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_百度知道
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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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环保、社会稳定），需要产业升级，提高附加值，结果社会产业逐步演化。企业成本上升了，结果进一步影响整体经济活力，负担加重。劳动力缺少后劳动力价格上涨，倒逼企业选择低人工的方式老龄化，造成活力不足，从生产型，变到服务型，从国家投资拉动，变企业投资，国家收税用来擦屁股（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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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成本上升，产品成本上升，综合竞争力下降，进一步拖累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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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各服装巨头都在扩大投资东南亚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丧失，东南亚凭借廉价劳动力吸引纺织服装制造业南下，当纺织服装厂家等制造加工业向东南亚转移后，作为配套设备的缝制机械行业也敏锐地嗅到了市场的商机，开始关注东南亚市场甚至已经有了具体的行动。不过大部分的缝企对于东南亚的市场还是持以观望的态度。许多缝企考察了东南亚市场后觉得东南亚市场的劳动力的最后算下来也不便宜，因为他们工作效率很低。因此，企业家们在考察后对开拓东南亚市场持谨慎的态度。&&&&&&& 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需要做好充分、全面的准备，包括要对目标市场的产业配套环境、劳动力素质、经济政策、文化环境等因素有深刻的认识和准备。我认为，目前缝制机械企业应该关注东南亚的发展，做好商贸网点提前布局的准备，而不是制造业的大规模进入。我国的缝制机械制造也再转移至东南亚时要求投资者投资过程中不仅要特别注意土地所有权和环保问题，努力做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加强同当地社区、民众以及媒体的沟通，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要搞清楚项目有可能牵扯到的利益链，通过公益项目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动民众生活水平提升。一个能够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的投资者，就一定能够站得住。&&&&&&& 日本大型体育用品厂商将扩大从东南亚采购服装的规模。美津浓计划将整体采购量中东南亚产服装的比例从2013年度的40%强提高至2016年度的60%。而迪桑特计划在2018年度之前将这一比例从20%扩大到40%。由于东南亚有能力生产高功能体育服装的工厂一直在增加，所以各日本体育用品厂商纷纷降低采购生产成本正在上升的中国产品的比率。而用于日常用途的较廉价商品已开始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采购。部分外衣将自2014年起在缅甸生产。在增加整体销量的同时，从中国采购的比率预计将从40%降至20%多。&&&&&&& 迪桑特将在2018年度之前开始在东南亚生产泳装和滑雪服等。而从中国采购的比率将从65%降至50%，从日本采购比例将从15%降至10%。爱世克斯在亚洲生产的体育服装中，将把东南亚的比率从现在的20%提高至2015年度的50%。目前已将东南亚定位为对欧美出口的基地，例如向欧洲出口时，与中国相比，从柬埔寨出口更能减少关税。&&&&&&& 由于国内人力成本持续增长，而孟加拉国的服装产业发展较快，政府用很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有些人尝试性地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附近的一个出口加工区，投资2300万美元设立了一个独资工厂，主要生产、衬衫等服装。衬衫可以做到18美元一打(12件)，孟加拉的工厂还可以赚钱，换了国内的工厂肯定赔钱。孟加拉国的人力成本非常低，月薪只有70到10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30元至614元)，几乎是国内服装工人的五分之一。中国的服装生产能力和效率仍然远远领先于这些东南亚国家，虽然人力成本要高出不少，但整体成本并没有高到不能接受的程度，服装品牌和他们的代工厂不断迁移到东南亚国家，除了生产成本之外，还有关税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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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ICP备号-1改革红利将尽，中国需要更深入的改革
　　上世纪末开始的一些列改革与开放政策，包括加入WTO、国企改革和房地产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为中国最近十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逆转、人口红利逐渐变为人口负担，以及出口形势的相对变化，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找寻红利：城镇化钱途几何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若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经济学家史蒂夫·罗奇：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是全世界都未曾经历过的伟大故事……到2030年，中国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会再增加3亿……会让今日死气沉沉的鬼城，迅速变成生机盎然的超级大都市……可确保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
内需提振 每年新增亿元消费
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23979元，农村人均收入为9833元，约占城镇居民收入的4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15161元，农村人均5211元，约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34%。　　若城镇化水平再进一步，即更多的农村居民变为“城里人”，他们的消费支出将大幅增加，中国总体居民消费将因此加快增长，中国的内需亦将得到极大的提振。　　如果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平均每年增加的万城市人口”，即平均每年万人的年均消费水平从5211元增至15161元，对中国内需而言，这是每年亿元人民币的新增消费。
基建膨胀 未来18年新增30万亿基建投资
据经合组织（OECD）报告称，到2030年，中国正在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将会再增加3亿，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三亿的新增城市人口，将会为中国的基础建设带来巨大的提振。　　报告同时称，城市化过程中新移民的到来，会带动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产业的发展，每增加一个城市的新移民，大约可以带动该城市增加10万元左右的投资。　　据此估计，三亿的新增城市人口，将在未来18年内为中国带动近30万亿元的投资总额，并使房地产、轨道交通、汽车等行业迎来近20年的繁荣。
寄予厚望 城镇化或难以为继过久
目前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是按常住人口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一方面容易忽略城市流动人口，少算城市人口；另一方面容易混淆农村全职和兼职农业人口，多算农村人口，进而极大的忽视了中国的实际城镇化率。　　经济学家李迅雷称，如果按照“城镇非就业人口”加“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城镇化进程，到2020年前后，或许就大致结束了。
中国约3.14亿人持有农村户口，却不在农村生活；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无法享有市民身份。　　推进土地自由化改革，降低城镇入籍门槛，使其能获得更多资本、更容易融入城市，对城镇化的深入将起着极大的作用。
改革遗产：制度红利将尽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末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最近十年的快速增长，则尤其受益于上世纪末开始的一些列改革与开发政策，或谓之于“制度红利”，包括加入WTO、国企改革和房地产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但是，就像世界银行年初推出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所暗示的那样：简单的改革所产生的唾手可得的经济果实已被拾摘殆尽，下一阶段，中国需要更深入的变革。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积极拥抱全球化。截止2011年，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已激增至124个，居全球第一，远远超过美国的76个。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利用劳动力充裕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3.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　　但如今，随着欧美深陷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泥潭，以及中国变得不断庞大，外需越来越难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
　　上世纪末开始的国企改制政策，抓大放小，扶植大型国企，对中小国企则采取“放”的态度，国家不再包养。　　这为中国经济赢得了制度红利，但红利并不是来源于“抓大”，而是受益于“放小”——无数的民营企业利用这一机会迅速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50%、出口贡献超30%、就业贡献超80%。　　但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大型国企的不断庞大霸气，相对“放小”的优势，“抓大”的坏处愈来愈明显。
　　1998年后，中国推出住房改革政策，明确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一政策开始了房地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历程。　　中国的住房改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以及中国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三者互相促进互相助力。至2011年，全国房地产投资占GDP总量的13.1%，若再加上房地产相关产业，则占GDP总量的50.6%。　　但如今，伴随着房价的飙升以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迷恋，这一现状越来越难以持续。
时移世易：人口红利变苦酒
未富先老+加速老龄化 养老体系承压
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加速的关键时期。2011年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至2010 年11月1日，全国13.71亿人，0~14岁人口占比16.60%，比10年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占比70.14%，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上升2.93个百分点。据联合国预测，未来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不断加速增长，至年间，年均增速将增至4.2%。中国不仅将失去人口红利，而且还将面临“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并给养老体系带来沉重压力。
年轻劳动力迅速减少 人口红利变人口负担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下降0.10个百分点，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联合国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9.98亿的峰值，此后逐年减少。人口学者则预言，到2050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担。
工资膨胀——再见，世界工厂
如果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还是几年以后的时期，那么劳动力价格上升以及用工荒则是企业现在就要面对的事情。瑞信经济学家Andrew Garthwaite表示，中国似乎已经遭遇“刘易斯拐点”，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已经耗尽，从而将导致工资通胀的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的成本也会上涨，同样会对劳动力成本上涨起到助推作用。日本大和证券则预计，中国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制造业将转向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结构更有优势的东南亚诸国。
荆棘密布：未来十年的经济挑战
调结构与稳增长任务棘手
过去五年，增长率下降了一半，从07年GDP增速超14%的峰值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这是国外经济危机和国内不作为共同导致的结果。如何在调结构的同时稳增长，是未来十年的重大挑战。
增长模式受到打击
出口曾是中国经济的引擎，但过往几年，由于工资水平日益增长、人民币的走强以及可供开发的新市场有限，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正在受到打击。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庞大，出口引擎或难以为继。
房地产繁荣走到尽头
伴随着房价的飙升以及政策的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迷恋似乎难以继续，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似乎已走到了尽头。城市的天际线上到处是未完工的建筑，过去的投资导致房地产供应过剩。
劳动力市场萎缩
如本专题所述，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达到最大化并将开始萎缩。据联合国预计，从2015年到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6900万。这是中国短期内所无法改变的最大的不利现实。
国有部门改革固化
如本专题所述，国企改制所带来的坏处，已越来越超过了其收益。近十年，国有部门改革已经停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倒退。民营企业仍无法进入电力、石化和银行等战略性产业参与竞争。
利益者阻碍进一步改革
过去十多年每年增幅接近10%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削弱了推行必要改革的动力。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金融危机都成为阻碍改革的绊脚石。
系统性改革政策滞后
在维稳和稳增长心态的影响下，中国的系统性改革严重滞后，包括改革户籍制度、利率、资源定价机制和税收政策等，已严重滞后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越是滞后，改革的难度就越大。
政治、经济改革如何协调
维稳心态下，稳增长已成为决策层习惯性选择。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言，改革即是刮骨疗伤。如何坚定政治决心，如何协调长、短期利益，如何协调政治经济改革，将成为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任务。
我来说两句专家称我国人口红利消失殆尽 减税是大势所趋-中新网
专家称我国人口红利消失殆尽 减税是大势所趋
　　据经济之声报道，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凤凰财经峰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厉以宁、阎庆民、张五常等先后发言。
　　首先演讲的是北大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他演讲的题目是《十八大后的十年》。厉以宁认为，现在的中国，各种红利已经消耗完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等等，制造业在向东南亚转移，所以未来十年，首要的就是要创造新的发展优势。
　　但厉以宁强调，不应过于恐慌，中国应该看到，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其实就是技工时代的开始，我国今后随着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加大职业技术教育，会形成形成一个技工时代，而在这方面，我们要远远比东南亚国家有很多优势。沿着这条路劲，当东南亚国家进入技工时代的时候，我们要向高级技工时代过渡，东南亚向高级技工过渡，而我们就已经向专业人才过渡。
　　而对于目前学界很热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厉以宁更是提到，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任何收入阶段，只要你不注意，不努力，就会产生陷阱。厉以宁强调，改革就是制度调整，改革一定从体制方面修改对原来不合理的制度，今后10年，我们不要用什么“中等收入陷阱”限制自己，任何收入阶段都有陷阱，都似乎不进则退，因此要始终保持信心，保持一种警惕的状态。
　　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的演讲题目是《商业银行的科学转型》。他提到，今后要金融改革要坚持三个导向：风险防范的导向，改革创新的导向和市场机制导向，建立起完善的逆周期的信贷管理机制；鼓励商业银行进行产品服务的创新，经营自己独到的品牌，发扬专业主义精神，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培育出不同类型的银行，对应不同的功能，不能全都是大银行一统天下。
　　在讨论环节，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通胀更多的是成本推动型，如果延续过去紧缩货币的思路，也许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将会为未来的通胀埋下隐患，所以更应该做的是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帮助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因此未来减税是大势所趋。另外，减税减费还不够，现在行政对经济的干预过多，政府转型还没有到位，今后首先是政府的转型，要从建设性政府、全能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加快行政机构的改革，拆庙解散和尚，减少吃行政饭的人，让更多人离开政府，参与市场的竞争和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则表示，在减税的具体的方案设计上还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如果每年几百亿的减税规模，这样的措施不足以对解决当前问题发挥作用。减税的规模要达到千亿数量级，才能有效果。
　　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说，政府的钱大部分用于经济建设，而在社保方面投入不足这是过去很多年我们存在的问题，因此讨论财税改革，也不单是减税，而是如何提高效率和公平。比如义务教育，我们说了多少年没有实现，而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用了20年就实现了义务教育。此外，分税制造成了事权与财权不统一，所以逼迫地方政府去搞土地财政、搞地方融资平台，积聚了风险。所以今后财税体制改革，如何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财权、健全地方发债体系将是方向。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财政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工具，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效率，一头挑着公平，财政改革如何兼顾效率和公平将是对今后的考验。刘尚希建议今后财政支出要提高对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的素质，包括健康、技能、知识储备等等，我们国家已经到了要依靠人力资本提升经济动力的时候。(记者王浩)
【编辑: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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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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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消失倒逼中国制造业发展市场模式改革
&余江 o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E101
& 相关推荐最新行业动态，解密市场盈利点，把握行业竞争主动权&& && &&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国内制造业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制造业的重镇，国家统计局苏州队此前关于制造业采购经理的调查显示，6月，苏州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8，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这一指数已连续两月回落，并且跌至收缩区间。苏州市吴江工业园的一幅情景可以佐证制造业的低迷：已经停工的韩资企业普光科技工厂内，法院正在派人清算机器设备。这不是苏州地区第一家停工的制造型企业，连园区内的快递员都明显感觉到快递包裹正在加速减少，园区正在日益冷清。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订单下降，但订单只是表象，背后还有需求疲弱、税赋趋紧、人力成本上升、研发风险、自动化高成本、政策保护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共同使得长三角地区的传统制造业陷入一种难解的增长困境中。制造业发展环境恶化并非自今日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制造业就已经感受到市场变化，当时珠三角、长三角就经历过一轮制造业企业倒闭潮。相对于出口加工产业的“微笑曲线”，有国内媒体提出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哭泣曲线”，导致中国制造业“哭泣”的因素分别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土地价格上涨、环保压力增大、税收优惠减少等因素带来的制造业成本高企，以及出口疲软、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东南亚、非洲国家的人力成本比较优势等。根据我们的观察，最先遭遇压力的制造业是相对低端的传统业，此后问题则向较对高端以及着眼于国内市场的制造业发展。让人悲观的是，中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说得不好听一些，它是对过去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市场方式的一次总“清算”—过去的比较优势走到头了，而新的市场模式、发展模式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转型的痛苦还会持续不短的时间。除了劳动力、资源环境、、土地等成本要素问题，政策环境的改变也对许多制造业形成了挑战。以长三角的一家私营企业为例，该企业正在考虑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原因就是税收问题。如果按照国内现有的税制正常缴税，增值税17%加上企业所得税25%，作为私营企业主还要再加上20%的股东利得税，全部税负最高占到利润总额的近50%。企业每赚1万元的利润，上述三项税负叠加后，就需要缴纳4871元的税金!在新加坡成立公司之后，内地企业可以把成本1元的产品以2元钱卖到新加坡的公司，然后再转卖给客户，这样只需要在新加坡缴纳17%的综合税金，企业成本大减。据了解，国内很多台商和外资制造企业都会像这家企业那样做，台商私下称之为“小三通”，将利润做低，商流和分开，把税收和GDP都留在中国境外。随着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加大，地方政策执行环境已经明显收紧。过去企业能够混过关去的潜规则，现在很难蒙混过关了，因为这两年地方政府不干了。据长三角一些企业称，从去年开始，地方税务部门开始严格查税，过去一些典型的偷税漏税手段，地方税务部门都会对比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对企业的利润进行回算，核算出企业应该缴纳的税金，要求企业补缴税款。面对地方政府的“认真”，相当一批制造业企业感到不适。要指出的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并非过去享受政策优惠的外资独有，国内制造业企业也普遍面临上述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我们在浙江某市调研时曾与一批制造业企业老板交流，一些企业老板尖锐地问道：“我们周边所有搞制造的企业都说不赚钱，日子过得很艰难，国家7%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新常态之下的经济转型是痛苦的，而许多企业是这种痛苦的直接承受者。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竞争力都不能离开制造业，不能缺少制造业企业的支撑。一方面我们要应对转型带来的困境，要熬过制造业的冬天;另一方面，国内也需要全面检讨制造业发展的环境，以便为制造业的下一步发展做好政策和环境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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