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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局因为无休无止的街头抗议而混乱不堪。令西方一些政治观察家皱眉头的是，在曼谷街头游行的人不是争取“一人一票”的西方式民主，而是反对“一人一票”。因为英拉的为泰党及其前身，一贯照顾北方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而农民在人数上占多数，所以，如果“一人一票”地选举，为泰党总是赢，而反对派则无法上台。反对党声称，表面上看英拉和她的哥哥他信是照顾农民，实际上是用小恩小惠来巩固自己的选票资源。他们指责他信利用农民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先“政治改革”再举行选举，这实质上是要否定“一人一票”，而由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人民议会”。
但是，“一人一票”是西方民主的金科玉律，在西方人眼里是民主的命根子，怎么能否定呢？于是就引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人一票”合理吗？会不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完美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一、西方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日显严重
西方民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那时在一个城邦小范围内有可能实行奴隶主和自由民的直接选举民主，但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后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把它理想化，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构想：每个公民都是理性的，他们一定会理性地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而当选的人自然会大公无私地代表选民的利益而尽心尽责；没当选的人也会心悦诚服地服从当选者的领导，做负责的反对派，在议会里参加理性的讨论；权力的移交自然也不会有阻力。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么理想的程度，天下何愁不太平？事业何愁不兴旺？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理想的民主制度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人们看到的现实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叫人惊恐。黑金政治、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来长远利益等等毛病已是公开的秘密。难怪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利昂?帕内塔日就议会的恶斗愤怒地对记者说：“我过去总感觉，国会领袖以及无论哪位总统，当涉及这个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时，都愿意合力解决那些问题。总是有一些界线，……我认为，眼下的状况太卑鄙了。”
美国《外交》杂志月号刊登著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美国还有救吗？》，他写道：“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说，（美国的）问题是现行政策有利于热心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改革要求政府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这种狭隘利益之上，而这在民主国家里越来越难做到。”
奥地利《标准报》日刊登题为《精疲力竭的民主政体》一文说：“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看来，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政体――其权力来自于人民――已经不复存在。权力不再来源于人民。人民虽然还被要求参与选举，但这与是否意味着确实有选择的权力无关。”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选民一人一票（当然经常有大批人不去投票）选出了议员，合法地组成了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是为了小集团服务还是为广大选民服务，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这种办法确实叫人失望，但在西方一时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它。
二、名义上的民主有可能酿成意想不到的恶果
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社会上必须有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如果谁也不想妥协，又视法律为儿戏，这一派强调宪法的这几条，那一派强调宪法的那几条，谈不拢就上街用暴力相威胁，那么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一张废纸。健全的社会需要法制，而法制需要遵法的意识。虽然泰国的民主实践已80多年了，迄今看来还是处于既超前又落后的状态，完善的过程仍然很艰难。
回顾历史，世界上曾有一些实例告诉人们：如果做事一味地理想化，希望一朝一夕就在人间建起理想的天堂，结果却往往会堕入地狱。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实行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魏玛宪法》，当时一些人认为，德国从此将从失败的废墟上崛起，并成为世界上最民主、富裕的国家。
但是，事与愿违。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们看到的是议会里不同意见的人相互谩骂，大放厥词，并在15年的时间里换了17届内阁，而议会外则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挨饿。此后的历史是大家都熟知的，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利用了当时民众宁要安定、温饱不要民主的心理，从而掌握了政权。
这段历史告诉人们：民主并不等同于一纸宪法和“一人一票”，民主还要求其他很多条件。如果一味地把西方民主理想化，一下子把西方的民主模式照搬过来，只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动乱的恶果。这种事情在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今天，名义上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很多，但极少是成功的。美国用武力在伊拉克、阿富汗强行推行民主，迄今还是爆炸声不断，人民遭殃。看看那些毁了家园、丢了性命的人们，他们又能到哪里去申冤呢？
三、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
彭博新闻社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现代历史就是发端于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这听起来或许荒谬。事实上，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故事是西方大多数报纸社论、政治评论和演讲的基调，同时也是在非西方世界影响人们看待政治发展的宏观观点。” 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中东的民主政体，因为我们的利益和良知迫使我们代表那些渴望自由的人采取行动。”
在西方这种长期的话语霸权下，今天世界上已形成了“悠悠万事，唯民主为大”的语境。这是为西方的“人权外交”服务的，目的是建立美国式的霸权。似乎当今世界唯一的问题是民主，只要民主了，其他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如果你说不能只讲民主，也要讲集中，马上就有人指责这是“独裁”、“专制”、“野蛮”。现在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人类基本的问题是要吃饭，要生存，要安居乐业。在废除了封建统治之后，理所当然的是要由人民当家作主，这在理论上没有疑问。问题是怎样在实践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不是每个问题都来个“全民公决”？西方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自称代表全民利益，创造出了多党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带有历史局限性。人们逐渐发现：“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游说集团等特殊利益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未来：全球变革的六项驱动因素》）这样的议会怎么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呢？今天西方各国缺的是一个能为人民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服务的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而现实是一批批走马灯似的政客。
但是，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要人们相信：西方国家的强盛全是拜西方民主所赐，西方民主是终极真理，西方国家的天赋使命是把西方民主推广到世界每个角落。
每个国家在文化传统、人口构成、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等方面都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各国在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方面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要一步一步来，原则是在保持社会秩序大体平稳的情况下，逐渐扩大民主，提高公民意识，进入良性循环。有人认为，泰国目前的混乱只是必须付出的“民主的成本”。这种说法太轻飘飘了，有点隔岸观火的味道。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证明：民主集中制是最合适、最有效的，我们要十分珍惜它，坚持它，完善它，完全不必在乎别人说三道四。
四、什么是民主的合法性？
西方许多政客一直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自封为判官，今天说这个国家不民主，明天说那个国家不自由。在他们看来，中国因为没有实行多党议会民主，所以中国的政权是不合法的。西方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例如英国经济学者、《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日写道：“你可能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几乎全是由西方式的民主功能所带来的。但是，民主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合法性。”他举例说，现在西方有许多国家频繁选举，似乎程序上是合法的，可是相当大比例的民众不信任政府，合法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有些学者一直在探讨政府的合法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大致归结为5条：第一，这个政府是否有号召力，提出奋斗目标，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第二，国家经济发展满意度高不高，老百姓生活是否改善或有改善的前景？第三，文化传统是否有利社会的和谐和理性处理社会矛盾？第四，大多数人在自由和秩序方面的感受如何，是否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和平等的一员？第五，政府是否能体察民情，并及时、妥善地回应老百姓的要求？
由此看来，合法性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更多地取决于政府是否能用政绩来换得人民的心悦诚服和拥护。
五、西方不得不对中国特色民主刮目相看
泰国的乱局让西方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人们不再相信西方民主。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日的文章说泰国的乱局是“凶兆”。作者说：“泰国可能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表现之一：脱离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转向新的政治模式，尤其是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亚洲一党制专制国家。”作者问道：“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呢？是失败的法国、衰弱的英国和萎缩的美国那样的西方民主模式？还是不负众望的中国和新加坡政治类型？”
马丁?雅克也说：“中国政府是一个相当称职的机构，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大有改进的必要。它们或许民主，但是它们的治国之道依旧业余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现在西方很多学者醒悟到，再也不要以西方习惯的固有的方式衡量中国了，马丁?雅克说：“就中国的个案来说，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西方式社会历史或经验之外。”
美国政治智慧库尼古拉?贝格吕昂说：“西方国家应当对中国文化、中国道路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更多尊重，不应强行向中国推销不同的政治制度。”
可惜，这些看法现在不是西方的主流意识。西方国家的某些政要有时口头上也说尊重多样性，尊重中国自己的选择，但实际上还在明里暗里挑动、扶植所谓的“ 民主人士”，寄希望于这些人在中国搞什么花、什么颜色的革命，以证明西方民主的唯一真理性。
我们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以人为本，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民主治理，永远把人民的安居乐业放在第一位。至于别人学不学中国，那是人家的事，不取决于我们。他们要学，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无法照搬。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日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可以借鉴中国经验》，认为中美之间应互相学习，文章建议美国：“政府应当经常举行选举投票，调查选民的观点。不过，政府还应当组建由‘智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在选举圈外制定长期计划。”如果真这么做，不是有点像中国的政协了吗？
六、西方的民主偏见比无知更害人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至少近20年来，西方很多人戴着“民主”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得出的结论令人啼笑皆非。他们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一口咬定：“民主”的印度一定比“独裁”的中国好。
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前后，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大大加快，从3%左右的所谓“印度斯坦速度”上升到8%―9%。可是，令西方不解的情况似乎突然出现了。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不久前，印度国内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认为该国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但印度非但没有赶上中国，却反而开始倒退了。”客观原因当然是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但这样的外部条件对印度与中国来说是一样的，而两国的表现却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给那些为印度“民主”大声叫好的西方人带来了难堪。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先生先是2014年年初在孟买的印度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次演讲，继续为印度民主叫好打气，继而在西方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西班牙《国家报》日也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极为鲜明：《自由应当超越独裁》。原文提要如下：“令人悲哀的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预算赤字、腐败、透明度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都不如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
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显然不如最大的独裁国家？之所以用‘显然’一词，是因为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任何自由的捍卫者都希望自由国家能发展得更好。”
阿什先生的语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可是，阿什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为什么”不探个究竟呢？比如，印度的“民主”真的那么好吗？中国现在真的是“独裁”吗？难道中国下决心改革开放，推出那么多新政策，今天又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建设美丽中国，这些都是“独裁”的结果吗？
曾经有许多人相信，只有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才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之所以坚信西方式的民主不能照搬到中国，得益于我在印度工作8年的见闻，领教了那里的多党议会民主。可以说，印度所有的政党都在纲领中宣称自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穷人的利益。这样的宣言已经唱了60多年了，结果怎样呢？人民不需要一些政党在竞选时争着给他一块糖吃，而是需要有远见、有魄力、有权威的政治领导人能从根本上推行为全民造福的政策，从而使每个国民自己有钱买糖吃。
外人往往不知道印度的实情，而只听到西方的煽情宣传，说印度如何如何好，而中国又如何如何不如人家。例如，有人说印度人看病不花钱。我真感到惊讶。我在新德里时看到，公立医院看一些小病确实不要钱，就诊环境如何就不去说了，但那也只是在大城市。据日法新社报道，印度农村发展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在新德里一个论坛上说：“众所周知，印度的公共医疗系统已经崩溃。……在印度许多贫困地区，公共医疗系统根本不存在。”
阿什先生给印度鼓气说：“印度，加油！……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真怪，按西方的逻辑，印度不是早在政治上击败中国了吗？何待将来？不过我也想说：“印度，加油！”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国要探索自己的路。印度的民主慢慢总会改善吧，虽然路很长很长。印度领导人也很有信心，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日在力挺预算提案时声称：“什么也阻挡不了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将和美、中并肩而立。我们拥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切资源，但只有努力工作并尊重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还说：“我们没有做蠢事的余地，也不能做任何不理智的事情。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
中国与印度是友好邻邦，虽然有一些分歧和争端，但共同点也很多。鲁迅先生曾说过：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希望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同时富强起来。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4/09
(责编：王倩、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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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与西方眼中的“中国谜题”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题：中国奇迹与西方眼中的“中国谜题”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杨丁淼
“中国奇迹”在西方一些人眼中是一个难以参透的“谜题”。以其对社会主义的旧有认知审视，结论与现实是不符的；以其对政治经济的传统理论解析，结论与现实是悖离的。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当口，解码“中国谜题”对于西方来说十分必要，因为这可以帮助其瞭望“中国的未来”，也帮助其瞭望“世界的未来”。
（小标题）信仰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什么成功领导了现代化
“一个古老文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推进现代化，尤其这一进程还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
以英国《金融时报》为代表的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一个“中国谜题”。以前，他们曾误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在东方的成功”。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袁方成说，“中国奇迹”不能仅找“经济原因”，还要找“政治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领导和最广整合功能，首先保证了政治秩序和发展环境的稳定。
中国共产党既保持“定力”也保持“活力”，既坚守底线又与时俱进，在“不变”与“变化”中始终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者。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曙光表示，“不变”的是信仰、信念、纪律、担当和战略定力，“变化”的是形势、任务、政策和国内外挑战。
他说，以“不变”应对“变化”，以“变化”充实“不变”，正是中共发展壮大并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呈现出的动态演化趋势。
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优势还在于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并贯彻始终、高效执行。“中国规划”能使当下与未来目标啣接，短期与长远利益结合，这在“走马灯”式更换执政党的国家是无法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实践中有效避免了政党更叠而导致的‘短期行为’和‘否决政治’，保证了国家大政方针和战略目标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陈曙光说。
美国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冲突的过程，而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政治组织则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力量。
“中国谜题”的首要答案，就是中共这个现代化的“政治组织”。
（小标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充满活力
在西方眼中，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是一对悖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令他们极度困惑。
事实上，如果简单的在概念层面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元对立起来，往往会遮蔽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空间、鲜活经验和内在活力。
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黄相怀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性务实、头脑灵活、适应性极强的执政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采取实事求是的发展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均实行改革，但结局却截然不同，就是因为中共坚守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边界。
在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型中，效率和民主的矛盾，在实践中无法调和。而中国经济奇迹的事实表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是不同的，中国经济的活力正是来自于两者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天生排斥、格格不入的。”陈曙光说。
中国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有机地结合，避免和消除了市场经济天然的缺陷，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中共2013年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体现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普遍规律。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是指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燕继荣表示，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其滞后性积累供求失衡风险，任由其自由发展必然导致崩塌，以政府调控治理保持合理的张力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不断创造性地丰富调控的内容、内涵，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与相机调控组合而成的“巧调控”，令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供给侧改革不断取得突破，经济发展在新常态下不断提质增效。
（小标题）走向国强民富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西化”
西方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物质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在政治上提出“西式民主化”的诉求，最终照搬西方政治制度。
“中国绝不会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如此描述中国的发展道路。
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西方某些人看来，要么是西方国家，要么是“西方化”的国家，而中国是那么的“不同”。
的确，中国拒绝“西化”有着清晰的历史和现实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朴素的大同思想，这与社会主义价值密切相关。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产生于西方，却与中国文化天然契合，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并不断“中国化”。
“人民至上”而不是“资本至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政治上不会“西化”的重要原因。
近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传统强国。同时，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中共承诺，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失败教训历历在目：不顾历史和国情去盲目“西化”，令国家和民族陷入混乱、跌入深渊。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读懂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的这句话，有助于世界更深理解中国道路的前景。
中国并非固化地在非此即彼的发展模式中做出截然的取舍，而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逐步塑造成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表示，“不搞西化”是民族自信和中国逻辑的体现，是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求人类美好理想的体现。
（小标题）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影响世界
经济低迷、社会动荡、民粹主义、民主迷思……乱象与危机浮现于曾经自我感觉优越的西方，西方分析家们将“崛起的中国究竟如何影响世界”，作为其重大关切之一。
“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实现复兴，其影响是深远的，使全球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这是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论断。
资本主义萌起于欧洲时，中国的精美瓷器与典雅园林也走进普鲁士和奥匈的王宫。
如今，中国班列、中国制造与中国资本进入更广阔的欧亚大陆。大发展的中国与世界正水乳交融。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中法建交５０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话语给世界留下极深印象。
“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如今，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中国狮子”不断用共同发展的善意邀约，化解世界对“中国威胁”的疑忧。
习近平主席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事实正在证明，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是和平而不是动荡，是进步而不是倒退。
这种机遇和进步，正体现在中国领导人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近年来，中国连续实施开放战略布局，提出“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成为推动全球再平衡和国际格局再优化的积极力量。
放眼国际，中国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传递出中国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各国繁荣发展相向而行的强烈讯号。
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正在以新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中央——不再局限于供应物美价廉的有形产品，而是贡献更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提供更多促进全球开放包容普惠的国际公共产品。
正如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所言，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包容性战略，让他国分享中国崛起的成果，将自身发展作为推动世界繁荣的积极因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