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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加坡初中教材平面几何的比较的研究.pdf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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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中，《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实
验稿 》 以下简称《标准》 下的几何课程尤其是第三学段的几何课程，在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的改动。对此，国内学者展开了广
泛的争论，其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设计几何课程尤其是推理与证明更合
理?而在实践层面上，与传统的几何教学相比，教师对课程改革后的平面几何内
容拿捏不准，不知道该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因此，加深对平面几何课程内容 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从教科书层面出发，以中国的人教版、新加坡的Mathematics两套初中
教科书为例，以 ：标准》为依据，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比较法，采用概念图工具、
FLESCH表以及数学题综合难度模型，对两个版本教科书平面几何领域内容，从
知识广度、深度、关联度、内容的编排和呈现、证明题的难度六个维度，进行定
量计算和定性分析比较。通过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在知识广度上，两国都重视平面几何的学习。两版教材平面几何覆盖比例均
大于25％。其中，人教版比Mathematics高8个百分点左右，知识广度更宽些，
且在各年级的分布均匀些。 在知识水平上，中国教材对平面几何的学习要求比新加坡的略高。但是较
Mathematics而言，人教版在培养学生作图能力这块欠缺些。 在知识的关联度上，两国教材都关注到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如同一领域内
容之间的相互链接及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实质性关联。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
上，新加坡教材略显优势。 在知识的编排上，利用范希尔水平体系评价了两国平面几何内容编排，发现 了一些共同的特点： 1 处于不同水平的活动会交叉出现的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新加坡, 1984 年
从2009 年初到2012 年初的三年中,我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隐私犯罪的受害者.因为
我坚持做好我为金融产品定价的本职工作,我受到系统的每天24 小时每周7 天的连续的窃听,
窃视和跟踪,我的个人电脑受到黑客完全控制,手机受到窃听.我的工卡是特制的窃听卡, 手机
也改制成不光窃听手机通话.窃听器和间谍用摄像头安装在我住所和办公室并由专人连续操
作日夜监听监视,包括在深夜.间谍经常在我外出时非法侵入并搜查我的住所,包括侵入和搜
查我的个人电脑.为了向我证明他们是玩真的,间谍们把我大多数隐私信息向公众公布,其中
包括录像,录音,电脑文件,电子邮件,短信息和电话通话记录等.他们的目的就是恐吓和羞辱.我
的工作和生活受到极大迫害,我的精神以至身体受到巨大摧残.
好几次我想请求帮助都被阻止.我不能用纸笔或电脑记录下任何东西,因为有人随时通过
摄像头看着.如果真的写下来也会在紧接着的搜查中被没收或销毁.现在我已安全返国,就把
我的这段痛苦经历写出来,警示十三亿国人.我相信公理一定会战胜强权.
噩梦的开始
那是2009 年初,我刚刚从中国到新加坡才一个多月.大萧条以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卷
走了我在中国外企的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新加坡.上一次我呆了六年,先是读了工科
硕士后来在工程公司工作.
这次我决心将我两年前报名的金融工程硕士学位课程读完.上次因为回国本来想通过视
频远程教学来学习的但是不成.同时我还想找份在定量金融方面的对口工作.如果一时找不到
工作先做实习生也行,我这么想.没想到这个实习成为了一个噩梦.
上次回国之前我在大学书店买了前两门课的三本教科书用来自学.我在这两年中仔细自
学了这几本书.因为我的大学本科教育底子很好,我读的是实验班,数学基础课的程度达到数
学系的本科程度,所以我顺利掌握了基本知识.这几本书中最全面的是John Hull 著的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这本书在以后的工作中也证明是很有用的。
2009 年一月我申请了普华永道公司的三个月实习计划并且入选。普华永道公司是著名
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我想我可以从实习中学到东西，所以对微薄的实习津贴不以为意。
我的实习期限从二月初到五月初。在刚开始的几周内，我很快发现我是普华永道公司专
门负责定价的几个人中最强的一个。定价组的头,合伙人Chris Matten（后来发现是间谍）喜
欢把我们叫做quant,中文翻译叫矿工或宽客。其实我们的水平和投资银行内的矿工差个十万
八千里。除我之外无人清楚了解定量金融的基本概念，无人受过必需的数学本科教育。大多
数简单的定价项目他们用现成的软件来做，比如彭博终端的几个pricer 还有FinCad. 因为很
多时候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品的条款不一定符合pricer 的设定，所以必须削足适履的简化条
款来计算。这样做也是因为没人掌握足够的编程技巧来编写完全符合产品条款的软件来计算
价格。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接手的复杂衍生品被当作简单产品来计算因此产生偏差。
大多数衍生品包括利率衍生品都用几何布朗运动来算；大宗商品衍生品在东航项目之后
就用均值回复过程来算，不考虑均值随时间的变化。
在实习了几周后，我就因为无本领可学而失望了。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完成三个月的实
习期还是早点走人。这是我第一次考虑走人的问题，但不是最后一次。
因为我是组里数学和编程最好的，我编写了组里史上头几个模型程序。
每年组里都招两个实习生，但平均只有一个才会留下来，因为工资的问题。因此实习期
满普华永道不管怎么样都会给两个实习生offer 请他们留下来。跟我同年的是一个在另一所
大学读金融工程硕士的新加坡人。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在2009 年二月末，我们组接到了普华永道公司的大客户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一个项目。
项目是上海所转给我们做的。东航要求我们计算它跟几个国际投资银行签订的航空燃油合同
的价值。当时油价波动剧烈，东航因此承受了巨额浮亏，希望把这些衍生品合同搞清楚。总
体形势不容乐观。就像John Hull 在他的书里写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石油衍生品上面亏
了11 亿美元。2009 年中国的监管机构采取措施禁止再订立投机性的衍生品合同，也减少了
外国银行的商业活动。有些人猜测中国的国有公司会受指示在衍生品合同上违约。”东航的
处境和国航相似，但亏损数额小些。尽管最后违约并未发生，但当时东航和它的对手方各家
国际投行都很紧张。因此东航请了普华永道来做第二资产评估人。一家咨询公司Kroll 是第
一资产评估人。
这个项目被我们组的老板Liew Wai Meng 分配给另一个实习生来做。他很快用谷歌搜索
了“mean reversion” 这个关键词。查到的排序第一的是一个巴西网站
www.puc-rio.br/marco.ind/revers.html。他然后编程执行了网站介绍的最简单的均值回复过程。
这是个大项目，客户提供了很多合同做定价。我的公司手提电脑和别的几架电脑一起被用于
运行耗时很久的蒙特卡罗模拟。在运行好几天以后，终于拿到了每个合同的衍生品价值。让
这个大项目更欢乐的是我们发现Kroll 的定价报告也是基于同一个模型，几乎可以肯定也是
从同一个网站抄来的，只是参数范围有些不同。
普华永道和Kroll 用的一因子均值回复过程模型是这样的：
模型参数值是从近期油价数据中用回归分析估计出来的。
第一次的东航项目持续了一个多月，普华永道大赚了一笔项目费。因为是第一次，所以
这个项目是新项目。后来东航又请我们做了几次复回项目，也就是用同一模型但是不同日期
时的定价。复回项目的项目费低于新项目。总的项目费数额巨大。我从来没在这个项目中做
过主要工作，原因见后文。这个项目最后在2011 年使我离开普华永道。
东航项目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客户从来都不知道模型是实习生做的。那个实习生
在实习后加入了一家地区性银行。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第一次做复回项目时被
当东航第二次来请我们定价时已是几个月之后了。那时我已经是正式员工了。这次我被
派来做这个项目。我一开始觉得应该很容易，因为模型已经建立，只要应用这两次时间间隔
中的新数据就可以了。但当我仔细检查了这个模型后，我发现了几个问题。其中最明显的问
题牵涉到回归分析。几个参数的值是用回归分析估计的。
请看下面Excel 回归分析的截图。它是几次回归分析中R 平方最大的。R 平方值达到
0.005。另外几个指标同样表明模型无效。
这个发现和另外的错误使整个模型无用。我很惊讶，然后重新检查了一遍。在确信结果
无误后，我马上汇报了我的发现,并建议改进模型使其同时考虑价格的增长过程和回复到均
值的过程。(以后我的研究发现因为大宗商品市场在2000 年后的繁荣,均值回复在基于近十
年数据的模型中比重很小.)我困惑地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组里的马来西亚女孩而不是
我开始做这个项目,还是按照原模型.
后来我意识到用一个错误模型继续做一个赚大钱的项目有两个理由.第一,做复回项目的
项目费比做新项目少.一个复回项目假设所有架构都已在第一次做项目时做好,现在只是在一
个不同的日期用新数据输入模型得到输出的新值罢了. 做复回项目的项目费可低至做新项
目的四分之一.重新做一个新项目会需要更多时间,从而造成”损失”,这是不可接受的.第二,上
次给客户的报告包括对数学模型的详细描述,但不包括置信区间.如果普华永道大幅修改报告,
如改用一个不同的模型,和模型输出的差很多的最终值,而且上次报告的值也要全部修正,东
航客户肯定要注意到并质问我们.为了方便,普华永道选择了不报告而且向客户隐瞒.
就这样被蒙在鼓里的东航一再回来请我们为各个尚未到期的衍生品合约定价.普华永道
每次把一个不靠谱的模型产生的垃圾价格报告给他们.这些数值并且出现在这个审计客户的
季报,半年报和年报里面.回归分析只是基础的统计学,但当时的正式员工做不了而实习生照
搬网上找来的模型而不检验可用性造成了这个结果.然而这个持续好几年度的大项目创造了
很多利润,老板很高兴.我不禁害怕我即将加入的金融业了.
我遗憾我对这项目当时保持沉默没有警告客户.不过我当时只是觉得不应该出卖自己人,
同时我也接触不到客户,客户都是老板接洽的,项目具体是谁做的客户也不知道.我当时不知
道普华永道并不为任何人保密,除了他们自己.从东航项目开始,他们就开始对我进行间谍活
动.为此他们动用了很多员工,请了外部专业人士,安装了很多设备.间谍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发
现到底我知道多少他们没有业务能力而承接业务构成事实欺诈的秘密还有从我的工作和私
人生活中挖掘我的隐私秘密来摧毁我的名声来”拯救公司”.事实上后来他们把看到,听到和在
我电脑上找到的大多数信息发给大多数新加坡人.
他们大概也把东航项目的文件发给愿意发财的所有人了. 我希望有合伙人签
上”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正式报告中的错误金额让那些内幕交易者们在香港或上海股
市上输得很惨。
Julian Shaw 在How I Became a Quant 这本书里写道，他当时供职的那家银行把银行和交
易员的定价争议交给前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公司仲裁。安达信公司在2002 年因
为安然公司会计丑闻倒闭。安达信对这个利率衍生品用平的波动性面做了独立定价。交易员
因为这个对他有利的错误独立定价得到了一百万美元的奖金。作者说，“教训就是没有业务
能力的独立性比无用更糟。”在经历了普华永道丑闻之后，我完全同意他的这句话。
安达信的扯淡独立定价过去至少十多年了，但普华永道还在做同样的事。其实业务能力
更糟，因为没人知道波动性面是什么东西。它会不会追随安达信而去呢？
东航和别的我提到的客户公司可能需要重做资产评估，重报三年内的财务报告了。它
们和它们的投资者可能需要起诉普华永道才能拿回他们的投资损失。类似的例子有美国政府
最近对几个交易员蓄意高估资产价格的案件提起了刑事指控,同时还有民事诉讼(见附录)。
2007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资产评估时不懂装懂或为了
攫取巨大非法利益蓄意作出错误定价(通常高估资产价格如房贷衍生品).美国和欧洲的国民
经济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由于金融机构里面的诈骗犯欲壑难填而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陷入困
苦.中国不能重蹈覆辙,不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震中就是中国了.
摧毁我生活的间谍项目
我不知道是谁决定对我进行间谍活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一天开始的。但是一些基本事
实目前已经清楚。在已开始，定价组的头Ivan Chionh，一个负责信贷项目的人Joseph Woon
（他基本无项目可做，所以几乎全职做我这个项目），合伙人Chris Matten 的亲信Jennifer
Hamilton，定价组的老板Liew Wai Meng 还有几个全职负责我的IT 员工在工作时间在他们
的电脑屏幕上看着我的电脑屏幕。
在所有坐在同一楼层对我进行间谍活动的员工中（IT 员工坐在另一层），Joseph Woon
似乎把所有时间花在我身上。估计他把每周40 小时的时间都计在我做的项目中了，寄生虫。
事实上在新加坡把这种什么事都不做但还能不走人的人叫做枯枝。很形象，枯枝已死，上面
没有树叶，不再给树木提供养分，但还附在树上，尚未落下。在私人企业里遇到这种人要对
他比一般老板更尊敬，因为你不知道他凭什么本领继续待下来的。普华永道是一个例外，它
不开除人，因为每年20%到30%的人会自动开路。废物利用的一种办法就是用他做间谍。
在Ivan Chionh 升为高级经理搬去一人间前，Joseph Woon 和他一起坐在一个四人间,离
我仅一米远。我记得有次我在网上搜索“bullet bond”时，耳边传来Ivan Chionh 对Joseph
胜利地说，”哈！他连这个都不懂！“我心生疑窦。几天后我又搜索同一词组，又听到同样说
辞。又几天后我又做同样的事，又听到这样的话。这些笨蛋间谍不仅本职工作做不好，做间
谍也做不好。
2010 年八月,我们组的一个同事辞职,我继承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需要在IT 部做个人帐户
的转换，我把我的旧电脑和他的电脑交给IT，他们告诉我需要一天时间来完成转换,事实上
用于安装窃听软件和硬件和实时监控和记录的软件.这是由公司的合伙人集体决定的.日后当
我自己辞职时,我的后任只用立等就可以拿到我的电脑.
普华永道不仅派人实时观看我的电脑屏幕，还用窃听器窃听我和我周围的谈话和其他
声音。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我的工卡。很久之后我才怀疑还有另外的窃听装置。
普华永道还不时搜查我的工作电脑和桌子。有时他们在工作时间进行，为了这么做，
他们用调虎离山之计叫我去做一些杂事。我记得有次我被叫去参加一个项目的讨论。位子只
离我的桌子十米远，有点偏所以看不到我的工作台和我自己的包。Ivan Chionh 主持讨论，
但显然他是在说废话拖延时间。我讲了几点怎么解决问题做好项目，但他似乎心不在焉，在
等待什么。为了拖时间，他开始谈论天气，尽管天气不是新加坡闲聊的主要题目，每天都是
24-33 度，晴，多云或雨。直到他收到一则短信，他才停止讨论。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这个模式。在开始开会或似乎随意的聊天前，他或她会收到
一通电话或短信。在谈话中他或她可能经常收到短信。最后一则短信会结束这次谈话。这些
谈话要么是为了说服我组织是不会错的，哪怕没人会做这些项目；要么是为了在特定时候留
住我，好让别人搜查我的住家，我的工作台，我自己的电脑，我的个人物品，或在我家安装
设备或在我的电脑安装程序。
大多数时候对我工作台和工作电脑的搜查是在下班后进行的。
一个印度同事有次故意告诉我他的工作就是为客户在晚上搜查可疑人物的工作间。他
们彻底搜查后把一切恢复原状。
当时我在读一本著名印度小说《白虎》。我想跟他讨论，但让我失望的是他没读过。几
天后，一个德国女同事对我开玩笑说，“带我走向光明！”这是书里的话。她好像读过。在知
道我和印度同事的谈话后，她想引我说话。但我已经太害怕而不敢跟她讨论了。她怎么知道
Dominic Nixon，金融服务部的管事合伙人，也是一个间谍。他有次问Chris Matten，“你
能对付他吗？”Chris Matten 马上回答，“我行的！”另一次他让Chris Matten 安心，“我们总
是可以合理化此事的。”Chris Matten 是他的亲信，是他提拔为合伙人的。在我递交辞呈后，
Dominic Nixon 打电话说，“叫Kattar &
Wong（普华永道的律师行）停止他们的项目。我们
我不知如何是好.在来新加坡之前,我在中国从来没碰过或听说过这样无法无天的事.一
个公司竟然对它的员工进行间谍特务行动!我完全不知所措.我也不能问别的人怎么应对这
种事,因为我24 小时每分钟都被普华永道控制,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人和技术的完美结合,
使我的一举一动他们洞若观火.起初我以为他们只是监控我的公司电脑,工卡和搜索我的工作
台.后来慢慢地他们让我一点点地知道了他们知道我任何事,事无巨细包括大小便,沐浴,吃饭,
睡觉等.我没有做任何事因为我不知如何是好，也因为我害怕如果做任何事会立即遭到打击
报复，甚至从人世间消失，也因为我当时以为他们还有节制，范围还控制在公司电脑和工卡。
工卡虽然24 小时窃听，我想下班后把它放远一点尽量少说话就能减少我的隐私损失了。后
来他们让我知道他们窃听窃视没有任何节制没有任何边界。他们不仅观看我洗澡大便，而且
把这些视频，音频资料和我的电脑文件，电子邮件和电话录音，短信第一时间发给新加坡所
有感兴趣的人们。因为有恃无恐，可能有上百万的新加坡人观看收听阅读了我的隐私资料，
相当多的人是收看实况直播，比如我的邻居男孩小斯塔西（因东德特务机关斯塔西得名）。
间谍活动对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伤害很大。长时间无限制的间谍活动对人和人的社会
关系的伤害极大。看看新闻集团窃听案就能略知一二。因为隐私信息不时在报纸刊出，很多
人和他/她的爱人和家庭都陷入了相互猜疑中，有些离婚。在我这个案件中我受到的伤害极
其严重，是英国那些偶尔被窃听的人所不能想像的。不仅仅是影响睡眠的问题。
我的害怕和怯懦客观上使罪犯们受到了鼓励。像很多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害怕
惹事。他们变本加厉，到2012 年初，他们在深夜二三点都看着我睡觉，或失眠。做夜班的
窃视员有时发出放电的声音来催促我睡觉。
随着中国开放，越来越大的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走向世界，对外贸易和投资成倍增
长。中国和世界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全球化形势下，如果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在海
外受到侵害，怎样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我在申请实习的时候犯了隐瞒工作经历的错。为了拿到三个月的实习资格，我隐瞒了
新加坡最后一段仅一个月长的工作经历和之后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因为我不想别人知道我被
金融危机赶回新加坡。我在2002 年硕士毕业后找工作的几个月也用挪动第一份工作经历的
年月覆盖了。不过我没有夸大我的薪资水平。事实上，普华永道给所有转业的新员工都是给
＄2，800 一个月（本科毕业一年后的薪资），所以他们不看以前薪资多少。一个搞笑的事就
是他们因为不熟悉金融工程这行当，所以认为从商业银行搞存贷款过来的不是转业而以前在
工程行业的工作经验毫无意义算转业。他们不了解谁学过的数学较多谁在工作中用过的数学
较多。不仅几年的工作经验打水漂了，我的工科硕士和将拿到的金融工程硕士也全被无视了。
而且我在实习头几周震惊地发现我在这里的业务水平是最高的。因此在实习结束后，我心安
理得地接受了公司给的offer.
我在2009 年五月开始了正式工作。不久后人事部一个马来族女士叫我提供之前最后一
个工作公司的联络方式，来核对我之前的薪资和起止年月。薪资不是问题，因为我在普华永
道的薪资早定了，不是根据以前薪资定的。工作时间是个麻烦，但我想既然公司只要核对最
后一个公司而且只要核对在此公司时的薪资和时间，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他们核对后来
质问我不一致的地方，我如实回答好了。
我等啊等，但他们永远没有来问我任何相关问题。他们也不是在核实不一致后对我采
取特务措施的。他们其实是在认为我对他们获利构成威胁后开始间谍行动的。
普华永道并不在乎此类问题。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进普华永道时将其原工资翻了一番，
普华永道没查出来，或者查出来但放过他了。他现在在普华永道正冉冉上升。我在听说这事
后觉得普华永道用人不拘小节，唯才是举。在2009 年时我就没严格要求自己，在申请实习
时填了不实资料，工作后也没更正，是我的错。我当时以为只要我业务能力突出，公司就会
用人唯贤，大力提拔我。我不知道他们最看重的是服从，而不是工作能力。服从上级，哪怕
做错的事，哪怕是犯罪，哪怕搞垮公司，哪怕搞垮国家，都做下去，这是他们看重的。
我犯了错，我很懊悔。但这不是犯罪，也不是违法。这不是普华永道公司不采取适当
内部处理措施而是对我进行特务活动的借口。在发现问题后他们连找我谈话都没有，也没有
处罚我。在我做项目惊讶地发现以前很多问题后，他们对我采取了措施，但这些措施是非法
的，是犯罪。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犯罪行为脱罪。在我之后的几年他们也觉得不好提及这事，
而是把实时收听收看我隐私的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子虚乌有的所谓“性丑闻”上，好撇清
还有很多别的事可能引起了我不想要的注意。我在工余努力学习金融工程硕士课程，
几乎没有任何个人时间。所以我“没有生活”，后来一个公司间谍Jennifer Hamilton 鄙视地
评论道。我每周花至少20 到30 小时攻读课程。我没有时间社交。我决心不浪费我昂贵的教
育，因为我在工作中看到很多名不副实的人，业务很虚。我的努力可能引起了注意。
在2009 年夏天我参加的第一次公司offsite（全体员工在外听演讲游玩一天，通常在酒
店）中，我做出了大多数数学题，为我们组赢得数学满分。这些题对我来说简单，但对审计
员来说就要绞尽脑汁了。我们组是唯一一个数学满分的组。这恐怕也引起了注意。
在我实习期间，我有次和一个法国人审计员聊天。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布列斯特。
不过没关系，没人知道是哪里。”我心想他小看我了，就说：“在布列塔尼吧。拉芒时海峡的
那边。” 拉芒时海峡是法语中对英吉利海峡的称呼。他很高兴在新加坡有人知道他的老家在
哪里。不过我犯了一个小地理错误。布列斯特应该是在大西洋岸，虽然离英吉利海峡很近。
他然后惊讶地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自得地回答我的地理好。我猜没有任何一个当时在这幢楼
里的非欧洲人知道他老家，多数欧洲人也做不到。我们俩当时的位置在Chris Matten 这个大
间谍的办公室旁边。他肯定听到了。
我有次说了一下尤里卡。后来在offsite 的时候Chris Matten 问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知道。在我之前说的时候他就听到了。
顺便说一下一个小插曲。这次offsite 是在圣陶沙举行。当时在一个博物馆看到墙上挂
着新加坡第一任总理David Marshall 的照片时，一个新加坡人同事对另一新加坡人同事兴奋
地说：“看，这才是我们的第一个总理。”走到另一地方时，一个新加坡人对另一新加坡人说：
“谢太宝在这里呆了9 年。”他们不知道我懂英语和历史，所以交谈无顾忌。要是知道就不
会在我面前说这话了。我查了一下，谢太宝在无判罪的情况下关押23 年后在圣陶沙监视居
住9 年，不准上新加坡岛。这都是新加坡的非官方历史，而他们坚持保存记忆。早在2009
年，我就已经察觉到新加坡人对现状的不满。
我有次还跟同事复述了马克安东尼在凯撒葬礼上的演说。这肯定也让很多人心生诧异。
我在大学本科时学过德语。Chris Matten 虽然是英国人，但和他的俄国妻子讲德语。在
德国同事来之前，我可能是除他之外唯一懂的人。我某次惊讶地听到Chris Matten 在用手机
大声地讲德语，可能以为无人听得懂。我跟同事聊天才知道他俄国老婆的事。我没听到任何
不应该听到的事。但他可能怀疑我听到了什么。
以上种种都可能让他们觉得奇怪.他们知道他们以两千多块一个月找来的转业员工一般
是什么素质,自然奇怪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接受这样的薪资呆在这里.我后悔我没
有告诉他们我是一个讲实际的人,我只是为了打工支持我的学习,不是为了女人,不是为了出
风头,不是为了冒险.
但种种成不了侵犯我权利的借口.我犯过错,我能力突出,这些都不能合理化他们对任何
人进行的特务行动.犯罪就是犯罪.
一家不幸的中资银行
审计所的工作周期分为两部分:忙季和非忙季.忙季从一月到四月,所有的审计上市公司
客户都要在这时候公布它们的业绩和由审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告.此时人力资源紧张,每个审
计组都需要多”一双手”,即要人.普华永道把非审计人员派给缺人手的组.我和别的非审计人
员一样被派去做过审计,尽管我不是会计,也没有审计资格.我想把每件事做好,所以要求过参
加审计相关的培训课程,但被拒绝.整个公司的精神就是只管把它做出来.
但当我被派到审计组的时候,组员一般都很紧张.他们把我当作管理层的间谍,因为往往
有通风报信者已经事先告诉他们我被窃听的情况了.他们知道他们在我一个房间内的所有话
都会有人听到,所以事实上他们也受到了窃听.我记得有次一起吃饭我在小贩中心买了饭走向
一起吃饭的桌子.当我快走到的时候,他们一起停止了谈话.过了几秒谈话又开始了,不过显然
是不同的话题.
有些人则想着怎么从这种情况中获利.比较厚道的人在我面前抱怨工作多么辛苦,工作
时间多么长.多数时候她们的处境都会或多或少有所改善.一个马来西亚女孩刚从另一家四大
的马来西亚所跳槽过来.她很惊讶地发现因为是上半年来的,她在七月不能提升到下一级.普
华永道的规矩是一年一升,时间在七月,上半年来的人要下一年才考虑.她和我当时都不知我
被窃听.她在闲聊时抱怨说她见过负责人事的合伙人Paul Pak,但他不让步。第二天她就高兴
地告诉我他们又见了一次，合伙人同意了。
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调戏这个间谍制度。审计员们跟我抱怨她们在长时间工作后晕倒，
在厕所哭泣。凡这么说（不管真假）的人都迅速得到了安慰。通过调戏，没有被我的处境吓
到并敢于开动脑筋的人拿到了各种好处，更多加薪，更快提升，特别的例外，给合伙人和经
理留下更好的印象等。
但大多数人在得知我的处境后的反应是震惊和厌恶，随后避免和我接触。一些道德感
很强的人在得知这个肮脏的秘密后辞职，避免受牵连，或者作为一种抗议。感谢你们大家。
没有你们我早就绝望了，以为整个世界一片漆黑。
现在说说这家不幸的中国某银行。因为普华永道新加坡没有很多能读写中文的人，所
以老板派我来把它的中文财报翻译成英文版，以每个季度在香港股市公布。我做这个项目超
过四个季度，所以一年内的所有财报都做过了。现在想来，大概我翻译的所有财报都可能被
间谍拿去做内幕交易了。我在普华永道工作期间没有交易过任何金融产品。
我做这活做得不错。一开始做的时候，一同事建议我使用机器翻译再润色，似乎以前
的版本也是先用机器翻译的。我礼貌地拒绝了。我是一个十分珍惜我的职业操守和职业声誉
的人，决不会让任何劣质作品流出我的手。尽管这不是一个定量金融方面的项目，我还是兢
兢业业地去根据信达雅的原则做。因为公布期前的时间短，我花了几个晚上加班。奇怪的是
当我每次将我的英文译稿和中文原稿拿去给负责项目的高级经理审阅时，我发现他们（前后
换了几个）都不对照着看中文原稿，只是看英文译稿，挑一些读来比较别扭的句子要我改，
我改一次后就过了。我琢磨了才知道他们都看不懂中文，至少几句话以上的读不懂，别说一
段了。理论上我如果写几十页无关内容的话只要把数字放在相同位置也可以过，特别是数字
少的管理层讨论部分，当然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就学着适应不称职者的审阅风格，第一稿
只做到信和达，等老板评论过再在雅字上下功夫。中文和英文的写作风格很不同，两者皆雅
是很难做到的。这样老板也容易找到毛病，整个过程就比较顺畅。
有次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一次财报公布后，银行客户给我们项目组所有人写了封
愤怒的电邮，指出了已用铜版纸印刷精美出版并免费分发给香港股民的最终英文报告有几个
错误，其中包括把中文的“亿”字翻译成英文的billion（十亿），而且警告我们以后不要再
出这种错误。后果很严重，客户很生气。我迅速查阅了我的存档各版本译稿，发现里面都没
有出这个错。这个错是在当时负责的高级经理应客户要求前往香港负责最后几天任何临时改
动的翻译时犯的。这位可敬的绅士甚至在普华永道中国所待过两年，似乎这两年他没空学习
中文。银行的脸面和被错误数字误导的投资者的钱包都受到了打击。银行一年花五十万人民
币单单做翻译工作，是因为新加坡的双语能力才放在这里做的，我就做了一年多。银行没考
虑到名实不符的情况，不知道双语人才多么少。
很快在这件小小的风波后，这位高级经理很快跳槽到普华永道的客户MF Global, 一家
现在已倒闭的小型投资银行。从现在的公开信息看这家公司缺少足够内控，挪用客户专用帐
户里的钱，倒闭后还有16 亿美元的客户资金没有追回，虽然每个季度普华永道都在审计意
见中证明一切都好。调查还在进行中。他大概失业了，很可惜，人和公司的气质如此吻合。
有人在我在这个项目工作时询问我一些数字。我抵抗住了压力，但不知道他们是否通
过间谍手段达到了相同目的。一方面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另一方面我怕这是一个陷阱。
另有次我在等电梯时听到有人谈论中国某银行的某些数字。我没有凭这些消息去买卖股票，
不知道这些消息是真是假，是不是有人靠它们赚到钱了。
雷曼迷你债
在雷曼兄弟公司于2008 年九月破产之后，普华永道新加坡所的三个合伙人被任命为破
产管理人，来管理雷曼迷你债在新加坡的后续处理。雷曼迷你债是一种复杂的衍生品，而不
是债券。Dominic Nixon，普华永道金融服务主要合伙人，间谍行动的老板，是三个破产管
理人之一。他把雷曼迷你债的定价工作交给Chris Matten 来做。Chris Matten 起初交给普华
永道新西兰所来做。新西兰所的报告然后交给我们几个员工审阅，我们觉得报告很可笑。我
们的交流被Chris Matten 用非法手段知道了。他然后把这件事重新交给一个定价公司Markit
来做，这次我们看不到它的报告了。我们至今不知道两份报告的结论和最终雷曼迷你债的价
值差别多少，这些差别如何影响了三个破产管理人在管理这个三年后的今天还在持续的赚钱
而复杂的项目时做出的决定，如赎回某些系列而让别的系列继续延续等。
聪明反被聪明误
因为特务行动是由我身边的人而不是在我生活之外的人执行的，这些间谍的无能渎职
经常被他们自己的间谍行为所暴露。一个经常发生的情形是我身边的一个不知道我状况的人
在私下聊天中谈到对某个间谍的坦率评价。为了避免他们被别的间谍知道是不通业务的人挽
救自己的公开工作，他们被自己逼得违反间谍行为准则，即只观察不干预观察对象的生活。
他们逼得自己只好向每个我身边没有做间谍的人（除了我）公开他们的非法行动，并要求他
们对我保持沉默。就这样对我工作和生活的干预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不顾一切，
直到不可持续的地步。他们确实想保持行动的秘密，也确实保持了很久。但他们把赚钱放在
秘密之上所以他们的犯罪的消息扩散开来。到最后新加坡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他们的各种犯罪
行为，真是作茧自缚。
在2010 年，一个刚从一所澳大利亚大学毕业的马来西亚华人小伙子被招了进来。我们
刚开始一起吃饭比较多。有天吃午饭时他提到Liew Wai Meng 什么都不做。我不习惯这么直
率的说法，就说他其实可能比较多花时间做战略思考，访问客户等等。他沉默了。我们然后
谈论别的话题。在我们回到办公室后，他被Liew Wai Meng 叫去跟他开闭门会。出门后他神
色疲倦阴郁。从那天起，他开始避免和我一起吃饭。这样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受指令开始
代理间谍们和我谈话。
间谍式管理不仅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是行不通的，在工作上也是行不通的。关起门来两
人私下谈话，对别的人说是工作的好方法，在间谍老板和我之间在开始间谍活动后再也不可
能。间谍们害怕暴露自己的工作能力，因为总有别人在听着，别的老板或IT 员工。商业秘
密在每个行业都是必需的，医生和病人之间，律师和委托人之间，公司和员工之间，都有保
密责任和义务。拿审计公司来说，如果审计过程是公开的话，十家客户公司里五六家都会股
价跳水，这家审计公司会失去所有客户，失去所有人的信任。因为我和我周围的人的人说话
都在我不知情也决不会同意的情况下被窃听，连间谍们都害怕和我说话了。一般的工作谈话
都被省略了，例如Chris Matten 大约一年和我只开一次会几分钟，讲的还是有关升职加薪的
打了腹稿的话。间谍行动消灭了正常的工作关系。
马来西亚小伙子受指令开始代理间谍们和我谈话。有天他吃饭时说，“你五年内有什么
目标？”就是那种面试常见问题。我开玩笑地说：“我猜我会当定量金融方面的合伙人。”饭
后我想起他饭前接到一个电话，他唯唯诺诺地接了。我猜那是Chris Matten。几个月后我已
忘了这件事。但一次全体开会时大合伙人Dominic Nixon 隐晦地在他的讲话中提到这个公司
容纳不了某人的抱负。过了些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可能说的说我。
另一个印度小伙子和马来西亚小伙子同一天入职。他是金融工程硕士毕业。入职几个
月后有天下午约四点，他抬起头来对我说：“Liew Wai Meng 下班走了，我们休息会儿。”我
被打断工作不快地回答：“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听到他出去的脚步声。”我想起刚刚确
实有人出去的声音。他继续说：“他通常十点来四点走，但计40 个小时的帐。真是个轻松的
工作。事实上他都不用来上班。他什么都不做。”我知道他只是羡慕不是嫉妒。Liew Wai Meng
也不是什么都不做。他实时看我的电脑屏幕，下班后还听我在干什么。他看不懂我的电脑屏
幕上的程序代码或电子书是什么内容，大多数时候无聊烦闷，所以他迟到早退。其实他计
40 个小时的帐都是计少了，因为他在40 个小时外还在听我的动静，就是不知道这些时间记
在什么项目上，哪些倒霉客户给多收了钱。
我为印度小伙子担心。果然有天他从一次只有他和老板的闭门会议出来后沉默不语。
他阳光的性格像太阳遭日食一样消失了。
因为他就坐在我旁边，他不能永远躲着我。没多久我就在帮他做项目，部分原因是我
希望能有第二个能胜任工作的员工。我明确地告诉他他能问我任何John Hull 书上的问题。
他高兴地同意了。这本基础级的书只是个开始，等我教会他基本技能后我会继续教他更多更
深的知识。
在被强制制止之前，他一共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他问我一个期货合同的每天结算
是怎样的。他以为结算金额是当天期货价和现货价的差。我耐心地告诉他是当天期货价和上
个交易日的期货价的差。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利率掉期的。讨论中我告诉他掉期不一定都能当作一系列的FRA 来
做，因为有些掉期的两个现金流的交换日期不一定在同一天。他不信，反问我哪些掉期是这
样的。我举一般美国普通利率掉期的例子，固定利率的现金流每六个月付一次，而浮动利率
的现金流每三个月付一次。一个银行里管制造掉期的员工可以配合客户资金需求制造各种不
同特点的利率掉期。
第三个问题也是关于利率掉期的。简单地说，我告诉他并不能在给利率掉期定价时总
是用“假设远期利率会实现”这种做法。有些掉期如LIBOR-in-arrears swap 不能这么做。
John Hull 的书里说：“1990年代中期一些数学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懂得给LIBOR-in-arrears
swap 定价的正确方法。但没这么强的金融机构用的是天真的“假设远期利率会实现”算法。
这种能力差别的结果就是通过明智地选择交易类型，能力强的金融机构在没这么强的金融机
构身上赚了很多钱。“
他知道了期货和利率掉期的这些知识后很高兴，也很感兴趣。他特别对描述利率变化
的数学模型感兴趣。这些模型就像这个书上的例子表明的一样不是抽象的象牙塔里的纯粹冥
想，而是能给银行赚钱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他很想学，决心从微积分继续学下去。
我很乐意帮他实现能做定价第二人的梦想。我乐观地想：“很快我们就能杜绝欺诈客户
的现象了。很快我们就能做真正的矿工，不用当心被当作骗子曝光了。很快我们就不用当心
上法庭进监狱了。很快我们不用当心公司因诈欺丑闻破产倒闭了。我将拯救公司。我会提升
他们的业务水平。他们将为我的突出贡献感激并奖励我。”很遗憾的是别人对“拯救公司”
的概念和我的不一样。他们认为“拯救公司”就是捂住盖子，把任何错误隐瞒住，只要短期
一两年内能做到，他们不会管公司长期的死活，因为在高流动性的金融业，到时他们已经跳
槽到更高的别家位置了。只要不要炸在自己手里，哪管原公司十年后是死是活，这就是他们
的理念。而我考虑的是公司长期利益。
在第三个问题之后，印度小伙子不再问问题了。有人命令他跟我脱离接触，以免暴露
他和公司的水平。我很失望，因为前三个都是简单的问题。我提升了他的水平，但只是一点。
一个从香港交换来的高级经理遭遇相同。有次她在闲聊中说：“你们老板好像喜欢做自
己的外汇交易多过自己的工作。他的工作到底做什么？”她随后也被及时封口了。
一次我在做一个印度项目。我把我写的文档都编好版本。我不能直接和审计同事和印
度客户直接通信，要由Ivan Chionh 转发。但他并不参与这个项目。一天快下班前，他把我
做的东西群发给印度客户，审计同事还有我。我看到他发的是他几天前发过的我写的旧版本，
去找他已经下班走了。Liew Wai Meng 也早下班了。我想第二天再说吧。第二天早上我准时
八点半到了，隔几分钟去找他不见人，直到十点左右才知道他今明两天都请假。他也没在前
晚发通知。我然后找Liew Wai Meng，他的老板，但他也不在。我急了。现在离Ivan Chionh
发的错误邮件已有16 小时，我们的印度客户可能已经发现错误并生气了。我赶紧谨慎地给
我们的审计同事发了我最新的版本，并请她转发给印度客户。我没有群发。约十分钟后Liew
Wai Meng 进来上班了。我赶紧告诉他发生的事，满心以为他会因为我帮了公司而感谢我。
恰恰相反，他群发了邮件给客户说我发了旧文件，Ivan Chionh 发的是新的。愚蠢的谎言。
客户只要看看我写的版本号就知道真假了。而且是群发，客户如果本来不知道的，现在都知
道有什么事不对劲了。什么本事都没有，就知道隐瞒，而且隐瞒得太起劲了搞得客户心生疑
有一次我在做可转换债券的项目。我按照标准定价模型做了，把报告发给Liew Wai
Meng 和Ivan Chionh。然后Liew Wai Meng 发邮件问Ivan Chionh
为什么价格和客户的数字
差很远。Ivan Chionh 转发给了我。我然后回答道因为客户或它请的顾问用可转换债券有50%
概率转换成股票，有50%到期的方法做的，当然不一样。我现在领悟到Ivan Chionh 知道答
案但用我来打Liew Wai Meng 的嘴巴。Liew Wai Meng 不懂定量金融，而且知道普华永道水
平很菜，所以总是要求我们将得出的最终数字跟客户的靠拢，不管客户怎么做的。他要求的
就是不惹麻烦，越快越好。他有次跟我们说，“我不喜欢跟客户不一致。”客户要求的本来就
是独立定价，以求个放心。Liew Wai Meng 这么做让独立定价失去了意义，变成只是拿钱不
干活的橡皮图章，总有一天出大事情。不过在监管不力的大环境下，这样做可能对审计所是
最优选择，能盖的章盖的越多越好。虽然比不上银行，但仍然收入颇丰。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有次在项目汇报中他突然中断打电话给车行要他们把他买的新车马
上送到府上。虽然不是法拉利，但他觉得足够让我了解如果我闭嘴的话可以得到什么奖赏。
Chris Matten 一年收入买一辆保时捷，就是用盖橡皮图章得来的快钱。他俩都不懂这块业务
只管签名盖章，签的是“PriceWaterhouseCoopers”这个名。
除了在香港和上海上市的公司外，有些新加坡上市的公司也被搞了。我看到任何公司
被搞都良心不安。在这里我就不多提了。
公司间谍十分紧张我，以至于他们用轻微的身体接触来让我了解。我有次对Ivan Chionh
和Liew Wai Meng 两个间谍汇报工作。Liew Wai Meng 一边说着无味的话（好让别的听的人
听不出什么来），一边轻轻用他的腿碰我的腿，无声的。我感到一种无声的恐惧。这是一种
略加掩饰的威胁，叫我不要说出不合时宜的话。两个间谍恐怕到今天都不明白我只向他们汇
报我在工作中碰到的东西，如果有错误也会一并汇报。在任何正常的公司这些都是保密的，
只有汇报的下级和听汇报的下级知道。为什么在普华永道我的所有话，包括向间谍汇报的话
都会马上扩散到别的公司和全社会？我不知道，也从来没人告诉我为什么。我只是尽自己的
本分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如果没有问题我是不会把没有说成有的。对我这样做大可不必。
骂脏话也出现了。可能对我坚持做对的事感到挫折，Liew Wai Meng 有一天对我说“操
你”。我第一次在普华永道听到这句脏话，惊呆了。当时在场一起听到的还有一个人事。几
米范围内还有多人。普华永道虽然一直在做阴事，但公开场合还没人骂过我。他不是从我嘴
中学来的，而是从我当时看的书上看到的。我当时睡觉前正在看Andrew Ross Sorkin 写的 Too
Big to Fail（记述2008 年危机紧要关头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巨头的活动）和Michael Lewis 写
的Liar’s Poker（讲的是1980 年代华尔街）。在书中政要和金融巨头都随便说脏话来表示激
动的心情。也许非法搜查我住所的人发现我在读这几本书告诉了Liew Wai Meng。他然后对
我装着华尔街金融家说脏话以表示他知道我的一切同时侮辱我。之后脏话在普华永道和全社
会快速推广开来，个个学着华尔街巨头至少过把嘴瘾。我过些时候也被迫学会了。
间谍行为的一个奇怪结果就是我的工作量减少了。复回项目几乎不再交给我，以免再
曝丑闻。新项目的量也减少了。很多项目交给印度小伙子坐，静悄悄地做完大家都省心，结
果给客户创造了还是消灭了价值没人管。我经常给派去做无关的项目。我被派去给客户送信
（是的，不通过邮局）。我被要求检查客户会计报表中的总数是否算对了（毕竟跟算术有关，
对吗？）。我被派去做审计项目（客户不知道有未经审计培训无审计资格的审计员在他们公
司）。因为间谍行为让我和管理层没有私下沟通的可能，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想让我转行做
审计员，还是只是用我身上的窃听器窃听个个审计组几天。
一家澳大利亚银行
有一天马来西亚女孩和我给普华永道另一部门的同事做了金融衍生品的教育讲座之后
很有成就感地回到了我们的座位。这是我们第一次给公司内部做讲座。因为有点激动，尽管
下班了我们还是聊了几句。她聊到了她在2008 年比我早一年刚入职时的一件成就。因为她
有理工科学位，在审计所奇货可居，所以尽管她不懂数据库编程，Chris Matten 还是派她去
一家澳大利亚银行做一个建立数据库的项目了。她在几个月内成功学会并完成了这个项目。
我很惊叹，问了她几个问题，然后大家散了。
没料到的事发生了。几天后，Ivan Chionh 叫我从彭博终端下载一些数据。我在终端前
忙了半个小时，因为有东西需要找Ivan Chionh 问清楚他要什么所以回去找他，不料不但没
找到他，连全组人都不见了。我找啊找，在一间小房间找到所有人。我想怎么全组开会没告
诉我，正要一屁股坐下，Liew Wai Meng 说我问了问题可以走了。我这才明白去彭博终端找
数据是个借口，目的是把我支出去。我第一次在普华永道愤怒了。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间谍听到这个银行客户的事情不舒服，所以下令全组人开会传达命
令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到类似的案例，以免扩散开来。
通过干涉改变我的环境，间谍们让我越来越觉得什么事不对劲。
普华永道寻求法律咨询
有一天Chris Matten 叫了一个律师来讨论怎么掩盖公司的间谍罪行。这个律师来自普华
永道的律师行Khattar & Wong。
间谍贬损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在2010 年六月先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和滑铁卢大学进修各一周的MFE 课程。尽管
仍处在危机中，但我在美国和加拿大看到的富裕和自由足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一行同
学是在纽约租车开到普林斯顿大学，一周后又跨国界开到滑铁卢大学，一周后开回纽约还车。
一路上美国发达的公路系统和它赋予美国人的行动自由给我特别留下深刻印象。我回到新加
坡后和同事们聊起一路所见所感。当谈到美国时，我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说这是一片自由人
的土地。我说时没考虑到间谍们也听到了，更没料到他们对美国有不同的意见。
之后在某次开会时，Liew Wai Meng 突然说美国是有特殊利益集团操控的，而这里有正
义。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想：“是谁在对我做间谍的事，间谍先生？是你还是美
国某个院外集团？你们有没有常识？”这些人没有良知，没有道德底线。
我的住所受到非法侵入和非法搜查；我的邮件被非法检查（只需一两天的邮件经常要
半个月到一个月寄到，而人走一天多就能走出新加坡国境）；电话被窃听，并用来定我的位；
我自己的电脑遭木马侵入，被完全控制，上网时有人实时观察；电子邮件和短信息被非收件
人阅读，并散发给几百万公众；每天24 小时都有人听着我，看着我洗澡大小便。。。
我当然羡慕美国人。几百万新加坡人也羡慕美国人，基于很好的理由。
这个间谍为了留住我，但又不开出更好的条件，所以只好用诋毁假想敌的方法，真是
蠢到家了。
为什么我不马上离开普华永道？
我在实习就已知道我是普华永道做定价最优秀的员工。过了头几周后，我就已经知道
我在之前自学John Hull 的书和别的书已让我准备充分。
我完全可以不再学习任何课程就可以继续做我这份工作，业务能力上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可以辞职来全心学习。但我想中断学习会是个错误，我不想这么做。为了读书，我要工
作供我自己，不必是高薪工作。所以我边工作边学习。
我也没有什么硬证据证明有人对我犯罪，尽管罪犯们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告诉我他们知
道我的一切。这些懦夫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不知道德为何物。我从来没有伤害过
普华永道或新加坡。相反的，我从来工作努力，兢兢业业，十分爱护我的职业操守和声誉。
但他们竭尽所能地来害我。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离开公司他们会不会停止间谍活动。事实证明他们不会。他们会一
辈子都害怕被曝光，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让我悄悄走掉。但是2011 年初的一天间谍Jennifer
Hamilton 高声打电话好让我听到：“继续监控成本太高了。他必须走。”我中计了。我以为走
了他们就停止监控了。当然没有。
在我辞职之前，窃听好像还只限于工卡。有一天我整天在外接受培训，所以没有带工
卡。Liew Wai Meng 打电话来问我在哪里又问了一些琐碎的项目的事。还有一次我请假在家
两周准备三科考试。到了第二周中，我已一周多未说话。突然我收到马来西亚女孩的短信息
问我好。她之前从未在工作外发短信给我，工作时也很少，因为我们坐的位置背靠背。我猜
是Liew Wai Meng 叫她做的就回道我很好。Liew Wai Meng 一定是无聊透了，两周中从装置
中没听到一句说话。
间谍活动残害了你和你身边的人。他们如果没有放窃听器的话本可以和你直接交谈的。
但是由于安装了窃听器又怕自食其果，他们找代理人来用隐晦的方法和你谈，谈了以后你还
不知道找你谈过了。你不知道在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是间谍，是间谍的代理人，还是无关的
人，不知道他们身上是否戴了纽扣摄像头。所以你怀疑地察看所有经过你的人，就像某个经
过我身边的“陌生人”指出的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知道这变态的情况，正常人
开始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和保护你而远离你。只有轻浮的，恶意的，执行拍摄任务的，喜欢极
端情景的，跟踪者和拿钱做事的演员开始接近你。你被越来越多变态包围。甚至他们也不想
接近太多次，因为不想上镜太多次。所以他们只接近你一次或两次（最多次数了），在间谍
系统中享受刹那的明星地位。
为什么我坚持从来不造假
为什么我不跟间谍们合作，参加他们的掩盖行动呢？我有几个理由。最重要的是，我
想保持我的良心，不想拿它换钱。第二，普华永道大概不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别的
定量金融的工作大概都需要高得多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我必须保持不做假数字，保持清白的
职业名声。我很高兴直到今天我的职业操守和名声还都是完整的。
第三，因为我身边有奇奇怪怪的事，我比以前更加警觉，以免被人陷害。如果间谍队
伍中有职业矿工的话，那我如果做错什么项目就会被他知道，我就能被以合法的理由开除了，
尽管我在普华永道水平最高。所以我一直坚持做对，而不是做假。我不想和这些造假者一起
我的第三个理由证明过虑了。他们如果肯花钱请一个真正的矿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了，一个真正的矿工也不会有每天八小时时间听你说话。这是只有闲人才有空做的事。
为什么用间谍手段进行管理不是可持续的管理模式
没有专业技能，所以也没有基于专业技能的管理。普华永道建立起一个定价组是为了
抓住合伙人做不了的高利润生意机会，因为他们没受过合适教育。为了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
利润，他们从人力资源桶的底部招人，给人最低的薪水，叫人做尽可能多的项目。没有正常
的审阅和检查，因为没有上级有需要的专业技能。Liew Wai Meng 不懂这一行。Ivan Chionh
半懂不懂（你可以问他一些矿工面试问题）。很多项目都是由不懂的下级瞎做的，不懂的上
级瞎审阅过，最后由合伙人Chris Matten 装专家把普华永道的名字签到最后报告上。这就是
这里的潜规则。不靠谱的数字造出来，放在审计客户的最终财务报告上。我对你放松，你对
我放松。每个人都过得很好。
普华永道的功能就是一个巨大的橡皮图章。它先是一家骗子公司，后来为了掩盖欺诈
行为还变成了间谍公司。
这样的盛宴是谁买单的呢？谁在盛宴中被吃掉？答案很清楚：是可怜受欺的股民，投
资者，是可怜的新加坡和别的国家的老百姓。他们成为这种腐败的受害者。这种腐败的受益
者决心把腐败的现状继续下去。他们随便把无辜的人的隐私暴露给看客，把我当作免费的马
戏给看客看，麻醉民众，而不会把一分赃款退给民众。在民众看马戏的时候，骗子们正从他
们兜里掏走几百万元巨款。
基于专业技能的管理既然不可能，他们就用基于间谍手段的管理。Dominic Nixon, Chris
Matten, Liew Wai Meng, Ivan Chionh, Jennifer Hamilton, Joseph
Woon 等还有一队IT 员工组成
的间谍团队每天都在对我进行间谍活动。这种管理模式的后果就是更糟的工作。为了避免被
别的间谍听到他们的无能，如果一个间谍需要给我一个项目做，他会把要求说得很模糊。当
我做完课题，他会尽量少说话地听我报告。每个人都尽量少当面跟我说话，而在背后偷听我
跟他无关的话。
一个有道德守法有专业技能的公司不会采用基于间谍手段的管理模式。道德被摧毁。
你不能依靠奴隶劳动来建立一个能成功提供专业金融服务的公司。有自由意志的自由人带来
创造力和繁荣。“经济奇迹”不是奴隶建成的。橡皮图章换钱的商业模式不会在一个监管有
效的市场盛开，因为这样的市场中有洞察力的顾客和有监管执行力的监管者会很快发现谁能
提供好的服务，谁不能。
回到1984 年
2010 年初,我察觉我的身边开始出现奇怪的事情.
当我于2010 年一月乘机返回新加坡在樟宜机场拖着行李走路时,一个旁边的新加坡女
孩对她的男朋友说:”他认为自己知道一切.自比上帝.”这句话跟我几个月前在和一个马来西
亚女孩一起做项目时说的话有关.那马来西亚女孩惊讶于我的渊博知识,问我有什么不知道的.
当时我就开玩笑说我知道世上所有事.马上我更正说其实我是知道大多数人知道的大多数知
识.而且又补充说我不了解很多女孩子精通的事,如服装化妆等.当时她逗得咯咯直笑。不料有
别的人听到并且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地传播给我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个事件只是今后几年中越
来越恐怖的每时每刻发生的恶毒事件的序幕。
越来越频繁地,有老婆婆或中年妇女会在地铁上神秘地说:”不要太卖力.””一般般就好
了.””人命由天定.吃多少都是上辈子就定了的.””这么努力有什么用?”当时我以为只是老太太
的闲言碎语,后来我才知道在这里努力确实是没用的,血统确实在上辈子决定了你的命运.
当我还住在Lakeside 的时候,有一天我正走在去地铁站的路上,一个女人拦住了我，说她
是海峡时报的记者随机采访这里的居民。她好像问了一些旁边几幢组屋猫狗的事情，一些上
班族根本不会知道答案的问题。我说了不知道就走了，但心里疑问为何这个妇人问问题时饶
有兴趣地看着我。
我因为肾结石极度腹痛入院做体外震波手术。我在手术中不用麻醉剂咬牙忍住了疼痛。
缅甸医生以为我不痛就加大了功率。我都快晕过去了，只好给自己打了几滴。手术后我疲倦
地回到家，但几个小时后就呕吐了，由急救车送去医院急诊。在两天手术假后我就回去工作
了，但疼痛沿续了两周。某天早上我走在去地铁站的过街天桥上，旁边一个男人对另一男人
钦佩地说：“他真是一个硬汉子。”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认识我，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就走掉了。
我不想我的坚韧或我的任何别的个人信息让不相干的陌生人知道。你们凭什么监视我
说被间谍监视不舒服太轻描淡写了.新加坡是地狱.我的健康因为终日高度紧张而受损,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都恐惧见到的所有人,以后到了要在陌生人注视下洗澡换衣服排泄的地步,
人格和尊严完全失去,脾气暴躁,一度想跟遇到的畜牲们同归于尽.他们想让我过和他们一样
的生活.我排汗越来越多.有些天我在走去地铁站的路上就听到这些”单向亲密的陌生人”对我
说出我刚刚做的事.禽兽不如.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湿透了.也感觉麻木.这是人间吗?我无法
房东夫妇被雇来在家工作
我和王春一家住了两年多.他有老婆和一个儿子.据我所知,他们都是中国公民,至少在去
年我走的时候还是如此.他们在家讲普通话,看中文电视频道,包括新加坡的八频道和优频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台湾的几个频道，也喜欢在电脑上看中国最新剧集。他们的英语不好，所
以男的很久没有工作了，女的在一家补习中心教华文。男的有个中国的博士学位，好像从来
没在大学之外工作过。当我第一次去他们在湖畔的家看房子的时候，他说他在国立大学工作。
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变的，我在搬入之后很久时间也没注意，早出晚归的工作学习，没功夫注
意什么。我只知道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他们都在唯一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上看中国电视剧。这是
一台旧的联想ThinkPad 笔记本电脑。
接着我在搬入后第一次一周待在家里准备考试。第一天看我刷牙洗脸后没出门反而返
身回屋了，房东只好出去了到下午回来。就这么装了几天。一周还没完他就不装了整天呆在
家里。以后我凡是在家的时候他都在家。失业是很无聊的一件事。他经常十点十一点起床，
下午从一点睡到五点。当时忙得不可开交的我呆在家里复习功课时看到此景很羡慕，恨不得
向他买些时间。
情况在2009 年底发生了变化。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因为忙。我同时有一份工作，一
个研究生学位要读，我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学习课程做作业准备考试。我忘了哪一天，但那天
后客厅桌上多了一部笔记本电脑。它也是一架ThinkPad，不过有IBM 的标记，也就是说它
比旧的那架联想ThinkPad 还旧。联想在2005 年宣布购买IBM 的计算机业务。他们似乎是
ThinkPad 粉丝，不过很奇怪粉丝会买更旧的机器，我想这架IBM ThinkPad 老爷机在新加坡
哪家计算机商店有的卖呢？巧合的是，普华永道租借并给员工使用的大多数笔记本电脑是
IBM ThinkPad（规矩是四年一换）。普华永道所有的都是租的，办公室是租的，桌椅是租的，
电脑是租的，只有人是唯一的资产。
在一个周六，在我出去吃午饭时进来一个人对Mio（新电信的电话，电视和网络三合一
系统）做了改动。我回来后他还在，不过几分钟后就匆匆走了，前后未发一言。我记得这件
事因为在他“修理”的时候我网络断了很恼火，他走了以后过了约十分钟才可以上网。我问
了房东他是谁来干什么，他才说他是新电信的来修网络，尽管网络无故障。
从那天起，我在家用我自己的电脑上网就受到了别人用技术手段进行的监视。效果和
普华永道上班时一模一样：别人可以在我上网时在他/她的电脑上看到同时我的电脑界面。
没有人告知我或征求我的同意。他们就是我的新同事。我的地下同事。普华永道给了他们一
份新工作。
普华永道似乎用回收利用废柴的习惯，例如Joseph Woon 和王春。Joseph Woon 经常会
在我做业务的时候出去玩，因为他不懂我的业务。王春是化学或化工博士，大概和Joseph
Woon 一样在监视时经常感到无聊。
我的手机也被侵入。起初我的电信公司是新电信。后来是星和。我的手机不仅被用来
定位，而且用来在开机时窃听我的所有话，不管有无在通话。有几次通话被挂断。有多人跟
我说他打不通我的电话,但我手机上并无”未接电话”的纪录.有时候我打不出去.有次我在和
男性通话时听到女声。但在2011 年前，一切还都不易察觉。
从我在王春家住开始，我的住所就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下受到搜查。我自己的笔记本被
打开搜查内容并安装木马。
我被塑造成了一个“性罪犯”
一天普华永道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所有员工，声称在公司发生了偷窃案。超过四个
总价值超过几万新元的女士包包在不同时间被窃。为了防止此类盗窃再发生，公司决定在每
层楼的所有入口安装监控摄像头。
我对发生这么大的窃案很震惊。新加坡也不安全！我问了同事不过没人认识被窃的失
主小姐们，没人知道到底怎么被窃的。我看了报纸，没有报道。我不知道是否有报案，有没
有警方记录，警方调查报告，破案了没有。
普华永道从大楼业主租了好几层。每层的布局都是一样的：四边形围绕着一个电梯井。
四边各有一出入口。我的座位在装电眼之前换了几次。但在之后我就不许挪位子了，尽管我
觉得不舒服。请看下边的示意图。
这是那种半球形黑玻璃球的摄像头。它奇怪地没有放在门外头，也没有放在门里头靠
门的位置，而是装在门和我坐的位置中间的天花板上。它没怎么考虑小毛贼进门左转的可能
性。大多数时候它里面的摄像头对准我，也有专人在观看着。
摄像头从我头上观察我的电脑活动和非电脑活动并保存起来.非电脑活动包括打电话,
和你旁边和背后的同事交谈等.我的走姿和坐姿也都被记录下来,以至于以后路人见到我都不
需要一个认出我的过程,因为我的面孔和声音在新加坡都是家喻户晓.在新加坡颇有一些人对
我比对他们生活中的任何人都熟悉。他们对我比对他们老公或老婆都熟悉。他们熟悉我身体
的每一寸。他们看着我凌晨三点的睡姿，在三点时或白天。
他们还拍到了更精彩的内容。
我在普华永道工作时为人低调礼貌。好几个月我每天上班到办公室时都向同事道“早
上好！”我在别的时候向别人说你好。我说“早上好”如此有规律，以至于有天下午开会时
Kwok Wui San，负责合规的合伙人，其实从在我的案子他的所作所为上看是负责违规和违
法犯罪的合伙人，说了一声“早上好！”作为开场白来开玩笑。但没人料到这个玩笑，观众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都没笑。Kwok Wui San 只好尴尬地讲下去。观众包括我好久后才理会
过来。会议结束后一人圆场地解释道他喝醉了。
我经常要为未带工卡或出去上厕所不带卡的同事开门。而且还有很多同事每天经过我
靠走廊的办公桌。交通流量很大。一周或两周未见的同事见了面互相打招呼很正常。因为工
作关系很多人认识我。（当然更多人暗地里认识我，但不承认。）一个同事在外边做完了一个
活回来办公室的时候会和很多人互相打招呼，包括我。她们在读会计系时或入职培训时就互
相认识，以后却分散在不同的项目组聚少散多。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特性，而且流动性特别
大，每年20%-30%的人去普通公司当会计，平均一个人在这里只呆两到四年，大多数职员
是年轻女性。
慢慢地我察觉到越来越少的人跟我打招呼了。我后来了解到这是因为知道内情的人告
诉她们真相，警告她们离我远点，以免出现在新加坡广为流传的录像带中。
一次内部培训时，我到得最晚，坐在一张空桌上。一个女孩离开她坐的桌子来跟我坐
在一起。我误以为她也是间谍，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后来在得知恐怖真相后辞职证明了
她不是。）在休息时，她叫我一起去饮水机拿咖啡。我犹豫地同意了，怕这是另一次女孩的
阴谋，她们在多次观看我，听我，阅读我之后想自己直接和我交谈，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一
个香港来的高级经理，Kwok Wui San 的下级，跟踪和窥视我们。女孩知道大概有蹊跷，什
么都没问。后来有人告诉她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害怕地开始避开我，几个月后辞职。
还有一次，Kwok Wui San 亲自对一个女孩讲话。不幸的女孩刚刚跟我说过话就被间谍
拉到一边警告她跟普华永道的受害者交谈的危险性。
所有类似的场景中最恶心的一幕发生在一个中国女孩身上。她已经入新加坡籍所以不
能抵抗隔离我的压力。我和她吃过两三次饭。一天普华永道认为他们已经从我们吃饭的谈话
中听到了够多的谈资，Kwok Wui San 和她的经理，那个布列斯特来的法国人，叫她去开会。
她出来低着头，法国人和她一边走路一边说：“你必须站在正确的一边。”我们从此之后再也
没有单独见面。
阻止人们接近我的目的有三个：1，防止我从知情者那里无意得知普华永道对我的犯罪
措施；2，让我孤立无援，更容易被击溃；3，防止任何人成为我的同情者，可以安慰我甚至
给我出谋划策，这点是间谍们最害怕的。同样的理由决定了我在加入普华永道之后就不可能
谈恋爱了。虽然我渴望女性的安慰，但我更想保护她免遭无妄之灾。离我太近会让她的生活
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几百万人面前。她会成为几百万人的谈资。她会和我一起成为我们不能离
开的一个马戏团的小丑。马戏团的几百万观众笑着，拍手着，阻止我们离去，因为马戏是免
费的。每个动作，每句话，每个眼神都会被几百万我们不想要的粉丝追看。他们叫我“可爱”，
来掩饰剥夺我所有隐私的残酷。我不想任何女孩也被这么毛骨悚然地叫做“可爱”。
人们越来越不可能跟我来往，哪怕只是打一声招呼了。我出于礼貌仍然和路过的同事
打招呼。我察觉到越来越少人打我这儿经过，因为他们觉得难于掩饰他们知道的真相的不道
德性。仍然敢于和我打招呼的人脸上有一种奇怪的撕裂的表情。他们的内心被一边公司下令
孤立我一边人类投桃报李的天性所撕裂。其中一些人是善良的美丽女孩。我自然更乐意和她
们打招呼，间谍们也更乐意记录，编辑和传播这些情景来做宣传资料，污蔑我的品德。
在因事去过人事部所在的楼层之后，我注意到她们的办公区域没有装监控摄像头，尽
管人事部的女性比例最高，连高层都是女性，不像别的部门男性上司管女性下属。她们的手
袋和皮包没有得到应得的保护。
2009 年公司还换了工卡.我的工卡是特制的.
街头的监控摄像头，电梯里的，自动扶梯上的，地下通道里的摄像头都跟着我。新加
坡的监控摄像头密度是世界最高之一。我在某个时候在某个地点看某个路人在当天在另一个
地点被另一个路人谴责地提到。我其实害怕地看每个人，怕他们说什么话，怕他们是间谍，
怕他们是演员，他们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以特定的姿态走过我身边，有时候说些特定的
话惹我发怒，好让街头一个特定的摄像头把这镜头拍下来，怕他们身上的纽扣是纽扣摄像头。
不只是假纽扣，间谍摄像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2011 年七月，我参加了大学组织召开的金融风险年会。第一天一大早，我乘地铁到达
离年会召开的酒店最近的地铁站然后走路到酒店。当我就要走入酒店大门的时候，突然一道
强闪光在我身后亮了一刹那。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装在酒店大楼门边的一架监控摄像头闪的。
我吓得呆了一会儿。这个警告信息就是警告我有人不间断地从一架摄像机的镜头跟到另一架
的镜头，我无时无刻不受监视。可惜我软硬不吃。我既不会被收买，也不会被恐吓吓倒。
当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污蔑我之后，间谍们又攻击我是同性恋。这是在我在一家欧洲
银行实习时散播的新谣言，种种无稽之谈。
我从来没有跟踪过任何人，从来没有碰过任何人。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动物。就像有
些知道我对女孩态度的女孩承认的那样，我对女孩“很好”。我也不想让任何女孩受到邪恶
势力的伤害。因为我工作和学习努力认真，也因为我不怎么喜欢社交，我“没有生活”，就
像Jennifer Hamilton 嘲笑的那样。我的生活就是从家到办公室到教室。我没有特意花时间和
女孩子交往。在我这三年内我的生活如此乏味，我想大多数隔着屏幕看着我的间谍至少有一
次看的时候打盹睡着了。我从普华永道开始被监视起到家里卫生间也装了摄像头的最后几个
月没有跟任何生物性交过。
在2010 年底还是2011 年初,一个新加坡同事问我为啥业务能力这么强却呆在普华永道,
我跟他开玩笑说:”我唐伯虎点秋香.”因为他是典型的新加坡人母语是英语,所以不懂得
tangbohudianqiuxiang 这串音节是什么意思，我就把这问题岔过去了。其实我当时已经打定
主意要走了。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话，但间谍们听到了并大肆宣扬我的玩笑话。合伙人
Paul Pak（韩裔澳大利亚人，也不通汉语）在几天后经过我面前时说：“那他回到一千年以前
好了。”间谍们虽然查出了这句话的来历，但是忘了记下这个画家的年代。以后经常有路人
说我进普华永道是为了女人，大概是间谍们告诉他们的。我绝没有把自己比作大画家，把某
同事比作丫环的意思，这句话也只是一个传说。我在普华永道不是为了女人，不是为了出风
头冒险，我只是打工挣钱补贴我的学习罢了。
在我在2011 年三月离开普华永道之后，新加坡电视台的某英语频道放映了关于我的电
视节目。在拍摄编辑制作放映之前，电视台均未通知我或征求我的意见。在节目中，不同地
点的监控摄像头拍摄的镜头和不同的窃听器录制的我的声音经编辑后播出，断章取义地精心
把我塑造成一个花花公子的形象。他们的目的就是用歪曲片面的材料煽动民众把我当作一个
性罪犯来对待，尽管我不是，让我受到常人不能忍受的压力惶惶不可终日，自觉地不再管别
人的事，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简单地说，就是用恐吓和羞辱的办法试图同化我。
通过聪明地剪辑视频资料和音频资料，一些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人能轻松操纵另一些
不谙此道的广大受众，特别是当受众毫不怀疑，专业人士又不按惯例征求描写的人物的评论
时。电视因为它的直观性比书籍报纸杂志更具冲击性，，受众范围又比报纸杂志广，不识字
不读报的人都看电视，这下全新加坡的人都认识我了。他们可以鬼鬼祟祟地在匿名的保护下
路上经过我丢下一句话恐吓我，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有担当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下跟我谈。如果
有一个人愿意也让我知道他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工作地点，职位，相貌，家庭成员的
情况等，我愿意在不实时听他的手机不实时看他的电脑上网不实时看听他睡觉洗澡排泄的情
况下和他讨论我的和他的隐私，在室内固定的和移动的窃听器和摄像头都暂停工作的条件下。
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冲破魔网。
在普华永道工作的两年，我在办公桌上为公司认真工作的时候，一只用假名目设立的
摄像头却在我头顶偷偷看着我工作，来挖掘我的“犯罪证据”，来抵消普华永道的犯罪。可
惜我是全心全意努力为公司服务的，他们找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找一些我在女孩子经过时看
她一眼打声招呼的集中凑在一起放映造成一种效果。如果他们花两年时间不间断跟拍另外一
个男孩子，哪怕已婚的，把所有打招呼的“罪证”视频集中放映，凑出来的视频资料可能会
时间更长。如果他们把这个摄像头未经编辑的全部带子放出来，或把安装的所有摄像头的所
有带子放出来的话，会更有公信力。观众会对我的工作有更真实的了解。如果他们执意要寻
找一些香艳内容的视频，把摄像头装在总是关着门的合伙人的办公室里和会议室里两年是更
好的选择。观众将看到为什么男主管接见年轻女下属不像别的公司一样开着门。不是钱就是
女人，总之是比别的公司更多更深的秘密。
在新加坡的很多丈夫和妻子，男朋友和女朋友对我比对他们各自的伴侣了解得多。如
果把他们的配偶也像对我一样处理，新加坡的离婚率和男女朋友的分手率都会倍增。我并不
赞成任何如此的间谍行为，这样只会摧毁人性，把人变成禽兽，把正常社会变成变态社会。
通过做这种下流的事情，偷窥狂们成功地阻止了任何女孩站得离我近一点，更不用说
和我发展什么亲密关系了。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任何亲密关系比我和偷窥男女之间的单方面
亲密关系更亲密了。毕竟没有哪个老婆看老公每次洗澡。
新加坡有成千的性罪犯。有强奸犯，猥亵儿童犯，暴露狂，拍裙下照的，在樟宜二奶
村置二奶的，奸淫学生或下属或秘书的，婚外性的，每周末去芽笼或柔佛打炮的，不一而足。
有更多的非性罪犯。他们没被剥夺隐私，没被羞辱，甚至获释后邻居不知他是前罪犯，没有
人告知他。我不但整幢楼的人都知道我住在哪里，而且我到朋友家做客时朋友家的同幢楼的
人都会知道。如果我犯了罪，就应该对我进行刑事调查，公开审判，判我坐牢。如果我是无
辜的，我就应该和任何别的自由人一样自由地活着。我是无辜的，我理应自由。
但我的生活在电视节目放映后变成地狱。被操控被愚弄的民众给鼓动起来伤害我。
穷途末路的间谍们越来越急迫地要掩盖他们的罪行。他们觉得最好的掩盖方法就是挖
掘出我的丑事，好让人民忘记他们的罪行。他们把我的所谓“罪行”拼命地实时发给所有人。
他们知道最耸动的丑闻总是和性有关，所以特别留意往这方面挖。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
卿卿性命。他们没料到我对性的兴趣没一般男性这么大，他们挖到材料的荒谬性摧毁了他们
的公信力。把过着清教徒生活的人打成子虚乌有的性丑闻的主角一时可能骗得过国人，长久
则让自己的信誉完全破产。
轻信的人们可以被操纵来支持任何事业，哪怕它侵犯自己的利益，如果他们知的权利
得不到保障，只被喂给一些片面的歪曲的事实。操纵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不当得利不告诉他们
他们应该知道的，而告诉他们别人的隐私，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找工作被阻挠
再也忍受不了普华永道里的疯狂气氛，我于2010 年开始寻找另一份合适的工作。但我
找工作的努力无一例外地被黑手所挫败。
我申请一家银行的定价控制助理副总裁职位。在第一轮面试中，三个面试官对我的学
识和工作能力十分满意。在问了很多问题后，主面试官最后问我：“我面试过你们课程毕业
的很多学生。他们令我失望。你为什么如此突出？”我为了不惹麻烦简单地说：“人的智力
和能力分布很大。”
第二轮我被安排见从英国伦敦派来的部门董事。为了更好地准备这次重要的面试，我
问了我的同学。她也在这家银行而且碰巧认识他。我问她这位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她说他好
像“虚有其表”。我当时不了解这个英语单词的确切意思，所以回去还在网上查了在线韦伯
斯特字典才明白了。
我在第二轮面试一大清早见到这位董事就知道他很不高兴。面试过程中他一直翘着二
郎腿。如果面试官在面试前打定主意不要面试者，他可以用无数种非言词的方法让面试者知
道。只凭录音你会认为这次面试波澜不惊。在面试结束前，我就明白了我不会被接受，这只
是浪费时间。
我遗憾这位董事从不同寻常方式知道了自己在同事中的看法。新加坡不是伦敦。你在
伦敦出发前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用这种方式告知别人认为自己浅薄。
另一次我申请不在新加坡的一个矿工工作。安排好在2010 年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三点钟
进行越洋电话面试。我开口向房东借用了他的固定电话。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公司间谍。当
我在三点钟前在客厅坐下来等待铃声时，我奇怪地发现他和他儿子都在家，并各坐在客厅的
一台笔记本电脑面前。我不好意思叫他们回避，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思。这样还不算别人，就
已经有两个无关的人在现场听了。电面按时开始。但在我努力回答问题的途中，街道上突然
响了几声电子鞭炮（新加坡禁鞭炮）；电话声量忽大忽小忽高忽低；最后全程坐在我身边的
房东突然走到厨房开始在砧板上剁肉还是切菜！才下午三点多他就开始做晚饭了！我电面失
败了，好几次我叫对方重复她的问题因为我听不清楚。他们不想让我离开新加坡。
一个咨询公司面了我很多次最后给了我一个offer。我从朋友那晓得它和普华永道一样
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业务清闲人每天做两小时就够了。它和普华永道有来往。不是他们还想
继续对我进行间谍活动，就是他们想先把我挪开掩人耳目再踢走我。反正我没让他们如愿以
偿，没接受这份工作并把它转给了我的同学。
在2011 年一月，我为了申请一家公司在家做了它的在线数值和文字测试。测试过程中
出了奇怪的事。开始计时后过了两分钟第一个问题才出来（测试时间总共不到30 分钟）；中
间几个问题配的柱状图没有显示，在它的位置上是空白，我只好猜这些问题的答案。
2011 年七月29 日，一个另一家四大公司的董事叫我去星巴克喝咖啡，也就是一种非正
式的面试。我不怎么乐意，但还是答应了。我和他是通过gmail 邮件往来约定时间地点的。
我当时在一家欧洲银行实习。当天早晨当我走在从莱佛士坊地铁站到银行的地下通道时，一
个走在我身边的姑娘对她旁边走的另一姑娘说：“这样是去面试吗!”我当时没有戴领带，因
为董事想谈话比较随意所以安排在星巴克。另一女孩紧张地拽了说话那女孩袖子没说话，想
抑制她的淘气。
聊天进行得和我预料的一样。连星巴克的柜台人员都知道我。这么多人当场听着，这
不可能是董事当初设想的轻松愉快的谈话。他说他会发给我几个问题让我做，但一去就杳无
音信了。大概有人告诉他实情了，没人想在这么恐怖的情况下工作，因为我和我在工作中接
触的一切公司外的所有人都会知道。
间谍行为卑鄙地扭曲了一切，从个人生活，工作到就业。人才市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
重要一部分。他们既不想让我离开也不想让我在自由市场中找到我匹配的工作。他们不能提
供更好条件，就采取种种做法阻止我去某些公司，又安排我去另一些公司。他们失败后会生
气地问：“你到底要什么？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好工作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里的所有规则都
被破坏了。我要的只是你们离开我的生活。
东航项目又来了
2010 年十二月，为了最后一次让我回到“正确的一边”来，Liew Wai Meng 叫我在下个
定价日重新做东航项目。和以前所有的东航定价项目一样，我不被允许做一个新的模型而是
要照原样做。如果我顺从，我能回到间谍们温暖的怀抱，以后还能飞黄腾达，毕竟我是这里
水平最高的人。出于希望以后能减少法律风险的考虑，他们也希望有真正会做事的人坐镇，
财务报表逐步减少造假，以免被客户和投资者告。
我被这光明的前景所诱惑，但我坚决拒绝照原样做这个项目。做出来的数字是错的，
我不想骗任何客户。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操守。
普华永道很生气。Liew Wai Meng 告诉我我在普华永道完蛋了。我在2011 年二月辞职。
因为我是做这份工作最称职的人我不得不走。继续留我会减少利润。
在我最后一个月，普华永道还闹剧式地调查了是不是要继续对我进行间谍活动。一天
当我坐在彭博终端下载数据时，负责违规犯罪的合伙人Kwok Wui San 走过问Dominic Nixon
和Chris Matten 两个间谍合伙人的秘书：“你想继续监视他吗？”聪明的秘书马上回答：“是。”
她还能怎么说，间谍Kwok？如果回答的不对当天她就可以走人。
我当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他说的是我的最后一个月。我交回工卡就没事了。
事实证明Kwok Wui San 说的是永远。
最后一个月里，他们甚至争论是否继续留我。我明白跟他们说绝对不接受counteroffer。
2011 年三月，我在普华永道的最后一天，我在完成各项手续后，去人事部告诉人事部
主管Sheela Parakkal，说我被公司非法监视，我要公司在我走后停止监视我，不然会有严重
后果。她听完我的话后对我说：“我们对不起你。”但她没有许诺停止非法侵害。我认为这不
是她能决定的。这是公司犯罪，单位犯罪。
间谍活动从未停止，并升级到残忍的地步。
2011 年三月9 日，我在一次彭博培训中遇到了三个前同事。他们叫我回到普华永道，
很明显是在Chris Matten 的授意下。我想到要回去一个1984 年伦敦式的地方就感到不寒而
栗。我拒绝了。当时我不知道我在家也受到间谍监视。
普华永道的一个根本矛盾就是他们好像想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但又不想暴露他们现
在的业务水平在公众面前。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停止间谍行为，但他们又不愿。
为什么普华永道找不到真正会做的人做定价
我后来意识到普华永道无人的问题跟它的制度和文化有关。四大收进了大学会计系毕
业的大部分毕业生。他们不裁人，但大多数年轻人几年后就会离开加入他们做过的某个客户。
流动率可能每年高达20%。那些坚持超长时间劳动的人呆下来做经理。
因为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给钱少点也是应该的。因为硕士和博士学位对会计来说没
多大用，读研究生得不偿失。因为在定价组里所有有数学，科学和工程经验的人都算转行的，
他们和刚毕业的本科生起薪一样。大学里没学过数学的人因为是银行出来的倒马上算经理，
装模作样地审阅看不懂的报告并签字通过，尽管既在银行里没做过其实是转行，又没知识基
础。尽管公司急切地想发展咨询业务这个利润很高的行业和麦肯锡等大公司竞争，确实咨询
业务也是增长很快，咨询员工的薪资和审计员工一样。由于公司不裁人，很多银行里历次裁
员潮裁下来的人沉积在了普华永道，更恶化了问题。有生产力的员工要更加拼命养活他们。
另一个问题就是审计所的升职制度。在前4-6 年，每人每年都升一级加一点钱。这和审
计业务十分适合，但不十分适合咨询业务。定量金融业务有很高的智力门槛。已经随便把很
差的人招进来了，结果烂人只要比你早进几个月就永远是你的上级，他做的不管错的对的都
是对的你要照做，哪怕这样做会导致法律风险，会搞臭你以后的名声。
这些因素意味着普华永道永远都是在“人力资源桶”底部搜寻人才，同时又想跟顶级
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竞争。四大永远是MFE 毕业生的保底offer。这些公司给出的邀请让人
不必考虑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的合伙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找到的“矿工”能做什么。他们清楚地知道定价
错误给客户和投资者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但像巴菲特的名言说的一样：“当退潮时你才知道
谁在裸泳。”在经济高潮时各种欺诈造假和违规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只要做的单子
越多越好，在每个报告上面签上“PriceWaterhouseCoopers”换钱。现在是付账单的时候了。由
不懂业务的人做出来由不懂业务的人审阅通过的情形不是偶然的偶尔的，而是普华永道有意
行为的结果。
只要组成一组专业矿工的调查组调查2005 年以后所有的项目就可以了。只有我做过的
项目能经受考验。如果包括纸文件，电脑文件，电子邮件，模型等证据被有意毁灭（藐视法
庭是重罪），调查组还是可以通过询问从合伙人Chris Matten 以下到做项目的所有人。这样
反而能更快地确定所有人的业务水平。然后看看所有做过的项目，哪怕文件都已消失，把项
目要求的业务水平和实际的业务水平比较一下，还是能够确定是否能做到还是玩弄客户的。
很多是欺骗客户说能做到其实做不到。Chris Matten 和Liew Wai Meng 是外行，Ivan
和另一个高级经理是半桶水。普华永道是否具备专业资格做这些项目很容易确定，只要两小
时的面试时间，问一些简单面试问题就可以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谁是南郭先生,谁在
会计师事务所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的固有利益冲突
会计师事务所和信用评级公司的盈利模式都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今的
金融危机中展现无遗。他们是由他们的客户付费聘请来“独立”评定客户财务报表的真实性
和还债能力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在经济上升期，经济系统中潜
藏的问题都被繁荣所掩盖。每个人都从每日飞涨的市场赚钱。在危机时，各种问题和经济犯
罪才暴露出来。MF Global 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我避免了她的毁灭
一天在上课的时候，某人提到了李光耀和巴菲特等几个老人在世界金融经济政治各方
面的巨大影响力并设想他们离世对世界会有多大影响。我在别人加入讨论前迅速制止了她的
冥想。她的职业保住了。
我买了一架新的笔记本电脑
在2010 年一月，我的旧惠普笔记本电脑在我睡梦中发生了一次小爆炸。我至今不清楚
是否人为爆炸。我被爆炸产生的浓烟呛醒后检查了电脑，发现无法启动。后来我去了新加坡
国立大学合作商店买了一架新的惠普笔记本电脑。我下单后店员告诉我没货要等两周。但没
几天她就打电话给我说有些旧货但是新的要我来拿。我不懂她说的什么意思但很高兴能提早
拿到新电脑。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比如我有次例行扫描电脑，发现有一千多个木马。我只能删除几
个与系统无关的木马保留了大多数。当我告诉我一个程序员同事后，下一次扫描就奇迹般的
没有木马了。
我试图改成指纹登录电脑的努力永远失败.
一天我发现我常用的一个书签被删除了。这是国立大学邮箱，我每天登入读邮件。
另一次在我读完一封gmail 邮件后，它在我眼皮子底下被删除了。
一天我在浏览wikipedia 英文首页。我看到一件不可能的事。一个条目附的图片与其无
关，而是一个淫秽图片，一个男人的又长又弯的阴茎。我点开图片，看到原图。首页被篡改
发送给我。
另一天我在读未名空间上的一篇wh 写的帖子，是写西湖风光的，有很多照片。有一张
与众不同，是两个同性恋男人性交的照片。这当然不是作者发的。
更多时候我想打开的网页禁止打开。至少包括一个中国的求职网站和一家廉价航空公
司JetStar 的网上登记服务网页。
通过实时监控我上网和时不时地发给我篡改过的网页和恶心的照片，他们不断地提醒
我快点放弃只做对的事的原则，早点回到在傻瓜客户身上赚快钱的正确道路上来。
2011 年三月，我在恐怖的两年后离开普华永道。当时我不知道间谍行为继续进行。我
以为我会和别人一样自由了。后来我才慢慢地知道真相。在这个地方，不仅我永远不会自由，
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自由过，除了老板。
性骚扰还是情到浓时？
2011 年一月29 日，我和我的法国人同学和他的华人女朋友吃晚饭。那天晚上我们有一
节课要上。他女朋友是中国人入籍了，当时在国大读会计。从她的谈吐中我知道她知道我。
吃饭中途法国人开始碰她。她抗拒了一下子然后就顺从了。他的手在桌下游走。我觉得很奇
怪，初次见面就这样，不过想到他是法国人就想通了。
一天我在校园碰到法国人。他会点汉语。他亲热地和我讲中文：“你好！你回去打飞机
吗？你需要我女朋友的照片吗？”法国人太豪爽了，我有点排斥。谁会提出给别人他女朋友
的照片帮他手淫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再次遇到时，他告诉我他们分手了。
我觉得整件事情是个悲剧。可怜的女孩可能听到了她男朋友的慷慨大度。或者她根本
不是他的女朋友，只是假装是来近距离地观察我，但被答应帮她的男人占了便宜。不管怎么
样，她只是变态间谍制度的又一个牺牲品。
愚蠢的同化措施
2010 年底，房东一家回国探亲两周。我答应帮他们看家。我那两周晚上花一两个小时
在客厅看电视。我发现以前房东家经常看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四套和别的几个中国台变成“没
有订”了。其它频道都好好的，包括他们绝对不会看的欧洲新闻，德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台都
没有取消。我紧接着他们回国回来后发现他们还是在看央视四套。没有理由他们会仅仅取消
这些中国频道一个月而不动他们不会看的占绝大多数的英语台。
2011 年初，我买了一只新手机。我发现发短信只能用英语和马来语。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