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践悟：拳头代表的是拳拳之心，入党誓词是发乎于心的承诺_网易新闻
学思践悟：拳头代表的是拳拳之心，入党誓词是发乎于心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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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学思践悟：拳头代表的是拳拳之心，入党誓词是发乎于心的承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党的十八大确立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要不忘初心、不负历史使命，永葆赤子之心。泱泱中华，薪火相传，历史文化的DNA渗透在每一位华夏子孙的骨髓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生命力。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主张和而不同、博采众长，既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其他文明和谐共生，又保持自己文化的底色，沿着本民族的道路不断发展。任何外来文化进入都要被同化，否则就无法立足；无论身处何方，讲着哪种语言，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身上依旧流淌着民族文化的血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里的这句歌词，时刻警醒要保持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越是到了危难关头，中华民族就越能凝聚起来，像山一样，挺起民族的脊梁。即使一时被外敌侵入，就是亡国也灭不了种，我们的国家都能够渡尽劫难、重整山河。这种力量和自信的底气，正来自民族文化的深处，培育出中华儿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1840年以后遭遇的最危险时刻，反而激发出我们民族的力量，无数志士仁人探索救亡图存道路，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难、淬火成钢，使国家和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历经革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人矢志实现民族复兴的初心从没改变、信念从未动摇。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源泉。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初心，融进共产党人的灵魂。毛泽东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中华文化的浸润，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展现出为国为民的情怀和风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弘扬民族文化，培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增强了中国人的骨气和信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每一名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都要举起拳头，面向党旗宣誓。拳头代表的是拳拳之心，入党誓词是发乎于心的承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的誓言，就是共产党人永远的初心。心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忠诚、干净、担当每个字都与心灵息息相关。一切的奋斗背后都是心性的磨练，所有的考验最终是为了明心见性。要时刻牢记入党誓言，时时处处磨练自己心性、增强党性，坚持不懈向着高标准努力，把入党的誓词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国家、民族的崛起归根到底是文明的复兴。我们应当感恩并珍惜蕴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化自信，坚信毛泽东同志的预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原题为《学思践悟：不忘初心》）
(原标题：学思践悟：拳头代表的是拳拳之心，入党誓词是发乎于心的承诺)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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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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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我为什么不入党——一次离题万里的敷衍与问答
&我为什么不入党
——一次离题万里的敷衍与问答
入党——以经验化的元叙事为思路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每次人们赞同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一定错了。（王尔德）
有许多次看到身边的同学递交申请书，填写自我报告，喊着开会；也有许多次看到因政治斗争、腐败等各种原因，一些人被“开除党籍”；更多的时候，我在老汪那里听到：民主党派也是“曲线救国”——他说，自己所在的民盟的领导人最后都有一个光鲜亮丽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每每此时，我都能记起2008年末在嘉峪关读书时当时一个很器重我的老师递给我一张入党推荐表，说你填一下这个表，再开一个会你就可以成为党员了，我不知哪来的勇气说了声还是给别人吧；我当然也能记起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以一个捣蛋派的学生身份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
现在，我不知道共青团员的身份对我意味着什么，就像我也不知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样。我是一个拒绝别人束缚的人，自然也讨厌任何一种束缚人的东西，不管它是制度也好，道德也罢。现在看来，我的道德似乎总是在平均水平之上，甚至还时常在平庸的人头中闪一些光；而他们的制度却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像是一团没有结点的乱麻。
记得本科二年级的时候，班里通知推选入党积极分子，我说我弃权；有人跟我说你不能弃权，否则就是对班级工作的漠视；我不客气地说你是法盲吧，弃权也是选举的基本立场之一，再说了，正因为我关心班级工作，才会选择弃权。后来我还是被拉到了一间教室参加投票，我至今都记得主持人一本正经地宣读投票规则时的嘴脸，以及一群不懂投票意义还一脸享受地投出自己宝贵一票的年轻的脸庞。回来的路上一个候选人问我是不是投了他一票，我说这是我的自由，再说了按照规则也应该保密吧；他开始嬉皮笑脸地问个究竟，按照我的习惯，我刚想说投你票不是把你往火坑里推嘛，但还是说投了，必须投！
后来，本科毕业的时候许多人在求职简历中用黑体字标出了“共产党员”四个字，另一些人则似乎很无奈地写上了“共青团员”，更有一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地咕哝：“可惜我只能填个群众！”我不知道党员身份对于一个连书都没读几本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不是真的很重要，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听到了这样的解释：别人都入党了，我也要入；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我问你觉得当你们都以党员身份去应聘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党员身份就没有意义了，回答是肯定的；我继续问那就是说党员身份就是一个门槛咯，对方摇了摇头，说那倒不是，只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少了点什么。我说如果你把自己的成绩弄得很牛逼，然后以一个“群众”的身份去跟一个成绩很差的“共产党员”竞争，你还会担心吗；他说那万一要是对方的成绩也很牛逼，而且还是党员呢，我说你见过你周围哪个成天忙着入党的人成绩很牛逼，他说可人家考试分数高啊，我说你他妈傻叉吧，那是考试机器不是人，再说了这跟入不入党有什么关系吗；他说反正也不好说，只是万一要是入党有用呢？我笑了。
但是我没笑出来。他们以“万一有用”为理由，削尖了脑袋为将来投资，却错过了“人人都有”的现在；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竞争力不是基于无限可能的未来，而是头破血流的现在——当你一无是处、满脑子浆糊地为将来盲目投资的时候，清醒的叛逆者早已做足了现在的功课；与他们相比，你连现在都不可能拥有，怎么可能拥有将来；毋庸置疑：你的投资只是一场在“从众心理”驱使下的“打水漂”游戏。
如此看来，大学生入党几乎很容易就可以解释。但是当我在研究生阶段依然重逢了曾经的旧事情时，我意识到情况似乎还没有那么简单。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政治如此近，生活如此远；动物如此近，人类如此远。
我也逐渐明白：在我生活的地方，人是由政治决定的，一个人的属性是政治给与的，一个人的价值也是政治给与的；在所谓精英的大学校园里如此，在泥沙俱下的山野陋巷亦是如此。在这片曾经以“文化革命”为命，行“革文化命”之实的土地上，政治掌权者习惯于煽动民众的政治狂热来完成自己的旧式政治阴谋，而缺乏启蒙的民众也乐于被来自庙堂的声音驱使，承当破坏和自戕的急先锋。在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上，我还是隐约知道了群氓与独裁者合谋后结出的硕果：“焚书坑儒”、农民起义、宫闱权斗、以至于历史编篡本身，等等。
我们生来就是孤独，这是哲学式的嗟叹；我们生来就是奴才，这是中国式的悲哀！
一般来说，性恶向善的人类本身有批判的本能，如果这种本能加诸个体，那么它会形成对自我处境的清醒认识；如果这种本能加诸群体，那么它可能会促成一起启蒙性的良性革命。但是很奇怪，在这片“性善论”流传几千年的土地上，人们似乎习惯于服从，习惯于窝囊，习惯于在折腾之后麻木，习惯于在尝一点甜头时立马歌功颂德，让本无甚高明之处的“得道者”轻而易举地重复野蛮低下的奴役。读书时看到有人感叹：不得不说这真是一片适合奴役的土地。这语气令人沮丧，但这感叹确是对的；在一个晦暗无光的世道上，清醒的人注定是悲观的。
据我这整日喝酒闲读的门外汉所知：有学生喜欢在酒后饭桌上以谈论政治来彰显格调，并插入几句无关痛痒的批判，转身却立刻递交入党申请书、向“有关组织”反映“民情”，而毫无证明力的校园荣誉也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对此类现象封之以“先进”之名，并予以广播、宣传、褒奖。嚯，这不就是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们概括出的极权主义么——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
尽管可惜，却也可笑。我曾在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手册中看到过这样的话：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且不说党与人民有何区别，但就“牺牲”二字，让我想到的不是为正义而献身的年轻风采，而是阴谋祭坛上的无辜眼神——年轻的党员们有谁还知道张志新么？当然，也必须承认，入党积极分子们即便是在争取自我身份认可的时候也惦记着人民——是的，党员学生们就是人民——他们曾是人民的子女，也将是人民的父母；但他们一定将以同样的方式成为无数个个抽象的，模糊的人民：人在，民亦在，只是不会有人民。
我至今都怀疑那些举起拳头宣誓的人是否真的熟读并理解《共产党宣言》，但我肯定他们一定不会认真看一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不会认真地（这必然也意味着批判地）通读共产党史。在这个因为信息化和机械化而充满遗忘的时代，我们的无知多了一个原因：政治——而它几乎就是政党的。
当记忆消失以后——以自由意志与精神价值为思路
没有人问大学和监狱到底有什么关系，也不会有人问生存跟梦有什么关系。生死之外，我们都是奴隶！
曾在夜宵摊上与一个玩儿摇滚的朋友谈论音乐，不知不觉扯到了“道术”上。道术者，道士之修行之为也。《庄子·天下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再后来的岁月里，古籍将此列为内丹（以自我呼吸为义）、外丹（以丹药补给为主）、房中术（肉体的原始行动）等等。他说为什么有人以道术为耀，行欺世盗名之事呢，我说玩儿摇滚的有把妹骗钱的人吗？他说有。是的，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难免亲近动物本能，但是，合格的人总是在动物性与文化性之间取得衡平的人，儒家所谓“中庸”，大抵也是如此吧！但现在，遗忘已经成了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我们逐渐忘记了传统，忘记了历史，忘记了作为世间尘埃的自我处境。于是，背叛与欺骗合谋并上演了一场光荣的集体无意识闹剧。
两千年的历史我们尚且有二十四史，但近百年来血淋淋的历史真相无人敢说；人民似乎也不需要符合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解释，他们需要的只是来自庙堂的召唤和来路不明的红头文件。面对这样的过去，面对这样颠三倒四、朝不保夕的历史，你还相信什么呢？北岛说“我不相信”是自己终身的信条，但是，这个年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的人会支持他、理解他，哪怕只是同情他。转读法律专业以来，我虽学业荒废，但也记得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宣示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我身边的党员身上，我听到的总是没有经过大脑的胡言乱语，因为他们喜欢的正是挑战视觉底线的心灵鸡汤；我看到的是以奖学金、个人小九九为目的的聚会，因为他们天生就拒绝让自己成为一个人（原谅我此时又不经意想起王小波——尽管我一直觉得此君只是特定语境中的一个理工男——所谓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所以，当我与党员们交流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开口，因为一开口就是脏话；我与入党积极分子们交流的时候，我全是调侃的口吻，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拿“党”当回事儿。当有人说朝鲜怎么了的时候我很想问你没看看你自己怎么了吗，但我没有。我无意做一个保姆，成天对他们说不要为没吃到糖而哭泣，不要为失恋而伤心，也不要为将来而迷茫。但当看到你他们懵懂的眼神就像从妓女床上刚爬起来的共产党官员时，我只想说：傻叉，你他妈的活该！
遗忘之后，历史真的成为了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官方一直宣扬的传统也被糟蹋殆尽。我周围的研究生们，几乎没有人能够背得出一百首古诗词，但一定有人能唱出一百首流行歌曲；几乎没有人知道老庄孔孟、李白杜甫，但一定有人私藏了“紧爷”的网络音频和2012年3月18日“法拉利事件”的内部资料。这就是遗忘，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和文化启蒙。看看与我们一衣带水的大和民族吧，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这片弹丸之地就成为中国的心痛之处，不是因为我们曾被侵略，而是因为我们被羞辱——从政治到经济的羞辱，从文化到思想的羞辱。当日本青年走出战争的阴影，为个体自由而奋斗的时候，我身边的党员先进分子们正沉浸于岛国的文艺片，并以浪费手纸的方式毁坏我们的森林。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雷锋一样高尚（真的有这么个人吗），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指手画脚，但是做一个清醒的人总不难吧。很难！
在这个国家，政治决定文化，而这文化就是教人傻！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关于“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讨论（老汪曾说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就应该直接拿出去枪毙）；经常看到很多违背人类常识常理的法律条文；经常看到台上和台下的人配合严密，将一两个捣蛋的人绳之以法。在入党者的眼里，一纸身份证明就是离开“傻叉群体”的标志，殊不知这正是进入“傻叉群体”的象征。他们乐意被强权敲诈勒索，并在短暂的思想进步之后尝试进入强权的游戏，从被强奸到性享受，需要的只是一声舒服的呻吟；看来，入党积极分子们是真正的大彻大悟者。
须知，当我们面对压迫时，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来自国家、政治的外部援助，而是源于自由、自我的内部主张。强权之下无无辜——我们都是游戏的一员，无论你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甚至，沉默比作恶更可怕。
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借助入党才能实现的政治权利，而是求助自由才能靠近的精神权利。如果你是一个清醒的人，你会被噩梦惊醒吗？如果你是一个整日做梦的人，那么好，祝福你继续黄粱一梦。
在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语境中，政治是脏脏的，或者至少是暧昧的；你入党如果不能证明你是一个也被叫做人的动物的话，至少也能说明你迫切地渴望做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你整日将政治挂在嘴上却无任何政治主张，你投入党的怀抱却发现党的另一手里捏着刀和避孕套；或者，你只想在党的关怀下感受到温暖，却发现你连温暖有什么意义都没弄清楚——一旦进去，党说温暖是什么，你就得认什么。听过这个故事吗？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节历史课上，一名美国学生向老师提问：“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老师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进行一项实验，于是他决定在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好让自己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一个礼拜之内，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老师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再一次显现。
这个故事发生在《浪潮》这部电影中，我借助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得知了这个故事，但我知道，这个故事的发生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年轻而满含理想的学生们如何通向奴役之路（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而个体又是如何以集体为名被异化，这事关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和叛逆。熊培云说：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都可能以寻求平等的方式通向奴役。
而我得到的是：社会中的人人皆是中性（且不论心理上的本恶），当这种中性成为一种暴力时，它可以吞噬一切，成为终极的恶。而现在，当这片土地的意识形态控制依然严密，社会监视蔚然成风，领袖被不断被强化渲染，而大学毕业生就业艰难、全社会肆意宣扬拼爹、政治信用类似于笑话、民族主义依然蛊惑广大青少年的时候，入党到底意味着什么？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虽然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对上级命令的单纯服从是否足以构成屠杀罪或是战争罪？汉娜·阿伦特说：这是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就是作恶，尽管在这种尽职的背后只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美德。我怀疑弗兰西斯·福山的观点：人类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当政治的主角是人的时候，人性永远高于政治性，也永远悠久于政治性——专制和民主皆是人性。
&&&&每个人的心里都潜伏着一个魔鬼，它可能叫做暴君，也可能叫做奴性，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日常的、平庸的恶——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在1967年4月那个故事的结束，作为“始作俑者”的老师罗恩·琼斯对学生们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无意识，无意识，所有平庸的恶都可能以无意识为名被搪塞。但是，当恶果产生以后，我们都将是恶的承受者——无一幸免。四五十年前，这样的无意识就曾席卷过我们脚下的每一片土地，如今，这种无意识依然在悄然蔓延，变相开花。共产主义先驱马克思说：“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而面对过江之鲫般的入党学生们，我不知道他们会给历史带来什么。
我只知道：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我也知道：每个妥协者都有平庸的苦衷，每个抗争者都有平凡的骄傲。
大学之道——工具理性与凡人渴望
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活在自己平凡的感受与记忆里，政治与战争，甚至争吵与愤怒都与你无关；就是说，除了时间，你没有任何敌人！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大多数人拒绝传销，却热衷于入党。现在我知道女大学生为什么会卖淫，硕士博士们会成为极端主义者——在独裁语境中，服从带来的快感不亚于吸毒，它会伴生归属感、荣誉感、使命感以及接近成功的幻觉。&
　　女学生会为了虚荣出卖自己的肉体，我并不反对这些，因为一个人可以因为懒惰而妥协；但是如果一个女学生为了利益而组织这种肉体交易活动，那么它肯定是死有余辜的。因为一个人可以自主选择，但她的平庸性不允许她左右别人的选择。一个失去理想的人可能会失去理性，但一个没有理性的人必然不配有理想；一个不能自主的人可能沦为作恶的工具，但一个作恶的工具断然不能以被迫（不能自主）为名为恶行辩护。
恶不能被原谅，成为工具也不能被原谅。德国统一后，一个前东德的士兵因为射杀一个企图翻越柏林墙的平民而获罪，士兵辩称自己只是“迫于”命令不得已开枪杀人，但是法庭方面做了如下反驳：“长官只命令你开枪，并没命令你杀人！”
如果一个人还有能力为自己辩护，那么他一定还拥有良知；一个拥有起码良知的人被天然认定为知道杀人是恶；因此，为杀人而辩护本身就是自戕的。如果有人拿着刀子对准你的脖子，叫你杀了另一个人来换取活命，你会怎么做呢？世风日下的今天，别人的死，总好过自己的疼；你可以选择杀死无辜者以求自保，也可以找借口自我安慰，但不能不对此进行反省和自责。奥立弗·斯通说：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看管好你的政府，别让它乱来，最后毁了自己的国家！我的理解是：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个国家，那么请务必站在它的对立面。一个公民必须要进入体制才能对政府形成监督吗？似乎不是，相反，他们不是为了监督，只是为了服从。
　　当对科技的应运变为一种对技术的追逐，当对生活的热爱简化为一种对生存的奔波时，要一个人清醒是很难的。因为在这样乌烟瘴气的时代，清醒就意味着拒绝，意味着对抗，意味着离经叛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知道此处大学不是当今的大学，但我也知道如今的大学一定被包含在此处的大学寓意之中；在时下的政治语境中，一个大学生对入党的态度就是社会启蒙的晴雨表。我不想说入党一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是入党意味着什么一定是所有入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否则，入党行为就是一种无耻的投机和荒唐的服从；不，是一种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放纵。大变革被不断呼吁的今天，谁又知道党员身份意味着什么呢。
与政府技治主义相对应，许多人热衷于工具理性；而与集权制度相呼应的则是人性的恶。我说过，清醒的人注定是悲观主义者；我也无数次自问：你对人性不抱希望吗。回答是：是的，不抱丝毫希望！
人类的生命可能还会蔓延几百年、上千年，但是人性早已终结。这些早已被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应证，无须赘述。人性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标准线，就一定会有人僭越行为，而无数的僭越行为注定不能用一条禁止线来规制。人类已经消停了几十年，但新一轮的征服一直在持续，直等到一定时机，一场战争就能划出人类的新蓝图。我不热爱战争，但我知道战争无法避免——这是人性决定的。
我知道谈论这些无异于自找没趣，但怀疑的天赋告诉我：当人民被权力工具化、当生活被符号化、当意义被抽象化的时候，世界绝不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不希望能证明什么，只是告诉自己不能被侵犯，所有的侵犯都只会得到血和骨头的回报。我也不希望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能阻止我们看到明天的太阳，因为我们只是平凡的人——我们应该有平均之上的人性和理性，也应该有平均之上的渴望和清醒。
1958年10月31日，以赛亚·伯林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的两种概念》的演讲，允许我摘录如下——
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我希望能成为重要的角色，不要做无名小卒；我希望成为一个“行为者”——自己做决定，而不是由别人决定；我希望拥有自我导向，而不是受外在自然力影响，或者被人当做是一件物品、一只动物、一个无法扮演人性角色的奴隶；我希望我的人性角色，是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并且去实现它们。当我说我是理性的，当我说理智使我成为一个人，而有别于世界其它事物时，我所指的至少有一部分就是上述的意思。人，最重要的，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只要我相信这一点是真理，我就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如果有人强迫我认为这一点不是真理，那么，我就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我已经受到奴役。
是的，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也不能改变什么。但入党者应该知道：再多的思考和努力都不如醒着，活着，热爱着。
我不知道我为何会拒绝，但当我因为叶落而想起童年，当我抱着陌生的女孩抚摸她的梦想，我终于知道妈妈为何在我的梦里哭泣，而父亲总会说：冷漠一些，再等等看！
在一个凡人的自立自足面前，所有的意义都是凌空虚蹈。当有人说党高高在上并亦步亦趋时，必须有人说：党高高在上，我望尘莫及！
当你醒来，你突然想起自己曾热爱过什么，但当你扑出大门，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茫茫大雪，没有痕迹的时间和有痕迹的死亡都只是一场梦；在这场梦里，不会有人真正醒来，因为从来不曾有人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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