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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说要炒外汇，需要10个户头，让我开一个，赔了不用我陪，赚了分我钱，可信吗
河南－郑州&04-22 19:11&&悬赏 0&&发布者:真实世界12…… & 回答:(1)
亲戚说要炒外汇，需要10个户头，让我开一个，赔了不用我陪，赚了分我钱，可信吗，我开还是不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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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版：中国新闻·世界新闻
　　社长：夏泽民　总编辑：屈胜文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02
中国新闻·世界新闻
中纪委机关报批“腐败亚文化”
送钱2天办成户口 不送要5个月
&&说起2月19日的就诊经历，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机关干部小赵一肚子委屈——&&上午8点挂上号，候诊过程中屡次遭遇“人情号”“关系户”插队，好不容易在下午下班前进了诊疗室，却因为医生有饭局要先走，简单开了个化验单就结束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赵曾带母亲来同一家医院看病，由于托关系找了副院长，一路“畅通无阻”，原本需要一天做完的检查，一个上午全部搞定，医生的认真负责也不在话下……&&医疗教育成重灾区&&小赵的经历相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在“腐败亚文化”流毒的影响下，似乎求医、求学、求职都得“求人”，办企业、上项目、买房子都需要“找关系”，以至于有人慨叹：“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诸如此类的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腐败亚文化”最容易滋生蔓延的领域。记者发现，在医疗领域，除了托关系谋取稀缺的医疗资源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外，手术前给医生送“红包”以求关照等现象亦不鲜见。而在教育领域，“腐败亚文化”的滋长，在一定程度上让尊师重教的传统变了味，也玷污了纯洁的师生关系。&&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只是一个方面，“腐败亚文化”触角延伸之长、覆盖之广，令人震惊。但仔细一想，却又在“意料”之中，甚至近在身边。&&不送礼，难办事。据央广网披露，河南省鹿邑县某镇村民刘先生在给二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给户籍民警送了两百元钱，不到两天就办好了。在给大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没有送钱，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春节，到派出所已经问了五六趟，得到答复都是“正在审批中”。&&而在一些不为常人熟悉的领域，“腐败亚文化”也没有止步。&&江西省莲花县纪委干部李小斌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他从一位刑满释放的亲戚那了解到，在监狱里，谁后台硬，谁有关系，谁给的钱多，谁就能得到好待遇。否则，就是冷眼相看。如果对狱警孝敬“不一”，就会有麻烦，比如有时就是一顿臭骂……&&“亚文化”带来价值观的扭曲&&比已经发生的事例更值得警惕的是“腐败亚文化”带来的价值观的扭曲，“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不良思想的萌动。&&一位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公务员告诉记者，对于“腐败亚文化”，自己不仅有，而且“深深扎在思想里”。逢年过节，心中总是忐忑不安，总想着不送点东西给领导，会有不好的结果。&&在他看来，身边同事“中毒”更深：“谁谁升副科了、当上领导了，都会成为大家的谈资。谈论的内容一般是这个新提拔的同志是哪位大领导的亲戚，或者爹是谁、妈是谁，恨自己不是，却从不谈及新提拔的同志有哪些优点值得学习。”&&类似于此的心态，甚至已出现在校园里，影响着下一代。一位读者举例说，中学里，某某当上了班长，同学间议论，不就是因为他爸爸是领导嘛；大学里，某某拿了奖学金，大家会说，还不是因为跟辅导员关系好。&&福建省南安市一位领导干部，由于坚持原则没有为儿子分班的事找学校开后门，被上高中的儿子指责：“亏你还是个领导，比人家一个股长、一个普通干部还不如……”&&看清现象，才能认识本质，进而寻求破解之道。祛除“腐败亚文化”，当从看清现象开始。&&文/图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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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社保账户里不用真的放钱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报告显示，去年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陕西和青海六省份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并且，个人账户基金从2014年的5001亿元，下降到3274亿元。这是自2001年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中国现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其中，社会统筹部分实行现收现付，由雇主单位缴纳的相当于个人工资的20%来形成，当期支付给退休人员。而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制，属于个人私有，缴纳工资的8%，退休后取出。但是由于大部分省份发放养老金存在缺口，为保证发放养老金，他们不得不将账户资金也都拿出去一起作为养老金支付给退休的一代。即使这样，很多省份还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从而导致个人账户空账。
　　从2001年起，中央开始试点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省份从辽宁等东北三省扩大到上海等13个省份。然而效果很不理想，截至2015年底，全国的个人账户记账总额已高达47144亿元，而账户里实实在在的资金还不到十分之一，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日益严重。
　　我早在2006年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研究报告里就主张，个人账户里不用真的放钱，真的放钱也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也是划不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表面原因，就是需要的资金规模太大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压力太大，不能承受；二是深层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必然带动社会平均工资涨得太快，每年超过14%，而账户资金的银行利息才是2%，差距太大，中间有12%的差距，钱放在个人账户只能任其“贬值”。
　　从理论上解释，这个深层原因是违反一个叫“生物收益率”的定理。这里用非常简化的例子做个解释。比如，1995年某人每月开始向账户缴纳工资的8%，但到了2015年这个钱却还不到今天工资的1%，就是说，20年前能买一条烟，现在只能买一盒烟。你要想使20年来每月的缴费都相当于今天工资的8%，银行利率就必须是14%才行。就是说，1995年每月工资才200元，按照8%比例缴纳个人账户，每月缴16元，现在每月工资是7000元，缴560元，要使20年前的16元相当于今天的560元，就必须要有每年平均14%的回报率。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对缴纳社保就没什么热情，能少缴就少缴。同样的道理，大家要保值，不想留现金，买什么呢，房子是最保值的了，买房子，房价就疯涨，一些地方10年来房价涨了10倍。政府只能限购，大家就只好买别的东西。股市好的时候就蜂拥而至，银行存款“大搬家”去炒股票，然而股市风险大，于是就有各种炒作。今天炒君子兰，明天炒大蒜，后天炒普洱茶，大后天炒邮票，甚至炒藏獒、炒公墓、炒车牌……大家和各级政府不愿做实个人账户，本质上与这些炒作的性质是一样的。
　　做实账户资金量太大，各级政府都拿不出，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情愿。因为财政的钱都是老百姓的税收钱，哪个省长、市长和财政厅长、局长能眼睁睁看着它每天在缩水还往账户里扔？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对不起百姓的血汗钱。所以，试点了15年，只能放弃，这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不做实的账户在英文里直接翻译过来的学名叫“名义缴费确定型”，俗称“名义账户(NDC)”，目前已有8个国家开始实行NDC模式，包括瑞典、意大利、俄罗斯、波兰等。可以打个比喻，以前做实的账户很像“股票账户”，里面有真金白银，每天买卖；而NDC实际就是“银行账户”，账户里钱虽然投资或放贷去了，但到退休时连本带利全都可以取出来，完全归个人，保值的事情完全由银行代劳，利率与“生物收益率”挂钩，非常透明，每时每刻可上网查阅账户变动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以前做实账户时，账户比例越小越容易做实，需要资金就越少，所以，1997年的政策规定是账户11%，但2005年规定降到8%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实行NDC之后，扩大账户就不受约束了，比如，可恢复到1997年的11%时，这样，只需从单位雇主的缴费额里“划入”3%即可；从单位缴费划入的“资金”越多，“获得感”越大，比如扩大到16%，就从单位雇主的缴费额里划入8%，社会统筹就相应缩小到12%(20%-8%)；比如，对老百姓来说，如果工资是7000元，每月缴纳560元，实际账户里获得的就是1120元，再加上8%的利息就高达1209.6元，非常像公积金。
　　换句话说，每月交560元，1年就超过1.5万元。利滚利，10年就是20多万，要是35年呢？账户积累就接近百万了吧。这仅仅是账户养老金，完全归个人，除以139之后，每月发放7000多元，这还没把统筹养老金也算进来呢。所以，扩大账户后，百姓养老金多了，消费就多了，既可拉动内需，又可减少政府财政负担。而现在的个人账户的缴费公式，退休后每月还不到1000元，百姓没有得到实惠，“获得感”自然就很小很小，进而就肯定不愿意缴费；不愿意缴费，制度收不抵支就日趋严峻，而且个人也得不到钱，就不能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于己于公于经济发展都不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个人账户”，被学界舆论认为倾向于“名义账户”。假如真是如此，养老金战略性改革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作为国内较早开始主张实行“名义账户”的学者，笔者也将深感欣慰与荣幸。(作者：郑秉文)
责任编辑：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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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落户门槛- 一个户口政府需要支付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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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户口政府需要支付多少钱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大幕拉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户籍制度改革要“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落户政策”。
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超过流动人口半数，总量达1.18亿。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他们外出年龄更轻，流动距离更长，流动原因更趋多元，也更青睐大城市。在有意愿落户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此番户籍改革的目标，一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二是基本建立新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进程究竟如何？一个户口政府需要支付多少钱？
与户籍状态捆绑的市民待遇，如何在自由迁徙、财政困境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之间获得一个制度化的“最优解”，一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治理的难题之一。从改革初期的“暂住证”到近两年实施的“积分制”，围绕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放宽进城居住限制、外来人口市民化，在过去30年城市化进程中进行了多次探索。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力曾做过相关研究。根据本地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享受市民待遇上的差别及公共财政需要负担的市民待遇，量化出全国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45个城市自由落户的财政成本。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廉租房租金等五项。根据2012年度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开支，一个人在某地落户，政府需要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成本从3555元到34769元，两者相差近10倍。
排名最高的是北京，一个户籍人口，北京市政府一年需要为其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成本为：下限22769元，上限34769元。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城市。
排名第二的是深圳，深圳市政府需要为一个户籍人口一年支付14300元~16814元；上海紧随其后，为11940元~23325元。此后是天津、杭州、苏州等城市，支付成本低于一万元的是排名第八位的哈尔滨，最低的是西宁，为3555元。
从上述数据中不难看出，城市落户控制最严的上海、北京和深圳，基本公共服务成本水平也最高；落户门槛较低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成本水平排名也相对靠后。
自由落户意味着政府要花更多的钱
记者：什么是落户成本？
张力：一个人落户某地，该地方政府就要承诺给予其相应的市民待遇，享有相应的公共服务的权利，落户成本就是指政府提供这些公共服务需要支付的费用。自由落户意味着政府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更多的投入，要花更多的钱。
记者：落户成本的高低与哪些因素有关？
张力：落户成本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基本符合预期，成本高的城市多数位于经济总体发达的东部地区，低的城市大多属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此外，落户成本和流动人口也有关，但主要取决的不是流动人口的数量，而是流动人口的结构。因为，如果外来人口是就业人口，政府并不需要出钱为其支付公共服务，这部分费用是由其本人和单位共同承担的。只有当外来人口是非就业人口（失业者、老人或小孩）时，就需要公共财政来负担了。
记者：大部分流动人口应该都是劳动力吧？
张力：不能这样说。现阶段是不能自由落户，因此城市的外来人口是以劳动力为主，而一旦实现自由落户，或者落户门槛降低，就不能保证进来的都是劳动力人口了，他们很可能会拖家带口。比如，2003年，郑州市曾经大幅度降低落户门槛，引发了大批外来人口投亲靠友落户，人数高达10万，其中18岁以下的学龄儿童超过50%。造成了当地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矛盾急速加剧，半年后该政策不得不取消。
形成落户门槛有多种因素
记者：什么因素造成地方政府设置不同的落户门槛？
张力：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分配问题。这涉及中国的财政制度，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权事权不匹配，提供基本民生服务的这一块大部分都得由地方政府来负担。
给一个外来人口落户，意味着地方政府就要多一份负担、多一份财政支出。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设置落户门槛和落户人数，限制外来人口涌入。除非地方政府觉得，外来人口创造的财富大于落户成本，才愿意给他落户。关于户籍改革，很多人都喊要公平，但实际问题是，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如果落户成本完全由中央出钱，地方政府设置落户门槛的意愿就会减弱。
记者：怎么才能让政府主动在外来人口落户上多花钱？
张力：这就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基本上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但在中国，地方政府什么都要做，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等，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在某方面花得多，一些地方就要投入少。
记者：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城市会实行积分制落户？
张力：应该是肯定的。积分制落户就像高考，通过打分来评价落户条件，但不是说分数够了就可以落户，每年还有名额的限制。就像高考录取分数线一样，要按照名额来划定每年的落户积分线。所以不管用哪一种落户制度，落户门槛肯定是要设置的，只不过形式上会有变化。
打分体系是能反映政府偏好的。政府是想让更多的高学历人才进来，还是想让更多的有钱人来，或者是更年轻的人来，都会在积分体系中体现出来。但这一指标体系是否与民众的想法一致，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本文来源：今晚网-今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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