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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揭秘:苏德军事合作二十年 斯大林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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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49 发布在
&&&&&&&&&&&&&&&&&&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希特勒和斯大林：荒唐的伴侣&&&&&&&&&&&&&&&&&&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苏方代表莫洛托夫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众所周知，1945年以前的苏联和德国是战场上的仇敌，纳粹德军的入侵夺走了2700万苏联人民的性命。不过，就在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中却隐含着一个重大的秘密――德国和苏联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军事合作。俄罗斯《时间报》、《军事历史研究》等刊物2007年初披露了这中间的诸多细节。《环球军事》杂志也刊载了这一秘闻。 &&&&&&&&&&&&&&&&&&&&&&&&&&&&&&&&&&&&&&&&&&&&&&&&&&列宁号召向德国学习 　　俄罗斯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经过大量研究后发现，1917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了摆脱协约国两面夹击的困境，曾密令德军总参谋部实施“托尔计划”，用一列专列将流亡瑞士的俄国革命者列宁送到里加，希望通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给同样危机四伏的沙俄以致命一击，迫使其退出战争。据挡案披露，列宁一行在经过德军占领的波兰时得到了一切方便，但共产主义者并不相信德皇的善意，而是希望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来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要求苏俄人民学习德意志民族良好的自我管理及卓越的组织管理优点，他不断在演讲中说：“我们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性，否则我们的民族终将被奴役被灭绝。”　　列宁认为，德国的纯理性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列宁不仅要求身边的战友和群众学习德国―普鲁士精神，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关于这一点，当时负责军事和肃反工作的斯大林、捷尔任斯基都有深刻印象。　　苏俄向德国学习的热潮在1918年遇到了寒流。德国并没想到俄国十月革命会取得胜利，出于极端阶级仇恨，五十万德军向苏俄发起猛烈进攻。为巩固政权，列宁背负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指责，甚至被怀疑是德国间谍，坚持与德国达成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及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苏德在拉巴洛联手 　　到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击退了协约国三次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白卫军的进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一轮军事对抗中赢得胜利。与此同时，苏俄期望十月革命的火种在短期内燃遍全欧洲，但随着德国11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某种均势，结果双方都不得不面对现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由军事对抗向和平共处发生过度。　　于是1922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一次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首次邀请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参加。　　苏德两国在接到与会邀请后都十分重视。列宁原计划自任团长出席会议，因工作、健康和安全等原因未能如愿，但列宁向会议说明：“代表团的组成及拥有最广泛的全权和列宁本人参加完全一样。”会前，列宁嘱托苏俄代表团团长、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到热那亚去。……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特别是争取与德国实现关系上的突破。”　　而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也急切改变自己“国际弃儿”的环境，派遣有“日尔曼形象代言人”之称的著名外交家，外交部长冯?拉特瑙伯爵率团参加，力争有所突破。　　日，热那亚会议在意大利外长的主持下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9个国家的代表（包括英国自治领共34个国家）。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认为会议“带有政治性质”，拒绝派代表参加，只派“观察员”出席会议。有关国家根据事先统一的口径，向苏俄提出偿还沙皇债务的苛刻要求。苏俄提出反建议，会议陷于僵局。会议进行到4月15日时，同样因提出修改凡尔赛和约遭到拒绝的德国代表团深感受到冷遇与压制，于是向苏俄代表团探询是否愿意在会外单独同德国举行双边会谈。　　当齐切林知道这一消息时已是深夜，马上开会作出决定：利用德国代表团在协约国与苏俄之间摇摆不定，并开始把希望转向苏俄的时刻，发动一次外交突袭。　　4月16日凌晨1时15分，齐切林打电话将拉特瑙伯爵从睡梦中叫醒，邀请德方当天上午11时到热那亚郊区拉巴洛举行双边谈判，并特意说明这天是星期日，苏俄代表团才能抽出时间，否则是无法安排的。　　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迫使全体德国代表立即召开一个“睡夜会议”，期间德国代表曾两次打电话给英国代表团，但均因英国外交官员都在熟睡之中，无法得到回音。5时整，德国代表团通知苏俄代表“依约赴会”。几小时以后，德国代表团坐上汽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反对电话才姗姗而来，拉特瑙伯爵说：“酒已倒出，就应当喝下去。”他跳上汽车直奔拉巴洛。　　苏德代表从12点开始正式会谈，一直谈到下午6点30分，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德国和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这就是开辟长达二十余年苏德合作时代的《拉巴洛条约》。　　根据条约，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双方放弃赔款和财产等要求。随后，两国又缔结了一个秘密军事协定，德国抗拒凡尔赛和约的禁令，向苏俄提供成套武器制造生产线，帮助苏俄红军建立现代化参谋指挥和训练体制，苏俄则向德国开放基地和工厂，德国能够在那里不受干扰地训练装甲兵、飞行员及其他军事人员，研制凡尔赛和约严禁的武器。 &&&&&&&&&&&&&&&&&&&&&&&&&&&&&&&&&&&&&&&&&& 缔结《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 　　1926年4月，苏德签定《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仍以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为基础。条约第二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虽然以爱好和平的方式行事，而仍遭受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进攻时，缔约另一方应保持中立。条约第三条规定，双方都不得参加第三国家在经济或财政方面以抵制缔约一方为目的而建立的联盟。　　这项条约更加促进了两国的军事合作。当时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甚至希望联合苏联，共同对付与法国结盟的东欧新兴军事大国波兰。　　椐档案记载，国防军统帅塞克特对苏德合作非常高兴。1922年底，他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波恩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动员德国公司把遭到禁止的武器生产线转移到苏联（当年苏俄通过宪法，改国名为苏联）。不久，克虏伯公司便在图拉制造大炮、装甲车，容克公司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法本化学公司在萨马拉省制造军用瓦斯和毒气。德国派出专家帮助苏联建立三个大型兵工厂，德籍专家一度占苏联军工企业外聘专家总人数的80%。两国军事技术和人员的交流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局面。&&&&&&&&&&&&&&&&&&&&&&&&&&&&&&&&&&&&&&&&&&&&&&&&&&&&&&苏德军事合作 　　年，苏联展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图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基础，迫切需要德国大量援助，德国也投桃报李，向苏联提供了大量信贷以及帮助苏联向德国企业订货。以1930年到1933年为例，这四年苏联从德国进口的总值分别为4.31亿马克、7.6亿马克、6.26亿马克和2.82亿马克。通过合作，苏联在先进武器设计制造和军事人员培训等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苏联潜艇部队。1926年，以德国海军少将阿诺?斯宾德勒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德国潜艇深感兴趣的苏联海军司令佐夫提出希望德国能提供潜艇设计和建造方面的帮助，不久，四艘德国潜艇的设计图纸被完整地送到了莫斯科。1933年11月，德国把全套E-I级潜艇的图纸买给了苏联，还让最好的工程师到列宁格勒帮助苏联人完成潜艇建造工作。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已拥有309艘潜艇，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潜艇部队。　　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军事博物馆现存资料显示，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派遣了六十名一战期间的王牌飞行员到苏联利佩茨克基地，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尔曼人组成的苏联空军飞行大队。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纳粹空军元帅的戈林，德国“空降兵之父”斯图登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帮助苏联人在梁赞建立了伞兵基地。　　除此之外，年有德国装甲兵之父之称的古德里安将伪装成“农用拖拉机”的德国第一代坦克运到苏联喀山，进行了各种环境下的机械化行军及遭遇战演习，他的闪电战理论在苏联得到完整示范，并最终发展成型。1926年苏联红军在第聂伯河举行代号为“西方”的大规模合成演习，古德里安居然被邀请参与编写演习大纲，这中间就包含了他对闪电战战术的设想。　　斯大林对双方的合作关系相当满意。日，斯大林写信给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说：“我想……我们与德国人的事情将运行良好。” &&&&&&&&&&&&&&&&&&&&&&&&&&&&&&&&&& 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在西方国家绥靖政策的滋养下，希特勒吃掉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随时准备扑向下一个目标。&&　　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日，英国、法国、苏联三国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互助反侵略的谈判。会谈中，苏联向英国、法国建议：缔结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三国反侵略互助条约；三国共同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对英、法、苏三国谈判深感忧虑。唯恐三国一旦结盟，将使德国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日，希特勒直接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同意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飞抵莫斯科。当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通过两次会谈，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　　该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在战争中将保持“中立”，而德国则借此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进攻波兰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又与德国达成了《附属秘密议定书》。根据苏德之间的秘密协议，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同时，日，苏联也从东线进攻波兰，派出六十万红军占领了共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同年11月，苏联又出兵芬兰，抢占了四万多平方公里芬兰领土。随后，又迫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申请加入”苏联，并吞了17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土。此外，苏联派兵攻占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国土。通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为苏联夺取了四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掠获2400万人口，建立起从芬兰湾到黑海海岸的“东方战线”。 &&&&&&&&&&&&&&&&&&&&&&&&&&&&&&&&&&希特勒上台导致关系破裂 　　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苏德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但疯狂反苏反共的希特勒有时也能客观估计形势，1933年4月底，他在接见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时表示，他与斯大林在反对凡尔赛和约体系上是一致的，“双方可以互相补充并给予相互帮助”。　　以此为契机，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政府向德国订购武器的动议。1936年，苏联制订了一个宏伟的海军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实现的首要前提就是德国提供帮助。苏联造船人民委员捷沃相回忆，他每次向德国提出订货的论证和清单都要先交斯大林审定，可见其重视的程度。这一时期，苏联驻德大使馆商务代表康杰亿马克的贷款时，提出要用贷款的一半订购德国的军工产品，特别是军舰、潜艇和飞机，谈判差点获得成功，只因希特勒被苏联人的庞大胃口吓坏了，所以才叫停。　　1938年底，希特勒开始具体计划发动大战，德国提出加强苏德军事合作问题，提出用苏联原料换德国武器的方案。1939年1月，斯大林命令所有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人民委员15天内提出A、B两份向德国订货的清单。据统计，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到日苏联遭受德国全面进攻，苏方提供了石油、棉花、磷酸盐、铁矿石、t矿石、锰矿石、有色金属等价值4.7亿马克的战略物资，德方提供了未建成的“吕措”号重型巡洋舰及建造该舰所需的设备、舰炮、水雷、鱼雷、潜望镜、最新型号的飞机样品、火炮样品、坦克、通讯设备、三百多种机床和机械样品，发动机、气轮机等。为了保证德国供货的质量和期限，苏联政府令捷沃相率一个委员会常驻德国，该委员会及其麾下专家在1941年上半年竟达七百人之多。　　其实，希特勒只想把苏德军事合作当作战略欺骗的工具。希特勒在1941年初指示与苏联有关的军事订货必须绝对地履行，德国企业都得到按时完成苏联订货的指令，甚至在需要时不惜损害本国军队的订货。为了欺骗苏联，德国抓紧向苏联供货，临近战争的4-6月，德国的供货量甚至超过了苏联同期的供货量。这一切使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的进攻就在眼前，待到日德军开始炮击边境时，斯大林恼怒地骂了一句“这个混蛋！”从这一天开始，苏德长达二十余年的军事合作被硝烟和鲜血所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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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世纪午夜：「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台前幕后
李星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横空出世，素来是世界左翼的痛苦话题。签约后，克里姆林宫泰然自若地宣布「条约使我方得以消除对德战争的危险，缩减了欧洲战事的可能土壤，如此一来，该条约为全面和平服务」[1]（莫洛托夫），各国共产党则帮腔称颂「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2]。但苏维埃与法西斯结盟的事实，比资本家的屠刀更有力地打击了三十年代末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亲苏派到第四国际）。那段「世纪午夜」的黑暗日子里，大批党员退党甚或变成激烈反共分子（如作家阿瑟?库斯特勒）；许多已同苏共当权派决裂但尚认同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从陈独秀、菲舍尔到沙赫特曼），则提出「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3]（陈独秀）或彻底否定十月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沙赫特曼）。 眼看左派房倒屋塌乱作一团，资产阶级学界敲锣打鼓再次埋葬了赤色乌托邦――「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4]（海耶克）。 历史的转弯永远出人意料。二战初左翼内部的惶恐绝望和压抑感，未几便为凯歌行进所取代――苏联粉碎纳粹的盖世功业与战后工人国家群的出现；反占领抵抗运动的顶梁柱――各国共产党政治威望如日中天，以上种种似乎验证了莫斯科对德「策略」的无比英明；五十年后，当几乎所有人都习惯于苏东阵营的「自然」存在时，它却纸房子一样塌下来了！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使思想领域内「清算共产邪恶」的复仇呼声盛极一时――国际资产阶级的现代史诠释得到独占地位，原本对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三分礼让（流行一时的「趋同」理论）让狗血淋头式大批判取代。毫不奇怪，1939年「苏德蜜月」被清算运动列为重磅炸弹。当代「新左」或「民主社会主义者」，则普遍断言斯大林暴政即为列宁理论的必然结果（「毒树的果子都是坏的」）；至于继承专断官僚思想传统的残留苏中「老左」势力，对共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累累伤疤，他们基本采取了死不认错的标准遗老态度[5]。 鉴于国内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对苏德条约前因后果的论述、整理仍属空白，笔者抛砖引玉先行一步。二战的帝国主义利益冲突背景；莫斯科对德结盟的内在政治原因；国际工运和众多革命者有何反应及其心理根源（以及它与外部阶级斗争的表里联系），便为本文阐述的几大要点。
列强的决断：以刺刀求霸权，以霸权保利润
六十年来，国际主流学界为二战涂抹了一张「反法西斯圣战」的天使面孔；自封的正义使者拍着胸脯发誓「我们完全对得起良心。我们为了建立和平已经做了任何国家所能做的一切努力」[6]（张伯伦），剩下要做的无非「向一个在人类犯罪的黑暗、悲惨史册中无出其右的邪恶暴政作战。那就是我们的政策」[7]（丘吉尔），可谓义胆丹心。实情究竟如何呢？ 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动荡不定――工业危机、劳资冲突、国际战争与工人革命绞缠不休；大洋彼岸的美帝国主义，以猛虎在山之势觊觎「老欧洲」的里外家产。已走下坡的旧霸主拼命维持既有掠夺秩序，新挑战集团急不可耐地要挣脱老格局的紧身衣；经济领域你追我赶的扩张与利益重叠，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战列舰、重炮和神经毒气的一决雌雄。年的国际战争夺走了近千万生命，但正如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所说，凡尔赛和约「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三十年代初，德国垄断资本选择法西斯运动取代传统执政代理――刷新后的官僚机器用恐怖大棒毁灭了有组织工人，重整军备刺激工业；短短数年，德帝国主义又焕发了生机。1936年德日结盟，次年接纳意大利入伙；1937年日本全面攻打中国；1938年春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9月，四列强签署《慕尼黑协定》，德国吞并捷克。在此之前，意法就非洲势力范围达成交易（1935年），在此之后，英日就在华势力范围达成交易（1939年），更多的分赃努力不欢而散（如美日谈判）；工业巨子、银行家、外交官与将军们很清楚，全局性利益摩擦终归得在战场（而非谈判桌）上求得根本解决。1939年4月，德国最高统帅部指令「彻底解决波兰问题」[8]；1939年夏，苏日两军交火（张鼓峰事件）。时间走到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箭在弦。 时世越艰难，有产精英大打出手摆脱窘境的心情越急迫；各路强盗的胃口虽分大小，手法固有高下，目标却惊人一致：资源、市场和其他任何有助于赢得竞争与赚取红利的东西。工人革命的空前威胁，又迫使各国统治者无奈地寻求团结，剑拔弩张地试探合作反共的底线。德日联盟自称《反共产国际协定》[9]；1938年9月，伦敦仍向柏林反复喊话「德、英是欧洲和平的两根支柱，也是反共产主义的主要依托，必须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现有关系的难题……也许，我们终能找到让大家――俄国除外――都接受的方案」[10]（张伯伦）。 反共固然是各帮有产强盗的共同梦想，但谁负担牺牲、谁进园摘桃，却极难谈妥；对消灭苏维埃国家，张伯伦、墨索里尼和罗斯福毫无异议，可眼前的资源与市场分配，毕竟更实在、诱人与紧迫。德资产阶级军国路线的经济代价，使它急于得到补偿――「现实问题是（德国应该）保证自己拥有为自身繁荣所必需的原料来源」（希特勒）[11]，所以「必须吞并波兰和但泽走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七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未来生存，是必不可少的」[12]（里宾特洛甫，时任驻英大使）。鉴于德帝的锋芒正盛，英帝有意让步（比如牺牲捷克），但绝没打算无休止地满足法本与克虏伯巨头们的胃口，并优雅冰冷地警告后者――「不列颠政府不会任由德国在东欧自由行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确实很不好，我们和希特勒一样憎恨共产主义，但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英国也不至于对大陆命运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任由德国取得中欧和东欧的霸权」[13]（丘吉尔）。 重划势力范围的前夜，诸位玩家都揣着一打协定，时刻准备进行和接受叛卖的打击。议会讲坛的「民主口水」无关宏旨，利润才是资本世界的真命天子；为了现实与潜在的红利，任何手段均可使用，任何结盟都有可能――「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14]，丘吉尔如是说。英法苏三国一边举行军事联盟谈判，一面与德国保持密切接触。随着时局的演变，一小批最睿智果敢的英帝国主义分子（从丘吉尔到劳合?乔治）冷静地看到一旦战事开启，「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15]，并敦促决策者尽快缔结对苏同盟。然而，英法决策圈的犹疑和失算[16]，最终使第三帝国抢了头筹。 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主要包括「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以任何支持」「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的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等内容[17]；此外，双方另订有瓜分密约[18]（苏方否认文件的存在）。一周后，德苏两军先后闪击波兰；苏军于芬兰、罗马尼亚取得部分具战略意义的领土；1940年夏，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 出手联德的决策，究竟属于反纳粹斗智的高明一环（「巧妙地利用苏德和约巩固国防……希特勒匪军的进攻战线被推往西部较远处」[19]），抑或打击了工人大众的政治自觉而造成阶级队伍的极大混乱呢？莫斯科的决定具有怎样的利益动机和心理前提？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澄清苏德出兵的「受害者」――波兰国家的阶级性质，以及二三十年代群雄争霸和劳资搏斗中，华沙政权扮演的角色，以免深陷伪善和平主义泥潭（「谁打第一枪？」「谁侵略，谁防守？」「出境作战是否算保卫祖国？」）。
资产阶级波兰：资本丛林的贪婪豺狗
波兰民族国家诞生于帝国主义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深受历史环境左右。1920年，在法帝策应下，波军击退了苏俄支援中欧工人的华沙远征；死亡营内遭虐杀的七万红军战俘，化作了有产波兰拜见资本世界的血腥投名状。依仗英法的军事庇护，随后二十年里「波兰一直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20]（丘吉尔），以沙文主义和恨共狂热作为立国根基。独立后的二十年里，「反布尔什维主义前哨」对境内少数民族（从德裔到乌克兰人）推行了系统歧视政策，并纵容极右战斗队烧杀劫掠少数民族和犹太教徒聚居区。话说回来，波兰当局并非如苏共传声筒乱骂的那样是什么「帝国主义的政府」[21]（毛泽东），它远不够格――与孔武有力的邻居相比，华沙众老板显得单薄寒碜，但华沙实业界和军官团同样做着帝国梦（「披坚执锐，顶盔贯甲，跟随斯米格尔大帅，进军莱茵河」[22]）。每有风吹草动，「大帅」和工商老总们便心痒蠢动一番，妄自尊大地呓语「（假设波德战争爆发），最初几日内波军――而非德军――将攻入敌方腹地！」[23]（日波兰大使Juliusz Lukasiewicz 与法国外长的谈话）。 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是四大列强对捷克民族的轮暴，少有人知的是，波兰与匈牙利资产阶级同样参与了这出丑剧。1938年9月，华沙两度向布拉格发出通牒，要求「归还」发达的捷属特申边区[24]，10月1日，屈从恶霸意志的同时，捷克也向趁火打劫的无赖低了头。特申企业群大大充实了波兰富豪圈的工业实力[25]，让后者对此次「扬威异域」极为满意[26]。
1939年德波战争，是两架有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逐利战争；但上层打斗的苦难与牺牲注定要落在工农肩上，使我们无法置身事外。重大时局变化（如战争、外军占领和殖民统治）对工农反抗的程度、趋势和形式有着巨大影响，它打乱了日常社会经济生活，把固有阶级矛盾激化到极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引爆了系列工人革命和殖民地反抗风暴，谁敢断定二战不是资本主义彻底灭亡的开端？然而，列强混战的前夜，十月革命发源地与国际共运的领袖――苏联与苏共，却处于深刻的蜕化过程中，最终葬送了整整一代革命潮；苏共中央（工人国家的专断官僚代表）的短浅眼光与自作聪明的实用主义行为逻辑，在1939年暴露得淋漓尽致。
苏联官僚层：简约的社会政治精神分析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孩子，工人共和国无疑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国内而言，它需要确保和促使工人与其他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构成社会生产生活的管理主体，不断稀释职业官员制度在国家机器里的含量，为此要提高一般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就国际而言，它的长远出路在于国际革命的胜利（即援助和协调无产阶级运动，促使更多地区出现工人政权，尽快使全球政治力量对比产生有利于无产大众的转折）。 20年代中后期，苏俄执政党对工人民主的侵蚀和压制已制度化（以1936年新宪法为顶峰）。简单地说，苏共官僚可定义为工人国家的波拿巴篡权集团，既禁止工人参与社会管理，又（不很情愿地）压迫资产阶级复辟趋势。从阶级属性来说，斯大林一伙仍附在工人国家这张皮上，后者的覆灭意味着苏维埃官员（作为一种制度）的权力终结，所以被迫保卫苏维埃（发展经济、充实武备、避免和击退国际军事干涉）；另一方面，特权集团又生怕工人阶级夺回失去的权力，使得「波拿巴统治集团只有一个念头：生存、生存、生存，只有生存下去才能维持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任何其他事物都属于‘技术问题’」[27]（托洛茨基）。
由于不具独立历史前途，这个集团（及其支配的苏维埃国家）的精神面貌显得支离破碎――既对（已成事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有所借重，同时搀杂着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成分（从社会改良、代议民主迷信到和平主义），又保留（甚至复兴）了许多剥削文化残余（从民族地域偏见、宗教愚昧到等级崇拜），时不时地从官方马列套话的缝隙间流出来（比如莫洛托夫以「苏联政府不能对同一血脉的（旅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命运无动于衷」[28]为占领波兰辩护）。从个人内心世界来讲，大小苏共头脑熟知份内工作但视野狭窄，既勤奋听话，又本位意识十足（时常不惜为此损害全局长远规划）；斯大林时代（尚极粗糙和失衡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初步发展带来的惊人进步，让本就妄自尊大的专权分子们自信爆棚，对强调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的「马列教条」极不耐烦充满鄙视；面对国外老牌有产集团及其文化传统和国家代理，书记们既满脸不屑，又暗暗感到莫名的自卑和敬畏。 对共运的日常工作（从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到思想宣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流擅长小圈子谈判与「暗箱」伎俩，但领导（而非操纵）群众性反剥削斗争的能力已丧失殆尽，更害怕海外工人革命取得突破会冲击国内专制系统，因而热衷维持现状。通过（依附于己的）共产国际机关和组织网络，莫斯科以拉拢收买私相授受等手法控制各国党领导层，以十月革命的威信和蓬勃建设成就迷惑摆布各党的基层骨干和外围群众，一度颇为成功。与此同时，20年代出现的官僚集中制组织原则，使上述实用主义做派为祸无穷，苏德条约和前后发生的诸多共运事变，即为类似祸害的黑色经典。
从莫洛托夫晚年谈「瓜分密约」，进一步看苏共官僚的实用主义「变通思维」
苏德条约秘密部分（密约）的真伪，素来众说纷纭。苏联官方固然矢口否认[29]，莫洛托夫晚年也一再辟谣「压根儿没什么密约，太荒唐了！」「我负责任地告诉你，类似说法完全是（西方）编造的谎言」[30]。去世那年（1986年），他又被访问者问及此事，含糊地表示「我不记得了」[31]。其实，与「田中奏折」案一样，密约（作为实物）存在与否并不关键；苏德联手的默契行动，已于大天白昼下把传说中的密约内容演示给全世界。莫洛托夫否认文件的存在，却轻松证实了交易实质（换句话说即交易本身）――「关于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西摩尔多瓦地区（的地盘划分），我们和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解决了它」，「1939年他（即里宾特洛甫――李星注）来了以后，我们就谈妥了，九月到十月间我们已拿到（商量好）属于我方的那份好处」[32]，老莫不无得意地回忆道。 事隔五十年，往日的苏共「大管家」生动浅显地阐述了官僚集团信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假设它们想达成某种妥协，就得遵守一定界限：这是你的势力范围，那是我的势力范围。和里宾特洛甫谈的时候，就说好了在（瓜分后的）波兰划界时，按照这个原则来划」[33]。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莫斯科始终恪守上述律条，难怪直至解体前夕，苏共仍坚称条约「并未违背国际法准则和通行的国与国和约签订实践的行为框架」[34]。 从官员业绩考察的技术角度看，克里姆林宫诸位大佬运筹帷幄的「功底」非同凡响，他们或具有极强经济动员能力（如卡冈诺维奇），或出色地同时包揽多类工作（如贝利亚），或深通行政管理与秘密外交之道（如莫洛托夫）。与东西方主流史学界的流行观点相左，斯大林从未（如赫鲁晓夫所说）盲信希特勒的保证[35]，而精明冷酷地监视着「合作伙伴」的任何动作，始终遵循着「寸利必争」的对德工作原则。瓜分波兰期间，德军试图蚕食苏占区（里沃夫州的石油基地和铁路枢纽），惨遭双料反击――斯大林严令德军后撤[36]，同日两军激战并迫使希特勒妥协[37]。1940年苏军前进至多瑙河流域，取得对南欧石油工业（纳粹重要能源基地）与黑海港口的制约权，并迫使德军撤出罗马尼亚。对「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伏罗希洛夫元帅）以应对急速逼近的国际大事变，莫斯科高层成员绝无分歧；从1939年8月至1941年5月，疯狂换装中的苏军同时也急速扩充编制――从120个师增至300个师（其中近100个坦克与摩托化步兵师），并大幅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斯大林集团的备战枕戈，为最终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上述成就的政治代价，亦大得吓人。对眼前具体好处紧抓不舍，对工人国家根本前途淡漠无心；重视物质领域的亏赚输赢，忽略无产大众的觉悟和自我组织；信赖密室谋划与交易，对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害怕乃至仇恨，以上种种篡权官僚精神元素，构成了莫斯科迈向苏德条约的心理前提。条约本身的准备过程即为密室交易的杰作，「直到最后时刻，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蒙在鼓里」[38]（赫鲁哓夫）。官僚们觉得一切均可玩弄于股掌之中，只要能多捞几只筹码便成――「虽然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侵犯我国，（互不侵犯协定）至少为国家赢得了一年半的和平时光和积蓄反击能力的准备」[39]（斯大林）；他的左膀右臂更真诚欢呼「斯大林是最伟大的战术家，希特勒同我们签约时没跟日本打招呼，日方火冒三丈，（日德）联盟从此名存实亡」[40]（莫洛托夫）。 沾沾自喜的莫大人看不到的是，离间敌手的同时，那些权谋手段已让追随红旗的先进工人晕头转向――1939年共产国际告诉他们纳粹与英法「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毛泽东）[41]，转过脸来便不容置疑地宣讲「反对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性质，重建民主自由也是它的任务之一。苏联的参战只能是加强而且也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战争的性质」（斯大林）[42]。 1940年的欧洲铁血交融；连串奏凯后，纳粹怪兽贪婪地吸食着养分[43]，绷紧肌肉酝酿新的虎跳；苏俄一众当家人把交易进项清点过后[44]，开始处理某些「琐事」――为了向纳粹表示合作诚意，共产国际的方向盘天旋地转起来。
签约后，苏联宣传口径的变化 &&&&&& 交易谈成签字画押后，莫斯科大模大样地告诉全国与全世界，苏德条约有助于「苏联人民和德意志人民友谊的发展和繁荣」（莫洛托夫）[45]，理由是「该条约与随后的系列政治经济合作协定保证了德国有信心拥有一个宁静安全的东部。此外，给予了它解决所面临诸多经济难题的决定性帮助。至于苏联，与德国建立的牢固友谊使它能够实现西部边境地区的国家利益」[46]。 苏共及其附庸――共产国际昨天还惊呼「法西斯主义像一只疯狂的野兽猖獗于全欧」[47]，今天却笑眯眯双手一摊：「昨天我们还是敌人，今天形势变了，便不再是敌人」[48]，并百灵鸟似地歌颂苏德友谊万岁：「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彻底改善了。现在两国正沿着加强友好关系、扩大实际合作以及从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努力的路线发展……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是欧洲持久和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49]（莫洛托夫）。一年后，莫同志仍庄严诚恳地宣布「苏德之间良好的睦邻友好关系，并非出于临时的偶然考虑，而建立在苏德两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50]，并再次指出「我国政府严格遵守协定，消除了当苏联在西部边境一带采取措施时（指扩张势力范围的系列行动――李星注）苏德关系中出现摩擦的可能性，而且协定也保证了德国对东方的安全感」[51]。甚至双方的头脸人物也一度打得火热――1939年底，希特勒致电祝贺斯大林寿辰，收到如下回电：「鲜血凝成的苏德友谊[52]，具备所有理由成为长期和牢固的关系。约?维?斯大林」[53]。 对西欧共产党来说，莫斯科传来的消息直似天崩地裂。正如上文所述，实用第一的苏联官僚早已「把工人运动（中的苏联影响和威信）当成石油、锰矿石一样向世界资产阶级出售」（托洛茨基），视自身短期本位利益变化需要，经常向各国党发出前后立场截然相反的指令，结果是「共产国际各支部和民族解放运动，变成了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做交易时讨价还价的筹码」[54]。自1935年以来，鉴于纳粹上台的对苏威胁，莫斯科要求共产国际各支部不计代价埋头「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55]，以「保卫民主自由」「反战」的名义与小资民主派混在一起，并成立各种丧失原则的政治同盟（「人民阵线」）。直至五个月前，莫斯科还把列强划分为所谓「侵略国家」和「非侵略民主国家」（见1939年3月苏共十八大斯大林的政治报告），悲声控诉「法西斯压迫者匪帮的愚弄、监狱、集中营。……法西斯统治者对各国自由、独立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56]。日，法共议会党团投票支持政府举借战债（即向统治者扩充军备提供政治支持），成为共产国际民主主义尾巴路线登峰造极的标志。 苏德条约后，共产国际的宣传口径一夜之间面目全非，但尾巴路线依旧。从号召本国资产阶级及早考虑掠夺战争，改为协助纳粹巩固军事占领，苏共及其操控的各国党领导层写下共运史上最下作的一页。
德占区的共产党：从甘当本国资本家附庸，到充任法西斯政治助手
出于政治惯性，苏德签约的当日，法共仍一口咬定「（互不侵犯）协定绝非帮助侵略者的工具，苏联必将竭尽全力阻止希特勒进犯波兰」[57]（日《人道报》社论「苏联拯救和平」） ；两天后法共政治局尚发表宣言，故做镇定地解释「协定的唯一作用就是巩固和平、保护各国人民的自由不被剥夺，欧洲和殖民地的任何一寸土地不被强占」[58]，并重申本党「比以往更加仇视国际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希特勒德国，因为它是反民主和煽动战争的祸首」[59]。法共成员、大诗人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则极力劝告读者相信「苏法英三国协定仍是世界和平的基本柱石，并极好地被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所补充」[60]。自作主张的法共迅即遭到上峰痛斥，又一轮劈头盖脑的共运路线大挪移开始了。 9月7日，斯大林接见共产国际主要领导层，下谕曰「战争正在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进行……如果他们大打出手并互相削弱，我们会很乐意。如果能假手希特勒动摇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会很不错」[61]（日季米特洛夫亲笔会谈记录）；各国共产党的现阶段任务何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该坚决反对本国政府和反战」[62]，斯大林一锤定音。总书记同志已无数次证明自己对工人阶级独立立场毫无感知更没兴趣；这次也不例外；他的「反对本国政府和反战」演绎出来便是同情纳粹反对英法。 9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要求英法等支部「立即改正错误路线」[63]，停止反法西斯宣传，而应把纳粹德国描绘成「一个力争尽快结束战争与要求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谴责侵略的英国和法国，都赞成战争继续打下去」[64]（莫洛托夫），并主要攻击英法（「不是为各国的自由而战，而是为奴役这些国家而战；不是为从法西斯主义下拯救民主而战，而是为反动派的胜利而战」[65]）。 月，百万德军千里击敌气势如虎，中北欧广大地域相继落入纳粹铁蹄下；6月22日，法国投降。同年4月9日，在给丹麦共及其它北欧党的指示信里，共产国际要求开展下列宣传：「北欧人民应该要求结束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绝不允许英帝国主义利用自己作为在北欧扩大战争的工具」；「英法在斯堪的纳维亚战争中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致使德国采取了相应的帝国主义对策；伦敦、巴黎的战争贩子及其第二国际代理人应（对战争爆发）负主要责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包庇了帝国主义煽动战争的行为，并支持了反苏战争的准备工作，所以负有同等责任」。至于无产大众的角色，莫斯科宣称「北欧人民有责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争取和平」，并指示当地共产党以开展「和平运动」为主要任务[66]。 中央发了话，底下人便热火朝天干起来。1940年6月荷共理论刊物《政治与文化》发表编辑部文章，要求「正确看待」占领军。兄弟党亦不甘落后，纷纷投入为纳粹占领涂脂抹粉的「和平运动」中去。在首都党积极分子会议上，丹共主席拉尔森发言称德军占领其实是「德国对英、法妄图侵略丹麦的挑衅行为的迅速回应」，「由此可见，目前的人民生活困苦和一定程度的民族独立自由受限，应完全归罪于英国企图侵略我国，随着战争的结束，（上述困苦和主权受损）会自然消失，（战后到来的）和平会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67]，拉主席照本宣科地解释道。挪共中央党报对友党的权威意见颇有同感，指出「尽管存在严格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但工人运动能够合法活动并出版报纸」[68]，一副惟恐占领者被误解的吹拍嘴脸。6月8日，当外省激战犹酣，挪共在首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决议是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消除社会民主党在工运的影响，广泛扩大共产党的影响」[69]，而「党的政策可归纳为下列要求：给挪威和平，恢复工业生产……遵守法纪，保持稳定」[70]，俨然太平盛世。 取得阶段胜利后，纳粹当局迫切希望恢复工业，以供应庞大征服机器的继续运转。为此，德军与纳粹党代表与各地左派积极接触，打算借助后者的威信推进企业复工计划。共产党人又如何回应的呢？仅仅一年前，共产国际还表现得像最狂热的小资产阶级爱国市民，狂吼着「在坚决击退法西斯侵略者的基础上保卫和平，组织集体安全，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抗击反动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的斗争，这些人不顾对本国自由独立的损害，谋求跟法西斯侵略者达成妥协」[71]。一年后，随着苏联官僚新交易提出的外交转向，莫斯科的海外小老弟自己忙不迭「谋求跟法西斯侵略者达成妥协」了！ 在北欧，挪共中央机关报告诉工人阶级「和平的到来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内部将重新团结起来……我党的口号是‘游荡可耻生产第一！’，而国民团结是落实它的重要前提」[72]。在法国，由于左翼有组织工人的沉重分量[73]，德方推广类似合作的意愿更为迫切。1940年6月，法共中央书记雅克?杜克洛与中央委员摩?特列昂从莫斯科回国，以建立同占领当局的稳定联系，争取合法出版中央机关《人道报》。7月初，德国驻法大使奥托?阿本茨与国会议员卡塔勒为首的法共代表团会面，地点是德国大使馆。会谈中阿本茨表示「法国正经受着极大困难。需要着手和平重建工作。谁能担此重任？只有人民，人民才会重建法国，而人民就是你们――法国共产党。能力有限、心胸狭窄和仇视任何对德亲善举动的法国资产阶级，已让事态发展抛到后面去了。我们（档案原文如此，疑为你们――李星注）需要把主动权抓在手里，到处建立委员会，这样一来，你们的党也会大大发展起来」（日杜克洛对莫斯科的报告）[74]。 稍后不久，法共中央指示工厂区党组织建立「人民工厂委员会和互助委员会」全力恢复生产，并迅速得到纳粹党驻法宣传部长马尔斯的表扬。后者在与法共代表团会面时，鼓励法共「应比目前更积极些才对，以便使工厂重新运转起来。组织人民委员会是个好主意，如果厂主逃了，就自己组织生产。在这方面，德方不会给你们制造任何麻烦」[75]（日杜克洛对莫斯科的报告）。 面对法西斯的「善意」与「示好」，法共态度如何呢？让我们接着听报告。 「昨天与德方代表见面后，我们出席了当晚的金属工人会议，以加快（停产）企业重新开工的进程。明早我们将再次召开工会积极分子会议，以便督促他们更快、更坚决地主动把工作抓起来，在那些厂主和经理人员外逃的企业组织生产。需要在未来8天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成绩」[76]（法共谈判代表摩?特列昂）。 如果说连不少苏共高级干部也对苏德结盟直着眼睛发愣――「我们共产党人与德国法西斯站在完全相反的政治与世界观立场上，突然却成了盟友。难以理解和消化这一事件的后果」[77]（赫鲁晓夫），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党更要承受无产大众的阶级压力。以法共为例，党内对半公开支持纳粹的上层意向或骂娘或疑虑，大批同志（含部分中央委员）更退党抗议。凭着阶级直觉，首都党组织的许多工厂支部纷纷指出「如果我党与德军当局――在我们工人看来，他们是压迫者――保持工作联系，党会丑化自己（在工人中的形象）。试图取得德军的许可出版党报，等于是试图证明纳粹比法国政府好」[78]。特列昂曾试探要下属工会与纳粹进行工作接触，立即受到公开驳斥――「金属工人代表团去德国使馆做客、会面，只会对建立亲纳粹运动有利」[79]（法共党员、巴黎金属工会领导人戈吉叶）。可悲的是，官僚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对苏联的盲目信任，像两根绳索束缚着左翼工人，使他们无法从领导层的丑行中得出政治结论，毕竟「每个彻底的革命者必须把苏联的意义和角色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80]（德共领袖台尔曼）。 党内群众或消极或茫然；党官僚只知本位利益；柏林的垄断巨头却对自己的天敌所在极度清醒（「必须牢记指导原则：苏德政治友谊绝不影响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德共党员仍是国家公敌」）[81]。为安抚德方，克里姆林宫不仅指令德占区各国共产党（不同程度地）配合纳粹，自己也下厨操刀奉献了一把――1939年底至1940年6月，苏安全机关从各监狱和流放地先后提走数百名德共党员并陆续转交纳粹情报部门。
苏联向纳粹遣返五百名德奥流亡共产党员的经过
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数以千计的德共党员流亡苏俄；那些逃离法西斯铁爪的柏林赤卫队员、萨克森学生与汉堡码头工人，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会在苏维埃国家遭到捕杀流放。年间的大清洗吞噬了六位德共中央委员[82]，更多的党人身陷集中营。虽频受个人与政治打击，西伯利亚的共产主义囚徒们并不晓得更酷烈的厄运等待着他们――有朝一日他们会被遣返回纳粹德国（这确乎需要超常的想象力）。下面的引文，来自一位当事人――德共党员玛格丽特? 布?耐曼（德共领导人格?耐曼的妻子）的回忆。 1938年，玛格丽特?耐曼在苏联被捕。日，她和其他服刑的同志（包括奥地利共产党员）被押往莫斯科，并得到通知「立即递解出境」，但改判文书里未提接收国的名字。出发后大家察觉列车西行，普遍感到恐慌，但有些人仍幻想会给送到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不知三国已被苏军占领）。火车最终到达布列斯特――立托夫茨克（苏德交界地），一切都清楚了，车厢内静默得吓人。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令玛格丽特终生难忘。 「内务军官率领一队士兵押送我们前往交界处铁路桥，迎面走来一群党卫队，纳粹军官和苏联军官热情地互相问候。把犯人点名完毕后，苏联军官便命令我们过桥，此时我听到身后有人激动大喊起来，三个男同志恳求俄国人别把他们交给纳粹；其中包括布洛赫，1933 年前做过党报编辑，另一个年轻工人已被法西斯缺席判处死刑。最后三个人都被拖过了桥，过桥后党卫军接手了」[83]。 许多人永远离开了共运（如原德共中央委员格?维内尔，战后成为社民党新生代骨干，官至副主席）留驻苏俄而尚保有自由的外国革命者（从普通党员到共产国际高级干部），则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煎熬[84]。
苏德协定之后：午夜与黎明间的漫漫等待
三十年代末，流亡国外的一小批布尔什维克（从托洛茨基、米斯尼可夫到谢尔什）感觉斯大林集团出卖工人阶级的种种恶行已堆积如山，「事实如此清晰和无可置疑，（苏联官僚）再用那些老套的花言巧语欺骗国际工人阶级简直不可能！」[85]。他们错了。 工人国家初始阶段显示的成就和潜力，让党官僚们对自己的既定地位颇有信心，也不反对让国际共运这架「海外政治提款机」维持运转。当莫斯科发现西欧各党并未从逢迎占领者中得到实惠，便故作超然地提醒巴黎的下属们「纳粹利用（法共）在群众中制造虚幻的（对占领现状的）满足心理，为继续作战提供稳定后方，重建经济替占领当局服务」[86]（季米特洛夫），指示法共「以严厉手段揭露、制裁和开除党内一切与占领当局做交易的有关人员」[87]（哥特瓦尔德、皮克），即清除替罪羊和肮脏交易的见证者[88]。 纳粹进犯苏联后，法共和兄弟党即刻投身抵抗运动，所吸收的无数青年前赴后继谱写「烈士党」史诗传奇；千万红军钢甲洪流的辉煌战绩与苏联战后重建的经济奇迹；1949年的革命胜利使中国成为矗立东方的解放灯塔，所有这些给苏东阵营及斯大林本人提供了几乎取之不竭的政治资本与物质实力。 二战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启动社会大改良，法共、意共应声而入，为劳资和平贡献多多；亚非拉殖民地的年轻左翼及其同情者梦想着「在兄弟般的情谊的联合体中，苏联各族人民正在步调一致地建设巍峨的共产主义大厦，这座大厦阳光灿烂，充满人间幸福与欢乐」[89]，走向数十年披荆斩棘的独立斗争。 苏德协定呢？曾让人刻骨铭心的背叛、震撼和绝望的阴郁感呢？它没有被工人阶级遗忘，但滑进了政治记忆的深处。太多的新任务和新环境，太忙碌的斗争生涯，使无数革命者专注于（想象中的）「最后一枪」；如此大气候下，党的任何失误乃至罪行似乎都可原谅或忽略，因为（大家感觉）成功近在咫尺。历史的拐弯永远出人意料――自身物质强大的巅峰时刻，苏中阵营完成了复辟，使阶级斗争的总格局倒退百年。 同一条河无法踏入两次。21世纪初，有产群雄酝酿着新的瓜分与火并，谁敢断言下一场国际战争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灭亡的契机？无产大众的反抗空前分散细碎，却已摆脱苏联时代不上不下的僵局；千万无名的阶级战士用鲜血、热情和牺牲验证了哪些道路最终通向失败，我们的责任，是打开真正的胜利之门。 09/05/05 　-------------------------------------------------------------------------------- [1] 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全会上的报告[2] 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⑴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3] 日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4] 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5]苏联解体后出现的诸多共产党之一「全苏共产党（布）」如此为苏德协定辩护：「1918年苏俄领袖们由于西方国家的敌对行动，而被迫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20年后同样由于英法的敌对行动而被迫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http/www.vkpb.ru/gpw/isolation2.html ИЗОЛЯ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О-НЕМЕЦКИЙ ПАКТ НЕНАПАДЕНИЯ.[6] 日纳维尔?张伯伦「我国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7] 日 温斯顿?丘吉尔「我能奉献的只有鲜血、辛劳、眼泪和汗水」[8] ADAP. Serie D. Bd. VI. Baden-Baden, 1961. Dok. № 149[9]同时制定了一个反对苏联的秘密附件[10]Год кризиса, :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1. С.6.[11] 日希特勒在德国军界、经济界和纳粹党的重要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2]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二章「用于重整军备的间歇期。西班牙」[13] 同上[14] 同注释4[15]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二十章「苏联之谜」[16] 1939年3月张伯伦在私人信笺里承认他「对苏联极不信任」；驻莫斯科的英法代表地位不高（英方代表甚至无签约权）以拖为主，苏方则比较着急。谈判期间，苏联向英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内容为：①缔结英、法、苏之间有效期5-10年、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反侵略互助条约；②三国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③缔结三国间相互援助的方式和规模的具体协议。[17]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德条约的内容。全文如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德国政府从加强苏德间和平事业的愿望出发，并以1926年中立条约的基本条款为基础，达成以下协议：&&&&&&&&&&&&1.缔约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2.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以任何支持。&&&&&&&&&&&&3.缔约双方政府今后将彼此保持联系，以便对他们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交换情报，进行协商。&&&&&&&&&&&&4.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的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5.如果缔约双方间在某种问题上或其他问题上发生分歧或抵触时，缔约双方应当只通过和平方法友好地交换意见，或者必要时设立调解委员会，以便解决这些争端或抵触。&&&&&&&&&&&&6.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除非缔约一方在期满前一年通知废止，否则本条约被认为自动延长五年。&&&&&&&&&&&&7.本条约应尽早批准。批准书应在柏林互换。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权代表维?莫洛托夫&&&&&&&&&&&&德国政府全权代表冯?里宾特洛甫[18]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全文） &&&&&&&&&&&&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双方下面署名的全权代表在绝密的情况下就确定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界限问题进行了讨论，结果达成以下结论：&&&&&&&&&&&&1.属于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在这方面，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诺地区的利益。&&&&&&&&&&&&2.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一线为界。&&&&&&&&&&&&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是否符合双方利益的需要，以及这样一个国家将如何划界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3.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方宣布它在政治上对该地区完全没有利害关系。4.双方将视本议定书为绝密文件。[19]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ы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М., 1952. С. 55.[20]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二十一章「到了战争边缘」[2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22] 三十年代波兰军歌歌词。斯米格尔元帅是当时波军总司令[23]Мосли Л. Утраченное время. К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 Сокр. пер. с англ. Е.Федотова. М., 1972. С.301.[24]该边区位于两国边界，共有8万波兰人和12万捷克人[25] 1938年底，边区钢产量占全波同类产量的47%（钢锭占41%）[26]与此同时，匈牙利军队开进了他们所要求的捷克东部省份喀尔巴阡――乌克兰。[27] 日《左翼反对派日志》托洛茨基「斯大林的投降」[28]РЕЧЬ ПО РАДИ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СССР ТОВ. В. М. МОЛОТОВА 17 СЕНТЯБРЯ 1939 ГОДА[29] 1945年西方在纳粹德国找到了这个密约的副本，80年代末苏方公布了密约档案，但也只有副本。正本（如果它存在的话）的所在仍然成谜。[30]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С. 20.[31] 同上[32]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С. 15, 26[33]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С. 23[34]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правовой оценке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ненападении от 1939 г.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ъезда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от 24 декабря 1989 г.) / Правда. 1989. 28 дек.[35]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 Хрущева Н.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5 февраля 1956 г.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 145-148.）。朱可夫证实说「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钟头斯大林显得慌乱。但他很快回过神来，干劲十足地投入了工作，不过有点神经质」（Жуков Г.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Изд. 10-е. Т.2. М., 1990. С.10.）[36]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Т. IV. М., 1946. Док. № 354.[37] PA AA Bonn: Bro des Staatssekret?r. Der Krieg 1939. Bd. 4 (R 29686), Bl. 303 (224106)[38] 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赫鲁晓夫回忆录》[39]斯大林讲话《真理报》.1941年7月 3日[40]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С. 29[4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42] 日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讲话《载1946年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讲话》，1946年苏联新闻出版社的小册子，第4页[43]纳粹德国两年内所辖土地增加6倍，粮食产量增加4倍，人口增加3，7倍，石油增加20倍，铁矿产量增加7，7倍。[44]苏联从年的瓜分与占领中获得4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和2400万人口，[45] 同注释12[46]日《消息报》「Дата больш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важности」[47] 1939年4月《世界见闻》第4卷，24期473页，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一宣言」[48] 同注释12[49] 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讲话（见《苏联的和平政策：莫洛托夫的四次讲话》伦敦劳伦斯与威沙特公司1941年版）[50] 1940年8月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讲话，出处同上（第71-73页）[51] 同上[52] 直译：用鲜血加固的友谊――李星注[53]《真理报》日[54] 《左翼反对派日志》&&日「希特勒和斯大林」[55]见七大上格?季米特洛夫报告《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56] 同注释28[57]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83, д. 385,&&Л. 184-185&&[58]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I.С. 75-76.[59] 同上[60]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83, д. 385, л. 127, 144.[61]цит. по: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 - 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 - 1943.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С.780[62] 同上[63]（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I. С. 88-89.）[64] 同注释30[6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0月革命22周年时的宣言，第三卷446页[66]ДИРЕКТИВА ИККИ КОМПАРТИИ ДАНИИ ОТ 9 АПРЕЛЯ 1940 г.Инициалы Димитрова, подпись Флорина.Помета Димитрова: ?т. Готвальд читал 11/1У?. 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18, д. 1319, л.117.[67]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06, Листы 107-109)[68]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04, Лист 106[69]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09, Лист 202[70]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07, Листы 67 C 68[71] 同注释46[72]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Опись 83, Дело 410, Лист 122[73] 战争前夕法共党员达30万人，多数是产业工人。[74]共产国际档案「1940年列格洛同志来信」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74, д. 520, л. 65-71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75] 同上[76] 同上[77] 同注释38[78] 同上[79] 同上[80] Ernst Thalmann: An Stalin. Briefe aus dem Zuchthaus 1939 bis 1941. Berlin, 1996[81] 日纳粹党海外组织负责人艾?波莱对波罗的海港口德属航运党组织的指示。РА АА Bonn: Büro des Chefs der Auslandsorganisation. Bd. 115: Ru?land (R 27224), Bl. 084. [82]纳粹枪决了七名德共中央委员。[83]玛格丽特? 布?耐曼回忆录 （1995年莫斯科版）[84]一位当时在莫斯科工厂里上班的流亡德共党员回忆说，厂党委书记某天忽然向他祝贺，引出下列对话：「喜从何来？」，「德国打胜仗了嘛！……你咋一脸不乐意呢？」，「我需要革命的胜利，而不是希特勒的胜利」，「革命长革命短，听着都没劲……希特勒是个实在人，帮我们教训了波兰佬」。Wehner. H. Zeugnis. Koln, 1982. S. 269[85] 日《左翼反对派日志》「斯大林的投降」 [86]ПРОТОКОЛ Б № 635(1390) ОТ 5.УШ.1040* ПРОЕКТ ДИРЕКТИВЫ КП ФРАНЦИИ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18, д. 1322, л. 161-164.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с рукописными вставкам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текст директивы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Communisme?, №3, №32-33-34.[87] 同上[88] 主要替罪羊是摩?特列昂，党内代号(胖子), 年间任法共中央委员，负责中央组织和人事工作。1939年11月 C 1940年5月在比利时从事地下活动，负责法共领导层的安全和法共与莫斯科电台联系的工作。1940年6月，和杜克洛到达巴黎与德军谈判。1940年11月被法共中央解除一切党内负责职务。此外还有罗?福尔森1918年起任工会运动的律师，共产党员。1930年起任苏联各大驻法机关律师。1940年成为法共与占领当局谈判的中间人。1940年9月被开除出党。[8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一宣言（节录）1939年4月《世界见闻》第4卷，24期473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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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任何国家对于本国的区别在于利用价值的大小这是西方政治的精粹，请楼主仔细研读马基雅威力的作品就知道西方政治的最核心，最无法示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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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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