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80到1990为什么没发展

中国实体经济的现实困境和发展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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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面上看,发生在2013年年中的&钱荒&暴露的是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按照不少学者的理解,它源于金融体系的资金错配,由此得出的解决方案不外乎是放宽对金融业的管制,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门槛,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等等。当然,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增强金融部门的灵活性,扩大金融业的竞争,以及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方案始终不过是在金融体系自身内打转转,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所在。实际上,金融是依附于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部门的问题源于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不能走出当前的盈利困境,单纯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或者演变为&钱生钱&的投机游戏,或者让金融部门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不管最终出现的是哪一种情形,都会导致一部分银行倒闭,直至大面积金融恐慌。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检视之,这次的&钱荒&不外乎是实体经济困境日益加剧的反映,而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以及以渐进的方式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标志。同时,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国奇迹的出现,财富创造能力的释放与GDP总量的飙升让众多西方国家相形见拙,而且,历史上鲜有哪个大国的发展速度能与之相媲美。不过,在这同一进程中,市场化改革所积累的弊端导致实体经济的发展日益艰难。&
  (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表现&
  从微观层面来看,利润率表示资本的增值程度。利润率水平的高低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和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表现为利润率水平的波动。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以及利润总额增速的演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观察图1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1990年后,利润率逐步降至个位数,年利润率始终在4%左右徘徊,最低时期的1998年,利润率尚不足最高时期的1/5。工业部门盈利能力的滑坡致使利润额的增幅日趋减缓,除1997年外,年的利润额增长为负值。这一时段利润率的滑落与生产能力过剩的恶化是截然不可分的。而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在涉及的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未达60%的超过了全部产品半数以上。生产能力过剩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加剧。根据对1998年部分耐用和大宗消费品全部产量与该产品当年重点企业生产能力的对比,发现其中不少产品,该比率甚至低于1995年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必然会提高单位产品的资本成本和劳动成本,加剧通货紧缩。由于总有效需求不足,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也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0000亿元,约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关于生产能力过剩的具体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多数商品的供需格局开始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格局转变;第二,为抑制高通胀和经济过热,政府从1993年开始采取了猛烈的紧缩性政策。在买方市场格局下,社会经济运行的常态表现为产品过剩,再加上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效需求越来越不足,因此生产能力的过剩到了90年代中期日趋严重。同时,投资预期收益的下降极大地抑制了资本积累和企业投资需求的增长。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1%。其中,国有投资增长11.3%,集体投资增长5.8%,居民个人投资增长6.7%,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13.2%。与1996年相比,各类投资的增速均呈继续回落的趋势。1998年,由于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扩张性政策措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上年增加4个百分点,但这主要是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当年城乡集体投资下降3.5%,城乡个人投资仅增长6.1%。1998年上半年,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近一半的非国有经济的投资为零增长。1998年我国经济运行遇到阻滞,经济增长率只有7.8%,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成为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缓解与治理&
  计划经济时代的产品短缺让不少人对饥肠辘辘至今记忆犹新。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中国第一次遇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时,面对庞大的生产能力,需求却&拖了后腿&。这一次产能过剩的缓解依赖于市场的扩张和企业活力的进一步增强。&
  一是国企、民企和外企三分天下的竞争性市场架构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压力。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经济的发展困局,主流舆论将其归结为国有企业自身产权不明晰所引致的效率低下,因此,国有企业民营化等举措在很多地区被视为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企业效率的唯一选择。随着&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实施,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要么破产、改制,要么被收购。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道角逐中国市场,价值规律的优胜劣汰机制固然残酷,但也激发了企业的活力和主动引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动力。首先,在国有企业户数不断减少和结构不断优化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度增加,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其次,民营企业的数量与质量不断提升,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成为城乡居民就业的主体,其中一些民营企业成长为世界五百强企业;最后,跨国公司的技术、管理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不断提高和壮大了国有企业和民营的效率和竞争力。
  二是基础设施扩张和房地产投资的膨胀支撑了投资需求的扩张。在短期内启动内需,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扩大政府投资是非常关键的一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经济的萧条运行和国内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启动内需,以减轻经济大幅波动的不利影响。1998年下半年财政部向国有银行增发了1000亿元人民币国债,与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相配套,银行增发了1000亿元的贷款。除了继续加大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的投资外,重点加强了对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需要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全年财政支出比上年增长了19.3%,全年新增贷款近1.45万亿元。此外,银行在增加信贷规模的同时,还采取了诸如取消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延长贷款期限等多项措施以扩大货币供给。&
  1998年,原有的福利分房体制终止,住房制度实施货币化改革,前期沉寂的房地产市场被激活。由于房地产业产业链长,能够带动钢铁、水泥、装饰装潢等几十个行业的发展,对增加GDP有立竿见影之功效。并且,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格局下,土地出让金收入是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房地产业逐渐被各级政府定位于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强力推动其发展。得益于宽松的金融环境(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快速的城镇化,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房地产业持续超长繁荣。房地产业的利润增长远远高于传统工业部门,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速远远快于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2.56倍,而房地产投资则增加了4.01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2%和22.3%。克鲁格曼指出,在消费需求相对疲弱的背景下,刺激投资的因素主要是持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基本上翻倍,对投资整体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超过50%。此外,建筑业拉动的上游行业投资大规模扩张,也是中国投资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外部需求扩张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的缺口。借助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本,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并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消费市场疲软,经济增速降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凸显、交织。政府一方面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启动内需,另一方面积极需求开拓外部市场。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以此为起点,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提升。年,我国出口平均年增30%(投资年增26%、最终消费年增16%),出口总值的90%以上是工业品,外贸依存度达50%~70%(美国、印度、巴西等大国一般不超过35%),&外需&是拉动高速增长的第一位因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缺乏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的旺盛需求,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年,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存度从11%上升到22%,但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仅在5年的时间内就上升了10个百分点。作为我国从事加工贸易的主要行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C年来的增长有超过80%发生在年期间,同时在年期间大约有65%的行业增长是基于出口驱动的。&
  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回升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增强&
  经过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企业改制,我国工业企业的经营效益不断改善,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测量指标利润率逐年回升,利润总额大幅增长,(见图2)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大大加强。&
  讨论其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一批过剩产能被淘汰。众所周知,效益下滑的企业走向破产或重组有利于推动资本集中,实现规模经济。同时,生产要素流向高效率的企业也意味着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了改善,这有利于提高行业整体的生产率。1994年国务院下达了《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国务院又下达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和职工再就业问题的补充通知》。1996年58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兼并企业1192万户,资产总额92亿元。1997年破产终结的企业675万户,被兼并企业1022万户。其二,企业的利润份额增加了。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实际工资的更快上升将提高利润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尽管企业的效率不断得到改善,可是劳动收入占比不断萎缩,这是学界的共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推行的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把大批劳动力快速推向市场,大规模的国企职工下岗和&民工潮&的涌现相互叠加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在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失业的压力迫使在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一句当时非常流行的标语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所以,在此情形下,低端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增长幅度缓慢,&地板工资&也处处可见。其三,各种类型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增加,生产效率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实际上就是把没有必要保持国有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为非国有企业。这就使得公有制企业所占比重急剧收缩。按工业总产值计算,在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下降至不足50%。至此,非公有制企业开始占据半壁江山。由于私营企业追逐利润的欲望更加强烈,所以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也变得更加激烈。如此一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便成为企业争夺市场份额最好的武器。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使得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严重失衡,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盲目去扩大产能,而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在21世纪初期,中国成功加入WTO,外资进入中国的门槛比之前更低,外资企业的压力倒逼内资企业不断成熟壮大。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越来越意识到:要么杀出重围,要么被淘汰。其四,企业的利息支出和税收负担减轻。在利润率相对停滞的20世纪90年代,工业企业利息负担比较重,年,利息支出是企业利润总额的1.2倍,庞大的利息支出让众多企业苦不堪言。此外,整个工业企业的税收负担在20世纪90年代也相对加重。年,企业税负达到企业利润总额的2倍多,1998年达到2.79倍。进入21世纪,工业企业的利息及税收负担均大幅减轻。
  三、社会平衡机制的变化与潜藏的风险&
  的确,主动淘汰过剩产能、扩大政府投资、收缩公有部门以及融入世界市场等措施不仅优化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增强了社会运行的动力,企业的竞争意识和人们的效率意识进一步增强,整个社会运行的节奏大大加快。但是,由于相应的平衡机制还没有能及时健全起来,因而社会出现了很多不平衡的现象。&
  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衡。从实际情况看,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且不断完善,但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仍存在诸多失衡。这种失衡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市场变强的同时,政府职能出现了缺位和错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的同时也把附属于企业本身的诸如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项目被切除,但是政府对于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养老等公共品和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因此居民对未来预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结果导致中国社会的高储蓄率与低消费率并存。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对经济的不当干预又造成一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行业的过度投资与重复投资,过剩产能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投资效率下降,金融风险累积。&
  二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失衡。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失衡主要表现为普通工人的收入增长缓慢,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在&唯GDP论英雄&大行其道的年代,政府部门往往是亲资本的,效率第一、公平其次。而且,我国大多数制造业本身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同质竞争异常激烈,价格的拼杀让原本就不多的利润进一步摊薄。作为世界工厂,我们为欧美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廉价的制造商品。但是,这是以扭曲要素价格为代价的。&
  三是内需与外需的失衡。内外需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外需的高度依赖。21世纪以来,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外需的稳定增长为国内的生产能力扩张提供了重要出路。随着中国顺利加入WTO并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出口需求对于中国工业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出口取代投资成为推动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从2001年的20.1%上升到2005年的34.2%,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赖逐年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除中国之外的主要经济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动相对平稳。例如,美国1978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14.9%,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基本维持在15%-18%左右的水平。日本则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以下。&
  四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政府发展房地产业的初衷是为了刺激内需,缓解过剩产能的压力,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滑,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和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之下,房地产投资和投机的高盈利预期,吸引大量社会过剩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而真正的实业投资却很少有人问津,房地产业的暴利与实体经济的低盈利能力相互作用,造成实冷虚热。&
  四、资本过剩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利润僵局&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遭受重创。上述四种失衡在经济周期的下滑阶段开始倒戈,这就使得内需进一步萎缩,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进一步恶化。如图3、图4所示,工业产出增速在2008年10月降至个位数,一直延续到2009年年中才有好转,而利润在2009年则出现了长达十个月的负增长。基于稳增长、保就业的调控目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海量投资接连发力延缓了利润和产出滑坡的速度。从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共计达人民币136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GDP的2.6倍以上。对于严重的产能过剩,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了一副助燃剂,而紧缩政策只能应对增量。到了2012年,实体经济的软肋&&盈利能力下降,再次暴露。实体经济盈利能力日益糟糕的症结在于:第一,外需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增长乏力。由于美国经济前途渺茫,欧洲危机持续发酵,日本经济也并没有真正从长期低迷中走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在减弱。而且,为促使经济复苏,许多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以鼓励和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不同国家间贸易纠纷、冲突和摩擦日益频繁,而我国成为世界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第二,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近两年受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原材料价格涨幅趋缓,但仍明显偏高。能源成本高,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处于高位徘徊,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生产和运输成本。同时,由于劳动力、能源、土地使用成本的刚性上涨,直接推动了社会物流成本的上升。第三,由于分配结构失衡,内需乏力,使得产品价格上升赶不上成本增加的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月份,因出厂价格上涨大约增加利润仅198亿元,因购进价格上涨大约减少利润1214亿元,两者相抵,因价格因素,工业企业利润净减少1016亿元,约拉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9.3个百分点。第四,由于房地产业的高盈利,不少企业放弃实业,缺乏产业升级的目标和动力,充斥虚拟经济领域。第五,前期刺激政策的能量逐步衰减,而且政府也不打算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需求疲软的幽灵到处游荡。第六,人民币持续升值。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货币大规模扩张,人民币实际完成了一轮对外大幅升值、对内大幅贬值的过程。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成本。据统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沿海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就会减少0.6个百分点,而大部分加工贸易行业的利润率仅为3%~5%。&
  温州炒房团的涌现、各地&跑路潮&的爆发,最后到2013年年中金融体系出现&钱荒&,这些相互关联的事件一再提醒人们,产业资本的过剩非常严重,通往实体经济之路似乎已经&栓塞&。&
  五、结语&
  生产要素成本增加,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国际市场的疲软如同一个个拦路虎摆在我们面前,资源禀赋特别是人口红利已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因此,能否提升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是实体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当一种范式的潜力达到极限,它所开拓的空间受到限制的时候,生产率、增长和利润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样一来,新的解决方案和重大创新的必要性及有效需求就出现了,人们希望从熟悉的路径中走出来。&但是,整个产业结构的重新构造和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远非朝夕即可完成。没有技术创新的根本突破,减税始终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然而,如果减税能够促进自主创新并配合一个更加旺盛稳定的内需市场,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向实体部门,而不是以金融创新的名义为过剩资本玩&钱生钱&的游戏筑桥铺路。同时,失衡的经济关系若能够得到较好的纠正,那么实体经济可望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结构中脱胎换骨,摆脱对低端制造业&路径依赖&,形成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进而为我国经济的后续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责任编辑:廖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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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无限扩张,通货膨胀,房地产千年不变的向上,股票市场也是爆发式上涨,两者的涨幅都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增长率。大量的金融杠杆,巨额的贸易顺差,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四处蔓延的投机需求使得资本市场看似空前繁荣。房地产和股市以及老百姓的购买力达到峰值,人民币也在各方压力下大涨。国内企业大量收购欧美企业,购置欧美商业地产,女人疯狂的奢侈品消费。这一切让人看起来这么熟悉。跟25年前的日本简直一模一样。而最后一切沫的破灭,就是从股市崩盘开始的。不了解的jrs可以看看这篇介绍。
日本是前车之鉴,但是我们的体制各方面和日本太不一样。老美的手段是一样的,但是结果希望不同吧。 日经从,几乎都是单边市,我们这里,没这么厉害。
说的感觉要变天了似的。感觉中国楼市并没有多大泡沫吧,不然这两年楼市房价滞涨以后怎么会没有大幅下挫,而是小幅调整后走稳,最近又有要涨的趋势。股市也只是IPO太多,调整过度而已,远没有崩盘一说。lz多虑了
6000掉到2000也是正常。
日本那是自愿被剪羊毛,泡沫破裂前日元有一次超大幅度的升值,升值完毕后外资赚够了,就自动撤资了。然后日本的股市就不可收拾的崩溃。
中国的情况跟日本差太远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外资不能控股。想在中国股市跟政府对抗简直就是。。。
一个个股票都想成暴发户……心态不对进股市,还叫国家救市,欠的啊。
发自手机虎扑 m.hup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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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的时候已经是这么说了,过了这么些年还是这么说,反正嘛,中国经济从来都没有好过
看来要实现了
不像,日本经济危机前老百姓富得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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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70—90年代经济战略演变的研究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孟红艳
对中国70&90年代战略演变的研究
引言  经济战略是一国具有是全局性、长期性的经济方针。[2]伴随着经济全全球化速度的加快,我国经济政策逐步开放,外贸发展战略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对外贸易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国际贸易发展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状况,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外贸发展战略直接决定了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态度和趋势。  对外贸发展战略在国际上大致有两种分类,一类是内向型与外向型,另一类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发展战略,但划分标准都是按其贸易奖励制度是否为&中性&。即若一国政府对贸易的奖励制度为中性,那其所采用的就是外向型外贸发展战略;若一国政府偏向内销,那么采用的就是内向型的发展战略;若一国政府同等对待其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即采用的中性的奖励制度,那么其采用的就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函战略;若政府比较倾向于对本国产品的扶持,那就是进口替代型的外贸发展战略。[3]其中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二是反映国家的产业结构导向。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国家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的政策倾向,将外贸发展战略分为两大类: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  从我国正式成立至今,我国主导的外贸发展战略经历了进口替代(年),混合型战略(年)、出口导向型战略(1993&至今)的转变。而20世纪的70到90年代是我国经济战略转变的本文由联盟收集整理重要时期,认真研究我国在这一段时期内的经济战略转变的原因、过程以及成果,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发展的基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建国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背景及原因  新中国成立前夕,东西方国家处于冷战时期,世界被分成两大阵营: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抗美援朝加剧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和经济封锁,其与我国正常的经济交往和贸易往来都被切断。2.以前苏联为首的主义国家阵营。当时前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规避经济危机,这对我国给以很大启发。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掠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资源,对其其新兴工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处在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落后国家的经济利益无法得到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欠发达国家因其经济结构的刚性,价格调节机制很难起作用,其往往想依靠出口初级产品来实现工业化,但却恶化了贸易条件,故其改变发展模式,实施进口替代,来保护国内产业和扶持幼稚产业的发展。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口号,并在发展中国家中得到广泛认可,这为工业化的初步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要想实现工业化,进口替代成为必经之路,但有意识的从产业与外贸政策的角度来实施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是源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的同时,与之相呼应的外贸战略就是进口替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经济方面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压制,迫使中国急需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我国资金匮乏、生产资料部门不发达、技术水平低下、规模小、产量低,我国的近代工业主要从事轻工业。据相关数据显示,在1949年,我国国内工业产值占工总产值的17%,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达到73.6%,重工业的占比只有26.4%。此时的中国,工业品(特别是民族工业生产的工业品)及其匮乏,如此落后的经济状况很难满足当时国民的基本需求,这也决定了新中国除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外,还要加快工业化生产,降低对外国工业产品的依赖性。  新中国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虽不是很成功(轻重工业在工业中的结构比例不合理,工农业比例失衡,严重延缓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但此种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旧中国极不合理的工业化生产局面,国民经济有了明显提高,为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因此,站在历史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进口替代政策所起的积极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  二、进口替代战略向混合型战略转变的背景及原因  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年,国民收入从358亿元增长到3 350亿元;农业总产值从329.5亿元增加到1698亿元,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2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48亿吨,每年平均增长率为3.5%,而在此期间的人口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国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得到保障;工业总产值从建国初期的142亿元左右增长到30年后的4 681亿元,增长了约33倍。与此同时,国内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有迅猛增长。  1979年,中国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经济发展的&二元目标&相悖&经济增长滞后产业升级。针对这一问题,改革所确定的解决方法就是: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让价格反映产品、资源的稀缺性,用价格代替调整产业安排。[4]  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转变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在国内方面,当时我国大部分企业具有生产率低、内部制度不完善、市场竞争不足、不能自负盈亏的特点,综合表现为我国企业急需国家的政策扶持和鼓励。面临此种局面,若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无异于以卵击石。由此,必须发展我国优势产业,将劳动密集型产品送出国门,以满足外需拉动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一个过程。虽经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有很大的进步,但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差距还很大,混合型的发展战略相应而生。国际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经济正值大调整、大分化阶段。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总体水平差距持续拉大;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出现新一轮生产结构的转换与转移,呈现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极大地拉动了其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我国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结构转移为我国融入国际经济,转变发展战略提供了良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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