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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让民间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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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让民间更有力量
10:39:59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12 【发表评论&&1条】
我相信这种情形发生在很多楼宇和小区，人们珍惜表达善意的机会。“5·12”之后，民间各种救助力量纷纷涌现，从出钱到出力，从物质援助到心理干预，为灾区人带去了支持和温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可以视之为一次民间力量的汇集和展示。&&
　　几乎谈不上什么发起，几位女同事只是私下传了个话，说有渠道把物资送到灾区人手中，一箱一箱的奶粉、方便面、卫生巾等生活用品就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办公室。
　　我相信这种情形发生在很多楼宇和小区，人们珍惜表达善意的机会。“5·12”之后，民间各种救助力量纷纷涌现，从出钱到出力，从物质援助到心理干预，为灾区人带去了支持和温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可以视之为一次民间力量的汇集和展示。
　　前所未有地，民间力量呈现出巨大的激情，在唤起善良、慰藉悲情、凝聚人心方面居功至伟。和激情相比，它的效率却屡屡遭到质疑，甚至受到添堵、添乱的责怨，乃至四川有关方面下达了委婉的逐客令，恳请另择良机而来。
　　两个基本的事实是，一方面受灾者仍然身处困境，基本的衣食住行远远没有满足，另一方面远方大量无法送出，据报道，很多人因无力感而焦虑，寝食难安，甚至成为抑郁症患者。
　　因爱心而犯病，那就更是乱上添乱了。最好的出路是积极行动。
　　行动首先遇到的是法律的壁垒。按照官方的定义，合法的受捐者只有三个，即民政部门、中华会及红十字会。也就是说，我的同事们其实是在干一件非法的事情，警察应该请他们去接受调查，即使没有私吞钱物，这种私募行为本身也应该受到惩罚。
　　更典型的例子是牛博网的募捐。可以说，组织者和最初的参与者几乎是明知故犯，因为他们热烈地讨论了被查处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在其账号被封之前，我也到处向人推荐，但我总是提醒说这是非法的，只是希望它能在此大灾面前侥幸逃生。严格从法律逻辑上说，这种侥幸是不对的。但是从社会意义看，它在救灾救难的同时，也是对现存慈善体制的一种挑战。
　　事实上，这种挑战是有价值的。我相信，我的同事们的爱心会顺利送达，牛博网也不会因此受到处罚。他们和更多的民间组织一起，见证“第三部门”在中国的成长。
　　还有一种力量，也许更受政府欢迎，那就是和红十字会等合法渠道合作，主动地为它们注入新鲜活力和责任监督。我知道很多机构都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而其中最有效用的应该是企业家和明星的参与和推动。像网易那样，不仅捐款，还要知道钱款的用途，是一种更有责任心的作为。
民间力量本身的薄弱是与法律壁垒并行的另一个问题。激情大过理性，口号多过行动，是一个明显的特征。我初浅地接触过一些国外的慈善组织，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每一次都让我感慨不已。他们踏实、安静、细致、专业，从立项、调查、救助到总结汇报，每一个细节都训练有素，一丝不苟。作为外国人，他们对一些中国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总是让我身为一个中国媒体人感到汗颜。
　　大概是罗斯福说过，倘若民主有病，那么治疗的药物就是更多的民主。民间力量也是如此，倘若不够完善，那么出路就在于让它们做得更多。
　　让民间更有力量，让力量更加纯粹，让善行渠道通畅，让渠道更加多元，就是我们做这本特刊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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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组织在地震中成长
11:18:09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48 【发表评论&&0条】
一场惨痛的灾难，一夜间令大部分中国地下NGO都站到亮处，承担救灾义务，而政府也对他们持包容态度，让一直“发育不良”的地下NGO得见天日，政府各部门还提供方便，为NGO建构庞大救援空间。这大批无偿的义务民间组织，过去十年来在中国散播人道关怀和培训志愿者的种子，使得这次救灾工作一呼百应。这些民间组织更人性化的具体而微的救助工作，许多时候不是政府能够替代的，实实在在成为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
编辑：徐夏　图片编辑：翁倩
　　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抢险救人的军人和医务工作者固然令人敬佩，而在灾难中崭露头角的中国各类民间组织同样让人深感欣慰。地震发生后23小时，5月13日中午一时半，平时擅长心理辅导的民间组织“爱白成都青年同志中心”即向外发布100个QQ群救灾行动的简报，并迅速与20多个成都基地的本土及国际NGO联合，建立“5·12民间救助服务小组”(15日再成立5·12中心)，与另一个NGO平台“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此次地震救灾工作的两大NGO平台。
　　一场惨痛的灾难，一夜间令大部分中国地下NGO都站到亮处，承担救灾义务，而政府也对他们持包容态度，让一直“发育不良”的地下NGO得见天日，政府各部门还提供方便，为NGO建构庞大救援空间。这大批无偿的义务民间组织，过去十年来在中国散播人道关怀和培训志愿者的种子，使得这次救灾工作一呼百应。这些民间组织更人性化的具体而微的救助工作，许多时候不是政府能够替代的，实实在在成为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
　　救灾中的民间组织亦引起不少外国媒体的关注，加拿大《环球邮报》5月17日报道：“在这个民间慈善或社区行动传统不很彰显的国家，四川地震催生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声势浩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一些分析家说，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其实，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已逐步建立，其后曾因一些政治风波而遭遇挫折。政府一方面认识到服务团体可形成“第三部门”，补充政府的不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顾虑，大量民间组织没法获得法律地位，资源缺乏，导致目前国内NGO还有很大不足。首先民间组织在筹款和募捐上就有很大问题，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民间组织不同，中国的民间组织基本没有独立筹款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NGO的正常发展。而这种现状也会影响NGO的专业发展，使一些民间组织处于萎缩状态。中国NGO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相较于1994年美国加州、1995年日本神户和1993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大地震中，当地的NGO在紧急救援工作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此次汶川地震在灾后的实时救援中，国内NGO基本乏善可陈。事实上，国内很多NGO都是在遭遇大事情时临时搭建的班子，是临时联合起来的一群人，缺乏长效机制和管理。
　　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的民间组织的成长尚需时日，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但愿此次汶川地震救灾，不仅能给予国人心灵的洗礼，而且能成为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契机。有民间组织成员说：“大地震救灾，是中国NGO对政府的一次大型示范。”藉此，政府或许可以打消某些顾虑，更多看到民间组织正面的作用，进一步给予适当扶持，使之成长为一个持之以恒的自主、能动力量。如此，将来的中国民间组织也许可以不仅仅在大灾难中现身，而且在广泛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他们民间的力量；如此，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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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NGO：非常时期的“爱情”
14:21:59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02 【发表评论&&0条】
这是位于成都市区的一栋写字楼，三室一厅。之前，一直是NGO“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成都办公室，它的国际总部负责人是著名的动物保护专家珍古道尔。地震之后，这里成为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指挥中心，包括50余家核心NGO、还有超过100家NGO参与协作。&&
编辑：潘葱霞 特派记者 杨猛 四川成都、德阳、绵竹报道
　　神情严肃的警察，出现在面前，他们晃了晃手里的证件：“请跟我们走一趟。”这是电影中常见的一幕，说明你已惹来了麻烦。
　　5月24日，当同样的场景出现在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正在这里忙碌的20多名志愿者，被吓了一跳。
　　这是位于成都市区的一栋写字楼，三室一厅。之前，一直是NGO“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成都办公室，它的国际总部负责人是著名的动物保护专家珍古道尔。地震之后，这里成为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指挥中心，包括50余家核心NGO、还有超过100家NGO参与协作。
　　年轻的志愿者们身着统一的红色T恤，胸前印有醒目的标志：NGO。字母“O”被设计成震中，辐射出的一道地震波，把三个字母紧密串连在一起。除了表明他们与灾区民众团结一心，还志在说明，震后一天就把散落在民间的NGO联合在一起的这个临时机构，不是乌合之众。
当时，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总协调人张国远，正在协调前方物资的调配：广东狮子会捐助的3台流动厕所，需紧急运往位于绵阳安县的灾民安置中心。另一个发起人、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院长刑陌将亲自送货上路。
　　张国远的另一个身份，是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地震次日，他就来到成都，被推荐为这个NGO联合组织的总协调人。他发现，不速之客来自自己的家乡。两名攀枝花东区公安局的刑警，显然冲着他而来。
　　警方接到举报称，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利用抗灾，违规接受捐赠。根据有关规定，抗震救灾接受捐赠的主体为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而作为一个临时成立的机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不光没有来得及注册，甚至连账号也没有。
　　“这是一个法律空白，专门对NGO如何接受捐赠的相关法规需要规范。”律师陈渡强说。
　　“我们没有接受捐赠。我们只是接受人们的信任和委托，利用各自NGO的经验和组织，把这些善心安全地送达需要的灾民手里。”张国远小心翼翼地组织着字眼。他28岁，面对警察的问讯很镇静。他到成都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看起来很劳累。
　　基于NGO组织之间的信任，一些对于四川本土不熟悉的NGO选择和张国远他们合作。广东狮子会会长刘小刚表示，许多捐赠者没有选择红十字会而是点名要求委托NGO代为向灾区捐赠，就是因为这些NGO多年积累的公信力，透明且高效。
　　刘小刚在电话里说：“地震的形势太紧急，根本不容许我们按照过去的流程工作。我基于对张国远本人的信任和了解，快速把钱拨付给了他本人。”
　　张国远介绍，他们的运行，得到了来自广东狮子会每天10万-15万元的预算支持，并相继得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2万元支持、自然之友梁晓燕5万元支持。这些钱主要用来采购救灾物资。
　　警察在办公室检查了账目，并没有发现这几笔钱的异常。在经过2个小时的问讯和笔录之后，他们还是奉命请张国远一起回趟攀枝花，给上级领导做更详细的说明。
　　张国远已经被这事困绕了好几天，当地政法委、组织部、团委都不断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张国远无奈地说，“如果当时及时报告了我们的计划，并且以依托政府的名义做，或许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
　　刘小刚说，他们的合作是透明的。“我们欢迎监督，查得越清楚，我们越欢迎。”每一笔钱财的进出，都有详细的账目，张国远并不担心自己的清白，就是觉得中途离开灾区太耽误时间。他想坐飞机回攀枝花，但是警察要求他在5月25日晚上，跟他们一起坐火车回去。
　　“NGO很脆弱，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离开伙伴们前，张国远很有感慨地说。这个插曲至少表明，任何时候，NGO都需小心行事。
非常时期的联合
　　算起来，警察造访之时，这个迄今最大规模的NGO合作组织，已在灾区紧锣密鼓运转了11天。“一切良好。”“根与芽”办公室主任罗丹这样评价这个阶段的团队工作。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张国远正在北京开会。地震中断了他正在参加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成都方向电话无法接通，重大伤亡消息陆续传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小时内飞到灾区。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NGO发展交流网负责人陆非联系各个NGO负责人：“我们这么多NGO，是不是该为灾区做点事情？”当晚，与会的100多个NGO负责人做出第一个决定：委派张国远到成都实地了解灾情，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中国的NGO平常多是各行其道。理念不同、关注领域不同、行事风格不一，在张国远印象中，他们还从来没有为了同一个目标集合在一起。
　　5月13日上午，57家NGO发出声明——“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
　　当天早上，张国远乘飞机往成都赶。双流机场关闭，直到中午飞机才降在重庆。刚打开手机，身在北京的NGO人士的电话和短信就追踪而至。心急如焚的张国远又换乘大巴，晚上才到成都。
　　此时，在成都的NGO组织已经开始行动。
　　“根与芽”的罗丹一直在网络上和其他NGO商讨方案。余震来了他们就跑下四楼，停了再跑上楼和大家在网上交流。很多人在问罗丹：我们能为四川做些什么？
　　13日晚上，罗丹和另外一些NGO人士一起来到四川团省委，表达了希望参与地震救灾的想法。罗丹说，团省委的意思是，如果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和方式，欢迎。但是，也只能以志愿者的方式，仅此而已，其他方式并不提倡。
　　NGO们想的是以一种全面的姿态介入救灾。“我们本身就是独立的NGO，应该有自己的运作方式。”张国远认为这种合作意义不大。他们决定自己单独搞。陆非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认可。5月14日，50多家NGO发起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诞生。地点就设在“根与芽”，因为这里能上网，办公室也足够宽敞。
　　陆非坐镇后方，负责搜集和编辑有关灾区的信息。“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每日特刊”火线诞生。张国远坐镇前方，具体协调前方灾区的信息收集、物资的收集、发送和调配。
　　与此同时，地震发生后23小时，5月13日中午1点半，另一个NGO爱白组织向外发布100个QQ群救灾行动的简报，并迅速与20多个以成都为基地的本土及国际NGO联合，建立“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
　　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这次八级大地震救灾工作中的两大NGO平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4日，几个关键部门先后成立。首先是服务捐赠机构，NGO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有各自的江湖。各地NGO第一时间迅速发动，一呼百应。14日，1.2万吨大米抵达成都。24小时之内，这批大米就从张国远手里配送到灾区。
　　而根据张国远在前方搜集到的信息，有些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物资，堆积如山，但是因为需要层层审批和调拨，很多只能堆积在仓库中，来不及发放到灾民手里。
　　此后这里收到全国各地NGO募集捐赠的物资，以及其他单位捐赠并转运的物资，平均每天在50万-60万元。为了临时储存这些物资，又成立了物资转运中心，朋友免费提供了一处近200多平方米的仓库，地点就在“根与芽”的楼下。大批救灾物资，包括食品、药品、衣物几乎堆到了天花板。
　　他们声明不接受个人捐赠，因为没有办法有效管理和对个人捐款者负责。25日，根据前线的调查，灾区的救灾物资基本到位，因此，物品的捐赠也将告一段落，一个新的备灾中心即将成为接下来的工作重心。
　　在灾区前线，他们成立了7人组成的调查队，利用狮子会在绵阳等地的救援人员和媒体记者，搜集灾区信息，根据调查和灾民需要，由物资转运中心发放物资。运输工具也是通过网络或者志愿者中征集。30-35辆救灾物资转运车辆，全部是志愿者车队，有些汽油钱，都是志愿者自己掏的。运输费用基本为零。
　　5月24日，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邢陌要运送一批药品和棉被到绵竹的汉旺镇。同车的还有云南青少年发展中心的周蓉，司机是来自贵阳的女志愿者魏薇。
　　这是一个临时组合，此前都不认识。邢陌已经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次。经过近3个小时的颠簸，货车到达汉旺，绵竹的救灾物资中心就设在东汽的院子里，约上万平方米。邢陌把物资卸载，又通过当地负责接收的政府部门签收。邢陌说，因为涉及到处方药品，不能直接发送到灾民手中，但是大宗物品每到一处，都会向接收单位索要收条。除了回去入账，还要给捐赠者一个交代，“保证每一瓶水的去向都清楚。”
　　这个救灾物资中心的总指挥、绵竹市副市长张滔听说邢陌是NGO组织，很感兴趣地说，这次地震，你们NGO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无法做到的。他说，等抗灾结束以后，一定要去成都拜访这些NGO组织。
　　从物资中心出来，车又开到了汉旺镇武都村11组。前天邢陌来运送物资，这里的灾民告诉他，因为还没有恢复供电，很多人是摸黑吃饭，有些小孩没法读书。政府送来了粮食和衣服，还没有顾得上这些细节。这天邢陌专门送来了一箱蜡烛。村民闻讯，都从帐篷里跑了出来，有的要了2支还想继续要。维持秩序的当地干部不得不大声劝说：“不要重复领取了！需要的人还很多，请大家表现出素质来。”
　　晚上7点，行动结束，他们没有停顿，立马往成都赶。晚上还要回去开会，讨论一天的工作，并为次日的工作安排制定计划。
　　这些志愿者最大的本钱，就是热情和专业技能。邢陌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专门从事国际培训，对管理和协调十分熟稔。贵阳的魏薇已经来了一星期，她在贵阳一家汽车4S店工作，请假来这里。她的丈夫是贵阳消防队员，两人前后脚来抗灾。魏薇开车是一把好手，自称只听发动机就能判断出不同车辆的型号，这次一辆小货车别人开不了，她自告奋勇，虽然中途两次迷路，但是基本没耽误事。周蓉主要开展灾区儿童心理干预，每到一处，都去灾区儿童安置点收集信息。来自攀枝花的志愿者刘红斌主要负责看管仓库，到成都后哪里都没去过，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和其他志愿者晚上就睡在仓库外面的帐篷里，但是他并不介意。“这里一样是前线，也需要人。”
快速的民间表达
　　除了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还有为数众多的NGO在灾区单独活动。绿色江河就是其中之一。
　　绿色江河是典型的国产“草根”NGO。负责人杨欣上世纪80年代曾参与长江漂流，后来成立了旨在关注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绿色江河。
　　地震发生后，杨欣不止一次看到很多人开着私家车拉着救灾物品奔赴灾区，但是道路堵塞，很多人把货物卸载到高速公路入口就被疏散了。
“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释放慈善情怀，但是很可惜，没有得到有力的疏导。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杨欣说。
　　绿色江河的一个大本营是在深圳。当天，深圳的企业、市民就把捐赠的物品送到了他们手里。但是绿色江河一开始就没有公布账号接受捐款。杨欣显然对其中的利害很清楚：“慈善是把双刃剑，不能伤害到自己。不管你做得多么漂亮，事后总是有人质疑。”
　　地震次日，绿色江河紧急动员各地志愿者。“挖人肯定不是绿色江河这类环保组织的强项。”他们能做的，就是利用一个NGO的组织和目标管理经验，救助灾民。
　　NGO灵活快速的反应速度，在这次抗灾中表现出来。杨欣认为，“NGO是一个补充。不可能代替政府。政府组织的挖掘和抢救工作，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政府关注宏观层面上的居多，但总有滞后的点。而我们则关注冷点，以及没有被关注到的乡镇和边远角落。”
　　在具体的救助过程中，杨欣发现，政府机构为维护灾区稳定，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基本会平均发放，有些乡镇干部因为物资不够，怕引起灾民不满，甚至就不敢发放了；绿色江河却更侧重于帮助那些恢复能力弱、目前主力救援还没有精力顾及的灾民。
　　比如绵竹的兴隆镇灵桥村。这是一个志愿者提供的信息。在地震中，基层政府遭受重创。村镇干部也成为灾民。
　　志愿者杨礁记得，14日，他们第一次驱车来到灵桥村，政府的救援队伍还没有触及这个角落。因为这个地方的灾情不是最严重的，而政府的救援力量当时主要顾及重灾区。沿途房屋倒塌，看到有车辆经过，灾民一哄而上，甚至有人手持利斧拦在道路中央。
　　根据先期搜集的信息，他们带去了面包等食品。深圳志愿者熊杨得知灾区断水断电，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立刻联系了深圳的一个净水器厂家，改装生产了一种不需要电力就可以操作的净水设备，只要用2公斤外力就能抽出水来。
　　兴隆镇的谭镇长感激地说：“绿色江河是最早到我们这里的救援力量，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安慰。”5月16日，绿色江河第二次去灵桥村，发现灾民的秩序已经开始有序，政府救援队伍是15日抵达这里的。他们比政府提前了一天。
不一样的赈灾
　　绿色江河决定把灵桥村作为自己长期帮扶的一个固定村子。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实地考察再决定捐赠。比如政府部门也向这里的灾民发放了很多救灾物资，但一些灾民觉得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方便面，因为缺水停电没法吃。
　　杨礁发现，因为房屋上的瓦被震掉，很多灾民家存放的粮食，面临遭受雨水侵蚀的威胁。此外，一些受灾家庭没有做饭的地方。于是他们采购募集了一批用于遮雨的塑料彩条布，以及熟馒头、食用油、蚊香、蜡烛等救灾物资。
　　志愿者听到这个村村民在传言：另一个村子的灾民将袭击这里抢粮。他们了解到这是一种因为信息不畅引发的恐慌，于是专门采购了100台收音机发放给灾民。
　　一次，一个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悄悄地问杨礁，很多天没有洗澡换内衣裤，能不能给我们带一些一次性内裤？镇政府也提出了自己的难处：他们临时休息的防震棚只有一个，但是安插了30多个人住，能否提供一个布帘，把男女搁开。这些细小的要求，绿色江河一一满足。
杨欣比喻说，就好比一个瓶子，光把石头扔进去，看着好像填满了。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隙，需要放沙子。填满空隙的这些沙子，就是民间的力量。
　　他认为，政府的优势，是统一指挥，信息一级一级汇报，物资是一级一级配发，包括采集信息和调配。但是体形巨大，所以转身困难。而NGO的优势是灵活。用杨欣的话，就是直销。灵桥村缺棚布，一个电话打过来，就可以去采购，具体到多少米，几个人使用，都有详细的信息。
　　5月26日，绿色江河一行再次驱车赶往灵桥村。地震后，他们平均一两天就来运送一次物资。
　　3小时后，车队开进灵桥村，这里伤亡数量不大，但是超过90%的房屋受损，村民都露宿临时帐篷。看到绿色江河，他们都很热情。灵巧村的村长景正荣介绍，这个村子有4400人，1600多户，是过去两个村子合并而来。因为受灾普遍，救灾形式很严峻，而绿色江河起到了很大作用。
　　对于“NGO”，村民一直没弄懂是啥意思，景正荣也说不清。但灵桥村的村民知道，截至26日，在运抵这个村子的救灾物品中，NGO组织“绿色江河”发送来的物资就占到了一半。
　　当天村民清理废墟的时候，意外发现一个88岁的已经死亡的老人。半个月后才发现尸体，村民很恐慌，虽然消毒多次，大家纷纷戴上了口罩。附近的村民连帐篷也不愿意呆了。
　　绿色江河此行，就是运送刚刚从深圳运来的70多顶帐篷，来给灾民安置临时住所。在分发帐篷时，他们还特别注意公平，首先发给老弱病残。
　　熊杨还从深圳捎来了深圳荔园小学的同学李致安给灾区孩子的问候，这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孩子邮寄来自己的111元压岁钱，还亲手制作了一个心形的平安符，熊杨把这个物品转送给了兴隆小学的一个学生。学生激动得小脸通红，在一张纸上写下感激的话和自己的联系方式。
　　熊杨表示，即使是小学生委托他们送到灾区的东西，他们也要尽可能让接收者出具收条，每一个捐赠人的物品到达什么地方都必须有交代。
“我们是透明的。NGO应该脱光了让人监督。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杨欣说。
　　另一边，身在攀枝花的张国远则打来电话称，28日他原本计划返回成都，但是被政府截停。“调查”仍在继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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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在混乱茫然中开始
14:33:0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6 【发表评论&&0条】
在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六天，5月17日，来自教育部的官员和北京、成都两地的心理干预专家们组成了中小学心理援助工作小组。40多名来自成都志愿者在接受了专家的紧急培训后，组成了工作队前往灾区，进行中小学学生心理援助工作。其中负责小学阶段的心理援助游戏活动的是成都华德福学校。他们出动近20名学校老师和心理工作者，对绵阳市4个灾民安置点的上千名小学生进行了心理援助活动。吴梅也被整合到华德福小组中去。&&
编辑：潘葱霞 特约撰稿 吴梅 四川绵阳报道
5月19日，绵阳九洲体育馆，心理援助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做游戏，消除灾难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阴影。 南方都市报记者 吴峻松 摄
　　“你们还会再来吗？”微胖，头发染成金黄色的中年女教师无助地问。她是绵阳高新实验学校内设的帐篷学校三年级带班老师。她说，你们这一套对孩子们非常有效，你们多来几次，好吗？
　　我们尴尬地彼此看看。我们还会再来吗？
　　张俐老师掏出成都华德福学校名片，说，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老师茫然地收下。
　　“吴梅老师！”一个孩子在扯我的衣服。我回头看，是班上那个最淘气的男生，之前我刚刚跟他斗争了一个半小时。他是从教室专程跑过来招呼我的，用自认为有趣的方式表达他的爱慕——朝我做了一个灿烂的鬼脸。我狠狠给了他脑袋一下，在心里说：再见！
　　再见！
　　我们不会再来了。以后，这里的一切将交给这个也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的老师。给我们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50分钟，尽管最后我们不按规矩待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能做什么呢？能做一些事情，但远远不够。
　　从上海来的志愿者老坚坐在户外俱乐部一个半露天长廊下酝酿一个庞大的计划。他希望做到的事是，搭建一个平台，把外地乃至国际的一些心理援助者召集起来。在唐山地震30年之后，幸存者仍存在有大量的精神障碍问题。在志愿者老坚的规划中，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项目，两年，三年，甚至十年，人们需要多久，这个项目就将存在多久。而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中国心理学会会长张侃给出的时间是20年。
九洲：大家都像我一样茫然
　　5月19日上午8时，成都锦江宾馆，三辆中巴车装着4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前往绵阳。他们被分成两个小组，一组是过去接受过一定心理咨询培训并在5月18日接受了北师大两个心理专家紧急培训的志愿者，他们将针对中学的孩子展开工作；一组是成都华德福学校的20名老师们，他们的心理援助对象是小学生。我参加的，是华德福的小组。
　　车上，志愿者们很亢奋，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将要面对的状况以及应对方式。有几个没参加头天的紧急培训，于是坐在我身边的大姐拿出她的笔记，逐条给大家分享。但是对这些条目如何理解和操作，他们并不是十分清楚。
　　我问了几个人，我们将遇到什么状况，需要我们做什么，没有得到解答。显然，大家都像我一样茫然，只是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九洲体育馆的灾民点，目标是搞活动，以帮助孩子们建立团队意识，但前方情况仍不明朗，有时说是几十个小帐篷，每个人带一个班；有时说是几个大帐篷，老师们可以分小组进行；有时说是混班，有时说是分班，给我们的时间是多少也不知道。
　　2004年，遭受印度洋海啸重创后的印尼来了一支心理卫生团队，他们来自一家名为“Church World Service”的国际NGO组织，在印尼境内开展了一系列心理支持项目，其中一项活动内容，是老师们和孩子们在帐篷中手拉着手，唱歌、跳舞、做游戏。这种活动尽管看似简单，但对治疗海啸后心灵受创的孩子们效果明显。
　　车上，华德福小学部负责人李则武老师也带领华德福老师们，讨论各种游戏。华德福的每个老师手里都有大量的游戏、歌谣，现在需要的是从中找出适合目前状况的、有助于形成秩序感和具有治疗作用的游戏。
5月19日，绵阳九洲体育馆，一个2岁的小姑娘在看“爱心墙”上社会各界群众为灾民们写的爱心留言，她的妈妈已经在北川曲山镇遇难。& &&&南方都市报记者 吴峻松 摄
第一天：混乱而充满挫败感
　　九洲体育馆，巨大的建筑阴影下、席子上、被褥上，幸存者们成片坐着、躺着、表情麻木，眼神冷漠。相比之下，孩子们活跃得多，他们甚至好几个围在一起，做着拍手游戏。看上去仍然无忧无虑。
　　漂白粉的气味弥漫在每个角落。太阳很毒，打在两顶巨大的白色帐篷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这两个比肩而立的白色帐篷，就是九洲帐篷学校，一个是小学，一个是中学。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一天是九洲帐篷学校的开学典礼，也是300多个孩子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他们还没来得及分班。这意味着，等会儿我们只能在一顶白色的帐篷下，把300多个一到六年级的孩子一锅粥“煮”在一起。
　　1点30分，混乱开始。
　　300多个孩子被分成了5个小组。华德福的16名老师也被相应分成5个小组，有主课老师和辅助老师。5个小组围成5个大圈，开始华德福著名的“成圈游戏”。
　　这是2008年四川最热的一天，帐篷外热得几乎没法站，而帐篷里比帐篷外更热。孩子们不停地擦汗，但是自始至终，他们很听话，睁大双眼，渴望参与。尽管如此，场面还是混乱不堪，无法控制。人太多，场地太小，小到每个小组无法围成一个圈，于是只好围成里外大小两个圈。各种声音和动静差不多把帐篷掀翻，每个人都在喊，每个人都听不见彼此说话。老师几乎无法进行指导。
　　之前所有的设想都失效了，华德福的宁静的、讲究节律的、富有仪式感的做法根本无法施展。
　　这种情况下，华德福老师们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计划，唱起了孩子爱唱的歌，做起了给幼儿园孩子准备的简单游戏，熟悉和简单的东西在这种状况下更容易被采纳和模仿。场面终于多少被控制下来。这时，老师开始带领孩子们做更细致、更复杂的游戏，比如有趣的手指游戏。在华德福教育看来，手指游戏很多时候是具有治疗作用的。女孩子的眼睛开始发亮，她们羞涩地开始模仿。男孩子似乎要被动一些，于是老师提拎出一个男孩来，让他带头做给大家看。男孩羞红了脸，但是他很快活。其他孩子也哄笑着，跃跃欲试。
　　游戏中有大量的节奏和身体接触。这也是华德福老师们试图在50分钟课程中带给孩子的。
　　最后的活动是画画。当我把一张张纸分发给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过。这几乎是每个孩子的态度。蜡笔和蜡块不够，需要几个人分享一块，没有孩子私自占用，用完了，很快地交到老师手上，拿给其他的同学使用。
　　那些画让人感动，花朵、太阳、房子、树、卡通小人儿……画得最多的是房子。
　　两个小时后，坐在教育局开总结会，华德福的老师们精疲力竭。他们都很沉默。
　　回成都的路上，无力感和挫败感很深地笼罩着我。应该说，300多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孩子，能在这样混乱的情形下完成两个小时的活动，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孩子们的，是孩子们救了我们。
第二天：完美的课件
　　这是一个成都华德福学校针对灾区儿童设置的标准课件：
　　时间：一个小时。
　　目的：大量的圆圈形式的活动，以体现“我们在一起”。
　　第一步：15分钟。破冰游戏，让孩子们互相认识，建立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找到归属感和友谊，以及身份定位。(圆圈形式)
　　形式：生日排序、穿过彩虹桥、找朋友、滚球自我介绍，等等。
　　第二步：30分钟。身体活动游戏。把节奏、次序和规律带进孩子的身体和内在，调整呼吸和放松，从而帮助孩子重新建立安全感。(圆圈形式)
　　形式：集合身体动作、儿歌、歌曲和诗词为一体的游戏，并让孩子们触碰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甚至拥抱，使用孩子们熟悉的儿歌、歌曲和诗词。如：随着歌曲的节奏传球、随着诗词的节奏拍身体的各个部分、四肢协调的游戏等。
　　第三步：10分钟。个体自由绘画，让孩子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情绪。(回到课桌前)
　　形式：让孩子用蜡笔或彩色铅笔把内心的感受和图景描绘出来。一定要使用蜡笔或彩色铅笔，让孩子感觉是可控制的，最好不要用难以驾驭的水彩或水粉等媒介，容易造成孩子的挫折感和不确定感。课后，老师们可以通过分析学生的绘画来了解他们内在的情绪活动和心理状况。
　　第四步：5分钟。集体绘画，让孩子们一起合作来表达大家的心情。(在讲台上的同一张纸上)
　　形式：用蜡笔或彩色铅笔进行，每个人在同一张纸的一个小区域里描绘自己的图景，并关注其他同学的描绘。
　　这个标准的课件，在第二天，也即是5月20日的活动中得以完美地达成。
　　5月20日，华德福小组面对的是绵阳高新实验学校内的帐篷学校一到六年级六个班，每个班30人左右，分处在一个军绿色的圆形帐篷内。
　　和九洲那边相比，高新这边有序得多。班级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而且是分开设置的，彼此不会干扰，华德福的老师们可以用他们通常的非常轻柔的、安静的方式说话。这种轻柔的话语方式本身就有令人镇定的力量。
　　在基本课件的基础上，每个主课老师都发挥了各自的想像力，使事情变得非常有趣。
　　红育老师安排的是破冰游戏。所谓破冰游戏，顾名思义，即破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和隔阂。这是华德福在初建团队时通常都会做的活动。破冰游戏是各式各样的。
　　红育老师带了一条长方形的丝绸。孩子们围成圈，靠墙坐在各自的小板凳上。红育请我和大风老师站在中间，分别手执长方形丝绸的两侧，轻轻从下往上摆动。这时，风从丝绸下荡漾而过，丝绸轻柔地、缓慢然而持久地飘荡起来，飘得很高很高，并似乎在某一刻顿住，然后，再缓缓地滑落而下。那一瞬间，我很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抚慰力量进入我的身体。那一瞬间，教室变得极其安静。每个孩子都感受到了这一刻的奇异。
　　这时，红育老师做自我介绍以后，轻盈地钻过丝绸，再安静地回到原处。她教导每个孩子都依次这样做，并且说，在一个同学穿过丝绸的时候，其他的同学要齐声说：某某，你好！红育并且告诉大家，在你们穿过彩虹桥时，不要慌，你们还可以抬起来头来，看看头顶上的彩虹。孩子们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的是那一刻丝绸柔软的飘动。
　　孩子们站在“彩虹”下，仰起头，惊奇地注视着头顶。有个小男孩勇敢地稳住自己，在丝绸将要落到身上的一刹那，才调皮地笑着跑开了。他的淘气引来了欢笑和模仿。
　　最让我受教育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彩虹桥游戏结束了，我顺手就想扯过丝绸离开。大风却依然保持挺直的站姿，郑重地、缓慢地把他手里的丝绸两端跟我的两端对折，然后再拉起被折小了一半的丝绸的两端，再郑重地跟我的对折……就这样，叠丝绸的动作持续了将近两分钟。最后，收好丝绸之后，我们才郑重地退下。这个颇具仪式感的动作，被大多数孩子注意到。
　　线画是华德福课程中很富特色的一部分。郭敏老师手里拿了一根鲜艳的毛线，让大家看，她把毛线放在桌子上，说，现在，毛线睡觉了，请大家画一个睡觉的毛线吧。画好后，她把毛线直立起来，说，毛线现在醒了，打了个哈欠，请大家画一个打哈欠的毛线吧；现在毛线起来了，请大家画一个起床的毛线吧。然后，毛线出门了，请画一个走路的毛线吧；毛线绊了一跤，请画一个绊跤的毛线吧……这个故事可以一直编下去，一直讲下去，孩子们也可以一直画下去，一直画下去……
　　从高新学校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华德福的东西，灾区的孩子是需要的，我们确实为孩子们做了什么。
心理干预正像蝗虫一样在灾区弥漫
　　两天以后，我们又去了一次绵阳。组织依然混乱，前方情况依然不明。到了现场，40多名志愿者被分到了两个地方：绵阳市南河体育馆，12个班约350多名孩子；绵阳解放军总装备部八一帐篷学校，1-6年级23个班约350多名孩子。
　　班级非常多，老师严重不够。最糟糕的是，这两处地方，都是小学，没有初高中。中学小组的志愿者们傻眼了。他们事先的准备全部泡汤，而又完全没有对付低龄孩子的经验。
　　在车上，40多名志愿者不停地被重新分组，更换方案。人手不够，第三助手都被迫充任主导老师。我在一辆车和另一辆车上来回换了三次，一会儿安排我到八一那边去带班，一会儿安排我到南河这边当助手。我一边在两车之间乱跑，一边慌乱地回忆这些天在主导老师们那里学习到东西，在脑海中紧张地组织我将要带动的活动，回忆我会唱的歌谣。还好，最后一下，我被派到南河给红育做助手。我的心终于踏实下来，我害怕自己会给孩子们带去混乱。
　　第三次的活动，华德福起了全面主导的作用，每个华德福的老师都被当作骨干使用，并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让人叹息的是，这种临时培训是在十几分钟的车程上进行的。我不知道那些临时凑上去的老师们最后做得怎样。
　　从5月20日开始，我开始看到，心理干预正像“蝗虫”一样在灾区弥漫开来。
　　中科院心理所和上海增爱基金会紧急启动了“‘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分批向灾区派遣心理学专家。
　　民间机构“中国心理网”在震后开辟了“抗震救灾心理援助”专栏，3个小时内就有120名心理工作者报名。
　　走到哪里，你都听到人们在心理干预，或者正准备心理干预。各种心理援助组织，有政府的，有民间的，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太多没有准备的人打算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救助。有一批志愿者风风火火跑到长虹的救助点说要心理救助，救助点送了12个孩子过去，结果那帮人一阵风就走了，夜里送来12双鞋子，用以慰藉那些接受了他们救助的孩子。工作人员很生气，认为志愿者们不仅没有帮助孩子，反而扰乱了他们，那12双鞋更是在孩子中间引起了骚乱。
　　尽管中国政府在2002年就下发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明确将受灾人群列为重点人群进行心理干预，但目前中国能够从事灾害心理干预的专业人员不足200人，心理学专家数量仅是美国、加拿大的1/20，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但是，根据中国心理学会组建的“危机和灾难心理援助项目组”调查，有超过50支1000多人的心理救援队伍盲目赶往四川灾区，由于大部分缺乏基本的灾后心理干预和救援的培训，反而给当地的救援工作带来额外的负担，而且每个援助队之间的工作没有延续性和系统性。
　　我们在南河面对了几天来的最大挑战，是在一个班上遇到了5个不合作的男生，他们几乎毁了红育所有的活动安排。这其中也跟带班主任——一个年轻的男孩用错误的态度做了一些错误的指示有关。红育在50分钟里做了很多努力，稍稍扭转了一点氛围，但是我们走了之后，状况将会怎样维持呢？
一个加拿大老人的忠告
　　5月24日，合江亭翰文大酒店七楼会场，350多名有志于参与灾后心理援助的志愿者聚合在一起，他们是来参加加拿大完形治疗师Tucker Feller为期一天半的培训。
　　300多个激情澎湃的人，挤在一间酒店的会场里，渴望救助别人。漩涡一样的气场，骚乱、吵闹，每个人都好像在听，但实际上都没有人在听。
　　Tucker，这个极其敏锐的老人，第一时间觉察了他这帮临时学生身上的致命问题：急切、自大、高傲。然后，他开始用他的方式“修理”他们。他慢慢地弄麦克风、慢慢地走过去看钟表、慢慢地摆动椅子、慢慢地铺展纸笔，他摊开双腿，差不多斜躺在椅子上，慢慢地说出一句话……一天半的时间不够做什么，于是他聪明地选择了让这些人什么都不要做。
　　这一天半里，他反复说的话是这些：
　　假如你想快的话，请慢下来。
　　假如你想帮忙，请停止帮忙。
　　假如你能闭嘴，请给别人一个空间，这才是真正帮助的开始。
　　帮助别人不要通过做什么，而要通过不做什么。
　　第一件事：聆听；第二件事：聆听；第三件事：聆听。
　　Tucker用了一个早晨一半的时间来教会这帮人规矩。最后，他们终于服服帖帖，安静下来。Tucker最后告诫，在你想帮助别人之前，先整理好自己。
　　在此次培训的结束语中，“四川地震灾区心理救助计划”的负责人罗俊对在场300名渴望马上投入工作的学员说，我们必须作出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准备好，我们宁愿什么都不做。
　　老坚也告诉我，他的项目已经转变了方向，从最初的为心理志愿者搭建平台，转变成了现在的对心理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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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 1
组织活动: 142
长平：让民间更有力量
“儿童友好活动场所”诞生记
14:42:33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1 【发表评论&&0条】
在针对儿童需求特别开辟的场所中，接受了儿童社会专家培训的教师志愿者带领这些家园和心灵受到重创的孩子开展有针对性的游戏，让他们能积极融入到新的同伴群体中。&&
特约撰稿 李雅慧
救助儿童会成员在工作中。
5月19日，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心理援助志愿者跟地震幸存的孩子们做游戏，以消除灾难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阴影。
& && && && & 南方都市报记者 吴峻松 摄
5月17日早上，青川县城的灾民安置点里，8岁的廖国庆抱着妹妹坐在救灾账蓬前。
& &南方都市报记者 卢汉欣 摄
孩子们久违的歌声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5月26日，从绵竹市体育场——绵竹市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内传出了孩子们久违的歌声。
　　这些稚嫩的童声来自我所在的救助儿童会建立的“儿童友好活动场所”。根据绵竹市体育场临时安置的儿童年龄，救助儿童会搭建起两个醒目的帐篷，分别向学龄前儿童和小学阶段的孩子开放。在针对儿童需求特别开辟的场所中，接受了儿童社会专家培训的教师志愿者带领这些家园和心灵受到重创的孩子开展有针对性的游戏，让他们能积极融入到新的同伴群体中。
　　“学校现在还没有通知我们开学时间。”来自清平乡的四年级学生晓燕(化名)说，“我来到这已经5天了，交了不少新朋友，终于有个地方能让我们一起玩了。这里有老师教我们念古诗，让我们画出心里的愿望和害怕的事情，还有好多书可以读。这简直太好了！”晓燕说，她家的房子在地震中严重受损，现在和爸爸、妈妈、婆婆一家人住在安置点。白天爸爸和安置点其他的青壮年一起回去修公路，她就和小伙伴在附近玩。“今天看到这里新搭了两个专门给我们的帐篷，我们都很喜欢。”晓燕说。
　　帐篷外，来自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安徽办公室的儿童保护官员王丹丹，和来自英国救助儿童会的儿童保护专家黛博拉·巴里(Deborah Barry)面对这个由她们一手建起来、灾区第一个“儿童友好活动场所”，却顾不上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在她们面前，还有很多问题等着去解决：如何招募到足够多、有教育经验的当地志愿者，如何让志愿者在短时间内接受救助儿童会“以儿童为中心”的参与式教学理念，眼看“六一儿童节”马上就到了，什么样的活动最能帮助灾区儿童冲淡灾后阴影……
　　在前线的丹丹和黛博拉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非常具体，相比之下，在救助儿童会临时设在成都的办事处里，近20名从各地办公室抽调的工作人员和国际救助儿童联盟派自丹麦、澳大利亚等国的儿童保护、紧急救助专家则面临更棘手的困难：尽管已经形成了为期两年的长期规划，各地的具体项目也已经全面展开，对于项目接下来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他们却依然没有把握——距离5月12日的地震已经过去十四天了，始终没有全面的儿童情况统计，各地区复课的条件也各不相同——一切都存在变数。
　　救助儿童会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最早投入到救助工作中的国际NGO之一。凭借同当地政府部门保持的良好合作关系，救助儿童会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先同当地教育部门一起，到受灾较严重的文化小学进行了需求评估。距离重庆市172公里处的文化小学共有学生951名。在地震中，有5名学生遇难，14名学生受伤，学校主教学楼已倒塌。很快，救助儿童会资助学校修复受损的供水管道和供电线路、搭建临时厕所、提供教材的资金就已到位。
救助儿童会在全球开展紧急救助的经验表明，让儿童有机会接触到同龄儿童、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参与到游戏中来，以及获得表达情绪的渠道，对于帮助他们走出灾难带来的心理阴影至关重要。
寻求四川省红十字会的帮助
　　四川省的情况要糟糕得多，工作开展也更加困难。来自西藏、北京、重庆、安徽等办公室的救助儿童会救灾和灾后重建需求评估组5名成员14、15日陆续抵达成都，包括一名家在绵阳的员工——在回家看了一眼之后，也立刻赶往成都投入工作——有了家园尽毁的亲身体验，他的心里更多了几分焦急。可是这个时候却是最急不得的，所有部门都在全力投入抢救生命的战斗中，尽管所到之处对我们带来的资金和经验都表示欢迎和需要，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到哪里去做。
　　安徽办公室项目经理闫老师有着丰富的救灾经验，带领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局势分析和战略规划，决定直奔四川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所在的玉川路人满为患，通往红十字会大门的巷子两旁都是接受个人物品捐助的捐助点。院内，年轻的志愿者有序地清点传递捐助物品。一旁的现金捐助处，来捐款的人骆绎不绝。四川省红十字会办公楼中还摆放着乔迁新址的贺品，已经超负荷投入了运转。凭借闫老师在云南省红十字会工作12年的同志情谊，我们直接见到了省红会秘书长。
　　见到我们时，吴秘书长已经3天4夜没有合眼，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然而依然思路清晰。听完我们的来意和介绍，她坚定地说：你们现在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帮助灾区的孤儿，完善后续安置工作，比发放救灾物资要有意义得多。“我会推荐你们到最负责任的地方去做项目。”“德阳绵竹，受灾绝对严重，你们到灾区看一下就了解了，一个医院300多名医生护士只剩下不到30个，整座幼儿园埋在里面。”秘书长说这些话的时候眼圈又红了。孤儿救助正是我们的特长，希望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进行孤儿紧急救援、灾后重建评估，以及长期心理支援。双方一拍即合，吴秘书长立刻帮我们联系了德阳市红十字会常务秘书长，得到的消息却是前往绵竹的道路依然管制，尽管我们强烈表示要当天晚上就抵达现场，红十字会还是坚持我们第二天再前往。
　　德阳红十字会很好找，门口的救护车望不到头，煞是壮观。绵阳市红十字会邹副会长又刚刚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共接受了6批物资，同样是一副“踩在棉花上”的样子。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要陪我们下到灾区协助调研。
在绵竹汉旺镇调研
　　我们的目的地是绵竹汉旺。车子往绵竹开的路上，就看到路边的帐篷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开过一座危桥，就开始看到排列整齐的军用医疗车和运输车，警察也更加密集。当我们真正进入了灾区，所经之处满目皆是房屋的废墟，废墟前往往坐着茫然的灾民。前方因道路损坏拥堵，车子停了下来。我看到了第一孩子，七八岁的样子，神情紧张的他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靠前。然后，我看到了第二张、第三张面无表情的稚嫩面庞……
　　前方出现了规模化的简易棚，告诉我们已经到达了汉旺镇——或者说曾经的汉旺镇，现在，包括镇政府、信用社全部变成了废墟——还有我们此行的重点，学校，一所全部坍塌，一所倒了一半。我们下了车，就开始分头工作，联系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儿童访谈……就在这时，大地抖动了一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余震。根据之后的报道，当时的余震为5.5级，然而现场极其平静，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梁先生的话说：“我们都被震皮了。”梁先生是汉旺县的大学生村官，他的父亲是镇中心小学的校长，也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汉旺镇中心小学的废墟中散落着孩子的书本、玩具，还有教师资格证和早已不成样子的笔记本电脑……学校几百个孩子，只有几十个得以幸存。调研工作遇到了困难，一方面已经很难看到小孩子，幸存和受伤的孩子都被家里人送到了安全的亲戚家。而剩下的孩子也都惊魂未定，语无伦次或者干脆沉默不语。和其他乡镇类似，这里的孩子大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地震之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都赶回来了，除了看到孩子平安，却也对未来无能为力。“我想9月份的时候学校一定开不了学。”一个女孩最朴实的担忧让我们心里更加沉重。
　　之后的环境调研证实了绵竹的富饶——受灾之前，主要发展旅游业的绵竹市经济比较发达，当地GDP在四川省180多个县市中排行第四。田间金黄油绿，白色的花朵和蝴蝶点缀其间。耕牛恬静地卧在一旁，等待主人的召唤。而不远处已经有农人开始晒谷——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在同英国同事在绵阳体育馆调研的时候，身边一个大嫂忍不住啜泣起来，说她的远房侄女现在一个人跟89岁的祖父住在安置点里，生活难以维系。“五婶”把我们带到她家的帐篷，一路上反复哭诉一家人的辛苦。我渐渐听明白：她的侄女从小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后来到另一个县的祖父家生活，因为户口一直没有落实，女孩子初一读了几个月就失学了。女孩的继母在地震中遇难了，在重庆打工的父亲听说老婆死了，连家都没回，家里几次打电话都不理。现在女孩和爷爷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没有户口的她连最低生活保障都领不到，而她又肯定不能算孤儿。从我们踏进帐篷开始，女孩和她爷爷就在哭，纯朴的乡下人让Kate坐在唯一的被子上，塞给她一瓶被太阳烤得发热的矿泉水。我不知道Kate能不能真正理解这家人的故事，却明显感觉到她因为无法立刻提供具体的帮助而手足无措。
驱散灾区孩子心里的阴影
　　经过调研，我们的计划也初步形成：建立紧急儿童救助活动中心，解决生还孩子的生存、心理、教育问题。救助儿童会在全球开展紧急救助的经验表明，让儿童有机会接触到同龄儿童、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参与到游戏中来，以及获得表达情绪的渠道，对于帮助他们走出灾难带来的心理阴影至关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抵达成都，更多的基线调研工作在绵阳、什邡、都江堰以及位于绵竹体育场和九洲体育馆的灾民临时安置点展开。尽管困难重重，项目组的同事却极其有效率地制定出了包括建立“儿童友好活动中心”、协助复课、提供基本卫生救助等在内的四种救助方案——根据各灾区的情况，在不同的地区要和不同的政府合作伙伴一起，展开最有针对性的救助工作。
　　在临时项目组成立了一个星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有序而紧张地开展了：同合作伙伴签订合作协议、制定长期战略规划、招募志愿者、定制活动房、统计安置点儿童数据、采购所需物资、进行志愿者培训、同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应对需求的变化……
　　在第一个“儿童友好活动场所”建立起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多日的疲惫一扫而光，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其实，最艰难的调研、方案制定和合作商谈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更多的项目点将会像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在灾区的各个地方运营起来，建立30个“儿童友好活动场所”的初步计划想必很快就能实现。在这两个星期里，救助儿童会紧急救援项目组的成员们都在同时间赛跑，欣慰的是，我们赢得了对项目、对儿童心理康复来说至关重要的时间。
　　“焦虑、恐惧、攻击性、愤怒及内疚等情绪的产生，在幸存者中非常普遍，特别容易在孩子身上发现。这些孩子表现出的情绪，作为处在极端环境下的儿童来说，非常正常。”黛博拉说，“儿童有很强的韧性。给予正确的支持，95%的孩子能恢复到正常的心理状态。灾难发生后的几个星期是开展儿童心理干预工作的最佳时期。”
TA的每日心情开心 22:32签到天数: 7 天连续签到: 1 天[LV.3]偶尔看看II
参加活动: 1
组织活动: 142
长平：让民间更有力量
钱和物的中转站
15:51:5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4 【发表评论&&0条】
“超过2000元的款项我们都有做好登记，如果捐赠者有定点捐赠的意向，比如指名这笔钱要留作灾后建小学，又或是希望这笔钱捐到青川，我们在把善款发往四川省红十字会时，都会做出详细说明。” 这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目前只有1.6亿的资金调往四川。&&
编辑：林斌　南都周刊记者 华璐
5月13日，北京红十字会紧急组织救援队、急救车6辆，赶赴四川德阳地震灾区。 郝笑天 摄
　　5月12日下午4点，广州，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备灾救灾中心暨红康医院。
　　“看，就在那愁闷的地方，我看到一位女士手持油灯，穿行在暗淡的微光中……那盏小小的油灯，射出了划时代的光芒。”那一天，正是国际护士节，即将参加护士授帽仪式的小姑娘们在台上平缓地吟咏着歌颂南丁格尔的诗歌。
　　急促的电话铃声干扰了这片宁静，中心主任彭晓界匆匆接起电话，“妈，四川地震了，据说很严重。”这是在市人民医院当医生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彭晓界在给省红十字会打了电话确认情况后走上台，对所有工作人员说：“抱歉，看来我们要中断活动了，请大家做好救灾的心理准备。”
　　一个小时以前，广东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徐火周也在网上看到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7.8级地震”的简短消息。“唐山大地震不也是7.8级？”他马上拨通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电话。
　　“地震的时候，北京通州也发生了3.8级的地震，我们当时正在全国政协礼堂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事迹报告会。”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形容，此后的十多天，整个红十字系统都是“连轴转”，“几乎是24小时没有休息”。
　　16时，总会发灾后第一张调拨单，帐篷、棉被等日常储备物资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发往成都。
　　16时30分，总会向各分会发出救灾呼吁。广东省红十字会同时启动应急预案，广州备灾救灾中心决定从当晚开始24小时值班。
　　18时，广东红会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捐款救灾呼吁，而此时，总会已将救灾专用账号和热线公布在网上。
　　20时30分，温家宝抵达都江堰。电视镜头里，他身后已经立起了带有红十字会标志的帐篷。
　　如今，距离汶川地震已过去半个多月。面对超过价值30亿元的捐赠款物，无论是自身的运作能力或社会民众的反应，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次灾难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收钱，收钱
　　“捐款高峰期的16、17、18日，从早上8点半开门到晚上10点多，我们门口就一直排着长长的队伍，有老人、小孩，都拿着现金捐款。”地震之前，徐火周正忙着为广东省红十字会寻找新的办公室。“新的地点已经定下来了，没想到发生了地震。”如今，20名省红会的工作人员和50多名志愿者挤在省卫生厅一楼两间面积不足30平米的小办公室里，接待了过万名捐款者，清点了过千万元的善款。
　　截至5月27日16时，广东省红十字会已到账捐款为6.451亿元。“2006年碧利斯台风水灾期间，我们募了7000多万，这是四川地震之前的最高纪录。”徐火周告诉记者，据媒体调研，超过97%的广东民众都曾参与捐款，而以恒大为首等企业也屡次刷新了捐赠纪录。“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考验，一是考验我们的反应和组织能力；二是考验我们如何处理好款物，既要把善心用好，又要对得起捐赠者。”
　　款项的进和出几乎是同步进行，在往后的半个月里，省红十字会户头流动的数字甚至要比有的股票买卖还快。
　　第一笔社会捐款在地震次日上午到达省红十字会，广州一家医药企业捐赠了30万元药品和20万现金，而省红十字自身则通过四川省红十字会向灾区发出20万和价值35万的物资。接下来的几天，捐款热潮持续高涨。5月17日，省红十字会联合广东卫视举办“川粤同心 众志成城”募捐义演晚会；18日，与南方报业集团合作，开展现场募捐活动。
　　最忙的一天，徐火周整天几乎没坐下来，“跑了四个捐赠仪式”。“捐赠超过50万的企业，可以要求举行现场捐赠仪式。很多单位都希望雷于蓝会长或者我出席。”徐火周并不排斥一些企业想要出风头的想法，“能多捐总是好事”，他说。
钱多是非多
　　1386万，2080.7万，1.322亿，仅仅是14日到16日期间，来自广东的善款数目翻了10倍。“除了深圳、珠海等5个分会，省内其余分会的钱都会汇总到我们这里，然后由我们发往四川省红十字会的户头。23日以后，由于广东定点支援汶川县，所以我们的钱也就发往四川省红十字会在汶川的账号。”
　　据介绍，中国红十字总会筹集到的捐款，一般也是直接拨给四川省红十字会，由四川省红十字会根据灾区实际需要，在当地购买救灾物资，但由于灾区需求巨大，当地已很难买到足够的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会目前已向多家企业采购，用飞机和火车尽快地运往灾区。所有捐赠款项从省、地(市)到县、乡，只能在银行进行转账，购买帐篷、粮食等救灾物品时，只能由银行和相关购买机构进行结算。
　　徐火周还向记者出示了捐赠意向书，“超过2000元的款项我们都有做好登记，如果捐赠者有定点捐赠的意向，比如指名这笔钱要留作灾后建小学，又或是希望这笔钱捐到青川，我们在把善款发往四川省红十字会时，都会做出详细说明。”
　　这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目前只有1.6亿的资金调往四川。“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钱留作灾后重建，建小学，建医院。”徐火周说。
由于网络系统和人力资源尚能负荷，广东省红十字会在此次救灾募捐行动中，能及时将捐赠者的名单和款物的去向公布在网上。但中国红十字会似乎没那么幸运，网易平台、管理费用、地方截留、高价帐篷、高价大米、三亚视频……网友们的质疑充斥着各大论坛。
　　5月24日，江亦曼等多位红十字会高管在人民网与网友互动，对话间多次向公众保证，所有善款都将全数有效地运用于抗震救灾工作，如内部发生违规事件，必定严肃查处，愿意主动接受审计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也要求全会上下，“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公信力”。
收物，收物
　　“12包一箱，总共是227箱。”5月27日，在超过30℃闷热的仓库里，丰满的彭晓界额头上都是豆大的汗珠，鼻子上敷的粉早就掉光了，露出与脸上的肤色不一致的黑红。仓库内6位工作人员不停地清点搬运，青筋尽显，汗流浃背，很难想象他们本身都是医生和行政人员。这227箱由增城某企业捐赠的纸尿布，将会与货舱内的卫生棉和药品等物资一起，在3天后到达灾区。
　　红十字会除了接收钱的捐赠，物资的接收和周转是他们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所有从广东发出的救灾物资，都会在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备灾救灾中心3000多平方米的仓库做短暂停留。
　　包括主任彭晓界在内的10位中心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后15天内，总共往灾区发出1107吨救灾物资，价值1.51亿元。
　　发送救灾物资除了是细致的脑力活、辛苦的体力活，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门学问。2000年，彭晓界从省卫生厅调往救灾备灾中心，医生出身的她恶补了仓储和物流知识。“消毒杀菌药剂不能与食品一起储藏运送，衣服和帐篷一起运送时，较重的帐篷要压在下面。一辆9.6米长的大板车可以运送20吨货物，怎么才能将车上的空间和运量做到最大化的安排……这些都是希望能将大家的善心及时送往灾区。”
　　从13日早上开始，备灾救灾中心仓储楼门前的小操场日夜停满了车辆，物资不断地流进、发出。高峰时，中心只好将饭堂也征用了，所有工作人员都从纸箱缝隙里挤到打饭的窗口前。彭晓界形容中心从来没有那么紧迫的时候，“反正这两个星期都跟打仗一样，周末和晚上连续加班，有时候半夜2点下班，回去睡两个小时就回来了。”
　　彭两次提起了一个笑话，“因为我们搬不了那么多物资，就雇了搬运工。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救灾物资，一定要小心搬运，我们的大学生都搬得那么认真。他们一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浑身臭汗的，就笑了，说：‘这是大学生？我还博士生咧。’”
　　与物流相比，记录和联系工作显得更为费力，中心的黄建华科长桌头堆着半人高的文件，全都是灾后半月物资的来往和发送记录。他向记者详细地解释了一箱物资是如何从广东发往灾区的。
　　“我们基本不接收零散的物资捐助，主要是企业送来的大批物资。”他说，企业必须先到省红十字会社会赈济部填写物资捐赠函，说明物资的种类、性质等，如果是药品和食物，还必须在最少9个月的有效期内。省红十字会确认后发出接收函，企业凭接收函将物资送往中心，中心再次确认有效期、包装是否完好等，清点入库，并出具收条。
　　“这是入库，出库我们也有严格的流程。”黄建华说。省红会发出物资分配通知，中心接通知后与四川省红会确认，清点货物并联系物流，在两天内将货物发往灾区。“目前我们已发出数十辆架运量在20吨-30吨的货车，还有两辆火车专列。”等四川省红十字会清点无误后，物流才可以凭回单收取运费。
　　物资是顺利地发送出去了，但是彭晓界这两天略感不安，因为中心现在已经成了“欠债大户”。“由于没有财政应急预算，发生了大灾之后，我们明显感到资金很紧。目前存在大约40万的资金缺口，主要是运费和请搬运工人的费用。”
　　黄建华在采访期间接了个电话，物流公司表示，由于前几天四川公路不通，绕行后必须将运费从11500元提高至13000元一趟。“我们这都是货比三家后选的物流公司，听说我们是运救灾物资，已经将价格压得很低了。听司机说，一路到四川光是路桥费和燃油费就要将近7000多元，还没算人工和车辆折旧等费用。”黄建华也很能理解这些难处，可目前也只能欠着这些运输费用。
　　这两天，中心还要再包一辆专列，将4.4万箱矿泉水运往汶川，运费估计要20万-22万。彭晓界只希望通过省红十字会上报给省财政厅的拨款报告能尽快批准。“我们能等，灾区百姓等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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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 1
组织活动: 142
长平：让民间更有力量
牛博网：惴惴不安的慈善
16:05:22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52 【发表评论&&0条】
几位文化圈里的年轻人，通过一个叫“牛博网”的网站结识，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们借着自己的声望与网络的动员力，迅速募捐到大量赈灾物资奔赴灾区。但因其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身份，他们在获得民间信任的同时，“刁难”也如期而至。 “牛博网”志愿者的赈灾际遇，折射了正在发育中的中国民间慈善力量的困境。&&
编辑：吴金　南都周刊记者 那兜
“牛博网”志愿者在发放救灾物资。&&陈鸣 摄
领到救灾物资的村庄的负责人在接收证明上签字。& &陈鸣 摄
　　这两周来，牛博网的服务器每天都濒临被挤爆的边缘。网站的创建者罗永浩给服务器提供商打了好几通电话，对方答复一时半会儿提不了带宽，于是他只好边着急边骂娘。
　　网友通过这里的十几个账号给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每天他们在这里刷新页面，盯着随时公布出来的支出明细，尽心尽力地履行“监督员”的职责。
面对网友的“找碴”
　　引发争吵的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网友的留言：“矿泉水是什么牌子的？多少毫升的？一件多少瓶？火腿肠一件多少根？食用油多少升？卫生巾什么牌子？等等，请尽量写全”，这样的要求让在成都运送物资累得疲惫不堪的罗永浩顿时火冒三丈。
　　很快罗永浩写了个他所惯用的愤青式答复——从矿泉水瓶上完完整整抄下牌子、容量和微量元素的含量：“净含量600ml，钾离子：1.0-27.0mg/L氯离子：1.0-24.0mg/L……多一点，生活更健康！2008动起来，×××矿物质水，让你的2008充满健康和活力！(此处有一个做体操的人的图案)健康的体魄，振奋向上的精神，让生命充满健康的活力！”网友照例有赞罗式幽默的，也有批评罗永浩“不够专业”的，吵成一片。
　　最后罗永浩不得已站出来做“保留式”的道歉。这回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我们拿的是网友的钱做事，好名声还全落在我们头上，我们还是有解释的义务。”
　　罗永浩的声名鹊起源于网络上流传的“罗永浩语录”，从新东方辞职出来后，他请来了一群文化和媒体圈的朋友开博客。
　　这次不是牛博网的第一次募捐。在2008年年初，牛博网组织的为山西黑砖窑母亲群体及获救窑工派过年红包的活动，短短一个月中便募集16万多元人民币，分别派给了23位窑工家庭。
　　尽管有以前的募捐经验，并且事先准备好面对各种刁难，但罗永浩还是没有料到，这一回做善事这么难。大灾难面前，网友们显然更加“严厉”，把钱捐给牛博网，一方面出于信任，另一方面也出于牛博网的“可监督性”。
　　地震刚一发生，罗永浩就跟朋友黄斌开始捣鼓这事儿。5月14日凌晨在牛博网首页上公布了一整套详细的募款方案，4天内就募集到140万元。17日从北京飞到成都之后，罗永浩、黄斌和王老板(网名)每天上午在成都市区采购救灾物品，中午出发前往灾区，晚上回到成都做账到深夜，“我们几个可怜鬼每天睡眠不到四个小时”。
　　刚到四川的头几天，由于形势混乱复杂，工作完全没有头绪，所以没有及时整理出详细的账目。等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再回头整理账目的时候，发现乱成一团，不得以花了十几个小时从头整理计算。最后发现有253元对不上账。最后，由他们三个人自己出钱填补上这个漏洞。
最后他们公布出来的救灾日记账里面，数字精确到角，并且承诺所有的发票、收据和救灾点提供的收条全部扫描或拍成照片发布上网。
即使做到这一步，一些网友仍然不依不饶，这样人数庞大的监督集团，细到几乎是找碴的要求让罗永浩不胜烦扰。
　　一位网友的留言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我当然相信罗永浩，但这样可以给后面想做类似事情的人做个标杆——希望这种慈善活动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来自官方的“误会”
　　压力也来自另一方面。
　　“杜桥被架走了！”19日在下乡送救灾物资的路上，罗永浩接到电话，成都市警方冲进朋友杜桥的公司办公室把人抓走了。杜桥是四川成都的一位朋友，网友在北京募集的资金通过杜桥的账号转到成都，方便灾区提取使用。
　　而在这之前的5月16日，罗永浩他们就发现这次活动的建行捐款账号被冻结，包括北京的收款账号和成都接收和采购救灾物资用的账号。于是他们分别派人去北京的建行和成都的建行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被上面冻结了”。
　　当他们问起这个“上面”是谁的时候，建行方面说：“不知道。”
　　事后知道，成都市建行接到来自广东开平的一个电话举报，称牛博网在搞非法募集，银行的一位职员在处理一笔来自北京的汇款时发现备注栏里写着“赈灾款”，也心生疑惑，上报四川省建行分行个人业务部后，将账号冻结，资金只能进不能出。
　　警方也介入调查，但误会很快澄清。
　　黄斌带着票据账单赶到公安局跟警方沟通，并向警方提供了工作计划，那就是买粮食、帐篷或帐篷用布捐给急需这些物资的灾民，警方的疑虑很快消逝。但当警方提出把善款转交给政府部门或是政府认可的慈善机构的方案，这一提议被他们拒绝。
　　“这次被封是意料中的事。”罗永浩说。
　　牛博的一位网友YY在5月14日发帖说：“我不是很清楚，这样的民间组织募捐，直接发放给灾区，符合相关法律吗？我觉得组织者有必要先做出说明。”
　　此前罗永浩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并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只要不是诈骗就构不成刑事犯罪，于是他们决定冒险一试。
　　因此，牛博网在募款之初就定下规矩：
　“万一牛博网的募捐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会，而不是退回去。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留言或是来信注明。而届时最坏的结果无非两个：一、善款转给官方慈善组织；二、善款退还捐助人。
　　除此之外，为了做到公正透明，募款方案规定，每次发放捐赠钱物的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及时在牛博网上公布受到捐助的受益人名单；定期公布接收捐款的金额；存折、密码分开保管；仅在三名以上的组织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方可提款；取款及向受益人捐赠钱物的过程，由律师或是媒体记者见证。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惴惴不安。这样的一个并非民政部门注册的松散团体，也不是具有国际背景的慈善组织，即便能获得网友的信任，是否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接受和认可，尚未可知。
　　无独有偶，最近一周来，正在成都进行志愿活动的“NGO救灾联合办公室”的账目也受到警方的审查。结果显示账目同样没有问题，但负责人张国远被攀枝花赶来的当地警察带回攀枝花询问。
　　民间的“慈善组织”都不具备募捐的主体资格，其募捐行为也没有“合法”渠道。目前全国仅有几家慈善组织获得了民政部审批的募捐发起主体资格，像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大多带有官方色彩。
　　所幸的是牛博网和警方迅速和解，对此后的赈灾活动顺利进行没有造成影响。
准备设立一个存疑账号
　　在成都，牛博网每一天采购物资的行动从8点持续到12点。他们在八里庄粮油市场大门口，装上大米、帐篷布、油盐，然后送到各个村里。“政府解决大方向，我们完善小方向”，志愿者刘磊说，这种方式是点对点，有点儿像静脉注射，直接地解决灾民问题。
　　这样的工作量十分巨大。
　　来自北京的志愿者刘鎏为了做志愿者，把在广告公司的工作也辞掉了，他是重庆人，在这里语言沟通十分顺利。他负责把分配到每个村的货物做一个详细记录，然后要求村里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为了防止物资被挪为他用，他们在分发物资时每次都要求尽量多的村民在场，这样一来可以在村民内部形成一种互相监督。
　　24日，在安县雎水镇，镇上的书记一开始建议把这三车物资交给镇上分发，但刘磊和刘鎏没有同意，因为“牛博的原则是直接送到村民的手里，把物资运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是救灾的最大意义”。
　　从成都到安县，来回将近7个小时，他们每天组织一个车队在这条路上往返，把睢水镇的白河村、红石村、金华村、较场村等十几个村一一跑遍。而罗永浩和黄斌则另外乘坐一辆越野车，到各个村里面去踩点儿，了解哪里受灾严重，最需要什么类型的物资。送过物资的地方，罗永浩和黄斌还会抽空过去了解物资分配情况。
　　一开始，由于信息不畅，他们去过的不少地方受灾情况并没有想像中严重，然后货车一箱物品都没有卸就在村民的愤怒中原路驶回，去寻找更需要这批物资的点。
　　“这次我们这样做，其实完全是不顾代价地提高救灾效率，”刘磊说，“很多灾民都觉得自己是受灾最重的，但其实有更多的人需要这些东西救命。”
　　刘磊认为，这个活动更像是一次应急救援，而不是最正规的一种方式，“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基金会。正常的话，资金需要有人审批决议，有一个流程，但显然灾民等不及这些。”
　　罗永浩想出另一个方法，他说，以后准备设立两个账号。一个是信任账号，只接受完全信任的人捐款，“信任账号捐款后不许提问、不许啰嗦，但是允许你在指定的时间内无需理由地退回你的捐款。”
　　另一个是存疑账号，“我们会处理得令人发指的详细完善公开透明，我们会聘请权威的审计机构做第三方审计，我们会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雇用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我们会耐心解答任何一个刁钻变态的枝节问题”，但要从其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所有参与工作人员的工资。
罗永浩说他从来没打算长期地做一个慈善职业家，从上次的为黑窑奴工受害家庭捐款到这次的四川赈灾，都是业余玩票性质。“我们做这些事情只是因为刚好被某一个悲惨的事件触动了，感到自己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仅此而已。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做一些类似的捐款活动，但不会尝试发展成一个专业的慈善机构。”
　　“但是对那些纯粹做奉献的义务工作者来说，连续十来天的劳累、营养不良和睡眠不足之后，看到一个在家舒舒服服地坐着点点鼠标就能给灾区人民做点事情的幸运家伙蹦出来带着满脸不信任的表情提出各种质疑的时候，是很难不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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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让民间更有力量
帐篷里盛开希望小学
16:56:08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1 【发表评论&&0条】
5月25日这天，什邡县蓥华镇的小学生们终于领到了书——当然还有笔和练习本。这是个值得兴奋的时刻，13天前的汶川大地震把他们的书包和铅笔埋在了崩塌的教学楼下。如今，摸着久违的书本，120多名孩子高兴地围着院子又唱又跳。&&
编辑：张平扬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四川什邡报道
乔迁伊画的画《未来的学校》。 叶伟民 摄
　　这时，32岁的江西志愿者陈攀峰站在黑板前，疲惫而满足地看着这一幕。身后是两顶白色帐篷，几个扭曲的粉笔字赫然其上——帐篷希望学校。而他正是这所匆忙而就的临时学校的“校长”。
　　5月12日的汶川8级特大地震把众多学校夷为平地。为让失学儿童尽快回归课堂，如帐篷学校等临时教学点在灾区各地应运而生。
而陈攀峰等24名来自江西的志愿者，也以民间力量的角色，加入到这股复学大潮中来。
“学校没了”
　　5月27日，蓥华镇六年级小学生乔迁伊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去理解一个简单的中文字——“爱”。
　　这是当天志愿者老师张艳在谈话课上的内容，她试图用简短易懂的语言来告诉同学们——爱能战胜一切。10多名孩子围在老师身边，懵懂并认真地思考着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很难想象这是一所学校。一个停产的茶厂院子，没有书桌，没有讲台，也没有上课铃和课间操。一块不到半米见方的黑板，外加数十张零散摆放的简易马扎，就成了这个临时学校的全部家当。
　　但乔迁伊和她的同学并不介意这一切。院子外是几乎被地震摇成了废墟的小镇，瓦砾遍地，坑洼密布。对孩子们来说，那是一个梦魇般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重获一丝安全感。
　　临下课时，乔迁伊羞涩地拿出了两幅早已画好的图画，一幅是《地震时的学校》，另一幅是《未来的学校》，前者学校崩塌，同学纷纷坠落；后者则是校舍恢宏，同学欢笑其中。
　　孩子们马上围了上去，交替看着这两幅作品。面对表情复杂的孩子们，张艳转过身，在黑板上布置下当天作业——命题作文《爱》。
时间回到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灾情惨烈。
　　地震波迅速扩散，摇撼全国16个省市。远在江西南昌的白领陈攀峰跟着汹涌的人潮跑下楼，作为退伍老兵的他当天就报名参加了志愿者。
　　7天后，陈攀峰和另外23名江西志愿者组成一支防疫队伍，开赴重灾区之一的什邡县蓥华镇。
　　5月21日，陈攀峰执行任务时遇见一个7岁小男孩，他的行为让陈攀峰担心——他在瓦砾堆上随意玩耍，还用沾满黑泥的手抓东西吃。
　　“你为什么不上学？”“我们的学校倒了。”“那作业呢？”“都被埋在石头堆里了。”“那你还想不想上学？”“想！”
　　当天晚上的总结会上，陈攀峰和队友分享了他的见闻，并建议办一所帐篷学校帮助当地失学儿童，这得到所有队员的一致赞同。经过一天的上门宣传和物品准备，5月23日，在一个倒塌停产的茶厂院子里，帐篷希望学校开课。
　　那天清晨，陈攀峰将一面巴掌大小的塑料五星红旗举过头顶，30名小学生围着他清唱国歌并敬礼，完成了这个简单的升旗仪式。
灾难改变了他们
　　由于严重缺乏书本和纸笔，开始阶段的课程设置很简单，主要是唱歌跳舞，组词学句，以及给孩子们讲述一些历史军事知识和防疫常识。
在部队当过文艺兵的陈攀峰成了孩子们的音乐老师，他教大家唱《大中国》、《爱我中华》，还让孩子们男女配搭跳集体舞，这对山里的孩子来说是件既开心又羞涩的新鲜事。
　　帐篷学校的消息在当地灾区迅速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不到3天时间，学生人数就激增到120多人。
　　“急需书本和纸笔。”几乎每天晚上，陈攀峰都在他的QQ群上反复敲下这样的留言。南昌一些后方志愿者迅速响应，通过各种途径征募课本和文具。
　　但孩子们此时需要的，不仅仅是书本。
　　一个星期二的中午，12岁的张雨清在一把太阳伞下迎来了她的4位同学。这里原来是家中的卧室，但地震将它夷为了平地。
　　没有了往日的打闹和欢笑，5个小学生就这样静静坐在桌子前，显示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默。他们和蓥华镇中心小学其余的500多名学生一起，成了这场地震的幸运者——下午2时28分地震袭来，学校还有半个小时才上课。
　　但在操场上玩耍的他们还是看到了那惊人的一幕，大地突然像簸箕一样甩动起来，仅仅几秒钟后，身旁的教学大楼如积木般从中间塌陷，漫天烟尘遮盖了哇哇大哭的孩子。
　　小学保住了，但仅数步之遥的蓥华中学却成了当天的城中地狱，一座彻底崩塌的教学楼掩埋了200多名师生。废墟里孩子的呼叫声和废墟外大人的哭喊声让张雨清他们惊恐地抱成了一团。
　　时隔半个多月后，一种过度的成熟正缠上了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会以一种大人才有的严肃和无奈，交流着一些真实或不真实的死亡惨状和传闻。偶尔还会摇头感叹：“太惨了。”
　　张雨清的妈妈王国筠在一旁不时叫喊女儿的名字，以打断孩子们这些让人担忧的交流。
　　但在座同学王照元却没有领会到大人的关心，仍不停地向伙伴们描述着姐姐在蓥华中学死时的惨状——全身是血，样子被砸得模糊不清，肚子还肿得老高。王照元此后就重复做着一个奇怪的梦，姐姐回来了，但姓名却是别人的。
　　“孩子们需要疗伤。”张清娥，南昌某高校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帐篷学校成立后，她担任孩子们的心理辅导员。每天放学后，校长陈攀峰用一根长长的登山绳让孩子们前后相牵，带至张老师的白色帐篷里。
　　封闭式的单独谈话、游戏、魔术……所有的形式都是为了释放孩子们内心淤积的恐惧和创伤。一个有着地震臆想症的12岁男孩，时常在夜里喊着就冲出帐篷。来到这里后，他找到了伙伴和安全感，现在晚上终于敢脱下外衣睡觉了。
　　5月25日，由南昌热心人筹集的第一批书籍文具抵达蓥华。“一共有3000多册，大多是小学生捐赠的课本和课外读物。”陈攀峰当天在整理物品时，意外地发现，每本书的主人都在里面夹着一纸留言，鼓励灾区小朋友要勇敢和坚强。“有些孩子当时眼泪就出来了。”
孩子，别哭
　　5月26日下午，两件事情打动着陈攀峰，一是5岁的儿子在电话里“叮嘱”爸爸要多救些小朋友；二是3个从山东专程开车赶来的好心人给学校捐献了急需的铅笔和练习本。
　　学校越来越像样了，但陈攀峰的志愿者之行也将接近尽头。这一天，陈攀峰召集了所有的孩子，说要给他们提前过“六一”。张雨清等高级年学生随后合计要为老师表演节目送行。3个小姑娘在闷热的帐篷里排练了一个中午后，小品《傻姑进城》出炉。
　　小品反应异常热烈。张雨清和她的两个搭档把诙谐的四川乡间俚语表现得惟妙惟肖。笑声、掌声、欢呼声再次飘满了小镇。
　　当天晚上，陈攀峰把学校的工作移交给志愿者张艳，张是南昌一名电台记者，也是一个7岁女孩的妈妈。她准备和第二批即将到来的志愿者一起，把帐篷学校办下去。
　　令人欣喜的是，在镇子的西南边，一座正规的帐篷学校正在兴建。很快，20顶方形帐篷就会在那里矗立，成为孩子们新课堂。
　　而志愿者们要做的，就是在此之前，让孩子们安心学习，慢慢疗伤。
　5月27日，做好交接工作后，志愿者陈攀峰准备登上回程大巴。孩子们全都赶来了，陈攀峰给每人发了一支铅笔和一本练习本，叮嘱他们要好好练字。
　　孩子们哭了，陈攀峰一一拥抱他们，说：“孩子，别哭。我们还会回来的。”
　　车开动了，孩子们跟在后面使劲地挥动双手。在拐出院子的一瞬，陈攀峰把头扭到一边，才敢让眼泪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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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自成谈孤儿收养：政府应主导，但不要包办
17:17:1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7 【发表评论&&0条】
当年唐山地震后主要由国家集中抚养地震孤儿，30多年后的今天，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发生了显著变化，民间的经济实力也今非昔比，这次汶川地震孤儿的安置方法也应有所改变。&&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编辑：翟立 美编：高爽
灾后孤儿 南方都市报记者 卢汉欣摄
　　受访专家：汪自成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四川地震灾难发生以来，地震孤儿牵动着国人的心，民众纷纷表示愿意收养地震孤儿，很多企业和组织也都宣布要为地震孤儿捐款。孤儿的收养登记工作职能在各级民政部门，但目前四川省民政厅没有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开展收养孤儿的登记工作。
　　汪自成教授一直以来在关注地震孤儿收养状况，对于四川地震孤儿的安置问题，他从法律、社会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南都周刊：目前，对于灾区孤儿到底是该由国家统一办学校，还是由家庭抚养，存在不同的看法。您个人认为哪种更合适呢？
　　汪自成：我不赞成把全部孤儿集中放在一起生活，因为有相同悲伤经历的孩子聚集在相同的环境里容易把悲伤放大。有唐山地震的孤儿就曾提到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由于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基本与社会隔绝，导致适应社会的能力几乎为零。我们现在处理汶川地震孤儿问题时要汲取这个教训。
　　当年唐山地震后主要由国家集中抚养地震孤儿，这与当时实行的国家包揽一切、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分配的计划体制有关。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巨大改变，不仅是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民间积蓄的经济实力也远非昔日可比，那么，类似孤儿学校之类的安置方法就应该有所改变了。
　　南都周刊：对收养人的优先权，也颇具争议。是照顾灾区里失去孩子的家庭呢，还是考虑可以给孩子提供相对更好的抚育条件和发展机会的经济发达地区呢？您觉得收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
　　汪自成：在收养家庭的选择上，还是应该坚持被收养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取舍标准；这也符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准则。
　　首先，《收养法》所规定的基本条件是必须要符合的。其次，针对这次地震孤儿的特定情况，我们要设定一些具体的条件。比如说，第一，对收养人的品行方面要进行考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社区、公安机关出具品行良好证明，这既是一种门槛，也可以说是对收养人的一种约束。
　　第二，收养人的家庭职业和经济状况。这就需要测算收养当地抚养孩子包括供他上大学期间所需要的生活费用、学习费用和医疗费用，收养家庭的财力应该是要超过这个标准，否则会带来很多现实的经济问题。
　　第三，虽然对于收养孤儿可以不受收养人有无子女的限制，但我还是认为应该优先考虑无子女家庭。
　　还有一个就是，收养人的文化程度要比较高，职业要稳定。这是基于被收养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也是每个关注地震孤儿的人的共同心愿，所以这里并不涉及歧视问题。另外可以通过设定一种公开竞争的程序来确定收养家庭，通过竞争收养程序来增加收养的难度。
　　南都周刊：有的人认为在法律的程序上要为此次地震大灾制订一个特别的、应急的方案出来？总体而言，现有法律对目前灾区孤儿收养问题可能存在的障碍是什么？
　　汪自成：这是亟须解决的。比如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大家的收养积极性不高；同时，按照中国现行《收养法》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才可以被收养。这样难题就变得越来越难了：灾区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怎样才能得到妥善安置？如果没有特殊的法律制度出台，已满14岁的灾区未成年人就只能被爱心人士抚养而不能够被收养；但抚养并不产生父母子女关系，这对本想收养孩子的家庭而言，则因有欠公平而愈发打压其收养积极性。如果我们及时修改《收养法》，将特别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未成年人都纳入可以被收养的范围，将会为这些亟待妥善安置的大龄儿童开启收养的法律之门。
　　南都周刊：相对于民间有收养意愿的人的热情高涨，有的人认为政府在启动灾区孤儿收养方面还是相对滞后了，比如民政部门表示必须等所有孩子的身份确定了才能开展工作，但是，目前肯定有些孩子已经能够确认父母不在了，是不是可以先考虑这部分孩子？有人担心孩子们在各种救助站辗转对他们的心理康复非常不利。
　　汪自成：是的，收养工作完全可以分步骤来进行，不能再让那些已经符合被收养条件的孩子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了。最近灾区余震不断，成年人都饱受折磨，更何况这些年幼的孩子呢？因此，对于能够确认的孤儿，要抓紧启动收养程序，让他们早日从震区走出去，在全新的环境和安定的生活氛围中早日忘却悲伤。当地政府将这些孤儿安置在救助站固然可以解决其食宿问题，但能解决好他们的心理障碍吗？在各种救助站之间进行辗转的做法，也显然不利于这些孤儿的心理康复。目前当地政府的工作确实千头万绪，但最大限度地维护灾区儿童利益，可能是最富人性化的政府义务。
　　我认为，在安置灾民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但不是包办的作用，要及时、充分地借助四川以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