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原来在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因我参加工作现已退休，但我名下的土地还属于我的，这次土地确权我可_百度知道
请问我原来在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因我参加工作现已退休，但我名下的土地还属于我的，这次土地确权我可
请问我原来在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因我参加工作现已退休，但我名下的土地还属于我的，这次土地确权我可以参加确权码？
我有更好的答案
这次就是清出，你们这些两边捞的，没内部抬爱人，这次以很难确到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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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抱着老黄历不放啊。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你是唯心主义的以不变应万娈
　　现在土地集中使用是因为有机械有石油。四十年前中国有什么?连二十年前抗洪都得靠人力。。。
　　淘汰不了，我宁愿把土地荒了也不会把土地流转给资本家　　
　　@默契享受 3楼
21:19　　现在土地集中使用是因为有机械有石油。四十年前中国有什么?连二十年前抗洪都得靠人力。。。　　-----------------------------　　谁给你说当时没机械了，我们村当时就实现了机械化，只不过机械不够用，再有几年就积累的够了，一声春雷响，分地牛拉人扛　　
　　先查查那个年代的钢产量再来谈机械化好吗
　　某些人一提到成就就全归功于后三十年，你们怎么就这么无耻呢？清朝也有开放，但那却是被别人开放，没有实力的开放那就是引狼入室。没有毛时代的原子弹，没有毛时代的实力基础，尼克松是不可能屁颠屁颠地跑到中国来建交的。　　
　　@默契享受
21:19　　现在土地集中使用是因为有机械有石油。四十年前中国有什么?连二十年前抗洪都得靠人力。。。　　-----------------------------　　@我是农民时代农民
21:25:44　　谁给你说当时没机械了，我们村当时就实现了机械化，只不过机械不够用，再有几年就积累的够了，一声春雷响，分地牛拉人扛　　-----------------------------　　知道“化”这个字什么意思吗？
　　机械化程度提高了，不用人力耕种了。　　硬件发展了，软件也要提升呀！
　　捉住商机，又一次造富运动
　　集中使用而已！！！集中以后生产出来的作物，还是流入市场滴。这个和毛时代的有这本质不同，毛时代是走集体主义，平均主义。这个是走节约用地路线。再说了，这个政策好，但是，难实现！！！你家种麦子，我家种向日葵，你还能把我咋了！！！楼主，年龄20岁左右，无业，收入低，愤青，看事极端，难称思想家。梦想回到毛时代，可以不劳而获，我告诉你即便毛时代也不可能完全平均。如果，我没预料错，楼主开启骂人模式。88　　
　　朝鲜农业包产没仿中国的到户，而是两三户联产，苏联解体前好象也是集体制好象他们没饿死人只是要进口粮食，
　　让它们永远做工蚁
　　@唯物主义思想家 你的智商真的还能不能再往下点？？　　包产到户与土地集中使用兵不矛盾，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生产力的结果！最初连牛都很少的农村只能是包产到户，现在大规模机器合成化，生产力大幅提高，土地集中使用就是必然！送你俩字“傻逼”是不是很贴切？
　　现在土地集中使用是多少人在劳动？人民公社那会同样的土地又是多少人在劳动？包产到户在当时农业人口占80%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同样的道理，计划经济模式在市场和工业体系未建立的时候是有必要的。制度这东西没有必然正确的，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改变。　　
　　现在实行的是资本家圈地运动，圈到了就世世代代都是他的地了。　　
　　@湘西霸王枪
10:01:15　　现在实行的是资本家圈地运动，圈到了就世世代代都是他的地了。　　-----------------------------　　明白人
　　请问先有人还是有国？只要触犯民意，GD日子不远了　　
　　@唯物主义思想家 又想喷什么，现在农村已经没人种田了，年轻人都选择在城市打拼，以后趋势都是公司形式种植，还包产到户，你去农村种？还是一户包一百亩？美狗确实很怕中国改革啊
　　就比如吧，你家穷的时候你爸讲和隔壁老王共同开发，现在你家有俩骚钱了你爸肯定就吃独食了，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
　　解放农业劳动力是必须的，18亿亩田地，如果1亿人能耕作完，就不必把3~4亿的劳动力困在土地上。如果5000万人使用机械化能耕作完，又解放了5000万的劳动力，进入工业生产或第三产业中。
　　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是动态不断变化的，不要使用静态的眼光看世界。
　　难道社会是永远不变的　　就像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不可能永远　　独生子女政策的调整
一个女人生5到10个是正确的，，，，，　　
　　你三岁的时候为啥是去上幼儿园而不是去搬砖呢？人都一个人啊 为啥呢 MDZZ
　　湖北省洪林村1975年在全县第一个通高压电，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还向国家提供100多万斤原种粮。在1978年村民就实现了自来水到户。在1980年前社员们就实现了自行车、沼气池、电风扇“三个一到户”。　　1981年，在贯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中，当时一些父老乡亲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们替你送牢饭。”。　　在方问和道路确定之后，大队党组织制定了“稳农兴工、工农并进”的发展举措。　　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间，在原来棉织厂基础上又先后建起了砖瓦厂、棉纺厂、麻球厂、服装厂等10多家企业，全村逐步实现了由农业型向工业型的转变，大大壮大了集体经济，完全消灭了贫穷。1985年村民就有了电视机，住上了楼房，是全省第一个电视化和楼房化村。全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医疗、理发等“十不要钱”的福利待遇。　　现在全村己拥有农工商企业19家，分属纺织服装、医药化工、建筑建材、水产养殖、粮油加工、餐饮娱乐等八大行业，资产总额达2?8亿元。迄止2003年，全村实现利税2100万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近几年来该村先后被评为全省文明村、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成为荆楚大地上的一颗社会主义新农村明星。　　在首先富起来之后，洪林村积极帮助周围村脱贫，共与周边108个村支部建立了互联关系，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百村互联网络。从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各方面，给他村以支持和帮扶。到目前为止，已帮助34个村脱贫致富，18个后进村跨入了先进行列。
　　黑龙江省西北部甘南县兴十四村，从七十年代后开始使用拖拉机开垦，并逐渐走向机械化生产，使耕地面积、改土造田规模更加迅速扩大。在坚持集体富裕的前提下，1985年建起一座日处理10吨鲜奶的乳品厂，投产当年就盈利65万元。1988年建成了一座以玉米为原料年产1500吨、创产值5000万元的甜蜜素厂。　　之后又陆续建成了啤酒专用糖浆厂等33家企业，组建了大型企业集团——富华集团，形成了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畜禽饲料、乳制品等4大系列、100多个品种。现已发展成为幅员3.3万亩，其中耕地1.68万亩、树林1.13万亩、草原4000亩，198户村民、956口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全村耕地由18人承包经营，仅有2%的农民从事种植业生产，98%的劳动力成为二、三产业工人。全村人工种植松林1.13万亩，森林覆盖率34.2% 。　　2006年全村总收入达到7亿元，总资产达到10.5亿元，年人均纯收入实现1.5万元。 兴十四村的经济发展直接带来了村民的收入迅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从住房变化看，1981年实现了砖瓦房化，1982年成为彩电村，后来又发展到普通的“小二楼”。从2002年开始，先后建了136栋单体花园式别墅住宅，大部分村民住上了别墅。　　每栋别墅面积是196.6平方米，平均每人50-60平方米，每栋平均35 万多元，户均拿10万元，村集体补助20多万元，产权归个人。还建了村小学校、卫生所、三星级宾馆、村史展览馆和休闲广场等。村民享受合作医疗待遇，生活方式实现了城市化。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兴十四村自70年代以来，先后受到国家、省、市、县各级表彰奖励100多次。其中，1979 年受到国务院嘉奖，1994年村党支部被黑龙江省委命名为"奔小康红旗村党支部"，1999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称号，2004年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生态建设文明村"，同年被国家评定为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　　2005年被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评定为"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被联合国机构确定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佳范例"，同年还被中央文明委评定为"全国文明村镇"。200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被评为"全国十大特色村"、国家级"巾帼示范村"。被誉为全国闻名的"龙江第一村"。
　　阳山庄　　是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的一个村庄，东眺黄河，西依荆山，南靠郁水，北临东门，108国道依村而过，全村共436户，1901人。现已以”亚洲第一汽车村”而名扬天下了。　　阳山庄现有大小汽车782辆。几乎每户有两辆汽车、一台电脑、几部手机、几台电视.农民们住进了宽带网接入的花园楼房，各种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人均年产值一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上交国家财政各种税费4000多万元，平均每户上交各种税费10万元。2000年至今荣获“韩城市企业纳税二十强”、“中国工业矿业效益十佳企业”、渭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军民共建点”、“法律服务保护单位”等称号。　　达到今天这种状况，当然是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路的。　　阳山庄在2000年前也实行了分田到户.那时，村里几乎没有集体经济，除了几家开矿的人，绝大多数人仍然很穷，大多数村民人均年收入才几百元。　　后来，村两委会为了兴村富民，一班人走山西，下河南，实地考察、论证，在十艰难的情况下筹集资
十万元，于一九九三年秋建起了第一家选矿厂。1993年起步办矿时，村上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村上当时没钱，村委会主任高民权个人用身家性命做担保，在外地的亲戚和熟人处借了30万元。当时一些人说风凉话：赔了是集体的，赚了是高民权个人的。　　但是，高民权坚决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斩钉截铁地说：赔了是我个人的，赚了是集体的。这是因为，高民权受过长期的毛泽东思想的培育并有个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好父亲.他的老父亲是个退休教师，一辈子为人师表，一直给高民权灌输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毛泽东思想。　　在集体矿山的带动下，全村发展起了60多家私人采矿点。但是，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私矿与集体争利，村民收入不平衡，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私营矿主一心挣钱，不考虑持续发展，乱采乱挖，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事故越来越多，还经常为争矿而发生恶性事件。有些矿主赚了钱，但不给集体交承包费，偷税漏税，还用钱勾结黑社会势力，打、杀、威胁干部。2002年2月，中央信访局批转了朱熔基总理批示的包括阳山庄矿在内的污染急待治理的文件。　　怎样才能彻底整顿呢?村长高民权、支书程兰生日夜苦思.终于，他们组织80名党员、干部到河南南街村和宝鸡市岐星村参观学习.这两个村庄集体办企业，统一经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使他们身受启发。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座谈访问，村两委会最终决心排除各种障隘，彻底废除承包制，走集体经营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子。当时，私营选矿厂资产已高达两千万元。当时阳山庄人感到不可思议，上级政府部门更感吃惊。面对着少部分人的诽谤、责骂、威胁，背负着2500万元的债务，村两委会终于带领着阳山庄人迈开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步。　　由于集体断了少数人发财的路，斗争尖锐到了极点，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村长。是进，是退？是为少数人谋利，还是为多数人谋利？阳山庄的领导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终于挺过来了。两委会贷款、集资2500万元对60多家选矿厂实行兼并，一次性买断，成立了韩城华阳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开采，统一票证，统一结算，统一销售”的“六统一”。从此，集体经济飞速发展。　　由于集体的强大力量，过去私人的土法开采改成了大机械开采，效益翻了三番。现在公司共有干选车间23个，水选车间11个。球团车间1个，职工1700多人，年产铁矿石精粉60万吨。二00三年公司上交国家各项税费1000万元，在韩城市企业纳税中名列榜首。　　2004年初，村两委会一班人深入调查，紧紧抓住市场机遇，及时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经营思路，2004年上半年销售已突破1.3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十万元人民币。比私有化期间增长了百倍多。到2004年底，全年已完成总产值3.4亿元。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级各项公益事业和群众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上先后投资100万元实施了节水喷灌工程。扩大灌溉面积750亩；投资20万元对全村农电设施及线路进行了更新改造，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00多万元改造了全村巷道，搞了环境的绿化、美化。　　投资150万元新建了总建设面积1984平方米的村综合办公大楼，建了老年活动室，村民健身房等，先后投资300万元，建起了园林式的标准化小学和幼儿园、浴室。投资40多万元建成了全市农村档次最高的标准化舞台.此外，村上每年对6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助金240元，今年提高到600元。　　去年组织了60岁以上的老人到北京观光、旅游。从1998年开始，阳山庄人均每年从集体经济的各项资本权益分配从500元、1000元、2000元升至8000元，人均年工资约2万元，户均年工资约10万元。
　　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具有强大的集体经济。该村航民实业集团如今拥有25家企业，2012年实现产值96亿元，利润4.5亿。作为集体资产，除了村集体拥有51%股份外，剩余部分量化到村民，职工和经营管理骨干，每年进行分红。全村建起几十栋排列整齐、红顶白墙的三层欧式别墅，1080名村民就住在这里。　　象这样300平米的“豪宅”是村里统一规划、建成后仅以26万的价格卖给村民的。作为村民，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的所有学费都将由村里承担，一旦他考上大学，除了每学期8000元学费报销外，还将获得1万元奖励和每月200元的生活补贴。　　村里在1996年投资1600万建了这个集影剧院、运动场所、图书室等设施于一体的文化中心。2013年预计产值大概在46亿，董事长朱思宝宣布下一步要成为“百亿企业”的目标。此外，航民集团还经营纺织，海运，为了企业供电甚至自办了热电厂，同时把成本6毛钱一度的电以3毛的价格卖给村民。　　“这儿福利好，生活开支非常低”，除了用电，居民用水1.6元的进价只收5毛，大米也是5毛一斤，农场还免费把鱼，肉，鸡等副食分发到村民手中。虽然物质富足，却不难注意到这里的村民仍留有一丝土地情结，很多人家在自己别墅的院子里辟有一小块菜地。　　村集体也留了800亩农田交由26个人进行现代化机械耕作，虽然每亩地需要补贴500元，却仍执着地坚持粮食自产自足，表达着农村人与土地的特殊情感。令人向往的新农村典范――实现集体富裕的航民。　　官桥村。　　被称为“神州第一组”。联合国官员实地考察后，竖起大拇指赞叹：“这里同美国的农村相比，毫不逊色!”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800余户、3020人，在组长周宝生带领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办集体企业，1993年成立田野集团，如今拥有一批高科技的企业集团、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产达到22.5亿元，2012年的集体收入达12.5亿元，人均纯收入4.2万元，村里已有好几个工业园，许多村民都在家门口就业。　　官桥八组设立了村民子女教育、生活费专项补助，村里的每个孩子从出生之日到高中毕业，组里按月发放1000元的教育、生活费补助；村民子弟上大学，按照大专每年1.5万元、本科2万元、研究生2.5万元发放教育、生活费补助。　　村民都办有社会保险；对于一些每月退休养老金低于2000元的老村民，差额部分由组里补足；每年组织村民免费健康检查，建立大病医疗基金，治疗大病费用可报销90%以上；每年组里给每名在岗村民发送1.5万元岗位补助……早在2009年，田野集团就整合资金1.8亿元，启动了支持官桥村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项目，分散居住在方圆3公里内的800户农民，将统一迁入官桥新村小区。2013年已有300多套住房建成交房。
　　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摁下红手印明志保留人民公社，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　　据说，当时的支部书记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写下保证书：“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　　30年来，周家庄农工贸齐头并进，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并有许多形成规模的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等。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和水平在不断扩展和提高。当初，从公社出走搞单干的几户人家又纷纷回到了公社。
　　编者按　　本篇是人民食物主权“2016·农村新发现”暑期调研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今天，很多人习惯地认为，读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逃离农业。本文的主人公老宋是当年农村的佼佼者，被选拔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然而，他却数次放弃了留在城市获得更好职业的机会，一辈子扎根在农村。是什么促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老宋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与土地、与农业的不解之缘。他为我们再现了集体时期农家子弟对农村的深厚情感，回忆了工农兵学员如何被选拔、如何做到学习与劳动并重。他重温了集体时代黄土高原小江南轰轰烈烈的水稻种植，也反思了分田到户之后水稻的没落;痛定思痛之后，他又带领着村民重走合作道路。　　分田单干多年后重走合作化：一位老农技师与土地的故事　　关心集体，弃医学农　　我是1943年生人，今年74岁。我这一生一直没有离开土地，没上小学就到地里干活了。我的父亲是贫农，解放前没有土地。土改后才分了12亩地和3间房。我家里有4口人，我们兄弟2个，哥哥是父亲前任妻子生的。父亲再婚娶了我妈，生我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　　上学的时候家里穷，我就在哥哥家生活。那时隔壁有一个大夫，他的儿子小，我有时间就到他那里去，常和他在一起，还给他担水、喂猪。他很喜欢我，给我买学习用的东西，还和我说，上完中学后就来和他学医。我初中没有读完，父亲身体就不好了。后来我去了内蒙古H镇的煤矿学校。那时学校还在建设中，学生还要搬砖，睡觉睡在稻草上。到了冬天我有些感冒，咳嗽严重，父母亲干脆就让我回家了。回来之后，我就在村子里参加劳动。还和隔壁的大夫学过抓药、打针，想着将来自己做医生。　　我爱读报纸，就订了《山西青年报》。认真学习之后，我的思想有了转变，认识到做人不能只想着自己，还要想着集体。1964年国家提倡搞科学试验，派下乡工作组和技术员到农村。下乡的工作组跟现在干部下乡不一样，他们作风好，与村民同吃同住。我关心集体发展，经常向技术员学习，常常会发表一些关于农业的意见。1965年市玉米所培养粮杂技术人才，向我们县要5个人，我们村有一个指标。当时的大队长和书记看到我对农业感兴趣，就选了我去。所以说如果不是因此转而学了农学，后来我可能就成了赤脚医生。　　学成返乡，坚决向集体汇报学习成果　　1965年3月份我去了市玉米所，一直到收获季节结束才回来，前后共6个月。玉米所里有10-20亩的试验田，里面种了玉米、谷子、水稻。当时我工作细致，也很在行，农活做得比其他同学好，老师就让我来管理试验田和学生。毕业的时候地区专员来给我们讲话，鼓励我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要啥可以拿啥。我们县的5个人都拿了一些种子，我拿得最多。　　回到村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提倡农村青年又红又专，提倡群众性的科学试验。当时派我去学习的书记被斗了下去。老书记干工作很硬，是一就是一，说到就要做到，很有威信。替代老书记的代理书记是从农场来的，一直在搞育种方面的试验与示范。我原来认为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于是一回来就向他汇报。可是他并不热心，还说，学了就行了，在村里就好好劳动，我在农村多少年了，在村里搞是不行的。　　代理书记支持不支持是一回事，但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全体村民汇报，因为我在培训当技术员的时候，村里每天都给我计工分，我有义务向大家汇报学习的成果。代理书记让我等通知，可等了半个多月，还没有通知。想到地区专员的嘱托，玉米所领导、老师的热切期盼，我有点按捺不住。　　机会终于来了！20多天之后，公社的工作队来了两个人，给大小队的会计和保管员开会。那时候开会很频繁，两三天就开一次会，抗旱、追肥、病虫害防治都开会，开会才好统一工作。人家没有通知我开会，我就主动要求上去汇报。汇报结束后，反响很好，工作队觉得我的汇报很好，当时的村民和副村长也支持我。　　顶住压力，开创大队试验田　　1966年大队给我划了12亩地做试验田，其中一块地有七八亩，其余的地块很分散，有些小块地藏在院子里头，但这样正好符合了育种的隔离要求。试验田里种了高粱、玉米、黍子、谷子、小麦等。12亩试验田我一人照顾不过来，需要人协助。村里人不愿意协助我，因为他们担心付出了劳动，却兑不了现（把土地放荒了，交不出粮食），年底拿不到工分。还好，家里的父母支持我，父亲帮着除草，母亲间苗。有时候看在个人关系上，也有别的人帮忙。我起早摸黑，根本不考虑自己，搭了个棚子，就在地里住。　　这件事引起了县里的重视，技术推广站推荐给了农委，县里的领导也来看，试验田的工作就开始好搞了。苗长大以后，山西农大、中国农科院和南开大学也过来看。第一次种的试验田成功，队里专门准备了3间房开现场会，玉米还没有收割就连根拔起用来展示。试验田的成果还拿到本地的小学展示给大家看。收割之后，又拿到县文化馆展示了半个月，给全县看，我还当了解说员。当年，我的试验田各种作物平均增产10%-30%。杂交玉米产量翻番，高粱增产最为明显。当时一般高粱品种亩产700、800斤，我试验田里亩产1500斤，有的地块甚至达到斤。村里人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认为要相信科学。以前不太支持的代理书记也说事在人为，非常认可试验成果。我的育种试验为全县第2年推广杂交育种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北种南育，细心发现不育系　　海南的气候温暖，一年可以种2次或者3次，加快种苗繁殖速度。那时各省市都去海南岛育种，称作“北种南育”。1966年冬天，省种子公司组织了20多人的育种队，到海南岛搞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育种试验，我是其中的一员。　　在海南育种期间，我总在地里。一天，我在埃及205的品种中发现没有花粉的雄蕊，后来又发现了10、20株表现不育性的玉米株。我知道各种作物里都有不育系，就用其他植株的花粉和我找到的10-20株授粉，保持这种性状。第二年我把这些拿回了县里。我发现不育系的事情引起上面重视，弄了三年保持了作物的性状。　　从海南回来后，大队的试验田扩张到150亩（大队一共是3000来亩土地），都用来育种。试验田的育种成果先满足本大队的需要，也给公社的其他大队，有时也给县里，甚至外省也有来的。1968年，试验田的成果开了现场会，山西日报、电台的都来了。会上我发言，讲了不育系的育种过程，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试验田的成果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1966年-1972年我到公社兼技术员，当时是半脱产状态，就是在大队拿工分（每天10分），公社提供一个月15元(当时全职的每个月30-40元)的补助。那时大一点的公社都要自己搞育种。我们公社已经有了两个骨干，我安排工作后，他们就能干了，所以我还有时间到其他公社看看。　　当了工农兵，还要回乡干革命　　1972年大队来了3个人，专门让我去山西农大，作首批工农兵学员。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不想再出去，大队答应帮忙照顾我妻子，我才离开公社，到了山西农大。1972年山西农大还是工宣队驻学校，我在那里待了小3年，学农学专业。学校对工农兵学员很重视，让工农兵学员也参与学校管理。我还兼做老师，其他学生是8个人1间房，我是1个人1间房。当时学校很重视科学实验，特别是我们班的50个人，我们利用楼与楼之间的空地搞实验。　　中央对工农兵学员有个政策，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已经表态要回去。当时教玉米的王老师邀请我去大寨农学院，我拒绝了。学校也要留我，但我肯定还是要回去，说到就要做到。　　1974年我从山西农大回来，地区专员到第一招待所来找我，问我想去农业局还是研究所，我说哪儿也不去，我已经表态了，还是回我们村。到地区接我的人一见面就骂“你这个人了，表态是表态了，但在农大不是干革命，地区不是干革命，只有回村里才是干革命？你非咬着要回来，你这个打香灰（当地俚语，是敲打香炉时香灰扑面，寓意自毁前程）！”回来后，乡里的书记还是用同样的话问我，在乡里工作是不是也是干革命。我说不过，只好留在乡里良种场搞育种了。
　　水稻种植，集体时代最香甜的回忆　　1974年冬季，全县准备大搞水稻种植，目标是5万亩。根据当时统计，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超过4万亩。当地的大米质量又好又有名，我们县的盐碱地也适宜种植水稻，收成不错，人们也喜欢吃大米。那时候，火车道的两旁都是水稻田，尤其是火车道南边的土地，靠近河流，绿油油的稻田把那片地区变成了一个小江南。　　为了把水稻种好，当时花了不少心思。首先就是改善播种方式。以前水稻种植都是采用直播(手撒秧苗)的方式，直播不仅费水，还不能保证禾苗密度适中，因此直播稻秧很难达到高产。后来部队来此驻扎带来了插秧技术。原来采用直播方式的时候，水稻亩产600-800斤;而通过育秧和插秧技术的推广，水稻亩产达到1000斤，最高可达斤。当时我们的公社就种了4000多亩水稻。其次，就是改良土壤。稻秧喜欢酸性土，为了调和土壤酸性，我们专门去市里的糠醛[1]厂，把他们的渣料拉回来，施到土壤中调酸。经过调酸后的土壤非常有利于育秧。在此之前，糠醛厂的渣料都是直接倒在河里，现在把它们用来对土壤进行调酸，达到了变废为宝的效果。经过种植技术的改善和土壤的改良后，我们又引进良种——东北的杂交稻。此外，在肥料方面，当时水稻种植以农家肥为主，主要是鸡粪和马粪，那时候大家对农家肥很重视。当时虽然就已经出现了除草剂，但仅仅是小规模范围使用，尚在试验之中，因为除草剂用少了不起作用，用多了又会把稻苗烧死。水稻种植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水，需要防治的病虫害是稻瘟和稻蝗。　　经过大家不断的摸索，水稻种植在我们县开展的红红火火。　　[1]糠醛渣是生物质类物质如玉米芯、玉米秆、稻壳、棉籽壳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下脚料中的聚戊糖成分水解生产糠醛( 呋喃甲醛)产生的生物质类废弃物。　　为何分田到户后，水稻却没办法再种植了?　　分田到户之后，原来集体时代轰轰烈烈的水稻种植渐渐变得萧条。我觉得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一、 销售价格和种植成本的增速并不同步。改革开放后粮食价格增长缓慢，而种植水稻的农资投入却在急剧上涨。　　二、 水稻种植十分费工，现在农村的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失，村里大都是老年人，依靠这群老人实在难以维持水稻种植。在我们这个地方，1个劳力能种10亩玉米，但同样的劳力种植水稻的话，却只能经营3亩。　　三、 一家一户的水稻种植不适应机械化的时代发展要求。现在种地都要求用工少一些、效益高一些，可是现在人均土地只有1、2亩，多的也不过3、4亩，土地的分散使得机械化难以推广。以喷洒农药为例，分田到户后每家每户都拿得着喷雾剂到稻田打药，既不利于省工，又浪费药剂，同时还浪费了不少时间，这就造成了种植成本的加大。灌溉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派出一个人去看水，这也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因为灌溉的时候只需要保证水能够一直流入田中就好，如果是集体经济时期，100亩地浇水只需要1个劳动力就够了。所以说，现在一家一户很不适应现代化，新技术再怎么宣传也是难以推广。此外，一家一户单干也对土壤的肥力造成了严重影响。分田后农家肥的使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公社时期所有秸秆全部还田，那时候队里安排了15个人，白天黑夜地铡秸秆，机器不停运作，人员轮班替换。当时骡子房多，农家肥也多。沤肥3天之后就能有气体冒出，10天左右就可以沤制好，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再把这些肥撒到农田里去。那时正在提倡大寨的海绵田，大家执行力也强，大队一开会就推广下去了，但是要搁现在，根本没办法推广，再怎么呼吁也没人听。由于对农家肥的忽视，全县土壤的有机质下降到了只有1%。　　四、 水源问题。地下水水位下降，水源严重不足。现在打井取水，越是干旱的地方、干旱的年份抽水越多，抽水越多水没得越快。现在降水量比过去少，原来打井只需要打到地下20、30米，现在却需要100米。我小的时候还能在河内耍水游泳，现在河床都干了。　　分田到户之后出现的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县水稻销声匿迹。
　　西塘村　　史美玲是无锡市前洲镇西塘村的村民，她和丈夫、儿子、婆婆住在一幢330平米的三层别墅里，她家的庭院里，春天繁花锦簇，秋天石榴、橘子等果实压弯枝头。这样的家庭在西塘村只算中等生活水平，2000多位村民中，70%住上了和史美玲一样的房子。　　西塘 生活着的千年古镇&&&&　　人家在水中，水上架小桥，桥上行人走，小舟行桥下，桥头立商铺，水中有倒影。　　在这里，每个村民都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即使没在企业工作过，到了退休年龄也能拿到2000多元退休金，每个家庭还享受农业补贴和水电补贴。除了直接给予资金补贴，西塘村还投资300多万元兴建了一所老年公寓，空调、热水器一应俱全，一日三餐种类也非常丰富。村子里年满73岁的村民都可以住进去，每个老人每月只需交100元费用。
　　滕头村　　“今年村里的福利又提高了，每个村民每月可领1000元福利金。我们一家五口，一年至少有6万元的福利金。”滕头村民陈欣笑着说。村里建起了医院，医疗保险全覆盖，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到400到1000元的养老金，一年最少6000多元。　　几十年前，宁波奉化市滕头村是远近闻名的“穷村”，1993年，滕头村创立了全国唯一的村级“环保委员会”，对引进的工业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造就了一个绿色生态的村庄。借环境优势，滕头村开发了农业生态旅游资源，打造出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一年吸引60万游客，仅门票收入就达555万元。　　九星村　　进入上海西南市郊结合部的闵行区九星村，仿佛进入了一个店铺的海洋，在它的1600亩土地上，竖立着华东最大的综合批发市场，也是全国最大的村办综合批发市场。这个村的3757名村民，人均年分配收入3.5万元。　　在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之外，还实现了人人有股份，从村民变成股民。“有了股份，农民才有长期的实惠。实际上，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两种分配方式同时存在于我们的企业内，再加上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以及失业保险金的保障，九星的村民可说是‘三保险’。”九星村党委书记吴恩福说道。
　　@唯物主义思想家 　　你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状况！　　包产到户也好，现在的流转也好，都是类私有化。以发挥人的积极性！　　流转是把土地集中到个别人（或少数人），　　跟以前的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就完全没尿一个锅。
　　航民村是如何发展的呢？在航民村的团委书记介绍下， 我 了解到了航民发展快速的答案。 1.合理运用村集体收入 合理运用村集体收入 在 70 年代初，航民村为了致富，发展本村经济，将 30 多年的农业积累 6 万 元与借贷的 6 万元投资建立了萧山航民漂染厂。 1979 到 1980 年， 从 该厂的利润 便达 14.4 万，净赚了 2 万多。到 1981 年，利润达到 37 万；到 1982 年，利润达 到了 100 万，成了当时的百万村。因此，航民在 80 年代初就已经相当富裕。　　发展，而是牢牢抓住农业这一基础产业。同时航民 村也并没有农业占经济总产值比重低的原因而弱化农业低温， 反而提出了 “强工、 兴商、稳农”的发展策略，组织专门的生产队来发展农业。 在参观当地稻田的时候，我们发现稻田都整理在一起，形成了一块很大的稻田， 并分成四大块，中间有输水的沟渠，在稻田中间也有若干倍藏匿的临时用道，整 个农田建设非常整齐，并且考虑到了很多方面的因素。陪同我们参观的王书记向 我们介绍，航民村的农业生产全部实行机械化耕作，并且生产队实行工资话。虽 然看起来农业从业人员很少， 但是我们了解到， 通过机械的帮助和技术的扶持下， 航民村反而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利用了当地有限的耕地资源。这几年航民村 的农业发展情况非常不错，能够充分保证本村人的用粮需求，基本达到了自给自 足的局面。村委很早就把农田集中化生产，用最少量的农业从业人员创造最高价 值的农业产量。农业从业人员可以轻松的在一天之内完成稻谷的收割，去壳等一 系列加工程序，并统一的把收到的粮食集中到粮库，统一划拨给村民使用。2009 年，农业生产保持稳产、稳收。农业生产在保证粮食供应的前提下，实行土地外 包的策略，2009 年共外包土地 234 亩，实际可种土地面积 1200 亩，在全体农场 职工的努力下，全年完成油菜籽 76100 斤，小麦 87270 斤，晚稻 749000 斤。
　　“上海第一村”九星村“掌门人”——吴恩福。 　　1952年出生的吴恩福是土生土长的九星人，是个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脸上总挂着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办市场扬名上海滩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异。但吴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称“我是农民的儿子”。　　1966年，吴恩福初中毕业便回家务农，种田、养猪、种棉花、搞副业，他都干过。有一阵子，搞粮棉高产的试验，吴恩福种的11亩棉花地亩产皮棉213斤(当时平均一般亩产难超100斤)，成为乡里挂红花的模范，还前往各个村交流经验。　　1994年，干过5年生产队副队长、5年生产队长、10年工业大队长的吴恩福临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劳动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办的几个联营厂都经营困难，村子欠债1780万元，而村子的集体总资产不过2100万元，负债率高达84.8%。 　　吴恩福，男，1952年12月出生，汉族，上海市闵行区人，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九星村民兵连副连长、共青团七一公社团委委员、九星八队副队长、队长、九星大队工业大队长、九星村委会主任、九星村党委书记、九星市场党委书记。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当上九星村党委书记的？在您上任时，村里是怎样的状况？　　吴恩福：1994年11月中旬，当时我还是村里主管工业的大队长，正领着村里的“清账小组”在北京要债，突然接到镇里的消息，要我回上海。到上海后，我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先去了镇里，镇上领导任命我为九星村的支部书记，并问我有没有信心做好这个书记。我只回了一句话：“让我做书记，我做了就要做好。”　　其实，当时的九星村很穷，非常穷，是全镇排名倒数的村，村里人多，债多，资产少，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都不好，村里的负债是1780万元，负债率高达84%。　　喜读《九星村志》感言（刘其奎）　　刘其奎　　我的书桌上放着一部装帧印刷精美的《九星村志》。还在出版之前市志办快递送来了该志的志稿，并通知我日后参加评审。志稿一大摞，总量120万字。我脑子一震，一个村的村志竟有120万字，志文是否充斥着大话、套话、空话、假话等水分，内心充满疑惑。我以极大的兴致阅读了志稿，重点看了宅基、土地、户口、村级经济收益分配、农业、租赁业、九星市场、村民生活等一些主干篇章后，疑虑被打消。拿到正式出版的《九星村志》后，我又精读了一些重要章、节。我深深感到，《九星村志》所收录的资料大量都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原始记录，具有极高的存史价值，不愧是一部优秀的志作。闭卷沉思，温故知新，如时光倒流，激起我对诸多问题的遐想与深思。　　一、我和九星有缘　　说起九星我倍感亲切，它是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所谓“九星”，原是农业合作化时期九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上海七一人民公社成立时，将九个初级社合在一起作为九星大队加入人民公社。1972年1月，我作为“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正下放奉贤干校监督劳动改造，突接工宣队通知要调我到七宝去参加由“四人帮”余党朱永嘉授意和掌控的《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的编写工作。编写组共10人，上海人民出版社老编辑2人、七一公社土记者3人（其中一人为公社干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5人，我是其中之一。编写组先是借住七宝中学、后是借住七宝农校。为编写工作需要，编写组成员每人驻点一个大队，搞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当时七一人民公社共有号上、红明、东风、九星、友谊、中华、联明、七宝、宝北、沪星、新龙等11个大队。我被分配到九星大队。七宝镇到九星有5里之遥，每天从七宝步行至九星的阮家厍村，找当时大队的负责人阮世才等村干部联系，确定调查课题和调查对象，开调查会或找个别人访谈。根据朱永嘉的旨意，公社史编写的主题要突出记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调查记录和收录书中的材料没有经过核实、鉴别，大量是道听途说，资料的可靠性是存有问题的。　　我在九星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除调查之外还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与九星农民的接触中，我感到社员的生活相当贫困，多数人家吃饭是两稀一干（即每天吃一顿干饭、两顿稀粥）。年终决算分红，一个强劳力能分到几十元或上百元的是少数，还有不少人家是劳动一年欠生产队的透支户。就整体而言，多数农民辛苦劳动一年只能求得填饱肚皮。　　在九星三年，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及。1972年3月至7月间，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届工农兵学员来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开门办学”，8名学员被分到九星大队，名曰参加公社史的调查和编写工作。下来不久学员闹思想情绪，说“学不到文化知识，是误人子弟”，要求回校上课。为此，朱永嘉亲自下来训过一次话，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说“学员不愿参加战斗，是中了智育第一的毒”。分到九星大队的8个学员自办伙食，吃住在吴家天主教堂内。调查工作由我协调、指导。在与学员接触的3个月中，我深感8人的文化基础很差，个别学员连便条都写不通，小学的文化水平都没有。写就的调查报告白字连篇，词不达意，错误百出，只有两三个学员写就的报告可以参考。这种“左”的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方式，违反教育发展规律，至1977年为恢复高考所代替。当我参加《九星村志》评审时，我讲了这一经历，村志编写组人员认为这是九星村的一件大事，后来补写到志稿的大事记之中。
　　时移世易，桑田沧海，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定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这是唯物主义史观的基本。　　
　　@我是农民时代农民 4楼
21:20　　淘汰不了，我宁愿把土地荒了也不会把土地流转给资本家　　[来自UC浏览器]　　-----------------------------　　你要搞清是谁在强拆,而不是诬陷资本家或其他!　　
　　@唯物主义思想家 8楼
22:26　　某些人一提到成就就全归功于后三十年，你们怎么就这么无耻呢？清朝也有开放，但那却是被别人开放，没有实力的开放那就是引狼入室。没有毛时代的原子弹，没有毛时代的实力基础，尼克松是不可能屁颠屁颠地跑到中国来建交的。　　-----------------------------　　人家不就是对你礼貌一下嘛!你有何必装的自己像婊子一样?　　主要是那么肥,一弯腰就疼,挺不住就别挺了,我们还是谈谈未来!　　
　　区县志 && 区志 && 闵行区志 && 第十五篇区属工业 && 第一章沿革 && 节 　　--------------------------------------------------------------------------------　　第二节 集管局（工业公司）工厂 　　1958年市属工厂企业的职工家属参加生产劳动，组成义务劳动突击队进厂，从事食堂、托儿所、整理废品和车间里的辅助性工作；成立各类生产组，为工厂加工简单零件；成立缝纫组、洗衣组、幼托站和新村食堂等为工厂职工服务。　　1960年有的生产组、生活组在工厂的扶持下改为街道工厂。闵行区有电工器材、五金加工、化工加工、竹器、制绳、草织、服装、食用菌等8家厂和刺绣、废品整理等2个组。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区内工厂紧缩生产，精简人员，辞退1958年进厂的家属工；街道工厂生产任务也被扶持厂收回，1962年6月全部停办；里弄生活组也逐渐收缩减员。至日，全区辞退家属工2113人。1962年5月起，地区安排生活困难户为工商企业加工副食品、修补麻袋、加工煤球，以弥补家用。　　1965年闵行、吴泾地区有里弄生产组17个，从业人员588人。1970年有里弄生产组40个，从业人员1447人。　　1974年闵行街道有里弄生产组41个，从业人员2455人。规模较大的有：电容器工场（198人）、日化工场（117人）、木壳工场（121人）、日用工场（78人）、电磁线工场（63人）、电机五金组（83人）、电机线圈组（49人）、瑞丽五金组（32人）、红旗五金组（20人）、浦江五金组（75人）、制绳组（57人）、麻袋组（25人）、刺绣组（50人）、铁桶生产组（72人）、服装加工组（31人）和纸袋组（12人）。1977年里弄生产组调整合并为工场。以后又成为稍具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工厂。这些工场是闵行街道的东风电容器工场、东风五金制品工场、浦江金属制品工场、电唱机木壳工场、日用化学品工场、食品加工场和红旗五金制品工场，职工1292人。　　此外，1970年闵行、吴泾地区有1350人组成“五七连队”（“五七”连队的成员，大多数是1962年前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被工厂辞退的家属工）进市属大中型企业。1979年各市属大中型企业在厂内兴办大集体企业，1984年“五七”连队转为厂办大集体，与街道脱钩，“五七”连队中年老体弱的300余人划归闵行区工业公司。　　专业志 && 上海郊县工业志 && 上卷 && 第三章乡村集体工业 　　--------------------------------------------------------------------------------　　第三章　乡村集体工业　　概述　　1955年，一部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把社内竹、木、泥等能工巧匠组成副业组，为农业社整修农具等。1956年转为高级社后，又把副业组集中起来，办成铁木、木器、缝纫等工场、作坊，开始独立经营，发展商品生产；但规模很小、设备简陋，主要靠手工劳动。　　1958年高级社所办工业和大部分手工业合作企业转为公社所有，同时又兴办了许多小型工厂和作坊。据上海市统计局当年统计，市郊共兴办了公社工业企业2698家、从业人员10.71万人、总产值8988万元；在2698家企业中，属于新建的占60％左右，由手工业合作社、组下放的占20％左右，属公社范围内原有的老企业占15％左右，由城镇自发户改造而成的占5％左右。由于仓促上马，缺乏经验，经营不善，经常发生亏损，未能使广大农民从中得到实惠，不少地方还平调农民财产，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刚起步的公社工业受挫。　　60年代初，为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大力加强农业，上海郊县大部分社办企业关、停、并,转，1962年进一步紧缩。到1965年末，社办工业企业仅剩359家，务工社员2.24万人，总产值6323万元。保留下来的主要是一些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企业。　　1970年，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决定，兴办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小水电、小煤窑等“五小”工业，上海郊县社队工业复苏。其时，城市工商、物资等部门和企业为了市场需要，到郊县社队工厂挂钩，建立新的生产协作关系，一部分社队企业逐渐转向为城市工业和外贸出口服务。　　60年代郊县社队工业主要产品为铁、木、竹农具、农用船、日用五金小商品、日用木器制品、竹藤棕草制品、木工工具、服装、布鞋等。　　70年代起，“为城市大工业服务”和“为人民生活服务”两项的产品生产比重上升，1974年分别为39.7％和24.5％。年间，上海市机电、轻工、化工、物资等局向郊县一些社队工厂下放了40多种产品。社队企业与市区工厂直接挂钩，协作加工生产品种增多。生产门类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大，产品结构有了显著的变化。为农服务产品从初创时期的铁、木、竹传统和改良农具，发展到多种中小型农机具及其配件产品。机械、化学、纺织和缝纫4个门类产品有大的发展，其合计产值比重占75％以上。但总体上仍以工艺性加工、零配件和低档产品生产为主。　　　　
　　我实在看不出分田单干是先进的农业生产力　　
　　专业志 && 上海郊县工业志 && 上卷 && 第四章主要工业门类 && 节 　　--------------------------------------------------------------------------------　　第二节　农机具工业 　　一、传统农具　　上海市郊各县传统的人力农具有脚踏水车、铁、锄头、田刀、镰刀、铁锹、连枷、稻床、风车等；畜力农具有牛车、犁、耙、等。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嘉定城横沥街开设许元兴铁店；康熙五十年(1711年),奉贤县徐长兴在三官堂开设铁铺。　　嘉庆年间(年)，川沙已有数十家铁铺，从业人员大多来自南京、扬州、无锡。　　同治年间(年)，上海县已有生产龙骨车、牛盘车、稻床等中型农具的作坊。清光绪宣统年间，郊县又有一些铁、木、竹业的店、铺、场、坊开设。　　民国时期，市郊各县铁、木、竹农具业有所发展。但大多为夫妻店，店坊合一，一师一徒。　　铁业　　　按产品分类，以大炉(也称乡作炉)锻制农具为主。农具品种因地制宜。棉区多锄，稻区多镰，菜区多铁。郊县的不少铁匠店几代经营，形成各自的工艺特色，各县都有一些名牌产品。如嘉定外冈的郁家镰刀、马家犁；宝山杨行的“三件宝”(锄头、铁和镰刀)等。　　木业　　　椿杉和圆木作坊制造农具。一般是前店后坊或既店又坊，自产自销，制新兼修旧，旺季奋力生产，淡季挑担串乡。产品有船橹、灌溉工具、粪桶、水桶等。　　竹业　　　也习称竹棕藤柳业，阔蔑作。店铺兼作坊，业主自营，除专营户外，还有不少兼营户。竹材大多购自浙、粤，以及当地所产蔑竹。靠近中心城市的近郊，铁、木、竹业还生产日常生活用品。　　解放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年)，铁、木、竹业手工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1956年春，实现了合作化。1958年“大跃进”中，郊县手工业合作企业大部分下放到公社，传统农具生产一度受到影响。1962年恢复手工业管理体制后，恢复生产85个名牌特色农具，271种铁、木、竹农具产品，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62年末，市郊共有县属铁制农具企业205家，木制农具企业227家，竹制农具企业195家，社办农机修理企业59家；此外，还有铁、木、竹制农具的个体手工业户69家。以后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传统农具用量逐渐减少。　　70年代中期起，转向专业定点生产，这些企业同时发展生产五金、机械等产品。　　80年代中期起，一些县属农具生产企业仅生产部分铁、锄头、铁锹等农具，传统农具基本上由一些乡村集体企业承担生产任务。　　二、改良农具　　市郊各县改良农具始于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1958年大搞农具改革运动中迅速发展。主要有双人打稻机，比传统的甩稻桶或场上脱粒工效高30％以上，且脱粒干净。　　60年代中期以后，已被电动脱粒机替代；喷雾器，初期是铁壳压缩式，后因体重、易锈，使用寿命短，被硬塑背包式和钢塑结构取代；棉花移苗器，移苗快、成活率高，也可作压制棉苗营养钵用；铁犁，是以铁代木的新农具，另配犁压盘，使用反映良好，70年代开始全面推广。还制造过绳索牵引的深耕犁、开沟犁等改良农具，由于不切实用，先后停产。　　随着郊县实现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部分改良农具也逐步被淘汰。　　三、农业机械　　60年代后期,上海郊县农机具工业由原来生产单一的传统农具产品发展到改良农具,进而生产半机械化农具,直至设计制造中、小型农业机械及其部分配件,并承担农机的修理任务,形成了郊县农机具工业体系。各县相继建立农具研究所,把解决“三弯腰”农机具作为主攻方向,研制机动拔秧、插秧、收割机械。　　60年代有南汇县的手扶式插秧机,上海县的平推氨水车和氨水耙,嘉定县的65-502型农用吸泥船和钢丝网水泥农用船,川沙县的64-7型简易喷雾器等。65型稻麦两用脱粒机在各县农机企业定点生产,小钳夹拔秧机在川沙县农机一厂投产。　　70年代初,郊县基本上形成了农机“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大队”的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社办厂的装备达到“四床一机”(车床2台、牛头刨床1台、钻床1台、电焊机1台)；大队办的修理组(站)达到“三大件”(台虎钳、小钻床、砂轮机)的配备水平。　　1974年上海1型机动插秧机投产。至1977年，郊县农业生产在排灌、加工(包括农副产品和饲料)、植保、脱粒、耕作、公路运输等作业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机配套件也在各县农机企业定点生产。农机企业装备和技术力量得到了充实和增强。　　70年代末，农村首先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重大改革，农业生产规模由大变小，多种经济有所发展。由于农机工业一时还不能适应新形势，连续两年出现产销下降局面。　　为了搞活农机工业，采取了四个转变的办法，即变盲目追求农业机械化的速度转为讲求经济效益，变“官办”农业机械化转为农民有选购农业机械的自主权，变以公社、大队为主经营转为以生产队、联户、农民为主经营，变产品结构不适销转为以销定产、按需生产、扩大服务领域。　　1980年，郊县6家全民所有制农机企业转产自行车零件，划归市轻工业局领导。
　　分田到户的穷死，现在只能外出打工　　集中土地搞专业化合作化工业化生产的村，不敢说个个都成功，但成功的还是不少的，现在少说也有上百家上市企业了，造就了上万亿万富翁了。别村人给他们打工。　　有人指出，这不能说明集体主义有制度优势，而是集体化在当时大家普遍贫穷的年代具有先发优势（一个村或者几个村联合起来，在当时就是规模不小的自由资本了，国有资本不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就是市场上的强大力量了）。　　集体主义不见得有制度优势，但在当时环境下具有先发优势。这是公平的说法。
　　1958年市郊各县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和地方工业高潮中，兴办了县、镇、公社机械工业企业。主要服务于农业。是年末,，有金属加工业483家。其中：县办68家(机器制造业28家、金属制品业29家、修理业11家)；手工业系统64家(金属制品业40家、修理业24家)；街道里弄办(以后称镇办)11家；人民公社办340家(其中修理业209家)。　　经过几年的整顿和发展,，市郊县、社两级机械工业企业进一步纳入为农服务的轨道。它对发展郊县农机具工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如南汇朝阳机械厂生产的40公斤空气锤，青浦机械厂生产的35吨冲床等，使郊县原来以手工生产为主的农机具制造行业实现机械锻打、冲压成型工艺。从此，郊县机械工业不但能制造一些通用机电五金产品，有些企业还开始为市属工业加工零配件。70年代起，郊县机械工业逐步自行设计、制造一些机电产品，有工业设备，交通设备、仪器仪表，锅炉设备，起重设备，风机设备、医疗器械，集装箱与金属包装物，紧固件，通用机械，消防器材，家用电器，电子元件，建筑五金等。　　二、产品及企业结构　　70年代末，郊县工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郊县机械工业生产向多行业、多种服务方向发展。　　据1979年统计，郊县县办机械工业企业共有212家，其中除农机业23家外，还有工业设备制造业15家，交通设备制造业3家，生产用其它机械制造工业19家，电子工业7家，生活用机械制造工业6家，生产用金属制品业110家，日用金属制品业18家，机械设备及金属品修理业11家。　　县办机械工业企业户数占县办工业企业总数的62.5％，产值为61.8％，职工人数为64.5％，固定资产原值为67.4％。社队办机械工业也开始转向为市属工业代加工、协作配套生产。　　80年代，该行业继续调整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达到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目的。　　至1961年3月，11家厂均建成投产。嗣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大部分社办化工企业关、停、并、转；23个县属全民所有制化工企业于1962年6月划归上海市化学工业局管理(名单详见本志附录十二)。至此，郊县仅有为数不多的社办化工企业。　　1970年，为了贯彻中央计划会议精神，发挥市和县、社两个积极性，大力发展县社工业，1962年划归上海市管辖的郊县10家化肥厂重新下放给郊县。郊县再次掀起生产氮、磷、钾三要素化肥、化学农药和农副产品加工的办厂热潮。　　上海县社队工业发展县、社、队三级生产化肥、农药生产网，但公社、队所产农药都因质量等问题而停产。嘉定县从事上述三要素化肥生产达67处，也终因成本高、用工大而多数未能持久生产。　　1973年10月统计，市郊各县，社共有土化肥、土农药厂430家。以后化肥、农药生产逐步萎缩，只有奉贤青村化肥厂和嘉定长征综合化工厂等少数企业保存下来，磷肥生产并有发展。70年代起，市区化工项目、产品向郊县扩散，促进了郊县化学工业的发展。仅1973年一次下放市属东方等5家化工厂12种化工产品给金山、松江、嘉定、川沙等4县7个公社企业生产。为了有计划支持经济困难的社队发展工业，上海市有关部门作出局、县对口挂钩的措施，指定市化工局与金山、川沙两县挂钩，发展化工生产。　　但在承接市区化工产品生产时，也出现了“三废”搬家的矛盾问题，一些郊县企业“三废”污染严重。　　1981年，郊县化学工业已有256家、职工37795人、产值（1980年不变价计）40606.5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1.79％；固定资产原值17989.4万元，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12.61％；完成利税11209.0万元（其中利润8219.7万元），占全部工业利税总额的14.11％。其中：基本化学原料工业47家，化学农药工业10家，有机化学工业51家，化学药品工业14家，日用化学工业7家，橡胶加工工业15家，塑料加工工业112家。　　经过70年代的发展，上海县已逐步形成了基本化工、有机化工、化学药品、日用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6个门类产品。　　嘉定县进入70年代后，基本化工原料工业发展迅速，颜料、染料企业开办，其中嘉定硼砂厂规模甚大。　　宝山县70年代以后，从事化肥、农药为主的化工企业开始转向以医药和化工中间体为主。　　川沙县70年代陆续兴办了一批乡村化工企业，其中由凌桥化肥厂转为凌桥化工厂的规模较大，1973年开始生产地蜡和“凡士林”。　　唐镇化工厂与中华化工厂联营生产石油脂、化肥添加剂和溶剂油等。　　高桥制氧厂于1976年建成，生产氧气和氮气。高东柠檬酸厂产品远销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南汇县各乡建立的土化肥厂、土农药厂，为时不久即转向工业用、生活用的化工产品。　　奉贤县化工行业有新的发展，青村化肥厂磷肥的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塑料制品和橡胶制品的生产增加，医药和中草药的加工生产发展。　　松江县化工行业也有发展，其中泖港电石厂电石供应全市用量的25％，还建立了塑料加工、有机化工、基本化工原料、日用化工、农药、橡胶加工、医药等生产门类。　　金山县70年代以后化工得到较快发展，形成了以化工原料为主导的包括化肥农药、染料在内的生产门类。　　崇明县70年代初兴办造漆、塑料制品等企业。
　　专业志 && 上海郊县工业志 && 上卷 && 第四章主要工业门类 && 节 　　--------------------------------------------------------------------------------　　第七节　家用电器工业 　　一、行业沿革　　上海郊县工业的家用电器行业起步于60年代中期，大发展于80年代。　　分大、小家电两类,大家电的主要产品有：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和窗式空调器；小家电有：电吹风、电熨斗、电热取暖器和提式吸尘器等。　　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嘉定、南汇、奉贤、松江、金山和崇明等7县，其中崇明和上海两县比重较大。　　70年代末，郊县农机具工业生产连年滑坡，一些农机企业改行转向家电生产。　　自1979年至1989年期间，郊县家电行业生产迅猛上升，电风扇由1981年年产58.61万台，到1989年年产增至136.94万台；电冰箱由1783台，增至10.79万台；洗衣机由1.08万，增至42.77万台；电吹风由24.63万只，增至55.03万只；电熨斗由10.91万只，增至62.29万只；吸尘器由1100只，增至5376只。
　　60年代前期，通过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贯彻和1962年全市工业调整，各县工业部门主管少数县属全民所有制工厂、县属手工业合作企业、镇办集体工业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工业企业。　　县、镇两级企业基本上无食品工厂，公社工业的食品工厂也不多。　　1966年，公社粮、饲加工企业87家，1970年社办食品工业企业28家，从业人员1107人，产值527.9万元；大队办企业34家，从业人员313人，产值17.1万元。
　　专业志 && 上海农业志 && 第一编农业生产条件 && 第四章农具与农机 && 节 　　--------------------------------------------------------------------------------　　第一节　耕作机械 　　一、犁和耙　　1949年前，一直沿用旧式畜力犁和耙等农具耕作。主要动力是耕牛，一般保持15万多头。抗日战争胜利后，近郊只有4台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来的、美国制造的福特、福农拖拉机，在资本家经营的新市农场和马陆农场使用。1956年，开始改革农具，首批试制和试用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因市郊土壤粘性重，牛力不济，故未成功。　　［新石器时代上海农民使用的石梨］　　1955年10月，农业部拨给上海近郊拖拉机10台，机引双铧犁10部。1956年2月，在西郊、东郊、北郊3个区分别建立国营拖拉机站，引进东欧的热托—25型、热托—35型等轮式拖拉机、少量苏联制的德特—54型履带式拖拉机，配套波兰两铧犁，苏联五铧犁、重型耙等农机具，开始为农民代耕。由于从国外引进的大型铧犁，翻垡大，整地用工大，不适应精耕细作的农艺要求。1957年，东郊拖拉机站将大型铧犁改进为“小铧犁”，犁沟小、土块碎，受到当地农民欢迎。1958年，金山、嘉定县曾经试用电力绳索牵引犁，或称绳索绞关犁耕田，但因尚未过关，使用条件还不具备等因素，最后没有推广使用。1958年，原来3个国营拖拉机站撤销，机具交给县和部分公社，并陆续建立起拖拉机站。1954年，郊县曾从日本引进“久保田”手扶拖拉机。1964年国产的工农—7型手扶拖拉机，在松江、金山、青浦水稻区耕作，普遍受到欢迎。从而机耕开始逐步替代牛耕。1964年，丰收—35型轮式拖拉机，配上国产的机具和防滑轮，开始在市郊试耕，翻土、碎土一次完成，解决了机械耕作水田的难题。1965年起，市郊普遍推广使用大、小拖拉机配套农机具。到1970年，全郊区拥有大、中型拖拉机1675混合台，手扶拖拉机10442台，机耕面积38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0.5％，基本上实现耕作机械化。1983年，机耕面积达到492.5万亩，占可耕地面积93.8％，实现了“耕田不用牛”的理想。到1990年底，耕牛只剩下了10646头。　　［1955年10月市郊农民首次使用拖拉机耕地］　　国产主要农机具不断更新、发展。手扶拖拉机有：红旗—7型、工农—7型、工农—11型、工农—12型。现在的手扶拖拉机以工农—12型为主。中型拖拉机有：红旗—27型、丰收—35型、上海—45型、上海—50型、菲亚特系列拖拉机。现在郊区以上海50型为主。配套中拖的耕作机具有川沙小脚犁、四铧犁、五铧犁、六铧犁、七铧梨、马桥犁、栅条六铧犁、耕耙犁、振动犁等。配套手扶拖拉机的耕作机具有工农双铧栅条犁、旋耕机、综合犁、罗南犁等。　　传统的整地农具有铁耙、划耙、推岸耙、滑耙等。50年代，随拖拉机一起引进的有牵引式的双列圆盘耙、重型耙。60年代推广使用金山水田耙、上农2.5型水田耙。80年代开始引进江西水田驱动耙，后来又改进为IQ—2、3型水田驱动耙，深受农民欢迎。　　二、旋耕机和耕耙犁　　60年代前，碎土、整地都靠铁鎝用人力敲碎、拉平，水稻田也有用牛耖拖平。60年代开始，用拖拉机悬挂的旋耕机作业，能在未耕或已耕田地进行耕耙作业，1964年在郊区推广使用，该机有配套手扶拖拉机和中型轮式拖拉机的两种，用于旱耕能使土壤细碎，用于水耕，可做到泥烂、起浆，具有工效高、结构性能可靠、适应性好、使用成本低等特点，深受农民欢迎。70年代，在蔬菜地区配套中型拖拉机的旋耕机的基础上，发展成能碎土、深耕、一次完成的耕耙合一的耕耙犁，得到普遍的推广使用。　　三、开沟作畦机具　　60年代前，开沟作畦都是人工用铁锹开挖。60年代初，首次研制出为丰收—35型拖拉机配套的开沟作畦机。70年代，普遍使用的是为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配套的开沟犁、绳索牵引开沟犁、链齿式开沟犁等，市郊曾推广使用1000台左右。随着上海—50型拖拉机的广泛使用，开沟机逐步改为与轮式拖拉机配套，有开明沟的板式开沟机、链齿式开沟机、圆盘式开沟机和开暗沟的鼠道犁（亦称炮弹犁）。80年代，有上海—50型拖拉机配套的线沟犁、开沟埋管机。开沟埋管机是为埋设农田排水塑料波纹暗管工程用的，根据降低地下水的要求，可以埋深1～1.8米左右，并能自动铺管。至1990年共已生产80多台，为郊区开沟埋管480多万米，耕田面积6万多亩。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蔬菜地区对复式作业机具的要求较高。80年代，在开沟作畦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复合耕播机，能一次完成浅耕、灭茬、播种、开沟、作畦等复式作业，已得到推广。
　　第二节　种植机具 　　一、插秧机　　1958年，在群众性农具改革热潮中，上海郊区首先试用木制手扶式半机械化插秧机。1960年2月，农业部和农机部在广东省东莞县联合召开全国水稻插秧机和水田耕作机具评比鉴定会，参赛的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84部插秧机中，上海市南汇县研制的“南汇—1号手扶式插秧机”被选为全国推广的机型之一。1964年，市农机所等单位制成机动插秧机，使插秧机由半机械化向机械化迈进了一大步。1967年，上海研制成的“东风—2S型机动插秧机”，是我国正式定型的第一种机动插秧机，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三等奖，1969年后，大面积推广使用。1970年，为了适应郊区水稻密植高产和双季稻扩大的要求，制成“东风—1、7型插秧机”。1972年，上海—I型机动插秧机在郊区推广使用。到1973年，该机生产3000多台，在郊区机插早、晚稻21万亩，机插面积占插秧面积的6.2％。1977年底，全市插秧机保有量为28147台，机插面积183.7万亩，占插秧面积的60.3％，达到历史最高峰。经过几年实践，机器虽不断改进，但终因质量没有最后过关，机插面积逐年下降，到1979年，机插面积不到10万亩，插秧机工厂纷纷转产。1985年以来，郊区从吉林插秧机厂引进一些插秧机。到1990年末，全市机动插秧机拥有量691台、1689千瓦，水稻机插面积21076亩。　　二、拔秧机　　随着插秧机的发展，拔秧机械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1969年初，上海第一台机动钳夹式拔秧机诞生，拔幅0.5米，但只解决起拔，机子还不完善。1972年，制成拔幅1.3米的拔秧机，基本上能投入正常生产性拔秧。1975年，“上海—130型小钳夹机动水稻拔秧机”通过鉴定，并生产150台推广使用，年，生产2000多台，推广到全国各地。后又制成有自动捆扎机械的拔秧机，成把率和可靠性都达到90％以上，从而使拔秧机的生产率得到提高，基本上能做到2台拔秧机拔的秧，能供1台插秧机使用。因拔秧机是插秧机配套机具，随着机插面积逐年下降，拔秧机也逐步停止使用。　　三、育秧设备　　1979年，上海从日本引进成套水稻工厂化育秧设备。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设计出国产7寸行距的“ZYS—500型水稻工厂化育秧成套设备”，1980年通过鉴定，以后在本市和其他省市共推广200多套。本市水稻工厂化育秧设备的保有量和育秧移栽面积为：1985年，86套，45563亩；1990年，75套，36538亩。只是工厂化育秧设备的成本开支大，不少农户用地膜育秧替代工厂化育秧，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四、播种机　　三麦播种，一般有条播和盖播两种，后来，逐步发展到穴播和精密点播等。1955年，东郊区高南乡星光合作社试用沈阳农业机械厂制造的播种机播种小麦，这在市郊是第一次。1960年初，试用三麦播种机播种，因质量欠佳，未能推广。1974年，试用盖麦机，该机可碎土、压麦，以汽油机为动力，一人操作，灵活方便，受到欢迎，后因配件短缺，逐渐停用。1983年，使用过“东风—120型盖麦机”，该机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质量较好，平均每小时能盖麦4～5亩，但不宜在土壤潮湿时作业。同年，还使用过浅耕条播机，用于三麦播种。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种麦时露籽麦减少，不需再盖麦，盖麦机数量逐年减少。　　第三节　排灌机具 　　上海郊区的排灌工具，历史上主要使用以人力（有手摇、脚踏两种）、畜力、风力（四级风以上）为动力的“龙骨水车”，简称“三车”。40年代，开始出现柴油内燃机与水泵配套。　　到50年代中期，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进展，机械灌溉逐渐取代龙骨水车，跨入内燃机灌溉和电力灌溉阶段。1954年春，水电部在金山卫筹建第一座国营抽水机站。同年11月，松江、金山、新泾、真如、杨思等地区先后建成抽水机站，灌溉面积达10000多亩。1955年，市郊继续兴建抽水机站，共有43套抽水设备。1956年，嘉定县马陆乡兴建第一座电力灌溉站，开创了郊县灌溉史上新的一页。同年7月，市郊第一个电力灌溉网在西郊14号机口放水，这个电力灌溉网使西郊7万多亩农田受益。50年代机电灌溉面积还不多，“三车”仍保持一定数量，据1958年统计，郊县拥有“三车”143689部，其中人力车50519部，畜力车76079部，风力车17091部。　　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程度的提高，“三车”和“自流”灌溉，逐步被机电灌溉所代替。1959年，国家和公社共同投资1800万元，兴建机电排灌网，受益面积达250～300万亩，约占全市耕地面积的50～60％。60年代初，“三车”仅作为排灌的辅助工具。据统计，1962年，郊县尚有“三车”67349部，灌溉面积60.89万亩。其中人力车17578部，畜力车38011部，风力车11760部。到60年代中、后期，“三车”在市郊已先后淘汰。　　1961年8月，完成郊区农业电力排灌网的扩建，并开始供电。这些工程大部分兴建在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和崇明等5个县的粮、棉生产区，井架设高压供电线路200多公里，低压供电线路30多公里，安装配电变压器229台，总容量达12900多千伏安，受益农田达40万亩以上。1963年，全市机电灌溉面积为393.1万亩，占耕地面积72％，基本实现灌溉机电化。到1975年，郊区有固定电力排灌站4887座，动力81268千瓦，灌溉面积471万亩；另有流动电灌37019台，动力98947千瓦，灌溉面积62万亩。到1990年，已拥有固定电力排灌站6672座，动力301228千瓦，灌溉控制面积480.14万亩，占耕地面积99.04％。　　喷灌也是从5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1954年10月，在大场白遗桥合作社，兴建第一座喷溉设施。1955年5月，华漕农场、杨思塘严乡、真如新江乡，又兴建了三座喷溉设施。80年代，郊区喷灌面积已达6.8万亩，拥有移动式喷灌机组1300套，喷灌面积6.3万亩；固定喷溉站31座，喷灌面积5000亩。分布在10个县区、77个乡镇、23个国营农场和园林苗圃，重点在蔬菜地区。
　　第四节　中耕、植保、施肥机具 　　一、中耕机具　　稻田中耕，历来用耥耙和手耘，劳动繁重，效率低。50年代，使用改良后的耘耥器。60～70年代，在过去简易的手工工具基础上，制成动力水稻中耕机（亦称耘耥机）。到1975年，全国已有样机30多种。上海—7型株行间中耕机，于1979年通过鉴定，投入使用，获得大家好评。后来，由于普遍采用化学除草和田间拔稗除草，水稻耘耥逐渐减少。　　棉花中耕，历史上农民一直使用锄头等工具。1966年，曾试验过两只小犁铲加一只大犁铲组成的中耕机具，或由5只小犁铲组成的中耕机具，并由绳索牵引机拉索来实现棉花中耕，同时，亦为根部覆土。70年代，出现用小动力配套的各种型式多用底盘，配以小旋转刀轴，用来进行棉花中耕，但后来也没有推广使用。　　二、植保机具　　上海解放前，草、鸟、虫害主要靠人工清除和捕捉，对病害则无防治之法。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喷施各种农药防治病虫害。解放初曾使用过单管喷雾器、压缩喷雾器、踏板喷雾器、手摇喷雾器等器械。1956年，推广从日本进口的压缩喷雾机，作业时，2～3人操作，工效较高。60年代初，推广工农—16型（即3WB—16型）背包式喷雾机及552丙型（即3WS—7型）压缩喷雾机，单人操作，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喷洒均匀，受到农民欢迎。背包式机动弥雾喷粉机推广使用也较多。1966年，开始推广工农—36型机动喷雾机（担架式），可定点作业，雾化性能好，每机9人，日喷50～60亩。至1979年，全郊区拥有机动喷雾（粉）器23552架，基本实现植保作业机械化。1980年，推广使用WFB—18AC型（即东方红—18AC型）及泰山—18AC型机动喷雾（粉）机，体积小，机身轻，节省喷药量，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工效，有利于大面积及时防治病虫害。两人一机，每天可防治5～8公顷，一台机具可负担耕地面积20公顷，其工效比工农—36型提高8～10倍，防治效果一般达到95％以上，适用于水稻、小麦、棉花等多种作物，于是成为郊区普遍使用的主要植保机具。　　三、施肥机具　　解放前，传统施肥工具主要有粪桶、粪箕、粪勺、泥勺、泥网及粪车等。1972年始，用电动泥浆泵，除了用于吸浇泥浆外，还可用于粪肥传送和浇泼。因具有省工、省力、多用途等特点，推广使用较快。另外，还使用过吸泥船。1978年末，有吸泥船483艘、3547千瓦，对于积河泥，起了一定作用。1987年起，由于化肥大量应用，吸泥船应用减少。　　第五节　收割机具 　　一、中小型收割机具　　传统的收割稻麦工具是镰刀。新石器时代（公元前年），先民们用石镰。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时期，人们使用铜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使用铁镰。此后，铁镰经过不断改进，沿用至今。用镰刀收割，劳动强度大，工效低，是农业生产中最辛苦的劳动之一。　　50年代末，上海开始自行研制稻麦收割机。1959年起，市农机化研究所开始研制配大型拖拉机的后悬挂式稻麦两用收割机以及小动力割晒机等多种收割机具。上述机型虽然未投入批量生产，但为以后的研制和使用，闯出了路子。1965年，研制了配工农—7型手扶拖拉机的“上农—90型稻麦两用收割机”及“上农105型稻麦两用收割机”。后者能收割一定倒伏度的作物，并由该所实验厂试制25台，分配到郊区各县试用。后来，该机逐步改进成为配“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的“上海—108型收割机”，1973年起，在郊区推广应用。1973年末，郊区的“上海—108型收割机”，拥有量为1515台，开始逐步用机械收割代替繁重的人工收割。到1975年，该机已生产3000多台，供市郊和外省、市使用，亦有少量出口。同时，另一种能在湿烂田作业的改进型“上海90—3型”配“上海—3型多用底盘”的割晒机，亦生产了5500多台。到1977年，郊区拥有各种割晒机9000多台、14125千瓦，收割面积70.68万亩，占种植面积的11.7％。从1978年起，由于割晒机的质量原因，割晒机收割逐步下降。到1990年末，郊区割晒机拥有量仅380台。　　二、谷物联合收割机（亦称康拜因）　　1971年底，上海设计制造“上海—Ⅰ型全喂入式联合收割机”，配套“上海—35型拖拉机”做试验。1974年底，又研制成“上海—120型”和“上海—150型”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1979年，由上海、江苏、云南三省、市联合研制成“江南—120型半喂入联合收割机”。1981年，在“上海—Ⅰ型”的基础上制成“上海—Ⅱ型”，后来又制成“上海—2B型”。“上海—Ⅰ型”联合收割机，每年生产60～80台，共生产400台左右。1980年以来，郊区从广西省购进“桂林—2号”悬挂式全喂入联合收割机，到1989年7月，该机在郊区的拥有量达1900多台，大部分用于收获麦子，部分砂性土地区也用于收获早稻。　　80年代，本市的“上海—2B型”联合收割机亦有小批量生产。此外，从外地引进的除“江南—120型”联合收割机外，还有“龙江—120型”和“湖州—100型”等联合收割机，进行适应性试用。　　1990年末，郊区拥有各种联合收割机3033台、9125千瓦。　　1992年“三夏”时，郊区三麦收获总面积195万亩，机收面积达115.6万亩，机割面积占应收面积的59.3％。　　但目前联合收割机只能用于麦子收割，面广量大的水稻，还是要靠用镰刀收割。
　　第七节　农业运输机具 　　一、小型运输机具　　上海郊区农业运输，由于河道四通八达，水上运输历来比较发达，小船可以摇到田间、村头；1959年前，陆上运输历来靠人扛、肩挑、独轮车，并辅之以自行车及拖车等。传统农业运输工具主要有：扁担、箩筐、簸箕、麻袋、木桶、小木船、独轮手推车、自行车、拖车（黄鱼车）、劳动车（三轮车）等。1976年始，由于手扶拖拉机及多用底盘等在市郊的广泛应用，载重1吨和750公斤（与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配套的）拖斗车、翻斗车及运土机等也相应问世，如与上海—3型多用底盘配套的7CH—0.4型自卸翻斗车和拖车、与上海—130型拔秧机底盘配套的运土机等，适用于小面积的土地平整及其他农业运输工作。　　1990年末，全市郊区拥有汽车28088辆、745678千瓦，其中农用载重卡车6413辆、414114千瓦。还有大中型拖斗车3348辆。　　二、铲运及推土机具　　1977年开始，大力研制平整机具，从完善大、中型拖拉机配套的平整机具，发展到与小型拖拉机配套的平整机具；从耕、翻、刮土分别作业，发展到铲运一次作业；从工作部件配在拖拉机右面铲运、平整，发展到配在拖拉机前面推土填沟。到1978年止，全郊区已拥有与大、中型各种拖拉机配套、适应水田平整的木梳犁，旱田平整的刮土、铲土、推土和小型拖拉机配套的刮土、推土和铲土等多种机型。如1C—120型铲运斗、1C—0.3型中型拖拉机配套铲运机及与工农—11型手拖配套的刮土机等。这些机具在平整土地和农业运输中都起了重要作用。1990年末，全郊区拥有推土机44台、2577千瓦。　　三、农用机动船　　传统的水上运输机具是风帆、小木船、水泥船等。动力大部分靠风力、摇橹、撑竿或背纤。1959年始，发展农用机动船和农用挂桨船。1971年嘉定船厂制成船用挂机，用175F风冷、3.7千瓦柴油机安装于12吨船上，机驾合一，操纵灵活，结构简单，不占舱位，吃水浅。同时，还制成10吨水泥船，采用195—2C型、7.35千瓦柴油机，既可自载，又可拖载，机驾合一，操纵灵活，主机功率小，拖带效率高，能一机多用。1976年开始，采用195—2C型柴油机，装在8～12吨水泥船或木船上。1977年开始，推广使用小拖轮，采用195—2C型、7.35千瓦柴油机为动力，最大拖力220公斤。1977年末，全市拥有农用船81932艘，其中：水泥船54730艘；小型农用机动船4509艘、12076千瓦；挂桨4762台、25732千瓦。　　1990年末，全郊区拥有机动运输船6623艘、114656吨、87724千瓦。　　第六节　脱粒、烘干、加工机械 　　一、脱粒机　　脱粒用的传统工具有梿枷、掼床、竹匾、筛子。水稻脱粒主要用掼床掼。三麦和油菜脱粒主要靠人工用梿枷敲打，少数油菜脱粒放在竹匾里用双手搓（称捋油菜），费工、费力。扬谷靠自然风吹扬。30年代开始，有用脚踏的带刺脱粒机，或用手摇风谷机。50年代，有风力、畜力为动力的脱粒机。50年代后期，机动和电动脱粒机，以及电动扬谷风扇，逐步得到推广。主要型号有“沪郊—65型”、“锥形（大炮式）”和“纹秆型”稻麦脱粒机。这些脱粒机一次可完成脱粒、清扬、出粮等三项作业，工效高、收场快、占地少。1965年末，全郊区拥有脱粒机4.4万台，其中内燃机脱粒机17344台，基本上实现了稻麦脱粒机械化和半机械化。1971年，全面普及了机动脱粒机，全郊区拥有机动脱粒机46622台。到1978年末，增加到82578台。　　1978年，推广使用5TY—160型油菜脱粒机，该机可完成脱粒、分离、清扬等工序，与水稻插秧机的动力部分配套，对湿、青油菜进行半喂入脱粒，干枯油菜进行全喂入脱粒，脱净率达98％。目前，常用的脱粒机型号有沪郊—65型、沪垦—69型及纹秆型等。　　1990年末，全市拥有机动脱粒机143528台、445583千瓦。　　二、烘干机　　60年代前，郊区一般都是利用太阳光照晒干谷物。遇到阴雨天时，谷物易霉烂变质造成浪费。1965年，研制成“上农—65型通风干燥机”，它是由煤炉、电动机、离心通风机、吸风网、导向管及栈条等组成。雨天可移到室内使用，适用于抢烘粮食。随着热风和低温干燥谷物机具的发展，红外辐射干燥谷物的方法也得到发展。1980年，上海—0.6型远红外谷物干燥机开始推广使用，该机的作业性能好，烘干成本及单位能耗都较低。1981年连续阴雨，罗店公社曾使用山东5HY—2型中型谷物烘干机，该机适应一次烘干进仓的要求。　　1982年，对该机作了部分改进后，在罗店种子站进行油菜籽烘干试验，对其技术、经济性能大家都较满意。同年，试用过5HDX—8型低温循环烘干机，亦颇受欢迎。　　1990年末，全市拥有谷物烘干机39台、1095千瓦。　　烯油热风炉是烘干机的一种热源配套部分，80年代在郊区开始使用的有：HYL20—50型燃油热风炉（与5HT3型谷物干燥机配套使用），还有HYL—5型燃油热风炉（与5HZ—32型循环式谷物种子干燥机配套使用），效果较好，颇受欢迎。　　三、加工机具　　19世纪及以前，上海地区农副产品的加工，大部分都用人工，劳动强度大，工效低。20世纪以来，上海地区的粮油加工逐步使用机械。20～30年代在农村开始使用以内燃机或电动机为动力的轧米机、轧花机。民国16年（1927年），杨思棉作试验场使用6英寸辊轧花机，颇受农民欢迎。40年代，轧米机、轧花机等在上海郊区比较普及。60年代起，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有较快发展，全市拥有新型的粮、棉、油加工机械1300多台。有些电力排灌站普遍兼营粮食加工。1971年末，全市拥有粮、棉、油加工机械5810台。到1981年末，全市拥有10051台。年推广使用过重力式种子精选机，使用精选后的种子播种，可节省用种量5％以上。　　1987年，使用过MD—88型棉籽硫酸脱绒机，该机配以中和池、精选池、拌药机、包装机，可形成棉籽化学脱绒成套大设备。　　1987年，试制成6BM—400型苎麻剥磨机，为双滚筒反拉剥打式，1989年，又试制成6BE—442型苎麻剥磨机，为双滚筒反拉剥打式。这两种剥磨机都先后在市郊推广试用。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广泛使用的碾米机、磨面机、轧花机、榨油机、淀粉加工机械等。1990年末，全市拥有机械动力合计6927千瓦，其中碾米机4477台、5141千瓦；磨面机2170台、14742千瓦；轧花机443台、1640千瓦；榨油机66台、482千瓦；淀粉加工机械91台，954千瓦。
　　专业志 && 上海农业科研志 && 第十编农业工程 && 第五章农业机械化 　　--------------------------------------------------------------------------------　　第五章　农业机械化　　解放前，上海几乎没有农机工业。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业机械化。1956年，上海开始推广适合郊区农业生产的新式农具。1959年后相继建立市、县二级农机（化）研究所，以及农机管理机构和农机工厂，在农机化科研、制造、示范、试点、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又在市郊进一步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养鱼，以尽快提高畜、禽、蛋、鱼自给水平。经过30多年的发展，1990年，上海市郊已拥有农机总动力276.5万千瓦，各种类型拖拉机37935台，配套农机具51211台。机耕面积占90.2%，机械灌溉面积占99%，蔬菜塑料管棚43105座，保护地1.8万亩。稻麦生产综合机械化程度郊县为48.25%；市郊国营农场为70%以上。在耕地、植保、排灌、脱粒，农副产品初加工，以及养禽、养鱼、养虾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第一节　农机化研究 　　第二节　农机化试点 　　50～80年代市郊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表 　　上海当时真的发展得相当好。　　大家想想，如果当时不分田，如果这些农机大发展，如果，如果，等等，中国的工业会怎么样，农业机械化根本不是问题。
　　@不可沉默
21:04:53　　不分田单干怎么好剥削农民？没有极廉价的农民工中国的经济奇迹会发生吗？中国的先富们真的就比别的国家的人聪明能干？　　-----------------------------　　这位兄弟真相了。两种做法的后果就是　　坚持集体化生产的村子形成了自由资本，分田单干的村子提供了自由劳动力，这两个构成了提供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市场要素。实际上缺一不可。　　集体化生产并不体现集体主义所有制的制度优势，相反这种所有制最终被股份制取代，证明了它实际上没有优势。而是当时大家都没有富余财富形成资本的时候，集体制可以首先形成资本的先发优势。
　　回顾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行政推动阶段、机制转换阶段和市场导向阶段。　　（一）行政推动阶段（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机械作为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实行国家、集体投资，国家、集体所有，国家、集体经营，不允许个人所有的政策。农业机械的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农机产品价格和农机化服务价格由国家统一制订。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和各种优惠政策，推动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这一阶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毛泽东主席推水车　　1.开创时期（年）　　（1）增补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发展提水机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全国农村缺少农具30%－40%。年，全国发放农具贷款1万亿元（旧币），增补农具5900万件。　　在大力增补旧式农具的同时，国家开始大量推广效率高、轻便省力、耕作质量好的各种新式农具。日至6月26日，政务院在中南海举办了新式农具展览，展品包括东北改良农具一套14件、苏联马拉农具一套18件和华北马拉农具21件，对新式农具的推广和发展意义重大。　　同年，国家着手在各地建立新式农具推广站。到1957年，全国共设立新式农具推广站591处，推广新式畜力农具511万部，其中双轮双铧犁、新式步犁、水田犁、山地犁等367万部，圆盘耙8.5万部，钉齿耙3.7万部，播种机6.4万部，镇压器4.3万部，收割机1.8万台，脱粒机45.4万部。　　大量新式农具的推广使用，使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平原旱作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落后的面貌有了初步改观。　　由于中国农业受旱涝灾害威胁较大，国家决定优先发展农田排灌机械化。因为当时电力和石油供应不足，发展的主要品种是蒸汽机和煤气机。据统计，1949年全国排灌动力机械保有量为7.2万千瓦，1957年达到41.48万千瓦，增长了4.7倍。其中电动机约占17%，柴油机占42%，煤气机占28%，蒸汽机占9%，其它占4%。　　（2）创办国营机械化农场　　到1956年，全国建立了国营机械化农场730处，耕地1274万公顷，拥有拖拉机4500台，拖拉机动力10.8万千瓦，联合收割机1400台，农用汽车1300辆，机引农具1.1万台。　　国营机械化农场使用各种较大型农业机械，除完成农场本身的农田作业外，还为附近农民代耕代种，对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蒙和示范作用。国营机械化农场培养了大量的农机人才，在农业机械化生产计划、机具的选型配套、农作物的机械栽培技术、机器的作业定额、维护保养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试办国营拖拉机站　　1950年2月，我国的第一个拖拉机站在沈阳市西郊成立。1952年秋，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决定试办国营拖拉机站。当年投资230亿元（旧币），建站11个，拥有拖拉机68台，联合收割机4台，卡车3辆及各种犁、圆盘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