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男朋友是我堂表姐的堂叔,那样我们可以在一起吗？_百度知道
我男朋友是我堂表姐的堂叔,那样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我有更好的答案
你有没有搞错辈份？我只听说有堂姐或者表姐，就是没有听说过有堂表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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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方摆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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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被人大代表们讨论、关心的冰山一角.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明天更加和谐美好，我不惜将我家祖孙三代人生活的血与泪，谱写成这份文稿，望诸位君子引以为戒，远离动乱，远离骚扰，平安一世，幸福一生。（这是一篇没有经过任何加工、修饰的真实纪实性文稿，文中所涉及的人名均为实名）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祖父姓：许；号：南勋：字：定香。重庆江津人。青少年时期曾教过私塾，所以人们对其始称：“许老师”。继而在亲友的帮助下先租借（后购买）本村南嗣祠开办槽坊（酒厂）发家后，因与本村下油坊谢柄兰关系较好，二人经过商量，于1939年二人合伙共同向陈宝兰处购买了江津“火药局”房屋。该房屋占据斑竹巷至小西门半条街。各人半边。谢柄兰为一进门左边：我祖父为一进门右边。买后二人随即迁居入住。该房屋我祖父主要用于住家、做仓库的经商集散地。
那一年来了一个化缘的和尚，对我祖父说：“此房不发家！”
受封建思想统治的旧中国，对和尚很尊敬。心想：一个出家之人，四大皆空。又没有家小。出来化缘图个什么？不就为一顿饭的施舍吗？叫伙房整点给他吃就是了。如果人家有家小，还可说其是为了家小骗人钱财！所以当时我祖父对和尚的话就有些犯忌！再加上想到陈宝兰是因为抽大烟（鸦片）把家抽败后才将其房屋卖给他和谢柄兰的。我祖父一气之下将火药局大门改向为歪开，从此人们便将“火药局”更名叫“歪朝门”大盐仓库。（即：解放后的顺城街19号歪朝门中药材公司第二仓库）。我祖父除了开办酒厂、盐生意，在农村买有土地。所以在解放时期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
解放前，我祖父在江津县城的的声势很大。给他看守土地的人都是背着短枪的。江津的大、小事情人们总要请我祖父去说了算数。那时有人邀请我祖父从政，然而我祖父对政治却不感兴趣。不光是请我祖父，而且很多场合还把我父亲也请去。当时我父亲只有几岁大，小孩子家不愿去，他们来人哄、就是背也得把我父亲背去。因为我父亲是祖父的长子，我祖父发家之后，一些契约上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人们都称我父亲为“小老板”。当时结婚都不办结婚证，那时是请证婚人。能够请到我祖父当证婚人的人家，觉得是相当有面子的。我祖父当年在这个小县城可谓是呼风唤雨，风光无限！
人嘛，一旦发了财，在人生得意的时候，亲戚多，朋友也多。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身边什么样的人都有。当时有一夫多妻制的政策。有人没事就跟我祖父吹：“许老师你这么有钱，不如多娶几房小妾，或者续个房！”可是这话却传到了我祖母耳朵了……
我祖父为人诚实，聪明，很有头脑，也很会赚钱。就是不善理财，不善理家。有人可怜、叫花子要钱他大把大把的打法人家。打个比方：当时城里有户人家，老婆生了孩子，由于家穷生活条件不好，产妇生产后无奶水喂孩子，眼看孩子就要被饿死了，我祖父知道后，立即拿钱叫人请奶妈喂孩子，孩子因此得救，全家很感激我祖父。直到现在，江津城里的老人们还记得当年我祖父经常在川剧院坝子和城隍庙施粥的情景。找了钱他拿回家全交给我祖母。我祖母很能干，若大一个家，家内的事情全靠我祖母一人打理。我祖父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是与我祖母卓越的理家能力是分不开的。
我祖母名叫“许陈苏”。这个名字是我祖父给她起的。因为祖母没有名字。解放前，凡出嫁的妇女都随夫姓。因为我祖父姓许，祖母原本姓苏。由于祖母的母亲在刚怀上祖母的时候，祖母的父亲因故去世。祖母的母亲就带着腹中的祖母胞胎嫁到陈家。祖母与祖父结婚后，所以祖父给她起名叫“许陈苏”。这在旧中国，意味着丈夫对妻子的认可，丈夫给妻子的名分！意为着“夫唱妇随”的意思。祖母比祖父的年龄要大四岁，是个被缠小脚的女人。
话说闲话传到我祖母耳朵里，而且劝我祖父纳小妾的人越来越多。其实我祖父为人很老实，他当时也没有这个想法。事实证明我祖父作风也很正派，至始至终就娶了我祖母一房老婆。可是我祖母确实很害怕我祖父纳小妾。如果我祖父真要纳小妾的话，我祖母她一个被裹了小脚的女人确实也拿他没办法。于是，我祖母就起了点私心：存了点私房钱。就在我们现在住的乡下，（当时也是我祖父的房产之一）。祖母与我祖父的堂弟媳（许金龙的母亲）一起在屋角后院的灰箱下边挖了一个坑，藏了一点私房钱在那里。心想：如果你许南勋要纳小妾的话，我是长房，分家我钱要多分点。当时家里发财有钱，所以许金龙的母亲与我祖母两个的关系比较好。祖父当时对这件事情还一点都不知道。加上祖母本来平时就讲究爱好穿着打扮，解放前时的女人又时兴流行戴金箍子、金膀圈。我祖父偶尔问起祖母：“那天我交给你的钱呢？”祖母就对祖父说：“你看嘛，我昨天打了几个箍子，今天又打了几个膀圈……”（解放后，我们村评十大地主婆，就要算我祖母穿的、戴的上交的首饰最多）！本来祖父在外面跑，在管外面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他就没怎么管，就交给我祖母让她一个人在搞。所以祖父压根就没注意、没多想……
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受反动思想宣传的影响，人心惶惶。共产党进城，在歪朝门大院住扎了整整一个营的兵……我祖父随即带领全家老小搬迁乡下五举村六组南嗣祠居住（就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临走前将江津歪朝门房屋托其管家傅艮庭和傅灿贵代管。不久全国解放。就开始划家庭出生、论阶级成份。我祖父是个生意人。论家庭出生成份只能是个“工商业”。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许金龙的父亲说：“我的土地是许南勋购买的，不是我的！我只是帮他种地、管理一下。”当时许金龙的父亲就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我祖父。
话说回来，他的土地确实是我祖父在1950年正月十四购买的。当时恰逢我父亲满月，在歪朝门办满月酒，场面热闹非凡。我祖母在生我父亲以前，生了三胎，两女一男，由于男孩夭折了，第四胎生下我父亲是男孩，祖父中年得子，异常高兴之下，便将购买土地的红旗大约写下“许金柱”（我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说，我儿子长大要多娶几房老婆，把他死去的哥哥的老婆都娶回来补起。这句话在父亲的记忆中，祖父祖母在父亲幼年时经常说这样的话逗父亲玩。以至对父亲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这当然是后话。
话说土地确实是我祖父购买的，由于他的堂弟（许金龙的父亲）当时一家没有着落，来找我祖父，我祖父想到都是一家人，既然堂弟家穷就拉他一把。所以就把自己买的土地的一半送给了他的堂弟（许金龙的父亲）。出租也好，收成也罢，那一半的土地一直都是许金龙的父亲在收租、使用。我祖父压根就把那一半土地忘记了。其实我祖父的土地买得很少，只相当于两个富农的土地。如果当时许金龙的父亲不推卸责任、愿意承担，不说土地是我祖父的话，象我祖父这种为当地人做过很多好事，又没有民愤的人家，话说好点，最多划为两个“中农”成份。话说许金龙的父亲突然把责任推给我祖父，这样一来，两个“富农的土地”在我祖父头上，我祖父不是地主也是地主了。所以我祖父当时就被划成“工商业兼地主”！我祖父也认了。心想：都是一家人，事也至此，自己担待了算了。再加上红旗约塞上写的是我父亲“许金柱”的名字，祖父怕影响父亲，我祖父按当时的政策，就把所有的财物上交了。所以当时给我祖父划的也是“开明地主”。
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之后，我祖母心想：有利的时候你来巴结我，祸事来了你全推给我男人来承担。我祖母想着不服气。祖父劝祖母“忍口气”算了！可是祖母不听，就与许金龙的母亲吵嘴。为此许金龙的母亲仗着她娘家哥哥当时是农协会的干部，就去举报我祖母藏私房钱的事情。因为当时是她和我祖母一起挖坑藏的钱。所以她知情。许金龙的舅舅就带着人在她姐姐说的地方挖了两个大半箢篼金子。其实两个大半箢篼不全都是金子，虽然是有一部分金子，有一部分是小钱。因为当时还抬去“游乡”了。所有群众都看见箢篼里装的东西的。这事当时大家都知道。但是相关宣传领导硬要说全是金子，当时我祖父、祖母也没有办法。
后来，他们就把我祖父、祖母抓起来整，逼问他们其它地方是否还藏得有钱。我祖母说：“钱是我藏的，我是准备以后给女儿做陪嫁、嫁妆的。这事许南勋他不知道。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在管，我在处理。现在所有的钱确实全部都已经上交了，确实没有了！”可是他们认为我祖父当时家里确实发财、有钱，就不相信我祖母的话。我祖父为了救祖母，到他舅舅（我的舅祖）家，把他两个中农舅舅的家都掏空了&
（舅祖只有我祖父一个外甥，对我祖父心痛、喜欢得很），结果还是没能救到我的祖母，我祖母就这样活活被他们整死了。由于契约上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解放时只有十一、二岁的父亲也被关过黑屋。只不过当时父亲确实年幼而放回家的。当然他的堂弟一家最后也没有好下场！上世纪八几年的时候，因为“农村打地窖保存喂猪的红苕藤，由于地窖密封缺氧产生沼气，第一个人下地窖去上面的第二个人没见他上来，所以第二个下去看，上面第三个见头两个没上来，第三个、第四个接着下去…..地面上第五个看见四人下去均没上来，就把头伸到地窖口探望，他也准备下去，谁知刚到窖口探了口气就晕倒栽下去了，被地面上的人及时拉上地面，在地窖边晕了半天方醒过来，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因此一家老少死了四个，尸体在地上躺了一排，当时江津公安局也去调查了。我父亲趁机去打击报复……祖父的那个堂弟媳双目失明，靠邻居施舍度日。当然这是后话！
祖母去世后，我大姑、二姑已成人相继出嫁。祖父带着我父亲和年幼的叔叔，父子三人打伙共穿五条内裤。一换下来就得赶忙洗来晾着，不然就没有换的。由于叔叔许金樑年幼较小，穿大人的内裤太大，穿不得，祖父就在叔叔的腰上给他栓根绳子。当时祖父经常被叫去坐学习班、写坦白书、开批斗会挨批斗。直到1971年祖父患脑溢血去世。谢炳楠在解放时遭到政府镇压。由于当时政治原因，父女之间要划清界限，因害怕受到牵连影响，嫁到广元拣银岩煤矿的二姑虽然牵挂、想念常给老家写信，直到她死一生都没敢回过老家。江津城里歪朝门房屋被政府以无人为由没收。后由江津政府出租给永川中药材公司；再后来被江津中药材公司侵占为“江津县中药材公司第二仓库”。乡下的房产全部都分给了当时的贫下中农。光我们那个院子就住了整整十四户人家。他们盖的、住的、用的全是我祖父交出来的。剩下其余的财物全部交给了村大队处。全交到了任大队主任的我继母的父亲手中。
我继母的父亲历任我村农协会主任，专管那些什么地主、黑五类……等等，反正那些家庭出生不好的交上来的财物保管。我继母就专管那些家庭出生不好人家干活、计分。在那个年头，最脏、最苦、最累的活总是那些家庭出生不好的在干。
我母亲为了我父亲能够轻松点，就想办法去接近我继母，去讨好我继母。请她到我家来耍，还让我做继母的干女。因为我父亲懂医术，她也常来我家找我父亲看病。
我父亲和母亲婚后生下了大姐、二哥、三姐、我和我妹妹，我们兄、妹共五人。&&
二哥因发高烧，患小儿麻痹症，一直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吃饭、拉屎都要人照顾，在他十一岁那年夭折；三姐据说是我们姐妹中最漂亮、最聪明、最讨父母、邻居们喜爱的一个。因患急性肺炎（当时父亲不在家），在那年冬月她满三岁的那天早，母亲去邻居家借一元钱，准备背三姐去乡里看病，结果又没借到，就耽误了一会，她喂三姐吃药，三姐年小吃了又吐了。母亲当时就气得把三姐打了两巴掌。三姐说：“妈妈，你别生气嘛，我重新吃过就是了。母亲说：“我重新喂你别再吐了哦！”三姐说“要得“！母亲又重新喂三姐的药。得了小儿麻痹症的二哥又在床上哇哇大叫，母亲又怀这即将临盆的我。三姐说：“二哥，你别叫嘛，妈妈去煮饭给你吃呀！”那天早上祖父又在忙着跑上跑下的写坦白书，规定那天要拿到大队去交。他又叫我母亲帮他抄一下。三姐生了病在床上着不住说：“妈妈，我着不住啊，你帮我揪一下颈子嘛！”于是母亲用碗装了一碗水又给三姐揪颈子。听到声音被揪得啪啪的响，颈子被揪红了，母亲问三姐：“痛不痛？”懂事的三姐对母亲说“妈妈我不痛”！母亲对三姐说：“那你先在床上睡一会，等我帮你祖父把坦白书抄完就带你到公社去看病”！三姐在床上睡了一会，是感觉很受不了了。她又喊：“妈妈，我想吃糖开水”！母亲说：“你想吃什么糖开水嘛？”三姐说：“我想喝点白糖开水”。母亲说：“我的天呐，我到哪里去给你弄白糖开水来给你喝嘛！”母亲想了想说：“红苕汤是甜的，家里还有点红苕根根，我煮点红苕汤给你吃要得不嘛？”三姐说：“要得！”于是母亲就去升煤炉准备煮红苕汤给三姐吃。母亲煤炉还没烧然，一个邻居到我家找我母亲，看见床上的躺着的三姐，她急忙喊我母亲：“杨文达，你的女儿不得行了，好象没气了哦！”我母亲赶忙丢下正在扇煤炉的扇子，抱起我三姐一看，她果真连红苕汤都没喝上就死了。就在那年她满三岁冬天的早上夭折。据说当时父亲是为生产队拉氨水到腊溪去了，临走那天，外婆家因事请人，所以父亲和母亲都去外婆家帮忙，遇到生产队拉氨水的船来了，父亲饭都没来得及吃，端了一碗在手中，走了几次都又倒回来把三姐抱着向天上抛了又接住。三姐说：“爸爸，你好久回来哦，回来的时候给我买糖哦,！”父亲说：“爸爸过几天就回来，在家要听妈妈的话，你要乖点哦，等着爸爸给你买糖回来哈……!”因为三姐的夭折，父亲心中耿了很多年，母亲也因此几十年都食不甘味！至今吃什么东西都还感觉没有味道！也是因为这血的教训，我母亲所以极力支持我父亲学医。在三姐夭折的那年腊月，妈妈生下了我。外公为我算命说腊月初生人应按冬月的命算，冬生水，本来寒冬腊月的就冷，再加上水又重，前半生命苦，冷冷清清的。八字占‘甲戊庚’今后有点福分，就是火候弱了点，不过女子逢弱必旺夫，此命适合女命。一点阴火克不住两重阳水。八字缺火。所以外公在我的名字上加个火旁，给我起名“奇煊”。遇到我父母又不相信算命。我外公也不是算命求吃的！由于二哥患小儿麻痹症，所以父亲巴不得母亲生下我这胎是个男孩，结果母亲生下我又是女孩。但是我生下来就象个男孩的样子，又出生在天刚朦朦亮的时候，所以父亲为我起名“晓杰”。母亲说：“不管奇煊也好，晓杰也罢，这都是男孩的名字，她是个女孩，女孩就应该有个女孩的名字。她手上有红色的胎记，就跟她起名‘永红’吧。女孩一般都比喻着‘花’这是腊月，在这寒冬腊月里百花迹已绝，希望她象一朵花一样，在冰天雪地中越开越艳，越开越红！”所以我的名字就这样最终被父母定为“许永红”。
我无论是长相、性格都极像父亲。后来母亲又为我增添了一个妹妹。由于姐姐比我大八岁，去读书去了，父母又要上班，妹妹正好比我小四岁没人管，只有五、六岁的我每天父母规定我要割齐十五斤猪草才可以去玩，每天割回家父亲要用称，如果割的草不够称父亲说我偷懒，要打我。经常割起猪草背都背不动。我一边割猪草妹妹就在我周围一边玩耍，所以妹妹可谓是我一手带大的。
记得有一天，下着麻麻雨，背上还背着个猪草小背篼的我，带着妹妹刚到外婆家，一转身就没看见妹妹，吓得我急忙抄近路找。就从外婆隔壁邻居家的屋角穿过去。下面就是当时生产队挖来准备装氨水结果始终没有用的一个废弃干池子。那时江苏、浙江、广州一带在我们这里做木材生意的人比较多，在我们这里成立有木材站。人们就把在他们那里拣来没卖到钱的烂铁丝、烂钢绳、什么没用的烂碗、烂砖、烂瓦片……统统丢在废弃池子里。我走到那里的时候，看见过去的路面已经被人踩塌了一截，所以有人在上面垫有半块烂砖，我一跨过去，脚下一滑，就仰着掉进了那个废弃池子里，背上背的背篼正好把我的身体垫在烂铁丝、烂钢绳网上保护了我。上面的那块烂砖头掉下来，正好打在我的下巴上，把我下巴打了很长一条口子……遇到社员廖沉香下班刚好路过那里看到这件事，急忙把我抱起就往我家跑。我只是记得父亲把我从廖沉香手中接过去，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母亲正在河边为生产队上班，一听人说我被摔住了，想到家里曾经夭折过孩子，脚下一软，走路都走不动了，勉强朝上面跑了几步，看见我在廖沉香手中抱着软软的被父亲接过去的样子，就像前几天生产队在池塘淹死和我差不多大的两个孩子的情景一样，这时又听人说：“杨文达快点，永红被摔死了”！母亲一听，靠着电杆滑下去再也走不动了。听邻居们说，我当时还说了很多胡话，把母亲吓得直哭。后来邻居们也问我知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
由于父亲生性严厉，加之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经常又不在家。所以姐姐和妹妹对父亲很畏惧因而显得有点生疏。我记得妹妹一岁多了都不要父亲抱，父亲抱她就哭。所以关于“孩子到底跟父亲要亲点？还是跟母亲要亲点？”这一问题就成了父亲经常与我们姐妹讨论和考验我们的话题！反正在父亲面前我永远是：“我跟爸爸要亲点，因为哪个孩子生下来都是跟爸爸姓，又没跟妈妈姓，所以要跟爸爸亲点”。母亲这个人也不爱跟父亲计较。但是在母亲在的情况下我会说：“两个都亲，因为哪个孩子生下来都要吃妈妈的奶才能长大！”但是父亲就不依，不能说两个都好，说只能选择一个。直到我们姐妹全部都长大成人了父亲都还纠缠着这个问题不放，还很在意这个问题。小的时候姐妹中唯有我一人喜欢跟着父亲追！那个年头，生产队每到农作物快要成熟、收获的季节，因怕被人偷，都要派人去看守。晚上看着父亲出去，我也跟着父亲追。父亲和母亲故作神秘的对我悄悄说：“别大声说话，一会老虎听到吓跑了，爸爸去打老虎！”我说：“爸爸那你就给我打个老虎回来吧！”父亲说：“嘘……！小声点，老虎听到吓跑了，打大的还是小的？”我说：“就打个大的吧！打个大的我们全家都有好吃的了！”父亲说：“那你在家等着！”只见父亲每晚手里拿根扁担，天天晚上出去打老虎，过了好久也没见到父亲打过一只老虎回来。我就问父亲：“爸爸你天天晚上都出去打老虎，今天也打不回来，明天也打不回来，是啥回事哦？”父亲说：“老虎被爸爸吓跑了，所以没打着。”我说：“那你大的打不到，就捉个小的老虎回来我耍嘛！”父亲说：“行！那爸爸就给你捉个小老虎回来给你玩。”我说：“小老虎长得什么样子哦？”父亲说：“就象个小猫一样。”结果过了些时日也不见父亲捉有小老虎回来。我说：“爸爸，你怎么大老虎没打不到，连只小老虎也捉不到哦？”父亲对我说：“爸爸捉了，又放回去了。那天我捉了一只小老虎后，小老虎见不着妈妈，所以就凄厉的叫啊，一会老虎娘娘回来不见了儿，也凶得很，到处叫唤，到处找她的崽崽，爸爸看见她们可怜得很，所以不忍心，就把小老虎放回去了。就像你被人抓走见不到你妈妈一样，会哭，要找妈妈。妈妈和爸爸见不到你，要到处找你一样。你见不着妈妈，妈妈也见不着你，你说这样可不可怜嘛！”我说：“真可怜，那以后我再也不要你给我捉小老虎了。”
我家后门有一根用来停靠过往船只套钢绳的水泥桩子（俗称：洋灰桩子）因为那里高点，所以看得远点。我喜欢站在上面踮起脚尖向远处眺望爸爸、妈妈回家来没？我觉得那里就象个舞台，我喜欢站在上面唱歌、跳舞……父母和邻居们都夸我唱歌好听，他们都喜欢听我唱歌。（据说三姐生前也是喜欢象我这样站在洋灰桩子上）。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我一旦生了病，就让父亲和母亲轮番不停的给我捶背，闹得父母整天整夜的得不到休息。所以父母不管什么事情都比较迁就我。父亲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我们小的时候不准我们穿花衣服和裙子。那时候是买布料做。我家姐妹穿的衣服每次都是我父亲去买些蓝布回家请人做。做一次衣服我姐姐就守着衣服哭一次。被父亲两眼一瞪：姐姐一声都不敢吭！最后还是我要求爸爸买花布，从此才结束了我们姐妹不准穿花衣服的历史。
记得有一天（那时我也不过五六岁吧），我听见爸爸在跟妈妈商量，家里又没多少吃的了……我出去打猪草的时候，看见邻居土里结的小南瓜。心想：我要是偷一个南瓜回家，全家人都有吃了，爸妈不知道有多高兴，多喜欢我啊。所以就把别人的南瓜偷了一个放在猪草背篼里，偷偷背回家告诉母亲。谁知母亲见了，立即给我一顿臭骂；父亲回家听了母亲一说，拉着我就打！妈妈转过身在擦眼泪嘴里却说：“跟我死劲打！打死这个不争气的东西！”那天我的双手都被父亲打肿了，打了过后，父亲叫我把南瓜给邻居抱回去还人家。我走前面，父亲拿根棍子走后面，要我去跟人家认错。晚上吃饭的时候，被父亲打得肿得端饭碗都端不起！从那以后，不管是哪里人家再好的东西，我都没有伸手去动过人家的。
我父亲在骨科以及风湿麻木上确实有很深的造诣，确实学得一手真实好功夫。凡是那些被摔伤、脱臼以及跌打损伤方面的接骨的（尤其是没有到别处就医过的新伤）找到我父亲就医，在我和妹妹的记忆中，我父亲对医这类伤从来没有失败过。以及一些因风湿瘫痪了大医院都不接收的，找到我父亲，被我父亲治好之后，恢复如初，现在这类被他治好的病人活着的都还有，人家多活了几十年。比如说本乡新八村的杨树希，在七几年时只有三十多岁的他，因为风湿，手肘、膝盖关节处均长包，手脚难以伸直，弯曲卷缩全身瘫痪在床，重庆大医院都不接收他，被人抬着来找我父亲治疗。被我父亲治好后，恢复如初。生产队上班，打石头，打大锤……做事与常人无异，活了七十多次才死。又比如：也是在七几年的时候，江津中山坝一姓黄的男子，在生产队上班时，不小心摔跤，腰在石包上担了一下，疼痛难忍。伤处不红不肿，大队赤脚医生就给他吃了止痛片，无效！生产队的社员们便把他抬到江津县医院治疗（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县医院是设备最先进，最齐全的一家大医院）。县医院医生一看伤者伤处不红不肿的，便对大家说无大碍！就给伤者吃了些止痛药，又打了止痛针。可是均无效果。伤者痛的要死要活的大叫，汗水大颗大颗的滴。伤者要求医生：“你干脆给我照个片嘛！”一经照片，医生大赫！伤者肋骨大约断了一寸左右！医生急忙叫大家把伤者赶紧送重庆大医院治疗，还说：“我们这里的医疗水平治不好这样的病人！”当时其中有人认识我父亲，把我父亲请到医院，我父亲通过医院仪器一看，采用自制秘方“跳骨丹”把肋骨跳拢接骨后，按损伤治疗。伤者愈后，恢复如初。生产队挑粪担水、挖土爬山、栽秧打谷，一切与常人无异。由于条件有限，父亲还经常带着伤重的其他病人到医院照片，在医院当着众医生的面为病人接骨治疗。因此我父亲在当时也是远近小有名气的医生。也是因此江津城里的一些名医都跟我父亲关系比较好，比较熟悉，还不是想向我父亲讨点这方面的经验。在我的记忆中，经父亲治疗的病人疗程短，恢复快，再重的病人在我父亲手中治疗从没超出过半年。普通损伤。脱臼一月内包治好。
还有我们隔壁生产队的钱树林（外号叫：钱花二）和冯则文。钱花二当兵从部队转业回家，与冯则文一样，两条腿的膝盖以下的脚杆全烂了，到处医都医不好。即使当时医好第二年开春又发了。两条腿烂得就像蜂苞一样，特别是夏天，又臭，苍蝇又巴，很烦，人们看见他们来了都躲他。后来就是我父亲给他们治好的。几十年两人一直均未复发。峰则文死了，钱花二现在年近七十，现在依然健在，他的腿至今都没有复发过。我父亲管这种病叫“烂连疮”，我估计这种病就很有可能是现代医学上称的“脉管炎”。
母亲为人很和气，与邻里关系都搞得很好。我们院里住了十四户人家，在与父亲结婚的近二十年中，母亲没有和院子里任何一个邻居吵过嘴甚至是红过脸。唯有跟我叔娘（许金樑的妻子）两个关系搞不好。两个经常吵嘴。叔娘为人很横！跟院里其他邻居关系也不好，今天跟这家吵，明天跟那家吵，用邻居们的话说就象在排班吵嘴一样。叔娘仗着她生了三个儿子，母亲生了三个女儿，叔娘说话很毒，经常骂得我母亲在她面前话都说不起。
由于母亲会为人处事，邻居关系搞得好，加上父亲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人聪明，善于见机行事。所以父亲消息很灵通。据说有一次，公社工作组干部商量想整我父亲，通知我父亲去开社员大会，在大会上，工作组干部就要批斗我父亲。父亲仗着自己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人家说一句，他就说一句，人家拍一下桌子，他跟着拍一下桌子，人家打板凳，他也跟着打板凳。最后人家拿他没办法，只好晚上在公社的广播里大吼“有的地主崽子走资派对阶级斗争不服，还在翘尾巴......！”后来父亲又学了医术，学了点武功......虽然在政治上受压迫说不起话，生活艰苦，身强力壮的他也没受到更大的灾难！但是平常被克扣工分、口粮是常有的事。由于家庭出生成分不好，我家乡又属经济地区，领导不叫种经济作物偏叫种粮食作物。由于土壤关系，种植又不当，粮食大大减产。到粮食收获的季节，再加上人多土地少等等原因，粮食就不够生产队的队员们分。所以就克扣那些家庭出生成分不好的人家的口粮分给贫下中农们。我家的口粮是年年被克扣。家里经常掲不开锅。由于外婆家是我们一个队的，所以到外婆家很近、很方便。（外公的家庭出生成份也不好，他曾经在国民党里当过兵做过事，所以被打成‘反革命’份子）。母亲经常叫我带着妹妹到外婆家去吃饭。由于我年纪大点，母亲经常对我说：“你带妹妹到外婆家就说家里没柴烧了，所以妈妈没煮饭，我和妹妹没吃饭！”一到该吃饭的时间，我就习惯性的带着妹妹去外婆家，我就按事先母亲教我的话对外婆说。外公、外婆见我和妹妹去了，赶紧拿碗从她和外公、两个舅舅的碗里每人倒出一点糊糊出来给我们姐妹俩吃。当时年幼的我哪里知道，哪是家里没柴烧？！实际是家里没粮食已经掲不开锅了。父亲和母亲都饿着没吃饭。姐姐比我大点，就和父亲、母亲一起饿。外公、外婆让我和妹妹吃饱后，经常从泡菜坛里抓些咸菜或者菜叶叫舅舅和我端回家去煮水，给父亲、母亲、姐姐一起吃。父亲一个大男人觉得不好意思，就叫母亲去给邻居借粮维持全家生活。父亲对母亲说：“你是女人，你去借，你去好说话点！”每年往往是队里粮食刚收获分下来，就拿去还人还不够，还有整整一年一家老小的生活呀！该怎么办？后来父亲在别人的指点下，悄悄买些土碗、粗布到贵州、贵阳、遵义一带的山里农家换玉米、小麦回家用石磨子磨面粉，煮糊糊吃。那时不敢明的去换，被人知道了要遭。因为当时政策不允许，称是“投机倒把”！父亲说贵洲人待人很热情，知道是去换粮的，都知道外面受了灾，赶紧煮饭招待。因此父亲也很感激他们，与他们保持了几十年的朋友关系。
我们老家四川、重庆一带主食都是吃大米。遇到我小时候年幼又不懂事，经常跟父母闹：我不吃麦糊糊和玉米糊糊。我要吃大米稀饭，我要吃馒头。我威胁父母说：“你们不煮大米稀饭、不蒸馒头给我吃，我就不吃饭，就饿死算了！”大米家里确实没有。也不是父母不蒸馒头给我们吃。在那生活紧张的年代，为了节约粮食，父母不敢蒸馒头给我们吃呀！因为蒸馒头要比煮糊糊要多用很多面粉。威严的父亲经常对我是半吓半哄：“你敢饿死，老子今天就打死你！还不赶快给老子端着碗吃！”说吧父亲两个眼睛一瞪，手在桌子上一拍，样子挺怕人的。有时候我一边端起碗在喝糊糊，一边眼泪还挂在脸上。有时父亲见了确实不忍心，就哄我：“妹儿很乖（小时候父亲一直这样叫我），很懂事，你先把这一顿吃了，下一顿爸爸就叫妈妈给你蒸馒头吃。”结果到了下一顿吃饭的时候还是吃糊糊！我就又哭了。父亲和母亲对我说面粉不够了，等面粉多的时候再蒸馒头给你吃好不好？我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哦，反正我要吃馒头！要吃大米稀饭！见我哭闹，母亲和父亲跟我商量：“妹妹很懂事，家里面粉不多了，蒸馒头不够，你把这顿饭吃了，下顿我专门给你煮几个麦疙瘩粑在糊糊你，让你一个人吃好不好？”。其实我从来就不喜欢吃煮的用手捏的玉米疙瘩粑和小麦粉疙瘩粑，有时候我也拿大人没办法，只好妥协说：“要得”！经常是煮起我又不吃。有时候父亲叫母亲去邻居家借点米，用小砂锅为我煮大米稀饭，专门煮来给我一个人吃。我吃的时候，他们赶紧把妹妹抱开。被我闹得没法，偶尔父亲也叫母亲蒸顿馒头来吃。我们吃的是糊糊里面经常煮些外面挖的野菜！我身体不好，父亲经常买些帮助消化的“酵母片”放在家里，每顿饭后给我吃酵母片，说是帮助消化，吃了酵母片肚子饿了让我好多吃点糊糊，增加抵抗能力。所以我从小身体不好，食量却一直很好。酵母片是甜的，小孩子家嘴巴好吃，父亲把酵母片药瓶子放到衣柜顶上，放很高，我记得小时候我达起板凳去找。我父亲平时脾气很怪他也不吵我。我们姐妹就是这样被父亲到贵州换玉米、小麦养大的。
我记得是七几年的时候，有一次运动来了，有人悄悄告诉父亲，父亲在临走之前，就告诉我叔叔许金樑赶紧走，出去躲一下。由于叔娘和母亲吵嘴，两家很久都没有说话了，当时叔叔对父亲的话满不在乎，就没听！后来叔叔被公社工作组的赵白毛（外号）和周凯抓到粮站用粮站捆麻袋的细麻绳捆绑一夜，再加上棍棒交加的打，导致叔叔许金樑双手臂神经萎缩而残废！生活不能自理，吃饭都要人喂。叔叔开始不好意思找我父亲，就在乡医院和县医院治疗，最终无效，县医院医生叫他到西南医院对双手臂进行手术，焊钢筋......叔娘见叔叔双手残废，要跟我叔叔离婚，叔娘要嫁给我们生产队一个姓冯的贫下中农。叔叔找我父亲哭诉。年幼的我记得当时叔叔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垂着不能动的双臂向我父亲哭诉：“如今我双手残废，她要跟我离婚，要改嫁跟姓冯的，我还有三个孩子，以后叫我怎么办呀？”父亲是知道叔叔被整了，由于父亲也经常躲避，也经常不在家，所以他不知道叔叔被整得这样严重！后来父亲亲自为叔叔医治，我只听父亲说：“用伸筋草、舒筋草、川乌、草乌......”其余的我就不记得了。其中有些药物有毒，父亲去药铺抓药，任凭父亲嘴皮磨破了药铺都不卖。加上家庭出生又不好，又不敢多说话，父亲只好叫母亲去抓药或者找人帮忙抓药。叔叔双手经父亲治愈后，恢复如初。靠在全乡杀猪宰羊、撒网打鱼为生，终于保住了一个完整的家。现在我叔叔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如今见到他，不知情的人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的双手曾经残废过!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用一些带毒性的药物为人治病。
赵白毛姓赵，由于头上有白发，加之人又讨厌，民愤极大，人们就给他起名外号“赵白毛”是江津李市人。三中全会后，提倡人人平等，赵白毛就回到了老家李市，由于他坏事做尽，所以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而且经常有人到家里去找他算账。如：江津城江公享堂“江渊”的后人就被赵百毛和周凯整过，落实政策后他的后人就经常去找他们……
周凯后来报名去参军，遇到调该部队去打仗，在战场上，周凯临阵脱逃，被抓回后押上军事法庭......这些暂且不说！
邓小平上台后，向全国公开招聘一批骨科医生，我母亲全力支持我父亲去参加考试。当时各方面的手续都办好了，可是父亲到了考试门口都没有进去。母亲很伤心。如果父亲去了兴许就不会有后来与母亲离婚的事情。当时父亲就是因为继母才到了医院考试门口都没进去。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一直是大家称赞、公认关系最好的一对。很多人都很羡慕他们。要不是后来继母的介入。
在我父母生下我妹妹之后，全国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当时我继母的父亲带着大队的一些干部亲自到我家中，要强行带我父亲去做绝育手术。当时其中一个干部还说：“地主崽子还想留种吗？”（封建思想中儿子才是继承香火的后人）。二哥夭折后，我父亲确实想与母亲再生个儿子，他很喜欢儿子。没有儿子，所以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绝育手术的。可是当时他又迫于没办法，只好跟干部们一起去做绝育手术。由于他跟当地的医生比较熟悉，关系比较好，他就暗中跟主治医生说好的做个“假手术”敷衍过关。把眼下干部这关蒙过去就算了。结果这个假手术又没有做好，我父亲回家后因此差点死了。后来绝育手术不得不重新做，不得不做真的。我父亲就这样被真的做了绝育手术。虽然后来有接通输卵管这一项医学技术来到中国，但是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才传入中国的。在七十年代末以及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医学中还没有接通输卵管这一医学技术。但是父亲和继母结婚是七十年代末（即七九年）。在当时想生育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父亲后来做了输卵管接管手术，那也是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情。我父亲想儿子事实，但因想儿子与我母亲离婚完全是借口。也或许他不能够接受他真的做了绝育手术这个现实。也或许是他还存在着侥幸心里。
因为父亲没有儿子，母亲与叔娘吵嘴时，因为没有儿子说不起话。我为了安慰父亲那颗受伤的心，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很努力。所以我过早的承担起了家里的重任，我就是要证明我不比男孩子差，我要让那些有儿子的人无话可说。即使是我父亲后来娶了我继母。即使是我后来遇到困难，伤心无助的时候，我也曾想过用抽烟、喝酒来麻痹自己的神经。但是我不能比男孩差的信念提醒我：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这样对待我自己，我不能这样就沉沦，我不能这样自甘堕落!我不能比男孩子差的信念，一直陪伴我、鼓励我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沟沟坎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至今我身上一点恶习惯都没有。这些我暂且不说。
话又重新说回来，在邓小平上台后，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三中全会后提倡人人平等。地富反（家庭出生不好的人）们，摘下沉重的帽子，开始了新的生活。一起经历、走过了半生风风雨雨的父亲和母亲，对未来生活也充满了憧憬。
就在生活刚刚开始好转的那一年，父亲和母亲抬笼仔猪儿去德感赶场卖回来。在五举沱下船后，当时河边有很多鹅卵石（俗称鹅石宝）。其中有一块五颜六色的鹅石宝泡在河水中特别惹眼、特别好看。我母亲亲手将那块鹅石宝拣起来抱着放入猪笼中，抬着猪笼与我父亲往家赶。
话说到了五举沱，已经是本大队的地盘，离家近，人们彼此都认识。有人就跟我父亲开玩笑，说：“咦，许金柱，你两口儿还亲热哦！抬个啥子哦？”“抬个宝”！我父亲本来生性就开朗，随口回答人家。“咦，你拣个宝吗？！”“嗯，拣个宝！”“我看呢，你两口儿抬个宝吗？”人家说吧还故意把头朝猪笼里探了探。“啊，你看嘛抬了个宝！”离家近，人们都认识，一路上走着都有人在跟父亲嘻嘻哈哈的开玩笑！本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玩笑话。当时遇到有的人在地里干活，只听见人家在跟我父亲开玩笑说“拣了个宝”，人家又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听见半头就开说!“许金柱拣块宝”的消息顷刻传遍了五举村。消息又传得快！我父亲和母亲抬着猪笼还没有走到家，消息已经在当地炸开了锅！
我父亲拣了块宝的事情传开后，当时就有人怀疑，说：“许金柱拣块宝?恐怕是他母亲当年藏在地下的宝没有交得完的。现在政策刚刚改变，管不了他了，所以他把宝贝重新拿出来了！”
这话同样也传到了我继母耳朵里。我继母长得一点都不漂亮。要身材没身材，要脸嘴没脸嘴。身高不足一米五，她只是比我母亲年轻了整整十六岁！他对我父亲是知根知底的......她的母亲、姐妹和她到处打听我父亲拣宝的事情。而且她本人频频到我家中探问情况。我也亲耳听见我父亲和母亲多次对继母讲：真的没有拣到宝，拣到的确实是一块鹅石宝（鹅卵石）。家中的钱都在当年被老人上交完了，何况家中被多次抄过的，哪会有宝？！可是继母当时还是不相信。她家的自留地是我上学必经之路。有好多次她和她的姐妹在那里拦着问我：“你爸爸和妈妈拣了块宝，是不是真的？放在哪里？发不发光？”我对她说：“没有拣到宝，是块鹅石宝，放在衣柜脚下的。我没有看见发光！”当时我只有七、八岁大。我叔叔的大儿子比我要大几岁，当时我的堂兄有十三、四岁。男孩子本来就喜欢撒谎、吹牛！他不光是告诉我继母，而且还在外面大吹特吹：“我太爸真的拣了块宝，放在衣柜下面的！到了晚上宝贝发光，晚上不照灯，屋里都亮！”有的人一听，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包括我继母都相信我父亲确实有块宝。而且这块宝不是拣来的，很有可能就是我父亲他母亲留下了没有上交得完的宝贝。
把鹅石宝放在衣柜脚下！话说穿了又有什么稀奇的呢？！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十年动乱！邓小平刚刚上台，全中国人们的经济生活条件都不好，当时家里穷也不笑人！也不是哪一家人穷！普遍的生活条件都只有这样。当时农村的屋内全是土地。不像现在这样经济条件好了，家里装修地板砖、木地板，再怎么也是三合土。当时就没有这些。家庭条件最好的就是把屋里的土地怎样整平点，整光生点就算是好的了。普遍屋里就一个光地！而且到处被老鼠东刨一个洞，西刨一个洞的。我家衣柜脚下土就被老鼠刨了一大堆，把衣柜脚都刨空了。母亲和父亲没办法，于是就将就用拣回来的那块鹅石宝垫衣柜脚。
话说这件事情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稀奇的。可是偏偏就有人对这件事情就有这么迷信、这么愚蠢。后来，我继母与父亲就开始有书信往来。这些信件当时父亲和继母就是通过我的手传递到他们各自手上的。当时我只有七、八岁，什么事情都不懂，也不认识他们写些什么。反正父亲叫我把信给继母，我上学路过继母家时我就把信交给继母，继母叫我把信交给父亲，我就老老实实的把信拿回来交给父亲。如果当时我知道我所带的信件会给我家带来那么大的灾难的话，我宁死也不会这么做的。在我的记忆中，从那以后，一向关系比较融洽的父母开始不断的吵嘴，勤劳的父亲开始整天不再做事。当时家里还很穷，哪里经得住父亲这样拖。那时姐姐在读高中，读住校。成绩非常优秀，学校老师也对她寄予很高的期望。姐姐每到周末都要回家拿一周的住校生活费。我在读小学刚启蒙。家中还有个比我小四岁的妹妹。母亲怕影响姐姐的学习，所以家里边发生的事情母亲不得不瞒着姐姐。一边得照顾我和妹妹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哥哥。母亲一个人顶着沉重的打击，忙完屋里又忙屋外。直到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听到母亲在家里哭着喊“来人啊！救命啊......”当时是我去叫人来把门撬开的：是父亲在逼母亲离婚，父亲要自杀。说他没有儿子，做事有啥用？活在世上没意思。因为没有儿子，他愧对列祖列宗……等等话。
亲戚朋友们对我父亲是劝说的劝说，打比方的打比方，连高压手段也用上了。那阵继母见不到父亲就到我家来找我父亲。却不料我家亲戚正因为这事在劝说我父亲，所以继母被亲戚们逮了个正着。亲戚们把她和我父亲一起劝说……最后父亲还是与母亲离婚了。
后来继母与我父亲接了婚。有多少次，我亲自听见继母和父亲说“这块鹅石宝就是我们的媒人！”。那块鹅石宝泡在水里确实很好看。但是它离开水后就没那么好看。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还看见它被泡在我家屋门口的水缸里。但我也曾多少次听见父亲对继母说：“如果不是老二得了小儿麻痹症，或者永红是个儿子的话，纵然你长得天姿国色我也不会要你！”
当时家里确实穷得很。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家里又被多次抄过，再加上父亲为了跟母亲离婚，又不做事，故意跟母亲扯了一段时间。家里确实一点东西都没有。可以说真是穷得叮当响！就看见原来家里的几间瓦房，另外在我八岁那天，父母挨着瓦房外边又新修了两间草房。其余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还要把它们一分为二。。。。。。
继母嫁给我父亲后，她开始后悔了。首先是封建的世俗对她的排斥。人们不能接受她作为一个第三者撤散人家家庭的不道德行为。除了当着、背着的指指点点，人们根本就不理她，不跟她说话。当时的人们见过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整散的家庭，就是没有见过由于第三者插足而扯散的家庭。再者，家里确实穷得很，确实没有宝贝。因此，继母在我父亲面前这不是，那不是的闹情绪。一天到黑一点事情都不做，认为她这么年轻的一个女人嫁给一个四十多岁而且还有几个孩子的老男人不值得！
父亲也后悔了。他跟我母亲离婚后，所有的亲戚都跟父亲断绝了来往。原来跟他很要好的朋友也因此不来找他了。以前很远就开始打招呼的人们对闯过也都不招呼了。因为他跟我母亲离了婚因此人们说他“没良心，是个扯谎棒医生”！也不来找他看病了。再加继母再在他面前闹，那会儿父亲还真有想跟我母亲复婚的想法。
那时，如果父亲不与继母好好的过，与我母亲复婚是他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是不会有女人嫁给我父亲的。尽管我父亲能说会到，尽管我父亲长得很帅！首先是他与我母亲离婚就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没人相信他，没人看得起他。再说，家里又穷。除姐姐是自愿跟着母亲的以外，我和妹妹是由法院断给父亲的。如果继母不好好与我父亲过的话，她再嫁也嫁不出去，在那个特别封建的年代没有人会娶她。
继母把她的一切不如意全部归罪于我那苦命的母亲。天天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跟我母亲打、闹。还骂我母亲：“我嫁一夫作一古，贞女不侍二夫！你男人不要你，他把你休了，他要我。”继母还对外边的人说：“是她叫我来跟他男人生儿子的，说我们共侍一夫，所以说好的孩子全部都跟女方，我与他父亲结婚后，跟他父亲一起到外边去跟人家医病，到离婚的时候女方不同意！”黑白颠倒的倒说得我母亲说不起话。她把我们一家都拆散了，弄得我们姐妹没爹、没妈的没人管不说，倒好像是我母亲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当时父亲要跟母亲离婚，家里除了几间房，又没有多余的财产。如果姐妹们都随了母亲，她一个女人家拖着这么多的孩子，叫我们母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加上我姐姐回家找父亲拿生活费（法院断：姐姐的生活学杂费由父亲付），由于继母从中向父亲挑唆一回拿不到、二回拿不到，回回无数都拿不到。姐姐要读书啊！学校得用啊！怎么会不影响她的学习？！后来姐姐就叫她头痛,看书看不进去！母亲就找父亲论理，继母从中挑唆父亲打我母亲。
可怜我母亲本来与父亲离婚后，精神上就受到很大的打击，继母有事无事的还要找借口经常与她打闹，如今为姐姐的学杂费父亲还要打她……人们对我母亲的遭遇表示高度的同情和抱不平！有人就劝我母亲嫁了算了。父亲以为他像以前一样把握得住我母亲。说句心里话，他根本不愿意我母亲再嫁。所以父亲在外面公开的说他娶的两房老婆。明里暗里阻止、干扰我母亲再嫁。本来母亲也不愿再嫁，她一直也说她不再嫁人了。可是继母和父亲都这样打她，欺负她，叫她的日子又怎么过？左邻右舍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不断的跟我母亲介绍：什么平下中农呀，干部呀等等家庭出生比较好的。我母亲说：“既然他家庭出身又好，又不受打击，又是干部，还一表人材，为啥没有讨到老婆？他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好！许金柱（我父亲）家庭出身不好，受打击，如果我要再嫁的话，还是要找个家庭出生不好，受政治打击的人。因为他们是受政治打击没有讨到老婆的。”最后母亲嫁给了一个因喊“刘少奇万岁”几乎一家人都被枪毙完了的男人嫁了。继母知道后，还故意去我母亲那里撒泼：“说好的你不嫁，如今你嫁了会破坏了我的名誉，人家不知道的会说是我把你逼嫁的……！”母亲改嫁后，对原有房屋进行出售处理，继母就去挑拨邻居故意为难我母亲。邻居为了自己的利意，想卡着母亲买便宜……最后母亲想到她跟了父亲几十年，所以就把房子便宜处理给了我叔叔许金樑。母亲虽然最终落得个儿孙满堂的结局。但是当时这件事情对我母亲的打击是很大的。当时母亲都差点疯了，她想起前就忘了后，人家把她接过去的时候母亲说话都有点不对头了。
本来父母的离婚对姐姐影响很大，再加上父母离婚后，她到父亲那里拿生活、学杂费，一次又一次的都拿不到。她要读书，她需要钱呀！由于她没有住校生活费，所以就住到与她很要好，家离学校又很近的一个女同学家里。由于姐姐学习成绩好，人又长得漂亮，那个女同学的父母以及全家都很喜欢她。那个女同学有个哥哥，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还没有女朋友，所以他就看上了我姐姐。那个女同学的哥哥人长得不怎么样，又是个跑江湖的，家庭地区条件又不好，是山区，所以姐姐对这桩婚事就不同意。于是人家一家人就对外面制造谣言，以达到促成这件事情的目的。那同学的哥哥还跑到我父亲那里向我父亲提亲，还说她已经在跟我姐姐耍朋友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事）！父亲当时一听气得暴跳……因此姐姐的成绩向下一滑再滑……老师说她考大学应该没问题，结果连中专都还要差4分。后来复读了三年高中，结果是一年不如一年。读来读去，最后离考学校差了十多分。
这书姐姐是没有信心再读下去了，她说她思想不集中，精力老分散，看书看不进去。也没有心思再读下去了。可是她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随着母亲到了人家那里，你叫她怎么忍受人们异样看她的眼神？她怎么习惯？如果她不跟随母亲一起去，她一个刚从学校出来，刚丢了书包的姑娘又怎么办？于是她就开始慌慌张张的处理个人问题，准备把自己嫁出去。结果个人问题又没有处理好，后来又与姐夫离了婚……后来姐姐说：“那种无奈、无助、遇到事情都没人商量，是一般常人体会不到的！”（母亲又打不起主意）。如果父亲不与母亲离婚我们做子女的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事情！
父母离婚后，我和妹妹先失去了母亲，接着又失去了父爱。继母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从继母一进门起，不管是上学、放学一个猪草背篼从此就没离开过我。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我得背个背篼去上学，中午放学了，别的同学都回家吃饭了，我还得背起背篼沿路打猪草。别的同学都在家吃了饭上学去了，我才把猪草背回家，急急忙忙的吃了饭，背着个空背篼慌慌张张的跑着去上学。下午放学了我又一路打猪草回家。学校老师见我天天背个背篼去上学和如此繁重的家务活，老师有意见呀，说这样会影响我的学习，如果我学习不好的话，人家会说他做老师的没能力、教学生教不好。所以要我把家长叫去。如果我回去说，家长不但不会去学校，继母还要以我做一点点事就拿起说为由打我！我背着背篼去上学学校老师要批评我。我不做事也不行呀。我是两头受气。继母总是看我不顺眼。我做事做对做错她都打我。有时候她叫我，我问她什么事？她恶狠狠的说：“老子叫你吗总有是噻！”等我走过去她就打我几耳光：“老子叫你你敢还问有什么事？”继母说。等我把她吩咐的事情做完了，她又跟我几耳光：“老子不叫你做你还不晓得做！”象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十来岁的孩子哪里会买卖什么东西嘛？！记得有一次家里喂猪的混合糠完了，父亲就叫继母去双石桥（乡街）上去买点。继母就叫我去买。我家到双石桥有六七里路，我到双石桥去买了五十斤混合糠费了不少力才挑回家（那时候又没公路没车）。继母偏说糠不好，价格又贵，说我眼睛长来好坏都分不清楚，所以就打我。硬是逼着要我把糠挑回去还人家，把钱退回来。父亲说几十斤糠再贵也贵不了多少钱，就算了。继母说：“我这是在教她，不然她不知道什么叫好坏。以后你女儿长大了没出息出去人家说我没把她教好！”我把糠挑回去还人家，幸好人家都知道我家的情况，人家二话没说也没为难我就把钱退还给我了。而且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东西她要叫我去买，不合她胃口她就叫我拿回去退。搞的人家都说：“卖给你吗，你一哈又拿回来退，这卖出去的东西哪有退的道理。不退给你你回去要遭打，不卖给你吗，你继母说你拿起钱都买不到东西，你回去还是要遭打，再说我东西拿出来就是卖的，不卖给你人家又说我欺负你。你继母又不来买？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卖给你。”再有就是把小麦、玉米拿到打米房去打粉。继母先在家里称了重量后，让我再拿到打米房称。等打完粉再约称。如果拿回家称少了一二两她就要打我，说我一点都不聪明！被人吃了面粉都不知道。要我拿回打米房找人家。气得有时候人家都把打粉机卸开我看！以证明他的清白确实没有吃我的面粉。工作人员说：“把几十斤小麦打成粉后，少一二两半把斤都是正常情况！”由于这样的事情遇到多了，人家都怕跟我打粉了，叫我回家叫继母亲自去打粉。可是我哪敢回家去这样说，只有低声下气的求工作人员给我把粉打了。不然我回家去继母要打我。可是打了粉后，我又害怕又差一二两称，回去继母又要为难我。初中读了一年，她就说：“女孩读书读那么多有什么用？只要写得起名字就行了。”就硬不让我读书了。经常是我放学回家水都挑了几挑了，和我一齐放学的同班才走到我们哪里。从继母一过门我就过着衣不蔽体的生活，十四岁我就要挑一两百斤的担子。家里煮饭喂猪、做家物，挑水拿柴家里的事全是我一人在做。挖土挑粪，栽秧打谷就是我帮父亲顶着做。我是忙了屋里又忙屋外。生了病也不让我休息，也不给我治。（不光是不跟我治，我父亲晚年生了病她都不请医生跟她治）。说来也奇怪，自从父母离婚以后，一向体弱多病的我平白无故的不爱生病了，病痛比我母亲在时少了许多。继母说：“成年人一天才休息八个小时，你一个小孩子家，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就够了”。有时候宰猪草不小心宰到了手指，继母见了不但不给我包扎伤口，反而说我是想偷懒、想耍所以故意把自己手宰了的，就又给我一顿毒打。可怜我被继母打也打了，骂也被她骂了，伤口也没有给我包扎，而且也没有得到耍（休息）。那时候，我睡着了有磨牙的习惯，继母硬是说小孩子磨牙对家里不吉利。所以我一睡着，她就用筷子使劲撬我嘴巴，可怜我一天累到黑，在晚上睡觉的四、五个小时里还得不到安静的休息。在路上母亲跟我对面过去她都不让我叫她，不许喊外公、外婆、舅舅、姨娘。不让跟邻居们说话，不准我出去玩。否则就会遭到继母和父亲的毒打。我过着囚居般的生活。我身上从没有放过一分钱的零用钱，就是舅舅或者外公、外婆悄悄的给点零用钱给我，被继母搜身搜到了，要被她没收，要被她打。就是姐姐送件稍微好点衣服给我，她都拿去送给她的外侄女穿。要是在路上有人与我对过被继母看见了，回家继母就要问我：“他给你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继母说：“老子就不相信他一句话都没有跟你说！那你是怎么过来的？”说完继母往往是抓住我又是一顿打。死了父母的孤儿都有人同情，有人送爱心。可怜我连死了父母的孤儿都不如。如果有人敢在背后说同情我的话，继母会很凶，会去骂他们，叫人家把我领去养。所以没有人敢替我说句公道话。从那时起，我盼望着长大，我要挣脱这种束缚！有一天我要穿尽天下的奇装异服！我要打尽天下的不平！我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我发誓有一天我要乒乒乓乓的大干一场，出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
多少年来，我一直都不敢大明公道的去看我母亲。每次我得知母亲又回来看外公、外婆的消息，我总是象做小偷一样，借口挑水，看看四周没人，就从后边唯一的一条通道‘杨文芳’的屋后阳沟穿过竹林偷偷去看望母亲，安慰母亲。因为父亲和继母是不准我去看望母亲的。知道后他们是要打我的。但是我十次去看母亲，八次父亲和继母都知道，他们的眼睛就象长在后脑袋上的一样看着我。该我回家又被打了。要说周围的邻居都很同情我们姐妹和母亲的遭遇，但是这其中一定有人告密！但是在那条通道的周围就只住了那几家人。
于是我怀疑上了堂叔“许金钢”的母亲，她经常爱讨好卖乖的……杨文芳屋前是我乡开的旅馆，当时许金钢的母亲就在旅馆上班。再有就是怀疑“杨文芳”，她虽说与我母亲是堂姐妹，但是她经常跟我幺舅娘吵嘴……有一次，我被父亲打完后，终于从父亲嘴里得到证实：“你知道老子是怎样知道的吗？是你岁婆（许金钢的母亲）和杨文芳告诉我的！”后来为这事我多次找了杨文芳和许金钢的母亲。杨文芳对我父亲说，你怎么对她说是我说的？你不要告诉她是我说的噻！我还把这是告诉了许金钢的姨娘。许金钢的姨娘也谴责许金钢的母亲这事做得不对！许金钢的母亲也背地里悄悄找我谈过几次话，她说：“我没有跟你爸爸说过你去看你妈妈的事情！”但是我一直不相信她的话，因为在那周围只住了那么几家人。别人哪有那么多时间来看我这些。因为许金钢的母亲一天在旅馆上班耍起没事干，只有她才有时间。
那时母亲和舅家亲戚也不理解我。母亲和舅家亲戚要我正大光明的去看我母亲，认为我不应该偷偷摸摸的去看母亲。他们都骂我没孝心、没良心。我不是不想正大光明的去看母亲，我确实有我的难处。有时候母亲回来了，外公看见我从他家外面经过，以为不知道母亲回来了，所以他当众就拉我去看母亲。实际上我就是听说母亲回来了，专寻找机会去看母亲，但是被外公当众一拉，人人都看见了，我的目标就暴露了，反而不敢去见母亲，只得另找与母亲见面说话的机会，以解母亲对儿的相思之苦。母亲想着不服气，认为父亲与她离婚，不是她的错，所以她就当众拉我去外婆家耍。母亲也不是不知道我回去要被父亲和继母打。为了逃避父亲与继母的责打，有时侯我不得不当众对母亲说一些违心的话：“你不是我的妈妈，我没有你这个妈妈！”其实我每次在迫不得已的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都很痛，我心里也在哭……但是每次母亲到外婆家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悄悄的去看望她！向母亲认错，希望她能原谅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安慰母亲那颗盼儿受伤的心！
父亲不和母亲离婚已经离婚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我知道父亲要跟继母生活，所以要把我压了去迁就继母。我可以理解父亲的处境和心情。十多岁的孩子做点事情也没什么。就是我亲生母亲我也同样要做事情。我要求继母和父亲对我好点。我为了讨他们喜欢，我什么事情都抢着做。我也知道父亲一直想个男孩，就算父母离了婚，我也不能让人家看我家的笑谈。所以我很听父亲和继母的话。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说我很争气。都说我父亲有我这样的女儿不枉自，比男孩还强。可是我争气，听话、忍气吞声的结果是:继母有事无事的就在父亲面前宠祸，她打了我不说，还让父亲也打我。多少次我被父亲打得鲜血直流。多少次父亲也抱着我哭了。说他打失了手，他对我说他错了，他说他跟母亲离婚离错了。所以从我十多岁起，我就有一个想法：有一天，我要把我童年的生活写成一本自传，并希望拍成电视剧，让全天下的人都来看看继母的这张嘴脸！后来继母撕毁了我全部的日记，不准我写日记，不准我看任何书籍。有一次，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继母在父亲面前小题大作的说，她打了我不说，我父亲又打我，气得我抓住一只正在跑的鸡杀了，把它丢到我继母面前，遇到我继母生肖又属猴……
在父母没有离婚之前，人们都说我长得眉清目秀，很漂亮。小时候爸爸带着我在江津城里走，人们都说我就像个洋娃娃，长得很乖，很漂亮。自从继母进门后就很少再听见有人说我长漂亮的话了。我脸上经常是被她掐得新疤连着旧疤。人们说我的眼睛长得好看。继母经常拿起火钩在我眼前晃，威胁我要把我的眼睛烙瞎。继母还说我：人又长得丑，皮肤又黑，嘴唇又厚，一个高鼻子，两条眉毛漆黑，跟你母亲一样一个丑八怪。脚也长得大，手也长得大……在继母眼里我变得一无是处。由于她身材矮小，“山大无柴、树大无丫”这句话就成了她的口头禅。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只有唱歌和写日记陪着孤苦无助的我。后来继母日记也不让我写了，书也不准我看了，说我唱歌声音就像哭一样怪声怪气的难听。
其实父亲心中是很爱我的！我家的祖坟在姐妹中，父亲就只带着我一个人去拜祭过。祖上有些什么规矩、事情父亲都告诉我。所以如果家中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的，姐妹中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想把他生平所学的医术全部都传给我，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衣钵。父亲觉得姐妹中只有我可靠，他靠得住。（时隔多年后我妹夫想跟他学他都没有教他）。父亲在继母面前发誓要把我培养成材！他打算先让我跟他学药理知识，然后学汤头，几年后，再把我送到江津卫校进修学内科。
学药理知识和汤头全靠死记硬背。不但全靠记性好、同时学习也需要时间。父亲专门给我安排的学习时间，继母从中来捣乱。她当着父亲的面来教我：要一边做事一边学。她说这样事情也做了，东西也学了。一会又来抽我背诵药理知识。她安排的事情都没有做完，哪来的时间来看药理知识嘛？所以就背不出来。她就对我父亲说：“你看嘛，她龟儿哪是那块材料嘛！一点都不用心，再说再怎么培养也是个女儿！培养来有啥用？！”继母一边在父亲面前挑唆，一边把书本给我甩了，还一边打我。父亲安排我学习的时间全成了继母指使我做事，背诵（没有学就叫我背，哪个背得出来嘛），她在父亲面前挑拨、打骂折磨我的时间。但是这些父亲都是看见、而且是知道的。可是父亲分不清青红皂白，一见继母抽我有的确实背不出，经不住继母鼓动，他就打我，继母也打我。身上都给我咬伤了。家里是搞得鸡飞狗跳的。大家都不得安宁。加上我也不爱好医生这个职业，为了大家的安宁，我也干脆不学医了。
父亲会点武功。他说我人长得漂亮，说传授一点武功给我，日后好防身！因为有了杀鸡事件，所以继母拼命反对我学武功。说我以后会报复她！父亲教我练习武术基本功，她就来捣乱。她就叫我去做别的事情。或者叫我父亲教她学武功。父亲见我确实没时间学，冒火不教我也不教我继母。
我十四岁身高就接近一米六，挑东西要挑一二百斤的担子。由于继母不让我出去玩，也不让我跟邻居们说话，我少有跟周围的人们接触。所以周围的邻居大多都不知道那时我究竟有多少岁。就有邻居偷偷跟我说：“像你家这种情况，你不如早点成个家，也好早点脱离苦海！”于是就给我做媒谈德感坝的一个驾驶员。还叫我别跟继母说，让我自己悄悄跟她去看人。羞得我当时很气恼。我一直以为邻居是跟我开玩笑。我责怪邻居我还这么小就来跟我开这样的玩笑！那一阵我见到那个邻居与我对面过来，我赶忙换道避开她。我见到那个邻居我都不敢抬头。其实那个邻居是因为真的想跟我做媒，故意趁我外出做事来碰我头的，想问我考虑意见。但是邻居确实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确实还那么小。她见我在有意躲她，她跟我谈不上话，邻居心里也很着急。过了一段时间，邻居见我还在躲她，她也没办法，就不得不去找我继母说这个事情。当然后来继母和父亲都问了我这件事情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不回家对大人讲。我说，我确实认为邻居在跟我开玩笑。当时继母威胁我说：“如果有人跟你介绍人家，你敢偷偷跑去看我就打断你的腿！再怎么也得等我先去给你看，你只能在我的安排下生活！”
当时我的年龄确实太小了，父亲也对邻居说明这一点，我才十四岁！虽然后来也有些不知我真实年龄的人来给我做过媒！但是从那以后我的真实年龄就公开了。大家也就知道了。
直到我十七岁那年，做媒的人特别多（当时整个重庆辖区的早婚现象都比较严重）。因为远近的人们都知道我勤快、能干。农村人家就想找个勤快、能干的姑娘做媳妇。所以有的在我十四五岁起就来我家向我父亲提亲的人，年年都找人媒人来我家跟我父亲提亲，希望我能成为他家的儿媳妇。有的人提了几年了还等着我的。我出去做事经常都听到有人在小声说：“来了，来了，就是那个”！抬头一看，人家正在伸着脖子望我，经常是羞得我事情都还没来得及做转身就跑。就连比我小四岁的妹妹有时跟我一起外出，我还没有注意到，妹妹就对我说：“四姐，刚才那个男孩子又在不断看你，见你没看见他，所以他故意从你身边过！”当时父亲以我年龄还小统统拒绝了。其实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够留在他身边，一直希望靠我养老。他觉得我老实、可靠。所以后来妹妹结婚多年后，他都要追她走，要把我留在家。所以父亲对处理我的个人问题上，他也很挑剔。
就在我十七岁那年的一天，一个邻居告诉我：“你怎么这样笨！你怎么会同意嫁给吴超呢？你过的什么生活你不知道吗？”“我说哪有这事？！”她说外边都闹动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吴超我继母的外侄儿，比我大两岁，当时在我们码头开馆子。我回家后就气不打一处的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你继母确实跟我谈过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家父母都没有教养，说话大声大气的象打雷一样，他家的后人又怎会有多大的出息？！我没有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就没有告诉你！”我说:"外边都闹动了，你知不知道？”父亲沉默没有说话。当时继母已有身孕在身。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继母与她姐姐的谈话。继母说：“……她做事很会做！叫她站着她不敢坐着，我叫她向东，她不敢向西。等她两个接了婚，全部的事情都等她做……”她姐姐说：“我会好好待她，她跟我儿子接了婚就是我的儿媳妇。结婚后我希望他们感情好。不然一个家吵吵闹闹的我心里也不安……”我心里明白，她们是在谈我和吴超的婚事。
就在那年，就在我满十八岁的前三天（即1988年农历腊月初三）的早晨，我听见客船快要靠岸的汽笛声响起，我趁继母和父亲都还没有起床，我跑出家门跳上客船一路问到吴滩我生母家。（我生母家我还从没有去过）。我告诉了母亲全部实情和我的想法。我要去重庆投奔我的大姑。但是我又从没有去过重庆，更没有去过大姑那里，要求母亲把我带到大姑家去。
在离家出走前不久，我向我们当地相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将‘许永红’更名为现在的‘许耀方’。那是因为有一次，母亲又来看外婆，我又象往常一样悄悄去看望母亲，在交谈中我对母亲说：“我不管是看什么名单，我就喜欢看有姓‘许’的没有?如果我见名单上有当官的，得奖的，还有那些明星演员是姓许的，我就会感到高兴，因为我也姓许而感到光彩！如果看到名单上有坏人或者罪犯之内的人姓‘许’，我心里就很气愤，也会因为我也姓‘许’而感到脸上无光。母亲说：“一个人就是要有上进心，既然你看见当官的、得奖的姓许你都感到高兴，感到光彩；那当官的，得奖的要是自己的女儿，那当妈的心里该有多高兴，多光彩，多荣耀啊！”从那天起，在我心里就发誓我要活个样子出来给大家看。
大姑和姑爷对我的到来表示非常高兴、欢迎。在众多亲戚和兄弟姐妹中大姑算是最有威信的一个。虽然大姑管不住父亲，但是她不怕我父亲，她压得住父亲。亲戚中也唯有大姑保护得住我，其它任何人都保护不了我。当时就把我安排在沙坪坝梨树湾火车站当联防队员。
由于我从没有一个人出过门，当时虽然一部分亲戚跟我父亲恢复了来往，但是我没有去过，只去过刚刚恢复行走的大姐家几次。所以父亲以为我是去了大姐家。父亲还特意跟我买了一件新衣服，对我大姐说：“就让她在你家住一段时间，让她散散心就回来！”父亲在大姐家没找到我。最后他还是终于找到了大姑那里。
大姑家属区的人都知道我的情况，都为我打抱不平。他们把我藏在房间里关起来。叫我别见父亲。他们还要把父亲拉到法院去。我父亲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对这种场面他一点也不畏惧。可是父亲见不到我，我听见很少流泪的父亲哭了。他向大姑和大姑家属区的人保证：以后再不让继母再虐待我。再也不打我。要求我跟他回去。还说你知不知道你走这些日子，你妹妹很想你。你如果不回去的话，你妹妹说她就不读书了。
我是不忍心听见我父亲哭的。除了父亲把我打伤了几次，看见父亲哭过外。在我记忆中就没有看见父亲哭过。不管怎么说他必定是我父亲。妹妹一直跟我一起长大，她是我最担心、最牵挂的人。她一直是在我的庇护下生活、长大的。小的时候，最开始，继母和父亲也打妹妹。我对父亲和继母说：“你们不要打她，她还小。她什么事情都不懂，你就打我吧！我什么都听你们的，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如果你打她的话，就别怪我不听话，我就什么事都不做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拼命的做事，把我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尽量往我身上揽。尽量不要影响我妹妹。尽量让她不要象我一样生活。关于这一点，妹妹长大后跟外人说起她也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是在我的保护下长大的。如今听见父亲说如果我不回家她就不去读书了。我知道，其实是在威胁我。以前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在做，如今我走了，家里家外的事情没人做了，懒惯了的继母不习惯了。如果我不回去，他们肯定不让妹妹去读书了。要她回家做事情。我实在是不愿毁了妹妹的前程。为了妹妹我决定和父亲一起回家。
我是在父亲来重庆接我的第二次，在众人的一片反对声中和父亲一起回去的。前后离家总共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吧。回去的时候，初中只读了一年的妹妹已经真的没有读书了。我希望妹妹重新回到学校去读书。可是妹妹说她不想读了。父亲说她自己都不想读就算了。刚回去那一阵，继母对我的态度比以前好了些。可是没过多久，她老毛病又犯了。老是没事找事的挑这样那样的毛病，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的。于是我义无反顾的再次投奔大姑，后来就再没有回过农村。
我到大姑家，重新回到了联防队工作。大姑跟表姐、表哥们商量我的事情。大家一致认为象我这样的情况应该早点成个家。可是我刚从这样一个家庭中解脱出来，我不想这么早就嫁人，我觉得我的年龄还很小，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我应该学一点东西。我如实的对大姑说。大姑问我想学点什么?我说我想学开车！当时整个重庆几乎还没有女人开车。
大姑和表哥表姐们听说我想学开车，他们都很赞成、很支持我。那时城乡差别很大。他们认为城里和农村的区别就在于工作。如果我学了开车，就意味着我有了职业。又处在要处理个人问题的年龄，还能够抬高我的身份，对我处理个人问题有很大的好处。可是我刚出来，没有钱交开车的学费。当时学驾驶员的学费要交三千八百元。是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说起一个万元户都很了不起了、光彩得很。大姑说由表哥表姐每人借五百元钱给我，反正她负责给我凑足二千元钱。剩下的一部份由她亲自去跟我父亲做思想工作，就算我做女儿的跟他借，保证在一年内还给他，包括利息。让我父亲给我想想办法，哪怕是向银行贷点款。可是父亲以开车危险为借口，首先反对我学开车。我说越是危险的工作注意力越集中。我也求父亲给我想想办法。父亲说没钱……最终因为没有在父亲那里借到钱，导致我想学开车的事情化成泡影。可是在这件事情没过多久，父亲借了一千多元钱给他的一个朋友开餐馆,还差点连帐都没收回，因此与他朋友产生了矛盾。我知道后很生气，我不能原谅父亲的这一作为。我是他的亲生女儿，在他心里居然不如一个外人。父亲解释说：“不是我借给他的，是你继母借给他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她背着我借给他的……”直到很多年后，父亲一直都在找机会、想跟我解释这件事情。可是我根本不想听他解释。
开车没有学成又怎么办？大姑跟表姐表哥们劝我还是早点嫁人算了。
大姑借助她在车站的影响，于是很快就有很多人上门来做媒。加上老家以前给我做媒的人们也在追问的情况。所以大姑在众多人中为我选了两个人,要我在那二人中挑选其中一个。一个是重庆西铁派出所长为我做媒对象是：周道强。家中两娘母，负担轻，坐铁路边，容易农转非。离城近，出路又方便。另一个是我老家的王龙才。家中也是两娘母。我老家地区条件好，交通方便。他家住在街边上，随便在家门口摆个摊都能求吃。大姑说，他家又住在红柑产区。（二十年前江津的红柑橘是很行销的）。
其实这两个人都长得一表人才。这不是看得起看不起他们的事情！我实在是才从我们那个家庭中出来，我觉得我年龄还小，不是谈恋爱的年龄。我不否认，我们家庭情况确实对我在处理个人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再加上见周围有的邻居、同学谈恋爱，在一起孩子都打了，谈着谈着就不干了。所以我想大一点再考虑我的个人你问题。考虑成熟点。我想有个稳定的家。要处理就处理各好。我如实对大姑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耍得有？”大姑问我。我说“没有！”。“那你是不是心中有人？”大姑又问。我说“不是”！“要是有也没有关系！这有什么？！哪家没有儿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自古以来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正常事情！你大姑我也是经过这样过来的。如果有，你就告诉我，大姑这就找人去跟你说！”“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不想现在就谈婚论嫁”我说。“又没有叫你现在就结婚，只是交个朋友先接触接触，看谈得来还是谈不来！好不好！”我不同意。大姑问：“那你打算多大再谈个人问题？”我说：“我打算到了三十岁再说！”“你都三十岁了，你想想找的男人的年龄有多大？”大姑顿时火冒三丈“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到时后你哪里去找那么合适、年龄与你相当的好男人？人家好的人家都结婚了。到时侯你就不好找了！”“那也没关系！我就打征婚启示面向社会找！”我说。大姑暴跳如雷“：你真是不怕丢脸！你丢得起这个人，我还丢不起这个人。报纸上打征婚启示都是嫁不出去的。我家女儿自身条件也不差！没有去打征婚启示的！我家儿女婚姻个个都是我包办的，哪个的婚姻不好你？你大姑我就是包办婚姻家庭出来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姑在我个人问题上使用高压手段，给我施加压力，让我非常苦恼！回老家吧，那是不可能的！再说出来的路宽，回去的路窄！我想了想，干脆暂时住到母亲家去躲一段时间再说。于是我就在母亲家住了大概有两个多月。那段时间没有压力我精神上轻松了许多。我想这下没事了吧？被我躲掉了！在母亲家住不是长久之计，我在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天下午，我正在午睡。朦胧间听见有人在叫我，把我从睡梦中推醒。我睁开眼睛一看是大姐，她当时也到了联防队上班。她是奉大姑之命，专程从重庆来母亲家请我回去的。她说：“大姑说叫你回去，有话可以好好说。其实今天小周都想跟我一起来的。大姑说事先没有跟你讲好，怕你生气，大姑就把小周劝住了，所以就没有来！他经常都去大姑家耍，他说他很喜欢你，经常都在向大姑打听你的事情！”“小周？哪个小周哦？”我有点迷惑的问。“小周你都记不起了吗？就是周道强呀！”以前都说全名周道强，突然跟我说小周，我还真没有转得过来。我一听到周道强三个字头突然“轰”的一响，头都大了。
周道强和王龙才对我当时的生活影响是很大。我不同意这个事情，我现在不想谈恋爱！我对他们说。可是他两还是要来找我。王龙才在江津，每周末他都来重庆大姑家看我。我躲着不见他和周道强。大姑骂我，她跟我过不去，跟我施加高压手段，我心中有说不出的苦！让我非常恼火。我不想在联防队干了，我把家中的妹妹叫出来顶我联防队的工作。一人去了广东潮州打工。正如几年后王龙才还在信中对我说：“是我对不起你，是我打碎了你宁静的生活，如果不是我闯进你的生活，就不会害得你一个人千里迢迢的跑到广州打工……！”
我去潮州后，才正式开始使用“许耀方”这个名字。从此老家的父老乡亲都不知道我叫“许耀方”这个名字。在外面的工友除了少数的好友知道我还有一个名字以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我曾经叫“许永红”这个名字。
在我去潮州后不久，父亲和继母也被大姑叫到梨树湾火车站打工了。在那遥远的天边，我的心的另一端始终系着跟我一起长大的妹妹。我害怕她重复我的道路，我不要她象我一样的生活。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潮州，每隔十天或者半月，我就会给父亲寄一次信。在信中，我明确的向父亲指出：你的这种教育方式不对，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我们父女之间的最后一道连心线要被你残暴的拳头打断。不能总是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倚老卖老！自古以来都是讲究“父慈子孝”！先有父慈，然后才有子孝。“父不慈，那么子孝！”所以父亲要对妹妹改变教育方式，不能以待我的方式、方法来待妹妹。如果再这样下去的结果，到父亲老了的那一天，没有一个女儿会到你身边看望你。无论是从重庆回老家探望，还是在重庆、潮州寄给父亲的信中，我的行动和语气都变得从没有过的异常和叛逆！每次从重庆回老家，只要我一下船，只要在外面做事的人，全都能一眼就看见我回老家来了。从码头到我家和外婆家是同等的距离。我明明知道我父亲很在意，但是我还是要故意先走外婆家，然后才回我家。我就是要父亲认识到我这个从小在他身边长大的女儿不可靠，让他从心里感觉我靠不住。我就是要父亲牢牢的把妹妹抓住，让父亲感觉妹妹才是他唯一值得信任和靠得住的人。从而达到让父亲从根本上改变对妹妹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我就是不要妹妹象我一样的生活。可是我越是这样做，父亲越是觉得我可靠，越是觉得心里内疚,父亲越是从心里感觉对不起我……不管我在信中说得有多难听，父亲总是以他从没有过的慈祥给我回信：“我的红儿啊，你一个人在远方还好吗？爸爸很关心你，从心里很爱你，自从你走后，爸爸经常做梦都看见你，爸爸也希望自己的女儿个个都有个好的前程……!”我回信对父亲说：“不能说空话，要看实际行动……！”事实证明，我的这一腔心血，总算没有白费！父亲对妹妹的教育方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让妹妹和我的生活变得截然不同。
初到潮州，住在潮州市城西区上洲乡。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我进了一个私人电器小作坊。是生产电器插座。我主要是脱胶头。满手都跟我打得是泡。痛的很。也没有什么技术。干了两个月，我不干了。我去服装厂学做服装了！没有想到这下可不得了！把电器作坊的老板给惹冒火了。工资不发给我，我不要还不行吗？跑到我住处坐起吵，不让我去服装厂上班，非要我回他那里去上班。后来还是该辖区一个姓“黄”的治安队长来解决的。电器老板对人们说我做事勤快、踏实、手脚又快，所以他舍不得放我走。他愿意给我加工资。我说不是加不加工资的问题，你那个工作没有技术。我去服装厂学技术。希望你能够理解和支持。在治安队长的调解下，电器老板最后将工资分文不少的算给了我。在老乡的帮助下，我进了上洲乡凤洲服装厂学做车工。
在潮州打工的日子里，虽然那里我举目无亲，可是在那里打工的老乡和当地人对我都很好。都很照顾我。最起码在工作上我是很顺利的。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烦恼和不如意。
首先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中，很多人都到了该处理个人问题的年龄，由于在外打工忙，还没有来得及找对象。再者，沿海一带行为都比较开放。所以那些还没有处对象的、想找情妇包养的、想利用我的，眼睛齐刷刷的都盯着我，想在我身上打我的主意。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就给我设置一些障碍，老是跟我过不去……
比如说：江津五福场口的朱三。当年他跟他哥哥、嫂子都在潮州城一家私人小作坊的做电器。当时服装厂生意处在淡季，我闲着没事就到他们那里加班。他哥哥、嫂子觉得我人还可以，就叫同厂上班的老乡李芬做媒人。我不同意这件事情。后来他嫂子当着老板和所有的人说：“我弟弟哪点配不上你？身强力壮的！他长得丑吗？还是他好吃懒做吗？他都在上班，都是很勤快的人……”还跟老板和老板娘闹：“你要我吗还是要许耀方？如果要我就把许耀方放了！如果你要她，那我们就走！”这让老板和老板娘很为难！本来就是生意好了忙不过来，所以才找个人去帮忙加班。遇到我老实肯干、做事情手脚又快，所以老板和老板娘很喜欢我，很舍不得放我走！留我吧？总共才六、七个人的小作坊，他家就占了哥哥、嫂子、朱三共三人。后来他们不来上班罢工了。老板和老板娘不得不把我放了将就他。事隔两、三个月后，听见李芬和其他老乡说老板娘多次骑着自行车到上洲乡找我，到处向人打听我住处，想找我回她那里上班。当时我搬到下洲乡去了，所以老板娘就没有找到我。我只是以这件事情打个比方。诸如这方面的事情我遇到很多。还有的人我不同意，他的亲戚就欺负我，他本人又了讨好我……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各施各的手段，什么花样都用上了。
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刚到家门口，就看见屋里有十多个人，把桌子摆在屋中间，划拳打码的，把屋里搞得乌烟瘴气的。老乡们都躲在一边不敢出声（在潮州打工的老乡们都是很多个老乡一起合租房子住在一起。我也是）。刚回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就请我去吃饭，别的老乡他们都不请，就专请我一个。我不去，他们就把饭菜给我端到房间里来。那一伙人天天都来我们住处摆酒席喝酒、吃饭。大家都明白这伙人是冲着我去的。那段时间我都不敢回去住，晚上我都只能到别的老乡那里睡觉。好在那伙人没有强行、强迫逼要我做什么。只是要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不去，他们就把饭给我端到屋里来仅此而也。但是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是足够吓人的了！如果他们悄悄的来，我还可以找人，我还有办法！说明他们心中还有个怕惧。可是那一伙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那么多人明目张胆的来，说明他们一点怕惧都没有。老乡们都拿他们没办法，都没人敢惹他们。我没办法，为了躲避他们，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搬家换住处。但是无论我搬到哪里，上午搬去，下午他们准到了我住的地方。最后我搬到了上洲乡姓黄的治安安队长哥哥出租的房中住下。
那是一栋好几层的楼房，全部都是出租给外来打工人住的。由于那里住的人比较多，所以保安队长的哥哥每天都要去那里几趟检查情况。可是我上午刚搬去，下午下班那伙人又在那里……这事让治安队长的哥哥知道了。当晚，治安队长的哥哥就陪他们喝酒，把一个二个的灌得个烂醉……警察来了，把十多人一起全抓了。有的跑出去没跑多远，被抓回来。那伙人就这样被全部一网打尽了！当时那伙人身上还别着手枪的，原来是一帮黑社会团伙！
从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跟男人说话。看见有男人的地方我都不敢过去，尽量少过去。我不敢用眼睛看他们。我真害怕由于我的一不小心，又给自己惹上祸!我也不明白这类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比别的哪个姑娘都多！
在潮州的上洲乡和下洲乡，我一住就是三年。那里的当地人以及四川老乡对我都比较熟悉。关系也处得比较好。
有一天下午下班，我骑着单车刚进村口，邮递员老远就把我叫住：“耀方，你的电报！加急电报！”我一听，脑袋“轰”的一声响，差点从单车上栽下来了。“完了，老家出事了！不然，不至于给我发电报！”我心里这么想。邮递员也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递电报给我的时候，故意把发报人的姓名给捏住，故意让我看不见。我伸出接电报的手都在发抖！家里必定是我的亲生父亲呀！&我接过电报一看，是王龙才已经到广州的车站给我发来的。电报说他要来潮州找我。不久前，王龙才跟我写过几封信。他说在我到潮州的日子里，他很想念我，一直都在千方百计的打听我的消息和我的住处。在以前的几封信中，王龙才也没说过要来找我。
在我接到电报的第二天下午，王龙才找到了我。以前我说我没有男朋友，人们也都知道我没有男朋友。突然从老家来了一个男的来找我，人们问起我这事，我还真不知该怎样向老乡们解释这个事情！事情又凑巧，遇到我们老家同村聚宝虎头岩的代后平也在那里打工，当时正在追求我。他每天都坐在二楼的窗口上等着我下班回来。老远看见我回来了，他坐在窗口上总是唱那首歌：“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破迷雾，化冰霜……”这件事情虽然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是至今每当我唱起这首歌，心中还涌起一股涩涩的感觉。
代后平也长得很帅，和王龙才是同年出生的。房租老板不知情，心想，都是老乡，就把代后平跟王龙才安排在同一间屋子住宿。代后平追求我，我没有同意，后来就把气全发在王龙才身上。当着我的面他俩笑笑和和的，啥事都没有，我一转背，两个打架搞得雷翻阵仗的！我夹在他们二人中间很为难，还真不好相处！后来我找老乡帮忙，为王龙才找了一家包吃包住的电器厂，把他安顿在那里后，我一个人回到了江津。当时也没有向王龙才辞行。只留下一封信，叫老乡代我转交给他。直到多年后的前不久，在回家的车上我碰见代后平，他还在说：“当年叫你嫁给我你不干，现在我也是一个老板了！在杨家坪开了两个门市做服装生意！”
话说我回到江津后，身上已经有了少许积蓄。父亲提议我去江津卫生进修学校进修两年，他要把他毕生所学的医术都传给我。当时我已同意。卫生学校的老师们与父亲都很熟悉。在哪里我们父女俩遇到一位在那里进修的远房亲戚。从她那里打听到进修学校校风差，所以父亲就叫我到重庆二卫校学习。我的积蓄本来就不多，在进修学校就读两年我的钱还够用；可是二卫校要读三年，学费又比进修学校高，所以我的钱就不够！
父亲说：”没关系，前面一年半的一切费用由我负责，后面一年半的一切费用由你自己负责。”我听了父亲的话，自然是满心欢喜，满口答应。于是就高高兴兴的去了二卫校报名。
重庆二卫校校址当时设在江津南安街，该校的师源很走俏，教学也很严格，质量也很高。该校对招生名额也有限制，我去报名的时候，该期学员早已招满了。已经不再招学员了。由于父亲对该校的老师、管理干部都比较熟悉，通过这个关系，人家把别人的名额划掉一个，将我的名字写上去。由于这层关系，什么体检啦、证明呀、手续呀通通都只是走了个过场，包括预收费都没有要我交。
十多天后，二卫校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却落在我继母手中，我继母暗中把录取通知书卡下了，我们谁也不知道。到了学校开学的日子，校方见我这里还没有去，于是校方又是给我父亲写信，又是找熟人带口信给我本人和父亲……可是继母不依，说前面两年一切费用由我自己负责，最后一年的一切费用由他们负责，当时我很生气。
在短短的十多天里就有如此大的变化，谁敢保证两年后继母对今天说的话是不是会守信用呢？万一她不守信用，到时我学业未成，时间耽误了不说，钱也用完了，叫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到时侯叫我怎么办？
后来我去了广州东莞的虎门、龙眼、东莞、太平一带的服装厂打工，在那边大概又呆了三年吧！
一天，我接到重庆的妹妹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我，她谈了个男朋友，人聪明不说，外表长得也很帅，男朋友很爱她，她也很爱对方。她跟这个人相好。最初是经过大姑和父亲同意的，现在大姑和父亲不同意这桩事情，要她与现在的男朋友分手。另外给她物色了一个新对象，但是她不喜欢。她觉得她跟现在的男朋友很好，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所以彼此都不愿放弃对方，可是父亲和大姑给她施加高压手段，让她感到很苦恼。所以，妹妹把所有的精神支柱都寄托在我这里。我是深知大姑和父亲的脾气以及情况的。我回信说妹妹：别人怎样看你别管，只要你觉得好，觉得幸福，你就另放弃，就好好把握。
可没过两天妹妹又来信了，说大姑和父亲给她的压力太大了，她快顶不住了。我一直在外打工，又没见过妹妹处的对象，也不知道她处的对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跟妹妹说让她的对象给我打个电话到我厂里来，让我跟他谈谈话。第二天，妹妹和她处的对象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厂里来了，通过谈话，我觉得对方对妹妹很体贴，人也很聪明，我认为还可以，我如实对妹妹说。
没过几天，妹妹又给我写信来了。信中说，因为她没有与朋友分手，大姑给她的压力很大，爸爸在梨树湾火车站站台上打她，血都打出来了，流的血把她围的一条白围巾都染红了。
我接到妹妹的这封来信，我非常气愤。重庆沙坪坝梨树湾火车站是个大货运站（当时中转站还没有搬到上桥），车站有坐车的旅客、货场老板、工人、家属、搬运工，那么多人。妹妹在车站联防队上班，大多都又是认识的熟人。妹妹已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了，父亲当众如此打她，让人家说你家的女儿好不乖！好不还债！好坏得很吗？人嘛都是个脸面问题，父亲这样做对妹妹影响不好噻！妹妹又处在处理个人问题的年龄。
为了妹妹，我赶紧从广州回到重庆，亲自处理妹妹的事情。回去后，大姑和父亲都给我说了妹妹男朋友的情况。我把妹妹处的对象叫过来一看，简直就是个十足的社会混混。（只是他当时也在联防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