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历史 前车之鉴《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真相，年轻人基本都遗忘了！》张 子 编辑
查看: 20987
本帖最后由 zhangzijvshi 于
19:58 编辑
& && & 在毛泽东以前的兼职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形：“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 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习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QQ图片39.jpg (113.92 KB, 下载次数: 1)
19:52 上传
& && &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
& &&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然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些党史专著也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不愿深入探讨。
& && & 在过去的一贯宣传中，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向中国逼债，导致了大饥荒。然而，即使是党内的一些人，都坦白这根本不是事实的真相。
& && &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piao）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 && && && && && && && && && && && && && && && && &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 && &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注：一九三九年，陈高佣 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〇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正攵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〇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于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 && & 至于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212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 && &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〇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〇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〇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〇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一九六〇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
大饥荒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吗？
& && &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 && &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245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 && &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20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 &&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 && &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日）
& && &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 && &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大饥荒——人祸！
& && &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而且，由于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
& && & 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 && &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9000万亩，以致年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400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到中央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2000亿斤，变成了5400亿斤。
& && & 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在有些地方，农民被吊起来，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五九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断粮的农民数千万地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树皮被剥光吃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 && &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各地农村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〇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 && &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1959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 && &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地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 && & 196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 && & 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天怒人怨，祸国殃民啊。
QQ图片54.png (277.22 KB, 下载次数: 0)
19:53 上传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TY0NzUzOA==&mid=&idx=8&sn=b0ddf0ed0ac&scene=5#rd
关注大湖论坛，服务大众生活！
60岁以上的人，才有印象。当时的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到哪里去了，用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来官僚主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吸取教训啊!!!!!
关注大湖论坛，服务大众生活！
60岁以上的人，才有印象。当时的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到哪里去了，用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来官僚主义。“兴， ...
感谢点评、感谢跟帖！谢谢客观、公平、公正、公开、到位的点评哦~~~欢迎经常！
关注大湖论坛，服务大众生活！
QQ图片00.jpg (58.75 KB, 下载次数: 0)
21:56 上传
关注大湖论坛，服务大众生活！
QQ图片02.jpg (186.88 KB, 下载次数: 0)
13:01 上传
关注大湖论坛，服务大众生活！
本帖最后由 zhangzijvshi 于
23:35 编辑
QQ图片23.png (387.45 KB, 下载次数: 0)
23:09 上传
QQ图片58.jpg (290.38 KB, 下载次数: 0)
23:09 上传
QQ图片36.jpg (91.59 KB, 下载次数: 0)
23:10 上传
QQ图片59.jpg (523.23 KB, 下载次数: 0)
23:10 上传
QQ图片57.jpg (372.83 KB, 下载次数: 0)
23:32 上传
QQ图片50.jpg (238.58 KB, 下载次数: 0)
23:32 上传
QQ图片29.jpg (76.52 KB, 下载次数: 0)
23:33 上传
QQ图片28.png (75.75 KB, 下载次数: 0)
23:33 上传
QQ图片41.gif (927.55 KB, 下载次数: 0)
23:34 上传
关注大湖论坛，服务大众生活！
QQ图片48.jpg (51.55 KB, 下载次数: 0)
23:16 上传
关注大湖论坛，服务大众生活！1942年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河南大饥荒
　　美国记者白修德的《等待收成》一文，真实披露了当年的大饥荒。
　　灾民正把树皮扒下来，以磨成粉充饥（福尔曼摄于1943年的河南）。
&&正在热映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1942年至1943年间，中国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电影里的“老东家”、“栓柱”是艺术加工出来的人物，却也是3000万难民的真实缩影。而电影里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却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把那次灾难记录在他的报道和回忆录中，留下了震撼人心的一部苦难史——&&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的《等待收成》&&1943年初春，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年轻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与他的同行——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一道，跳上了从郑州开往重庆的火车。作为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特派记者，当时只有24岁的白修德刚刚在中国的河南目睹了一场真实的人间惨剧：3000万人在饥荒中颠沛流离，每天都有人死去，野狗在啃噬着倒毙的饿殍，难民们在饥饿中麻木、疯狂。而国民党政府组织的赈灾不见踪影，听任难民们的生命像草芥一样消失。&&乘上火车几个小时以后，这两个愤怒的外国人在洛阳火车站下了车，白修德几乎是一路飞跑到了洛阳电报局，他要把河南大饥荒的消息公告全世界。报道稿件早就写好了，题目是《等待收成》。&&白修德很清楚，《等待收成》如果公开发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也同样清楚，这篇文章很可能没有机会公开发表。然而，这封电报并没有被报务员发到重庆去，而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第一时间直接发往了美国纽约。&&日，一篇题为《等待收成》的新闻稿被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上。这篇文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西方世界突然爆炸，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中国的河南正发生着一场不可想象、极其惨烈的大饥荒。&&水旱蝗汤&河南四荒&&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半数之地被日军侵占。一春无雨，田里的小麦收成不足常年的两成。秋收成了人们惟一的指望。孰料，那个夏天又是滴雨未下，夏播作物在持续的大旱中枯萎。大旱之后，往往紧跟着蝗灾。这一年的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河南全省。所过之处，田间秧苗皆被一扫而光。一些临河、依井的良田，原本还能略有收获，这一下却全部葬送蝗虫之口。&&天灾之外，战争更是这场灾难的关键成因。“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1938年，蒋介石“以水代兵”，掘开了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当时，在河南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个“汤”，指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抗战之时，汤恩伯部数十万人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乡里。而在河南灾情严重之时，汤恩伯又推出了几个所谓“德政”，强征民役，引得民怨沸腾，被民间列为河南四大灾害之一。&&在1942年10月前，白修德获得的河南饥荒情况只有一些只字片语的传闻，以记者的敏感，白修德向重庆的国民政府高官进行过求证，但所有这些传言都没有得到证实。&&事实上，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就已从军方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为了挽救局面，他赶到西安主持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蒋介石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但是，到了粮食部长徐堪那里，河南的军粮配额由250万石变成了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的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为此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看重庆&念中原&&10月的一天，白修德看到了一封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从这封信中，白修德才第一次确信，河南正在发生大饥荒。来不及实地采访，白修德把这封信的内容改编了一下，写成了一篇稿子《十万火急大逃亡》，用电报作为急件发回纽约《时代》周刊总部，这篇报道于日刊发。&&白修德在这篇文章里，引述了两位外国传教士在河南的所见——“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在郑州写道：‘教堂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要跟随着造成拖累。”“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上周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同时，白修德也在这篇稿子里简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救灾措施。&&在文章的最后，白修德做了一个不够准确的判断：“不管重庆的决策有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很快被淹没在同时发生的众多国际大事中。&&一直到12月，时任《大公报》记者的张高峰被派到河南。于是，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题目是《豫灾实录》，发表在日的重庆《大公报》上。第二天，《大公报》就发表了社长王芸生字字血泪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就是这两篇稿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他即刻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大公报》因报道河南饥荒被停刊的事件触动了白修德，他决定和好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河南实地采访。&&直面饥荒&&潼关，是白修德、福尔曼灾区采访的第一站。&&在潼关车站的那一夜，“到处是尿臊味儿、屎臭味儿和人身上的臭味儿。我们的周围满是挤成一团的农民。”在他们周围的这些难民，“能够卖出的东西都拿来换成纸币，或者在饭摊上廉价换取吃食。”“士兵在这些下层民众中间巡查，这些人就像牲口似的——唯恐他们为了寻找食物而突然乱窜，或者乱哄哄地爬上夜里开动的车子。”这些叙述散见于白修德自己的回忆录中，可想而知，这位记者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身心煎熬。第二天，当地政府为他们准备了一辆铁路上的巡道车。白修德穿着士兵的棉大衣，坐在一辆敞篷的巡道车上。在一个叫铜钱田的小镇，白修德看到人群一层摞着一层，挤在火车顶棚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有时他们因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而掉下去，但火车决不会理睬。”&&到达河南省会洛阳时，眼前的景象让白修德震惊：洛阳是陇海线上的一个大站，四面八方逃难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已经被饥饿和寒冷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难民们认为，到了洛阳，上了西去的火车，自己就得救了。&&到达郑州那天，天下着大雪。第二天，白修德在城里步行。在这里，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人至180人。半数的村庄已经衰败，有的完全荒弃。村子里能听到一点儿声音、看到一个人影都能吓人一跳。死尸是一路上常能见到的。白修德看到一具躺在雪地上的少女尸体，因为瘦，脸已经干瘪而显出骷髅的形状。她注定无人收葬，直到鸟或狗把她的遗骸吃光。狗就在一旁逡巡着。它们已经恢复了狼的本性，十分狡猾。饥荒之中，只有以死尸为食的它们膘肥体壮。&&除了白修德和福尔曼，中国几乎所有官方媒体都在报道国民党政府如何积极救援。然而，一直到1943年的春天，河南难民都没有见到政府拨发的任何救灾款或赈灾粮。&&在《大公报》之外，河南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先锋报》是当时为数不多真实报道河南大饥荒的媒体之一。在后来所有媒体都不敢再发声的时候，地处偏僻的《先锋报》仍然对河南灾荒发表了七十多篇社论和时评，直至大灾结束。&&20分钟的会见&&虽然白修德认为国民党的救灾工作处于一片“无政府状态”，但是他和福尔曼在河南的采访，却因为经过了“政府批准”，又是外国记者，每到一处，都会受到地方官员的款待和安排。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在政府部门了解到一些当地真实的灾情。这些在当时曾为白修德了解河南灾情真相提供过帮助的国民党内部大小官员，在当时或者日后，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和惩罚。白修德甚至怀疑，那个帮助他在第一时间发出稿件的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在不久后就“人头落地”了。&&在采访的最后几天里，白修德发现，他已经成了宋美龄、乃至整个国民党政府眼中的“不速之客”。在洛阳发出了那篇震惊世界的《等待收成》后，在河南新郑继续采访的白修德和福尔曼突然被国民党负责国家宣传的董显光派人截回。背后下令的，则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那时的她，正在美国四处游说，向美国争取更多的贷款。《时代》周刊却在这个当口刊发了《等待收成》一文，揭露了河南正在发生的罕见大饥荒和国民党政府毫无作为的救灾工作。一时间，美国对待蒋氏夫妇的态度急转直下，宋美龄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白修德不得不离开河南准备去“新赣南”采访。而宋美龄对白修德的恼怒并没有就此消除。事后不久，她找到《时代》周刊发行人、白修德的老板亨利·卢斯，要求把白修德解雇，但这个要求被卢斯拒绝了。&&白修德没有按照安排去“新赣南”采访，而是直接返回了重庆。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发现，一夜之间，自己已经从人人笑脸相迎的美国朋友变成了不被信任的惹是生非的家伙。重庆的高层对灾情的漠然和对他本人的指责，让白修德非常恼怒。但他仍然认为，重庆还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白修德通过陆军情报机构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史迪威，同时报告了美国大使馆。他甚至找到当时的国防部长和立法院院长请求帮助，得到的回复是，“只有蒋介石才能采取行动。”最终，白修德见到了“风姿优雅秀丽”的孙夫人——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白修德终于得以见到蒋介石本人。宋庆龄在会见前捎给他一张便条：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就像对我说的那样。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此后，便是已经被电影和文学描述过无数次的情节——蒋介石在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起初，蒋介石对白修德提出的所有灾情都予以否认。直到白修德拿出在河南拍摄的狗吃人的照片，“他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有点儿神经质地抽搐。”最后，蒋介石向白修德道谢，又说白修德是“比我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了出来。两天后，蒋介石的情绪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国民政府的救灾行动终于有了实质性的举动。&&饥荒远去&&《时代》周刊报道河南灾情后的几个月，洛阳的梅根神父给白修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赈济措施已经被拖延了半年之久。&&1943年6月，随着新一季小麦的成熟丰收，那场饿死了300万人的大饥荒终于过去。河南大饥荒被白修德称为是自己“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中华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据《北京日报》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很好奇：山西饥荒如地狱，为何无人起义反大清；难道大清如此受人爱戴
导读：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1千万人饿死。其中尤以年为最烈，因其两年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也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
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1千万人饿死。其中尤以年为最烈，因其两年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这场饥荒，对囊空如也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然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社会最底层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洋人：山西饥荒如地狱，为何无人抢富户？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李提摩太恰在山东传教，遂由此开始了他与整个丁戊奇荒相始终的漫长而艰辛的救灾行动。[山东饥民请求李提摩太带领他们暴动]灾荒到来的那个夏天，李提摩太身处山东青州。灾情在五月份已相当严重，平民已经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类似的情节不止一次发生。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但李提摩太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官府正极力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们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在他们看来，由洋人带领他们去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李提摩太没有答应成为饥民们的领袖，而是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严重的山西饥荒的消息传来。[李提摩太困惑山西民众身处人间地狱，何以却没有人抢劫富户]李提摩太日记所呈现出来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l月30日，距太原270里：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1月30日，距太原290里：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2月l日，太原以南450里：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挥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长期行走于饥饿和尸体之间的李提摩太，为一个问题所深深地困惑：为何社会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终提供给自己的解释是——“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东巡抚衙门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措施，但仍有民众不断地在抢大户，而且还希望找一个洋人做他们的领袖，充当保护伞。[天灾背后有人祸：遍地鸦片导致山西无储粮富户可抢]李提摩太未能窥见山西民众不抢大户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并不了解此次灾荒真正的起因。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祸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由此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大量的耕地和劳力转移到鸦片种植上去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申报》当年就曾分析过：“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但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最终，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难在山西看到他所预期会看到的那种抢大户的景象；更何况，李提摩太抵达山西的时候，饥荒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山西境内屈指可数的有粮大户早已被迅速抢光了。真正需要后世深刻反思的，是另一个吊诡的问题：这样一场波及上亿人、几乎覆盖整个北中国的大饥荒，它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但最终，竟没有从这众多的暴力群体事件中衍生发展出一两场所谓的“农民起义”（所谓“起义”，区别于一般性的无政治诉求暴动）。如果我们把“起义”简化定义为“有政治诉求的暴动”的话，那么，不妨将这个吊诡的问题换一种思考角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作为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是农民暴动升级为“起义”的最关键的因素——他们的学识为政治诉求的提出提供了可能；他们的社会关系则会成为势力整合的核心纽带。士绅：拯救沦陷于洋教的儿童远重于赈济灾民1877年阴历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担心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在这样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支配下，谢家福当即给自己熟识的一批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强调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谢认为：“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谢氏进而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战斗，“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谢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慷慨赋诗一首：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慕惟连和李提摩太一样，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在谢家福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他在日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提写道：“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谢氏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谢氏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再譬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有了这些士大夫们的支持，谢家福的赈灾行动随即启动。但谢家福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发起的这一活动是赈灾活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意思即：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为了赈灾；赈灾讲究的是仁心；抵抗夷人讲究的则是大义，为此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表态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高度赞赏。譬如上海的绅士王赓保就来信赞扬谢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的行为是一种伟大的壮举，由此可见世事尚有可为。并表示愿意与其一起并肩战斗，继续推进这一事业。工作开展每遇到困难，谢氏也往往以此来鼓励自己：“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谢氏在山东地区的活动经费明显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其将自江南募集到的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其拒绝。谢氏虽然也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在他眼里，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用来救济儿童。谢在日记中说：因为如此考量，所以对自己的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乡绅们的成功：许多灾民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类似的理念，谢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曾反复阐释过。日夜间，谢氏前去访问几位上海绅士，力陈教堂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说了一句话，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了谢氏激烈的驳斥：“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汉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谢家福对洋人的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谢氏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清廷高层。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机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清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史料记载，光绪三年（1877），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则“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传教士的“心怀叵测”。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的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们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结语：古怪的“民族主义”掩盖了大饥荒的死气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赈灾行动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尤其是在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良好的影响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决定将自己的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时，推动教会发展，已经成为了预先期望的目标。朝野内外对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但事情的悲剧性也恰恰在此：当一种异域文明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赈灾）被接受的时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蛮的手段（武力胁迫）下更决绝的抵制。但最大的最悲剧其实还是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彻底转移了灾区和非灾区乡绅士大夫们的注意力。而失去乡绅参与的农民暴动，则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物质索求层面上，而且彼此孤立，旋起旋灭。换言之：1878年前后的中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大饥荒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清帝国“保驾护航”的作用——而类似的这种政治手段，后世被一再模仿袭用，并不陌生。
点击加载更多
更多精彩内容
24小时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