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事实证明：伤残军人的优抚待遇落实，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当地主政领导的心情！
我们用事实证明：伤残军人的优抚待遇落实，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当地主政领导的心情！——用伤残军人的真实处境，用伤残军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被打击报复的真实事件，用我们伤残军人的血与泪，证明你所不知道的部分伤残军人辛酸与困苦的艰难处境...................
&& 真实实例之一：江苏徐州（全国双拥模范城）沛县七级伤残军人徐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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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优抚待遇得不到落实&&
以下是我依法反映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法律依据、具体事实和理由：
我一直依据《兵役法》第53条请求沛县人民政府依法安置我这个伤残军人的工作，依据《劳动法》请求单位和我签定劳动合同并为为我缴纳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得到市领导的重视，市长督办为我解决社会保险，但是，沛县人民政府依然有法不依，欺骗市领导说我本人同意“待农副产品营销公司正式成立后，由新公司续交徐培法的养老保险金！这种谎言出现在政府行文之中，有失政府威信！试问，如果我同意，我何必一再请求政府督促沛县供销社为我缴纳社会保险呢！详情请看我给市长信箱信件编号：信件标题：请张市长督促落实伤残军人工作岗位的求诉信：
http://www.xz.gov.cn/gzcy/sjxx/xjnr/index.html?mailNum=&password=&mailBoxID=2c9e7aff7cb0003&isS=1
我认为沛县人民政府的答复、解释，不论是从道理上还是法律上，都不能说通，我十分不满意。第一：沛县人民政府依然有法不依，反而欺骗市领导说我本人同意“待农副产品营销公司正式成立后，由新公司续交徐培法的养老保险金！这种谎言与我的诉求相互矛盾，有失政府威信！第二：依照法律政策我们伤残军人不能下岗，既然沛县人民政府失职造成我下岗的即成事实，并反复重申我下岗伤残军人的身份，就有力的证明沛县政府执行优抚法律政策方面执行始终不到位。第三：不论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永远都要小于法律，政策不能违反法律，我依据兵役法第53条请求沛县人民政府安置伤残军人工作，合法！依据劳动法请求现工作单位-沛县供销社和我签定劳动合同并为我缴纳社会保险。合法合理！现在沛县政府答复等新单位成立由新单位为我交纳，是典型的推委，并且违法，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因为新单位现在是不存在的！也不知道何时成立。我现在只和沛县供销社有事实工作关系，理应由沛县供销社依法缴纳我的社会保险费用。最后，依据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单位不让我享受与所在单位工伤人员同等的生活福利和医疗待遇，不让我随所在单位参加基本社会保险，是严重违反我国优抚法律政策规定的。
&&&&&真实实例之二：河北张家口涿鹿县七级伤残军人张鹏
&&&&因工伤待遇被单位打击报复辞退后状告单位河北涿鹿县“人民”法院久拖不决
我叫张鹏& 男&&
日生& 高中文化&
中共党员&&
1998年12月入伍，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良好，1999年受连嘉奖一次，2000年被评为“优秀士兵”，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因公致残，2002年评残，伤残等级为“三等甲级”。2003年12月光荣退伍，2005年到河北省矾山磷矿矿工作，07年底单位改制，被迫解除合同。单位没有按照法规给我足够的经济赔偿金。日和河北省矾山磷矿有限公司签定了无固定期合同。2010年1月份在工作中导致旧伤复发，遇到了不懂法.不守法的私营企业老板不给一分药费和一天工伤假，没办法休病假两月。多次和单位交涉无果，6月份伤情加重，不得不去治疗，可是单位不给假，我已经卧床不起了（在战友们资助下检查身体结果除旧伤复发外，肾，肝，胃，肠都有了问题），没人去看过我一眼，最后以旷工19天的理由和我非法解除劳动关系。这对本来家庭困难的我来说，又是雪上加霜。我家属也没有工件，孩子还小。全家从2010年7月就没有经济来源了。我三十多岁了，又是伤残，生活都不方便，全家人吃饭.穿衣.看病.房租等仅靠党和政府的关心发放的优抚金度日。家属难为唉声叹气，常在夜里偷偷的哭，有时也埋怨我残疾不能赚钱，不能干重体力活，说她上辈子没积德找到我，大人小孩子都跟着受罪，我也感到痛苦和无奈。
说心里话，我18岁选择了响应党的号召从军报国，后在部队因公负伤，五年的军旅生涯，我一生，都不会后悔的。我能为党和国家及人民做出应有的奉献，多次立功受奖，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这是我一生的骄傲和光荣，党和国家也给了我这个伤残军人很多的关怀和重视，把伤残军人作为国家功臣，我发自内心感激党和政府。现在生活陷入困境，我看到两位老人，有病的妻子及年幼的孩子，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一个大男人是泪流满面。我曾站在党旗下站庄严的宣过誓，为了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愿意奉献一切乃至生命，我尽到了应有的责任问心无愧；去回到家看到他们，感到愧疚，对老没尽到孝道，让他们时时牵挂，因经济困难，没享一天福；对妻子没尽到丈夫的责任，因残疾不便，把生活重担放到她一人身上，累出了病；对孩子没尽到义务，别人有的不能给孩子买。
假如我不当兵我会后悔一辈子，也许我不当兵，我可能就不会伤残，不残疾的话，我有健康的身体，就能和正常人一样赚钱，一家人就有饭吃了，就能吃饱了，穿新衣服了，也不要一家人住在一间租的房子里了，（因解除劳动关系房子也不让住了，现在寄宿在父母家）。事实上，我实现了从军报国的理想，为党和国家人民利益伤残了，活了半辈子的我就失业了，无收入来源生活潦倒了。现在，打工没人要，在家成累赘，社会没地位，痛苦自知道。现在工伤单位不给治疗，没有工作，只能在痛苦中度日。后半辈子怎么过不敢想呀！
但我坚信在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防事业更加强大，国家更加繁荣昌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更加富裕。我也坚信党和国家不会忘记我们这些为人了做出贡献的功臣，（单位说负伤不是在单位负的，做贡献不是给单位做的，你们伤残军人什么都干不了，活的有什么意义不如死了算啦！）更加关怀和照顾伤残军人。也坚信我们一家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天天会好转，能吃饱饭，有房住，生活达到当地人均生活水平。我也坚信，在各级政府领导的关心过问下，按国家法律规定我应享受的待遇能够让单位尽快给我。我曾经是合格的战士，党和国家的忠诚的卫士！现在仍然对党忠心，想为国家多做贡献！我不是在乞讨工作，我只是希望国家能够保障我的合法权益！现有的优抚政策法规能够有效执行！能够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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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实例之三：海南临高县公安局迫害参战伤残军人
引用全国伤残军人联合举报海南临高县公安局迫害参战伤残军人_海南人文论坛_西祠胡同
日，我上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接访的检察官交给我一封信，并告诉我把信带回去交给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当月4日，我上访中纪委，接访的纪委官员告诉我，“公安人员打击报复你，去找公安部”。当日下午，临高战友告诉我，临高公安坐飞机到北京查找我，逃亡是我唯一最好的选择，我到北京一个伤残军人家里避难，只有把检察官交给我的这封信从北京邮政局寄给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了。日，临高公安通知我的家人，“我已经被抓回临高加来农场关起来了”。是伤残军人网，军魂网和伤残军人，战友们的关心关注与帮助，使我感到最大的温暖，能够把我面临再次被临高公安抓回去加上罪名，遭到迫害，及时在网上告诉给大家是我最大的安慰。前几天，临高战友告诉我，临高公安离京回来了。日，我重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接访的检察官把我的材料收下，并告诉我将材料转回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当月5日，我上访公安部，接访的警官收下我的材料，与我谈话半个小时左右并告诉我，“落实伤残军人待遇问题，公安部管不了，去找中央军委，临高公安抓你这样做是错的，检察院批捕由检察院来赔偿，你要相信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你有什么要求？”我向警官要求是追究丁高强等人法律责任和精神赔偿。当月6日我上访中央军委，接访的军官告诉我，“伤残军人待遇问题，军委管不了地方，不能干涉地方的工作，去找民政部”。当月7日我上访国家民政部，接访的民政部官员告诉我，“伤残军人就业、下岗失业，没有医疗保险、住房问题，去找劳动保障部”，各个单位都有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只有在京城等待最高检，公安部把问题解决后，我才能回家。丁高强处长等人手中权力已经改变成为维护少数人的利益，成为一些领导人的帮凶，无视共和国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优抚政策，变相打击报复迫害和人身摧残我们上访伤残军人，参战老兵，一天没有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维护共和国法律的尊严和伤残军人的合法权益！我依法上访难，有冤难申，有家难回，来到京城有44天了，不管维权的路多么艰难痛苦，在京城逃亡、讨饭，不顾一切，直至生命，我也要将维权进行下去！因为我手里有共和国法律法规，手中有理，因为我相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还相信中央有关部门会给我一个公正、合理的说法！&
&&&&&&&&&&&&&&&&&&&&&&&&&&&&&&&&&&&&&&&&&&&&&&&&&&&&&&&&&&&&&海南参战七级伤残军人：许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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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实例之四：浙江丽水失业无房伤残军人数年苦求廉租房无果
罗明同志，感谢您的来信！您的信件已经处理完毕。
您好!依据国家《信访条例》的规定，省长信箱栏目的正常处理周期为：一般情况60个工作日，特别复杂情况90个工作日。您的上封来信已转交有关部门处理。请您耐心等待处理结果。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信息中心
诉求落实伤残军人优抚政策申请报告
诉求落实伤残军人优抚政策申请报告
尊敬的领导
我叫罗明.浙江松阳籍人,1987入伍在部队服役期间因公致残,退伍回乡后,当时按置在国企工作.1999年因体制改革企业破产,下岗后没有一文补贴,至今没有工作,没有任何劳保待遇。旧伤残部位经常复发依靠抚恤金维持生活和治疗.无房20余年一直租住在别人房子,现在物价和房价的飞涨.导致本人生活各方面及为困难无法生存.为此本人多次恳求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给予解决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和实物廉租房.但终无人理采无法度日。
在万般无奈之下,本人于日.向县市省三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信访诉求,实物廉租房,最低生活保障对此省政府,民政厅也比较重视,曾于日省长信箱复函,当地县建设局已将本人的住房问题纳入2009年解决计划中,如今己两年多过去,县里推出的实物廉租房(共36套,占地面积2606.44平方米.五层砖混结构)
却成了官商勾结,暗箱操作的商品房,卖给本县长运公司茶叶市场,
我的信访诉求却仍然得不到解决落实,去反映加之省府复函,当地政府给你几百元或讲没房源等就将我打发走,
我只依靠一点抚恤金度日，面对飞涨的物价和房租，那点抚恤金只够交房租和水电费，只有举债度日,政府常提文明社会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回想当年为保卫国门为国致残,感到无尚光荣.女如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袋无分文.吃了中饭晚饭在哪里都不知道,流浪街头,为此去杭州北京信访,当地住京办的政府官员把我软禁地下室五天.看眼前到处漆黑身处绝境,求告无门身感心酸，数不清多少次向政府反映实情省长信箱明确作出09年给予解决，可当地松阳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手遮天,独霸一方,腐败乱政,对待革命伤残军人的政策可以凌驾与国家的法律之上。这就是松阳伤残军人的下场。
综上述情况，恳求上级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予以重视！看在过去对国家对部队因公致残的弱势军人实际困难纳入帮扶对象,根据我反映的情况给予严查追究落实,我们伤残军人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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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残军人： 罗明&
真实实例之五：陕西城固参战残疾军人依据政策请求落实工作被关“法制培训班”被饿死
[铁血社区]老山战斗英雄失业残疾军人上访，被关法制培训班活活饿死
陕西省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信访局、法院抽调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阻止有人上访。
　　从县里的“法制培训中心”出来已近3个月，47岁的胥灵永仍没有回家，在哥哥破旧的家里，胥灵永说他感觉自己像一只惶恐不安的老鼠。除了肉体折磨留下的病症，在驱之不散的噩梦中，他每次都会看到那个冷酷的空间。
　　在第二次下岗后的第六个年头，残疾军人胥灵永于日再次被押送至陕西省城固县的“法制培训中心”。在这个改建了新址，时钟和日历触及不到的地方，胥灵永和包括他胞弟胥灵军在内的其他上访人员，完全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9个多月后，胥灵军猝死于“法制培训中心”，胥灵永等多位参加“全封闭生活”的人成了皮包骨，有生命之虞，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引起家属和多位受害人控诉。至此外界才发现，“法制培训中心”用饥饿等最方便、不受制约的残酷手段折磨上访者，让其遭受巨大的苦难，最终“息诉罢访”。
　　日，胥灵永因弟弟之死四处寻求法律援助，被再度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漫长的饥饿，让我今生永远不会忘掉。”这个伴有脑梗后遗症的中年人喃喃自语道。
　　日，胥灵永因为病症被从四道铁门把守的“法制培训中心”送往医院检查治疗，逃出厄运。自2009年6月以来，胥灵永等上访者目睹了至少20多人曾经历的时段不等、彼此一样而常人难以想象的黑色岁月。“法制培训中心”仍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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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胥灵永现在一心想做的，就是将“法制培训中心”骇人听闻的事实真相，把这种跟社会不相容的毁坏生命的行为公之于众，他在等待上级的调查取证，也是在等待自己命运的转弯。
　　“法制培训班”令人齿寒
　　佝偻着背，走路踉跄着，7月13日，胥灵永被大嫂叫到饭桌前吃饭，身材不高的他没有话语，平时，感觉吃的饭好像总卡在喉部，有时喝水也会卡住。于是他给米饭里倒入开水，然后开始慢慢下咽。
　　胥灵永正为多种痼疾所苦。三年前，突患脑梗死，之后，冠心病、反流性食管炎也开始损坏他的身心。
　　虽然现在又穷又有残疾，他当年也曾有过一段引以自豪的时光。胥灵永生于1964年，中学毕业后参军。1984年参加了收复老山的战斗，荣立三次营嘉奖。其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脚底部负伤，系三等乙级伤残。
　　1988年胥灵永退伍后，被安排到城固酒厂工作，2002年，因酒厂改制，他第一次下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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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失去了工作，无职业的妻子，13岁女儿和他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三口会饿肚子”。胥灵永托人找关系，又回到厂上班，但8个月后，他第二次下岗。按照国家有关优抚优待条例，残疾军人不允许下岗。但是县里的领导说，酒厂成了私人企业，也拿它没有办法。等待胥灵永的依然是下岗。
　　胥灵永第一次上访的时间是在2005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某些人眼里，他上访时间最长，进京次数最多，是县里一号“缠访者”。
　　而紧随其后，他的四弟胥灵军落下“缠访”的坏名声，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胥灵军小胥灵永6岁，1990年入伍，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在某次训练中负伤，致左腿粉碎性骨折，系三等甲级残疾退伍军人。1998年，胥灵军从城固县84号厂下岗。妻子患有癫痫病无法劳动，还有两个女儿初长成，家有负债的胥灵军去了广州打工，7年后，因为伤残部位伤痛复发，被辞退，闲赋家中。
　　兄弟俩的人生境遇惊人地重合，有些宿命，还在按一种惯性继续着。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其他人足够的注意。
　　胥氏兄弟有时是一块儿去上访，有时各自去。胥灵军先后三次赴京上访。对于认为“只是来落实工作”的胥灵永来说，上访是被迫无奈，就是要求有关部门按政策办事，但他难以理解，历时数年多方反映情况，换来的却是强行接回关押，直至后来参加所谓的“法制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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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信访局、法院抽调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护”措施，愈加必要，可以阻止有人上访。“法制培训班”设在南沙河原五七干校内，多位被培训者记得，2008年来此受训的共11人，其中有7名是女性。参加培训的人，由所在村镇或单位每月交500-1000元培训费。他们回忆，新来的受训者拉来后，先进行全身搜查，培训时间3-8个月不等，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信访条例、道德教育、致富门道，还要出操、参加考试。
　　胥灵永发现即便考试合格、写了保证书、申请书，表现好也不能离开，意味可以离开的标志是，培训者提出先交三五千元。被培训一个多月后，胥灵永因为“在威胁下整天背记东西”而发病，被送往城固县医院抢救，医院诊断其患脑干、小脑多发性梗死，这才免于继续被培训。
　　曾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劳模的胡彦平今年63岁，多年来认为“两级法院判决有问题”而不断上访，她说，参加培训的人每个人进去后先要挨一顿打，之后随意打骂人的事司空见惯。“副主任关鑫磊打了我一巴掌，造成我右耳失聪。”胡彦平说。
　　胡彦平看见常常是关亲手打人，他惯用的手法是，揪住女受训者的头发扇嘴巴，有人被打掉了牙齿，有的嘴打烂了无法进食。
　　至今，让胡彦平难忘的是胥灵军的仗义之举。一次，关鑫磊在打48岁的武金秀时，胥灵军上前去制止。2008年8月的一天，关在毒打文小莲时，文的哭声很大，胥灵军看不下去，捡起一块砖头砸在关的肩膀上。
　　胥灵军的仗义，从一开始就让自己身处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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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训者都变得皮包骨头
　　日，胥灵永再次去北京上访，县里派人接他。先把胥灵永送到县里的一家宾馆，身边有10多人轮流看守他。
　　两天后，胥灵永由一群人押着来到县城东边的一处铁路旁停下，这里是县中医院的旧址，现在是精神病专科住院部。进入院子右拐，再沿着一条幽深的小径往里走，尽头是一个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包围起来的独立院子。
　　铁门打开后，胥灵永被推了进去，看守者把门砰地关上，从里面上了把大锁。有人这时将胥灵永的全身搜索一遍，包括他的裤带。
　　胥灵永被押着经过楼门和走廊的两道铁门，进入到院内唯一一栋二层楼里，他被关入第二号房子，房门是铁质的，上端开了扇焊着钢筋的小窗。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有一张用三合板钉制的小床，地上放着一个脸盆和一个马桶。胥灵永看到屋内墙角还安装有监控器和喇叭。
　　胥灵永把头伸向小窗，他看到了隔着走廊另外一个屋子里向外张望的胡彦平，他还听到了武金秀、弟弟胥灵军和其他人的声音，之后，关鑫磊把脸贴到铁窗棂中间开始呵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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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法制培训班”的新址，小楼是经过专门改造的，一层的10个房间，基本上一人一间关着上访者，而二层是供工作人员使用。不同的是，这里改称为“法制培训中心”，新增加了三男一女4位保安。
　　10天前，胡彦平、武金秀等人被转移到这里，也在同一天，73岁的许凤成因第九次进京上访被抓至这里。3天后即同年6月14日，胥灵军因去北京上访被用手铐铐回这里。此番受训的陆续还有残疾退伍军人姚彦强、方简明、王健、钱少军、杨新，以及该县的丁会芹、辛龙成、何忠有、王建设等人。
　　多位被培训者记得，从进来的第一天起，一连四天，不给吃饭，也不给喝水。尔后，他们按规定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先整齐地叠好被子，等房门的锁打开后，就去走廊的厕所里倒马桶，然后他们重新被锁回房里等待早餐。
　　早餐是每人一个土豆大小的馒头，再加半勺稀饭或豆浆，一口就喝光了。胥灵永在单位管过职工食堂，他知道这些加起来只有一两的量。工作人员再通过监视器强迫这些受训者在屋里走圈圈，通过喇叭听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
　　多位被培训者说，这里一天两餐，不供应饮水。晚餐一般是机器压的面条，每顿连汤只盛两小勺，汤里的面条不足两寸长，有人最多时得到21根。此外他们一整天被锁在屋内，不准躺下，只让站着或坐在床边，晚上10点才让睡觉。若有两人同处一室的，绝对禁止相互交谈，发现有违反的，就要受到两天不给饭吃的处罚。
　　因为有病，从日到日晚上被放出来，胡彦平记得自己共喝了27小塑料杯的水。这是他人绝对不会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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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感觉就是饥饿。”胥灵永说，饥饿成为一种控制、折磨人灵魂的魔鬼。应该说刚吃完还是饿的，所以刚吃完就盼着下一顿。
　　关押期间，没有毛巾，甚至连卫生纸也不提供，受训者不能和家人见面，送来的棉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也不给转送。他们无法刷牙、洗脸、换衣服。长期饥饿让有的受训者出现了视力模糊、牙齿松动的现象，有的患上了肠胃疾病。几乎每个人开始10多天才艰难地解一次大便，“粪便像羊屎蛋一样”，解手时或扶或坐在床沿上，这样防止自己晕倒后受伤。
　　相互眼看着每个人都变得皮包骨头，羸弱不堪，从恐惧、愤怒到悲观，受训者的意志在饥饿、孤独中开始逐渐瓦解。隔壁房间也曾传出啼饥号寒的求饶声。
　　“我原以为胥灵军在这里会服软，但实际上，他打抱不平的脾性没有改变。”胡彦平回忆说，38岁的杨新来到“培训中心”门口执意要探视被关押的战友，争吵令关鑫磊大怒，关和另外两个保安将杨强行抬入，和许凤成关在一室，不给他加床。因为受冤，不堪遭受折磨，杨将头朝墙上猛撞，皮肉都粘在墙上了。一天，杨新行为失常，掐住许凤成的脖子不放。杨新还在屋外被打得小便失禁。这时候，听到状况的胥灵军便在屋里进行抗议，他艰难地透过墙壁一人多高处的小铁窗朝外看，大声制止。
　　毫不例外，胥灵军因此而受到惩罚，两三天不给饭吃，但是再有工作人员随意打骂受训人员，他还是尽自己所能试图阻止暴行。
　　据胥灵永等人回忆，之后胥灵军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越来越没了人形，根本不像以前那个结实强壮的退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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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诉罢访”才能出来
　　发现受训者经常有晕倒的情况，“法制培训中心”找来乡医或是精神病专科的医生，量血压，定期体检，但很少有人能吃到药。每到晚上，或许是怕受训者出现意外，常常半夜里把他们挨个儿叫醒一遍。
　　多位受训者回忆，市里等一些管信访、政法的领导都到过这里。看到“法制培训中心”无任何关押文书、被关的是无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有几位领导要求废止这一非法场所。
　　关鑫磊曾对受训学员讲，“法制培训中心”是县里设立的，自己只是行使一种职责。放出来的条件是要叫学员“息诉罢访”为止。但这无标准可言，即便认为表现得好，离开时，保证书、申请书、保证金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被培训的日子里，也并非每一刻都是绝望的。工作人员里，一位姓江的中年人让大家感到一点短暂的温暖。他会为这些时刻锁在房间里的人偷偷给予照顾，同情泛在他的眼睛里。
　　遇中秋节、春节，才有点加饭，有时中午添加一点蒸米饭的汤。而罕见地组织学习，组织打麻将、扑克等活动，包括那次吃了几个野菜饺子，都有保安在一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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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院子里栽树，种蒜苗，帮工作人员倒垃圾是学员最期待的事，这才可以呼吸到院子里的空气，有机会看到防暴犬“拉索”啃骨头的样子。自然这属于一种特别奖励。
　　2009年第一场大雪之后，屋子里顿时冰寒侵骨。胥灵永发现，弟弟胥灵军仍穿着刚进来时的那件脏污的T恤衫，一条单裤，光脚穿着凉鞋。而胥灵军并不特别，其他人大都穿着凉鞋，单衣薄裤，有人脚后跟冻得流血。胥灵永身有重疾，工作人员才找来四条单裤，让他套穿着御寒。他脱下一条裤子，连同一件旧军装，求人送给了弟弟。
　　几个月前，胥氏兄弟等7名伤残退伍军人同意了县里每人每月发给800元生活费，外加安排廉租房的安置办法，后来，其他5人相继离开了，胥氏兄弟也写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但仍对他俩实施关押。据胥灵永说，关鑫磊曾瞪着眼睛当面说，要用最原始的办法对付他们兄弟俩。
　　2009年深秋的一天早上，经获准，胥灵军和胡彦平在六七个人的跟随下，抬着大塑料桶走出大门外倒垃圾，在垃圾堆上看到半个桔子，烂得发了霉，胥灵军扑上去，捡起来就吞进嘴里。胡彦平目睹有人冲上来，将胥灵军嘴巴里的桔子掏了出来。这以后，就不准他出来了。
　　2010年3月初前后，胥氏兄弟被安排在了一室。胥灵永的双腿已经变得僵硬，连饭都不能打，才让胥灵军日常照顾哥哥。
　　饥饿不断消耗着肉体，胥灵军的大腿和小腿几乎一样细弱，那形象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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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胥灵军迟缓地给哥哥擦脸，用双拳无力地帮哥哥捶打着腿部。接下来，有人用喇叭命令他，让他背哥哥在屋里转圈圈，一两圈后，胥灵军用尽了残力，脚下却不听使唤，有时会重重摔倒。
　　喇叭里随即传来的呵斥声被大家都听到了。胥灵永不忍弟弟受体罚，他滑下身体，兄弟俩一起扶着墙完成规定数字。
　　当两个瘦骨嶙峋的身体并排紧挨坐在床上，还能彼此获取温暖。虽然有禁令，但晚上，胥灵军还能找到机会，弱声弱气地对哥哥说，等他出去了，到西藏买些虎骨和羚羊角，彻底为哥哥治病，还要带哥哥去甘肃吃最好的羊肉和揪面片。他们都想把注意力从饥饿里引开。
　　而房间的阴影中，胥灵军的动作是那么艰难吃力，还有胥灵永亦是无力动弹。胥灵军已经端不起一小盆水，他在床上叠被子的动作，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似的。因为被子没按规定叠好，他又被罚不能吃饭。
　　有一次打饭时，胥灵军看到走廊的桌子上撒有几根面条，拨拉到碗里，准备回房，结果碗被关鑫磊打翻在地，胥灵永回忆说，从2010年起，改为一日三餐，中午多供应一两饭，但他们还是太饿。
　　胡彦平说，有天晚上，胥灵永有病，另外给他做了一点饭，碗中的热气在兄弟两人中升起，带有一种本能，胥灵军尝了一下看烫不烫，躲在门外的一伙人将他抓到另一房间，逼他承认，是他一直偷吃哥哥的饭，才让哥哥的腿不能动。胥灵军音调凄切直喊“冤枉”，脑门在地上碰着，血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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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胥灵军患重感冒，从床上摔下来，才给他输了液。胡彦平给他们兄弟俩端饭，她看到胥灵军闭着眼睛，说自己“饿得很”，而他的哥哥则吞声饮泣。
　　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胡彦平和胥氏兄弟的房间是门对门，她回忆，胥灵军临死的前两天，早晨刚打了饭，正转身时晕倒了，盛饭的塑料碗摔出了老远。有人揪住他的后脖领，试图将他提起来，但没成功，最后几个人架起他回了房。
　　日，兄弟同处一室18天左右。这天早晨，胥灵军忽然盯着墙上的铁窗，说了三遍“杏花开了，红红的”。胥灵永努力地接近那窗户，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发了芽的树冠。
　　那天晚上，胥灵军要水喝，值班的人不允许。“哥哥，我今晚太想喝水了。”胥灵军的声音很低。胥灵永看见弟弟下沉的身子异常吃力地往床上爬。“你不要紧吧？”弟弟没有回答他。
　　命断“培训班”
　　日早6时，胥灵永没有叫醒弟弟。听到他的呼号，关鑫磊打开门锁，将胥灵军抱着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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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胥灵军以猝死走完了在“法制培训中心”9个月零4天的光阴。当天下午，县上有关领导来“培训中心”查看。晚上，胥灵永、胡彦平、武金秀等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或被相关单位接出。胡彦平原来108斤的体重已不到65斤。
　　也在同一天，村干部通知胥母去维多利亚宾馆，老人嗅到不祥，有人才说胥灵军死了，尸体在县医院太平间。
　　大哥胥长新说，两个弟弟在“法制培训中心”期间，家人亲属多次前去探视，均遭拒绝，甚至遭打骂而回，四弟死得蹊跷，所以当天拒绝认尸，不过，他承认，第二天，县政法委和公安局的人再催认尸，家人态度就变了。
　　但认尸先要答应不准带手机，不许拍照的条件，并要签字确认。白布滑落，胥家惊愕见到的几乎是一个骨架，最后从尸体左腿上缝有三针的伤口处，才确认是胥灵军的尸体。胥家后悔没有带着照相机拍下胥灵军的惨相。
　　在巨大的悲痛中，胥家拒谈解决方案。最后县里来人说，先解决活人问题，之后会给死者家属一个圆满的答复。
　　20多天后，县里派人逼着和胥家签协议，胥灵军77岁的母亲获得一次性救助26万元，他的妻女一次性补助44.8万元。签字时，胥家要求对关鑫磊的犯罪行为要依法查办，但这没写进协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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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后，汉中市公安局法医对胥灵军进行尸检。在尸检现场，胥长新眼见四弟的胃里没有一点食物，只有硬币大的两个冰碴块。让胥家气愤、心寒的是，尸检完毕，胥家不同意火化尸体，胥长新说，县工作组的人威胁不签字要承担责任，不给兑付补助，他们只好签了字，最后胥灵军的尸体被火化了。
　　此时，胥灵永正躺在病床上。当亲友们相拥而泣时，他却显得没有什么心思。
　　之后，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与县里的几名干部来到胥家，宣读胥灵军尸检鉴定文书，胥家人听他们念道：胥灵军的死亡是因支气管炎等疾病导致的。
　　胥灵军惨死后，胥家向当地检察院、法院递交诉状，但至今没有立案调查。
　　一次，上初三的16岁女儿到医院看望胥灵永时说，“爸爸，相信国家会有人站出来为我们主持公正。”这让他很感动。
　　胥灵永出院后，再次赴西安、北京上访，与以前不同，他多了一项为死去的弟弟鸣冤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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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他再度被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4个月后，因再次患病才逃出这个令人恐惧的冷酷空间。
　　胥灵永出来时还带着一个托付。走出铁门的前几天，也是第二次回来的武金秀趁给走廊消毒之机，扔给他一叠卫生纸，交代胥，按卫生纸上面的电话号码，找她一个有能力的朋友，将卫生纸转交朋友，让快来救她。胥将卫生纸藏于鞋垫内，再塞进裤衩里，偷偷带了出来。这个1米多长的卫生纸上，是武金秀好不容易写下5000多字的控诉信，多是指证自己所遭受的折磨。
　　胥灵永试着打武金秀那位杨姓朋友的手机，但对方说“这是政府行为，我管不了”，后来他又发短信，但发出的短信没有任何回复。胥灵永开始由己推人，担忧这个身体扁塌的女人，是否还能撑得下去。
据《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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