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后俄罗斯的经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俄罗斯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经济就是搞不起来?【中国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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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经济就是搞不起来?收藏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金属、土地等等的资源均高于西欧国家(德国 法国等)俄罗斯的教育水平也是很发达的,大学以上的高学历人口比例,也和西欧国家基本持平!俄罗斯的科技水平、工业化程度也不输给西欧国家!!!为什么这些客观条件都有了,就是经济水平上和西欧相差一大截????
因为俄罗斯有69年错误的共产主义实验
叶普梅自作自受!
小孩才会列条件呢,因为经济结构太依赖资源和重工业
说经济西欧国家没有一个比俄罗斯强
:很正常,从沙皇俄国开始,欧洲-含东欧国家,其实都是从对其抵制和封锁的。这和制度无关,与宗教有一定的关系。
毛子果不同大共朝毛子果地里大把票子,够他们吃几百年 大共朝,地贫瘠如瘦狗加上大共朝,,为0科技0自产能力全靠歪果人来陆建厂,烧大陆,煤,油,气,吐出产品,运回歪果剩下的辣鸡,废次等外品,送给大共朝这能带动,大共朝国内山寨行业,辣鸡再利用由内需完成吃垃圾的巡环 毛子果不干这些,他们不担心柴火,有的是食品又完全能优良自足,民众生活有饱涨毛子果,靠干货过活西欧靠,炼金术而活大共朝靠苦力而活
毛子懒呗,要是中国人搬过去一年就可以粮食产量翻几十倍你信不信
俄罗斯人口太少
那个地方不太适合人类居住才是本质。
:俄罗斯的殖民地能和英法的比?英法的殖民地现在除了一个形式上的独立,跟以前有什么区别?
钱都用来买选票了
俄罗斯想做欧洲老大,中国想做亚洲老大,美国想做世界老大,中国,俄罗斯不服,,,,
因为老美和西欧不和他玩;被中国坑惨;印度体制不行!
因为有普京这个自大狂
为了减少污染,为了子孙有活路
一个苹果7,6000左右
墙倒众人推 破鼓万人捶。自从苏联解体,他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纷纷垮台,北约持续东扩,内部分裂,两次爆发车臣战争。以前的加盟国也纷纷靠排挤老大哥来向北约谄媚。一个靠石油发家的暴发户沙特居然也要在中东问题上向俄国下指导棋,老毛子拉不下脸,结果沙特就靠拉低油价打击俄国。
因为俄罗斯走的不是共产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每一战,将是我们APH的最后一战
俄罗斯工业是无法与欧洲国家比的,俄罗斯的工业是基础工业,产品都是基础产品,俄罗斯几乎没有轻工业,制造业薄弱,农业更是一塌糊涂,无人区极多,土地使用率极差,你叫他怎么好得起来??
俄罗斯的科研体系比较独特,发展局限比较大,不能和欧洲完善且快速的科研体系相比!俄罗斯的技术理念也很独特,发展缓慢!这些体系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基石,但是是快速发展的障碍!俄罗斯是一个慢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并不是搞不起来,而是增长速度很慢!俄罗斯是一个慢慢成长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元气大伤,美国为首的G7的经济孤立与制裁,北约的军事威慑使军费高涨,官员的腐败惊人,寡头经济,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大寡头手中,有些寡头富可敌国,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干涉政治,连俄罗斯政府都不放在眼里,最著名的有七大寡头,气候寒冷不适合一些工农业生产,过度依赖能源的模式使人民劳动意愿逐渐惰化,经济发展的惯性很难转变,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下降,缺乏创新意愿的社会文化,男人普遍酗酒,懒惰,人种民族平均智商偏低
寡头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可以说大寡头就像美日韩的大财团一样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经济文化的某种标志性产物,可以说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无可避免的,也就是少数精英掌握绝对多数的社会财富与国家的经济命脉。
经济结构单一
主要问题在于石油价格俄罗斯掌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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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  在苏梦夏为FT中文网撰稿中指出,同中国有着许多相似历史经历的俄罗斯,一直是中国考察自身的一面镜子,但这种观察也往往会陷入脸谱化、简单化的窠臼,尤其是,对于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独特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历程,中国缺乏深刻体认和洞见,而这恰恰是可能对中国很有启发的一个领域。本文以独特视角梳理了几十年来俄国历届政府的得失与政治关系变迁的历史,揭示了普京高支持率的原因和他面临的挑战。这对理解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现状可能有所裨益,所提及的一些转型困境或许也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这观点值得探讨。   “他能把个人荣誉与政治信念区分开来,认定宽恕高于革命性的报复。”  ——罗恩.彻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  2015年11月,《福布斯》杂志连续第三年把弗拉基米尔.普京评为全球最有权势的人。该杂志的评论是:“普京不断证明,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后果的人之一。”接着,俄罗斯媒体和国际媒体不断以困惑的心理,打出这样的标题:“为什么俄国人的日子变差了却越来越支持普京了?”而普京本人的评论颇为机智:“如果你花太多时间考虑你的支持率问题,你将没有时间好好工作。”  但是,对政治而言,支持率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支持率常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但其可测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低。归根到底,政治的核心是决策过程。根据决策程序规则的不同,人们可以形成各种政治联盟,达成各种妥协,以确保某项决策获得足够到的支持。用纯粹的算术来看,在俄罗斯议会,大多数普通法案要通过为法律,需要50%以上的票数,一些特别重要的法律则需要75%的票数(两个法案如何区分由俄罗斯宪法规定)。因此,要让一项普通法案通过为法律,需要争取至少50%投票的支持,要让特别重要的法案通过,需要75%。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拥有足够多的支持票,我们实际上就并不需要每个人都赞同,所以,不同的立场有存在的空间。只是假设某些法律的通过需要100%的票数,就没有任何异见存在的空间了。  政治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权衡:保持刚刚好,太少或太多都会适得其反。我说得更明确一点:决策程序与民主无关。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在于参与决策的人数,而不在于决策本身的算术法则。不过,人们发明了“参与式民主”,以确保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并最终为所达成的共识承担集体责任。将一些人排除出决策过程会造成挫败感。他们会觉得,他们未曾参与的决策所造成的问题,可以归罪于决策的参与者。这部分人占的比例越大,政治形势就越不稳定。这恰好就是俄罗斯自由派的情况。2003年以来,他们被排除于议会之外,原因我将在下文中叙述。被排斥的结果是,年,他们发起了一场质疑普京政策的公开抗议运动(见苏梦夏《俄罗斯反对运动一年记》)。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普京恢复稳定的过程。他的做法是,让多种政治力量参与到决策之中,从而扩大他的支持基础,让他的支持率不断攀升。在这之后,普京要回答如下问题:如何最佳地利用极高的支持率,通过创新式的发展来决定俄罗斯的未来。  主要政治力量:从苏联到俄罗斯  当前俄罗斯的政治光谱直接源于苏联时代的政党政治。苏联时期,在一党制内部,存在三股主要政治力量:改革派官僚、保守派官僚、体制外的异议分子。  我自己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看法,是基于儿时的记忆,以及长大后与一些曾参与解体进程的重要人士的谈话。1980年代苏联人的生活在物质上是可以接受的。造成挫败感和最终的社会爆炸的原因可能是:统治精英日益自我隔离,他们只关心如何保持自己对权力的控制,减少了社会上升阶梯,由一小群人垄断了决策,并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来实行严厉的“思想控制”。这是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其他因素,如党内权力斗争和民族主义,只起了辅助作用。  我已故的老师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学者兼政治家,宽容与常识的倡导者。他的《在十字路口相逢》(Meeting at Crossroads)一书在他去世后出版。在该书中他讲述了,1970年代,即使在苏联科学的要塞苏联科学院,讨论也变得极为教条化。任何有个性的观点的宣讲,都会造成无尽的冲突,最终讨论只能在少数密友间偷偷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以苏联标准来看,国家经济繁荣,官僚阶层的力量达到顶峰,他们排斥其他人,甚至体制内的改革派官僚。苏联的这种体制本身就在推动改革派与体制外异议分子结成联盟,双方结盟的条件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具备的。然后,苏联体制就从内部彻底爆裂了。当时的情况是,即使最强硬的保守派也不坚信他们的观点是从根本上值得捍卫的。  对苏联保守派的最后一击是1991年8月流产的军事政变。这场政变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识形态,只是要回到已经被官僚和教条思维侵蚀、大多数人也不想要的苏联价值观。这场政变不仅没有阻止鲍里斯.叶利钦代表改革派巩固权力,还进一步孤立了同样有改革倾向但更为犹豫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这为叶利钦取缔苏联共产党奠定了基础。1991年6月成为民选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1991年11月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其活动“违反宪法”。  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技术性细节见苏梦夏《俄格战争四年纪》),以叶利钦为首的前苏共改革派官僚和公开的异议分子结成联盟,成为新的执政力量,他们被重新命名为“俄罗斯民主派”或“俄罗斯自由派”。前苏联的保守派曾一度处境艰难,但不久后,他们又能利用新政府糟糕的经济管理能力大做文章了。他们重新组织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该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根纳季.久加诺夫为党首。1990年代初以来,该党一直是俄罗斯主要反对党,直到它最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与普京的执政力量结盟。  尽管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各股政治力量的样貌一直基本保持稳定,但根据它们之间的结盟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年是两极政治,年是多极政治,2000年后是单极政治,但异议声音仍有其空间。最后一个时期从2000年开始,但在年抗议运动和乌克兰危机后发生了重大转变。  俄罗斯自由派政府:赞誉与批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执政精英最初的共识是,俄罗斯要开始向美式的两党政治转型。但事实证明,这种两党制愿景不符合现实。为了说明原因,我们需要理解美国政治和俄罗斯政治的一些重大区别。  现代美国赖以奠基的冲突主要涉及两个矛盾:首先,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与美国独立之间的矛盾;其次,南方各州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模式与北方各州以自由劳工为基础的产业经济模式之间的矛盾。美国的这场危机持续了近100年,导致了年独立战争和1865年奴隶制被废除。结果有两个:首先,美国和英国的精英达成共识,美国应该独立;其次,美国精英达成共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不可能再恢复了——这在今天似乎显而易见,在当时却是艰难达成的共识。  由此形成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精英内部的默契。第一项默契是,英国不再施加外部压力来改变或推翻美国政府。第二项是,代表美国两股主要政治力量、靠不同经济基础支持的美国两党,将通过合作来克服分歧,并就有可能实现的最好制度达成妥协,而不试图以暴力来推翻彼此,双方承认此为基本底线。  俄罗斯的情况不同。首先,俄罗斯所有政治力量在经济上都是同质的(所有俄罗斯人的生存都主要依赖本国自然资源)。他们只是在政治方面意见不同,如教条还是新思维,官僚制还是重视个人创见,精英垄断资源还是与更多的人分享资源。所以,事实上俄罗斯改革的焦点从来都不是真正经济性的。私人企业利益集团或许有一些影响力,但只局限于游说方面,而俄罗斯各股政治力量吸引社会支持基础的真正着眼点,在本质上始终是政治性的。  其次,正如年的抗议运动证明的:第一,迄今为止俄罗斯和西方从未达成这样的妥协——西方不通过政治施压来推动俄罗斯政权更迭;第二,俄罗斯精英阶层内部从未达成这样的一致——他们会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来优先考虑合作,而不是以暴力推翻政权,以此作为共同遵守的底线。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以为妥协总是容易达成的。例如,即使美国政府也有危机管控机制,如“政府关门”,即在国会不能就某项重大的预算法案做出决定时,暂时性地中断政府办公(最近一次政府关门是2013年10月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内发生的)。  1990年代执政的俄罗斯民主派事实上成功解决了导致苏联解体的核心问题。他们打破了意识形态教条,允许大量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做法流入本国,重新打开了社会上升阶梯,允许新鲜力量参与决策过程。但是,他们缺乏经济管理能力,对世界经济的运行情况所知太少,行动却过于仓促。他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事实上,经济似乎并不是对他们的政治前途影响最大的因素。然而,也正是对经济的忽视,最终让他们付出了重大代价。  1996年总统选举结束后,民主派联盟分裂了。在这次选举前夕,时任总统叶利钦的支持率降到历史低点,仅为8%-9%,因为他实行的私有化和突然的价格放开导致民怨沸腾,同时车臣又爆发了分离主义冲突。根据一切可信的预测,叶利钦都会在选举中输给保守派阵营的领袖久加诺夫。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竞选团队决定利用苏联时代的沉痛记忆,如斯大林时代的压迫(苏梦夏《斯大林:60年的阴影》),来破坏苏联式价值观的信誉,以确保选民将叶利钦连任视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从而予以支持。  在1996年选举的第二轮中,叶利钦以不到54%的选票艰难赢得胜利。但是,俄罗斯民众通过这次选举发现了民主的阴暗面。“政治技巧”(political technology)是形容它的最好词汇,其大意是,民众的偏好是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媒体宣传来影响甚至操纵的。虽然“政治技巧”现象在西方民主制中很常见,但它与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理想化信念相冲突。这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选民的自由选择开始受到质疑;其次,政府明显在利用其对媒体的优先控制来为自身利益服务,于是言论表达自由开始受到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联盟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务实派,他们觉得,他们虽然已就民主在现实中的不完美性得到了教训,但是,与叶利钦政府共进退依然是必要的。另一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质疑叶利钦连任的合法性,并教导人们回归“民主理想”。在统治联盟分裂后,俄罗斯议会里的政治力量分裂为许多彼此冲突的小派别,令人想起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场景。结果是,立法程序基本上停滞了。具体而言,在1996年-1999年第二届杜马组成中,23个党派取得国家杜马代表资格,其中11个党派只有一名议员,最后23个党派集中到7个派别。此外,还有77名独立议员,占议员总数的大约16%,他们的投票基本是不可预测的(杜马议员总数为450人,但因为辞职、死亡等原因担任过第二届杜马议员总数为491人)。想象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任何事情上获取多数票支持都极为困难。  叶利钦的一名亲密顾问在私下场合告诉我,当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叶利钦决定尽可能地维持社会和平,用美国作家罗恩.彻诺(Ron Chernow)形容亚历山大.哈密尔顿的话说就是,把个人荣誉与政治信念区分开来,认定宽恕高于报复。  俄罗斯的决策瘫痪状态在1998年8月金融危机期间登峰造极。当时俄罗斯政府以国家已破产为由,拒绝向国际金融机构等偿还债务。对像俄罗斯这样的资源富饶的大国而言,这是个相当耻辱的理由。  最终,当1999年保守派发起对叶利钦的弹劾程序时,部分民主理想主义者与他们结盟。而最糟糕的是,西方决策者当时决定维持与俄罗斯异议民主理想派的联盟,对叶利钦连任的合法性持批判立场。在当时极为艰难的形势下,这让未来的“颜色革命”的场景浮现到了地平线上。  普京的国民再团结策略  理解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上台前夕的背景,即过度的政治派别分化导致的决策瘫痪,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他在执政后做出的抉择。普京的策略是,一方面推进法治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推动国民团结,两方面的最终目的都是让国家可以重新得到有效治理。  就所属的政治派别而言,普京曾是一个改革派官僚。在1990年代的民主派统治联盟里,他作为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一路平步青云。索布恰克当时是圣彼得堡市长,本人是个异议分子。1996年后,普京决定投向务实派,而索布恰克依然是一个理想派。(他的女儿克塞尼亚.索布恰克最终在年的反对派抗议运动中成为一名好斗的领袖人物。)  在俄罗斯,官僚与知识分子之间没有清晰界线(如普里马科夫既是总理又是科学院院士)。在这样的环境中,普京也在努力成为一名自学成才的爱国知识分子。由于外语一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必备知识,所以普京掌握了德语,并公开了自己学英语的努力,成为斯大林之后第一个能说外语的俄罗斯领导人。合法政府官员和特工之间存在客观区别,致力于本国进步的爱国者与不宽容他人的民族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客观区别,就此意义而言,普京不像一些人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一个特工或民族主义者。  通过调整决策程序,普京实现了让国家治理变得更有效的想法。议会立法程序的调整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普京推动通过了几项立法,缩小了小党派和个人进入国家杜马的机会。其结果是,年和年两段议会任期里,议会里的派别减少到了四个。以统一俄罗斯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成功地掌握了足够多的议会票数,得以让任何重要的法律获得通过。这个执政联盟的纲领是中间路线、国民和解,其前身是在叶利钦时代从改革派官僚转型为务实派的人。  政治讲求合理、不过度,过度就会打破平衡。普京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在俄罗斯实行民主的原则。但是,他的执政班子设计的程序规则,最终将自由派排除在了议会决策之外,而自由派当时还未走出信誉的阴影。  2005年实施的一项重要法律规定,政党必须首先在普选中赢得7%以上的选票,才有资格派代表进入国家杜马。当时,在俄罗斯人看来,最自由主义的候选人,以及曾是1990年代执政联盟成员的好斗的理想主义者,要为叶利钦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这部分人缺乏社会支持基础,无法逾越这个门槛。他们觉得,俄罗斯的政治光谱变得令人回想起苏联时代。他们的挫败感激发了年的反对派抗议运动。  关于“颜色革命”等大众运动的技巧,迄今已有很多论述。简而言之,部分有挫折感的精英以各种理由领导了大众运动,但其中一点是利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大众运动通常是在友爱情感中开始的,但一旦街头抗议持续足够长的时间,由于某些难以捉摸的、也许可以归咎于人类本性的原因,暴力就会压倒理性。  毫不奇怪的是,在年的抗议运动中,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者(如普京前上司之女克塞尼亚.索布恰克)的声音,逐渐被民族主义者取代。2012年5月,运动者与警方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其后,政府采取行动来降低未来抗议的规模,既对示威者的要求做出让步,也对其一些领导者进行有限压制。  最重要的因素是普京愿意做出让步。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又被下调到了普选票数的5%(日的下届国家杜马选举将实行该规则)。与此类似,德国联邦议会也有5%门槛的规定。可以设想,假如局势足够稳定,就像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提过的,门槛还可能进一步下调,如欧洲委员会建议的3%。  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迄今也已有很多论述。尽管聚讼纷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些事件正中普京下怀,有利于他推行自己的国内策略。它们创造了条件,促使执政力量与主要反对党俄罗斯共产党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结盟。这个联盟使普京的支持率稳定在80%左右的水平上。  俄罗斯的未来最终由什么决定?  普京从几位前任那里学到了几个关键教训。首先,把别人排斥于决策之外,会造成他们的挫败感,可能导致体系自我崩溃。其次,诋毁前任不是一种建设性的做法,所以他一直对叶利钦及叶利钦时代深表尊敬。最后,基本原则不一定要丢弃,而是可以调整。  因此,普京从来没有质疑过,民主是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路径。他从来没有质疑过经济开放,包括卢布汇率的自由浮动和民众的自由流动。他也从来没有质疑过俄罗斯在对人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原则上取得的成绩。这方面最重要的成绩是,1993年俄罗斯宪法实现了法律统一,立法程序得到改进,法律的上下层级得到确立,此前由各种行政和政党规章组成的庞杂的法外规则被取消。虽然新体系明显是不完美的,需要进一步改善,包括在认识和实践方面,但目前俄罗斯已有的共识是,不能因为现实中的一些不完美性,就质疑这些经过艰苦斗争才确立的原则。  目前最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俄罗斯过度保守的政治光谱。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再度分为三派,与苏联时代类似,这是个不祥征兆。作为执政党的统一俄罗斯党扮演着苏联时代保守派官僚的角色。俄罗斯共产党扮演着苏联时代体制内改革派官僚的角色(不过和苏联改革派不同的是,该党缺乏一套建设性的纲领来实施改革,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能力)。这样的政治光谱让权力垄断、官僚化和思维教条化的旧风险重新出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俄罗斯的未来似乎取决于能不能维持创新思维的空间。苏联一度在科技方面领先全球。虽然当代俄罗斯的科技发展受到了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但潜力仍然很大。最适合创新思维兴盛的环境是,既有一个适于自由思考的小环境(即苏联科学院扮演的角色),也有外部的系统性规范。一个著名例子是,苏联的科技成就超过了1990年代完全自由的俄罗斯。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也是这样的情况:在通常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大学发挥着自治社群的功能,为启蒙时代奠定了基础。  在今天人才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环境中,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它在吸引最佳人才方面的竞争力。因为许多科学家和创新性的思想家往往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所以用纪律、强制、官僚主义和标准化来对待他们通常是不合适、适得其反的。可以说,历史对普京的评判最终将不会主要基于他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采取的行动,而是基于,他能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高支持率所确保的政治稳定性,让不支持他的20%的人以新颖的方式思考,推动国家的进步。  注:本文作者Larisa Smirnova(苏梦夏)是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是厦门大学外籍教师,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博士,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
责任编辑:w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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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7日年化
<span title="4.%
最近7日年化
<span title="4.%俄罗斯经济转型20年
日 09:48来源: 作者:陆南泉
·编者按· “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前苏联试图激活停滞的经济。1987年3月,关于《国营企业法》的争论,引发了广泛共鸣。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
1991年3月,中国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委托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陆南泉组织有关研究人员翻译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四个文件,以《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文件汇编》供国内跟踪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作参考。四个文件包括亚夫林斯基于1990年7月制订的《400天——使苏联经济加速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牵头起草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它们被称为激进的方案。
1991年10月-1992年4月,陆南泉先生作为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考察正处于准备与起始阶段的经济改革。
实际上,陆南泉先生对俄罗斯的接触与研究还要更早。1956年9月-1960年底,他赴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现俄罗斯联邦财政大学)读研究生,并于1960年获苏联经济学博士学位。
今年是俄罗斯经济转型20周年。陆南泉先生特别为《·上海经济评论》撰文,解析这段对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历程。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普京-梅德韦杰夫组合的战略选择以及俄罗斯的发展趋势。
普京(左一)当选俄罗斯总统时,面临叶利钦(左四)未能解决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俄罗斯于日正式启动向市场经济转型。至今,已过了20个年头。研究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在于:一是俄罗斯作为苏联继承国,它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发源地,实施这一体制时间最长。因此,俄罗斯经济转型任务最为艰巨,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复杂,转型危机也十分严重;二是俄罗斯经济转型与国家制度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同一过程,这样,经济转型过程中参与了很多复杂的政治因素。俄罗斯经济转型任务远未完成。普京在2008年的一次讲话(编注:日,普京卸任俄罗斯总统前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题为《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中尖锐地指出:“俄罗斯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就是效率极低。”普京还指出:“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问题依然是权力过分集中。”俄罗斯经济转型在继续进行之中,还在不断深化。
深入研究俄罗斯经济转型进程与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对正处于深化改革的中国来说,是值得关注的。
一、从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条件说起&&&&
研究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如果不去研究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体制模式与经济,不去研究苏联历次改革缘何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那么,对研究俄罗斯经济转轨就难以深入,亦往往得不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不仅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领土(占苏联总面积的76.3%)、经济实力(占不包括土地、森林和矿藏在内的国民财富的64%)、生产固定基金(占63%)、社会总产值与工业产值(均占60%)、科技力量(占64%)与军事力量(占2/3),而且继承了传统的经济体制与极其复杂与严峻的经济问题。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未取得成功,原因很多。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共同性原因是不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作为改革目标。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没有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政治体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编注:日,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出任苏共中央第一总书记。)的后期,经过激烈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实际上已达成共识”。(俄罗斯Л.Я.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应把它拒之门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停留在继续寻找计划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上,否则,“对传统体制起不了治本的作用”,因此,“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未来得及实施以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的改革,他就下台了。这样,当俄罗斯独立执政后才决定推行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
苏联时期历次经济改革的失败,使其经济日趋困难,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长期实行落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改变,导致经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危机;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极度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二、俄罗斯缘何最后选择
“休克疗法”式激进转轨方式
关于这一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即年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争论已十分激烈,并提出了一些过渡方案。著名经济学家、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阿巴尔金院士,根据过去几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和其他国家改革的实践,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构想,构想中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渐进的”、“激进的”(后来被称为“休克的”)和“适度激进的”三种方案。
时任俄罗斯财政部第一副部长的乌留卡耶夫认为,根据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十分严峻的社会经济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政策不是由改革家的理论思维确定的,而是由通货膨胀危机(严重的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反映在公开的通货膨胀加剧和所有商品市场严重短缺上)、支付危机(黄金储备严重短缺和国家贷款能力下降导致了被迫大量削减进口)和体制危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丧失了调解资源配置能力)并发决定的,这些危机在外部表现为生产的急剧衰退。”因此,“在经济和体制危机并发这种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根本的经济体制”,只能实行“由总统下令而不管苏维埃的意见”的“激进改革。”(俄罗斯Л.Я.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其基本内容一般归结为自由化、稳定化与私有化。俄罗斯在1992年初围绕这“三化”推行的激进改革措施是:(1)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最重要和最早出台的一项措施是,从日起,一次性大范围地放开价格,结果有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以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紧缩财政的措施主要有,削减财政支出;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规定靠预算拨款支付的工资不实行与通胀率挂钩的指数化。紧缩货币的主要措施是,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与信贷规模。(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罗斯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罗斯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1996年,私有化的企业和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分别占俄罗斯企业总数与GDP的比重约为60%和70%。
1992年初,俄罗斯政府之所以最后决定实行“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些人认为,这主要是在政治上刚刚取得主导地位的民主派,为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取得西方的支持所决定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民主派屈从于西方压力的结果。实际上,当时以叶利钦(编注: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1999年底将权力移交给普京;日下午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6岁)、盖达尔(编注:俄罗斯“休克疗法”创始人、前代总理,日在莫斯科郊区因病去世,年仅53岁)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派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主要是由当时俄罗斯的国内情况决定的。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是促使俄罗斯新执政者实行激进改革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苏联解体的1991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工业与农业生产分别下降2.8%和4.5%、石油和煤炭开采下降11%、生铁下降17%、食品生产下降10%以上、粮食产量下降24%、国家收购量下降了34%、对外贸易额下降37%。1991年,国家预算赤字比计划增加了5倍,占GDP的20%。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使得市场供应变得十分尖锐。1990年,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在89个俄罗斯地区中,有60多个地区没有粮食储备和面粉,都在“等米下锅”。(参见俄罗斯A.B.乌留卡耶夫著,石天等译:《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与矛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0页。)“社会局势紧张到了极点,人们纷纷储备唯恐食品完全匮乏。”(俄罗斯Л.Я.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1991年10月-1992年4月,笔者在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为访问学者考察当时正处于准备与起始阶段的经济改革,亲眼目睹了这个时期苏联(俄罗斯)市场商品奇缺的状况,它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真是“空空如也”。
对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面对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局势,实行渐进改革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学者指出的:“在俄罗斯(苏联)利用中国改革经验,也许在这一经验出现前的十几年是可行的。因为当中国改革的经验出现的时候(1970年代末),俄罗斯的原社会经济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与其说是需要医生,不如说是需要挖坟者了。(A.B.乌留卡耶夫著,石天等译:《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与矛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再从历史逻辑来看,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民主派推行的激进改革,是承袭了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的年所形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斗争,在1990年苏联先后提出了四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文件。(1991年3月,中国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委托特约研究员陆南泉组织有关研究人员翻译了这四个文件,以《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文件汇编》供国内跟踪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作参考。)其中包括由沙塔林院士牵头起草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通常称之为沙塔林500天纲领),在此前,还有时任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38岁的亚夫林斯基于1990年7月制订的《400天——使苏联经济加速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联盟政府的纲领)。
不论是400天纲领还是500天纲领,都是快速转轨的计划。这说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各政治派别不仅就经济改革的市场目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张也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叶利钦、盖达尔执政后,从历史逻辑上来说,推行激进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述分析说明,1990年代初,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被俄称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编注:历任副总理、“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现任俄罗斯纳米公司总裁)指出,盖达尔政府开始的改革,“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有人从外面命令我们做的。这是已经成熟了的、使人困扰已久的变革。是由整个俄罗斯的历史进程所准备好了的变革。这是我们国家命运中不能避免的转折”。(阿纳托利·丘拜斯主编,乔木森等译:《俄罗斯式的私有化》,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笔者认为,对俄罗斯采取激进转型方式原因的分析,应该从当时俄罗斯诸多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去探究,切忌简单化。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采用激进式的过渡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它们或者是在多次采取措施仍无法控制通货膨胀时,而被迫一次性放开价格;或者是在国内市场极其不平衡、赤字庞大、通胀失控、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完全崩溃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有效地控制、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而不得不采用激进方式。而苏东国家在发生剧变时正处于上述情况,因此,除匈牙利、罗马尼亚外,大多数苏东国家都先后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采用哪种转型方式取决于当时的具体国情。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转型未取得成功,不等于波兰也不成功。波兰1990年实行“休克疗法”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较快地出现了经济的增长,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1993年增长3.8%,1994年增长5.2%。通货膨胀也得到了遏制,1992年通货膨胀率为43%,1993年为32.2%,1994年为29.5%。这表明波兰实行激进式过渡,较快地取得了成效。
以上的分析说明,不要对激进与渐进转型方式绝对化地理解。拿中国改革来说,一般认为是渐进的典型,而教授在分析中国改革战略问题时指出:“不能用‘渐进论’概括中国的改革战略。”他自问自答地说,“‘渐进改革论’是否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是否符合小平同志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思想?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解释说,“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包括有工商企业、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的范围内,改革的确是渐进的,15年来基本上只做了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根本性变革。……直到1993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采取实际步骤对国有经济进行全面改革。”“从1981年开始,中国改革在国有经济领域中实际上是停顿了。”因此,“中国改革举世公认的成就,并不是因为国有经济采用了渐进改革的方法才取得的”。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在“1980年秋到1982年秋短短两年时间内,就实现了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1982年以后,乡镇企业大发展,进而带动了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加上搞了两个特区和沿海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一部分地区和国际市场对接,而且建立了一批‘三资企业’。……一个农村改革,一个对外开放,构成了1980年以后中国改革的特点。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特点有关”。(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而搞农村改革、特区和对外开放,其速度都是快的,也并不是时间拖得很长的渐进式改革。杰弗里·萨克斯(编注:Jeffrey&Sachs,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地球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被称为“休克疗法”之父)也说:“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渐进主义发挥了特别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开放农村、开放沿海地区、鼓励劳动密集型生产、允许外资与技术的输入,等等。一句话,允许足够的经济自由,从而最好地利用了中国的结构。”(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关于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严重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问题,有人仅仅归咎于“休克疗法”。笔者认为,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出现严重的经济转轨危机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切忌简单化。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编注:发表于日。次日,叶利钦让位普京)中,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写道:“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有着笨重和畸形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我们不得不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我们不得不为轻视经济的关键部门付出代价,如信息、电子和通信;我们不得不为不允许产品生产者的竞争付出代价,这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丧失竞争力;我们不得不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饱尝这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与此同时,普京也写道:“毫无疑问,改革中的某些缺点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和错误以及经验不足造成的。”(《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我认为普京从历史与转轨过程出现的失误两个方面分析俄转型危机原因是符合实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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