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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装之都的织里镇的焦虑：数万人卷入抗税骚乱
图片来源：《创业家》杂志
　　这是一个未被集装箱和大工业改变的世界，工业化早期的作坊式生产方式仍然是绝对主流，号称中国“童装之都”的织里镇，在最短的时间内暴露出积怨已久的典型的传统工业聚集镇综合征，关乎一场骚乱，关乎两个群体，关乎一个产业集群。
　　文/本刊记者 刘鹤翔
　　10月26日，一起普通的“抗税”事件，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以及由来已久的围观文化，把太湖南岸的湖州织里镇引向了一场数万人卷入的骚乱。
　　为数众多的“三合一”甚至“四合一”作坊，庞大的外来人口，超负荷的市镇管理，号称中国“童装之都”的织里镇，在最短的时间内暴露出典型的传统工业聚集镇综合征。
　　“童装之都”织里镇：按照当地统计，织里镇现有与童装相关的企业12000多家，其中童装制造企业7647家，配套企业4553家，规模企业47家，销售收入已经突破180亿元。织里童装产业的金字塔，占据塔尖的是那些年销售收入在几千万元以上“规模企业”。
织里镇（图片来源：《创业家》杂志）
　　织里镇有1万多家童装厂及加工作坊，全国各地批发市场70%的童装都产自这里。这是一个未被集装箱和大工业改变的世界，在织里童装业内，工业化早期的作坊式生产方式仍然是绝对主流，流行了80年的福特生产方式――流水线生产刚刚在这个集群内出现。织里童装企业规模之小，品牌化程度之低也是其显著特点，堪称“中国制造”早期形态的标本。
　　从织里的街边生意、作坊、企业的混合生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工业发展的梯级。织里童装所承载的，是一个较不发达地区的发展需求，以及一个富裕地区的升级压力。尽管骚乱很快平息了，但打工仔的迷惘，小微企业的困惑，以及“大企业”踌躇中的愿景，仍是尚未被稀释的情绪。这其中，不仅仅有一辆奇瑞车和一辆兰博基尼之间的心理落差，还有关于财富品质与企业精神的追问空间。
　　这是发展的焦虑。
　　祸起“抗税”
　　我们很难说清楚那位骚乱主角、“抗税”的女老板在10月26日上午的情绪状态，但翻了一番的“机头税”，可能不过是压过来的最后一根稻草。
　　10月26日下午5点，湖州织里镇湘江路1号。安徽老板周健群和他的20名工人早早开始吃晚饭。这是织里镇童装工厂区的作息特色，一日三餐都很早。晚饭后，通常还有四五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正吃着饭，周健群接到朋友朱惠平打来的电话：“小周，你知不知道，你们安庆人在闹事，见车就砸。”朱惠平来自织里附近的南浔镇，在织里开了一家制版房和一家印花厂，从去年起两人成了生意伙伴，平时喜欢互开玩笑。听了这话，周健群很不以为意，回了一句：“你造谣。”
　　10月是织里镇的旺季，周健群这时候很忙，有义乌、常熟和上海的客户在等着他发货。但当晚11点后，当汹涌的人流来到离他店门只有数步之遥的织里北路，周健群不得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这天上午，织里东边晓河村一带的一名来自安徽太湖县的童装加工厂女老板与上门征税的税收协管员发生冲突，起因是业主迟迟不肯缴纳社会化征管童装生产加工税(俗称“机头税”)。按去年的标准，织里税务所对每台缝纫机征收343元的“机头税”，而今年，征收标准提到了620元，让这位女老板大为不满。有安徽籍人士告诉《创业家》记者，“征管员很凶”，双方发生了推搡。随后，这名业主与一群同样对“机头税”及征管员不满的业主，跑到织里镇行政中心门口集体上访。
　　晓河村离行政中心不远，几分钟就能走到。很快，100多名上访者就聚集到行政中心门前，并引来了数百名围观者。“开始的时候，镇委书记的话说得很中听，人群中还响起了掌声；但后来，轮到另一个镇领导说话，大家就开始骚动了。”多位安徽业主告诉记者，那些“不中听”的话，在安徽人中被传成了“你们安徽人交不起税，就不要待在织里”之类的版本。本来在镇政府劝导下疏散的人群，在当晚6时许又聚集起来，数千人赶来围观。“这段时间，刚好是街上闲人多的时候，童装靠天吃饭，在往年这个时候，冬装都快搞完了，可今年气温高，很多厂冬装还没怎么动。”金凤来制衣的老板吴继荣对记者说。
　　在织里镇上，富民路和织里路这两条相距仅数百米的南北向的街道是镇中心的主干道，此外就是二三十条横穿的东西向小街，这些小街上聚集着几千家童装作坊。而富民路和镇行政中心相距不过一公里左右，很快，富民路上也是人潮涌动。随后发生的一场严重车祸，诱发了一场镇上安徽人和织里当地人的正面冲突。
　　当晚11时许，一辆陷在人群中的奥迪车，由于被路人频频拍打，司机惊慌中踩上了油门，进退之间连撞9人。官方的消息称，两人重伤，七人轻伤。这辆车是浙E牌照。当地人告诉记者，那名肇事司机来自织里镇太湖乡，准备第二天办婚宴，当时刚从一家酒店出来，车上坐着他的未婚妻。
　　车祸成了骚乱的爆发点。
　　从10月27日凌晨开始，被肇事者激怒的安徽人纷纷用石块或者路边随便能捡到的东西砸汽车、灯箱、橱窗和店门。上百辆浙E牌照的车被砸或掀翻，“在我店门口，就有四辆车被掀翻。”
　　呼啸的人群迅速从富民路向其他街道扩散。周健群所在的湘江路和富民路隔着一条街，传过来的消息说，砸车是安徽人针对织里人的，于是，他对自己那辆皖H牌照的“奇瑞”也就不以为意。
　　10月27日深夜，周健群听到外面人声呼啸，夹杂着许多铁管在地上哐哐当当拖动的声音。“我们这里的工人，最大的25岁，最小的18岁，一些年纪轻的女孩，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发抖。”凌晨两点左右，站在宿舍四楼窗户察看形势的周健群，看见一伙提着铁管的人，忽然从织里北路转进了湘江路，冲进他店门对面的弄堂，将停在那里的两辆车的玻璃通通砸碎，其中就包括他的“奇瑞”。
　　周健群借着路灯认出了那伙人中的一个，那人是隔壁富盛路上一家童装作坊的老板，织里当地人。他这才知道，织里人已经开始了针对安徽人的报复性打砸。
　　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织里派出所及联防队能控制的范围。
　　到10月28日凌晨，从浙江各地赶来的特警和武警陆续进入织里，事态基本得到控制。
　　和灾区一样，骚乱中的谣言也是极具破坏力的，“安徽人的厂谁开门，就砸谁的”。从27日晚上起，周健群和他的工人不仅关门停业，甚至也不敢睡觉。和织里街上的众多店铺、童装作坊一样，到11月1日，周健群才开门。除了延误的工期，他的店里在这一天走了6名工人。
　　骚乱平息，织里人和安徽人，又开始各忙各的生意。那二三十条聚集着数千家童装作坊的街也恢复了往日的忙碌和喧嚣，成堆的童装又堆到了门口、路边。
　　11月2日晚，周健群和朱惠平，又坐到了一起，谈起他们的合作业务。被骚乱制造者划入两个“对立阵营”的他们看来并不是敌人。
　　他们谈到了税收。在“抗税”事件发生10月26日上午，周健群正好去银行交税。按照织里镇国瑞税务师事务所提供的税单，他这家有两个门面的工厂店，应缴的税款是国税15000元，地税9200元，做账费2400元。“说实话，织里的税并不能算高。这要放在我们安徽，恐怕还不止这个水平。”周健群说。让他不满的是那2400元的做账费，“我们是个体工商户，又不是一般纳税人，哪来的做账费？”2007年的时候，税收中介是一家叫中瑞的税务师事务所，收费标准是600元一年，反差极大。另外一个不解之处则是，他从未收到过税票。(税票：完税凭证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法向纳税人收取税款时使用的专用凭证，是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合法证明。)
　　在征税方案的设计上，织里镇的办法很有地方特色。对那些上规模的童装企业，织里按用电量征税。今年，一度电折成80元的营收，这个标准在去年是40元，前年是18元。对一个营收5000万元的厂来说，按今年的标准，相当于正常缴了2500万元的税。
　　整体而言，织里镇的童装税收优惠还是很明显的。去年，栋梁路工业园区那家叫金凤来的童装大厂纳税80万元，已经是连续两年拿到“纳税大户”牌匾。
　　交谈中，朱惠平很友好地跟记者交换看法。我们很难说清楚那位“抗税”的女老板在10月26日上午的情绪状态，但翻了一番的“机头税”，可能不过是压过来的最后一根稻草。
图片来源：《创业家》杂志
　　两个群体的时差
　　只是发家的时间点和机会点不同，共同生存在一个区域的两个群体泾渭分明。工厂店和加工厂里的安徽人对栋梁路的织里老板是陌生的，对他们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来自街上那种高调的奢侈。
　　11月1日晚上6点多，23岁的安徽人刘杰在织里南路的路边支起一顶蓝色的四角帐篷，在三轮车上搭两块木板当工作台，打开一台笔记本电脑，开始他的晚间营生――手机电影下载。
　　这个时候，织里镇的骚乱刚刚平息，他的身后不时有特警的巡逻车经过，不远处的街角，还有几名手持棍的武警在走动。和织里街上的制衣厂一样，刘杰的生意也停了5天。
　　手机下载生意很有织里特色，“你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吗？我没听说还有哪里能做。”刘杰对记者说。工作台上放着40本封皮夹装的电影、电子书目录，共有2万多部，内容不分级。在毗邻织里童装工厂区的织里南路，差不多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这样的摊位。它们和放着嘈杂音乐的街店，以及路边的热气腾腾的各种流动小吃摊，共同构成了织里童装工厂区的夜市。
　　电影是3GP格式的，价格是每部1元。那些神情疲惫的年轻打工者，三三两两从工厂区的昏暗小街里走出来，把手机递给摊主们。对他们来说，看手机电影是最因地制宜的娱乐。因为，织里街上的所谓工厂，其实多数是那种从一个门面、两个门面往上的四层楼，一家工厂少则十几人，多则三四十人，格局上通常是一、二楼生产，三、四楼住宿，合生产、仓储、住宿、门店为一体的四合一“工厂店”。宿舍通常是那种用砖墙简单隔出来的窄小房间，没有电视看。
　　刘杰做这桩生意只有几个月，进入的时机在他看来已稍晚了，但每晚一两百元的收入已经比在工厂店做衣服强得多。回想起三年前，在厂里“上厕所都衣服不离手”、一个月却只挣两三千元的光景，他自认已有很大进步。
　　和其他摊主们一样，刘杰在白天仍然是一名车工。在凯旋路一家南浔镇老板开的工厂店里，他就和两年前结婚的妻子合用一个计件账本，这使得他的家庭生计有了很大灵活性，一到晚上就可以男做生意女做衣裳。他们是皖北亳州人。在如今的织里镇的12000多家童装厂、工厂店及加工作坊里，有超过20万的外地工人，绝大多数来自与湖州隔太湖相望的安徽。
　　在织里四五年，刘杰在好几家工厂店打过工，但他从没记住过老板的名字，“除了干活就是干活，知道这个干什么。”他也没有想过像很多老乡一样开始门槛最低的独立创业――开“加工厂”。(加工厂：是又一个织里特色，指替街上“工厂店”加工的小作坊，散布在织里周边的晓河、河西、轧村等各个村落中，有数千家之多。这种作坊不需要注册，只需租一间民房，买几台二手缝纫机就可以开工。里面的车工往往是一对夫妻带几个同乡，或者几对夫妻搭帮。)
　　那个出现“抗税”事件的晓河村就是一个“加工厂”聚集的村子，南北向的大港路贯穿而过。从建筑上看，大港路两侧俨然是两个时代：东侧是高高低低的老式瓦房，西侧的“晓河新村”则是整齐划一的联体四层新楼。400多户原住村民现在已经悉数从路西搬到了路东，老屋留给了开―“加工厂”的租客。
　　从路东村口，沿着曲折逼仄的巷子往里走，记者看到的第一家“加工厂”是一间没有窗户的耳房，只有五名车工在布料堆里埋头车着布片，一个旧音箱在放着郑智化的《水手》，这歌差不多和房子一样老。晓河村的“加工厂”数以百计，在童装生产季，当街上工厂店里的生意多得忙不过来，就会下单给他们。
　　对织里众多安徽籍“夫妻档”来说，开“加工厂”是创业初阶。他们中少数积累较深厚的，会在街区当上“工厂店”老板。
　　周健群的妻子曹应云今年34岁，自1994年来织里一直到2006年开厂的12年里，一直在给本地人家做衣服。她清楚地记得，在织里的第一个上半年，她的收入是1000多元。随后的两年，一年的收入还不到1万元，如此一直到2005年，才涨到了2万元左右。2006年，在上海一带打工的周健群，带着2万多元来织里镇创业，曹应云也变身当了老板。现在，她给工人开出的工资比自己打工的时候要高得多：车工一个月能拿三四千元，一些更熟练的车工及裁剪师傅则能拿到五六千元。
　　周健群夫妇的创业历程，是从织里镇外围的兴旺路、立强路开始，渐渐搬到了镇区中心。如今周建群的工厂店在和湘江路东头最靠近织里北路的地方，两个门面往上共四层半，年租金17.8万千元。二楼摆着五六十台缝纫机，雇用了来自安庆望江县老家及隔壁怀陵县的20多名工人，每年能有数百万元的生意。这样的规模在织里童装厂区的安徽人中，已经算是颇为出色。“织里街上的童装厂，大部分还是织里当地人开的，安徽人和国内其他地方人开的只占少数。”周健群说。
　　11月2日傍晚，在织里路和吴兴大道路口，这个路口是一个分界点，往东是当日骚乱人群活动的区域，而往西大约一公里的珍贝路、栋梁路一带，是织里镇自2006年开始开发的工业园区，也就是织里童装规模企业最集中的地方，未被波及。
　　在栋梁路777号，记者见到了金凤来制衣公司的老板、织里人吴继荣。吴继荣今年41岁，和周健群同年，但两人的创业史有着10年的时差。1997年，在北京帮小舅卖过五年羊毛衫的吴继荣和妻子在织里朱湾村的自家房子里，买了几台缝纫机，雇了七八名工人，开始做童装。吴继荣回忆说，那时候在织里做童装的人中，安徽人占少数。10个工人中，湖州长兴人占4个，江苏泰兴人有3个，还有3个是安徽人。而现在，10个人中有7个是安徽人，长兴人已经没有了。
　　吴继荣最初的创业经历，和现在的安徽人同样艰苦。他是靠跟小舅潘水明借来的一万元起家的，“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是自己动手，裁剪、踩缝纫机、钉纽扣、包装，晚上几乎不上床睡觉的，晚上做到凌晨两三点钟，累了就躺在裁床上。”在作坊里当厨师的也是他，节约时间的办法是，搞个大冰箱，一次性买上两三天的菜。
　　吴继荣说，织里的老板比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老板都要辛苦。他记得，从1999年到2001年那三年，他每天差不多只睡两三个小时。“早上4点起床，几个人合租一辆小车，去余杭的临平买坯布回来。一般是带上5000块钱，买上五六匹布，这样够做两天。”
　　吴继荣的大跨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99年，他已经从有点偏远的朱湾村搬到了织里街上的富民路271号，小舅把带两个门面的房子租给了他――租金等赚了钱再付。而他那个做面料生意的大舅郑小林，让吴继荣在搬来镇上的第一年欠了30万元的面料钱。吴继荣翻身很快，三年后，他的工厂已经有四五十名工人，还买了三间门面楼以及织里街头第一辆奥迪车。“2003年之前生意都很好做，一年就做三四个款式，一个款式能做七八万件。”
　　生意的快速发展仍在持续，到了2003年，织里开始修栋梁路，搞工业园区。作为镇上的童装“典型企业”，吴继荣拿到了一块15亩的地，凭借手中的四五十万元现金，用大舅的房产拿到的抵押贷款以及客户预付的货款，付清了100多万元的土地款，随后也盖起了现在的厂房，如此彻底和织里街上的“四合一”工厂店告别了。
　　吴继荣自认他的公司在工业园区的四五十家规模童装企业中，可以排到前五名。他的企业不需要向织里的工厂店及加工厂下单，也没有其他生意往来。他已经进入另一个周期，工厂店老板们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对他来说已成过往。“我一般早上八点半来办公室，下午5点钟会准时回到湖州的家里，织里街上我是很少去的。”
　　时间点和机会点不同，两个群体泾渭分明。工厂店和加工厂里的安徽人对栋梁路的织里老板是陌生的，对他们印象很大部分来自街上那种高调的奢侈。“这几年，街上有了很多奔驰，还有保时捷、兰博基尼”。来自安徽阜阳的“黑车”司机徐志强对记者说。
　　而对于织里“花样年华”、“大谛豪”那样的娱乐场所，大多数安徽人也是陌生的。11月1日晚，在那家可以消费2万多元一瓶的“人头马”的大谛豪酒吧里，几乎只有歌手和吧哥吧妹在自娱自乐。“平时去那里应该主要还是当地人，至于我们，一来没时间，二来也没有什么应酬；别人来打我的货，我就卖给他，生意很单纯。”周健群说。
　　发展焦虑
　　织里童装是一个年轻的产业，产销量上亿的不超过两家。那些住在湖州别墅区里的童装规模企业们老板，他们还要走很长的创业路。
　　位于织里东侧大港路和吴兴大道交界处的镇行政中心很气派。这栋十多层的白色大楼堪称镇上最巍峨的建筑，大门前有宽阔的广场，并附有假山、水池和垂柳构成的园林景观。织里镇党委和政府在这里办公。从接近政府的当地大企业传出的消息说，织里镇改市试点的文件已经批下来了，届时，织里将成为一个副县级的城市。
　　织里镇发展很快，镇子东边开出的那些新街道，一些蹬三轮车的师傅，以及“黑车”司机，甚至都不知道路名。
　　而多年来在空间上不断膨胀的织里也一直是一个难管的镇。镇上的常住人口是18万，而外来人口有20多万。织里的童装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外地人每年的一二月份、六七月份会待在老家，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镇子。但一旦他们返回自己的岗位，镇上的管理压力就显而易见。就治安和交通而言，一个镇派出所的警力，以及街上的寥寥几名交警，难免捉襟见肘。而在织里童装“四合一”工厂店聚集的街道，家家户户都是易燃物，消防也是个大问题。2006年9月连续两起火灾，至少夺去了23人的性命。为此，织里镇不得不将数千家工厂店整改了一年，给每一家工厂店装上隔离门，给每一栋楼装上消防楼梯。
　　在吴继荣的印象中，织里镇的税务所的在编人员不会超过16个。随着税收社会化征管的展开，产生了一个多达三四百人的税收协管员队伍。这个社会招募的群体，鱼龙混杂，加上封门、恐吓之类的非正常征管手段，镇上工厂店、加工厂的业主们对他们反感者大有人在。10月28日，织里官方已经宣布暂停征税，但这种缓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就税收政策而言，童装税的逐年递增已经显示出，保护性的“税收红利”正在被取消，童装企业的市场获利能力将经受更大的考验。同时，通过税收杠杆来调整产业的发展，也可看做是织里镇产业布局改变的信号。
　　在晓河村村委会的门口，记者看到了“湖州南太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在10月8日贴出的一份公告，在织里镇大港路往东，一个规划面积为608.34公顷的织东新能源产业园正在规划中，园区将重点发展新能源和生物医药。新园区规划覆盖了晓河村。
　　客观上说，织里童装产业承载着另一个使命，就是给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提供一个发展机会。很多织里老板对记者说，织里的工人工资是全国服装企业里最高的，每月能拿到五六千元。但就记者走访所知，这个高工资只属于像裁剪工这样的技术性岗位或者少数熟练车工，占打工者最大多数的车工的月收入也还普遍在三千至五千元。
　　安徽望江或者亳州，和织里之间的确有一个发展的梯级，但被打工仔们看做富人的普通织里人似乎也有自己的烦恼，“压力真的好大，童装带动了多少产业？养活了多少人？像我们老家朱湾村那一带，田地全部被征用了，像我这个年龄段的我们村上有几十个，以前家里基本上都是做衣服的，现在不做了，就靠安置房的租金生活。没有其他收入，烟要抽中华的、车要开小车，没事就闲逛，打牌。”吴继荣说。
　　就作为织里支柱产业的童装而言，这也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这两年的暖冬，让织里童装老板们的冬装生意大受影响。当然，天气因素是整个服装业都要面对的，织里童装工厂的突出问题是款式少，走的是单件大批量的批发销售模式，每天等着客户上门打货。这是一种不确定的生意，周健群说“船小好掉头”，但船太小也很难跑得远，“说实话，我们这些人来这里，只能算是混吃混喝”。
　　就产业化水平而论，织里的童装如此密集的小作坊，让人仿佛回到了20世纪八九十时代的浙南或闽南。在织里，无论是加工厂、工厂店还是栋梁路一带规模化的大厂，都是在实行整件加工模式而不是流水线生产，这是与批发销售模式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除了产区名气，织里童装说不上有品牌。在织里的工厂区找人很有意思，你得说“XX街XX号”，而不是报厂名或者品牌名。记者在国泰路一带的街上看到，“亿佰儿”、“靓格格”、“蹦蹦兔”、“卡卡亮”等不假思索的商标修辞比比皆是，一位安徽店主对记者说；“我们的名字都是随便起的。”
　　栋梁路上的童装大户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如今，织里童装的利润率已经只在10%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两年，吴继荣开始给他工厂做起了品牌规划，他有两个牌子，一个是正在启动连锁专卖的“小猪嘟嘟”，一个是仍旧做批发的“一分之一”。到今年，“小猪嘟嘟”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起了30家直营店，他希望，这个牌子在5年内可以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一旦开始做品牌，吴继荣又担忧起人才的引进之难。“现在的人才，包括做设计的，做营销的，做管理的，更愿意去上海、杭州，谁愿意到织里镇上来？现在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内部培养的，几年前就跟杭州的美院挂钩，在我们这里搞实习基地，然后才慢慢留下了一些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用地，2004年的时候6万多元一亩的土地不可能再有了，织里镇现在的挂牌交易价是180万元一亩，涨了将近30倍。
　　“这个产业做到这个份上，再怎么发展，我觉得也是个问题。”织里童装是一个年轻的产业，到目前为止，产销量上亿的不会超过两家。那些住在湖州别墅区里的童装规模企业的老板，绝大多数是像吴继荣这样40岁出头的人，他们还有很长的创业路。织里镇客运中心到望江服务电话号码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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