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疏解人口最新消息人口2000万,古时的北京疏解人口最新消息能装下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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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到底能装下多少人?人口控制目标屡设屡破(图)
  要彻底解决人口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国家整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是现有模式下,仅靠控制低端人口就能解决的  如果不能疏散城市功能,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未来人口的积聚虽然不会立刻导致城市的崩溃,但必将 严重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每天上下班高峰,北京的环路基本变成“停车场”   “北京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提前10年突破1800万控制目标……如不加强控制,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将突破2500万。”入夏,《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其受关注程度一度超过洪灾、高温等热点。  大家讨论的焦点多在未来,但有个疑问一直未解:当时确定1800万的人口目标的依据是啥?与之相关的是:为何人口实际增长大大偏离预期目标?北京到底能容纳多少人?  北京人口1800万目标从何而来?  “当时,其他机构也有做人口预测的,但站在今天来看,差别都不大。”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梁昊光回忆,1800万提出时也曾被质疑过高或过低,但“那时,即使是最激进的人,也想不到北京的人口会增长得这么快,谁也不敢做这么大的预测。”  2005年初通过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指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北京社科院是这一数据的主要提供方,梁是相关课题的负责人之一。  “(认识)是循序渐进的”,对于北京人口提前10年突破1800万的消息,梁昊光并不感到意外。早在2008年底,他已根据发展趋势,提前做出“北京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达到2500万人”的预测。  当时,为什么提出1800万?  梁昊光回忆,2003年到2004年年底,北京社科院经济所、管理所、城市所的9名专家为摸清人口情况,跑遍了北京18个区县。“从乡镇的数据、街道的数据推算区的数据,把18区县人口的特点、结构、趋势基本摸清楚了。这个基础上,再到市政部门调研他们的发展计划,例如哪些项目会在哪个区落地,带动这个区的发展,比如CBD、金融街,由这些信息判断人口变化的可能性。”  梁昊光说,1800万主要基于对经济发展的预测,通过对当时水资源、就业、人口综合增长等各方面的情况综合计算所得。  例如,就业方面,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形势,采用数学模型预测方法,预计2020年北京就业岗位需求量约为810万个,年常住人口规模应该在1747万-1857万之间。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当时预测2020年北京可供水资源量为54.2亿立方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析,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是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北京水资源可承载的人口为1800万人左右。  ……  然而,之后的几年,北京经济高速发展,自然资源承载力、就业需求等各项指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增长比2004年预测时已经超过太多了”,到2008年,梁昊光已经意识到:1800万被提前突破已是必然。  “比算命还难算准”,但“非做不可”  人们如果翻看历年的数据,会发现北京人口规模预测的历史,用两个字概括,是“不准”的历史,人口控制目标,四个字,是“屡设屡破”的数字,而人口规划的过程,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教授的话说,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的过程。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指出,要“坚决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仅仅3年后,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00万。  1993年批复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382万人。  如此看来,18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提前10年告破,堪称惯性使然的“往事重现”。  “准确预测城市未来的人口规模是极其困难的,城市规划师不是算命先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0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这样说道。  “比算命还难算准”,梁昊光感叹,“没有办法预测准,但又非得去做不可的。”  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城市和外界不断发生着各种交流,从外部获取各种资源,而即使在特定条件范围内,资源相对既定,城市的人口承载力也与人均消费水平的高低相关。谈到城市人口预测,诸多专家都坦诚“很困难”、“特别复杂”、“不确定性太大,影响因素太多”。  人口规模预测如此困难,为何还必须一次次进行预测?  仇保兴在其讲话中简单回答过这一问题:“因为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  不仅用地审批,城市的其他数据也要围绕人口指标进行调整。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北京志》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口指标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的基础。北京市从"一五"计划开始的各个五年计划,都把控制城市规模和人口增长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  段成荣认为,正是因为每一轮人口容量目标都会成为指导新一轮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基础,而每一轮人口容量目标,无论是1000万、1250万或1800万,又总是很快过时,成为历史,城市的生产生活又开始围绕新的数字进行配置,才导致北京的城市建设呈现“摊大饼”的环状结构,随之造成生产和生活设施布局的严重脱节,住宅的严重拥挤,水电气等基本生活资料供给的严重不足,以及城市交通的严重拥堵。“就像给小孩买鞋,老买紧绷绷的,刚穿上就小,不停买不停换,一开始就买大点的不就好了吗?”  1800万不是极限――在人口膨胀的同时,城市承载力也在提高  回顾过去的新闻,往往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的现实。  “北京作为一个资源稀缺型城市,目前的人口已经接近各种资源的承载极限。”这是2010年6月媒体报道中沉重的判断。同一句话曾只字不差地出现在2005年的媒体报道里。  “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的人口攻防战中,北京城怀着巨大的焦虑,在同样巨大的人口红利与人口压力下高速飞奔,愈跑愈快。人口膨胀再膨胀,城市极限似乎就在眼前,“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城市就会崩溃”,但“这个数字”屡屡变更,过了1800万时,人们忽然发现,这依然不是这座城市的极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王广州打了个比方:看城市能装下多少人口,就像看往一个杯子里能倒多少水。开始,只能盛下一整杯水,你在杯子底部接个管子接上另一个容器,它就能倒进去更多的水。“讨论城市可承载人口是要放在特定条件之下的,条件不断变化,人口承载力也随之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讨论城市人口承载力时,是去掉前提条件来讨论。”  事实上,人口膨胀的同时,城市本身的承载力也在提高。  “人们常常习惯于将一个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当成一个既定的一成不变的数量来看待”,2005年,段成荣就撰文指出:“在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原来认定的最大人口容量的今天,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问题乃至灾难,相反,今天的北京市所达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大大高于提出人口控制目标和最大人口容量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的结论是:随着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城市的最大人口容量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因而要发展地看待这一问题。显然,直到今天,人们在讨论城市人口承载力时,依然经常忘记这一结论,每当人口超过既定数字,就一味奔走相告“人口已近城市极限”。  不可否认的是,特定条件下,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目前的资源供给能力不发生变化,人口无限增长,那么迟早会达到极限。”王广州说。  对这个问题,梁昊光的看法比较乐观,“把城市本身的承载力提高上去,承载2500万人口没有问题,北京可以接受这个挑战,并且生活质量还可能比现在的更高。”他认为关键是要疏散城市功能。  “北京集中了太多的资源,太多的机会,”段成荣说,“要彻底解决人口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国家整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让更多的城市具有类似北京这样的吸引力。这不是现有模式下,仅靠控制低端人口就能解决的。”  有学者对照美国的城市,指出北京已经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好莱坞,中国的波士顿和中国的硅谷。在美国由不同城市承担的各项功能,在中国都由北京一力担负,人口的增加便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对北京而言,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非膨胀的人口,而是高度集中的功能。这也是当前包括上海、广州、武汉在内的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共同存在的问题。这方面,北京如能率先做好,其管理模式必将给国内其他大城市带来宝贵经验。  “未来10年到15年,北京的发展速度会比过去10年更快。这15年决定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从现在开始,人口问题势必成为政府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关键中的关键。”梁昊光说, 如果不能疏散城市功能,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未来人口的积聚虽然不会立刻导致城市的崩溃,但必将 严重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  他有句话颇具黑色幽默意味:“极限在调整,人的心理预期也在不停调整,中国人的抗压能力更强吧。”  毫无疑问,不会有人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自身的抗压能力来解决城市的人口问题,这也绝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78岁老北京:首都不需要那么繁华  78岁的冯广聚摇头咋舌,被关于北京历年常住人口的一组数字吓了一跳:“没觉出来,没觉出来”。好比呆在逐渐煮沸的水里的青蛙试不出水温变化,常年泡在北京城里的“老北京”们,对北京的人口变化也很可能“觉不出什么”,即便是像冯广聚这样再地道不过的“老北京”――  “爆肚冯”第3代掌柜,卖地道北京小吃,说地道北京话,住地道胡同四合院,生在同仁堂后门,长在大栅栏胡同。  冯广聚说不清北京人口的变化,但他记得一条路的变化。前门、永定门、宋家庄,这条路连接着他在前门胡同里的家和上班的地方:位于宋家庄的仪表机床厂。1956年到1986年,冯广聚骑着自行车把这段40分钟骑乘的路来回走了整30年。  他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路上车少、人少。从家里穿胡同骑到前门那段路人挺多,上了前门大街往南走,骑到永定门,人逐渐少点,等过了永定门往宋家庄走,人就更少,“慢慢就到农村了,边上有农田,破马路坑坑洼洼,骑着七扭八歪的,汽车一次只能过去一辆。那时候车少,人也和平,没那么多毛病。说人少吧,也是走几步就能碰个人。”  到七八十年代,永定门外的老马路展宽重修,有了双行道,自行车好骑了,汽车也多了,农村慢慢缩小,工厂的楼慢慢多起来,“路上遇到的人比五六十年代能多一倍”。  冯广聚估计,1986年北京的人口应该是解放后的两倍左右。事实是不止两倍,1949年北京常住人口420.1万,1986年这个数字升至1000万。  “有1000万真没觉出来,可能人口增加,马路也增加,感觉不出变化。”80年代,冯广聚对人口增多最深的体会是“胡同里孩子太多,房子太少。就那么条小胡同,每家好几个孩子。”  上世纪90年代后,来北京的外地人多了,“乌泱乌泱的,一条胡同能来7、8间外地人。”  冯广聚开始越来越不爱出门,“哪儿哪儿都改造,哪儿哪儿都变化,现在我一出城,好么,什么都不认得了。偶尔出去,车一停半个多钟头。”  他挺怀念80年代的城市,觉得北京住上八九百万人的时候“比较不错”,“首都需要安静,不需要那么繁华。什么全盖北京,北京成什么了?汽车一多,你修条马路,汽车方便了,历史没了。”  说到如今北京1972万的常住人口,“一人一张嘴,都得呼吸,连同汽车排的废气,都让这1900万人享受了,我是习以为常了。”至于未来,“爱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吧,谁也没什么招”。  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  1949年,420.1万  1960年,739.6万  1970年,784.3万  1978年,871.5万  1986年,1000万  1990年,1086万  2004年,1492.7万  (记者王京雪)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责任编辑:renyue)
沈阳男子曾令军在这不足20平方米的厕所小家生活了五年,还娶了媳妇,生了大胖儿子……
竟然是孩子的妈……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汪成荣面临的奖金被收回再分配难题,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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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逛街图什么呢……
近期热点关注作者: 大白
编辑:酸姐
本文来源米宅米宅(mizhaimizhai)
2017年10月,米宅启动了大北京区域考察。
葫芦娃和十一侠在环北京区域的雾霾中奔波了几天之后发现——此行北京,他们想多了!
我和小爱在北京城六区内的地铁里辗转了几天之后发现——此行北京,没想到的太多了!
没来北京调研之前,我们知道北京房价哪里都很贵,后来看完北京房价觉得深圳的房价真便宜。深圳的朋友不服,尽管来呲。
没来北京调研之前,我们知道想要在北京买房很难,北京户口,呵呵!五年社保,呵呵!后来我们假装客户买了一次房觉得,什么北京户口?什么五年社保?最难逾越的是非普线和没钱——交税!
没来北京调研之前,我们知道北京学区房超贵,到北京先到文昌胡洞口拍照留念,耶!后来才知道北京城六区的一手豪宅才真贵,400多平米的大大大三房,演绎极致贵气逼人!这还不是最逼人的。
没来北京调研之前,我们看数据显示北京二手房占总交易额的50%,后来知道北京城六区内新房基本没交易。
没来北京调研之前,我们听说北京二手房直降100万,后来中介给我说,哪有100万,好些个都降了两三百万!
没来北京调研之前,我们以为全中国的人都想来北京炒房,现在知道,在北京,没人炒房。
没来北京调研之前,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富二代,是不是博士后,来北京之后,我们因为不是富二代在中介面前抬不起头,因为不是博士后,在置业顾问面前不敢大喘气,问问题要先说excuse me。
没来北京调研之前,我们知道了很多北京爱情故事,后来知道,在北京,男生结婚最看重的是女方家能出多少首付。
没来北京调研之前就知道“逃离北京”是骗关注度的,后来知道“有2000万北京人在假装生活”才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北京人根本没有假装,他们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有一天能真正留下来。
最后,我们和环大北京区域调研的葫芦娃、十一侠在通州会合,大家一致觉得相比环京楼市,北京的房子真值。
相比环京的风声鹤唳,城六区市场平静了,习惯了,诧异的只有我们这些外来的人。
在2017年以前,很多人或许想想办法还能买一套房子。但17年之后,真的太难了。
未来市场行情还是会继续下行,但也就几个点而已了。如果你现在买不起,明年大概率也是买不起,后年也是。
我们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未来的北京不是在赶人,北京是在选人。
这就是北京,连红条幅都做得那么好看的地方。
别难过,60平米,一平米降一万,也才60万而已!
北京的房价究竟有没有降,这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上只要调控,房价一定是降。
更何况从3·17调控以来北京出台了约23项调控政策,不降价,简直老天不容!
我们在城六区选择了五个点,五套二手房。
从直观的报价和实际成交的价格来看,北京城六区的市场行情已经降到了今年年初的市场行情,房价确实有了10-20%的降幅。
如图,基数为100,其中绿线成交均价走势,黄色线为政府部门统计均价;
那么下降的走势还会延续吗?
一个圈内的朋友说,最近北京市土地市场新挂出来了4宗共有产权的地,看到共有产权的售价之后,他对北京房价看的更明白了。比如
朝阳东坝销售价格37000元/平方米;
海淀亮甲店项目销售价格37800元/平方米;
大兴魏善庄项目销售价格29000元/平方米;
昌平北七家项目销售价格30000元/平方米;
假设购买人的产权是7成,那么换算成10成的话,它们价格基本和目前这个阶段的片区内商品房价格持平甚至略高,那么考虑到五年限售,产权交易的难易程度等等,基本可以预测的是:再往下走,也就是几个点的幅度了,不会过30%的。
其实相比价格的下滑,二手房交易量的降幅才是最大。有数据显示北京8月份成交量仅为3月份峰值阶段的一半,其中核心区域重点楼盘,交易换手率降到了历史极低水平,市场已然冰冻。
于是最近有消息说,9、10月楼市关注度和市场活跃度再度升温,骗鬼呀?
举个栗子:
一个朋友4月份在房山以6.8万/㎡的单价买了一套60㎡,总价408万的新房,然后在西城以6000元/月的价格租了一套一室一厅。
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在西城买一个老破小,比如报价410万的31平米的学区房,虽然小点,但总价差不多。
后来他给我算了一笔账,虽然总价差不多,但是:
这套31㎡的报价410万,大概评估价是成交价的7成,也就是287万的四成是114万+差价的123万,实际首付不带税费是237万,实际首付接近6成,但是我在房山买新房首付是143万,这两者相差94万。如果是二套,首付就是350万(不含税费)。
他说,现在的北京刚需根本买不起城六区的二手房。现在在北京刚需只能考虑五环外了。
只能等将来房价涨上来再置换到老城区。
后来我们在网上查到这个小区二手房最新报价是5.5万元/㎡,降幅为19.1%。
她一脸雾霾。
我安慰她说,别难过,60平米,一平米降一万,也才60万而已!今天咱们看的万柳书院,4000万的房子,降百分之十,就是四百万。
从五环到三环,还好!除了房子更小了还有房子更烂了。
现在,在北京还在想办法买房的都是真住的。
因为炒不动了,认房又认贷、二套首付比例提升,炒房的门槛儿实在太高了。
那么二套能贷款多少呢?
按照北京的规定,普通住宅首付6成,非普住宅首付8成。北京怎么定义普通住宅的呢?140平米以下,5环以内468万总价以内,5-6环375万以内,6环外280万以内,面积及价格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就是普通住宅。两个条件一个不满足,就是非普住宅。
所以,北京已经没有普通住宅了。比如一套1500万的房子,你至少得准备1200万首付,以及非普的税费。
如果你不想交非普税,那么你最多能贷款187.2万。中介会对你说,贷这么点钱,还不如全款。
所以炒房客炒不动了,大不了不炒了!刚需屌丝们,买不起了,大不了不买了!
只有换房的是哭着也要换。
2017年北京的调控政策真的做到了‘遏制炒房,回归居住’。
数据显示,北京70%的二手房交易量是改善型置换。
再举了真实的例子,一个朋友从5环外置换到3环内,面积从165㎡置换成115㎡。
但她说房子很好,虽然有点烂,但有学区。
老房子卖了1072万,新房子首付1100,居然买得起。
他说,还好!生活质量没有下降很多。
还有一种成功人士,不买学区房,因为没有北京户口。
另一位朋友,是北京某上市房地产企业高管,年薪100万,他在北京买了两套房。
但他没有北京户口。所以,他不买学区房。
因为在北京,没有北京户口不能落户学区,有没有房子都没关系。
可是孩子上学怎么办?
他说,在北京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将来会有三条路可选。
1、回老家。这种就比较惨,主要是父母追梦失败。
2、去天津参加高考。
还有第三种是上国际学校,出国。你平常看到的一些信息说,北京孕妇赴美产子,明星子女上国际学校,北京有钱人热衷送孩子出国上大学。
其实,这只是因为少数成功人士,没有北京户口而已。
有数据显示,2016年底,北京有2172万常住人口,这其中有800万人是没有北京户口的。
所以在今天,想要办理北京户口对普通人太难了。
比如一个清华女生为了北京户口居然去美国读博士,皇天不负苦心人,回国后她拿到了北京户口。
所以无论你在新闻里看到北京地铁口排了多长的队,人如何如山如海,其实可能这其中有一半都是注定要回老家的,当然他们走了,会有更多的新人进来,会有更多的北大女生、清华才子从国外回来。
这就是北京!万人的人口规划,让它成为今天中国唯一一个在收缩的大城市。
所以将来这里,要对30%的人说,注意安全!请离开!
所以以后在北京看房子的只有三种人:
一种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工作的人,北京户口,二三十岁。
一种就是富二代,北京户口,二十多岁
一种是博士毕业,三十岁左右,社保五年够了,拥有买房资格。
屌丝刚需们不能看房吗?
能啊!看看又不买,置业顾问能把你怎样?
9月、10月份有数据显示房源关注度和购房意愿有所回升,但其实,9、10月份是北京楼市惯例回暖,然后11、12月继续往下走!
但往下也就是几个点而已,市场没有恐慌,一切波澜不惊,除了我们这些外来的人,北京人坐看云卷云舒静听花开花落,北京“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在2017年以前,很多人或许想想办法还能买一套房子。
但17年之后,真的太难了。
置换只是尴尬,而首套距离彻底买不起了,不远了。
如果你现在买不起,不要觉得我说的难听,你真的就买不起了,真的不如早点回老家。
你可以说,房子不是一切,你热爱在北京的生活,还有共有产权。
但,你会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未来的北京不是在赶人,而是在选人。
如果你没被选中,会怎样?
金融暴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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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通勤反映的是一个城市中劳动力的活动半径。随着北京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加快,通勤交通流量的空间分布出现了区域间的分化和区域性的特征。
此前,50KM发布了美国西海岸湾区通勤报告。今天,我们用滴滴出行大数据为你重构北京的通勤交通。
职住分离与高通勤成本
图1-2 北京早晚高峰通勤流动图
上面的两张动态图,分别截取了早八点和晚六点时段的20分钟内,北京上班族使用滴滴出行的通勤流动示意图。
滴滴出行大数据显示,早高峰的通勤车流如水滴般由四面八方向北京中心城区涌入,到了晚高峰则恰恰相反,“水滴”从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四散开来。
要分析城市通勤,就要讨论居住和就业这两个城市空间结构中的核心要素,而“职住分离”是北京城市结构无法避开的明显特征。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大城市内部就业-居住的空间关系多以单位大院为特色,形成较为平衡的“前场后院”职住接近格局。从90年代起,中国各城市经历了激烈的制度转型和空间重构,就业变动和土地、住房的市场化带来了就业-居住在空间关系上的疏离,就业者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不断延长。
图3 北京早高峰通勤终点分布
近年来,北京城市空间规模迅速扩张,呈现职住分离和就业多中心的发展趋势。
郑思齐等学者(2015)对北京市城六区职住比的测算结果显示,职住比最高(即就业人数远高于居住人数)的12个街道中,3个位于二环内、4个位于朝阳CBD区域、2个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区域。根据滴滴出行大数据,在早高峰时段使用网约车通勤的终点分布(图3)显示,北京的就业中心分布在东直门、国贸、中关村等地,除亦庄和西二旗上地以外,大多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
图4 北京早高峰通勤起点分布
伴随着常住人口和就业总量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心城区密度的攀升,北京中心城外围的近郊区成为人口居住集聚区。
根据滴滴出行的早高峰通勤起点分布(图4),我们能够绘制出北京的居住区域集中分布在通州、回龙观、天通苑等地。虽然在行政区划上,燕郊隶属于河北省三河市,但它毫无疑问是北京通勤系统中的一部分。每天早高峰降临前,数十万燕郊通勤族跨越白河涌入北京,去往各自办公地所在的就业集聚区。
表1 北京各居住区早高峰通勤对比
注:仅统计距离在3-80公里范围内的订单
上表详细分析了几个居住区的早高峰通勤特征。表1是2017年4月某周工作日早高峰(06:00-09:59)的滴滴出行顺风车统计数据。
“热度指数”是指日均早高峰通勤人次,采用了最大值标准化的计算方法。“平均距离”和“平均耗时”分别是早高峰订单距离和耗时的中位数。在通勤热度上,通州足足领先第二名回龙观0.36,是北京最集中的生活居住区。燕郊和房山因地理位置较偏,在早高峰通勤距离更远、耗时更久。
图5 北京早高峰通勤动态图
在图5中,滴滴出行大数据完整呈现了6-10点全北京早高峰通勤动态图。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通州区的通勤特征。
城市副中心的通勤发展
通州作为北京市城市副中心的功能逐步凸显。根据北京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底四大市级机关和相关市属行政部门将率先向通州启动搬迁。
2012年以来,通州的行政功能经历了从“城市副中心”到“行政副中心”,再回到“城市副中心”的转变,唯一保持不变的是通州纾解非首都功能的核心定位,以及通州区庞大的通勤人口。通州区2016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区常住人口142.8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57万,占比近40%。
图6 通州早高峰通勤放射图
在图6中,滴滴出行大数据展示了早6-10点期间从通州区出发的所有通勤路线。这些通勤路线主要分为四条:一是从通州到东直门、朝阳门和三元桥等地区,二是从通州到望京,三是从通州到亦庄,四是从通州到上地和西二旗地区。
图7 通州早高峰通勤距离分布
从图7中可以看出,通州区早高峰通勤距离主要分布在20-40公里之间,该区间的订单量占通州通勤总量的64.8%。与此同时,还有超过10%的通勤人口要跨越40公里的距离,奔赴自己的办公室。
图8 通州和北京城六区之间通勤人数
在被授予“副中心”这一头衔之前,通州是北京除燕郊之外的另一个“睡城”:人们白天在城里上班,晚上回通州睡觉。随着通州区和北京城六区的联系愈发紧密,通州跨区域通勤人数也越来越多。图8中,除去10月和2月的节假日,过去一年间通州的跨区通勤人数呈稳步上升趋势。未来,随着“副中心”的各项城市功能日趋成熟,通州的通勤人次将会增多,而通勤成本有望降低。
北京是一个空间极化的城市,权力和资源的过度集中给予这座城市难以企及的地位,同时也造成了城市内部的空间折叠和高度碎片化,这种折叠反映在日常通勤中的特点就是人群积累和车流量拥挤。
在前所未有的城市扩张过程中,北京的就业区和居住区分布愈加迥异,早晚高峰均呈现出不同方向的人流分布。在此关键节点上,雄安新区和通州副中心等规划的提出显得尤为重要。借助滴滴出行大数据分析,智慧城市技术和空间解构规划将是有效解决北京通勤问题的两大方向。
来源:5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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