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丰厚资本公司怎么样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上海儒道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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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批发采购信息、查询企业黄页,上顺企网儒道资本全面培训加投资,解决中小企业家的难言之痛
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国内经济结构迅速转型升级,大众创业处于风口,成为潮流。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出现盘活了经济这局大棋,另一方面,专业度的不足,资金链的缺乏,结构的不完善导致许多中小企业昙花一现。创业容易守业难,除了政策的不断支持之外,中小企业家如何度过难关,进行有效的、合理的、成功的融资将是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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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浙江儒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儒道资本)是一家致力于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专业营销+资本服务的平台机构,成立至今,在广泛的社会调查和实践经验中深知目前国内中小企业家的痛点是缺资本思维、互联网思维,外在表现缺资金。因此,儒道资本制定了两大培训和服务体系:前端通过营销+资本培训课程,如全网营销、招商众筹、股权设计、融资路演等,为企业家提供科学的、有效的、落地式的融资训练;在后端则以设计融资方案和融资入股,直接对优秀的企业进行融资上市服务,真正的做到融中国产业资本家商学院和中小企业融资上市服务平台为一体。
依托于完善培训+服务的体系,儒道资本将自身定位于中国产业资本家商学院暨中小企业上市孵化基地,也因此儒道资本肩负着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帮助中小企业成长的社会责任。在儒道资本看来,要改变目前中小企业家面临的困境,就必须先从思维上改变企业家从传统思维升级为资本思维,再从落地性服务上解决企业现金流问题。于是,儒道资本以资本思维和互联思维为出发点,将培训+服务,营销+资本两大策略配合,致力于全方位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当然,即使儒道资本推出如此的培训策略,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想更长久更有生命力,企业家应该主动学习新型思维,把握融资动向,提升自身对市场的判断力的同时,不断提升着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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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陈光甫的儒道与商道
关键字: 上海银行摩根商业储蓄儒家
陈光甫()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短短20年间,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著作里力图论证,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是促动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最重要因素。
韦伯论证说,加尔文派信奉上帝预选说,认为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永恒的天命决定的,加尔文教徒为了避免遭到上帝的惩罚而获得拯救便开始了无休止的劳作和有条理的俗世活动,并把这一切作为一种信奉上帝的&天职&来看待。&天职观&的意义在于肯定了世俗职业的合理性,还孕育了资本家和劳动者勤勉尽心工作和尽忠职守的精神。
上世纪20年代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这与上海金融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上海的民族金融家们努力工作,勇于创新,在他们的身上也激荡着类似新教伦理一样的精神,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它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金融家大胆创业、努力工作的精神动力,也同样是今天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再造上海成为亚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的一种精神动力。
儒家商业伦理精神的要义
儒家伦理在先秦时期的工商人士身上已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成了他们工作经商的精神动力。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初年的大商人白圭的经商之道说:&(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驱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策,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这里所列出的&仁、智、勇、强&,加之&能薄饮食&所显示的&俭&,这五个德目就是儒家提倡的商业伦理精神。
对于&仁&,孔子的解释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看来,&仁&是一种普遍的伦理精神,具体到经济领域就是强调要&互利&、&互惠&,反对唯利是图,更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去谋取利益。孔子强调&利人者人恒利之&,要人在谋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合作方的利益。
对于&智&,儒家的解释是一种判断的能力,具体到经济活动之中即&通权变&,善于观察时势行情,能灵活处理应付各种变化。在商业活动中,何利该取,何利不该取都要有所分辨和选择,故&智&也是一种德性。
&勇&的基本含义是有胆量,在商业活动中要看准机会后能当机立断,勇于决策。仁、智、勇三者的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仁者必有勇&,它们都是一种君子之德:&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强&也是儒家提倡的一种伦理精神,基本含义是&勤勉&,如《礼记&学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周易大传》将之进一步概括为&自强不息&,具体到商业经营中就是经商者要具有坚韧品质,百折不挠。孔子称赞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鼓励那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工作态度。这一精神成了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工商人士所推崇的优秀品质。
&俭&的伦理精神也一直为儒家提倡,如孔子提倡&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
儒家伦理对工商人士的影响还包括&忠信&和&敬&等内容。&忠&即&诚&,&忠信&即&诚信&,它是儒家强调的作为工商人士最起码的商业人格。可以说,&忠信&经商就是在儒家诚信人格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工商人士的传统美德。&忠&就是对人竭心尽力,忠诚他人。曾子&每日三省吾身&,其中就有:&为人谋而不忠乎&?&信&即诚实讲信用,孔子强调为人一定要&主忠信&,孔子认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言而无信是不行的,&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
中国自古以来的工商人士都把&诚信&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制胜之道,强调&诚招天下客&,&信纳万家财&,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诚信商业伦理传统。
&敬&的职业意识也为儒家所提倡,孔子就强调&居敬而行简&(《论语&雍也》),&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宋明理学家更是强调&人生在勤&的敬业工作和生活态度。儒家上述的商业伦理精神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工商人士的创业和进取精神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光甫成功秘诀之自强、勤俭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儒家的商业伦理起到了推动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儒家伦理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和&勤&、&俭&的精神。
陈光甫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我国的金融业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十分密切,两者是相互促进的。陈光甫作为这一时期我国民族金融业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精神世界和经营之道在这一时期的民族金融家和企业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陈光甫()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银行家。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金融业的银行、钱庄纷纷成立。在这些新成立的银行中要算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资力最小,但发展最快。
他于1915年6月创办上海银行时实收资本只有7万元,职员仅7人,被讥讽为&小小银行&,但到了1936年已拥有资本250万元,跻身国内公认的一流银行之列。此后更是获得了飞跃发展,到1937年已拥有资本500万元,公积金和盈余滚存1004万元,吸收存款2亿元,国内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另在国外的纽约、旧金山、伦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设有代理行,职员达2000多人。
考察陈光甫的创业过程和上海银行的成功,我们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儒家商业伦理的精神动力。
陈光甫从小受到家学的熏陶,推崇儒家传统&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中收录有他不断勉励上海银行职工的谈话,如强调做事只能依赖自己才能自立,&依赖自己,当以心为主体,时常运用其灵敏之脑筋,与其坚卓之能力,智力兼行,无事不可成功,此所谓&自强不息&也。&他勉励大家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畏缩不前,应有勇迈之气,&行之失败,亦不过如路人之颠仆,颠仆之后,仍跃然自起再行前进,具此毅力乃有成功之望。&&吾人必自奋起,勿为阻力所抗,方可称为特别之精神。&他鼓励大家要&以川流不息之精神,日日图谋振作&。
他以山西票号的衰败告诫同仁,&当依据时代进化之情形,随时研究社会上有无需要本行之处,如何可以革新,如何可供社会之需要,抱定自强不息四字为办事之基本观念&。
在另一处谈话中他对&自强不息&精神在当代的运用有着更为具体的阐释:&吾人之精神,完全在于改革,更在于继续不断的改革&&创办而改革,改革而成功,成功再改革,改革又成功,俾创办、改革、成功三事循环不断,周而复始,一直向上进展,此即所谓自强不息也。&他把经商事业的成功看作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和最大乐趣,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上海银行问世后,先是饱受钱庄和外资银行的歧视和排挤,处境一度艰难,但陈光甫凭借自强不息精神,坚忍不拔拼搏经营,很快打开了局面。
陈光甫十分推崇儒家传统的勤俭精神。他在经营上海银行时,时刻都不忘遵循这一伦理精神。在1931年7月的谈话中他强调说:&余以为《朱子家训》中所言,迫切于今日之实用,其扼要乃就&勤俭&二字发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寸丝寸缕,应念物力维艰。此言可供深思。&
同年10月,陈光甫目睹行员汽车过于华丽,又谆谆告诫:&汽车但求其适用坚固,何必求其外观之华美。&&银行家宜于讲求撙节,养成俭德,万不可提倡奢华,急宜从根本上思想上处处小心谨慎,务求事事朴实节俭。&&不可耽于安乐,诸事奢靡。以吾个人言之,但期日饱三餐,夜眠一室,已可不事多求,况可踵事增华,靡有用之金钱,作无益之铺耶?&
陈光甫强调节俭但不吝啬,认为&当用用之,与行务进展有关者,为数虽多,不可吝惜。若用于不当用者,即不浪费,虽一文亦不可支用&。他生活节俭,有规律,很少吸烟喝酒,喜欢买旧书。勤俭精神已成了民族金融家企业家的精神,它有利于金融家企业家精打细算,扩充资本,减少成本,增加利润。
智勇兼备、仁信敬业,得成大业
儒家伦理精神的其他德目在陈光甫的身上也有很好的体现。
关于&仁&。陈光甫一直把&服务社会&当作自己企业的经营宗旨,他向经济金融界呼吁:&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他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他甚至强调&既为社会服务,即无利亦须为之&。
陈光甫经常对职员讲,&吾人经营斯业,宗旨在辅助工商,服务社会。平时待人接物应谦恭有礼,持躬律己应自强不息,务求顾客之欢心,博社会之好感。&上海银行规定不允许职员与顾客发生争吵,否则一定受罚。为了提高服务质量,人事部门设有机动人员,哪里柜台缺人立刻派机动人员顶班,决不让顾客等候。
在吸引存款方面,当时的银行和钱庄普遍轻视市民的小额存款,尤其瞧不起银元存款,开户时需将银元折合成银两并缴纳手续费。陈光甫则开办一元存款业务,特别规定存户可用银两开户而用银元出入,均免收手续费。他坚信涓涓细流,可成巨川。这一举措很快博得了小额储户的欢迎,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存款。陈光甫针对社会各阶层的需要,适时开办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业务,方便储户,服务社会。
对于职员,陈光甫在建行初期就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给员工工资高于同行,还实行&行员特储&制度,即为每一行员工建立一账户,每月存储1/10工资,银行赠送同额款项。10年后提取可得一笔可观款项。1931年上海银行增资250万元时,陈光甫规定其中一半由全体行员认购,价格仅为股票面值的80%,现金不够可以申请无息贷款,务必使每一个行员都成为银行的股东。
关于&智&和&勇&。陈光甫创立上海银行能凭借7万元资本奠定基业,与他善于抓住时机,敢于冒险密不可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互相厮杀,无力顾及对中国的经济扩张,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陈光甫决定筹建上海银行。朋友们顾虑他赤手空拳,一介书生,难筹巨额资本,多不支持,有的还泼冷水。
但陈光甫认为筹建银行虽需巨额资本,但只要善于把握住天时地利,正确经营,即使自有资本微小也可大有作为。他认为他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即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黄金时期,百业兴盛,造成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同时还会有大量的社会游资和企业的间歇资金,这为银行吸存和运用资金会创造有利的条件,加之上海又是国内外的商品集散地,一定会大有可为。
他注意到外资银行气大财粗,向来只注重与政府和外资企业往来,忽视中小企业,这一矛盾在创办实业的热潮中也将会更加突出。面对这一环境背景,他提出了银行宗旨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经营路线是&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经营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在服务社会和中小企业中谋利益,求生存,图发展的策略。他强调&凡事须有新办法,有新思想,才能发展&。实践证明,陈光甫的见识和策略富有远见,是成功的。
关于&忠信&。陈光甫强调&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银行靠信用而生存&,这是他几十年来办银行的基本精神。陈光甫支持张公权反对北洋政府停兑中、交两行钞票,就是在维护金融业的信用。上海银行一直恪守为存户保守秘密,定期公布银行资产负债表,宣布银行的董事和经理对储户负无限责任,这些做法也是为了取得社会的信任。他的上述做法直到1934年南京政府公布的《储蓄银行法》才规定金融界推行实施。
1927年武汉政府颁布命令,为集中现金停兑纸币,导致汉钞市价仅一折有余,陈光甫下令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对停兑前的存款概付现金,确保储户利益。为此上海银行多付200余万现金,但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上海银行在汉口乃至全国的信用声誉。他要求团队成员要有团队精神,而要巩固团队合作,需要&力守&忠、诚、廉、让&。忠诚两义明显,为任何团体所必需。廉让两义微妙,却尤为工商界中人所当学&。
关于&敬&。陈光甫作为一个民族金融家,他的成功与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分不开。他早年创办上海银行时,亲自跑街,拉存款,搞放贷,还亲自培训员工。抗战时在重庆,工作日程总是排得很满:起床后先清理文件信札,然后早餐,阅读报纸,晚上还要安排谈话。每星期至少抽三个上午请人为他讲中外历史哲学,周六下午请人为他讲述国外书刊上的重要的经济金融文章。周日也不休息,至少要安排半天时间讨论国际金融问题。
他在上世纪40年代总结说:&本行视30年的经营,一切行动无不息息与国内外经济动态相关联,故吾欲求经营技术之改进,必须时刻检讨国内外经济动静、工商金融之趋势,予以不断研究,就研究所得为推进业务之根据。&他称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闲下来就会感到&孤寂&,认为只有工作才有乐趣。他也要求员工&诸同仁各尽其力,一心一德,临深履薄,恭敬将事。诚以众志成城,基础定能稳固,人能弘道,业务自可进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来标题为《陈光甫的经营方略与儒家商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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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价格要订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货物要整理,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出纳要谨慎,切勿大意,大意则错漏多。临事要尽责,切勿放任,放任则受害大。用度要节俭,切勿奢侈,奢侈则钱财竭。买卖要随时,切勿拖延,拖延则机会失。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血本亏。优劣要分清,切勿混淆,混淆则耗用大。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货物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低。钱账要清楚,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主心要镇定,切勿妄作,妄作则误事多。工作要细心,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劣品。说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期限要约定,切勿延迟,延迟则信用失。第三辑:【十二戒】勿卑陋:应纳无文,交阑不至。勿优柔:胸无果敢,经营不振。勿懒惰:取计不务,账目无有。勿轻出:货物轻出,血本必亏。勿争趋:货重争趋,须防跌价。勿昧时:依时贮发,各有常道。勿虚华:用度无节,破败之端。勿强辩:暴以待人,祸患难免。勿固执:拘执不通,便成枯木。勿贪赊:贪赊多诱,承卖莫续。勿薄蓄:货钱贮积,恢复必速 。勿痴货:优劣不分,贻害匪浅。第四辑:【五字商训】 ————天,地,人,神,鬼。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神:为勇强,遇事果敢,敢闯敢干;鬼:为心机,手法活络,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第五辑:【三谋三略】 《人谋》用人要正,忠奸定兴废。大事要慎,妄托受大害。待人忌躁,暴躁交易少。处事宜静,浮躁误事多。言行宜和,和气能生财。做事宜勤,懒惰百事废。《事谋》用度宜俭,奢华财源败。做工宜精,粗糙出劣品。货期要准,马虎失信用。交易要速,拖延失良机。进货要严,滥入货价减。出纳要谨,潦草差错多。《物谋》优劣要清,混淆耗损大。存物要整,散漫难查点。价格要明,含糊多争执。赊欠要审,滥出亏血本。帐目要清,糊涂弊端生。查帐要勤,懈怠滞本金。 三略指的是《货略》、《价略》、《市略》积著之理,务完物,审贵贱,无息币范蠡所处的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甚至是价值取向和当今社会都不尽相同,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质与精辟独到的思想,还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学习的。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近范蠡,了解一代商圣的传奇人生与其行于道而高于技的商道理念。德为立身图强之本范蠡生于公元前536年,楚国宛地三户人,幼时家境贫寒,但范蠡从小就酷爱读书,十几岁就学富五车,更难得的还不是其渊博的学识,而是他独到的思维见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宠辱不惊,泰然处事的能力。范蠡青年时,在周围人看来却是思想疯癫的人,因为范蠡常和大众的观点不同,有时语出惊人,使人目瞪口呆,因此,和他接触的人都说他是疯子。其实他有时是不屑与某人交谈,更多的时候则是其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思考的更深刻与透彻,别人没法理解而已。无论从商还是从政,这种迅速洞悉事物本质并准确果断地做出决策的能力都非常重要,也是一个成功领导者所必备的素质之一。范蠡在20岁时遇到文种,两个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建立功业,做一番大事。范蠡与文种都是楚国人,但是,当时楚国已经是列国中的霸主,国君傲慢自大,皇亲贵族结党专权,政治混乱,于是范蠡和文种投奔越国为官。初到越国,范蠡和文种并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势力相对弱小的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国乱显忠臣,很多越国大臣在越国战败后另投他处或叛离投吴,而范蠡与文种对越王不离不弃,因此得到勾践的重用,范蠡更自愿随勾践赴吴国为奴。吴王夫差知道范蠡是个大才,几次劝范蠡离开勾践,封赐显爵,范蠡不为所动。为奴的三年时间里,范蠡同勾践夫妻一起耕作劳动,粗食、卧薪,并且不忘和勾践的君臣之别,时刻敬主、护主,三年如一,不离不弃,让吴王即赞许又羡慕。一次吴王在范蠡经过的路上扔了一块黄金,范蠡经过时丝毫没有犹豫就跨过黄金,径直离去,从此吴王才打消了劝范蠡降吴的念头。其实范蠡忠诚的不仅是勾践,更是在履行对自己人格的承诺。在现代社会中,像范蠡那样笃信诺言,处顺境不骄,于逆境不疑的为人品格已经弥足珍贵。甚至按照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来看范蠡的表现只是一种愚忠,其实不然,范蠡的这种品德不仅换来了伙伴的信任,也换来了对手的崇敬,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在有聪颖的智慧,怎么可能不成大事呢?我们今天的企业中,不乏因为个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约了企业发展的领导者。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能深刻感悟此中道理并亲身例行者,想来不会有很多。而那样去做了的人,虽然暂时可能会被社会的主流思想所嘲笑,甚至吃一些小亏,但是,最终大成的,还是这些以德为本的人。儒、道相济的思维哲学儒家的思想推崇仁、义、礼、智、信,方正的治国大道,是春秋战国及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处事、治国的主流思想,甚至一直沿袭至今。道家思想则追求道法自然,虚静无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道家思想者中很少有人从政,因此,在当时基本没有以道家思想领导与管理国家的领袖阶层。而范蠡有一个开放睿智的头脑与宽广的胸怀,其兼具儒、道两家之长,更广纳百家之思,又不囿于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的思想特点构成了独特的,即有儒家的礼信才德与直勇,又有道家,应天时,融入自然,顺应环境,借助环境,至韧至柔的特性。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法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子的治国统军之法,使范蠡之思、之行,坚时如磐石,韧时似皮革,而柔时又似湍流入溪,无影无形。在从政时范蠡就体现出一种儒道相济的思想与人格特性,也唯有这样的特性才能带领极衰的越国走出困境。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企业生存艰难时期的企业管理者,正应该具备儒、道相济的思维,才能带领企业于逆境中不挫,顺境中不骄,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并发现其背后的机会。在吴国为奴时,范蠡与勾践卑膝求全,吴王夫差要出门时,勾践趴在地上让夫差踩着自己的背上马,夫差生病时勾践舔舐他的粪便为其诊病,终于感动了吴王,三年后放勾践君臣归国,这些委曲求全的计谋都是范蠡为勾践所出。 春秋时期不乏儒家推崇的,具有“士'精神的政客,但能够适应环境,委曲求全,想出范蠡这样办法的人几乎没有。由于范蠡的奇谋,勾践也成为了历史中唯一一位能够忍受巨大屈辱与折磨,在逆境中坚韧生存,怀大志,卧薪尝胆,最终灭敌复国的君王。勾践被吴王释放回国后,此时的越国处于百废待兴,国内饥荒不断,瘟疫肆虐,民不聊生,外部吴国时时监控打压越国,四周又有其它诸侯虎视。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都成问题,如何迅速走出困境,强大起来,雪耻复国呢?此时范蠡才真正展现出其卓越的领导与管理才能。范蠡与文种规划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九术'等兴国灭吴的策略规划。越国作为战败国,是不允许有国防的,包括不能建城墙、不能组建军队、不能打造武器等。范蠡想出一些妥协的办法:建造只有三面的城墙,面对吴国的一侧不建设城墙,并告知吴国,建设城墙是为了防止匪寇与其他诸侯国的侵扰,但面对吴国一侧永不建城墙;不让组建军队就秘密组建“民兵',私密进行训练,各户家中藏有武器,遇到战事时这些百姓随时可以参战;不让打造武器,就把炼造场所搬到深山中,与外界隔绝,以密道往来运输。勾践回国后,转年就要攻打吴国雪耻,被范蠡拦住,范蠡认为:现在天时、地利、人事,条件都不成熟。三年后,勾践再次提出罚吴,范蠡再次阻止,范蠡认为现在地利条件有了——周围虎视的国家都已经和越国建立了邦交,水患也已经清除,但是此时天时与人事还没到机会。7年后,勾践再次提出罚吴,依然被范蠡拦下,范蠡认为,经过7年的休养生息,越国兵强马壮,士气高涨,反观吴国,连年征战,虽然依然强大,但是已显疲态,士兵疲乏,百姓厌战,此时人事已经具备条件,但是现在还缺少天时。10年后,吴国与晋国争霸,发重兵与晋国会盟,吴国空虚,此时范蠡找到勾践,告诉勾践:天时、地利、人事都已齐备,可以出兵了。出兵后,越军一举攻破吴国国都姑苏,吴王回兵后向越国讲和,勾践想一鼓作气踏平吴国,但范蠡清醒的看出,此时虽然占领了吴国的都城,但是吴国的精兵良将都被夫差带在身边,因此,并没有伤到元气,硬拼的话即使获胜,也将是两败俱伤。而经历此次打击,已触发了吴国国力开始盛极而衰的转折,不应急于一时,而是应该顺天时,等待彻底摧毁吴国的机会。如同孙子在《孙子兵法》“形篇'中所讲:“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范蠡就是在等待这个敌人可以被彻底战胜的机会,于是,双方讲和,越国退兵,待到10年后,吴国外患不断,国内又遭遇罕见天灾,越国乘机发倾国之兵,彻底覆灭了吴国。从范蠡为人、处世、治国、罚兵,都可以看出,其深谙道法又不拘泥其中,思维开放、灵活,有刚有柔,是典型的儒、道相济型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晓利害,知进退吴王夫差在彻底失败后,勾践不忍心杀他,要给他一块封地,让夫差做属臣,夫差则无法接受失败与屈辱,羞愤自尽。这又验证了那句话:活着才是赢家,当台风过后,小草有资格嘲笑倒在身边的参天大树。勾践与范蠡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是道家思想的胜利。吴国被彻底灭亡后,勾践举行庆功宴会,分封功臣,范蠡官至上将军,仅于勾践一人之下,百官之上。此时范蠡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而是冷静的分析了局势:现在能对越国构成威胁的吴国已经灭亡,其他诸侯国不是离的比较远,就是周围的小国实力很弱,根本对越国构不成威胁。也就是说,天下已经太平,这个时候本来功高盖主就是很危险的,容易让君王感觉受到威胁,加之多年的相处,范蠡发现了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人,自己官居极品,树大必然招风。范蠡清醒的认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向勾践辞官,勾践以平分国家为条件来挽留范蠡,几天后,范蠡携妻儿悄然离去。范蠡在离开越国的时候曾留给文种一封信,信中陈述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劝文种也马上离开,可惜文种在高官厚禄面前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范蠡走后不久,功劳仅次于范蠡的文种被勾践无故杀死。文种是一个典型的儒派,认为食君禄,报君恩,建功业,享封赏,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从更多的角度思考问题,也没有看透事物发展的规律,最终招致杀身大祸。而范蠡凭借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人性的特点等多角度,洞察了一切,逃脱了虎口。如果吕不韦和李斯如范蠡一样,可以看清利害,不被利益冲昏头脑,也许不会落得身首异处。我们今天的企业领导者不缺乏逆境中奋起的精神,但是往往冲过艰难险阻,却倒在了胜利与荣誉面前。尤其一个企业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的规模后,领导者头脑是否冷静,目光是否敏锐就变得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在荣耀与利益面前是否能说服自己,晓厉害,知进退,有所为之后冷静的分析,应该何所不为,“不为'往往是成就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诚、信、仁、义,成就一方巨贾范蠡携妻儿与弟子、门客悄悄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范蠡自此隐姓埋名,开始他另一段同样辉煌的人生旅程。在齐国范蠡购买了一些靠海边的土地,开垦种田,兼营渔业捕捞、开盐田等。范蠡与妻儿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进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苛细算,盘剥敛财的做法,对待雇工十分慷慨、亲和。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作工,虽然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但是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使总成本降低很多。一次范蠡资金周转不灵,向一个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恰好走到范蠡家,于是投奔范蠡,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范蠡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广播天下。之后范蠡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帮助范蠡度过了危机,抓住了机会。短短几年时间,范蠡就成为齐国首富,家资巨万。据说在齐国闹灾时,灾民听闻其乐善好施,千里之外都来投奔,领取施舍,被后人颂称为“富行其德者'。消息传到齐国国君的耳中,齐王请范蠡进宫,拜其为相国。为相期间,范蠡大力发展经济,促进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国富民强,百姓奉范蠡为神明,朝野中也是颂德声一片。就在此时,范蠡再次辞官:““居官致卿相,治家达千金,这对于一介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致。久受尊名,恐怕不祥'。于是,范蠡挂印封金,尽散家财,分赠给好友与贫苦的百姓,随后带着妻儿飘然离开齐国。可以说范蠡是功成身退的典范,他清楚凡事物极必反,好事到了极致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与其等待势的反转,不如适时主动身。这个道理说来简单,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因为,一旦获得成功,人的自信心也会增加,很少能做到主动后退。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似乎商道就是一条不许回头的路,而企业的发展有时需要的恰恰是回头与反思。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反思是为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这不是道家的消极思想,而是行止于知的睿智。凡事盛极必衰,在顶峰的时候主动退下来是为了有机会攀登其他的山峰,而不是重重的摔下来,粉身碎骨,万劫不复。范蠡举家迁至齐国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双手之本,再次开创家业。范蠡认为,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邻齐、鲁,南通楚、越,西达秦、郑,北连晋、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适合经商,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动下,成为春秋末期东周的经济枢纽,贸易之都。大道自然,顺势而为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从事早期的各国贸易,范蠡对经营贸易的理解是: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互通有无,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我们自然得利'。同时,范蠡还经营农业、养殖等,并且总结出了很多经营方略,其精髓特点为:顺应自然环境与趋势,预测事物发展规律,而后,借其力,驱其势。范蠡认为,天时决定农业,天时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根据五行更替总结出了丰年与灾年出现的大概规律。在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它各类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那时的贸易也以农产品为主,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等于抓住了市场的关键环节,获利自然丰厚。范蠡总结了按照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自然特点进行灵活差异的经营。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他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 意思就是在发生水灾时做车的生意,在旱灾时做船的生意。因为,当水灾时,大家多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这样必然导致船舶的稀缺,价格上涨,而没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车辆,则大量积压,价格便宜,这时乘便宜大量购入车辆,待水灾过去,车辆必然稀缺,价格就会上涨。在两千多年前,范蠡就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他提出“论其有余与不足,便知贵贱。',也就是发现市场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据此调整下一步的经营策略。他还发现价格涨落和自然规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动规律与幅度极限。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到极点后就会下落,价格下跌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其所谓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和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论点完全一致。范蠡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一套购买与销售的原则与方法: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对待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在像收藏珠宝一样精心的把货物存贮起来。等到该商品价格上涨之后,范蠡认为,应该 “贵出如粪土',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将货物全部卖掉,不要期待价格会不断上涨,因为,价格的涨跌是要往复的。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深奥精妙,不过是一些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但是却非常有效,我们往往在华丽的技术与纷繁的诱惑中迷失了这些最基本的认知——追涨杀跌,在简单的自然规律面前左冲右突,而清醒的人则抓住规律,轻松赚钱。范蠡能在那个文明尚且不发达,更谈不上经济发达的农业社会时期就综合天时变化、农业生产、社会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不能不让我们叹服。天下己任,道义于肩有一句话叫做“无商不奸',虽然说法有些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违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这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的观点不谋而合。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有同样的观点:“天地不为自生,故能长生'。范蠡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从不急功近利,对于经营的利润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灾年等特殊情况,这个利润比例还会降低,甚至赔钱救济灾民。在那个历史时期,商品10%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因为,那时运输极其不方便,战乱、匪寇导致经营风险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属于绝对的买方市场,而且,从当时的经济发达情况分析,那时还没出现利润率精确的计算方法,因此,范蠡赚取10%的利润应该是毛利率,而非净利润。这样低的利润率却能使范蠡迅速成为巨贾,主要是其交易数额巨大,其次,资金从不闲置,迅速周转,范蠡经营的商品从未积压过,因为其为人信誉好,为商磊落,更关键的是其商品价格比别人的要低很多。能做到价格低于同行,不仅是降低利润率,更有赖于范蠡的经营理念:“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思路,在某种商品过剩,价格很便宜时大量购入,同时,抛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范蠡一生为避名利而三次迁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跟随他,这其中的辩证哲学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深思。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盛赞范蠡:“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一生中两次官至极品,三次富过千金,每次富达千金又都施济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从政时,范蠡奉行了一个臣子的忠义,为商时,又尽了一个商人的良心。范蠡真可谓是一个宏略于胸,又悲悯天下的智者。到了古稀之年,家资富可敌国,儿孙满堂,88岁时无病而终,后人尊名陶朱公。范蠡留给后人了多部治国之策与兵法,经商方面著有《致富奇书》、《陶朱公术》。司马迁用16个字精确地对范蠡进行了概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相较起范蠡,同样富甲天下,也有“商圣'美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没有范蠡那么明智,结局也大不相同。胡雪岩人生顶峰时,家产近3000万两白银,可谓富可敌国,生意遍布全国,官至二品,御赐黄马褂。胡雪岩的为人处事与经营之道深受儒家的影响,但是却少了份道家的哲思,没有意识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自然规律,在事业顶峰,甚至已经出现危机时,不是急流勇退,固守前功,而是逆势而为。其在上海开办蚕丝厂,斥资2000万两白银,高价尽收国内蚕丝数百万担,妄图垄断中国对外的丝业贸易,而后在高价抛售,此举激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次年,胡雪岩手中大量的蚕丝被迫贱卖,亏耗超过1000万两白银,家资去半。胡雪岩生意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开,官商百姓都到胡雪岩开办的钱庄提款挤兑,致使资金链断裂,各地商号倒闭,接着,朝廷下令革职查抄胡雪岩。最终一代传奇商人在失意,贫困中抑郁而终。反观范蠡,从唐代诗人李白在《悲行歌》中对范蠡的赞赏:“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还有元代诗人王昙在《留侯祠》中的描写:“君不见五湖范蠡载西施,一舸鸱夷去已还。'。就能看出,范蠡无论从商还是从政,都显得那么睿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又都那样洒脱。为商大道:简朴而自然从上面对范蠡的描述我们看得出,从政方面,复兴一国,覆灭一国,这样的惊天地之事,同时期的“兵圣'孙武没做到,集儒、道、法多家之长的范蠡做到了,而同为吴、越极地显臣的文种与伍子胥却被赐死。其实范蠡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其技巧层面的东西并非多么高明精妙,助其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最简单,最质朴的,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当我们掌握了越多的技能后,这些质朴自然的东西反倒被掩盖或遗忘了,而恰恰这些东西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欠缺的大道,用在经商上,就是为商大道。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Jiujing的历史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你读一本本好书,节省你的阅读时间。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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