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山市民众镇最新发展的生活是否做出太多无用的规范

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怎样“拿来”?_百度知道
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怎样“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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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我们这代人主要生活在20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受屈辱的时代,八国联军侵华就是20世纪开始的那年发生的;后半段,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后半段又可以分为两半来看:前一半搞运动比较多,后一半搞建设比较多。文化的特点是它像流水一样不容易隔断。中国的文化有多少年就得算多少年,有3000年就得算3000年,5000年就是5000年。这种文化的继生性特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无法否认的。没有传统就没有今天,大家都是在旧的文化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接上去,发展,这是国学的目的,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的提出实际是从清末开始的。当时我们国势衰败,西学传入。西学是强势文化。当时西学的传入与印度文化传入不一样,印度文化是和平传入。西学带着武力,依靠船坚炮利传入。正因为有西学的传入,才有“国学”的提法,不然“国学”很难普及。20世纪前半叶,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要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把他们好的东西拿来充实我们自己。不吸收是绝对不行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西学冲击刺激了我们。我们才发现自己也有哲学。我们经过梳理,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了现代哲学独立学科。有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经学、子学里本来就有大量的哲学学说。 袁行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840年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遂又提倡国学,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何况国学中的确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余敦康(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抗战时期,一大批国学大师涌现,抵抗日本,爱国救亡。包括冯友兰、贺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陈寅恪等都是这时候出来的,当时对于鼓动中国人民的士气起了很大作用。他们都有留学背景,提出新儒学,新心学等。所以他们绝不是脱离时代的,不是书斋式的研究国学,而是与民族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外国人来观光,提出要看孔庙。可是“批林批孔”把孔子给批倒了。于是就找了李先念同志,他当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找到《历史研究》,让写篇文章。这个任务交给了庞朴。庞公当时是副总编。庞朴就找我们来商量,说这怎么搞啊,掉脑袋的事呀。七想八想,孔子政治家别说了,哲学家也别说了,教育家总可以说吧:伟大的教育家,第一个把官学变成私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么一写,然后就在《历史研究》发表,后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是我们给孔子第一次平反。后来形势慢慢好了,又有了《孔子再评价》等文章。 21世纪的中国:国学和我们在一起 任继愈:我们中国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外国的历史讲不了5000年,1000年都讲不了,美国讲两百年,再往前追,就是印地安那史了,要不就是欧洲移民史。英国、法国的历史也不长。古巴比伦文化,成了现在的伊拉克。真正几千年不断的只有我们一家。这很特殊,为什么没有断,不但不断,还有发展?这很值得研究。“国学”题目就两个字,可做起来是做不完的。怎么让中国的文化获得新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这是我们的任务。温故而知新。这个“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汤一介:21世纪弘扬国学,一要打牢根基,二要吸收先进的文化。费孝通先生在文化问题上提出一个观念,叫文化自觉。他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各种文化要知道自己文化的美,要学习展现别人文化的美,美的文化要放在一起共享,这样就天下大同了。文化自觉的提出,我认为有深刻意义。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民族的价值,这个民族怎么存在?不知道别人文化的好处也不行。我从来不认为儒家思想都是正确的,都适应现在的社会。但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精神之所在,是我们文化传统之所在。打断这个传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中对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都有很好的资源。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自笛卡尔后就讲“主客二分法”,一直主张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所谓“人类中心论”。结果发展到后来,人破坏了自然。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朱熹有句话讲得特别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此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与天是不能分离的,有了人,天的使命就在于人。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儒家也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孟子的仁政学说,其核心是“有恒产则有恒心。”百姓没有恒产,怎么能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第三,人的自身问题。人的身心问题有内外两个方面。现在社会问题多,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内部外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宋明理学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就是追求人的身心内外的和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达到这个境界,人的身心内外就和谐了。儒家思想里有很多资源,我们要整理出来,解决当今的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袁行霈:我在1992年写的《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我今天重申这段话是想表明: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和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现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现明显的入超状态,有人统计,文化的进出口比例为14:1,这未必是精确的统计,但值得我们注意。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在广泛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有责任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共享。 余敦康: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为什么中国能够凝聚这么多人,这么多中国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外国人参观中央民族大学,看了以后说,这在我们那儿是不可能的。要让以色列的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学,非打成一锅粥不可。可是中国56个民族,不管什么宗教、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协和万邦,万邦都能和谐共处,这不就是联合国的宗旨吗。国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国学就是文化,文化不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是中国人的生命方式,根深蒂固地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统,成为基因。你不了解这个基因,违背了它,你就会失败。当年搞人民公社,把家庭取消,吃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男队女队,结果全国人民没饭吃。改革开放搞家庭联产承包。这场发自农村家庭的改革,国家没有投一分钱,粮食问题两年就解决了。就是两个字,家庭。家庭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几千年都是如此,家庭是个经济体、生活体,又是个血缘体,还是个文化体。这个文化是不是国学?它没有学,可是他与国学血脉相通。国学在这里不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没有学过、接触过经典的东西,但是在文化上、精神上都会有一种认同感。 态度很重要:国学是无用之大用 任继愈:开办《国学》版,就是要在媒体上加强中国历史传统教育。我们的历史光辉灿烂,也很丰富,经验很多,奋发图强的经验,克服困难的经验,抵抗外族侵略的经验,发明创造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要把它们继承下来,首先就得要让人们知道。媒体跟学校不一样,一个学校才几千人、万把人,而媒体的读者要多得多,影响是全社会的。所以,责任重大,也很艰巨。 汤一介:我认为当前把国学在报刊的版面推出来,对文化的建设,对民族精神的建设发扬,对加强民族凝聚力,对我们在世界展现自己的面貌等方面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要记住,不能只要国学。只讲国学,我们就孤立自己了。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提法是不对的。要美美与共,要共同享受美好的文化。欧洲文化中心论破产了,不能再搞中国文化中心论。这是不明智的,也做不到。袁行霈:国学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内容十分丰富的学问,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国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在21世纪国学仍然不可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不可能很多,也不必太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要耐得住冷板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同时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 余敦康:光明日报办《国学》版影响面很大。国学不单单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千万不能把国学只当做国故。那样的话国学就只是过去的、古老的东西,成了一个故事堆。我们的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称。应该去这么讲,是回答我们现在中国人生存的主题。可是我们没有把它提出来,把自发的东西搞成自觉的东西。《国学》还是要面向大众为好。现在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学习的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呢:孔子学院。它怎么不叫秦始皇学院、汉武帝学院?孔子代表一种文化,一种符号。国学就是中国的根。不要把国学看做具体的东西,唱个昆曲,学段京剧,就是弘扬国学,不要这么理解国学。国学是广义的中国文化,是传统。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徐长安)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袁行霈今天在此间呼吁,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 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学论坛今天开幕。袁行霈以馆长身份做了长达六千多言的主旨报告。他说,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正当西方文明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型,中华文明急需吸取其营养奋起直追的历史关头,清朝统治者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丧失了历史机遇。现在,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加自觉地发展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袁行霈说,今天是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时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国学的当代意义是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来实现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态度。研究国学,应以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深层的、学术性的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 这位学者强调,对待国学应当抱三种态度,即分析、开放、前瞻的态度。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 他同时告诫,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继承传统文化,要有所取舍,不能复古倒退;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取舍由我,不能不分优劣,全盘西化。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都是没有前途的。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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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无用”之事,做“有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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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中国人不是吓大的——来再多B-52也没用
来源 | 戎星战友 图片来源于网络共享
近期,美国除了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发生分歧之外,军事上也没有闲着。4月份,美军两架B-52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到中国的南海以及日本冲绳附近进行了训练飞行。在我空军加大对台绕岛巡航力度之后,美军的B-52轰炸机出动得更加频繁了,5月底6月初,短短的十几天内,美军已经连续出动了几次B-52到南海上空执行飞行任务。
从网络上发布的美军B-52轰炸机航迹图来看,几乎每次都是进入南海后,飞到东沙群岛附近,然后掉头返回,有时甚至会飞到东海附近,期间距离广东省最近距离只有大约250公里,对中国的威胁意味非常之浓。
B-52轰炸机其实是一款非常古老的飞机,由于其可以发射巡航导弹,再加上世界上没有能够抗衡美国空军的力量,所以虽然1962年就停产了,但是一直还在飞,美军甚至还预算其能够服役到2050年。派这种老掉牙的轰炸机来巡航,对于两个军事上的大国而言,由于大家都有对等的武器,都有攻击对方领土的能力,其实没有任何实战上的意义,也起不到任何实际上的威慑作用,只是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不习惯不适应的一种危险做法而已。
首先是南海问题,美国对中国为南海和平所做的努力视而不见,不停地挑动周边国家在南海搞事,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在周边国家反应冷淡的情况下,只好把不相关的澳大利亚拉进来作出一些不友好的举动,甚至不远万里拉来英国和法国的军舰,要到南海来巡航,号称保卫“自由航行”的权利。以这些手段来制造南海紧张局势。
其次是为它所谓的“军事同盟”打气。在我军加强绕岛巡航之后,沉重打击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但是美军B-52轰炸机到南海飞行之后,台独势力又有点儿沾沾自喜,仿佛又有人为它们撑腰了。至于飞到东海,纯粹是看到目前中日两国在多方面开展双边合作,故意在两国之间制造一些紧张气氛。
最后就是老套的渲染“中国威胁论”,从军方到某些议员,借机发布一些关于中国威胁的言论,表示美军现在的实力不足以完全遏制中国军力的进步,需要国会拨更多的经费,从国内军火商那里买枪买弹,这个简直已经是套路了。
而对于中国来说,美国这套做法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从以前的侦察机、侦察船、各种军舰、潜艇,到现在的轰炸机,一直就经常在靠近中国的国际水域转悠,并没有对我们的发展造成任何困扰,就在4月底美国宣布B-52到南海之后,中国5月初马上就在南海各岛上部署了反舰和防空导弹,并且5月中旬就宣布轰-6K在岛礁上起降,不会因为美国的威胁就放弃我们的领土和正当权利。而对于台独势力,它们大概已经忘记了以前金门炮战的时候美海军编队是怎样临阵脱逃的了,想真要指望美军为了它们和中国开战,显然如意算盘是打错了。大陆对台湾,不光是军事上,在政治、经济、两岸人才交流等多方面也全面压制台独势力,台独力量的削弱,不是几架美军飞机就能够挽救的。
至于联合英法舰队巡航,首先这两个国家会不会为了美国的利益去火中取栗本身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欺负下叙利亚这样的国家还可以,正面和中国怼上不知道是否还会这么卖力。其次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那个衰弱不堪的大清朝,这次美国还能凑齐八国到中国来耀武扬威吗。笔者还是觉得借用一句话比较合适:“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不是吓大的,来再多的B-52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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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白岩松——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doc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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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白岩松
——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除了上《新闻1+1》的直播之外,台里又有其他的节目请求。
在中国,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当红的《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就说,白岩松是他最为欣赏的同行。除此之外,他也可以称为作家,两本自传和评论类的书籍《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一直都是畅销书。他还尽量抽时间满足大学、媒体等发表演讲的邀请,他擅长即兴的发言,常常以雄辩、睿智和严肃的面孔出现。与他理性的思考相比,他是个温和的“改良派”,在“革命”、“改革”和“改良”三个词汇之间,他毋庸置疑地选择后者。这是他对时事一贯的看法,他不希望看到流血、牺牲和暴力,他说:“历史将怎样评价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个盛世。”他有着自我的历史观:“历史要靠每个人的努力,一步步地推进。”
很难将他归类到“新左”或“自由主义”这种知识分子阵营的划分里。但在他的自我确认中,他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尖锐的言论常常影响着舆论的导向,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着,他不是知识分子中的投机者,而这,也让民众和媒体进一步认同了他。
“做无用的事”是他最近一次演讲的题目。其核心观点是:“面向社会的时候,多关注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面向自己的时候,多干一点别人认为没用的事。”这位43岁的电视主持人曾经卸掉了三档节目的制片人职务,也回避着各种接踵而来的社会邀约,不去做一个“滥好人”。名、利和权势的诱惑,在他身上已看不到痕迹。他想了想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人还是会想自己是不是能安心。”
“有用”是时代病
《新周刊》:如何理解“有用”与“无用”?
白岩松:当每一个人都在拉扯你要去做很多他们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活着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我认为都处在一种“没有时间活着”的状态。我毕竟过了40岁了,也要去考虑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不是全是那些“有用”的事情?为什么在做那些大家都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我一般感觉不到快乐。我做新闻的时候——就像你做你的杂志的时候,也不一定感觉快乐,因为这是责任,是你的理想的某些东西在这里。因此,生命需要一种平衡。过了40岁,就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我不能总去做我自己认为——多——我要去为大家怎么怎么地——那
《新周刊》:那你自己是怎么处理的?
白岩松:我现在必须是要敢于说“不”。具体说来是有步骤的:2003年我放弃了权力之路,我辞去了所有附在我身上的——当时我是3个节目的制片人——要——堵死了一条“好好先生”之路。人有的时候完全没有时间了——都堵住一定比例钱的路,再堵住一些好好先生的路——便给自己腾出了一些空间,腾出了一些空间就可以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儿了——听
《新周刊》:这里头可能就牵扯到一个时间分配法则的问题。都说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碎片化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碎片化了,就是时间。
白岩松:再深一步,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不再愿意用时间去换利益,我拿出相当的时间去换取自己的舒服,换生命该有的某种状态。
《新周刊》:那别人会去想——对你白岩松而言,是不是你的生命中的理想、欲望和激情都已经实现了、达到了——从而你选择这样?
白岩松:比我得到的多的人多得多,比我得到的多的人不愿意停下脚步、依然为名忙碌的多得多得多。我不属于我们这个行当里的富有者吧——相比较之下。但是我也绝不能不说自己不富裕,这绝不可能。但是任何事情是相对的,那我觉得起码我还懂得适可而止。
“无用”的种子在80年代
《新周刊》:其实,在我眼里有两个白岩松同时存在——一个是人群当中的白岩松,所谓人群中,包括出现在公共空间、公共画面当中的白岩松;还有一个是人群背后的白岩松。哪一个是真实的你?
白岩松:任何一个人,大家有时候总觉得“哪一个才更真实?”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做每一件事情展现出来的那一瞬间都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见过很多温文尔雅的人在球场上突然成为“暴力分子”,哪一个是真实的?可是我非常清楚,都是真实的。我的球友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生活中和声细语的,但是在球场上却偏偏很暴戾。
《新周刊》:比如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看到一个屏幕上的白岩松和生活中的白岩松完全判若两人。
白岩松:屏幕上跟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人。我觉得大家在解读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过简单了,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看任何事情,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白就是黑、不是A就是B,但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更多是在AB之间、在黑白之间、在对错之间、在好坏之间,那才是最大的比例。所以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不会去简单地下结论。人也是一样,我们会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别逗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我们跟任何人都一样,就看环境激活了我们什么。
《新周刊》:对。坏人是什么?坏人就是自己恶念的一部分。
白岩松:有的时候跟大学生交流,我就想,我也有可能成为他们所厌恶的人,如果环境把你潜在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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