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和孙悟空：不同文化体系中的超级英雄是否会飞向同样的前方？ - 简书
超人和孙悟空：不同文化体系中的超级英雄是否会飞向同样的前方？
最近没事的时候总是想把【超人大战蝙蝠侠】翻出来再看一遍，虽然并不总是能看完，毕竟那么长。如果用“大家都高兴”作为衡量尺度的话，这部电影确实不能算是成功的，但是，没办法，我迷恋扎克·施耐德的风格——“我花钱买票就是为了能看到这样的画面”的风格，“我的作品就是要按照我的想法来”的风格，“这点时长怎么能装下整个世界”的风格。我觉得如果有了一个好故事，他会上天的。
DC很清楚施耐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他们原本是打算让马丁·坎贝尔的【绿灯侠】来开篇的——之前让诺兰来拍蝙蝠侠，他就真的只拍了个蝙蝠侠，随后的正义联盟项目也因为编剧罢工流产了——但是这部2亿美元成本的影片遭遇惨败，北美票房仅有1.16亿美元。于是，扎克·施耐德的【钢铁之躯】就成了DC电影宇宙的第一章，并且回答了“超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随后他接手了【钢铁之躯】的续集【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虽然片名中出现了蝙蝠侠，但这其实是一部超人电影，它回答的问题是“超人是人还是神”（被诟病的“玛莎梗”就是为了解这个扣，确实有些刻意了）。施耐德的超人是一个已经基本上完全“人化”了的超人，他甚至说出了“超人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一个堪萨斯农民的梦”这样的自白。他只是一个漂流到地球上的氪星人（生活在氪星上的“人”）而已，因为有了力量，而受到了大众类似于神的对待，但是内心和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普通美国人并无不同。
超人刚诞生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1938年，美国正在从经济大萧条的泥坑中艰难地向上爬行，生活状况比起5年前有所好转但依然不容乐观，小偷、强盗、黑帮等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横行街头，长期徘徊在地狱边缘的人们渴望救世主的降临，罗斯福破天荒地连任了四届总统，他的新政确实起到了作用但他不可能阻止得了每一个家庭悲剧的发生。逃往幻想世界的艺术家们希望有一个能够拯救“每一个”美利坚人民的力量出现。
1900年—2004年道琼斯指数趋势图
同时，他们正站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末端，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的人们很自然地会去设想，接下来，人类有可能继续变化得更高级么，下一个级别会是什么样？于是，我们有了超人，一个雷锋式的阿喀琉斯，或者说“现代化”的赫拉克勒斯。
超人漫画创刊号
这个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形象后来逐渐成为了美国流行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超人（克拉克·肯特）和他的女友露易丝·莱恩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美国最需要的品质——勇敢、强悍、聪明、热情，积极进取，充满正义感，以及永远不放弃希望。
露易丝·莱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个神，一个具有完美人格和无限力量的神，一个和美国人拥有相同经历的神（超人移民自氪星），一个能够作为“美国精神”最佳代言人的神。然后，战争来了。正如一战的创伤使美国产生了“迷惘的一代”一样，二战结束后，急切想要建立新秩序的主流文化遇到了年轻人的强烈反叛，他们的代言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是家长们只会跟孩子们讲自己的道理。于是，被认为“教坏小孩子”的漫画产业在极端保守的审查制度下不得已开始自我阉割，超人由改革者变成了建设者，曾经他就是正义和秩序的化身，而现在，不过是个会飞的雷锋而已。必须遵守人类秩序的神，还是神么？
更惨的是露易丝·莱恩，作为女人她不能像外面的“坏女孩”一样解放天性，作为记者她也不能像男同事那样冲在前线，她只能成为看起来最安全无害的样子——一个陷入了感情泥淖中的怨妇。当然，一个产业不会轻易任由自己因为压迫而灭亡，他们搭上了另一艘船。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的时期，DC用一群依靠前沿科技概念重新设计和包装的超级英雄翻了身，史称“白银时代”。
这个时期的超人在能力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在某些意义上突破了“登峰造极”的含义。读者一开始会很爽，但是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更重要的是，读者虽然需要娱乐，但归根结底，他们喜爱的每一个形象都是自己的投射。此时的美国人生活在反越战的游行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中，生活在经济“滞胀”的苦楚中，生活在美苏冷战的压抑中，他们不想看到冠冕堂皇的正能量，他们想看到自己，以及这个世界。真正的，不是非黑即白的，现实世界。“青铜时代”到来了。漫画实际上成为了政治工具，创作者们用超级英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去控诉政府的丑恶、社会的不公和时代的症结。当然，在电影工业开始崛起的时代，制片商不会在商业片里加入这些尖锐的问题，在1979年的真人电影中，超人的形象大部分基于观众在幼年时就已熟悉的“黄金时代”超人，创作者们很聪明地营造出了“超人就在我们之中”的感觉，在自我价值普遍缺失的时代，这样的安全感使得这部电影除了情怀和特效之外，所塑造的超人形象也能够深入人心。但是这样的“小聪明”并不是进步。对于电影业来说，伴随着技术创新出现的常常是故事的倒退。
“电影发明本身作为对现实令人惊叹的模拟，给公众带来了极大的兴奋，随之而来的便是多年的乏味可陈。”——罗伯特·麦基《故事》20世纪八十年代，新保守主义渐渐在美国政坛占据主导地位，这引起了新一代漫画家们的反感。如果美国政府是奥威尔式政府，那“美国精神的代言人”又是什么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了为了“维持秩序”不惜沦为政府鹰犬的超人，被象征着自由的蝙蝠侠扼住了咽喉的超人，以及被核武器击中后形如枯槁的超人。
超人不再无所不能了，也不再是正义和真理的象征。我们总感觉他站错了队，虽然也许他站在哪边都是错的。此时的超人似乎陷入了困境：他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自身，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世界，也没有办法真正获得“平凡的幸福”。就像一个普通人，甚至更痛苦。于是超人故事变成了“论人性、力量（权力）、责任三者的关系”，即“如果一个人拥有无穷力量，那么他的责任边界在哪里？”或者“一个力量和责任如此之大的存在，还要把他看成人么？”或者“一个肩负起如此重大责任的人，可以获得多大的权力？”以及“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保护者，应该对他引来挑战者这件事情负责么？”诸如此类。
但无论如何，超人已经开始走下神坛，成为了克拉克·肯特。这个过程确立于1986年的漫画《钢铁之躯》，幼小的克拉克·肯特对自己的超能力本能地产生了疑惧，在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变成正常人的样子”，超人肩上最大的责任从乐于助人变成了保护家人和自己，即使强大到如此地步，这个世界的排外性也足以令人却步。他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自己生活的平衡。现在看起来像是所有超级英雄的套路，但在当时，这样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之后的超人电影，无论是2006年布莱恩·辛格的【超人归来】，还是2013年扎克·施耐德的【钢铁之躯】，我们都能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超人只是一个童年突遭变故的“人”，因为天赋异禀而被期望于重任，至于为“美国精神”代言的事情，也许只是一种选择。
从1938年到1986年，超人从“神”成为“人”，用了48年，这个形象的变化发展见证了美国20世纪社会思想的变迁。超人的演变过程令人想起了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与超人有几分相似的人物形象——孙悟空。同样是无所不能，同样是道德楷模，也同样是能够为一个民族代言的文化符号，孙悟空的形象发展和超人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孙悟空形象的由来目前无定论，但有三种主流观点，一种是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提出的来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形象哈奴曼，另一种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提出的来源于李公佐《古岳渎经》中的形象无支祁（源出《山海经》），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两种来源混合产生的。
我幼年看各种故事书的时候遇到过神猴哈奴曼的故事，可惜现在那本书已经找不到了，里面哈奴曼上天入地的本事和与梵天的关系，确有一些孙悟空的影子。而无支祁是大禹治水时被降服后压在山下的水怪，身形似猿，火眼金睛。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混合说”。
哈奴曼火烧楞伽城
最早出现类似于孙悟空形象的故事大概是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讲猴行者扶助玄奘取经。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和准确成书年代都很难考证，所以没办法分析为什么会想起来写这么个故事，但是唐僧取经这件事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这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是一个人去的，道路曲折又坎坷。那个时候出趟远门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何况去印度那么远，所以大概一般人都觉得玄奘身边如果有几个人一起就好了，他一个没什么武力值的和尚，如果能搭配个厉害人物，最好是传奇人物，故事就好看了。
榆林窟壁画中随侍唐僧的猴行者
但为什么是猴子呢？让印度来的猴子把他引到印度去？还是因为猴子是所有非人生命中最聪明的？或者是异域传奇形象的第一选择？难道是见到街上有耍猴的觉得可以解决盘缠问题？想不明白，知道原因的小伙伴请在评论中科普一下。值得一提的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虽然自称“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并且也确实神通广大，但学问渊博、文质彬彬，大概近似于白衣秀才的样子。这样的反差当然有形象设计尚不成熟的因素存在，但是联想到“超人”与“克拉克·肯特”的关系，是不是有些近似？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孙悟空”形象开始成形于元代。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等级制度，除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列为第一等级外，根据所征服地区民族的时序，依次分为色目人、汉人、南人三个等级，即所谓的“四等人制”。其中“汉人”是指原金朝境内的人，以及云南人、四川人和高丽人。原南宋境内的人皆为“南人”。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元朝统治者虽然需要人才，但是并不重视科举，元代的科举只设进士一科（考上了就是进士，考不上就什么也不是），共进行了16次，其中有10次是在末代皇帝元惠宗时举行的。有数据说，元朝历时98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不到文官总数的３％。这还不算肯定存在的民族歧视。所以元代文人的第一要务是什么？赚钱。对于那些平日里只知道吊着头发背书的儒生来说，最好的赚钱方式是给戏班子写剧本。写什么呢？写观众爱看的呗。就好像现在的编剧们，他们真的分不清《霸王别姬》是好故事，《富春山居图》不是好故事吗？未必，但是谁会和3亿元人民币过不去呢？所以当时“孙悟空”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而且他在舞台上展现出的应该就是观众们所熟知或者喜闻乐见的模样。元代的西游题材杂剧有金院本《唐三藏》、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杨景贤《西游记》，但前两本已失传，此外还有一部话本《西游记平话》，原书也失传了，现在只能看到在其他书籍里的几章相关残存。一般认为，这个时期的孙悟空已经开始接近大家熟悉的基本人设了，这一群心高气傲又饱受压迫的写作者开始试图将孙悟空塑造成了天庭的反叛者。秩序这个东西并不总是惹人喜爱的，尤其是元朝这样的时代，不堪压迫的底层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是能成事的并不多。所以杨景贤的孙悟空身上有一股强烈的流匪习气，虽然有“造反”的萌芽，但完全无法直视权威的压力。他自称“十万总魔君”，但并没有经过天庭的认证，而与天庭交恶也只是因为偷窃天庭的东西讨好妻子，天兵一来就逃跑了，虽然神通广大，李靖有所忌惮，但却基本没有反抗。没办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几千年来，“起义”是统治者最不愿看到的现象，即使是通过这条路登上了皇位，也要找点什么理由告诉民众“命由天定”，我做过的事情你们是做不来的。所以除了一句微弱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几乎听不到对于起义造反者的颂扬之声（司马迁是多么伟大），成功的都不行，更别说失败的了。直到施耐庵写出了《水浒传》，那是在元末明初，他跟着张士诚起事，后张士诚招安降元，他写的其实是自己。所以我未能想通为什么会在明朝中期出现“孙悟空大闹天宫最后失败”这样的故事（虽然《红楼梦》也是在“康乾盛世”出现的），要么可能是在影射什么，要么可能是在元末明初就已出现了。但吴承恩确实是在这个时期塑造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灿烂的反抗者形象，他公然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口号，这一点和超人截然相反，虽然早期的超人并不是政府的打手，但他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试图让社会保持稳定的秩序。
无论如何吴承恩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孙悟空被一种强大到超出他理解范围的力量击败了，他需要通过自我救赎的方法“成佛”，即培养完美人格。在经过86回的小说叙述和超过十万里的路途之后，孙悟空终于去掉了佛祖用来训诫他的金箍，他获得了无限力量和完美人格，一切私欲、执念和人性都随着通天河水被冲刷殆尽，他成为了“佛”——在这个体系中比“神”更加纯净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取经路上的“孙行者”所象征的正是“不完满”的“人”，而取经道路则是从“不完满”到“完满”的修行过程。
虽然这样的“人”充满了符号意味，但毕竟不是“神”不是“魔”，而是称得上有个性的“人”，那么是不是能够说超人在20世纪末期才达到的境地孙悟空在明朝就已经完成了呢？是，也不是。说“不是”主要是因为，首先孙悟空作为“人”的阶段只是作品中的一个部分，虽然塑造得生动可爱有个性，但却是主题所否定的部分，是需要被克服的劫难，毕竟人家最后是要成佛的。并且随着行程的推进，孙悟空身上人性的部分越来越少，相应地，神性越来越多，打死六耳猕猴之后，基本上已经形成大智大勇的完美人格，很少再“犯错”了。其次，这样的主题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于孙悟空形象的理解和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氛围中，读者很容易把这个形象简化为“虽然这样的悟空很可爱，但是为了修成正果这些可爱都是必须要被抛弃的”，于是那些丰富的血肉都变成了需要被抛弃的抽象符号。结果孙悟空的形象不是越来越丰满而是越来越扁平，最终成为了某一种或者某一类符号的合集。
这样的副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虽然后世不断衍生出诸如《续西游记》、《西游补》、《南游记》、《新西游记》等同人作品，但是孙悟空的形象少有发展，这些作品要么追求新奇故事，要么借壳针砭时弊，人物形象多为符号，不足一提。1964年，万籁鸣和唐澄联合执导了中国动画史上的不朽名作【大闹天宫】。毛泽东对孙悟空这个形象非常喜爱，曾多次作为正面例子用在演讲中，更何况1964年正是革命前夕，“造反”本身即是政治正确，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大闹天宫】摒弃了以往孙悟空故事中被镇压的情节，他作为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将“齐天大圣”的旌旗永远插在了花果山的山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变化是进一步的神化，即是从“纯粹”中提炼出更加纯粹的成分。此时的超人大约处于“白银时代”，也正是呼风唤雨的时候。虽然原因有所不同，但是看起来这两人的确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来到了同一个路口。这里的BGM应该是“终于等到你”，还是“擦肩而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孙悟空和其他大多数艺术形象一起沉寂了二十年，直到1986年，杨洁执导了新中国第一部电视剧版【西游记】。六小龄童的扮相和李杨的声音，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将“孙悟空”这个形象定了型，之后其他影视作品的重新设计都会有声音指责说“不像”。没有人见过真正的孙悟空，他们说的“不像”只是不像六小龄童的扮相而已。
86版【西游记】为了便于观众理解，对大部分形象进行了“脸谱化”处理，师徒四人从出发到抵达一共走了十万八千里，耗时25集（后来拍了16集续集），除了孙悟空之外他们最后一集的性格基本上和刚出场时没什么发展变化，孙悟空倒是在每一个剧情节点都会产生一些改变，但是这些改变是根据创作者所提炼的“原著精神”，表现孙悟空从“野性”到“被教化”的过程。那么之前所说的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人性”还保留多少呢？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杨洁的【西游记】里孙悟空所体现出的“人性”中，符号性和功能性要大于人文性。有很多人通过五行学说分析吴承恩《西游记》人物的象征意义，指出这个人物对应这个属性，那个人物对应那个属性，不仅有五行，还有五性甚至五脏，大概就是反映了类似的形而上的思想。这里的人性不完全是作为“人”的人性，而是作为符号的人性，只能体现符合象征意义的特点，只能犯指定的符合象征意义的错误。总体上是对吴承恩《西游记》的提纯和简化，不仅不是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就在同一年，日本东映动画公司推出了TV动画【龙珠】，虽然被漫画粉丝们吐槽变个身要喊半集，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动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龙珠》漫画连载开始于1984年，10年后，全球累计发行数量超过2亿3000万部，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影响力。《龙珠》里的孙悟空和《西游记》里的美猴王不是同一只猴，但是这个形象无论是举手投足、处事风格，还是筋斗云、如意棒等工具设定，都明显借鉴了吴承恩《西游记》中的人设，所以可以视为一脉相传。实际上《龙珠》的整个故事都可以看作对《西游记》的改写，只不过把“取经”这个目的替换成了“收集龙珠”，到了后来则变成了“变得更强”。
日本对于《西游记》的兴趣由来已久并且极为浓厚，仅仅影视剧就拍过接近10个版本，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日本版的【西游记】和以“西游”为题材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主角们永远在路上。具体到【龙珠】里的孙悟空这个形象，除了有尾巴以外（暴走时变成大猩猩勉强也算），基本上没有其他与“猴”相关的特征，完全是按照“世外之人”的概念塑造的，到了后期干脆“变”成了外星人（这种平时隐藏能力战时露出本相的状态和超人也有某种相通之处）。然而绝大多数观众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违和感，这大概有两个方面原因，其一，《龙珠》设计了一个和《西游记》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西游记》由于要重点照顾到影射现实的功能，所以世界基本上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之上的，而《龙珠》的故事建立在一个架空的未来世界上，所有配角也都是全新的，它和《西游记》的联系是一种故事结构上的内在联系。其二，日本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对西游故事的改编，之前说过他们拍摄的影视版本就不下10种，如果都是同一副死板的样子，市场是很容易生厌的，再者说作为一部外国经典，引进的时候必然会进行本土化改编，长此以往，日本人对于西游故事就有了自己的理解。孙悟空大概都是一副傻乎乎无心机的乐天派，除了【龙珠】以外，最为人熟知的大概是【最游记】。
【最游记】对于《西游记》的改编套路和《龙珠》很相似，都是孙悟空和小伙伴们（也很难说是唐僧师徒）在长征途中遇到各色各样的对手，然后在不断胜利中前进的永无止尽的冒险故事。漫画《最游记》的连载开始于1996年，里面的孙悟空虽然保留了金箍和类似于棍棒的如意三节棍，但已经完全不是猴子了。他的身世很引人注目：在五指山被封印500年，之前作为“齐天大圣”的记忆也被清除，等待着金蝉子的转世者前来拯救。
有没有联想到《悟空传》？《悟空传》出版于2000年，作为中国较早的一批“网络小说”，甫一出世便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悟空传》中的孙悟空同样是被洗去了记忆，但是今何在很巧妙地将故事的主题设计成“寻找自我”，并用爱情故事作为脉络，避免了作品落入一般冒险故事的窠臼，也让在应试教育和社会压力中苦苦挣扎的年轻人更容易产生共鸣。《悟空传》的人物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沿革了吴承恩《西游记》和86版央视电视剧【西游记】，同时大量吸收了1995年公映的系列电影【大话西游】，具体到孙悟空这个形象来说，作为“齐天大圣”的他仍然是战天斗地的超级英雄，但是猴的特征被稀释到换个名字就基本会被认为是人的程度，其实读者们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脑海中设想的画面未必就是一只猴型怪物，也许更多的情况下看到的是叛逆期的自己或者梦中之人。这样的作品能够被迅速接受就不得不提到稍早前出现的【大话西游】，作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代表作，【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即使放在是今天来看，仍然不失先锋性。这是赞美么？是，但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产业的悲哀。【大话西游】全面消解了孙悟空作为“齐天大圣”或者“斗战胜佛”的神圣性，用一个平凡到“像一条狗”的小人物形象将这个站在传统文化云端中的形象一把拉下神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现时间更晚的《悟空传》的精神内核其实是【大话西游】的延续，那么【大话西游】又是承接自哪里呢？
这其实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但是可以简而言之，香港无厘头喜剧传统恰好遇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无厘头是香港特有的喜剧形式，这是一种故意将毫无联系的事物进行组合或歪曲，以达到搞笑或讽刺目的的方式。很多人是因为周星驰的走红才接触到这个词，但事实上无厘头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发展，到了周星驰时代达到顶峰。无厘头喜剧的拼贴性和颠覆性特征恰好和此时正在西方盛行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相符合。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60年代，流行于70与80年代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的特征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彻底的反传统，不仅仅反“旧传统”，对于现代主义试图建立的“新传统”也彻底否定。其次，摈弃所谓的“终极价值”，不再试图给世界以意义。第三，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将其平面化。第四，蓄意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有些作品干脆以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形式出现。
至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根源，最简单地说就是二战后西方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开始分解，文化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造成了“深度”的消失和“真实性”的消失，继而进一步加深了人群的不安全感。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恐慌和焦虑是后现代主义和无厘头文化所植根的土壤：文化是时代的反映，同时也是时代的需求。香港作为亚洲前沿的国际化都市，接受到时代风暴的冲击当然首当其冲，何况还有其特有的原因：1997年越来越近，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开始进入倒计时。刘镇伟和周星驰合作的上一部作品是1990年的【赌圣】，一部颠覆了经典赌片【赌神】的电影。【大话西游】也许只是他们认为内地市场可能更容易接受的一个很自然也很巧合的选择，毕竟是一部合拍片，他们的选择并没有错，只是时间不对而已。等到观众们跟上这个思潮，已经是两三年之后了。
从孙悟空的形象发展的角度总结——1995年，孙悟空这个形象在中国终于开始成为活生生的人。从宋元时期到1995年，时间大概流逝了七百多年。
连出生年月都不可考的孙悟空当然不能和大工业时代的超人比速度，虽然起点和终点看起来是相似的，但是发展的轨迹也基本不同。超人的形象是从“神”（完美神性）-“半神”（兼具神性和人性）-“人”（有强大力量的异乡人）这样的流程按部就班地发展演变的。而孙悟空的形象则是从“妖”（猎奇物）-“半妖”（有人类特点的猴妖）-“人”（抽象的人）-“神”（革命者的象征）-“人”（我们自己）。这样的差别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不同的文化背景。超人所吸收的文化养分主要来源于希腊神话体系和基督教文化传统，无论是奥利匹斯众神还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上帝，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同的存在。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的形象虽然长得像人，但血缘不会近到哪里去。在创作者们对超人的形象进行挖掘和反思的时候，他们安排蝙蝠侠时时提防超人，正是因为他认为超人不是人类，也无法真正理解人类，所以一旦产生威胁必然是如神罚一般的末世。
而孙悟空形象的成熟正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候，虽说是三教合一，但其实是将儒家理念作为三教的取舍标准。而人本思想一直是儒教的重要内容，所谓“文以载道”，任何文章都是为阐述“儒家之道”服务的，所以便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所有形象哪怕是花草鸟兽所指代的都是人，但这样的形象体现的往往不是完整的人，而是仅仅截取需要的部分，为阐述理论服务（当然也有跳出这个窠臼的，比如《红楼梦》）。由于这样的传统异常强大，所以孙悟空的虽然在刚刚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比较丰满的人性特征，但其“人化”的最终阶段却依赖于外国文化的输入和反哺，以及天才们的机缘巧合。
超人和孙悟空，以及其他所有凝结着人类梦想的英雄和超级英雄们，都是人类本身投射在异化世界中的倒影，他们力大无穷、火眼金睛，有各种超能力，不惧怕任何挑战，甚至可以击败死亡。但是卡尔-艾尔拯救过那么多的地球人，却没办法让氪星复原。而悟空，如果有选择，你还会戴上那个金箍么？我们能够想得出强大的自己，却没办法扼住命运的咽喉。究竟强大到什么地步才能够战胜命运？还是我们其实并不愿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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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利波特与孙悟空看中西方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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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叛逆者到大英雄：孙悟空个性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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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其中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然而，就象著名的认知疗法ABC中常常提到的，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有不同的心情。对《西游记》的阅读也是如此，革命家从这本书看到了造反和革命；宗教家从这本书看到了儒道佛的交融；老人从这本书看到了人生，孩子从这本书看到了诙谐，电影人则从这本书中看到了爱情（见《大话西游》）。“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心法门；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如果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采用一个心理学的视角，用一种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自我成长和人格完善的书，他展现了一个英雄人物——孙悟空成长的心路历程。
（一）孙悟空人格特点与成长阶段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重要也是最特别的一个角色，从其行为表现，我们基本可以对其个性心理特征做出如下的判断：从认知层面上，孙悟空的听觉一般，但视力却有非凡表现，具有火眼金睛，可以看透妖魔鬼怪的画皮。而且，他还具备很强的直觉能力，在西行的过程中常常他最先发现山谷中的妖气，寻常中的不寻常。孙悟空的智力水平是相当高的，其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这从他在菩提祖师处学艺的经过处便可见一般，因悟空不想学一般的技艺，遭到菩提祖师的斥责，并在其头上打了三戒尺。当周围的弟子们纷纷抱怨其惹恼师父时，悟空却微笑不语，原来他早已领悟师父的真正用意是在三更时分将对他秘密传道。从非智力层面上，孙悟空是个外向乐观的人。面对西行路上的妖魔险阻，有时候连唐僧本人都面露难色，猪八戒更是想分行礼后回高老庄做他的女婿；而孙悟空，敌人的本领越强大，他的敢斗敢闯的精力便越旺盛，面对困难他从不面露难色，处处冲锋陷阵在前。
从人格的整体来看，孙悟空集“兽性、人性、神性”于一身。他是一只猴子，具有猴子的活波好动、永不安生的特点，但他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他还具有人所具有的爱憎分明、喜怒哀乐；但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还是一个能力非凡、降妖除魔的神仙。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基本结构可分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其中本我是人的动物性，是人所有精神活动能量的储存库；自我是人格中理智的、符合现实的部分，它派生于本我，不能脱离本我而单独存在，自我是本我的执行机构。但人在现实中也不能完全按其动物属性来行事，所以自我也需要超我来调节。超我是人格中最文明、最有道德的部分，它是社会道德的化身，按照道德原则来行事。孙悟空身上所具有的“兽性、人性和神性”和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暗合的。孙悟空身上的兽性，是他的自然本性，在这一部分，他所追求的是不受约束、任情随欲，谁束缚他，他便反抗谁，这相等于其人格的本我部分。孙悟空身上的人性则相当于自我部分，他受本我的驱使，但又受到现实的约束。在成长的过程中，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也常常对流露出自己的花果山美猴王生活的向往，这说明孙悟空现实生活中的言行，许多还不是随心所欲的，多半是本我与现实妥协的结果。孙悟空的神性在表明他超凡的能力之外，也预示着其能力的发挥不在是率性而为，是有一定道德原则的要求，否则，就是“妖”而非“神”了。这便与超我相吻合。在孙悟空的心中，虽然充满了反抗精神，但他也希望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符合“神”而不是“妖”的要求。若不然，在初入师门，和唐僧闹翻之后，仅仅东海龙王的几句劝说“……你若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悟空便沉默不语，翻然悔悟了。可见，孙悟空还是一个有理想，希望自己的言行符合神而非妖的要求，符合道德原则的指引。
从孙悟空的成长经历来看，他的人格成长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石猴出世始，到大闹天空、被压五行山下止。这个阶段相当于孙悟空人格成长的童年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孙悟空的行为基本上是受本我的冲动控制为多，弗洛伊德认为本我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快乐，它向一个暴躁的婴儿，非常贪婪而不开化，只对自己的需要感兴趣。在这个期间，孙悟空凭借自己的天赋异秉，一出世便称王，要过一种“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约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孙悟空的生本能使他大闹地府，勾去生死簿中的姓名而获得长生；他的死本能又让他大闹天空，破坏掉天庭的建筑和秩序。但人如果仅仅按照自己原始的生命本能来行事的话，必然被现有的社会秩序所不容。现实与本我的需求不可能完全一致，本我的需求不可能在现实面前完全满足，孙悟空在试图满足本我需要的道路上也遭到了挫折，在大闹天空之后被压五行山下。
自从拜唐僧为师，踏上漫漫取经之路起，孙悟空的人格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也受本我欲望的驱使，但更多的时候他自我的的言行要受到超我的影响。他的神性而非妖性得到了增强，虽然他身上猴子的性情也不段涌现，但在大方向上，他的主要行为还是按照现实社会的要求而进行的。在这个期间，他的死本能——破坏的冲动也在不断调整和升华。刚刚拜师的时候，他可以无原则地棒杀几个毛贼来获取几个盘缠，但是，随着取经路程的演进，在“保卫唐僧西行，最终修得正果”信念指引下，他的金箍棒，更多地打向那些要吃唐僧肉的妖魔鬼怪，他的破坏能量也更具有建设性。他的神通广大没有变，他的本我冲动没有变，但本我的力量已经升华为降妖除魔，而不是肆意妄为。虽然有时他也不免发出“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感叹，这就如一个人常怀念童年，但却不能回到童年一样。孙悟空放弃了自己的一些童年时代的美猴王之梦，而不畏艰难险阻随师父西行，他的自我也因此得以发展，人格得以完善，成为一个人人敬仰的英雄。
（二）金箍棒、紧箍咒的心理象征意义
金箍棒是孙悟空在龙宫里得到的一件宝贝，是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可随人意粗细长短，名为“如意金箍棒”。在得到这个宝物之后，孙悟空闲时就把他放在耳内，用时掏出成为自己的武器，不论是大闹天空，还是取经路上降妖除魔，金箍棒须臾不离自己。《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将孙悟空的这个宝贝命名为“如意金箍棒”，是无意也好，有意也吧，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观点，金箍棒的心理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它是男根的象征，是孙悟空心理能量的源泉，也是齐天大圣里比多（libido）的所在。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本我是人格中最难接近、但又是最有力的部分。说它难接近是因为它潜藏在无意识之中；说它最有力，因为它是人所有精神活动所需要能量的储存库。而本我中所储存的精神能量，即为里比多，它是人心理行为背后的真正动因。而金箍棒，作为自然本性——情欲的象征，正是靠着它，孙悟空才得以大闹龙宫地府，大败天兵天将，后来又横扫西天妖魔的。然而，人的里比多随意发泄必然为社会所不容，正如孙悟空的金箍棒不能不分青红皂白随意驱使，孙悟空也正是因此被压五行山下，让其进行五百年的自我悔过。
但是，如果人的里比多得不到释放的话，人便会产生焦虑和压抑，而长期压抑的结果会导致心理的扭曲。作为孙悟空而言，无疑具有极端好动、用不安生的个性特点，他的心理能量也需要有个释放的途径，仅仅压抑起来行不通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能量所导致的焦虑可以通过心理防御机制来得到化解和疏导。人主要的心理防御机制包括压抑、投射、转移、否认、升华等方式。在五百年的炼狱之后，孙悟空皈依了佛祖，成了取经和尚唐僧的徒弟。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情欲的消亡，而是以一种升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升华是指原来用以满足本能的活动为更高的文化目的所取代，表现为一种对文明事业的追求。在取经途中，孙悟空金箍棒的不在任意所为，而是直接指向了为祸人间、阻碍取经大业的破坏分子。他也因为自己的情欲的升华，最终修成了成果，获得了斗战胜佛的称号。
与金箍棒同时不离孙悟空左右的，是他头上的金箍儿，它随时受唐僧紧箍咒的差遣，给孙悟空带来的无穷的烦恼。孙悟空的头上的金箍儿，令人联想到行为主义心理治疗中的厌恶疗法，典型的厌恶疗法是患者手臂上套一个橡皮圈，如果患者的心理症状出现时，如强迫自己数数，便拉动橡皮圈，使自己疼痛，进而分心和惩罚自己，以此来控制自己心理症状的再生。孙悟空的金箍儿没有这样简单，除了它是紧箍咒的载体，而且在心理意义上，则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象征，是孙悟空人格上超我的代表。
如前所言，超我是社会道德的化身，按照“道德原则”行事，它总是与享乐主义的本我直接发生对立和冲突，使它得不到满足。在《西游记》中，常常出现的情节是，孙悟空拿出代表本我的金箍棒，准备痛痛快快大干一场的时候，师父的紧箍咒想起，缩紧的金箍儿使得孙悟空痛苦不堪。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这一场景生动地表现了孙悟空人格上的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挣扎，这种冲突在前面节选的《西游记》片断——“三打白骨精”的情节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按本我的意愿行事，抛弃超我的奴役，这是许多人的梦想，孙悟空也时时刻刻想把这个金箍儿拿走，他到西天后的第一个愿望也是：“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的粉碎，切莫教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可见孙悟空对其是憎恶之深。然而，正如随着西行的脚步，唐僧运用紧箍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一样，孙悟空的行为也越来越遵从当时的社会规范，他的原来受许多受外在的紧箍咒控制的行为也逐渐成为一种自觉了。当西天取经事成，悟空要求师父去掉金箍儿之时，他头上的金箍儿已经自然消失，而他却浑然不觉。这也表明，社会道德规范对他的要求已经从他律到达了一种自律。孙悟空已经成熟为一个社会认可的英雄人物，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
（三）唐僧和观音对孙悟空成长的影响
按照《西游记》书中的交代，孙悟空是一个天生的石猴成精；唐僧是金蝉子转世成为取经人；而观音则是西天的灵山的菩萨。这三者在书中的关系很清楚，观音是西天取经的发起者和召集人，唐僧是取经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孙悟空则是保护唐僧取经的大徒弟。然而，对孙悟空的人格成长而言，唐僧和观音的影响却不是这样简单。
就唐僧而言，孙悟空的人格特点和他是格格不入，按理，孙悟空也不会喜欢唐僧的个性。在书中，孙悟空对唐僧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常常发生，他们似乎是天生的敌人，心理上斗争和冲突不断出现。在唐僧对他唠唠叨叨莫要杀生之际，他也常常嘲笑唐僧肉眼凡胎，不识别真假，这种冲突在三打白骨精中也得到具体的体现。孙悟空对唐僧的教诲充满了反抗，但在反抗中又常常不得不妥协，在这种矛盾的振荡中，孙悟空的人格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从心理意义上讲，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不仅仅是师徒，更象是父子。当刚刚成为唐僧的徒弟，师父哄骗着将金箍套在孙悟空的头顶时，这具有一个极强的心理象征意义，那就是将是将孙悟空置于社会道德的规范之下。虽然孙悟空明显感到了这种规范对自身自由的束缚，就象一个孩子被父亲告诫从今之后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社会所不允许的，他感觉到了不自在，但是，为了成长，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一切。在刚刚接受社会道德的规范的日子里，个体是不愉快的，正如刚刚戴上了金箍的孙悟空。但是，当个体已经接受这种规范，并使这种成为自身行动的准则时，他又会感激给他带来这种规范的人。就象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是在冲突中开始，但当到了孙悟空成佛的那一刻时，彼此的关系已经是亲密无间的了，这与我们和我们父亲的关系是何其相似。
观音菩萨也是孙悟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她对孙悟空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唐僧。是她，在孙悟空大闹天空时推荐了二郎神将其抓获；也是她，在看到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时而不住叹息；又是她，在唐僧西天取经时，给了悟空一个赎罪和展示才能的机会；还是她，在取经路上帮助孙悟空度过了一个一个难关，最终使其位列仙班。从《西游记》一书中不难看出，对孙悟空的成长最关心的是观世音，对孙悟空成长帮助最大的也是观世音。在这里，观音菩萨不象一个清心寡欲的神仙，更象一个关心孩子成长的母亲。孙悟空在取经路上对观音的依赖感也不仅仅行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例如，在《西游记》第五十七回中，孙悟空取经路上又遭挫折，便去寻找观音菩萨，“行者望见菩萨，倒身下拜，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菩萨教木叉与善财扶起道：“悟空，有甚伤感之事，明明说来，莫哭，莫哭，我与你救苦消灾也””。从如此的对话中，我们感受不到大闹天空美猴王的风采，这更象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向母亲哭诉的场景。曾听人说观音和悟空的关系象情人，其实不然，他们应该是更象母子。
最后说一句多余的话，虽然从心理层面上讲，唐僧和悟空的关系象父子，观音和悟空的关系象母子，但是作者并不想说他们的关系象一家人。确实，把唐僧和观音的关系比照为夫妻，那是有乱点鸳鸯谱之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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