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申请，有多少“潜规则”（关注·企业创新，还有多少“制度藩篱”②·项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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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有多少“潜规则”（关注?企业创新，还有多少“制度藩篱”②?项目篇）
06:03:00&&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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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有多少“潜规则”（关注?企业创新，还有多少“制度藩篱”②?项目篇）
04:51 人民日报&作者：本报记者
漫画作者：蔡华伟“拿到国家项目，不仅能提升技术能力，更是对企业的认可，别人可能会高看我们一眼，谈起合作来腰板也更硬了。只是，这些项目高高在上，我们似乎很难够得着……”在本报记者对四川省的成都、绵阳，河南省的郑州、洛阳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这3省6市121家企业的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支持、鼓励企业承担国家项目的政策和措施，但不少企业在申请时依然障碍重重。他们呼吁，应给予企业足够的信任，把国家项目的经费花到实处，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项目申请“重名头轻实力”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不够信任■一家企业申请项目，评估专家对申请材料的语句、格式等方面抠得很细，直到项目被拖黄今年，浙江一家民营企业的市场负责人张越（化名）准备第三次申请工信部项目。基于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的考虑，该企业2016年上下半年共两次申请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相关项目。一开始，张越信心很足：“我们申请的项目和自身业务密切相关，公司在这方面又有丰富的应用经验，曾经给150多个客户做了服务方案，在业内数一数二。而且公司在省里评审时就是重点推荐的企业之一，实力肯定没问题。”&评选结果并未如张越所料。项目公示时她发现，入选的大多是有央企背景的科研院所。张越告诉记者，她曾打电话向工信部咨询企业存在哪些不足，以便下次可以改进，答复往往是“专家很多，评审的意见可能不一样”“项目涉及的部门比较多，不清楚哪里没通过”。“这样一来，我们想改进也不知道从哪着手。”张越说，公司虽然打算继续申请，但有过前面几次失败经历，总觉得底气不足。类似这种情况，让不少有实力的企业很难实现借助科技项目再上一个台阶的愿望。浙江一家从事汽车相关行业的民营制造企业，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创新升级。2015年，该企业申请国家某项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的项目，能享受到相对低利率的贷款。可让企业行政总监万方（化名）遗憾的是，政府、银行等支持单位和企业前后忙活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项目批复后，我们就把材料提交给了放贷银行，但因为经办部门对民营企业不了解，顾虑比较多。项目审批方请了专家来做第三方评估，这位专家从可研报告开始提意见，对材料的语句、格式等方面抠得很细，反复修改几次就超出了计划的时间。”万方说，我们理解专家的谨慎，但这位专家也不一定了解汽车行业的市场运作模式，因为彼此不熟悉增加了双方的沟通成本。“比如专家问我们项目不成功怎么办？实际上，对汽车行业来说，我们报的项目一定是产业化的项目。因为不能投产企业是要买单的，所以肯定是有市场才会去申请项目。”更不巧的是，2016年8月，国家出台新政策，这类项目贷款需要执行基准利率，对企业降低财务成本已没有实际意义，于是该项目搁浅了。企业普遍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不够了解、不够信任，而最需要支持的，往往是这些具有创新力的初创型民营企业。“项目给大学、科研院所、央企，哪怕投错了也没关系，而把项目分配给企业特别是民企就比较谨慎。”有企业家说。有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一些国家级的项目都要求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申请，初衷是希望利用高校院所资源，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实际上许多高校院所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还不如企业。许多企业负责人呼吁，国家项目评审时，要平等对待高校院所、大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应重点考察技术水平和匹配程度，而不应以机构性质、大小等来权衡。“萝卜”申请“量身定制”来自企业的专家意见常常不受重视■有的项目指南甚至连计算机的数量、品牌、型号都罗列出来，只要发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申请指南这样写，设置这些条件，行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项目是给谁的，项目在指南发布时就已经分好了。”说起某一年发布的“十二五”重大新药专项，成都一家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有点郁闷。这位负责人说，国家战略本来只是指明方向，但有的指南设置一些不必要的条件，甚至连做药的靶点都很明显，几乎等同于“萝卜”申请。“这就好比买电脑，先规定要求什么牌子的，又规定13英寸，同时又要求红色，这些条件基本是排他性的，符合条件的就那么几家。”更让该负责人吃惊的是，获得重大专项的项目中，有些根本就不是创新药，其中一些药企没有什么创新能力，理论上连参评重大专项的资格都没有。他还提到，某一年国家重大新药专项，某国立研究所占了将近1/3的项目。“这个研究所有资深院士，研究水平是很厉害。但在这个行业里，我了解彼此的水平，我们的水平不比他们差。”项目指南的“套路”并非只在生物医药领域才有。调查中有企业反映，许多项目申报指南的条款，一看就是为某些高校院所或与之有关系的某些企业“量身定制”的。“有的项目指南甚至连计算机的数量、品牌、型号都罗列出来，只要一发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了。”有企业负责人说。企业还反映，一些部门编制项目申请大纲和目录时，多数时候只在专家教授中讨论，很少考虑企业诉求，来自企业的专家比例也非常小。由于不了解市场，一些国家项目立项时就和市场离得比较远，甚至已经落后于市场。在一次项目交流中，一位企业技术骨干发现一个关于机床的国家项目准备立项研发，计划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其实，这家企业早就研发出了同类产品，而且远比立项要做的项目好。“这是对科技资源巨大的浪费，真让人哭笑不得。”这位技术骨干说。在某企业任总工的于小伟（化名）是国内机床领域的权威专家，他曾参加过相关领域的指南讨论和项目评审，但不久就发现自己说不上话，意见也没有分量。“一些管理部门似乎不希望企业的专家参与，请来的有些不是细分领域的专家，评审时写的往往是‘八股’材料，甚至说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等不符合实际的话，这些话真正的专家是不敢轻易说的。”不少企业建议，在科技计划制定、项目申报编制中有必要充分吸纳企业的科技骨干参与，让企业有充分的话语权，以更好地对接市场，避免科技资源浪费。“红顶中介”借机牟利仅仅按申报指南说的报材料，往往评不上■有中介机构对企业说：“通过我们保证能评上！条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项目经费作为‘咨询费’”申请高级别的国家项目一直是河南新天科技的心愿。多年来，企业一直在努力申报科技部的重大项目，但屡战屡败，从来没成功过。2016年，一家中介机构主动找到企业，对方打包票说：“通过我们来整理材料、申报，保证能评上！条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项目经费作为‘咨询费’。”“这本来就不规范，我们企业哪敢做？而且要被拿走项目经费的30%，项目做下来后企业说不定还得贴钱。”新天科技董事刘畅告诉记者。和新天科技一样，很多企业家表示，他们在申报过程中经常遇到打着咨询服务等旗号的中介机构。这些中介之所以有生存空间，正是看到很多企业想申请项目有困难，而它们手中有资源可以帮忙疏通关系。四川某企业负责人说：“所有的项目都有申报指南，但仔细看这个指南，会发现该说的话只说了20%―30%，如果仅仅按指南说的报材料，铁定评不上。只有向中介咨询，才能打听清楚，写出符合要求的材料，而‘咨询费’大约就是项目经费的30%―40%。”“企业去申请国家的科技项目，如果你不清楚立项如何评估、要害是什么，根本就申请不到，这其实是一种‘潜规则’。”成都振芯科技总经理助理海洁说，一些初创型小企业或者海外回国创业公司可能有技术，但对环境不熟悉，也没有行业资源，需要到各方面咨询。而有些信息政府没法提供咨询，企业有时只能去找行业协会下属的组织等第三方去咨询，这种第三方常常也扮演着“中介”的角色。资源分配不平衡非一线城市或不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获得项目支持的比例偏低■项目评审专家几乎成了“兄弟伙”，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拿到项目的总是那些人那些企业调查中，四川、河南的企业普遍反映，我国科技资源的分配不够均衡，非一线城市或不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获得项目支持的比例偏低。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成都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近年来，北京、上海拿到的生物医药科研项目几乎占大多数。“有关部门在生物医药科技项目评审时主要请北京的专家，项目编制是他们，评审还是他们，长久就成了‘兄弟伙’。”该企业家告诉记者，每次参加科技部、发改委的重大新药专项申请答辩，虽然答辩效果很好，但由于“圈子”中的人不熟悉西部的情况，他们必须做得好出一大截才可能分到一杯羹。这位企业家说，“兄弟伙”彼此都很熟，评审前基本已经打好招呼了，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蛋糕就这样切来切去。“拿到项目的总是那些人那些企业，撑的撑死，饿的饿死。”针对优化科技资源分配问题，企业认为，科技项目评审应以实力论英雄。同时，应兼顾公平，也鼓励创新，可以尝试在不同城市设定相应的比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比例高一些，但一些相对偏远的城市也应该有一定的比例。“科技资源不能总是集中在某一个地域，某几个系统。”（本报记者喻思娈、余建斌、赵永新、冯华、蒋建科、刘诗瑶、谷业凯）《 人民日报 》（ 日 17 版）
漫画作者：蔡华伟“拿到国家项目，不仅能提升技术能力，更是对企业的认可，别人可能会高看我们一眼，谈起合作来腰板也更硬了。只是，这些项目高高在上，我们似乎很难够得着……”在本报记者对四川省的成都、绵阳，河南省的郑州、洛阳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这3省6市121家企业的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支持、鼓励企业承担国家项目的政策和措施，但不少企业在申请时依然障碍重重。他们呼吁，应给予企业足够的信任，把国家项目的经费花到实处，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项目申请“重名头轻实力”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不够信任■一家企业申请项目，评估专家对申请材料的语句、格式等方面抠得很细，直到项目被拖黄今年，浙江一家民营企业的市场负责人张越（化名）准备第三次申请工信部项目。基于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的考虑，该企业2016年上下半年共两次申请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相关项目。一开始，张越信心很足：“我们申请的项目和自身业务密切相关，公司在这方面又有丰富的应用经验，曾经给150多个客户做了服务方案，在业内数一数二。而且公司在省里评审时就是重点推荐的企业之一，实力肯定没问题。”&评选结果并未如张越所料。项目公示时她发现，入选的大多是有央企背景的科研院所。张越告诉记者，她曾打电话向工信部咨询企业存在哪些不足，以便下次可以改进，答复往往是“专家很多，评审的意见可能不一样”“项目涉及的部门比较多，不清楚哪里没通过”。“这样一来，我们想改进也不知道从哪着手。”张越说，公司虽然打算继续申请，但有过前面几次失败经历，总觉得底气不足。类似这种情况，让不少有实力的企业很难实现借助科技项目再上一个台阶的愿望。浙江一家从事汽车相关行业的民营制造企业，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创新升级。2015年，该企业申请国家某项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的项目，能享受到相对低利率的贷款。可让企业行政总监万方（化名）遗憾的是，政府、银行等支持单位和企业前后忙活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项目批复后，我们就把材料提交给了放贷银行，但因为经办部门对民营企业不了解，顾虑比较多。项目审批方请了专家来做第三方评估，这位专家从可研报告开始提意见，对材料的语句、格式等方面抠得很细，反复修改几次就超出了计划的时间。”万方说，我们理解专家的谨慎，但这位专家也不一定了解汽车行业的市场运作模式，因为彼此不熟悉增加了双方的沟通成本。“比如专家问我们项目不成功怎么办？实际上，对汽车行业来说，我们报的项目一定是产业化的项目。因为不能投产企业是要买单的，所以肯定是有市场才会去申请项目。”更不巧的是，2016年8月，国家出台新政策，这类项目贷款需要执行基准利率，对企业降低财务成本已没有实际意义，于是该项目搁浅了。企业普遍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不够了解、不够信任，而最需要支持的，往往是这些具有创新力的初创型民营企业。“项目给大学、科研院所、央企，哪怕投错了也没关系，而把项目分配给企业特别是民企就比较谨慎。”有企业家说。有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一些国家级的项目都要求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申请，初衷是希望利用高校院所资源，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实际上许多高校院所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还不如企业。许多企业负责人呼吁，国家项目评审时，要平等对待高校院所、大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应重点考察技术水平和匹配程度，而不应以机构性质、大小等来权衡。“萝卜”申请“量身定制”来自企业的专家意见常常不受重视■有的项目指南甚至连计算机的数量、品牌、型号都罗列出来，只要发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申请指南这样写，设置这些条件，行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项目是给谁的，项目在指南发布时就已经分好了。”说起某一年发布的“十二五”重大新药专项，成都一家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有点郁闷。这位负责人说，国家战略本来只是指明方向，但有的指南设置一些不必要的条件，甚至连做药的靶点都很明显，几乎等同于“萝卜”申请。“这就好比买电脑，先规定要求什么牌子的，又规定13英寸，同时又要求红色，这些条件基本是排他性的，符合条件的就那么几家。”更让该负责人吃惊的是，获得重大专项的项目中，有些根本就不是创新药，其中一些药企没有什么创新能力，理论上连参评重大专项的资格都没有。他还提到，某一年国家重大新药专项，某国立研究所占了将近1/3的项目。“这个研究所有资深院士，研究水平是很厉害。但在这个行业里，我了解彼此的水平，我们的水平不比他们差。”项目指南的“套路”并非只在生物医药领域才有。调查中有企业反映，许多项目申报指南的条款，一看就是为某些高校院所或与之有关系的某些企业“量身定制”的。“有的项目指南甚至连计算机的数量、品牌、型号都罗列出来，只要一发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了。”有企业负责人说。企业还反映，一些部门编制项目申请大纲和目录时，多数时候只在专家教授中讨论，很少考虑企业诉求，来自企业的专家比例也非常小。由于不了解市场，一些国家项目立项时就和市场离得比较远，甚至已经落后于市场。在一次项目交流中，一位企业技术骨干发现一个关于机床的国家项目准备立项研发，计划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其实，这家企业早就研发出了同类产品，而且远比立项要做的项目好。“这是对科技资源巨大的浪费，真让人哭笑不得。”这位技术骨干说。在某企业任总工的于小伟（化名）是国内机床领域的权威专家，他曾参加过相关领域的指南讨论和项目评审，但不久就发现自己说不上话，意见也没有分量。“一些管理部门似乎不希望企业的专家参与，请来的有些不是细分领域的专家，评审时写的往往是‘八股’材料，甚至说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等不符合实际的话，这些话真正的专家是不敢轻易说的。”不少企业建议，在科技计划制定、项目申报编制中有必要充分吸纳企业的科技骨干参与，让企业有充分的话语权，以更好地对接市场，避免科技资源浪费。“红顶中介”借机牟利仅仅按申报指南说的报材料，往往评不上■有中介机构对企业说：“通过我们保证能评上！条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项目经费作为‘咨询费’”申请高级别的国家项目一直是河南新天科技的心愿。多年来，企业一直在努力申报科技部的重大项目，但屡战屡败，从来没成功过。2016年，一家中介机构主动找到企业，对方打包票说：“通过我们来整理材料、申报，保证能评上！条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项目经费作为‘咨询费’。”“这本来就不规范，我们企业哪敢做？而且要被拿走项目经费的30%，项目做下来后企业说不定还得贴钱。”新天科技董事刘畅告诉记者。和新天科技一样，很多企业家表示，他们在申报过程中经常遇到打着咨询服务等旗号的中介机构。这些中介之所以有生存空间，正是看到很多企业想申请项目有困难，而它们手中有资源可以帮忙疏通关系。四川某企业负责人说：“所有的项目都有申报指南，但仔细看这个指南，会发现该说的话只说了20%―30%，如果仅仅按指南说的报材料，铁定评不上。只有向中介咨询，才能打听清楚，写出符合要求的材料，而‘咨询费’大约就是项目经费的30%―40%。”“企业去申请国家的科技项目，如果你不清楚立项如何评估、要害是什么，根本就申请不到，这其实是一种‘潜规则’。”成都振芯科技总经理助理海洁说，一些初创型小企业或者海外回国创业公司可能有技术，但对环境不熟悉，也没有行业资源，需要到各方面咨询。而有些信息政府没法提供咨询，企业有时只能去找行业协会下属的组织等第三方去咨询，这种第三方常常也扮演着“中介”的角色。资源分配不平衡非一线城市或不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获得项目支持的比例偏低■项目评审专家几乎成了“兄弟伙”，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拿到项目的总是那些人那些企业调查中，四川、河南的企业普遍反映，我国科技资源的分配不够均衡，非一线城市或不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获得项目支持的比例偏低。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成都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近年来，北京、上海拿到的生物医药科研项目几乎占大多数。“有关部门在生物医药科技项目评审时主要请北京的专家，项目编制是他们，评审还是他们，长久就成了‘兄弟伙’。”该企业家告诉记者，每次参加科技部、发改委的重大新药专项申请答辩，虽然答辩效果很好，但由于“圈子”中的人不熟悉西部的情况，他们必须做得好出一大截才可能分到一杯羹。这位企业家说，“兄弟伙”彼此都很熟，评审前基本已经打好招呼了，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蛋糕就这样切来切去。“拿到项目的总是那些人那些企业，撑的撑死，饿的饿死。”针对优化科技资源分配问题，企业认为，科技项目评审应以实力论英雄。同时，应兼顾公平，也鼓励创新，可以尝试在不同城市设定相应的比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比例高一些，但一些相对偏远的城市也应该有一定的比例。“科技资源不能总是集中在某一个地域，某几个系统。”（本报记者喻思娈、余建斌、赵永新、冯华、蒋建科、刘诗瑶、谷业凯）
《 人民日报 》（ 日 17 版）
(责任编辑：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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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创新产品挡在市场外（关注?企业创新，还有多少“制度藩篱”⑥?市场推广篇）
――对3省6市121家企业创新情况的调查
日04:57&&来源：
　　蔡华伟 制图　　在对四川省的成都、绵阳，河南省的郑州、洛阳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这3省6市121家企业的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国家已出台了一些鼓励应用创新产品的政策措施，企业创新的市场环境正在逐渐改善，但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仍不通畅。企业希望政府部门在支持研发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创新后市场的支持。　　　　一些创新产品吃了闭门羹　　不创新等死，投入创新如果没有市场反馈，企业往往会死得更快　　■“明摆着我们产品性能更优，为什么就是不用，感觉有点不公平！”　　创业数年来，刘之萍（化名）已记不清向电视台推荐产品时吃了多少闭门羹，对很多不合理要求，她“已经无力吐槽了”。　　刘之萍是郑州一家科技初创公司董事长，2010年她带领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出无线数字图像传输系统。此前，该领域长期被几家国外大公司把持，一台好点的无线图像传输系统动辄要卖100万元。各种测试证明，刘之萍的产品性能不比国外品牌差，而价格便宜不少。刘之萍原本以为很容易就能打开市场，现在她感慨，“做出产品原来是相对简单的”。　　“产品免费试用、24小时响应、全方位服务……我们想到的都做了，但磨破了嘴皮人家还是不用我们的产品。”刘之萍说。相比碰壁，让她更郁闷的是，因为自己是小公司，客户常常会提出一些“歧视性”要求。　　有一次，她带着设备去参加某省电视台节目直播前的测试，同台展示的还有国外大品牌，但两者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国外产品只要求测试1公里内图像传输质量，而刘之萍的产品则被要求在20乃至25公里内高质量不中断地完成传输。即便经过团队努力达到了要求，依然遭遇了各种刁难。而国外品牌出了问题，一两句话就轻描淡写解释过去，没见有人挑刺。　　“明摆着我们产品性能更优，为什么就是不用，感觉有点不公平！”刘之萍说。　　刘之萍的遭遇，在创新产品推向市场中并非个案。　　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花了5年时间，耗资五六千万元研发一种化学发光检测仪器，希望借此打破雅培、罗氏等国际巨头在体外诊断产品市场上的垄断。“产品的临床一致性评价很高，应用也没问题，我们把仪器送给医院试用，试剂价格也只有国外同类产品价格的1/3左右，但就是很少有医院愿意尝试。”迈克生物商务总监王登明对此非常不解。他还担忧，创新产品得不到市场验证，就很难持续完善，和国外产品差距会越来越大。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陈奇志，他是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凭借在轨道交通、供电监控等方面的实力和技术积累，交大光芒有实力能在这些领域分到一杯羹，可不少城市的地铁综合监控领域，几乎只认几家大公司。“我不奢求拿下大系统，能不能拿出一个小系统让我们去尝试？这些技术我们在实验室测试无数遍了，但就是没有在市场上验证使用的机会。”陈奇志说。　　“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不创新就是等死，但要是投入创新却没有市场反馈，企业背上重负，往往会死得更快。”王登明说，市场首次应用新产品的谨慎可以理解，可这不能成为不信任创新产品的原因，也不是排斥中小企业的理由。　　调查中，多家企业向记者表示，企业要不断完善创新产品，靠品质赢得市场，政府也有必要助推创新产品开拓市场。比如政府不妨带头使用国产自主创新的产品，也可以出台专门专项基金，对率先使用新技术、新产品的单位进行适当的奖励、补助，以鼓励产品创新。　　一些招标中设置壁垒　　一些项目招投标中的“潜规则”，让不少创新型企业不得不知难而退　　■“能不能只拼技术，不讲资历、体量，看看谁的技术好，谁的成本更优。”　　通过招投标拿订单是很多创新型企业进入市场的重要方式，有时候一个项目就能救活和壮大一家创新型企业。然而，不少企业反映，即便技术或产品领先，企业自身也有实力，可仍有些领域进不去，现实中一些项目招投标中的“潜规则”，让不少创新型企业不得不知难而退。　　汽车尾气催化净化技术是四川绵阳华元航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看家本领，其产品已经装配在一些中小型品牌汽车上。基于对产品的信心，华元航升希望通过招投标拿下更大的市场，但尝试数年依旧没有实质突破。　　“有些项目招投标时虽然也看技术实力，但企业的体量、市场占有率等指标其实占据更大的分量。我们创新型初创企业，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有很大的体量、很高的市场占有率？设置这样的条件等于堵死了我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路。”长期负责招投标的华元航升副总经理胡长青说。　　“有一次我们铆足了劲去竞标一家车企的项目，没想到客户劈头就问，达到‘国五’排放标准的设备，你们在市场上供了多少套？我们创业时间不长、能做到3万套已经很不错了，可同台竞争的大厂家都有50万套左右，一下子就把我们比下去了。”胡长青说，有时候，如果仅仅看标书上的条件，华元航升都符合，可一旦去竞标，就知道背后还有一些“潜规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谁有戏、谁没戏。　　每次都输在这些坎上让胡长青很不服气。“能不能只拼技术，不讲资历、体量，看看谁的技术好，谁的成本更优。”胡长青说，让人苦笑的是，有些企业夺标后，还是会找华元航升做。　　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招投标时，一些包括跨国企业在内的大公司会联合投标方设定门槛，有时甚至成为一两家企业之间的游戏，创新型中小企业很少有直接夺标的机会。　　“很多项目在投标时，标书上写明要国外品牌，因此我国每年大量进口轴承。事实上，我们公司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在轴承减速器等方面已经可以跟国际水平比肩。”河南一家机械企业技术负责人表示。　　标准更新慢束缚了创新产品的手脚　　技术和产品快速更新，但相关标准却没跟上　　■“有关部门出台一个标准可能需要2到3年，而企业每半年就会推出一些最新产品。人家总会问：这个产品符合标准吗？”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沈彦被这样的问题困扰：明明就是新一代产品，总是要费尽心思说服客户这个产品比旧产品好。沈彦所在的企业主营光伏发电设备，每年都会投入巨量资金更新产品。技术和产品快速更新，但相关标准却没跟上，有关部门发布标准和实际推向市场的产品往往有时间差。　　“有关部门出台一个标准可能需要2到3年，而企业每半年就会推出一些最新产品拿到市场上，人家会问：这个产品符合标准吗？”沈彦总是被问得哭笑不得。　　这几年3D打印很热，三阳永年公司研发了一些产品和工艺。“我们向对方技术人员说明，他们也都觉得没问题，但有关部门还未对这项新材料出台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对方就会担心出了问题谁来承担责任。”三阳永年公司副总经理林素中说，曾经跟一家企业合作，用3D打印很快就做出一些非常复杂的器件，但考虑到没有标准认证，对方还是不敢用，最终不得已花费很高的成本，利用传统的方法打磨制造。　　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李响身上。他所在的企业研发了一款新产品，只是在已成熟产品上加了两个新功能以提升效果。拿到公立医院里销售时，医院觉得产品有改动，不符合标准，而新产品每次进目录，都需要重新做临床。“临床做下来估计就得一两年，为了早日上市，收回研发成本，我们只好把这两个功能砍掉。”　　一些行业领军企业尝试参与到标准制定中，但似乎没那么容易。杭州英飞特电子是国内较为知名的LED电子制造商，副总经理张华健说：“我们在行业一线，最明白市场需求，相关标准的立项权却往往被北京的一些设计院拿走，这有些不符合实际。”　　企业反映，相关行业标准滞后，使得市场上常见的产品并不能代表行业的领先水平。而技术水平不高、没有创新性的产品甚至山寨产品充斥市场，不利于行业的整体提升。企业呼吁，编制行业或产品标准时，要多听取一线企业或具有公信力的行业协会意见，制定更加符合市场和行业发展的标准，不要让标准束缚了创新产品的手脚。　　（本报记者喻思娈、余建斌、赵永新、冯华、蒋建科、刘诗瑶、谷业凯）
　　《 人民日报 》（ 日
(责编：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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