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经济模式是不是比其他经济模式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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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混合经济改革
  “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合理界定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不但是兼顾效率公平的结果,更是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结果 中国论文网 /3/view-7238358.htm  “混合经济”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热议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是平衡政府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模式,先后经历了“撒切尔革命”和布莱尔“新混合经济”,两者虽有偏重,但实质相同且一脉相承,都是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关系的调整,属于“混合经济”模式的范畴。对其进行研究,对于我们颇具借鉴意义。   “撒切尔革命”   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撒切尔夫人主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福利开支,四是打击工会力量。1979年,英国政府出售英国石油公司(垄断国企)19%的股份,拉开撒切尔时代私有化的序幕。超过100万的公共住宅以折扣价直接卖给私人。英国电讯公司、宇航公司、天然气公司、钢铁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垄断巨头的股票被卖给民众,甚至皇家军械公司也被卖给了私有化之后的宇航公司。同时,撒切尔政府积极地将“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鼓励私人企业参与社会服务。那些原本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公园维护、垃圾清扫、校园伙食、精神病院、福利医院都可以由私人提供,甚至少管所和监狱都可以在政府协助下由企业建造。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财政赤字转为盈余,经济增长率先后超过了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并在1988年超过了日本。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也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当然,“撒切尔革命”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悬殊加剧,失业问题严重。为了减少通货膨胀所实行的紧缩政策,使得商业损失和破产均有增加。放宽金融管制政策虽然令伦敦金融城崛起,却导致了资本不再对制造业注资,造成了英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大批工人因此失业。当经济保持增长时,人民还能忍受,一旦经济停滞,经济自由化也就维持不下去了。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向第三世界流动,西方世界整体陷入衰退。从1997年开始,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大选中,保守党连连失利。英国工党籍此机会,赢得大选胜利,布莱尔取代梅杰出任英国首相。   “新混合经济”   工党重新上台后,并没有回到“福利国家”的旧路,而是重新界定了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尽管新工党仍实行“混合经济”,但有别于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所以被称为“新混合经济”。   “新混合经济”不再把公有制作为目标,而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标。实践证明,国有制效率低下,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其福利作用则代价巨大,且难以维持。日,在布莱尔的倡议和努力下,工党废除了党章第四条,放弃了公有制主张。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与老工党迥异,反而类似于撒切尔夫人的有限福利政策。布莱尔在其《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一书中指出,“由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首创,并为1945年工党政府所继承的福利国家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创举之一,但它今日却为两大弱点所困:它未能有效地缓解贫困,未能恰当地帮助人们更加独立,从福利走向就业。太多的人接受了福利,并从此停步不前。结果是,福利国家既未充分实现其创始原则,又未能体现其成本效益”。为此,布莱尔政府确定的政策方针是:社会福利限于“通用福利”,原则上要使受助者得到的总福利始终低于重新就业的收入水平。“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布莱尔上台后,并没有增加税收和开支,反而降低了税收负担和削减了政府开支,以求刺激投资,确保经济增长。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适应了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因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已发生分化,其上层已成为中产阶级,对于福利社会持反对态度。即使工人的中下层,大多也反对福利社会。因为福利的来源是他们的税负,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福利不如减少税收。工会的主张实际上失去了社会基础,工党最终选择与工会脱离关系,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而非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   从本质上看,“新混合经济”在维持有限福利的前提下,更强调市场的进取精神,这与“撒切尔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但“新混合经济”也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自由竞争与社会合作同时共存。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她认为,政府只有为弱者提供最基本生存必需的责任,而毋须顾及社会不平等。撒切尔夫人的这种主张颇受争议,认为撒切尔不仅损害了英国的福利制度,弱化了独立工会运动,造成了大批人陷入失业,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社会,此前英国那种更为集体主义的、相互扶持的社会一去不返。“新混合经济”试图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以一种政企之间、劳资之间新的伙伴关系代替那种在原始自由市场和指令经济两者之间的选择――不是取消市场,而是使之富有朝气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为所有人提供机会。”   因此之故,“新混合经济”仍承认国家干预的作用,但与老工党不同的是,国家干预是有限的,政府对市场不是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是要起一种补充、调节和润滑的作用。“在微观经济政策领域,重要的是要区别哪些领域由政府做最为合适,哪些领域由私营部门来做最为合适,以及哪些领域两者合作才是提高企业业绩和生产能力的最佳方式。”布莱尔政府将政府投资限定在基础设施、教育培训及科技创新方面,并且在投资时采取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政府干预仍然借助市场的力量。   国家干预必然导致官员权力膨胀及权力寻租,为此,布莱尔政府也采取了针对措施。比如,布莱尔上台不到一周,就做出使英格兰银行独立的惊人之举:让主要由金融专家组成,隶属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来主管国家的货币政策,大大降低了政治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制定了严格的“货币政策框架”和“财政政策框架”,以确保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   布莱尔在担任首相的10年中带领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GDP年均增长2.3%,年均失业率仅为4%左右,人均工资保持了4%的增长态势。与欧盟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长期饱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折磨相比,英国被宣称是欧洲大陆上最健康、最强壮和最成功的经济体。
  英国模式变迁的逻辑   综观英国在20世纪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从20世纪初到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从自由市场经济向国家干预经济的转变,其核心是推行混合经济,实现福利国家。二是1979年开始的“撒切尔革命”,其特点是回归经济自由主义,但并未完全否定福利政策。三是1997年开始的布莱尔“新混合经济”,可以说是对以前经济、社会政策的整合。它继承了社会包容、平等、关怀弱势群体这些传统的左派价值观,但又包括了权力下放、鼓励竞争、打破国有垄断这样的自由主义内容。经济上,实行既反对传统左派的国家干涉主义,又反对新右派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源分配上,市场与政府的手段并用;社会组织形态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元素兼收并蓄,其核心是寻求“发展与公正”、“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20世纪英国经济模式的变迁,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市场失灵”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缺陷,需要国家干预,这是第一次转变的基础。而“政府失灵”则意味着国家干预并非万应灵药,国家干预有时不但不能解决“市场失灵”,甚至自身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二次转变的基础。“撒切尔革命”实质上并未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于福利国家仍有保留,只不过手段过于激烈,这也是社会转型时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而布莱尔的“新混合经济”,在本质上与“撒切尔革命”是相似的,都是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并重,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价值观,而非具体政策。撒切尔主张自由主义经济,但未否定福利国家;而布莱尔强调社会合作,但仍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以,第三次转变并不是对第二次转变的否定,而是对“撒切尔革命”的完善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关系的合理界定,也都是“混合经济”的表现形式。只不过与之前的“混合经济”相比,改变了过度的国家干预以及过度的福利政策。   “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合理界定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不但是兼顾效率公平的结果,更是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结果。20世纪之前的自由竞争,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但不利于作为草根阶层的工人阶级,有效率但不公平。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则过度照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貌似公平,但无助于效率,最后公平也无法保证。“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则兼顾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利益,尽管不能实现完全的公平,但也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实现共赢的经济模式,才是合理的模式,“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同时兼顾各方利益,代表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并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国家。比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既注重个人竞争,也注重社会合作;既强调自由,又强调秩序。在公司治理中,既有基于资本治理的董事会,也有基于工人参与的监事会,这种权力格局,正是各方利益同时得以实现的保障。又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求在政治上实行阶级调和,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分配上实行收入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工人和雇主处于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阶级组织: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国家则是超阶级的。有关工资和其他劳资纠纷问题,由雇主协会与工会双方自由谈判,协商解决;协议不成,则由超阶级的政府出面谈判。全社会依靠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三大权力中心相互协调、相互制衡,以维护阶级合作与利益平衡。即便偏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在出现经济危机时,也会选择民主党上台,以增加社会福利。   总之,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并行,通过“混合经济”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实现共赢的有效的经济模式。当然,国家干预的强度与方式,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选择。比如新加坡与韩国都是选择了威权政治模式,国家干预比较有力。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当前环境,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是必然选择。当然,国家干预应当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保障各个阶层的利益,实现共赢,才能取得成功。共同富裕既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共同富裕就是共赢,需要通过“混合经济”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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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5积分  2013年,海螺集团汇总营业收入、总资产双双超千亿元,利润同比增长了50%,占安徽省属33家国有企业2013年利润的半壁江山,海螺业绩喜人,有目共睹。
  为什么海螺集团这么多年来一直能够在技术上、效益上执行业之牛耳?它的内生动力在哪里?在去年安徽省委学习传达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上,省委主要领导的讲话给出了答案:“海螺是安徽省成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在管理创新上有持久的动力。”对于海螺发展,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国有资产大幅增值,到去年末,海螺集团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比改制前增长了8.14倍和24.4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海螺就是很好的案例,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
  海螺集团前身是宁国水泥厂。宁国水泥厂是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地处皖南山区,1993年的产能仅为150万吨,总资产只有4.6亿元,是国家“拨改贷”试点企业,当时负债率高达90%以上,负担很重。
  海螺集团1996年9月经安徽省政府批准成立。为国有独资企业。
  2002年安徽省政府决定对海螺集团进行股权多元化改制试点,转让部分国有资产,以筹集资金,补充社会养老保险金和解决复退军人安置资金,同时探索出一条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子。为了使海螺集团的改制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省经贸委、省大企业工委、省财政厅、省属企业国资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地税局等部门密切协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就海螺集团改制方案的原则和操作程序等细节问题进行反复研讨。在此基础上,结合海螺集团的实际,由当时的安徽省经贸委牵头草拟了《海螺集团公司改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报省长办公会和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由省政府以皖政秘[2003]40号文批复正式实施。
  批复对海螺集团的改制工作提出了4条要求:一、要有利于海螺集团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保护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二、“方案”要合法、合规;三、要减持海螺集团的国有股权,实现股权多元化,完善母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四、要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依法解除国有全民职工劳动关系,建立新型劳动用工机制。
  经安徽省财政厅、省经贸委安排,通过中介机构对集团公司的所有资产进行了评估。并经省经贸委皖经贸企改函字[号批准同意,用解除海螺集团国有职工身份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和工效挂钩的工资结余共万元,出资设立“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创公司”)。
  日,安徽省属企业国资办对改制后的海螺集团股权结构下达了正式批复文件:海螺集团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亿元,其中:安徽省投资集团拥有51%的股权,为国有法人股;海创公司拥有49%的股权,为社会法人股。
  海螺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已十年时间,在此期间所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参与改制的老职工,通过资本市场享受了企业改革发展成果,因此争议也不断。主要争议集中在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海螺集团在此阶段接受过上至国家审计署、下至安徽省审计、财税等部门多次检查,但查出来的结果正好相反,国有资产不但没有流失而且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值。每一次检查都给检查者上了一课,一位国家审计署的审计人员在海螺集团审计一个月后说,中国象这样经得起检查的规范企业还不多。不但经得起检查,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国有大型企业中,20年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贪污受贿而受到法律惩处,这在转型期的中国也应该算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是因为海螺集团有一个好的机制和管理体制,有一个过得硬的领导班子。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根据安徽省委常委会议[2002]24号纪要和省长办公会[2002]第40号纪要审议通过的《海螺集团公司改制方案》要求,“集团公司经营层奖励性工资节余分配额度不低于工资节余总额21089.78万元的30%,即为6173.19万元;其中法定代表人的奖励额度应不低于经营层奖励总额的30%,即为1851.96万元”。 这是省委省政府为了奖励海螺集团管理层在国有资产保值升值方面所做的贡献,也是为了更好地鼓励管理层今后更加努力地工作所做的决定。但海螺集团管理层为了平稳推进海螺集团改制工作,没有按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办,经集团公司党委研究,决定将安徽省政府奖励给集团公司经营层的6173.19万元的工资节余,奖励给集团公司符合工效挂钩政策的153名中高层管理人员。由职工代表依据这些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业绩贡献大小,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定了153名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奖励性工资节余分配额度,以此转为海创公司期股。
  各子公司根据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地税局三家现场核定的人员范围和各子公司工资结余奖励额度,按职代会通过的分配原则并考虑职工所从事职务岗位的重要性,所在企业的服务年限,劳动技能,工作业绩和贡献大小等综合因素,奖励分配量化到人,各子公司张榜公示,并以此转为海创公司的期股。
  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社秘〔2003〕74号《关于海螺集团公司解除职工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复函》核定符合政策的人数为7758人,共计补偿总额为万元。其间,符合政策的7758名职工全部签订了《解除国有劳动关系协议书》,其中 7637人与公司重新签订《劳动聘用合同》,121名员工未重新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公司向其本人支付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并平稳顺利地离开了公司。
  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地税局共同审核,以劳社秘〔号《关于安徽海螺集团公司工资结余的批复》,审核确定集团公司自19992年实施“工效挂钩”以来,符合工效挂钩政策范围的在岗在册人员为6036人,工资基金节余累计总额为21089.78万元;其中集团公司经营层8位领导,自1997年至2001年共五年应发未发的董事薪酬和年终奖励等共计为1261.44万元,仅占总额的6%。
  至此,海螺集团改制工作平稳顺利完成,海螺集团公司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为出资人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安徽省投资集团和海创公司为出资人的国有控股有限公司,仍保持国有控股地位。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架构和决策程序基本未发生变化,管理层保持稳定。
  海创公司的股东是由海螺集团工会、宁国水泥厂工会、白马山水泥厂工会和海螺型材公司工会及8名公司高管组成,参与海螺集团改制的员工为海创公司内部职工股受益人。
  海创公司内部职工股是省委、省政府给予海螺集团在职员工的激励平台。为加强海创公司内部股权管理、规范各项权利和义务,公司相继制定了3项内部股权管理规定,并经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从而,规范了海创公司内部股权的管理约束和退出机制。[Page]
  海创公司成立以后,经过创业和发展,在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国际贸易、现代物流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产业集群,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去年12月19日,海螺创业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发行3.0475亿股,每股发行价13.56港元,募集资金41.3亿港元。成为安徽省首家在香港红筹股上市的企业,开辟了控股公司架构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先河。为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国有资产证券化及安徽省其他企业红筹上市积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子。海创公司上市后,将重点发展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垃圾、炉排炉垃圾焚烧发电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节能环保产业。
  海创公司以红筹方式在香港成功上市,为企业下一轮的改革发展构建了新的融资和激励平台。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解决了员工所持股份的流通和退出问题,也解决了改制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从法律上验证了改制的合法合规,同时也奠定了促进海创发展的机制基础,探索了一条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融合发展的新路子。2003年改制以来,通过对年轻管理技术骨干奖励配股等方式,海创公司员工持股人数已从60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8005人,通过资本市场使广大员工享受了企业改革发展成果,建立了国家、企业、员工利益共同体,有利于企业的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也得到了广大投资者热捧和各方高度评价。
  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指出:海创上市不仅是海螺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水泥行业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件大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国企改革一个关键词就是员工持股,而海创就是海螺员工持股的公司,海创经过十年的发展,披荆斩棘,社会上见仁见智,但三中全会一锤定音,肯定了这个改革。海螺创业在香港上市,投资者竞相购买,股价上涨近30%,说明市场认同了海创的改革。他表示作为基石投资者,将永远持有海螺创业的股票。
  集团董事长辜成允评价:海创上市前景非常好,从海螺以往的业绩来看,海创还有非常大的升值空间。
  德银亚太区总裁蔡洪平认为:海创上市创造了很多第一,其中有三个第一是大家想不到的。首先是由一个创始人完成了三次境内外上市,其次是第一家中国H股公司母公司通过境外红筹结构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第三是居然有像中国建材宋志平董事长这样,一辈子也不愿意把这个股票卖掉的基石投资者,我看他不是基石投资者、而是铁石投资者。
  海螺集团在改制过程中,坚持依法合规操作,切实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了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职工高度认同、支持并积极参与改制。不仅在改制中没有出现投诉上访等影响改制的情况,而且具有前瞻性,在促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推动企业制度创新、机制转换,促进企业加快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改制后的海螺集团进一步规范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改制后实行了全员身份买断,职工由“企业人”变为“社会人”,彻底打破了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界限,更新了广大干部员工的经营理念。形成了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运行机制。建立了企业和员工利益共同体,使企业长远利益和员工根本利益做到了有机结合,活化了用工机制、分配机制,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经安徽省审计厅审计,海螺集团改制以来,截止到2012年末,资产规模从1993年的4.6亿元增长到986.9亿元,净资产从1993年的1000万元增长到523亿元,年实现利税总额也从不足9000万元增长到124.3亿元,分别增长了214倍、5230倍、138倍,资产负债率由90%以上下降到47%,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大幅保值增值。改制后,集团公司累计向省政府上交国有资本收益11.9亿元。
  海螺现拥有、海螺型材、海螺创业3家上市公司。集团下属的150多家企业均为当地的纳税大户,对当地的财政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发展混合经济不仅促进了海螺集团跨越式发展,还使海螺集团产生出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在中国水泥行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第一条国产化2000t/d、5000t/d、120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均是率先在海螺集团建设起来的。第一个水泥窑余热发电技术项目,第一个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项目,第一个炉排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如今这许多第一已在全国水泥行业开花结果,促进了中国水泥行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海螺集团现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自行为2000t/d至12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提供全套主要装备,能够提供不同规模的水泥窑余热发电装备,能够提供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垃圾以及利用垃圾发电项目装备的综合型企业,集投资建设、设计、制造、生产管理为一体。海螺集团所掌握的新型干法水泥技术已经领先世界先进水平。这些优势使得海螺集团在实现国际化战略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2013年海螺集团海外建设项目已全面铺开。要不了多久,一个国际化的中国海螺集团将呈现在世界的面前。
(责任编辑:周利群)
文章来源:中国水泥网特约记者 老树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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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网中国混合经济的独特优势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图为混合经济形成过程
  18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理论与实践紧密围绕“私有制与公有制,以及市场竞争与政府干预”这组核心问题,形成了两大阵营,进行了深入的激烈的争辩和斗争。粗略地看: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是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为主要力量推动发展的世纪;20世纪是政府干预和公有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纪;21世纪是以混合经济为主流的世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发展混合经济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把混合所有制等同于混合经济。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发展混合经济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把混合所有制等同于混合经济。
  1.迎接混合经济时代
  展望21世纪,是以混合经济为主流的世纪。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和开放的世纪,过分强调私有经济是有害的,过分强调公有(集体)制也是有害的。过分强调政府干预,认为一切都是协调不力的结果,是有害的;过分强调自由竞争,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一切都应该由市场决定,也是有害的。仅从供给的角度,过分强调供给的重要性是有害的;仅从需求的角度,过分强调需求的重要性也是有害的。
  在混合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增加了公共服务、社会安全和福利开支的供给,加强了宏观调控机制的建设;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了民营经济的力量,大力发挥市场的作用。全球经济体制正处于纠偏的过程,混合经济,及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实践理论,必将有一个深度发展。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至今五百年,都在不断地深化、修改和完善,共同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思想潮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证明,无论哪一种纯粹单一的经济形式,都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在近代历史中,特别是从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有制形式也在不断演进。
  比如,在宏观层面,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早就开始逐渐向私人经济和社会化经济并存的公私混合经济或者“双重经济”转轨,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很多普通家庭都拥有股票;中国民营经济近三十多年也取得长足发展。在微观层面,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和相关机制建设,比较好地克服了私人企业“家族管理”和国有集体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端,进一步淡化了纯粹私有制和纯粹公有制的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在1941年发表《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一书中,早就提出“混合经济”概念,美国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也专门论述了“混合经济”,认为“混合经济”就是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行控制,但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更为重要。萨缪尔森特别建言,中国经济应走适度中间路线。
  当今世界,经济思想潮流变化的重要趋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产方式的重要趋势是“网络化和社会化”;经济政策的重要趋势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相机抉择和协同运作。在开放的经济社会,不同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换产品,交换货币,交换信用,客观存在着一个由各种经济主体形成的网络和多重均衡。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各方面的有机联系越来越密切。表现为结构的调整和系统的调和,调整和调和的结果必然形成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是私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并行发展,或者交叉持股融合的经济;是既有市场调节,又有政府干预的经济;是个人计划与宏观规划相结合的经济;是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和消费并存的经济;是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主体、多种资源配置方式、多种市场结构、多种分配方式相互补充发挥作用的经济;是包括混业经营、协同服务、综合监管的经济。简而言之,混合经济是公私混合的经济,本质上是大众经济。这种趋势是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平衡,也是社会发展的平衡,体现了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混合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无差别化,消除经济所有制之间的藩篱,使所有人都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爆发式的发展,不同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相互参股、联合生产组建公司构成了多种经济成分,促进了中国特色混合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多种形式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就业主体、经济主体和税收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基础。2014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超过60%,税收贡献超过50%,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
  但是,在发挥自由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比如,资源消费过度、无序竞争、产能过剩、浪费严重,过分依靠市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甚至政府直接成为市场运动员,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走向了极端。对此,我们需要深刻地吸取教训,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完善社会经济发展思想、路线和政策。
  3.促进发展中国特色混合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一是进一步完善市场与政府互动的机制。政府和市场都能够各有作为,也都可能存在“失灵”的问题。因此需要互为补充、相互支持、协同运作。
  市场作为一种内生的无形力量,无时无处不在发挥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特别是在微观上,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应该“不扰不烦”,交由市场调节,相信和依靠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建立起更多更好的“温州模式”,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相信和依靠我们的发明家,只要有合适的机制,也能够创造出iPhone这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
  但是,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即使在市场调节可以广泛发挥作用的领域,市场也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包括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了市场化的需求和供给,但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市场化,出现需求过高、供给过剩的现象,造成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
  因此,政府在有关国家整体经济布局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在民营力量不愿意进入的或者民营力量难以办好的领域,以及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政府需要直接进入或者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调控。特别是在宏观上,为了社会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政府有必要作好宏观规划,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新的机制,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关键性物品,如农业、国防科技、货币供应、健康安全等,要牢牢掌握和加以调控,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二是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经济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先立后破”的行事规则,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要求。中国改革已经走到“深水区”,很难有露出水面的石头可以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立后破、不立不破,不失为深化改革的途径。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还有助于社会管理层牢牢掌握主动权、控制整个局势。
  因此,在推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需要避免旧制度不起作用,新规则没有建立起来,造成无所适从的现象,出现真空期,出现社会的集体迷茫和无方向感。在简政放权、创新创业、民生兜底等改革措施中,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简政放权并非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是需要政府改变发挥作用的方式。比如由原“事先审核”为主转到全过程的“监测、指导、评估、服务”。
  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可考虑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并行发展的思路,在更多更深的领域,赋予民营企业公平的市场机会,建立民营企业投资权益保障机制;另一方面可考虑交叉持股融合发展的思路,按照“规范化、公开化、有序化”的原则,学习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面集体所有制”的做法,建立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新的独立的、健全的市场主体,体现“谁投资、谁经营、谁占有、谁支配、谁受益”的权益。
  三是进一步加强对混合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混合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具有一些新的重要特征,比如整体性特征、系统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不但有微观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而且有宏观的综合形态,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需要相应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混合经济是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经济,是经济社会本质的回归,强调以人为本,构建符合人性和伦理之维的市场秩序。混合经济是“普世性真理”与“特殊性国情”有机结合的经济,这种经济以开放的思想、开阔的视野,认识我们身边的世界,更加理性地创造需求和供给,改善人民的生活。
  混合经济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经济,这种经济不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平衡发展的必然,存在连续关系,不宜非此即彼。在多元世界,无论是公有领域还是私有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公有经济或私有经济;“在公有和私有之间的中间地带,同样存在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客观存在,不容我们忽视”。
  我们在研究中要努力克服“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与逐浙单一的学术论文发表趋向”之间的矛盾;我们在深化各项改革的过程中,需要顺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但是不能简单地混合化。比如,推进国资企业深化改革,不能简单地把混合所有制等同于混合经济。
  混合所有制只是混合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我们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但似乎不能一刀切套用混合所有制。我们还是应该强调,根据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企业“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等因素,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内在活力以及外在适应力为目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总之,对经济理论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反思,有助于深化理论、更好地服务和指引实践。科学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以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形式推进,不同时期的人类认识,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都不会是永恒不变的真理。300年的近代经济理论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前行的过程。今天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社会主义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变化的结果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21世纪,是一个混合经济的世纪。混合经济是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并存、市场手段与政府手段互动的经济。但是,不论经济理论和经济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经济体制的核心要求——信用建设,不但没有变化,而且更强烈了。
  混合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近代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是一个后起者,基础薄、经验少、理论乏,但有后发优势,把握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完善社会经济发展思想、路线和政策,坚持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融合发展,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互动,坚持需求与供给共同创新,坚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协同运作,就一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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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思想,强调“四面八方”努力,为革命与战争事业保障物质供应上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十大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四次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第一次是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第二次是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第三次是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第四次是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发展进入速度换挡、结构调整、模式转换的新阶段,改革进入“矛盾凸显”的深水期和时不待我的攻坚期,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前30年以计划经济为主,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一个遭受百年战乱、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世界最贫穷大国,建设成了独立自主、初步繁荣的国家,取得了建国初期恢复经济稳定发展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果,大幅度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时期也确实存在计划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在一些领域出现过于市场化的极端现象,经验和教训都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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