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机电技术(中央机器厂)1
(中央机器厂)
第一章中央机器厂（上）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加强资源调查并筹划重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与航空委员会于1936年9月开始筹建机器制造厂，11月成立以王守竞为主任委员的筹委会，着手在湖南湘潭建厂，计划陆续建设飞机发动机、原动机、工具机、汽车等分厂，战时还可以制造坦克。抗战爆发后，航空委员会单独筹建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资源委员会则将机器厂改建在云南，1939年9月中央机器厂在昆明黑龙潭正式成立。战争使机器厂建设计划大为缩减，但中央机器厂在技术方面仍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自办机器厂的高水平。1946年10月，资源委员会组建中央机器有限公司，所辖中央机器厂改称昆明机器厂。1953年昆明机器厂易名昆明机床厂，隶属机械工业部。
王守泰先生谈王守竞、建厂与产品
　　王守泰（），江苏吴县人，昆曲家与科学书籍翻译家王季烈（）之子，东南大学动力工程系教授，机械工程专家、昆曲理论家。
　　访谈时间：1990年5月23日；访谈地点：东南大学四牌楼蓁巷。
　　王守竞像1935年秋或1936年上半年我在德国遇见王守竞王守竞（），江苏吴县人，物理学家。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国留学。1927年成功地用量子理论分析氢分子现象，192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曾在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任职，1933年参加国防设计委员会，投身工业建设，1936年负责筹建机器厂。1942年当选中国物理学会副会长。1943年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负责购买器材、物资，安排留学生等。我当时在德国AEG（Allgemeine ElektrizittGesellschaft）当工程师。该厂生产动力机械等，包括炼钢用的电炉。一个星期天，王守竞来找我，托我找点关于电炉的资料。我给了他一些资料。他不让我到旅馆去看他，怕那里住的日本人看见。第二天他就走了，可能是回国了。他再三让我保密，以防让日本人知道他的行踪。当时日本人对中国搞工业建设非常注意，已经注意资委会（NRC）筹建机器厂了。后来，王守竞并没向德国买电炉。
　　王守竞买机器的总机构设在美国。关于买机器，你可以找张乔啬。他在北京，是铁道部的顾问。他在美国跟王守竞买机器。知道此事的人，现在只有他一个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是季岳忠，现在江西。可以写信问一问昆明机床厂，了解他在哪儿。季岳忠是筹备建厂时跟着王守竞的。昆明机床厂的沙莹光副厂长曾找过季岳忠。
　　上海新通公司五个分厂及其厂长上海新通公司值得注意。抗战前，新通公司是瑞士BBC公司在中国的代理机构，负责安装修理BBC的机器，可以搞电厂的设计和安装，能在国内为汽轮机组织辅助设备。旧中国机器工业是工头制，技术方面大多靠工头。工头是老板提拔的工人。新通公司并没有工厂，人员是一批学工科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搞电厂设计。新通公司的施伯安可以设计锅炉。施伯安的弟弟施子京搞安装很有一套，对BBC的汽轮机熟极了。你可以到上海找袁丕烈，了解新通公司。
　　新通公司是中央机器厂（Central Machine Works）搞内燃机、动力机的先行者。资源委员会机器厂与瑞士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机车厂的，一个是BBC的，让新通公司的费福寿、施伯安负责办理。跟瑞士机车厂本来没有关系，都是费福寿、施伯安去瑞士与BBC联系后找到的。后来施伯安脱离新通公司，参加中央机器厂的工作。中央机器厂看重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进步，是王守竞的一大贡献。
　　中央机器厂最早有五个分厂。一分厂是施伯安一手开创的，本来预备搞汽轮机，但没有正式开展工作。尽管我在德国是搞汽轮机的，但中央机器厂在昆明刚成立时（1939年9月）我没搞汽轮机。一分厂厂长施伯安。二分厂厂长是施伯安兼任。三分厂搞内燃机，厂长张宝龄。四分厂是我任厂长。五分厂厂长史久荣。当时厂长负责管理、人事、技术，没有总工程师，是真的厂长负责制。工务处权较大，管全厂工务行政。工具机组的组长是贝季瑶，铸工组的组长是吴学蔺，纺织机械组组长是连忠静，齿轮组组长大概是雷天觉，热处理组组长是韩云岑。技术人员少。三四分厂的技术人员加在一起，也不过二三十人。中央机器厂图书馆很好，技术资料很全。
　　建于1939年的中央机器厂门房（2006年秋拍摄）一分厂开始没把汽轮机搞起来。施伯安有技术，但不善于管理，办事较拖拉。1942年前后，王守竞把汽轮机划给四分厂，正好与发电机配套搞。蒋泰熙负责汽轮机与发电机配套，后来终于使汽轮机与发电机完整化了。当时只搞了两套，一套装在昆明，另一套装在泸州。这两件产品正式交货时，我已离开昆明。蒋泰熙后来去了台湾。
　　锅炉是施伯安搞的，完全是自己设计的，新通公司有基础。施伯安只为配套的2000千瓦汽轮机搞了两台弯管式Sterling（水管）锅炉。他用了弯管机、弯板机、小车床，主要是靠工人的技术。
　　制造内燃机与瑞士机车厂合作时，我们自己没有搞产品设计，主要是搞工艺设计。搞工艺设计也遇到了问题，最初是预备搞8台煤气机（250马力，每分钟600转）。最早主持搞煤气机的是张宝龄，搞了图纸等基础工作。他是个老工程师，经验丰富，但没搞出产品。帮助张宝龄的是周永升（现在在湖南一个很大的兵工厂里）。他从翻转国外图纸就参与工作了。在张宝龄之后，江厚渊搞了不长一段时间，到胡国栋时（煤气机）搞出了结果。因为三、四分厂联系紧，车间不分彼此，大机器都是合用。有五六部大机器，包括刨床、大立式车床、大镗床，都是美国的旧货。王守竞买设备精打细算，先进的不惜工本（如无心磨床、光学检测仪），对于花钱多的大机器，他就买旧货。
　　张宝龄在技术方面很行，办事麻利，但管理人事不行。他怕人事管理，再三辞职，后来我兼任三分厂厂长。江厚渊接着搞煤气机，不久就出国了。再接着就是胡国栋。经过多次试制，张宝龄才在吴学蔺配合下铸出来煤气机的机身。头两台煤气机的曲轴是从瑞士机车厂买来的曲轴是内燃机的关键零件之一，通常是锻造出来的。抗战时，中央机器厂和其他后方机器厂没有锻造大零件的设备和能力。中央机器厂曾考虑过先锻小件，用几个小件拼套起来制曲轴。这个方案搞没搞，可以问一问胡国栋（他家现在在大连新华街）。后来从香港黄埔造船厂锻造4或6根曲轴坯，然后自己加工完成。经过热处理后，上磨床加工。关于曲轴的退火，可以问问胡国栋是在哪儿搞的。搞成煤气机时，正是胡国栋在做。轴瓦是自己制造的。内燃机缸体是普通铸铁的。中央机器厂发展铸钢比较靠后。郭可讱是第一分厂搞铸造的第二把手。他现在在大连工学院。
　　1943年底，资源委员会办了一个展览会，会上展出了中央机器厂搞出来的第一台煤气机。它是1942年制成的，在厂里试运转过。安装这台煤气机的技术人员是周永升。几个月后，这台煤气机卖给了天原电化厂，该厂是中国第一家制味精的工厂办的。中央机器厂驻重庆办事处柳昌学主任了解这台由机器厂卖给天原电化厂的煤气机的情况。他现在住无锡中市桥巷。
　　搞柴油机的人是胡国栋，时间大概是1943年。柴油机的油泵是从瑞士机车厂买的，但不是机车厂产的。试车报告寄给瑞士机车厂，瑞士方面认为中方产品的油耗低于瑞士的。给瑞士机车厂的英文信稿是我拟的，由总厂发出的。了解柴油机的情况，可以找上海交大的李勃仲教授。他当时帮助胡国栋搞柴油机，现在是搞柴油机的权威。
　　制造发电机四分厂最早是搞发电机，主要是与2000千瓦汽轮机配套和200千瓦煤气机配套。四分厂与中央电工器材厂摩擦较大。电工器材厂认为电机是归他们造。后来，双方达成一种方案，中央机器厂搞大的，中央电工器材厂搞小的。再后来，慢慢地，我们也搞小的，但不大批搞。我们造他们没法搞的，比如根据外面订货制造60千瓦的、150千瓦的。造2000千瓦发电机时，我们没法搞转子，就进口BBC的转子。由于没有动平衡设备，也搞不了超速试验。定子是我们制造的，在他们原设计基础上进行更改设计。原设计电压是2300伏，我们改成6900伏（中国标准）。这是我领导搞的，帮手是贺霖（听说现在在邢台长征汽车制造厂）。制造发电机的铜线是进口的，到厂后要再加工成产品。在绝缘材料方面，虫胶是由云南紫胶精炼加工成的。先征得电工器材厂的同意并承诺不外卖，我们为第五分厂（工具机厂）的100台钻床配造了电动机。这种电机功率小，大概只有2马力，是法兰式的。这是贺霖在我的指导下设计的。他很能干，专搞电机。我们几乎同时离厂，他出国了。
　　中央机器厂造的煤气机和发电机制造水轮机四分厂搞成水轮机，是我负责的。后培养了几个帮手，其中有张遐昌（现住在秦皇岛）。水力学设计是我自己搞的。在我的指导下，张遐昌搞具体的机械设计。这不是我灵机一动想起来搞的。1939年或1940年，王志超在西康雅安搞水力发电，找我搞水力发电机。他是留德的。他说：“你照葫芦画瓢也能搞出来。你中央机器厂不搞谁来搞？”王守竞也极力支持这一工作。
　　在王志超、王守竞的支持鼓励下，我就从书本入手，研究水轮机的理论和设计方法。当时昆明有个水力发电厂（有几百或上千马力），张遐昌带人去该厂测绘。我们搞成的第一台是80马力水轮机，配60千瓦的发电机。发电机完全是自己设计的，机壳是焊接的。
　　后来，我们搞水轮发电机定型问题，我还在西南联大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概是在1942年或1943年）。主要是先调查国内水文情况，决定式样（中低水头反动式或高水头的冲击式），我们决定制造中低水头反动式的，并使之系列化。这个系列化是很复杂的。外界具体水文条件很复杂，还要考虑到容量的大小。我们在容量方面定型为150千瓦、300千瓦、600千瓦三种，每种容量还要适应不同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搞出了产品的定型设计。我在厂时，具体生产过两台150千瓦的，一台在云南还用着。我又搞了一种60千瓦螺旋桨式（立式，螺叶可调）的，这有点新的设计。后来吴恕三继续这一工作，而我去了宜宾。我在宜宾时，他还写信问我技术问题。中央机器厂搞得最大的是资委会电业处订造的2000千瓦水轮机，准备装在贵州修文，后因抗战胜利，合同取消。中央机器厂在我脱离以前已搞完设计，但还没加工。
　　水轮机制造最难解决的是转子加工问题，主要是叶片成形问题，因为叶片是三维的。经过反复试验，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约在1940年，我们搞第一台（给西康），这是我和吴学蔺一起解决的。转子是用青铜铸造的。搞出第一台后，我们自己觉得不满意。叶片角度的精度要求高，而铸工却没有这个概念。后来，与吴学蔺研究之后，我们用钢板锻出叶片，再把叶片焊到轮鼓上，然后在外面浇铸铸钢（不铸叶片），最后进行车削加工。后来就采用这种办法搞转子。雅安的那一台也换成了这种转子。在调速器方面，雅安的那台是靠人工来控制水轮机转速，后来的两台150千瓦水轮机配备了王守竞从美国买的调速器。由于技术数据不全，是大材小用。我还没搞完设计，就买了美国的调速器（由于太平洋战争，不得不快买）。在买调速器时，我已在厂里设计小型调速器，有吴恕三帮助我。我离开厂子时，设计已经搞好了。
　　汽车和纺织机械装配汽车完全是史久荣经手的。1939年前，史久荣在美国设计出了卡车，好像是25吨的。根据他的设计，在美国买了四部车的零件。不知道这些零件是否都运到了中国。大概在1940年，昆明茨坝建了钢结构架子的汽车厂房。1941年汽车厂房被日本人炸毁。可以肯定，没装配过汽车。被炸之后，五分厂就停办了，史久荣也离开了中央机器厂。后来，工具机组就升格为第五分厂。
　　六分厂搞纺织机械，仿造印度Gosh小型纺纱机。这种纺纱机每套144个锭子，可以纺16支纱。这是全套设备，从清花、梳棉、并条、粗纺、细纺都有，梳棉机的钢丝布是进口的。第一套纺纱机大概是1942年搞成的，技术上是连忠静抓的，下边还有人帮助他。这个问题可找崔克明，他曾是连忠静手下的副厂长（他现在在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一套设备出来后，六分厂为湖南沅陵装了一套，办了个示范纺纱厂，主持人是彭钰昌。
　　普通机械组先搞成过木炭煤气发生炉，最早是管中一搞成的。后来，普通机械组升格为七分厂，厂长王守融。1949年以后，王守融在天津大学搞成地震仪，“文革”时自杀了。
　　宜宾机器厂宜宾机器厂大概是1940年或1941年成立，是从头开始建的。它是中央机器厂的分厂。开始办厂的两个人是夏彦儒和季岳忠。他俩是从勘测地皮开始做起。办这个厂是资源委员会的意思。选址考虑到避免被轰炸，三个厂区相距非常远，不方便。最初没有专门的产品生产目标。该厂设备差，搞得不好，以至于发不出工资。工作母机是中国自己制造的。该厂独立后，孙文藻任厂长，季岳忠回到中央机器厂。孙文藻不善经营，厂里发不出工资。主要原因是孙文藻依靠吃定金，欠贷款。工厂积聚了很多半成品，欠钱，欠货。欠了航空委员会20台小型汽油机，航空委员会告到蒋介石那里。蒋问资源委员会，于是资委会换下了孙文藻，派我去。那是连说带劝，几个月后我才在1945年4月1日上任。我讲了条件，请资委会先保证三个月的工资，了解该厂的家底。后来我在四川把厂子搞起来了，靠了原来的基础，加上改善经营，在生产技术方面作了调整。我主要是改进管理，调整好位置，近处搞重件，远处搞轻件，最后装配。原来的技术人员书呆子气重，实际经验少。原来搞的铸件太厚。我带去了几个技术人员，有张遐昌（搞业务）、徐德鑫（搞铸造，他现在在上海）、徐鸿济（搞机加工，他现在在天津气象台路新兴里18号）、彭钰昌（搞行政）。他们都是中央机器厂的。1945年9—10月间我离开宜宾，去接收天津的机器厂。
　　孙文藻的得力帮手是工务处长姜家祥，他们都是留日的。姜家祥现在在洛阳，详细地址可问天津解放南路282号的韩修玉。韩修玉也是宜宾机器厂的老人，曾帮助我做工作。我解决了航委会的汽油机问题。汽油机是宜宾厂参照书本自己设计的，大概是5马力。我还是用原来的人，帮助把这项产品搞成了，让航委会提了货。这20台烧汽油的发动机制成后并未在厂里试过车。航委会是衙门，也没试车。这项产品到底怎么样就不知道了，算是糊弄出去了。抗战胜利后，发生工人运动，宜宾机器厂停办了。
　　接收敌伪机器工业1945年底，我被派接收冀热察的机器工业。我带着张遐昌、徐鸿济、韩修玉、马世杰四个人去接收100多个厂。日本人的手续很清，但地下人员接收时搞得不像样子。我们是以经济部名义接收的。资委会让我挑几个大厂，准备由资委会办。据此，我挑大的，把小的甩给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孙越崎、副局长顾毓瑔。我们留下了三个日本人的工厂，一个是“华北机械工业”，一个是钢丝绳厂（大概是兴亚），一个是自行车厂（原称昌和）。1946年春，钱昌照到天津、北平视察，决定设厂方案。只有这几个厂可多安插人。我把钢丝绳厂让给李公达，仍搞钢丝绳。自行车厂让给张心田。我派徐鸿济到华北机械工业主持工作，但没有正式任命职务。我能安插人的只有这一个厂，压力很大。技术人员要从昆明出来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从昆明中央机器厂抽调很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去各地接收敌伪的机器工业，并筹划战后工业建设。我要接收来自昆明、宜宾的人，但没有地方安排。资委会人事变动也大。1946年4—5月间，我看大势已去，困难重重，没法再搞下去了。于是，我就去了北平工学院，它当时算北洋大学的北平部。
　　我走后，张心田把徐鸿济管的“华北机械工业”又收归到自行车厂。张心田是搞运输出身，原来在玉门油田玉门油田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的重要油田。孙越崎先生因成功支持开发玉门油田而获得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金质奖章。他的适应性很强，但技术上不行。他大概在1948年离开天津，去了马鞍山，负责马鞍山机器厂的工作。我不能肯定马鞍山机器厂是否真的投产了。张心田走后，天津自行车厂由赵耀东负责（可以找徐鸿济核实）。解放前夕，赵耀东离开天津，去了台湾，后来当了经济部长。他非常能干，有魄力。
　　孙文藻去接收过东北的机器厂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之后，将日伪机器厂和其他企业的机器设备等拆掉，作为战利品运往苏联。后来，国民党军队进占东北后，资源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接收了日伪企业及其残存的设施。辽沈战役后，东北企业遂被中国共产党接收。但时间很短就离开了，后来去了台湾。徐德鑫、韩修玉可能了解宜宾机器厂老人去东北的事儿。宜宾机器厂收尾时是徐德鑫做工作。宜宾机器厂结束后，他也到了天津机器厂，那时我已经要离开了。后来，他到东北去了一趟，搞火车轮箍。
　　资源委员会的杜殿英是留德的，曾在青岛四方机车厂搞技术。
　　王守竞的家庭背景中央机器厂刚成立时，王守竞是厂长，可能在1940年（或1941年）王守竞改称总经理。
　　王守竞的父亲王季同，号筱徐。他在上海办了大效机器厂。大效机器厂为永利制碱厂制作了设备永利制碱厂是范旭东先生开创的化工企业，是民营工业的典范。侯德榜和他的同事在该厂成功制成了纯碱。大概是一九二几年，大效机器厂垮了。王季同去中央研究院王季同（），江苏吴县人，约于1890年至1895年间于京师同文馆学习数学。20世纪初，他在英、德等国任职和学习期间，继续学习和研究数学，1911年在《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刊》第29卷A第4号发表现代数学论文“四元函数的微分法”。回国后，曾创办上海大效机器厂。1927年随蔡元培筹备中央研究院，1928年在工程研究所任研究员。在上海搞研究。
　　我认为，王守竞搞物理、搞机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爱国，一个是家庭影响。最根本的是受我祖母谢长达（王三太太）的影响。我们都受她的影响。她家是搞店铺、做生意的。她是清末开明的女性，在清末提倡放足，成立放足会，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创办了振华女子小学。费孝通是振华女子小学唯一的男生。振华小学发展成振华中学，解放后改为江苏师院附中，现在是苏州第十中学。
　　周总理晓得谢长达。王季点原来是交通银行的董事。公私合营后，周总理召集交通银行的私股董事。周总理问王季点：“您是不是王三太太的后人？”
　　我的祖父王颂蔚死得很早，家有房产、土地，以为生计。我祖母很有魄力，非常开明。戊戌变法后，把子女培养起来，甚至送出国。我的父辈四个弟兄，五个姐妹。四个男的，三个出国，老大王季烈没出国。五个女的，三个出国，老四、老五没去。王季烈是张之洞的人，是洋务派，是中国物理界光学方面的第一人。老二王季同，留英，学电机。老三早亡。老四王季点，留日，学化工。老五王季绪1936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在杭州成立，王季绪是六位发起人之一。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机械专业，后来搞机械工程教育，1968年去世。女的，老大王季昭，留美，生物学硕士。结婚后，她看男人不顺眼，就回家了，后来出国，当时被认为怪。老二王季茝，留美，化学博士，百岁时在美国逝世。老三王季玉，留美，硕士，在苏州办教育，很有名。她独身。
　　受家庭的影响，我们大都搞科技。我的胞兄弟五个（王季烈之子），老大学农，老二学采矿，老三学商，老四是我，老五早逝。王守竞的胞兄弟（王季同之子），老大王守竞，老二王守融，老三王守武王守武（1919—），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老四王守觉（解放后搞电子学）王守觉（1925—），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季同的女儿，老大王淑贞，搞医学（妇产科），留美。老二王明贞，搞物理。老三王守瓈。王季绪家的子女，老大王守中，在西南联大学机械，抗战时在昆明22兵工厂造光学仪器。老二王守和，清华毕业，搞建筑，现在在苏州。
　　张乔啬先生谈购买美国机器
　　张乔啬（），四川南充人，民盟创始人张澜的长子，铁道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民盟会员。
　　访谈时间：1990年7月3日；访谈地点：北京皂君庙南三楼。
　　我是清华学校出来的，1924年去普度大学，学铁路机械。1926年毕业，到北太平洋铁路（Northern Pacific Railway）实习了4年。1930年回国，在天津大昌实业公司（Chinese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Inc，中美合资，进口铁路机器设备和材料）当工程师。1932年在大昌汉口公司当经理。
　　为资委会买机器1936年底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筹备处主任委员王守竞到汉口来找我。我与他是清华同班同学。王守竞告诉我他们筹备建厂的事儿，要求我到资委会当专门委员，让我到美国去，以大昌实业公司的名义买机器，给大昌公司1%的佣金。这是因为大昌公司到美国买机器是按批发价，价格便宜10%。1937年初，我到美国去买机器。买机器与引进飞机发动机的美国厂家无关。
　　王守竞比我先去美国一个多月。他主要是谈判引进飞机发动机的制造转让权。在买机器方面，他没什么具体工作，买机器由我一个人做主。我们的办事处设在通用汽车大厦（General Motors Building），只租了一间办公室。我买的都是美国产的机器，主要有American Tools Co和Jones &Lamson Co的车床，Cincinnati Milling &Grinding Machine
Co，Brown &Sharp Co，Pratt &Whitney Co，Fellows，Gleason Co.等的各种工作母机生产这些机器的厂家都是美国著名的机床制造厂。价值约100万美元，数量较多。当时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机器便宜得很。其中，还买了不到10部旧机器，便宜。买完以后，我找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做验收和试用。除了贴补留学生一些出差费以外，没有给他们任何其他报酬。留学生中有吴学蔺吴学蔺（），江苏武进人，材料专家。1937年在美国卡内基大学获硕士学位，遂到资委会机器厂驻美国办事处工作，1938年回国到资委会工作。1949年起，曾任上海钢铁公司总经理、一机部技术司总工程师、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副所长、中科院南京天文仪器厂厂长等职。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顾光复、金希武、贝季瑶，都是我找的。后来他们都去了中央机器厂。1939年回国时，中央机器厂已开始生产，所买的机器都运到了。
　　王守竞没专门派人去德国买机器，德国机器是通过其他渠道买的。
　　王守竞非常聪明，在清华时一心读书，很少参加活动。（建机器厂时）他慕名请人，但对请来的人了解不够，后来发现请来的人能力差就不重用，请来的人又走了。
　　离开资委会我在中央机器厂工作了一年，在购置运输部门当工程师。1940年冬我回重庆，脱离中央机器厂。以后，我在公共汽车公司当经理，又到民生机器厂当工务处长。
　　抗战前，国内机车厂有修理能力，但没能力自制机车。很简单的零件都要进口，如车灯、发电机、锅炉门、逆转器、车轴、车轮、注油器、预热器、仪表、车钩、缓冲器、起道机等都是进口的。可悲得很！
　　大概是年，我在重庆的民生机器厂。当时这个厂能造小船，主要是修船。厂里有机器车间、翻砂车间、锻工车间、修船车间、木工车间、电工车间。它就是现在的东风机器厂。
　　1946年，又是王守竞把我请到“中国驻美国物资供应委员会”，买机器材料等。这个物资供应委员会设在华盛顿，归王守竞管，上边是宋子文管。王守则（王守泰的哥哥）也在物资供应委员会。1948年物资供应委员会被取消之后，我回国。淮海战役刚打过，我到重庆，没事儿干，等到解放。解放后到铁道部，1955年9月到铁道科学研究院。后来听说王守竞曾在王安公司搞推销。
　　贝季瑶先生谈购买美国机器与制造机床工具
　　贝季瑶（），江苏苏州人，曾任中央机器厂工程师、分厂厂长、总厂协理等职。退休前为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九三学社成员。他是机械制造、精密加工工艺和磨削学等方面的专家。
　　访谈时间：1990年5月27日；访谈地点：上海市溧阳路1014弄。
　　协助王守竞为资委会买机器
　　翁文灏当过清华大学代理校长，与王守竞熟。翁文灏和钱昌照都信任王守竞。
　　中央机器厂最初打算制造飞机发动机。当时国内没有专门搞飞机发动机的人才。王守竞很聪明，也肯钻研。比如说，他本来不懂机器和飞机发动机制造，接受了建机器厂的任务后，他就去参观美国的发动机制造厂、机床厂。但他不暴露身份，不懂的地方就问，慢慢地对这方面的技术也熟悉一些了。他找了一些人筹建机器厂，在国内找了连忠静、施伯安、夏彦儒、吴学蔺、顾光复等。他还在留学生中找人。
　　买美国的机器王守竞找了一个设在上海的美国洋行，叫大昌实业公司（Chinese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Inc.）。该行的工程师张乔啬是清华毕业的，曾在美国留学，认识王守竞。我估计，王守竞是利用这个洋行的名义，为建机器厂买机器的实际是张乔啬。这样做省钱。王守竞掌握买机器的决定权。
　　我于1935年从交大机械系毕业，考入清华留美，学习机械制造。钱学榘是我的同班同学，也考到了美国，学习发动机制造。考什么专业是由清华大学定的。王守竞是清华大学评议会成员。通过考试，王守竞认识了我们。
　　王守竞在纽约设了一个办事处，由张乔啬负责业务，以洋行的名义买机器。我于1938年2月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到办事处工作。那时，吴学蔺负责买材料和热工设备，顾光复、金希武和我负责买机床工具。顾光复是学航空发动机的，在交大比我高一班，考清华公费也比我高一届，比我早一年参加机器厂的工作。金希武是清华大学助教，由清华派到美国留学，归国后参加了机器厂的工作。
　　在买机器时，机器厂的产品还不太明确。因此，买的都是通用机床，都是名牌货。我参加买机器工作时，有的机器已订购了。我去参观或验收的厂家有二十几个。卖给我们机床的厂家有Cincinnati铣床磨床厂、Wanner
＆Swasey六角车床厂、Brown＆Sharp
磨床厂等。我们买了Pratt&Whitney坐标镗床、Monarch车床、Barber &Coleman滚齿机、Fellows插齿机、Grey刨床、Excello精密镗床和动力头、National Arme多轴自动车床、Bullard立车，等等。还有欧洲的Lindner螺纹磨床、Werner光学曲线磨床、Zeiss全套精密测量仪器等。Cincinnati铣床厂管理非常先进，专门聘请管理专家帮助搞起管理办法，有知名学者在它的研究机构中工作。其他工厂也都各有特色。W&S六角车床厂制造天文望远镜，这完全是为了满足技术人员的爱好。
　　当时尽可能买最好的机床，有美国、德国、瑞士的。绝大多数机床是新的，但也有旧的。美国有卖旧机床的厂，所卖的机床都经过了大修，经检验已达到原来厂家的质量标准，但价格便宜。买旧机床是大家商量的，王守竞同意了。许多专门生产机床的工厂只卖产品，不外露设计原理和制造技术。Gleason Works制造锥齿轮机床，有很多专利。总工程师是老板的女儿。这个厂出卖新机床，并为用户调整好机床，配备刀具。如果机床坏了，还得找这个厂修。我们没有直接从这个厂买锥齿轮机床，而是从Morey厂买旧的Gleason锥齿轮机床。Morey厂并不制造机床，而是整修旧机床，然后出售。从Morey厂买锥齿轮机床有几个好处：首先是便宜。其次是质量有保证，因为旧机床经过整修可能比新机床精度保持性还好。再次，Morey厂的师傅技术较高，知识面较广。Morey厂卖给我们机床，也传给了我们一套技术，使我们掌握了机床设计原理、刀具设计方法和不同用途下调整机床方面的技术。王守竞本来希望买了旧机床以后让技术人员钻研，没想到通过买旧机床却掌握了更多的技术。
　　从设备条件看，中央机器厂同国外机器厂是一样的，厂里有P＆W立式坐标镗床，这在当时是一流的。但厂里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
　　1931年我进交大时，学校已有汽车这门课，教师有黄叔培，史久荣也兼过课。我在美国参加买机器时，史久荣没参加机器厂的工作。后来史久荣从美国一个小厂买了一些装配汽车的工具（没有机床），当然很便宜。
　　中央机器厂制造机床和工具我是1939年初回国的，先回到上海（家在上海），一个月后绕道越南去昆明，同时带了二三十名上海工人。
　　中央机器厂有试验室，主要搞理化分析工作，最初归工务处。产品开发是在各分厂搞的。试验室试制过土砂轮。
　　瑞士机车厂的技术在世界上是中等的。瑞士BBC公司在锅炉、汽轮发电机方面当时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现在也是一流的。因过去国内没基础，所以引进技术。王守竞去过瑞士BBC公司。
　　1939年刚开工不久，工务处来不及准备搞自己的产品，就揽了一些生意。比如，为航空委员会制造飞机起落架，为兵工署制造炮弹引信。这都是顾光复和金希武搞的。他俩在中央机器厂工作了一年多就离开了，并没有搞机床。
　　我负责工具机组，参加搞机床的有赵佩之、糜若虚、马世英等。大概是从1939年开始搞机床，总体布置按传统结构，具体设计是自己搞。生产机床的目的不是为自己用，而是为出售。当时的工厂大都是小修理厂，所用机床设备简单，好机床买不起。我们制成了皮带式车床、马达驱动的立式钻床、牛头刨床、少数联合机床（增加附属装置后可具有车、钻、铣、刨的功能）。当时，内迁的一些厂也制造机床，水平差不多。但中央机器厂所用的材料是进口的，热处理工艺较先进，关键的部件是镍铬合金钢的。
　　大概在1942年以后，机床制造技术有提高。在昆明的一家兵工厂制造望远镜和光学仪器，由于所用的Shaublin精密小铣床数量少，兵工厂就要求中央机器厂制造这种铣床。Shaublin厂很有名，采用模块化设计，Shaublin铣床的立铣头精度高，转速高，没有振动，但必须用螺旋伞齿轮（即一种锥齿轮）。我们用Gleason螺旋伞齿轮机床和研磨机制造螺旋伞齿轮，但所用刀具的设计制造及齿轮加工工艺都是自己搞的。搞螺旋伞齿轮的可能是赵佩之。第一批精密铣床制造了40台，精度和质量达到了原来产品的水平，兵工厂也很满意。此外，我们还设计制造了万能铣床、龙门刨床、制迫击炮弹的专用车床（原理像六角车床）、磨刀具的机具，但没制造过镗床和磨床。搞成的产品，质量与外货基本上没差别。
　　中央机器厂造的铣床中央机器厂所产机床上的轴承主要是滑动轴承，也制造过少量的滚动轴承（特别是推力轴承）。机床所用的电机大部分是从中央电工器材厂第四分厂买的，我们的第四分厂也制造过一些电机。中央机器厂后期所制造的机床大都是齿轮式的。我们准备仿制美式P＆W车床，后来这项工作因抗战胜利停止了。我们试用过少数硬质合金刀具，是王守竞从美国寄来的。生产上用的刀具是高速钢的。
　　工具方面的技术负责人先是雷天觉，后来是胡国栋、李天基。制造千分尺较早，主要是雷天觉搞的。齿轮滚刀（用于制涡轮）和铣刀都制成了，前者是我搞的，后者是雷天觉搞的。当时普通小工厂没有滚齿机，所以齿轮滚刀没有销路。车床用的三爪夹头主要是胡国栋搞的。
　　中央机器厂曾为兵工厂制造了一批望远镜的镜片研磨机，其中有两台没卖出去。利用留下的研磨机试制了块规。厂里完全具备制造块规的条件。关键的问题，一是材料，中央机器厂有；二是热处理，要稳定性能；三是研磨，厂里有研磨机；四是检验设备，以检验平面度、平行度、尺寸精度。我们有全套的Zeiss精密测量仪器，包括专门测量块规的光谱干涉仪。搞块规主要是技术上的好奇，是研究性质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到了昆明黑龙潭，离中央机器厂很近。该所的迈克尔逊干涉仪是通用的，精度比中央机器厂的高。钱临照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检验了中央机器厂产的块规，证明达到了瑞士的约翰逊最高一级精度水平。搞块规的人主要是我、赵佩之、李天基。块规只是试制了样品，因为没有市场。当时除了兵工厂等以块规做精度的基准，其他工厂用不上。
　　江厚渊在去第三、四分厂之前，搞印度Gosh式纺纱机。我在时，中央机器厂并未搞梳棉机，可能是计划要试制。
　　培养人才中央机器厂对国家的贡献主要还不是搞了多少产品，我觉得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对解放后机械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器厂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有几个条件。一是设备与国外一样。二是我们用的人是每年大学机械系的前五名，机械系的毕业生也认为到中央机器厂是最理想的。中央机器厂也有意识与大学机械系建立联系，希望他们把最优秀的学生推荐到这个厂。当时我和吴学蔺都到西南联大去兼课，完全是义务的，每两周去一次昆明市，一整天都在联大教课，这样也可以物色优秀的学生。抗战快胜利时，美国依据租借法，出钱支持中国派大批技术人员到美国深造。这些技术人员在大学是优等生，在中央机器厂得到了锻炼，又到美国进修，后来成了机械工业的骨干。另外，中央机器厂办艺徒训练班，招初中、高中毕业生当学徒。这些技术工人中也出了一批厂长或技术骨干。
　　接办上海的机器厂抗战胜利后，美国答应给中国20亿美元贷款，帮助中国搞工矿企业。资源委员会据此拟了个计划，准备搞建设。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可以干一番事业了，不少在国外的人也回国了。
　　1945年10月我离开中央机器厂，奉资委会的命令去上海接办机器厂。在离开重庆以前，资委会决定让我办的厂包括大陆重工业株式会社（原大隆机器厂）大隆机器厂是抗战前创办的民营机器厂，其技术实力在中国的民营机器厂中是比较强的。昭和自行车株式会社（现上海自行车一厂）、丰田自动车厂（日本人原来准备装配汽车）、远东钢丝针布厂。最初的计划是：自行车厂继续造自行车，大陆厂造机床和纺织机，钢丝针布厂继续造原来的产品，丰田厂看具体情况再决定造什么。到上海以后，我从昆明中央机器厂调了些人，第一批二十来人，后来零零散散也有来上海的。因资委会与其他系统有矛盾，后来把丰田自动车厂和远东钢丝针布厂转给其他部门，成立了中国纺织机械制造公司顾毓瑔担任该公司总经理。上海机器厂最初编为三个厂：大陆厂是第一厂，丰田厂是第二厂，昭和厂是第三厂，最后只有一、三两个厂。上海机器厂没造过柴油机。
　　接办时技术人员都跑了，一些工人还在。其实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这些厂就已停工了。接办后，工人回来工作，但技术人员没回来。大陆厂的厂主任是韩云岑。我估计大陆厂有100台左右机床，还有炼钢的电炉。自行车厂规模很小，接办的厂主任姓瞿。因条件困难，开工仓促，工厂来不及考虑计划。大陆厂恢复生产齿轮式车床（6呎或8呎）、气锤、梳棉机，以及零散产品。自行车厂生产自行车零件及整车。我先任厂长，1947年夏离开工厂，到交大任教。
　　资委会工业处处长杜殿英实际上并未指挥过工厂。他与王守竞有矛盾，想自己办厂。于是，他发动成立中央机器公司，还想成立马鞍山机器厂。他曾去美国，与Kearny &Tucker铣床厂谈判，准备引进铣床制造技术，后因20亿美元计划落空而没合作下去。杜殿英找我和他办马鞍山机器厂。后来，我看办不成，就脱离了。杜殿英还曾想利用日本赔偿的设备。韩云岑被派往日本，挑选了一些机器（主要是机床），并运回了一部分，分给了马鞍山机器厂和通用机器公司等。通用机器公司（现上海汽轮机厂）经理是马雄冠。这个公司可能在接近解放时把昆明机器厂制造柴油机的图纸拿来，生产柴油机。
　　雷天觉先生谈制造工具与留美实习
　　雷天觉（），湖南浏阳人，机械工程学家。1935年在北平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昆明中央机器厂工程师。1942年赴美国学习精密加工。1947年回国，任上海中央机器公司工程师。1949年后，先后任上海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兼自动化研究所总工程师等职。长期从事精密计量、精密加工、机械设计、静压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
　　访谈时间：1989年9月17日，1990年6月10日；访谈地点：北京市百万庄辰区5号楼。
　　王守竞买机器大概是在年之间，帮他买设备的是张乔啬。航空委员会办了一个两年制的学校（附设在中央大学里），招大学毕业生再学两年。王守竞在学校教空气动力学。这时有人请他做飞机发动机制造工作。他为做这项工作到美国、德国买设备。他在留美学生中找回一些人，如贝季瑶、金希武、顾光复。
　　参加筹建机器厂我在1936年夏到南京加入兵工署，1937年春自己到资源委员会机器厂，找到预备厂厂长周茂柏周茂柏是武汉民营机器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七七事变后，我到湘潭下摄司，参加筹备飞机发动机厂。在湘潭的预备厂主要是做生产准备工作，有二三十台国内和国外产的机器设备，有个铸工车间，并没有正式生产。1937年冬发现湘潭也受到日本人的威胁，预备将工厂搬到昆明。
　　1937年冬我到香港，改变进口机器的运程，把准备运往湘潭的机器改运越南海防，再运到昆明，还把湘潭的机器设备经香港转运站运到昆明。我在香港转运站工作了大半年，然后去了昆明。机器厂的设备损失不大，基本上都运到了昆明。有一台坐标镗床现在还在用。这台坐标镗床是P＆W式。还有一台瑞士的Hille式坐标镗床。除了没有数控外，当时的坐标镗床和现在的产品没有根本的区别。
　　研制工具和机床大概在1938年夏，我去了昆明茨坝。我先负责齿轮车间的工作，大约在1939年又兼管工具车间。从1938年到1942年夏，我共开发了五样东西，这五样恐怕都是中国第一次做。第一是齿轮的成形铣刀，第二是千分尺，第三是车床上的三爪夹头，第四是块规，第五是一套机关枪弹盒的模具。齿轮成形铣刀是标准工具，制造方法几乎是我一个人设计的。规格（模数）大概相当于15~6个模数，其质量与一般的外国货差不多。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每种铣刀做了很多把，大概有3000多把。千分尺是比较特别的。以前，0~25mm是一把，25~50mm是一把，我把它改成每隔32mm一把。这样，用比较少的工具，可以量更多的东西。这种千分尺产量在当时算是大的，卖到了昆明、重庆一带。这几乎是我一个人做的。当时只做了0~32mm，0~64mm的两种。千分尺的内螺丝牙是磨的。三爪夹头做了不少。最早是由贝季瑶设计的，他先做，我接着做。帮我工作的是胡国栋。贝季瑶的主要精力放在制造机床上。块规没有大量生产，但得了国家的奖励。帮我工作的是胡国栋，李天基也参加了。在我出国以前，已经制造出块规了，得奖时我已经出国了。可能胡国栋比我做的工作更多。在制分厘卡、块规方面，杜朝藩帮助做了一些工作。北平研究院检验块规以前，我已出国了。我搞了很久的钢铁研磨，但目的并不是制块规，制块规只是顺便做的。块规没有成为一种产品。机关枪弹盒消耗量很大，很难做。兵工厂委托中央机器厂制造弹盒。模具图是兵工厂提供的。我主持制造，韩云岑管热处理。我做的每样东西都要经过热处理，与韩云岑关系非常密切。我经历的主要是这几项工作。当时在我的工具车间工作的有胡国栋、杜朝藩、李天基、朱广颐。朱广颐在制造齿轮铣刀方面帮我做了很多工作。
　　贝季瑶先管工具，后来把工具部分转给了我。贝季瑶也做过分厘卡、三爪夹头方面的设计制造工作，我接着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以上五样产品，除了块规，大量生产工作主要是我做的。我离开中央机器厂后，赵佩之接替了我的工作，他现在是美国热传导方面很有成就的人。我走以前，糜若虚、赵佩之、贝季瑶都在做机床方面的工作。
　　主持制造德国（或奥地利或瑞士）的Gleischlauf精密小铣床的是贝季瑶。贝季瑶下边有赵佩之、糜若虚。这种机床的设计是根据测绘做的，仿造得很好。我离开中央机器厂时，这种铣床已开始装配了。我印象里，那种铣床是厂里最好的产品。
　　齿轮滚刀少量地制造过，供自己用。我在工具车间时制造过齿轮滚刀，成功了。这种滚刀的制造工艺是我和韩云岑负责制定的。我印象里，贝季瑶管工具车间时可能没有制造齿轮滚刀。胡国栋一直和我在一块儿。我走了以后，他去搞内燃机。
　　纺织机械是连忠静负责的，他制造过印度式家庭用纺纱机，还企图制造大型纺纱机，但没搞成。
　　张宝龄在厂时只造出一台煤气机，用的是瑞士图纸，后来胡国栋又主持造了几台，好像有100多马力。
　　史久荣在美国买了一些发动机，想在此基础上造煤气汽车。史久荣在国内没搞成。中央机器厂搞横吹式煤气发生炉，温度太高，煤渣结饼，不太成功。搞煤气发生炉的是顾逢时、王守融、吴德楞、管中一。
　　王守竞的作用在美国实习王守竞很聪明，本来是学物理的，但兴趣很广，什么东西都想搞。他在中央机器厂的作用很大，这个厂带有他的个性。他不是以一个厂长的身份在办厂，而是有把工厂办成一个研究机构的趋势，这对培养人才很有用。他在用人方面不排斥年轻人，培养出了很多方面的人才。他让你做什么事儿时，他能谈到怎么做，帮你出主意。
　　中央机器厂的图书馆很大，收有大量书刊，以机械方面为多。这些书刊是在建厂以前就买了，在当时非常宝贵。
　　1942年底，钱昌照发动一批人到美国去实习。王守竞推荐了中央机器厂的人，包括我。派往美国实习的技术人员，至少都工作过几年，到美国后要进工厂。这比现在派留学生的办法好，它能结合实际。我们能接触到实质的技术，了解到工人手中的窍门。我们比美国工程师知道的窍门都多。除了像Gleason厂的技术以外，一般的技术都能摸到，至少可以摸个大概。这种办法比进学校拿学位好得多。“学”是公开的，“术”是保密的。在学校可以得到“学”，从书本中可以得到理论上的东西，而在工厂可以得到“术”。去美国实习的人明白了去工厂的好处。
　　我在美国五年，多数时间是在美国的几十个工厂里实习。我在1947年底回国，到中央机器公司（上海），时间很短，没做什么工作。中央机器公司的工厂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在美国的实习对我回国后工作帮助很大。例如，解放初我在上海机床厂当副厂长、总工程师，用了一年时间就造出了磨床，后来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造出了镗床。这两种机床在国外展览时，让外国人很吃惊：为什么中国发展得这么快，质量这么好？实际上很简单，我差不多每个工序都掌握了，做起来也就容易了。我掌握的工序，一半是过去的经验，一半是从美国学来的。
1935年以前，最成功的是上海新中公司，主要制造农业机械、水泵、柴油机。
　　昆明中央机器厂有100名左右技术人员，在员工中的比例非常高。几乎每个车间都是一个研究室，研究与车间在一起，主要从事开发研究，理论方面很少。真正的开发研究是从抗战时开始的。该厂设备很好，有三四百台机床，包括美国、德国产的名牌机床、德国Zeiss的全套检验设备。美军空军技术人员说中央机器厂完全可以造枪的同步器（用在飞机上），不必进口美国产品。中央机器厂的技术工人大约不超过三四百人，分别来自上海、武汉等地，有些人跑回去了。不得已，招本地人当学徒。
　　英、美重视开发研究，而苏联却搞了很多繁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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