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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由的遮掩都无法开脱自己的罪行，再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法律面前也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只有自己坚定，对糖衣炮弹“无动于衷”，才能守身如玉，才能避免碍于面子的尴尬，更不会出现“无奈受贿”的闹剧。 []
海南省儋州市缘何出现盗伐乱象？揭秘木材加工厂背后的利益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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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本网连日来报道了儋州市林地的盗伐乱象。记者在深入调查中发现，该市为数众多的木材加工厂是驱使盗伐现象发生的利益发动机。这些加工厂通过不合法的程序，低价收购来历不明的木材，为盗伐分子销赃，再通过简单加工，使盗伐木材进入合法市场。当地的营林企业认为，该市的木材加工厂亟待规范，刻不容缓。
　　现场：一个黑加工点的重生
　　6月２５日，记者随儋州森林公安局的干警前往东成镇和木棠镇一带巡查。在木棠镇积万村一片隐蔽的丛林中，记者一行发现了一家非法经营的木材加工厂。这家加工厂占地约１０亩，空地上堆满了约一百多立方的木材。厂内的加工机器已经停运，仅有的一间平房被一把崭新的大锁紧锁，整个加工厂没有任何人在生产。
　　日记者看到的积万村黑加工点现场。
　　2008年执法人员对积万村黑加工点进行的一次执法。
　　据了解，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儋州林业局、森林公安等执法部门，派出６３人来到这个加工厂，冒雨对其进行取缔和机械设备拆除。
　　"但现在很明显，他们又开始开动机器加工木材了。"干警告诉记者，整齐地放置在切片机旁的木材半成品品相还很新，应该是一两天前生产的。"前两天有政府部门派工作组来调查，可能这家黑加工厂收到风声，赶紧停产关门。"记者问及，既然已经认定是黑加工厂，空地上的这批木材是否可以给予没收？"贸然没收这里的木材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会被当地人围攻阻挠。"干警告诉记者，这次主要来取证，为下一步的取缔行动做准备。
　　"这些加工厂因为无牌无证，来者不拒地收购附近村民运来的木材，替盗伐分子销赃。"该名干警表示。
　　木材加工厂背后的利益图谱
　　据儋州市森林公安局摸底调查提供的数据，该市有67家领牌的加工厂，12家无牌加工厂。不论有牌无牌，不少加工厂都没有严格的管理规程，大量非法收购来历不明的木材。在这８０家加工厂背后，已然形成了一条从盗伐到黑市买卖的黑色"产业链".经过在儋州多天的实地调查，记者理出这样一条利益的流向图：一些村民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向林业部门合法申请到了采伐证，然后拿着采伐证反复盗伐他人或企业的林地。
　　村民盗伐了木材后，或以低价直接卖给村子里的非法收购点，非法收购点再通过自己的关系，统一卖到木材加工厂；或向假证贩子购买运输证，公然驱车把盗伐木材拉去木材厂售卖；而没有大车或拖拉机的村民，则骑着牛车分批次把非法木材拉去木材厂，由于牛车运量很少，根本不需要办理任何证件。
　　"村子里一些专门收购木材的团伙，甚至能做到'上门服务'：他们驾驶着运输工具，直接到村民盗伐的林地，以每吨１２０元的低价收购木材，现场把木材运走。村民几乎不用冒任何被公安盘查的风险，可真谓'无本生利'.当然大赚一把的还是这些不法收购者，因为他们把木材倒卖出去，按照市场价，将会达到三百多元一吨。"一位长期观察当地木材市场的村民如是说。
　　这是一本在盗伐现场遗留下来的账本，记录下盗伐的收入和运输成本。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非法收购点的老板、木材加工厂的老板，利用他们在村里的关系，煽动和组织村民集体"作战"，在某个时间段内，发起大规模的盗伐。这样有组织的团伙作案，分工明确、行动统一，具有很强的"反执法"能力。
　　从根本上说，盗伐木材是一盘窃取别人劳动成果、无本生利的"生意".从盗伐、到偷运、到黑市买卖，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人获得巨额利润。其中，木材厂是这个链条的终端，也是 "洗黑"的环节。它们通过无证或假证的收购，将木材简单加工，然后卖给建筑材料商或造纸厂，由此，盗伐木材得到了"合法化"，最终进入合法的木材市场。
　　木材加工厂将被肃整
　　要遏制盗伐，就要从源头上遏制。规范木材加工厂的收购，正是问题的关键。但是儋州市木材加工厂多如牛毛，而执法人员人力有限，如何规范得来？"我们森林公安只有１０个编制，加上十多名协警，要面对８０多家加工厂，实在难于管理。"儋州森林公安局局长谢圣和坦言。
　　谢圣和正在制定计划增加警力，并配合该市农委森林资源管理科等职能部门，实施专项行动，加大对各大小木材加工厂的执法检查力度。他表示，将从两个方面实施这个专项行动：一是清理和整顿无证经营或非法收购木材的厂家，特别是吊销在村中或路边私设的非法小型木材切片厂，给黑加工厂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二是严查合法加工厂的收购环节，没收证件不全、来路不明的木材。谢圣和相信，只要下大决心，对木材加工厂来一次彻底而严厉的整治，就能控制住局面，并从源头上遏制住已经泛滥的盗伐行为。
　　作为当地人工林企业的龙头，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在盗伐乱象中受害最深。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认为，对于儋州的严重盗伐和非法运输、非法收购乱象，必须得到儋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立即召开各方参加的严打盗伐联席工作会议，从根本上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并成立由儋州市委、市政府牵头的严打工作组，从源头上进行综合整治，否则，仅靠一家编制不足、警力有限、警备警费欠缺的森林公安局来完成整治重任，未必能达到整治目的。该公司希望该市相关的所有关部门都能够高度重视。
编辑：蔡晓丹 作者：记者是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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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山沟沟里的黑工厂：浏阳烟花产业乱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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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湖南省会长沙约70公里的浏阳市是一个人口近140万的县级市，但相比浏阳地广人多的行政区域特点，这座城市最为显著的一个标签则源自于它是中国烟花技术的发源地，也是国内烟花产业规模最大的地区。
本报记者尹一杰湖南浏阳报道
距离湖南省会长沙约70公里的浏阳市是一个人口近140万的县级市，但相比浏阳地广人多的行政区域特点，这座城市最为显著的一个标签则源自于它是中国烟花技术的发源地，也是国内烟花产业规模最大的地区。
被称之为“中国烟花之乡”的浏阳地处湖南以东，境内群山起伏，三十余个乡镇也傍山散落，这种特殊的地形也由此造就了浏阳市内大小烟花工厂的分布图。
作为这座城市广为人知的名片之一，烟花这一庞大的支柱产业在给浏阳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及知名度时，在硬币的另一面，这个资金、技术门槛低的行当也同时呈现着另一番生态“乱象”。
公开资料显示，浏阳共有花炮生产经营企业多达一千余家，每年花炮产业的总产值也超过百亿元，在国内和国外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50%和57%，而在燃放市场，浏阳烟花燃放企业则一举占据了国内70%以上的市场份额。
但与这一组数据相对应的另一个现实是，这条从原材料到销售端的产业链条也滋生出诸多灰色环节及一大批假冒伪劣产品，持续多年来，浏阳市烟花行业的违规违法现象始终层出不穷，即便当地政府频繁对此掀起整顿之风，但由此引起的安全事故，甚至人员伤亡事件却依旧在当地屡见不鲜。而以浏阳为中心，它们也如同烟花燃放时迸发的轨迹一般，辐射至全国各地。
“沿着这条319国道，两边基本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工厂，有些是生产铝镁粉原材料的，有些是生产导火索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厂，都建在山里面，一些没有生产许可证的也都躲在山里，尤其在浏阳与其他地区交界的地方，两地地方的政府监管都不是特别严。”曾为当地多家烟花厂负责材料运输业务的刘强遥指着远处的山峦，视线所及，几个外墙斑驳的厂房裸露在山林之中。
死灰复燃的“黑工厂”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浏阳烟花产业最为繁荣的时期，此后，这一行业也如井喷般迅速膨胀，在高利润的刺激下，制造烟花炮竹，或提供引火线、包装纸、燃放器材等配套产品成为当地人迅速致富的主要渠道。时至今日，被当地人称之为“望族大户”的几大家族企业也正是由此发家。
但在此前的数十年里，花炮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时，与之相伴的则是一大批小作坊，及未获得生产许可证的“黑工厂”。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整顿，1997年后，浏阳的花炮企业全部改制为民营性质，积极性调动起来后，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这行生意，但要获得公安、消防、安监部门的许可证很难，所以很多人就私下偷偷生产，主要以燃放器材为主。”当地接近烟花管理局的一名人士说。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浏阳市成立烟花管理局以来，在几次重大爆炸事故后，当地政府围绕境内的烟花生产加工行业就先后发起了多轮整改行动，但事与愿违的是，那些隐秘的作坊却始终难以根除。
与江西宜春市交界的浏阳文家市镇距离浏阳市区约一小时车程，一条名为沙溪河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小镇，作为浏阳境内烟花生产企业的又一聚集地，文家市镇也同时为“黑工厂”提供了充足的生存土壤。
当地多名居民证实，多年来，文家市镇内的烟花企业相继扎堆，而与之相匹配的非法小工厂也随之而来，即便持续数年来浏阳市安监局、环保局等监管部门先后对当地存在违规生产的小作坊进行了数次查封，但藏匿在一间间小平房内的“黑工厂”却总能在风声过后死灰复燃。
“在沙溪河边上就有一些小厂房，主要是生产花炮加工需要的塑料原材料，工艺非常简单，买一台粉碎机后将收废品收来的编织袋打碎，再通过高温加热拉丝等简单处理后卖出去，这种产品根本达不到安全标准，烟花燃放时很容易发生爆炸，对周边的环境也有很大的污染。”当地一家小型花炮出口厂的副总经理说。
事实上，诸如文家市镇的此类作坊还仅仅是整个浏阳市境内烟花生产灰色地带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跑遍了浏阳市区内上百家烟花厂的刘强透露，从2005年左右，随着浏阳花炮在全国知名度的进一步提高，为维护这一品牌形象，浏阳市政府对非法生产的清剿力度也空前加强，但即便如此，崇山峻岭间仍然存活着一批铤而走险的“定时炸弹”。
“这些小厂房的投资成本并不高，但利润却非常大，‘黑厂’都有自己的一套销售渠道，有些将加工的原材料卖到外省，有些可以折价就近卖给本地的生产商。”刘强说。
来自浏阳市烟花管理局的资料显示，日，浏阳与临界地级市醴陵两地公安、安监、国土等多个部门联合执法，在湖南与江西两省三地交界处的金刚镇沙螺村查处了一个非法生产窝点，而这一三角地带由于地形偏僻，长期以来也一直是“黑厂”猖獗的生产之地。
“工房里药物裸露，坪里还有大量晾晒的药物。在一个工房内，整间屋子就一台硕大的碾机，用来碾压、混合药物。这是十几年前的工艺，危险性极高，现在早就淘汰了。”执法人员说。
即便整顿利剑屡屡出鞘，但从浏阳市境内的山谷里传来的爆炸声却仍旧不时打破原有的宁静。
日，浏阳市荷花街道辖区内古家出口花炮厂仓库起火爆炸，对于如此突如其来的危险，长住于此的人却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每年都会有起火爆炸的事故，厂房之所以建在山林里就是出于对周边安全的考虑，哪怕发生爆炸，至少不会对周边造成更大的人财损失，一些证件齐全的工厂也会出问题，原因主要是违规超量生产。”上述副总经理说。
而来自浏阳烟花管理局的不完全统计，2013年，该局对辖区内的烟花企业的抽查、督查、责令整改次数多达十余次，仅12月份，浏阳境内被责令停产的企业就多达172家。
从浏阳蔓延开的危险
浏阳监管部门的打击力度持续震慑下，掌握了简单加工技术的非法生产商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逃离。
“这几年抓的太严，浏阳绝大部分搞小厂房的人都去了江西和安徽，还有的去了河南、，这些地方的烟花行业并不像浏阳这么成规模，相比而言，政府的监管也没这么严密，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的员工工资较低，所以，很多浏阳人跑过去重操旧业。”刘强说。
而从浏阳外出的“黑厂”聚集地中，江西上饶、安徽巢湖、河南新乡是最为主要的地区。
一名曾为巢湖烟花厂提供引火线等配套原材料的批发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大批浏阳花炮非法生产商在巢湖、合肥、上饶等地的作坊依旧修建在当地镇上的村里，也都是在山上，一方面比较隐蔽，另一方面就算出了安全事故，也不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而由于浏阳烟花产业链早已成熟，周边配套产品加工厂星罗密布，加之价格优势，包括巢湖、上饶等地的诸多加工厂也皆选择从浏阳本地购买相关原材料，再于当地进行后续加工。
“像拉一车引线过去，利润比在浏阳本地要高出一倍，那边的小工厂很多需求大，市场也比较混乱，不像浏阳各个环节都已经非常成熟规范了。”上述人士说。
多名曾与巢湖烟花厂有过业务往来后转行的知情者证实，目前，巢湖地区浏阳人兴建的烟花厂最为集中的主要分布在高林镇、散兵镇等地，而在江西上饶，大批浏阳人则多聚集在玉山县文成镇及广丰县五都镇等地区，如其此前在浏阳一样，这些分布在当地各个乡镇的作坊厂房也皆驻扎在偏僻之地。
于是，曾经屡次发生在浏阳的危险事件也正在巢湖、上饶等地再次上演，多年来，在历经多起仓库起火爆炸，人员伤亡事件后，巢湖等地的监管部门也开始对这群“外来者”亮出了惩治之剑。
“巢湖那边比浏阳的黑厂房更乱，一些工厂为节省费用廉价租用了当地村民自建的仓库，有些甚至就堆放在村民家里，之前曾发生过一起重大爆炸，几个浏阳老乡被炸死后当地村民也有几个伤亡。”一名知情人士说。
数年来的孵化后，来自浏阳的非法工厂在当地也早已渐成气候，而持续发生的安全事故也让巢湖市监管部门不得不进行有史以来最为强硬的清剿行动。
2014年1月，巢湖市政府下发《关于从严从快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函》，要求巢湖市相关监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辖区内退出企业停产到位。数天后，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陆续约谈了安监局等主要部门负责人，要求实行日报告制度，每天18时前向市政府安委办书面上报当天打击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情况。
但来自巢湖市的大力整顿似乎并未能将非法存在的“黑工厂”一网打尽，危险又重新以另一种形式在蔓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人已经开始以合伙的性质‘拼证’了，所谓‘拼证’就是一个工厂只有一个生产许可证，但几个老板合伙经营，来检查时证件报批手续都齐全，但私底下却是各自生产各自的花炮品种，大家共用一个厂房，这种情况一旦出事就更危险。”另一名知情者说。
恶与悲的宿命
在乱象丛生的浏阳烟花行业，隐秘在这百亿市场中的并非“不见阳光”的“黑工厂”，即便堪称规模、名声在外的品牌企业也在利润的驱使下未能幸免。
接近浏阳烟花管理局的知情者透露，在每年监管部门抽查、暗访的违规案件记录中，不乏一批“正规的生产企业违规违法事件，其中，药物超量、超负荷组织生产等问题层出不穷，有些甚至和非法工厂合作，获取更大利润。”
来自浏阳烟花管理局的资料显示，日，浏阳市公安局在荷花街道境内查处了一个非法组盆的窝点，突击检查时，9名工人正挤在工棚下进行1.3级的危险工序。后经调查，这一非法生产窝点的订单来自于当地一家正规花炮厂商。
“根据安全规定，在6月-9月的高温季节，所有烟花工厂都必须停产，9月后经过验收才能复产，但有些工厂由于市场上有新的需求，比如企业庆典的订单，只能顶风作案，不敢在工厂开工的就找外面的黑厂代工。”上述接近浏阳烟花管理局人士说。
事实上，生产环节安全隐患还只是浏阳烟花企业普遍存在的冰山一角，对于这一当地人眼里的“夕阳产业”来说，更大的危机似乎还隐藏在背后。
日，浏阳市人民法院发布了一纸饶有意味的判决书，对当地38名“花炮老板”作出“限制高消费”公告，要求其“不得乘坐飞机、不得、不得购买奢侈品、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其中一名已是连续三年被法院限制高消费。
而这一判决的起因则源自于上述38名花炮企业负责人拖欠工人工资、借款合同、工程款、民间贷款等，38名企业负责人中欠款最多的达四千万元。
事实上，浏阳市人民法院的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判罚结果也正是浏阳烟花行业的另一番写照，当地多名已转行他业的烟花经销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目前，浏阳上千家烟花企业中，盈利者不足10%。
“真正赚钱的那几家企业规模都是中等，反而是表面上规模很大，名气越响的公司亏得越严重，大部分钱都来自银行的贷款和民间的高利贷，从几年前开始，这些企业的资金链就已经危机四伏了，只是现在还没到集中爆发的时候。”一名曾代理多家当地知名烟花企业产品的经销商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强为化名）（编辑杨颢王洁）
[责任编辑：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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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何以存在“海鲜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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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第100届普利策奖揭晓，美联社记者关于东南亚“血汗海鲜”的报道荣获新闻类“公共服务奖”，东南亚渔业系统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滥用奴工问题，以及成百上千在海鲜捕捞行业饱受奴役、虐待奴工的悲惨命运，受到广泛关注。
原标题：东南亚何以存在“海鲜奴工”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奴役，这些当代“蟹工船上人”系因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忍受不公正待遇。他们中许多人舍此别无生计，除了被压榨、奴役，其他“活路”的“性价比”甚至更等而下之。4月18日，第100届普利策奖揭晓，美联社记者关于东南亚“血汗海鲜”的报道荣获新闻类“公共服务奖”，东南亚渔业系统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滥用奴工问题，以及成百上千在海鲜捕捞行业饱受奴役、虐待奴工的悲惨命运，受到广泛关注。在号称“文明”的21世纪，地球上仍有如此黑暗的领域和角落，仍有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野蛮场景和奴役现象，足以让人感慨、愤怒。对这种领域、现象的大胆揭露，是媒体和媒体人职业操守和义务所要求的，“血汗海鲜”报道的意义是重大的，参与报道记者的获奖、受好评也是实至名归。然而，“血汗海鲜”不过是南亚、东南亚普遍存在的奴工、童工现象之一隅，“奴工问题”直至今日还能成为获奖新闻，并“感动世界”，恐怕恰证明了这个世界实在太过健忘了。不是吗？早在整整20年前的1996年，《生活杂志》（LIFE）就刊登了大名鼎鼎的耐克公司在巴基斯坦工厂使用童工、奴工的著名报道《带血的足球》。“企业责任互信中心”（ICCR）等非政府组织上世纪末曾广泛走访了东南亚、南亚多家跨国知名运动品牌的工厂，发现在越南等国的这类工厂里，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墙上贴着“不得交谈”的禁令，每日劳动所得不够在超市里购买一公斤鸡肉；在孟加拉国、柬埔寨、缅甸、印尼等国，为欧美知名品牌代工的纺织厂、服装厂将数以百计、千计的工人关在巨大的、缺乏最基本安全措施的工厂内夜以继日地劳作，造成大面积中暑、火灾、工厂建筑倒塌等恶性劳动事故频发。其中日孟加拉国工厂大楼倒塌事故导致至少380名劳工丧生，涉及加拿大罗布劳、英国普里马克等多家国际知名品牌，一度引发全球媒体广泛关注和众多唏嘘。可时过境迁，如今过劳、奴役依旧，还有几人记得孟加拉和缅甸的工厂大火？“血汗海鲜”令人发指，在这一古老行业中被奴役的东南亚、南亚人值得同情，但人们不应忽略一个常识，即相对于较“原始”的海鲜捕捞、加工业，劳动密集型的“现代”工厂和需求量巨大、市场广阔的跨国品牌，在这个问题上积弊更多、流毒更广、问题更严重。在“带血足球”报道发出后，法国《队报》曾在几年时间里做过多次跟踪报道，指出当诸多国际品牌在南亚、东南亚普遍存在奴役童工、奴工现象，覆盖面西起阿富汗，东至印尼。“许多村子里唯一的‘现代产业’，就是让孩子们缝制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的手缝真皮足球”，而这样的现象直至今日，还被一些国家、地区，以及许多受益行业、企业和品牌以“产能向劳动力廉价地区转移”的时尚“包装”堂皇引进、推广着。回到此次“血汗海鲜”话题上来，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奴役，这些当代“蟹工船上人”一如昔日对《生活杂志》吐槽的阿富汗籍山村“缝球”少年，系因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忍受不公正待遇，他们中许多人舍此别无生计，更多人除了被压榨、奴役，其他“活路”的“性价比”甚至更等而下之。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大环境”，如果无法给这些被奴役的人更多工作、生计的选项，他们摆脱奴役的同时或许也丢掉了饭碗。《水浒传》里那位粗中有细的花和尚鲁智深曾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需救彻”。改变“血汗海鲜”场景和奴工命运的关键，是清除“血汗产业”的生存土壤，是改变东南亚、南亚及其他普遍存在这类现象地区广大贫民“非被奴役即遭贫馁”的生存状态。否则，我们恐怕注定只能陷入“感动-健忘-再感动-再健忘”的循环不能自拔。20年前的人们曾因《生活杂志》中“带血足球”和6岁奴工的命运而悲叹、愤怒，如今人们淡忘了20年前似曾相识的一幕，又被“血汗海鲜”和海鲜产业奴工命运悲叹、愤怒。难道我们真的希望20年之后，新一代媒体、记者再一次为同类话题获奖，新一代读者再一次为同类事件悲叹和愤怒？如果不想这样，今天的我们在唏嘘感动之余，究竟应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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