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何为没能统一三国, 只因刘备曾错过的四大猛将!刘备何为没能统一三国, 只因刘备曾错过的四大猛将!历史八卦综合证百家号刘备做三国时期蜀国的开国皇帝，比奸诈的曹操与“富二代”的孙权身世低的多，可是刘备可以在战乱中兴起，这离不开刘备的忠义侠肠，知人善用等等可贵可贵的心性。从草庐三顾中就可以看出，刘备并不是一个不吝才的人，那这么一个有志之士为何没能获得终究的成功，统一全国呢?这不得不从刘备从前错失的四大猛将说起，这大概在刘备的政治志向中是一大怅惘。一、插肩而过的太史慈太史慈是三国东吴的名将，当年曾与孙策一场龙争虎斗，让人永久记住起那个生龙活虎，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这么的人物，居然与善良的刘皇叔擦肩而过，从前有过一个时期的唏嘘。那么太史慈为何不投靠刘皇叔。这里边是不有啥隐情。透过前史的云雾，江湖觉得本来太史慈是个有脑筋的人，比起其时的名将，他毫不逊色。不只仅武艺超群，并且才智特殊，事实上太史慈是一员儒将。那么太史慈为何不投靠刘备，江湖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其一，刘备和自个心目中的人物不相同。太史慈是个很有脑筋的人物，不是他人三句话就能感动的弱智青年。当然太史慈奉妈妈的命曾去挽救北海太守孔融时，曾与刘皇叔有一面之缘。当年的刘皇叔一传闻孔融要叫自个挽救，其时冒出了一句话：“孔北海知人间有刘备邪”，给人一种急需得到他人供认的嘴脸，彻底是一种献媚的着重，这与山东好汉太史慈的心彻底方枘圆凿。其二，刘备在其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却是北海太守对太史慈母子非常照料，为了报孔融的大恩，太史慈单人匹马杀出重围，前来面见刘备，得到刘备的帮忙，杀退重围，完成使命，全身而退。其三，刘备不注重太史慈。太史慈信义笃烈，有古人之风。可是刘备并没有格外的爱惜，这就叫缘分。最初刘备第一眼看到赵云的时分，书中描写到：与赵云相见，玄德甚相爱戴，便有了不舍之心。而对太史慈，刘备明显并没有表明很明显的请求。其四，刘备的名望不够大，其时的刘备仅有关张罢了。太史慈回家今后，就参与了刘繇的部队。前史上的刘繇本来也是一自个物，不只为官清凉，并且法律很严厉，关于浊世本来有一定的约束力。其时人撒播，只需得到刘繇朋友，就像得到了龙与麒麟相同。其五，刘备手下的将军如关羽张飞，不能容人。尤其是关羽，平常很是傲慢，瞧不起他人，致使他人在他手下干事很有压力。即便后来，马超投靠后，关羽还一向闹闹嚷嚷要与马超单挑。太史慈曾与刘备在一同独自生活过，太史慈是个明察秋毫的人，天然了解自个在他手下兵不能有太大的开展。其五，刘备甘于现状，其时并没有想一统 全国的豪情壮志。刘备是个对比满意的人，尽管他罕见宏愿，小时分乃至宣布要做皇帝的誓词，不过大多是玩话，当一代名将太史慈来到面前时，刘备并没有想着进一步的开展。一个小小的平原县长就足以让此公陶醉了。假如后期不是与曹操争锋，被逼的无处可逃，很难看出这自个有啥大的野心。第六，太史慈尽管勇敢，其时并没有名望，连许邵都没有称誉过他。其时的人想要高人一等，要么需求他人的引荐，要么需求名家的赞许，要么得到军阀的故意重用。太史慈是个儒将，切不喜爱虚名那一套，所以连刘备对他都有些小看。不过，出水才见两腿泥。太史慈后来不俗的体现，尤其是在江东战场上跟着孙策，英豪相惜，一路披荆斩棘高歌猛进深得其时军阀的喜爱，就说曹操也对太史慈刮目相看，给太史慈寄了一封信件，以箧封之，内无多物，而放了少数当归，涵义太史慈应当向其投诚，其见重如此。二、志同道合的张辽刘备及关羽都对其很是敬仰，早在与吕布同守徐州之时，便已有相识。三国武将中，与关羽联系对比好的魏国名将，即是张辽和徐晃。尤其是张辽，和关羽还有根由。当吕布白门楼被绞死的时分，张辽从前大骂曹操，曹操要杀张辽，玄德攀住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合理留用。”云长曰：“关某素知文远忠义之士，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后来咱们知道，张辽对曹操奉献很大，尤其是威震逍遥津，以七千之众大破十万大军，差点活捉孙权，经此一役，张辽威震江东，声名大噪。那么刘备已然知道张辽是一个有忠义的人物，并且武艺高强，有勇有谋，为何不自个藏着用。也即是刘备为何不藏着自个用?其一，刘备与张辽没有时机独自碰头。此刻刘备在曹操处，一举一动都要遭到曹操的监督，拿下徐州以后，吕布的戎马都要遭到曹操控制。刘备没时机也不行能与吕布手下的将军们碰头，关于被俘的吕布旧将，要么受死，要么屈服，别无他途。其二，刘备此刻没有和曹操撕破脸，曹操现在是大汉丞相，又是汉献帝身边的红人，把张辽引荐给曹操，间接地是为朝廷效能。曹操此刻待刘备情如朋友，又杀了吕布，除了刘备的心头大患，作为报答，当然要把张辽这么的人物献给曹操。其三，可以让张辽活命的只要曹操，曹操是进犯徐州的总指挥，他想要张辽的命，谁也管不着。情急之下，救命要紧。张辽素怀忠义之心，刘备与关羽不想让张辽受戮，天然要把张辽交给曹操，期望曹操放他一马。其四，张辽骂曹操，这让曹操很敬服他的勇气。吕布从前很牛气，虎牢关迎战三英，成果被曹操抓住，卑躬屈膝，乃至让刘备说情，张辽却破口大骂：“吕布匹夫!死就死呗，有啥怕的!”曹操觉得这自个面善，张辽说：“濮阳城中从前相遇，怎样忘记了?”操笑曰：“你本来也记住!”辽曰：“仅仅怅惘!”操曰：“怅惘啥?”辽曰：“怅惘当天的火不大，没有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道：“你是我手下败将，怎样还敢凌辱我!”拔出剑来，要亲身杀死张辽。张辽一点也不惧怕，伸出脖子在那里等着。曹操是一个很古怪的人，摇尾乞怜的吕布他不喜爱，偏偏对张辽骂骂咧咧的张辽情有独钟，在刘备关羽的劝说下，亲身为张辽解开绳子，脱下自个的衣服给他穿上，张辽很感谢，就归顺了曹操。因而，尽管张辽与刘备手下关羽彼此赏识英豪相惜，可是没有在一同的时刻。张辽屈服曹操以后，曹操对张辽很关怀，因而张辽再也无换岗的想法。张辽尽管没有屈服刘备，但对关羽仍是心胸内疚，因而屡次斡旋关羽，首次是刘备兵败徐州，关羽被围土山，幸得张辽屡次斡旋，关羽才得以保全自个及其二位嫂嫂的性命。第2次是过五关斩六将时，如若不是文远屡次求情、并及时护卫通关文书，关羽和二位嫂嫂及其百余侍从不行能全身而退。本来，其时刘备仅仅曹操门下的一名将领，假如他敢招降张辽并将引来曹操的杀机，想最初煮酒论英豪，刘备吓了一身盗汗，可见刘备的胆怯慎重，因而，他是不行能做这种风险性极大的事的，因而他虽替张辽求情，却不敢容易招降。三、骁勇忠心的张任张任的直接领袖是刘璋，刘璋对张任也很注重。公元前212年，刘备前来进犯刘璋，刘璋和刘备在这次作战中，刘备将刘璋戎行打败，并占据了涪城。第二年，刘璋决议主动出击征伐刘备，刘璋差遣了张任、邓贤等将领在涪县迎击刘备。刘备带领了许多战士，给了刘璋戎行重重一击，张任眼看就要失利了，便带领战士退守到绵竹一带。刘备乘胜追击，想要一举消灭刘璋的主力。不久以后，刘备率兵攻入了绵竹。刘璋让李严率兵抵挡刘备，可是李严不战而降将绵竹拱手让给了刘备。张任率兵退守至雒城，和刘璋的儿子一同抵挡刘备戎行。不一会儿，刘备带领大军攻入了雒城，刘备让将领率兵包围了雒城，张任在雁桥抵挡刘备戎行。随即，张任便被刘备捕获了，刘备早就传闻张任骁勇忠心，不想杀戮张任。刘备差遣了一位将领前去压服张任让他投靠刘备，张任义正言辞地提到，自个终身不会服侍两位主人。张任情绪坚决，一直不愿向刘备屈服。刘备听了使者的答复，非常敬服张任的时令和言辞。已然，张任不愿屈服，刘备命令将张任杀死。张任文武全才，只怅惘死得太早。若刘备对其不因其杀庞统而怨恨其，而是对其礼贤下仕，如张飞义释严颜相同，再对其动之以情，想其一定死心屈服。那时蜀汉岂不又多了一个员大将?四、有缘无份的庞德庞德原为马超部将，因其患病所以才未被派去救刘璋，否则，后必随马超降刘备了。本来即使其其时因病未有收降，若刘备有收其心，想也不难。只需让马超暗书一信，再潜人与张鲁手下的杨松，使反间计，想必能使其来投刘备的。庞德与刘备无缘，这一点让许多三国迷非常怅惘。那终究为何庞德没有与他的前领导马超相同归顺刘备呢?今日小编说一下：首要，为何庞德没有与马超一同向刘备屈服。是因为其时马超应张鲁请求南征刘备，其时庞德患病留在了汉中。所以当马超降刘时，庞德仍然还在张鲁处养病。随后曹操征张鲁，庞德就随张鲁向曹操屈服了。其次说说庞德和马超的联系。庞德一开端是马腾属下的校尉，随马腾一同参与迎战高干，郭援的战争，并成功砍下郭援的头颅立下战功。随后马腾进京，庞德就开端跟从马超。但时期马超对庞德对并没有非常注重，所以本来庞德与马超拥有的是上级与部属的联系，并没有很强的情感相关。第三说说庞德随于禁帮忙守樊城。本来在动身之前，曹营方面就有庞德之兄庞柔在刘备处供职而置疑庞德的忠诚度。其时庞德做出了以下的表态，曹操才让他随于禁出征：庞德闻之，免冠磕头，流血满面而告曰：“某自汉中屈服大王，每感厚恩，虽粉身碎骨，不能补报;大王何疑于德也?德昔在故土时，与兄同居，嫂甚不贤，德乘醉杀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见，恩已断矣。故主马超，有勇无谋，兵败地亡，孤身入川，今与德各事其主，旧义已绝。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异志?惟大王察之。”从这一点来说，庞德的话现已放出口了。假如以后再降关羽，他本身的名声都在将来有着非常大的污点。各位请想，若刘备五虎将加魏延再加上这四员大将一定气势大震。孔明坐震成都，然后派张任、严颜、魏延等守把西川南部，以拒南蛮。派马超、马贷、庞德等守把汉中，以拒羌兵。派张辽、关羽等守把荆州，以拒东吴。(攻击派关，守城留张。以张辽的沉稳和策略，未必会被东吴狙击)最终留张飞、赵云、黄忠、太史慈做为攻击长安救援各路的援兵。这么一来，何愁全国不定?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历史八卦综合证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一起畅游历史情节故事相关文章您还可以使用以下方式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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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启示
《三国演义》的启示一一谈谈历史题材创作的“边界”问题关键字：历史题材创作文学叙事历史叙事[内容摘要]文学的想象与虚构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叙事的制约是 目前学界关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三国演义》是中国文 学史上最成功的历史小说，考察一下这部小说的文学叙事和它所主要依据的史 书《三国志》的历史叙事做一些比较，看看前者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后者的限 制，对丁o我们今天的历史题材创作是有重要借鉴价值的。近年来随着历史小说、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大量涌现，关于历史题材创作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创作的一般原则问题也渐渐受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关注。应 该说，对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的阐释是一件具有重要学术价 值与现实意义事情。本文拟以《三国演义》为例来探讨一下历史题材创作的 “边界”——文学想象与虚构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来自历史事实的限制 ——的问题，以期借助古人的智慧与经验来为我们当下的创作实际提供有益的 启示。一、当下历史题材创作的成绩与问题首先我们有必要做一下概念的区分。所谓“历史题材的创作”是指通常意 义上的历史小说与历史剧（包括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即基本上按照史籍记 载的线索来创作出的文学艺术作品，事件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人物是 历史上确曾有过的人物。此类作品也可以被称为“历史正剧”。至于那些“戏 说”类作品，即借用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完全凭借虚构来创作出的小说或影视 剧不能算作是“历史题材作品”。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戏说乾 隆》以及后来受到普遍欢迎的《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铁嘴铜齿 纪晓岚》、《宰相刘罗锅》之类，均不应看作是“历史正剧”，故而不在本文 讨论的范围之内。顺便说一句，本人对时下许多学者从历史事实角度对这类 “戏说”作品进行的批评深不以为然：人家并不是在写历史剧，你何苦非要用 历史剧的标准来考量人家呢！既然“关公战秦琼”、“宋版《康熙字典》”之 类可以在曲艺节目中引人一笑，我们又何必用历史上纪晓岚与和珅的年龄差距 来批评电视剧的失实呢！如果我们非要用历史的标准来批评这类“戏说”的编 导们，也就难怪人家明言要“气死历史学家” 了。20多年来我国的历史题材创作毫无疑问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的，对此我 们绝对不应该视而不见，更不应该因为此类作品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而否定 其价值。“不以一眚而掩大德”应该是我们对待此类作品的基本态度。那么历 史题材作品究竟有哪些值得称道的成绩呢？我以为至少有下列几项：其一、满足了广大接受者的审美需求与乌托邦想象。我们知道，商品关系是最缺乏诗意与乌托邦精神的。随着商品大潮的涌动，我们现实中的人际关系 也呈现日益“物化”的趋势。人欲横流、拜金主义、利益原则越来越影响到人 们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人需要精神生活，需耍想象与 幻想，需要心灵的安顿与超越，乌托邦冲动永远是挥之不去的精神潜能。因此 回到古代，借助于再现古人的精神风貌与生存智慧，庶几可以弥补当下精神世 界的贫乏，可以寄托现实中日益远去的人文关怀与意义诉求。于是古代的“圣 主明君”、“贤臣良将”们就应运而“复生” 了。古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 与现代社会当然有诸多圆凿方枘，扞格不入之处，但在当前精神萎靡、价值失 范、人们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却恰好能够“乘虚而入”，为人们提供想象的空 间，使心灵获得“暂住”之所。其正面意义与负面作用委实难以一言以蔽之。古人的亡灵何以竟会得到今人的青睐，就更深刻的原因来看，乃是因为其 深层精神的相通性。用高科技的现代媒介来演绎古人的生活、传达古人的精神 风貌，这本身就是颇可玩味的现象。中国古代文化的生命力之顽强是超出人们 的想象的。近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对传统文化发动的数番强大攻击实际上也仅 仅毁掉了它的皮毛而已，情况似乎是，越是具有惰性，越是落后的东西，就越 是难以摧毁。与古人相比，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毋庸 置疑的是，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东西依然很多——这正是古代文化得以延续的 现实基础，也是人们可以借助历史题材作品寄托精神的现实基础。例如“清 官”，这原本是古代百姓千百年中在想象中自我安慰、维持心理平衡的文化符 号，也是统治者积极参与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但是在今天的历史剧中这个文 化符号依然占据很大份额，依然满足着人们的当下精神需求，这难道不发人深 省吗？又如所谓“知遇之恩”本是古代选士、任官制度的产物，其基本精神与 现代的民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今日的历史剧中却依然作为正面价值被 阐扬，而且还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这也是很有象征意味的现象，再如“英明 君主”也是早应该遭到摒弃的文学想象，但在时下的历史剧中，依然充斥着他 们的身影。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看，这些现象也许是应该遭到否定的，但是 从现实的审美角度来看，它们的确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也还有其积极价值。其二、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尽管存在着价值观念上的错位现 象，但就其主流而言，历史题材的作品还是起到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作 用，并且可以增强民族认同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间无疑是西方文化大 举进入中国文化领域的时期，从哲学、社会科学等理论层面到日常生活的文化 消费层面，西方文化几乎无所不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与 文化认同意识都受到严重挑战，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就更是如此。历史题材 作品，从总体上来说是以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和对中国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事 件为描写对象的，这可以使那些对自己的历史所知甚少的人了解中国古代曾经 有过的辉煌，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也可以增强人们振兴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能够唤起人们自觉的民族认同意识正是这类作品得以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 是其存在之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之一。其三、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近年来那些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实 际上都包含着深切的现实关怀，也包含清醒地历史反思意识，有的还相当深刻 历史具有延续性，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常常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再现。透过历史题材的作品，人们会对现实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不是所谓“借古喻今”， 而是提供前车之鉴。当然，当前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严重的，最为批评者所诟病主要有下列几项：一是知识性错误，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硬伤”。由于作者或编导者历史知 识有限，再加上敬业精神不足，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硬伤”就在所难免了。 如果严格按照历史记载来看，此类作品中的“硬伤”可以说俯拾皆是。二是价值观问题。在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价值取向方面问题， 有的作者站在古人的立场上演绎历史故事，例如过于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对 某些早应该抛弃的陈腐观念持认同态度等等、有的则片面追求“翻案”效果， 无视历史自身对人和事所作出的评价。三是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历史是极为复杂的，一个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往往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为了追求所谓艺术性，将复 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从而构成文学叙事的戏剧效果。例如许多作品都把历史 人物的行为动机归结为个人的情感或心理原因，这就遮蔽了实际上的复杂性， 很容易培养起一种简单化的历史观。其他问题还很多，诸如爱情情节的泛滥、过于追求传奇性，甚至有的带有宿命论倾向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当下历史题材创作具有不容置疑的积极意义，为广大接受者所喜闻乐见，但是也的确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二、从《三国演义》看历史题材创作的“边界”问题所谓“边界”是指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差距的限度。这个问题一直是 学界讨论的焦点，也是历史题材创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 《三国演义》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历史小说，因此让我们看看《三国演义》文学 叙事与其主耍依据的《三国志》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至少可以 为我们把握这个“边界”问题提供有益的参照。首先让我们看看《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价值观上的区别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成书于元末明初，这是学界定论， 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呢？就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演变来看，这正 是宋明理学由士人阶层的意识形态渐渐转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时期。儒家之道 已然成为社会文化之主导价值取向。贯穿《三国演义》的价值观念正是这一元明之际特定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在这里刘备集团是作为儒家之“道”的象征 而被美化的。刘备之仁、关羽之义、孔明之智与忠、张飞之忠与勇、赵云之勇 与信，无不显现着“道”之诸义。曹操集团则是失去了 “道”之依托的纯粹强 权。在这个集团中，“权术”与“利害”乃是维系其稳定的主要纽带。至于孙 权集团则介于二者之间，在价值立场上并无独立的归属。这样《三国演义》的 文学叙事就将历史上的军阀混战成功地改造为道义与强权之间的二元对立，一 部《三国演义》就是在这种“道”与“非道”之间的矛盾对立中展开其故事情 节的。我们再来看《三国志》。这部历来被尊为“良史”的名著成书于晋武帝太 康年间。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从士人心态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学术的演变来看，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所谓“解放”当然是针对两汉经学精神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而言 的。汉代经学是先秦儒学之变体——作为子学之一，先秦儒学乃是在野的士人 阶层（布衣之士，或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乌托邦精神之显现，是活泼泼的 社会批判理论。而作为经学的儒学却是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统治者通过 将诸经立于学官，并设置经学博士、置弟子员，亦即使经学与仕途直接相联系 的策略，诱使士人阶层就范。于是士人阶层果然竞相驰骋于“通经致用”、 “经明行修”而后为官的道路，以至于为争立某经于学官而势同水火。与此同 时，经学也就渐渐失去先秦儒学那种社会批判精神，而成为纯粹的教化工具。 “三纲五常”即是其核心所在。到东汉之末，人们的思想已经被禁锢到无以复 加的程度。于是“解放”也就在孕育之中了。连道学家程伊川都说：“若谨礼 者不透，则是佗须看《庄子》，为佗极有胶固缠绕，则须求一放旷之说以自 适。……如东汉之末尚节行，尚节行太甚，须有东晋放旷，其势必然。” [1] (P298)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只是，所谓“放旷”却不必等到“东晋”才有， 三国及西晋时已然开始“放旷” 了。钱穆先生说：东汉“过分重视名教，其弊 为空洞，为虚伪。于是有两派的反动产生：一、因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为 循名责实，归于申、韩。二、因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庄 老。” [2] (p223)这是指汉末魏初而言的。这种对儒家名教伦理的否弃，对庄 老申韩的推崇，导致了士人阶层对个人才性气质的高度重视，也导致了他们国 家观念的淡漠。钱穆先生说：三国之时，士大夫“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 吏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没有中央的观念。……国家观 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 半节已有此端倪，至三国而大盛。” [3] (P217-218)这就是说，这是一个“争 于气力”的时代，人们普遍崇尚实力而对名教伦理不大看重了。司马氏集团执 政后虽然复提倡名教，标榜“以孝治天下”，但是却无法再骗过己然觉醒士人 阶层了。在阮籍、嵇康之类的名士看来，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场闹剧 而已。陈寿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历史语境中来写《三国志》的。在他的心目中， 绝没有将魏、蜀、吴任何一方当作“善”或“道”的承担者，而将其对立一方 视为“恶”的承担者的意思。他只是看重人的才能、气质与个性魅力，看重成功与否，而不注重抽象的道德观念。其评曹操云：“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 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韩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 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 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3] (p44)这里主要是称赞曹操 的才能、机谋与功业。其评刘备云：“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 之风，英雄之气焉。及其举国托孤丁o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 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4] (p715)这里除了能力 智谋的赞誉之外，还有对刘备之为人及其君臣关系方面的赞扬。这是不同于对 曹操的评价之处。又评孙权云：“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 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 弥以资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 ” [5] (P911)对孙权的批评多一些，然而也主要是针对其个性方面。由此可见，陈寿撰《三国志》所依据的价值标准与《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迥然不同的。或许是因为刘备个性较为宽和，其与臣下之关系亦较为亲密，故 而为史家所称道一一因为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并不受时代 语境的左右。小说家在以文学的方式重新叙述这段历史时，因受到道学话语之 影响，须寻一 “道”之承担者，并确立善恶对立的叙述模式，于是依据史书原 有之痕迹以敷衍之，故“善”尽归于刘氏，而“恶”尽归丁o曹瞒。其次再来看《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知识层面的差异。尽管《三国演义》历来被认为是最忠实于历史叙事的文学叙事，但在基本知识层面上二者之 间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例如对了o诸葛亮的描写就很有代表性。据《三国志》 载，“然亮才，丁o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子将略。” [6] (p743) 明言诸葛亮善于治军理民而不善丁o将兵作战，但在《三国演义》中却把他描写成用兵如神的军事天才。其他如“草船借箭”、“连环计”、“借东风”、“华容道”等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故事或者属丁o张冠李戴，或者纯属文学虚 构，均为于史无征的故事。从以上简单的对比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在基本价值观念层面上还是在史实层面上，《三国演义》的文学叙事与《三国志》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差异都是很 大的。这对我们今天的历史题材创作具有哪些启示意义呢？首先，历史题材创作在价值观念上应该立足于当下文化历史语境而不应该恪守历史叙事的原有立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产生时代不同，文化 历史语境不同，故而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也迥然不同。这里固然有现实条件的制 约作用，但同时也是作者自觉选择的结果。我们今天的历史题材创作与批评也首先要解决价值立场问题：是“以古释古”，还是“以今释古” ？必须做出选 择。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那篇讨论历史剧的著名的信中曾告诫拉萨尔说，如果 在的剧本中能够让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的代表“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背景”， 那么“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 来”。[7] (p574)这就意味着，历史剧的题材是历史的，但思想或价值观念 却必须是现代的。其次，对于所谓“知识性”错误应该有清楚界定。当前关于历史剧的讨论 中，举凡来自历史学界的声音基本上都是否定性的，而最不能令历史学家们容 忍的就是“硬伤”，即知识性错误。如果我们将《三国演义》视为成功的经验， 则所谓“硬伤”也就需要重新审视。毫无疑问，有些明显的基本知识的错误是 不能容忍的，例如让人物以自己死后的谥号自称或让唐宋时代的人物穿着明朝 人的服饰之类。而至于说到人物与事件的重新安排与组合、让古人说一些后代 甚至现代才有的词语、增添一些于史无征的情节与人物乃至对早已有“定论” 的人物与事件的重新解释，等等，在我看来均属于文学叙事的权利，完全是可 以由作家自己做主的。第三、历史题材的作品应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三国演义》之所以成功，成为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名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 学性与审美价值。相比之下，《东周列国志》之类过于恪守史实的作品就难以 望其项背了。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曾提出对历史剧三大要求，其中之一就 是“莎士比亚情节的丰富性与生动性”，这也应该是今日历史题材作品的基本 标准。在这一点上前些年在大陆和港台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堪 称楷模，该剧在设置矛盾冲突与悬念，以及情节的紧凑、人物的丰富生动方面 都是同类作品中出类拔萃的，至今无出其右者。历史剧只要冗长拖沓，即一无 可观。那么《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题材作品，究竟为什么能够家喻户晓，成 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经典呢？从文学叙事的审美特性角度看，我想大约有下 列三个方面的原因，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的历史题材创作应该借鉴的：其一、以写人为主，叙事为辅。《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一个最显著 的区别是前者非常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而后者更注重叙事。纵观古今中外的 历史题材作品，凡是成功之作，必定有若干鲜活的人物形象，而历史著作则只 要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重要的历史事件描述出来就可以成为优秀之作了。 写人还是写事——这可以说是历史与历史题材创作的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历史 固然也写人（例如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往往栩栩如生），但那是为了使历史事件 更加真实可信；历史题材作品固然也要写事，但这是为了凸现人物性格采取的 必要手段。《三国演义》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主要是靠那一大批鲜活的人物 性格：曹操的狡诈多疑，刘备的宽厚仁慈，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杨修的扬才露 己，关羽的忠勇重义，张飞的勇猛暴躁，赵云的诚笃神勇，阿斗的愚钝昏 庸……这些形象通过小说的精心刻画，都成为活在读者心中的艺术形象。我们 今天评判一部历史题材作品成功与否，其关键之点也是看人物是否活起来。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绝然不会成为好的文学作品。其二、叙事的戏剧性。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注重戏剧 性而后者注重客观性。比较《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叙事方式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这种区别。《三国演义》虽然在总体上是依据历史叙事来构置情节的， 但在讲历史事件情节化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融入了大量传奇性、戏 剧性的内容，例如关羽降曹并受到曹操的礼遇、最后又归附刘备是史有明文的， 但过五关、斩六将以及古城会等等情节则是小说家的虚构。正是有了这些虚构 的戏剧性情节，关羽才成为令人难忘的人物的。至于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连环 计、蒋干盗书、借东风等情节充满传奇色彩，都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尽管并不 符合历史事实，却正是文学叙事的权利。其三、在人物和情节的描写中融进丰富而细腻的人生体验。历史叙事最为关注的是材料的丰富与可靠，文学叙事则要求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对于历史题 材的文学创作来说，历史叙事提供的是筋骨，作家要做的是为之灌注血脉。人 生体验就是作品的血脉。这也正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根本差异之一 在作品中人生体验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渗透到全部细节与场面之中了。例如 刘关张三人之间从历史叙事中的君臣关系被文学叙事改造为兄弟关系，就融进 了丰富而深刻的情感体验，这正是作品打动人的地方。看今日的历史题材小说 或影视剧，凡成功之作无不在作品中灌注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可见古今 却有相通之处。[参考文献][1] 二程遗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 陈寿.魏书?武帝纪[A].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0.[4] 陈寿.蜀书?先主传[A].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0.[5] 陈寿.蜀书?吴主传[A].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0.[6] 陈寿.诸葛亮传[A].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0.[7] 马克思.致费迪南?阿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 o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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