职实施盗墓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有意思的是，曹操作为首位正式设置专司盗墓职位的君王，死后为防止陵墓遭盗掘，设了诸多“疑冢”。民间传说，曹操的“疑冢”有72处之多，这也是一种新的防盗之法。千年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去世时也摆了一盘“十三城门同时出棺”的迷魂阵，与曹操的“疑冢”可谓殊途同归。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却是一位坚持要子孙对自己进行薄葬的皇帝，他要求自己的墓地中不建寝殿，不藏金银铜铁。因担心后代不遵从自己的意愿，曹丕甚至发了毒咒，说如果不这样做，自己将被“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
汉末三国这段动荡时期里，军事集团对陵墓破坏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董卓和曹操的身上，民间墓冢遭军队盗掘、破坏的记载多不胜数，与曹魏、蜀汉三分天下的孙吴政权亦“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开创了发掘前代陵墓取用建筑材料的史例。
本文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2月上独家稿件，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自从根据盗墓题材小说《鬼吹灯》改编而成的电影《寻龙诀》热映后，电影中的“摸金校尉”竟一时成为盗墓者的代称，例如近日辽宁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对盗墓团伙庭审判决一事，也被新闻以“辽宁30名摸金校尉获刑”为题报道。新闻一发出，马上有网友在回复中调侃该团伙“连‘摸金符’都没有，怎么也敢称摸金校尉”。事实上的确如此，在中国，盗墓的历史源远流长，史不绝书，但并非所有盗墓者都能被冠以“摸金校尉”之名。狭义的“摸金校尉”特指东汉时期曹操所设的一个专司盗墓取财的军职，而广义上则可指中国历史上的官方(或军阀)盗墓集团，例如同为曹操所设的“发丘中郎将”、南宋时期伪齐政权设置的“淘沙官”等。当然，还有如五代时期的温韬、民国年间的孙殿英这样的“盗墓名人”，虽未设专司盗墓的官职，也可包括其中。总而言之，“摸金校尉”至少应是“官盗”才适用的词。
秦始皇陵，盗墓史上最醒目的坐标
自先秦时期始，中国就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说法，即使是寻常百姓家，死者生前认为珍贵的物品通常会在其死后随棺一同安葬，而王侯将相更不用说，他们的陵墓建得恢宏大气，墓中财宝多不胜数，无论是已被人们所熟知的秦陵兵马俑、殷墟妇好墓，还是近日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墓，莫不如此。奢靡的厚葬必然引发盗掘现象，先秦经典《孔子家语》中就记载，鲁国正卿季平子死后，他的儿子和部下准备以美玉、珠宝作为陪葬品，孔子听闻后前往劝说：“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最终说服了操办后事的人。孔子将厚葬等同于曝尸，实际上也反映出早在先秦时期，盗墓现象就已很普遍。除了孔子之外，与儒家争鸣了上百年的墨家始祖墨子也主张“节葬”。可惜先秦诸子的主张并不被后世帝王所接受，就在“六王毕，四海一”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就为自己筑起一座空前宏大的陵墓——秦始皇陵。
如前文所述，盗墓现象在先秦时就很普遍，到战国末期，王侯将相陵墓更是频频遭盗掘。后世的帝王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修筑陵墓的同时也开始装置反盗墓设施。以秦皇陵为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修筑经过：“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关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其中的“机弩矢”显然为防盗之用，而“水银”则是装饰与防盗二者兼之。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始皇入陵后，秦二世担心筑陵工匠泄密，竟下令“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以至“无复出者”。可见秦帝国为防止皇陵被盗，已是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古书中一直不乏秦始皇陵被盗的说法，但根据今天的考古技术探测与资料分析，除了在兵马俑1号坑有被焚烧、破坏比较严重的痕迹之外，秦陵核心的地宫部分并未曾遭遇过大规模盗掘。秦汉史学者王子今分析，项羽与石氏父子掘始皇陵的说法很可能“只是对陵墓地面官祠以及若干从葬建筑设施造成破坏”。后世文人在作品中反复提及秦皇陵被盗之事，更多是为了表达提倡节葬，反对奢靡的意愿，给予君王“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的警醒。奢华、宏大而又神秘的秦始皇陵如同中国盗墓史上的一座醒目的坐标，关于它被盗掘的几种传说也正好概括了历史上“官盗”最主要的两大动机：取财或政治复仇。
摸金发丘，曹操首创“官盗”体系
秦帝国的掘墓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败死，他的对手刘邦建立汉帝国后，实施了一项重要举措——开始设守冢人。项羽曾对始皇陵实施破坏，而刘邦却为之专设“守冢二十家”。这也意味着秦始皇陵开始受到政府保护。此外，原六国君臣的陵墓也被刘邦指派了守冢人，此举标志着“战国末期以来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各地纷起的盗掘君王贵族陵墓之风，终于开始受到官方的制止”。到了班固著《汉书》时期，“掘冢”已被称作“奸事”，被视为违法行为之一。
尽管汉朝政府已命令禁止“掘冢”，但民间的盗墓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济东王刘彭、广川王刘去这样的不法贵族参与其中。严格来说，这个刘彭掘墓的动机不能称为“盗”，此人残忍嗜杀，常以割剥、肢解、烹煮等方式残杀后宫女子。作恶后的刘彭因担心受害者鬼魂报复，竟“掘出尸，皆烧为灰”。至于广川王刘去，完全就是一个以盗墓为嗜好的少壮贵族，据《西京杂记》载，魏襄王墓、魏哀王冢、晋灵公墓、周幽王墓等皆遭刘去盗掘，但此人更出格的行为是竟盗掘了当朝大臣袁盎的墓，这位汉文帝时期名臣的墓穴中“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令刘去大失所望。刘彭、刘去这两名贵族的掘墓行为既非为求财，又非政治报复，前者掘墓焚尸是因恐惧而衍生的变态行为，后者“发古冢”的事迹则是出于好奇心，他们可算作盗墓者中的异类。
乱世之时，也是各代陵墓遭盗掘的高峰期，虽然在成书于西汉时的《淮南子?兵略》中已经将“毋抉坟墓”作为军纪之一，但到了西汉末年，依然发生了军人大规模盗墓、毁墓事件。王莽篡汉后，政局动荡，起义军遍布各地。当起义军逼近长安时，王莽以囚徒组成一支临时部队迎击，哪知这支部队刚过渭桥便发生哗变，将王莽宗族的坟墓尽数挖掘，并“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又发生西汉帝陵被发掘的事件，据《汉书》载，除霸陵、杜陵完好外，“宗庙园陵皆发掘”。赤眉军掘陵过程中，甚至出现侮辱墓主尸身的恶性事件。据《后汉书》记载，赤眉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敛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引发了持续近百年的军阀大混战，中原大地战火四起，苍生倒悬，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惨象。另一方面，根据乱世起而盗墓昌的规律，汉魏之际也是集团盗墓行为的高峰期。黄巾之乱被平定后，西凉军阀董卓进京专权，曹操、袁绍等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公元190年，势如破竹的讨董联军攻破虎牢关，进逼洛阳，促使惶恐不安的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据《三国志》载，董卓离开时放火焚烧洛阳宫室，并“悉发掘陵墓，取宝物”。而在《后汉书》中则更详细地记载了掘陵行为是董卓指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董卓的掘墓行为很快被讨董联军列为罪行，袁绍与众诸侯歃血为盟时的誓词中便有“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薰后土”之语谴责董卓。
与董卓焚城掘陵的粗暴行为比起来，讨董一方的曹操则使用了“名正言顺”的方法——设置专司盗墓的军职。在军阀混战，群雄逐鹿的时代，军饷与物资对于军事集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弥补军饷不足，有人在活人身上打主意(掠夺)，也有人在死人身上做文章(盗墓)，例如《鬼吹灯》与《盗墓笔记》中常提及的“摸金校尉”与“发丘中郎将”就是曹操所设。关于曹操在军中设置盗墓军职的说法最早出于陈琳所作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该檄文中指责曹操“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其中还专门提及曹操发掘梁孝王陵墓之事：“……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恭肃，而(曹)操帅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
也有人认为，曹操军事集团“发丘摸金”一事出自讨伐檄文，有“污过其虐”之嫌。不过，后来此檄文作者陈琳投靠曹操，曹操曾向他提及此檄文时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可见曹操主要指责的是陈琳在檄文中骂了他的父祖，而他说的“罪状孤而已”以及“恶恶止其身”等话，似乎可理解为曹操对檄文中指责其设摸金校尉等职实施盗墓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有意思的是，曹操作为首位正式设置专司盗墓职位的君王，死后为防止陵墓遭盗掘，设了诸多“疑冢”。民间传说，曹操的“疑冢”有72处之多，这也是一种新的防盗之法。千年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去世时也摆了一盘“十三城门同时出棺”的迷魂阵，与曹操的“疑冢”可谓殊途同归。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却是一位坚持要子孙对自己进行薄葬的皇帝，他要求自己的墓地中不建寝殿，不藏金银铜铁。因担心后代不遵从自己的意愿，曹丕甚至发了毒咒，说如果不这样做，自己将被“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
汉末三国这段动荡时期里，军事集团对陵墓破坏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董卓和曹操的身上，民间墓冢遭军队盗掘、破坏的记载多不胜数，与曹魏、蜀汉三分天下的孙吴政权亦“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开创了发掘前代陵墓取用建筑材料的史例。
从“淘沙官”到掘陵“厌胜”
两宋时期，盗墓行为已为时人深恶痛绝。宋人编著的文言小说《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盗墓的故事，但大多以盗墓者掘陵后遭鬼魂索命而暴死为结局。然而在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刘豫的伪齐政权却公然设置了专司盗墓的官职“淘沙官”。
伪齐政权的统治者刘豫原为知济南府，金兵南下时献城投降，于宋绍兴二年(1128年)受封为“大齐皇帝”，实为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刘豫所设的“淘沙官”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官方盗墓机构”(曹操设的“摸金校尉”属于军方机构)。关于他设此职的动机，《大金国志》中记载是因为“西京士兵卖玉注椀与三路都统，(刘)豫疑非民间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于是任命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谷俊为“汴京淘沙官”，前者负责“发山陵及金人发不尽棺中水银等物”。后者“发民间埋窖及无主坟墓中物”。可见“淘沙官”的职位名称前虽被冠以地名，但两者实则不以地域为划分，而是以墓葬类别分职，不同等级的陵墓都被作为发掘的对象。
《宋史》记载，自刘豫设“淘沙官”后，“两京冢墓发掘殆尽”。伪齐政权这种由政府主导，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的盗墓行为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其性质与东汉时曹操所设的“摸金校尉”相似，主要是为了取财。不过在史上成规模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的动机除了取财与政治复仇，还有种动机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厌胜”(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这一类盗墓行为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明代的民变中，“尽掘其先人冢墓”成为暴动者对统治阶层发泄仇恨的一种普遍方式。崇祯年间，农民军头目张献忠对曾率军围剿过他的明臣杨嗣昌恨之入骨，后来张献忠攻陷了杨嗣昌的老家武陵时，杨嗣昌已死，不能释怀的张献忠便“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此外，同时期还发生过首府周延儒的祖墓被暴动民众挖掘、明王妃冢遭盗发等事例，这种掘墓泄愤的现象在晚明民变的史料中尤其多见，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挖祖坟的传说。
明太祖朱元璋原为凤阳人士，凤阳的皇家陵墓中安葬着他的父母及兄嫂、侄儿的遗骨，陵园区外有城垣，内有护所、祭祀设施，陵前竖起高大的皇陵碑和成双成对的石像生。后来明皇室虽迁至北京，但对凤阳的皇陵历来保护有加。1635年，李自成攻克凤阳后，下令“焚皇陵”，继而引起天下震动。李自成此举的动机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报复式的泄愤，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农民军将领们笃信风水之说，认为焚毁凤阳皇陵可以破坏明王朝的国运，达到“厌胜”的效果。所以在“焚皇陵”后，农民军竟因此“势大炽”“声势益张”，士气空前振奋。明王朝则与之相反，北京朝廷因李自成在凤阳的一把火而陷入恐慌和沮丧的情绪中，崇祯皇帝闻讯后，身着素服哭祭太庙，并将“渎职”的漕运都御使杨一鹏斩首。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对李自成耿耿于怀的崇祯皇帝以彼之道还之彼身，派明将汪乔年“发(李)自成先冢”。巧合的是，李自成于1644年攻破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自缢，灭亡了大明朝。但李自成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稳，很快又被吴三桂引来的清军击败，仓皇撤离北京，并于次年败死于九宫山。于是民间很快便有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相挖祖坟，互坏风水的传说，大致是说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李自成挖了凤阳皇陵，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覆灭也是因为李氏祖坟被崇祯派人给掘了，将两个政权崩溃的原因归结为挖祖坟。这种传说只可能是后人对掘墓“厌胜”之说的一种附会。
其实相信掘墓能“厌胜”的并非只有李自成，在清廷与南明朝廷的战争中，清军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军攻打明将郑成功部，进占漳州后，济度“尽发郑氏墓”，想以此诅咒郑家军。在整个清代的战争中，这种发掘敌方墓冢的野蛮行为很常见，无论是求财、复仇或“厌胜”，军事集团的盗墓行为在古代史中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清东陵墓葬分布图，清东陵的15座陵寝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设计排列
民国成立后，中国虽已在名义上走出帝制，但新兴掌权者们的身上依然弥漫着旧时代的气息。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终于再次应验了“乱世起，盗墓昌”的规律。1928年7月，距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宣布北伐完成才刚过一个月，一宗由军人集团主导的盗墓大案震惊了全国。遭劫的是埋葬清朝皇室的东陵，主使军阀孙殿英从此被冠以“东陵大盗”之头衔。此时离清王朝灭亡尚不足20载。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公里处，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修建，前后历时247年，陆续建成大小15座陵园。东陵埋葬着清朝的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3位阿哥、2位公主共161人，晚清时期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死后也安葬于此。实际上东陵被盗劫并非到民国才发生，早在1900年庚子国难时期，八国联军就对东陵进行过洗劫和破坏。此外，担任护陵大臣的清室贵族毓彭也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导致许多陵寝中的随葬珍宝被盗卖到市场上。当然，东陵遭遇最严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盗掘，是民国年间军阀孙殿英策划的一起集团武装盗墓行动。
孙殿英早年出身行伍，北伐战争前夕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收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北伐开始后，孙殿英奉命率部与国民党的北伐军多次交战，但败多胜少，一路向北溃退，最终于1928年改旗易帜，被国民政府收编。当时北洋政权濒临崩溃，国民政府的影响又还没完全建立，整个河北地区盗匪四起，秩序大乱。在这段破而未立、青黄不接的混乱时期里，如同一座宝库的清东陵无疑成为令军阀与土匪武装垂涎三尺的肥肉。早在1928年6月，奉系军阀集团第28军岳兆麟部的马福田团占据马兰峪后，就滋生了盗掘东陵之心。此时，孙殿英的部队驻扎于马伸桥，据东陵仅有10公里左右，同样想盗墓的他立即以剿匪为名，于7月2日夜下令下属的第8师师长率一团兵力攻击马福田部。两个盗墓集团进行了一轮厮杀后，马福田战败西逃，孙殿英部成功控制了东陵。7月3日，“在孙殿英直接指挥下，谎称进行军事演习，驱逐守陵人员，切断交通道路。又于深夜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墓门，官兵蜂拥而入，破棺掠尸，将能够抢夺的珍宝洗劫一空”。
裕陵与定东陵分别是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的陵寝，也是东陵盗墓案中遭洗劫最严重的两座陵墓。乾隆生前自称为“十全老人”，没想到身后却落得陵墓被盗，死无全尸的结局。据《世载堂杂忆》载，乾隆帝陵遭洗劫后，他的遗骸“下颏已碎为二，检验吏审而合之。上下齿本共三十六，体干高伟，骨皆紫黑色，股及脊犹黏有皮肉。……大体虽具，腰肋不甚全，又缺左胫，其余手指足趾诸零骸，竟无从觅”。而该书记载慈禧墓被盗的过程则更为具体，孙殿英的部队剖棺时，“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有兵士大呼，速以枪杆横置棺上，防僵尸起而伤人……西太后口中所含大珠一颗，亦放白光。玉枕长尺余，放绿光。其他珠宝，堆积棺中无算。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各兵士阴纳衣袋中。众意犹未足，复移动西太后尸体，左右转侧，悉取布满棺底之珠宝以去……”东陵在遭孙殿英盗发后，又有“土匪继入拾遗”，无数珍宝被洗劫一空，损失不可估量。
十几年后，孙殿英向军统局的文强谈起了东陵盗墓的往事，孙本人坦言的确是他下令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并承认盗得不少宝贵的陪葬品。他还对文强说，自己后来将从乾隆墓中取得的一颗宝贵的朱红朝珠作为见面礼赠给戴笠，并托戴笠把他从慈禧口中取出的夜明珠转送给宋美龄。此外，文强在《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中还记录了孙殿英对自己盗墓行为的“解释”，他自称祖上是明末抗清殉国的名臣孙承宗，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同时，他还列举了乾隆帝的暴行，“像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孙殿英的这番自辩显然想告诉文强自己的盗墓动机并非为了求财，而是像伍子胥那样是为国仇家恨而掘陵，即其所谓的“对得起大汉同胞”。但根据当时东陵遭劫记述以及其部所洗劫的珍宝数量来看，他的行为又与五代时期的“华原贼帅”温韬没什么本质区别。此外，孙殿英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接受伪职，这更难让人相信其盗墓的动机中带有“民族主义的影子”。
(参考资料：王子今《中国盗墓史》;李文治《晚明民变》;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纪录片《东陵遗恨》等)
(责任编辑：马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