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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病死后魏忠贤请崇祯入宫, 崇祯做了三件事, 熬过了那漫长一夜
编辑：李利平
崇祯皇帝是正史记载中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在他的手上，朱元璋建立起来的大明江山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之下，被李自成实施了突然死亡法，首都北京被攻破，为国家操劳十七年的崇祯皇帝也被逼上了吊，此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被击败，而清朝也逐渐统治了中国。崇祯虽是亡国之君，但是民间对其评价却与一般的亡国之君不同，民间普遍认为崇祯皇帝勤政爱民，为了挽救不断衰败的大明朝倾尽全力，但是无奈他的爷爷和哥哥两个人给他留下了一个被折腾和掏空的烂摊子，崇祯皇帝想挽救大明朝但是无能为力。这个评价有一点的道理，但是却也并不完全，明朝的败亡崇祯肯定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无道之君，他是一位有手段的皇帝，从他登基时的几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手段。天启七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突然病重，到了这年的八月十八日已经病得十分严重了，年仅23岁的天启皇帝已经到了开始考虑后事的地步了。在大臣们的坚持之下，魏忠贤提出的垂帘听政的建议被否决，而明熹宗没有子嗣，所以只能兄终弟及，而信王朱由检则成了最佳人选。天启皇帝父亲光宗皇帝只有两个儿子成人，天启死后，只剩下信王朱由检了，而且朱由检还在京城，并没有到外地去就藩。而魏忠贤则为了抢占先机，在天启皇帝驾崩之后，不等其他大臣行动，就率先通过信王府的内应邀请信王进宫，而得知皇帝哥哥去世的信王朱由检知道此去必然十分凶险，因为他也摸不清楚魏忠贤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是真心实意拥戴自己继位呢？还是想趁机置自己于死地，好继续把持朝政呢？摸不清楚情况的朱由检只得孤身进宫，但是他并非毫无准备，在进宫之前，他准备了一些干粮藏在袖子之中（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因为信王在宫内毫无根基，而魏忠贤则一手遮天，如果魏忠贤想要谋害信王，在饭菜茶水里面下点毒，那将是易如反掌，所以聪明的信王自己带了一点干粮，不吃不喝，你总不敢把我砍死勒死吧。当然，即使如此，信王还不敢完全放心，比较魏忠贤是个太监，谁知道他是不是变态呢，如果他不计后果的杀掉自己，没做成皇帝倒无所谓，命只有一条。所以，信王一个人在宫中枯坐，等待天亮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他看到有一个太监带着一把剑路过，信王就叫住这个太监，并假装要看他的剑，于是将剑留在自己手中，太监也不敢向信王索要，所以崇祯就有了这把剑作为防身武器。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毕竟宫内都是魏公公的人，就算崇祯是武林高手，恐怕一个人一把剑也抵挡不住这么多人，所以崇祯又生一计，他命人赏赐宫中的太监，以慰劳他们如此辛苦的巡逻宫中。侍卫们被集中到一起吃喝赏赐，这样崇祯就有人作伴了，毕竟没有人敢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将皇位继承人杀害吧。就这样，崇祯皇帝度过了这个最危险的一个晚上，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正式即位，改第二年为崇祯元年，朱由检就从信王正式成为了崇祯皇帝。更多精彩 >>>豆丁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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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与魏忠贤之间的那点事
天启帝熹宗朱由检喜欢木工，所做器具非常精巧。魏忠贤生了女儿后净身入宫，其人绝对心机boy。清朝对这二人评价颇为猛烈。事实呢，我们来看看。一，天启上台时的状态 天启上台后，面对拥立（东林党人发动的移宫案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宫廷政变，表面上是后宫与文官集团的斗争）的东林党和自己浅薄的政治实力，天启3年以前天启选择了“和光同尘”（当然也可能是皇帝自己还没有足够政治经验）。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天启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但天启朝内忧外患，小冰河期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丝毫好转，需要赈济，辽东战事越发吃紧，国库却被东林党搞得越来越空虚。怎么办？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征收工商税的，东林君子们早在天启朝就提出了后来遗臭万年的馊主意：对北方各省的农民加征辽税！幸好，朱由校不是朱由检，他理智地拒绝了东林党的建议，如果按照东林君子们的意见去加征农业税，等不到崇祯年明朝就亡了。天启3年以后，面对已经做大的东林党，天启没有万历走钢丝的水平扶植新的文官势力（可能也是条件不允许，毕竟自己是东林党扶上位的）。天启3年采用的是他唯一可以走的路：跳出幕后，用太监联合政治斗争中失势的文官集团压制东林党。与东林党相同，失势文官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有矛盾的，不过因为他们必须要团结皇帝的势力来对抗东林党，所以行事会收敛的多。正是 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阉党执政时期，重新向江南地区征收工商税，还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让大明朝的国库重新充盈起来，与东林党执政后的财政紧张，税收亏空大相径庭――东林党收的税从来就没有收齐过。东林党对北方农民收税时很凶狠，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时则很温柔，而阉党则是反过来的，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极其凶狠，但对北方，至少受灾省份他们不单不收税还进行赈济。这就是天启朝两大党派在施政纲领上的主要分歧。二、魏忠贤到底是什么天启帝的什么工具，天启帝除了木工，还在干什么？从魏忠贤的身份不难分析，阉党的真面目是”天启党‘――凡是天启不好办，不能公开办的事情，都交给魏忠贤和阉党去完成。阉党虽然修理东林党，但一些得到天启信任的东林党重量级人物如孙承宗，地位却始终没有任何动摇。这足以证明，魏忠贤动的东林官员，比如杨涟，其实都是天启皇帝想要动的人。――有如此高明的政治手段，对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污蔑之词就不攻而破了。考察这个谣言的来源，来自清人王士G的《池北偶谈》,而王士G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天启皇帝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天启”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并没有因为专注兴趣就荒废了紧要的国事政务。另外，明熹宗的经筵和日讲,在制度层面上执行得相对完备.从即位初直到临死前,他都未中断对这一制度的承继和执行,可谓勤学之主.再有记录，天启帝是不是所说的“文盲”，无所事事熹宗即往，以左庶子充日讲官。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天启年，沈、辽相继失，举朝汹汹。御史方震孺请罢兵部尚书崔景荣，以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遂推为兵部添设侍郎，主东事。帝不欲承宗离讲筵，疏再上不许。未几，大清兵逼广宁，遂拜承宗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越数日，命以阁臣掌部务。承宗上疏曰：“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今天下当重将权，授之节钺，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因列上抚西部、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大帅、修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帝褒纳焉。时宁远城工竣，关外守具毕备。承宗图大举，奏言：“前哨已置连山大凌河，速畀臣饷二十四万，则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给之。兵、工二部相与谋曰：“饷足，渠即妄为，不如许而不与，文移往复稽缓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为饬诸曹，而师竟不果出。当是时，忠贤益盗柄。以承索功高，欲亲附之，令应冲等申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大憾。九千岁魏阉，永远没有蛋蛋 魏忠贤窃夺权柄的揣测嘛……魏忠贤就是天启养的一条咬人的狗，与其说东林党被阉党压制下去是因为天启怠政而让魏忠贤操纵，不如说是相反，由于天启不愿意怠政，决定重整朝纲，才坚定地联合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把除了内讧什么正经事都不干的东林党踢出内阁，好专心实现他的想法。要注意，魏公公固然整人，但他从来没有“矫诏抓人”过，杨涟被处死也许天启不知情，但是杨涟被抓，那是有天启明旨的。诏狱什么意思，没有皇帝的诏书你根本不可能被关进去，所以叫诏狱――有意思的是，根据现在流行的说法，杨涟被下诏狱是魏忠贤矫诏而为，天启被蒙在鼓里。终天启一朝，党争虽然不断，但两股势力客观上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而没有出现任何一党专擅政务的局面。天启遗命表示他在朝中最信任两个人，一个是魏忠贤，阉党首脑，一个是孙承宗，东林领袖――一直到死，天启心中的信任天平都没有丝毫倾斜。从幕后跳出来直接与文官集团抗争，天启这手段显然比万历逊色不少，不过至少在政治斗争大方向上天启还是正确的。如果天启不会早亡，明朝挺过小冰河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说，虽然天启对比万历有所不足，但总体上讲还是很不错的。三、关于东林党和文官集团 明朝中期就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从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江南的商人和资本家越来越富，然而他们却几乎不用上任何税，“东林党”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坚决反对对江南商业、盐业、采矿业征税，这就是皇帝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如何对付这帮一个个满腹经纶、灵牙俐齿而又心怀鬼胎的“东林党”人呢？说实在的，实在不太容易对付，“东林党”是一个文人集团，皇帝一伙毕竟人少，讲道理说不过他们，而且这帮人是“朋党”，接帮结伙，势力强大。面对同样的局面，天启皇帝的爷爷万历皇帝选择了干脆不上朝，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反正眼不见为净，你们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反正我也听不到！于是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后来“东林党”人在写历史的时候骂万历皇帝懒于朝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万历皇帝去躲清静去了，而且他不上朝但不意味不办事，只是懒得与这帮文人打交道。天启皇帝面临同样的局面，发现自己身边可靠的人就魏忠贤，而天启皇帝自己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哪斗得过这样一帮职业搅局的“东林党”人.在灾民大量出现的情况下，“东林党”人拒绝向江南征税这绝对是亡国之举，所以坚决要打击，而且需要向“东林党”人下重手才成，而这样的事自然皇帝不能亲自出面，因为不但操心费力，而且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了，所以天启皇帝决定自己在幕后策划，让老奸巨滑的魏忠贤出手，而他在后面看热闹。“东林党”人虽然一个个灵牙俐齿，很能忽悠，但没想到他们遇到老魏！魏忠贤“言辞佞利”，估计正像李纨说的那样：“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财加上他的出身是“泼皮破落户”，是个耍无赖的大师，这一优势在与“东林党”人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他的政治手腕也很狡诈狠毒，于是让“东林党”人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恨得这帮文人一个个咬牙切齿的，所以后来魏忠贤被“东林党”人骂为“阉党”，而且天启皇帝也成了白痴的“木匠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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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是明朝被黑最多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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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祯寻找“扶危受命”的有位之才：但显然对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象成基命、文震孟、蒋德?Z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又派员赐给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钱等，还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祭，并派人护丧回上海。”。崇祯所需要的能“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样的人在文官集团中相当难得，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为什么说文官集团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在后面的部分会分析到），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当然就只能通过不停的调换来寻找了。对于崇祯而言，这是无可非议的。难道明知道这些人难以胜任，还让他们一直继续干下去，坐以待毙吗？虽然最后的效果不理想，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崇祯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到最后，崇祯已经接触到一些相对来说当时文官集团中最有才干的人了，比如方岳贡，方以智，新生的一代更有头脑更有实际才干思想更敏锐的士大夫群体也已经成长起来，接近成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只可惜时局已经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了。从另一方面说，当时的那些进入内阁的文官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往往干了没有多久，就自知能力不足，或者自知渎职，不断请求辞职。比如李标“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钱士升“引罪乞休，帝即许之。”，成基命受到弹劾后“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何如宠“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钱象坤“五疏引疾去”；郑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 黄景?P“连疏引归”；王应熊“屡疏乞休去”，张至发“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薛国祥“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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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祯频繁换人（2）:在接下来，施凤来、张瑞图连连受到弹劾，辞职而去，而新被推选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本身就是以拍马奉承、逢迎讨好闻名的卑污小人（杨景辰还是魏忠贤下令修纂的《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在言官们不断弹劾，仅仅半年左右，就被罢免。在剩下的五人当中，也并非就都干净了。比如周道登是典型的滥竽充数，昏聩无能的代表。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样的人最后显然也只能得到一个罢归的下场。再有一个刘鸿训，也是个沽名钓誉，徒有虚名，实则品行不端之徒。明史中说他“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为自己捞取了足够多的政治资本。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表面上的道貌岸然的人，实则不过是一个贪污受贿的卑污之徒。《晚明史》中说“崇祯元年九月发生惠安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涂改敕书事件。按照旧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而张庆臻的任命敕书上，总督京营之外，擅自增改‘兼辖捕营’四字”，崇祯皇帝追查之下，御史刘玉言说了实话，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才能修改敕书。“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佳璧亦供受鸿训指”，证据确凿，经过部院会勘，“明年正月，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鸿训、庆臻罪无可辞’。”刘鸿训最终被谪戍代州，这个处罚也算得上是从轻发落。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阁九名成员已经被撤换了六人，而李国普早就申请辞职，崇祯虽然不断挽留，但还是留不住，崇祯元年五月，他就“得请归里”。所以实际上是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原先内阁定下的九人已去七人。平心而论，如此大规模的频繁调换内阁成员，从具体过程来看，崇祯并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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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祯频繁换人：十四个兵部尚书的说法则是出于《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凤翼善温体仁，独居位五载。”从数字上看似乎并没有错误，但这种脱离具体时代背景以及事情经过，仅仅罗列数字就来归罪谴责崇祯，应该说有点存心误导愚弄世人的意图.论人论事，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否则得不出公正的判断。崇祯即位时所处的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文官队伍良莠不齐。如何从这支队伍中提拔挑选出真正贤能之人，是棘手问题；二，他即位时国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蜂拥并至，兵变民变迭相交起，农民军民变(文官集团的自私的税收政策导致)东北叛国集团战乱（奴儿哈吃挑起）轮番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扶危定倾”，扭转形势是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了解了这两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崇祯时期，前后的内阁成员多达五十多位，以及兵部尚书更换十四位之多。首先来看内阁成员的问题。崇祯刚即位的时候，四位内阁大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都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崇祯上任之初，乃至处死魏忠贤后的一段时间，并不可能对整个文官体系都来一个大清洗大换血，许多事情还要依靠这些人来办理。四位内阁辅臣受到弹劾，崇祯还对他们有所保护。但增加乃至更换内阁成员显然是势在必行。就这样仅仅在崇祯即位之初的天启七年十二月，批准原内阁首辅黄立极退休后，就通过外廷会推再加金瓶抓阄的方法一下子增加了六位新的内阁成员，以至内阁达到空前的九人之多。这样的内阁显然不会稳定，一来当时的外廷本身也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通过这样的外廷选举，很难选出理想人员；二来崇祯对这些内阁成员也都不了解，金瓶抓阄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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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只要看直接指挥打死汪文言和东林六贼的是皇亲国戚许显纯，就知道真正想要这些人死的是谁。魏忠贤本身也是被他人监督的，如果魏忠贤敢包庇东林，许显纯那一关他就过不去。正德中，刘瑾下狱，诏廷讯。有问者，瑾辄指其人附己，廷臣无敢诘。震历声曰：“我皇家至戚，应不附尔！”趣狱卒考掠之，瑾乃服罪，以是知名。8楼&东林党兼容性太差，典型一群小肚鸡肠个人性格的人组成的团体。但凡东林党稍能容人，党争也不会这么激烈。12楼&这不是容不容人的问题，而是代表阶级问题。比如东林党和晋党关系就非常好。他们代表的都是大商人大地主走私犯黑社会的利益。区别只是晋党是给蒙古女真走私，东林党是海上走私。在明末北方天灾不断，老百姓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晋党往蒙古女真走私粮食，东林党给欧洲日本走私面粉（明朝白面质量高，欧洲日本有钱人想吃好面就得买明朝的）。完全不顾当时北方老百姓的饥寒交迫。本身除了东林党，浙、楚、齐、宣、晋等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东林党见到稍有不合就往死里打击。正如您所说，晋党的确是危害最大的，走私给女真的物资导致经济制裁围剿战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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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只要看直接指挥打死汪文言和东林六贼的是皇亲国戚许显纯，就知道真正想要这些人死的是谁。魏忠贤本身也是被他人监督的，如果魏忠贤敢包庇东林，许显纯那一关他就过不去。正德中，刘瑾下狱，诏廷讯。有问者，瑾辄指其人附己，廷臣无敢诘。震历声曰：“我皇家至戚，应不附尔！”趣狱卒考掠之，瑾乃服罪，以是知名。8楼&东林党兼容性太差，典型一群小肚鸡肠个人性格的人组成的团体。但凡东林党稍能容人，党争也不会这么激烈。 这不是容不容人的问题，而是代表阶级问题。比如东林党和晋党关系就非常好。他们代表的都是大商人大地主走私犯黑社会的利益。区别只是晋党是给蒙古女真走私，东林党是海上走私。在明末北方天灾不断，老百姓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晋党往蒙古女真走私粮食，东林党给欧洲日本走私面粉（明朝白面质量高，欧洲日本有钱人想吃好面就得买明朝的）。完全不顾当时北方老百姓的饥寒交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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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1625) 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殉难，时称“六君子”。奇怪的东林“六君子”的罪名是受贿贪腐，而这六人自己也承认确实受贿贪腐，并且主动、积极“退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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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帝征收榷税实际目的是为了暂时的缓解财政的窘迫，他的方式实际上是整肃官场，所以等到天启六年，朝廷上基本上已经大换血，财政相对缓解，天启帝便放弃了征收榷税，如天启六年九月，福建右佥都御史朱钦相说：“近奉明旨，停止榷税，此浩荡……”（《明熹宗实录》卷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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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万历收矿税是不是都用作皇帝私房钱的反驳记录：到了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建州汗奴儿哈赤起兵反明，破抚顺，克清河，全辽震动，明廷决定出兵讨伐，开始廷筹饷百万，据《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丁巳条记“署兵部尚书薛三才言……大约用兵五万岁计不下六七十万，而前议百万，内派太仓十万，太仆马价二十万，而工部二十万请于大工银动支外，此五十万非内帑无所措也。”朝臣请神宗发内帑银五十万助饷，但当时神宗以“库藏空虚”为由只下旨允发十万，据《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壬申条记“上谕内阁曰：朕览兵部所奏，募兵乏饷，即传内库速查给发。该库奏节年该部所欠金花等银至一百四十三万九千八百余两，库藏空虚，仅得先年余积银十万两，即已给发。户部凑集应用军饷缺乏，非朕不体念，但无所处，卿可传示户部上紧那借凑处，不得迟缓致误军机。”又万历四十六年五月甲寅条记“大学士方从哲言：近发帑金十万，人心无不感激，然发者无几，伏望再内库盈余或俟金花税银之解到陆续给发，以充前数，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上谕之曰：辽事方殷军饷不足，朕非不动念，但饷银已经发过，何得又有此奏。户部所进内廷金花银两，祖宗旧制每年进内承运库一百万，以备典礼及各节例进赐各宫与皇太子等及赏用内外日费并各衙门奏讨成造军职俸银，俱不得已之事，该库屡奏拖欠数多未见补进，每年所进不足一年支用，凑以税银尚且不敷，何以赢余可传。户部即遵旨上紧多方那借设处，使军饷不缺，不得借口请帑致误军机。”一方面军情如火，议饷增至三百万；一方面则是库藏空虚，难以措处，只能相借太仆、水衡、南京户工部库银，但仍未足额，《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乙卯条记“乙卯户部奏：辽饷会议三百万，今内帑之请发，南北部寺之那借，才得二百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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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只要看直接指挥打死汪文言和东林六贼的是皇亲国戚许显纯，就知道真正想要这些人死的是谁。魏忠贤本身也是被他人监督的，如果魏忠贤敢包庇东林，许显纯那一关他就过不去。正德中，刘瑾下狱，诏廷讯。有问者，瑾辄指其人附己，廷臣无敢诘。震历声曰：“我皇家至戚，应不附尔！”趣狱卒考掠之，瑾乃服罪，以是知名。东林党兼容性太差，典型一群小肚鸡肠个人性格的人组成的团体。但凡东林党稍能容人，党争也不会这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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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史料方面看，天启五年，明熹宗整肃了东林党人，开始了变法，其措施写的清清楚楚，如当日户部尚书李起元就说：“国计匮诎，采集舆论，一暂复榷税。议檄行各省直抚按，查境内关津扼要、水路冲衢，照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征什一于商贾，事平即止，仍慎择榷官，严禁骚扰。”并对茶商、盐商进行税务改革，即“茶马盐法俱依议着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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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爱国诸网友，静心细看《大明劫》国产片《大明劫》很耐看：孙传庭潼关出战李自成，名医吴又可放手一搏治瘟疫。但天灾人祸，明朝溃烂，凡事弄到不可收拾，再怎么治，也是枉然。崇桢亡国之君，前朝种下乱因，魏忠贤令人瞠目。凡历史学家，必强调此阉大奸！朝中党羽遍布，四处乌烟瘴气。生前立祠位列孔孟，俨然活圣人出世！荒谬绝伦，江山焉得不败？大明之劫，魏阉罪恶滔天。历史真相，许多布景多余的。魏年轻太监没文化，先倒马桶，后办伙食，中年外号“傻子”。说魏从小流氓、无赖、赌博、阴险，此为文人所加。凡渲染缺点，任谁都是坏种。坚持罢工的神宗，终于蹬腿。光宗继位，一个月也蹬腿。如此，皇孙朱由校忽登大宝。“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黄河没清，极小概率居然发生，魏忠贤小官家玩伴，这就来了机遇。天启帝朱由校，由老爹宠妃李选侍抚养，关系不错，但“移宫案”一出，李选侍远去，更依恋奶妈客氏。大臣反对，客氏搬出宫中几天，小皇帝受不了，再用皇后鸾驾接回。奶妈享受皇后待遇，似乎中华头一份。偏偏客氏抛弃旧好，要与魏结为“对食”就是宫女太监准夫妻关系。有人嘲笑湿柴难起烈火，我看比今日小三要强。深宫大宅有个知疼着热的伴，多一些生活照顾，今人应理解同情。客氏移情别恋，前对食争吵，小皇帝出面公断，“奶妈你说看中谁，朕为你做主”。结果魏胜出，五十多岁还是文盲。但要客氏超超级奶妈青睐，实在不容易。明朝皇帝多搞笑。武宗游龙戏凤，宫廷模拟菜市场。世宗炼丹修玄，闹到“嘉靖嘉靖，家家户户干干净净”。万历旷工数十年，躲在深宫干什么？现鲁班转世，天启偏爱木匠活。朝廷政务怎么办？客氏对食最放心，魏当了秉笔太监。简言之皇权下放，万岁专做木匠。文盲听人念奏章，自己口述化圣旨，魏记忆力没问题。但处理朝政大学问，再奸再恶，与学问无关。明朝此时党争激烈，以道德标谤的东林党，排除异己不择手段，连抗清名将熊廷弼与袁崇焕，都受过迫害。东林眼中非东即奸，其他派系安个恶名即打压。这类人大祸临头，自然投靠魏忠贤，并教会其“治国安邦”的全套程序与阴谋诡计。照理说文臣儒家，必有礼义廉耻。可惜那套做文章可以，现实行不通！魏忠贤招揽读书人，开始谦虚，后来队伍庞大，就怠慢骄横了。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以同乡同姓巴结，书札封面“内阁家报”，行政兼家人真叫混搭。巡按御史崔成秀，夜访求做养子，哪管年龄差不多。首席大学士顾秉谦更了得：“我本要拜您脚下做晚辈，怕您不喜白发子，所以令我儿给您当孙子。”绕个圈，祖孙三代都全了。兵部侍郎兼川贵总督张我续，“发现”一女仆是魏本家，封于嫡妻之上，八抬大轿入京城，号称“魏太太”，硬给自己按个“魏家姑爷”名头。
闹到后来，“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四十孙”，听听名称就吓煞！这帮人多为两榜进士，把持朝纲，再给魏主戴高帽，什么“九千九百岁”，立生祠“功高尹伊”位列孔孟，文盲哪能搞得清？五十多岁才掌权，紧急培训来不及。这套花花肠子包括整人算计，就是这帮家奴文臣策划执行的。木匠蹬腿崇桢上台，收拾魏党很简单，无非手中皇权。魏发配凤阳，感觉皇帝要他命，一根绳先行了断。真有大能耐作恶的，不是木匠皇帝也非魏忠贤，而是围绕身边利益集团。文官贪财武将怕死，争权夺利却为长项。天下捣成烂摊子，这才是真正大明劫！崇桢吊死媒山，留下“文臣个个该杀”的诅咒，对这帮家伙的痛恨，自有其道理。今生理太监没了，但心理传承在权力处更醒目。虽非虎、彪、狗、孩，也号人民公仆，轮到贪赃枉法，个个辣手摧花。大明劫过去了，中华崛要小心。高层整顿吏治，苍蝇老虎都要打，我举双手赞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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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收取辽饷年份来看，万历末年是200万和520万。1年550万，2年291万，3年476万，4年411万，5年499万，6年559万，7年545万，1年390万，后面的差不到，因为史书记载的是计划收取，而实际收取需要通过各个账目来对齐，非历史教授做不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崇祯4年后，这个计划的数字越来越高。单从盐课一项来看，辽饷盐课是每引加一钱，当时大约是每引5-6钱。而六年辽饷盐课是54万，按这个参数计算，天启六年盐税大约是250万左右。而初年是21万，因此他的盐税大约是100万左右，流失严重。这里指的是实际收入和廷议的收入是两码事。到6年为止，单单盐课欠到320万两。因此很多帖子提到的崇祯没有免去税收，这是对的，只是这些人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崇祯没有免去税收，但是税收依然收不上来。（时期其实也没有全部收上来，只是收了一大半，但是崇祯初年很多税收是大部分收不上，著名的十几两的茶税就不说了）最关键的一点。从明初到万历的“苏松重赋”遭到破坏。这是最要命的一条政策。明初根据各地经济情况不同，设计了不同税率，其中苏松一带的税率最重。苏松两府占全国土地1.6%，却要缴纳全国13%左右的农税，比河南陕西全省的税收（河南陕西各占全国赋税8%）还要高的多，如果再抛去地方政府日常开支，那么在中央财政的份额高的可怕。除此外，还有茶叶，织造等等明目繁多的非土地税，几乎都压在苏松两府。可以说中央财政江南占三分二以上。因为同样面积的土地，江南的产出远远高于河南陕西之地。江南的税率是河南陕西的数倍。这保证了，河南陕西这些土地较为贫瘠的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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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也不是对魏阉说的都信任。基本上魏忠贤是按照天启的意思办人，魏忠贤有些私货，但绝大多数税收不敢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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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在位时，国家除了因为建州叛国分裂集团导致财政吃紧外，国家的平民阶层基本平静。矿税、商税动了地主、行会、资本者的利益，这就是疯了一样喷天启的原因。天启基本就是学着万历、嘉靖玩文官的方法玩平衡，不过东林党玩过了，把不跟自己走的都打成阉党，从而加剧了党争。而天启一直想办法平衡阉党和东林党的力量。随着 了地主、行会、资本者的财富越来越多，他们对东林党的要求就越来越严，导致国家主要矛盾演化成了文官特权阶层与皇权阶层之间的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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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启与魏忠贤之间的那点事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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