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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尘埃这个傻逼，再复制粘贴，我草你全家女人。　　==========================================================　　毛奴的素质，真是给猫丢脸。　　　　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恐吓谩骂，毛奴就这点本事？　　　　
　　1959年大炼钢铁：欲拿进口无缝钢管回炉炼钢　　　　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他们甚至头脑发热，要把进口的无缝钢管拿去炼钢，由于部里发现及时，被制止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出于保护积极性的考虑，对新疆局没有加以批评和指责。　　　　　　本文摘自《余秋里回忆录》，作者：余秋里，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石油工业要不要上？　　　　1958年冬，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以后，党中央又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把有限的资金、物资首先用于保证钢铁建设方面，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发展石油工业。　　　　面对这种形势，石油工业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什么态度呢？在石油工业系统内部，有过两种方针、两种态度的争论：　　　　一种是“只让不上”。有少数同志认为，既然工业战线“以钢为纲”，石油工业应该让路，让了以后，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另一种是“又让又上”。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摆正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位置，自觉服从国家统一计划、自觉给国民经济重点方面、重点部门让路，不争投资、不争物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使用国家分配的投资、物资，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努力发展自己，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建设计划，尽量多找油、气储量，增加油、气产量。大多数同志坚持了这种积极的方针和态度。这也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而又薄弱的战线，如果石油工业上不去，长时间停滞不前，反过来会拖国民经济的“后腿”。从这个意义上说，“又让又上”，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是艰巨的任务。　　　　我多次提出要做克服困难的勇士，不做困难面前的逃兵。困难越大，干劲越大，办法越多。没有干劲，不动脑筋，必然步履艰难，一事无成。　　　　坚持主抓石油　　　　1958年中央作出决定，号召大炼钢铁。我们是一度执行了的，对于石油厂矿大炼钢铁，也是支持的。当时，大炼钢铁最积极的是新疆局，他们把规模搞得很大，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兴师动众，荒废主业，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他们甚至头脑发热，要把进口的无缝钢管拿去炼钢，由于部里发现及时，被制止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出于保护积极性的考虑，对新疆局没有加以批评和指责。　　　　1959年初，党组开会研究决定，对于石油厂矿炼钢炼铁，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要保证质量，炼出的一定要是好铁好钢，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二是炼钢炼铁不能影响主业，要明确搞油是主要任务。　　　　当年5月，李人俊同志（石油部副部长）去新疆，向新疆局同志传达了党组会议的精神。人俊同志提出，新疆局炼钢炼铁规模过大，布点太多，应适当收缩，合理布局定点，以保证钢铁质量。人俊同志根据中央武昌会议的有关规定，提出自产钢铁，没有外调任务，一律不列入正式计划。新疆局党委及有关部门某些同志，听不进这些意见，甚至在事后不顾事实，说人俊同志“右倾”。在这以后，新疆局的同志依然我行我素。　　　　1959年，国家炼合金钢缺乏石油焦。当时独山子炼油厂可以生产，国务院曾派飞机去新疆紧急空运石油焦。李富春副总理要求我们尽力多生产一些，解决国家的急需。我们根据富春同志指示，给新疆局正式下达了石油焦的生产计划。新疆局是如何对待的呢？他们在1959年第四季度的工作指示中写道：“炼铁7000吨，钢1000吨，一定要完成；努力完成石油焦的任务。”我看到这个文件以后，感到很气愤。石油焦指标是国家安排、列入计划的，而炼钢炼铁并没有列入国家计划。为什么炼钢炼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而石油焦的生产任务却是“努力”完成呢？我严肃批评了新疆局的负责同志，指出这是缺乏全局观念、违反统一计划的表现。　　　　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新疆局有的同志在发言中，丝毫没有自我批评之意，反而再一次指责石油部领导对大炼钢铁不积极，只抓油，是“右倾”，引起了争论。在讨论中，有的同志尖锐地指出：如果全国的石油企业都去搞钢铁，而不搞油，那还要石油企业干什么？如果不搞油了，国民经济怎么能全面发展？钢铁工业又怎么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既需要重点发展钢铁工业，也需要发展石油工业。石油工业发展了，又可以支持钢铁工业。事实上，我们当时在努力增加油、气生产的同时，就积极安排了向一些钢铁厂供油供气的工作，支持了钢铁生产。经过广泛的讨论和批评，新疆局的同志收回了他们的意见。　　　　1981年4月，余秋里在山西官地煤矿井下了解机械化采煤情况。　　
　　　　智救焦力人　　　　1959年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在党内开展一场“反右倾”的斗争。运动开始以后，很快就涉及了一些石油局厂的负责同志。而这些同志都是对党忠诚，工作负责的好同志。如果这些同志受到伤害，必将挫伤一大批干部的积极性，对党的事业和石油工业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我也考虑过，当时的政治运动都由地方党委领导，如果挺身而出，为受批判的同志讲话，无疑是要冒风险的。但为了党的事业，也就顾不得了。　　　　反右倾运动开始后，玉门局所在地的党组织在党代表会议上批判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焦力人同志，说他只抓生产，不抓政治，只见物，不见人，反对大跃进，要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玉门局党委副书记焦万海给我打电话，反映了上述情况。并说，明天局里要开会批判焦力人同志。我感到问题严重，但又不能硬性规定不准他们开批判会。我考虑以后，专门给玉门局党委书记打电话，只讲了一句话：“请你和焦力人立即来部里开会。”由于主持批判会的人和受批判的人都离开了玉门，批判会自然就开不成了。他们到了北京以后，我当面做了工作，说服了玉门局党委书记，停止了对焦力人同志的批判。　　　　1985年2月，余秋里在广州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汇报工作。　　　　营救徐今强　　　　不久，我又接到兰州炼油厂的报告，兰炼党委书记兼厂长徐今强同志正受到地方党组织的批判，要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很快赶到兰州，要求会见甘肃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和几位省委负责同志会见了我。　　　　我和省委书记在解放战争时期同在西北野战军，比较熟。见面后我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为徐今强的事来的。徐今强是一位好同志，对党忠诚，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为什么要批判他？省委书记找来经办人员，让他把情况说一说。经办人员说来说去，无非是说徐今强只抓炼油，对大炼钢铁不积极、不支持。我问究竟有什么事实？他说地方上大炼钢铁，要调兰炼一台备用的大型鼓风机，徐今强不同意。我说，徐今强这样做是对的，是对国家负责任。他如果同意把鼓风机调走，一旦正在用的鼓风机出了问题，就会造成炼油厂停产，那样损失就大了。　　　　这时，我对省委书记说，徐今强没有错，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怎么能那样对待他？再说，他还是石油部部长助理，如果省委认为他有什么问题，至少应该和我们打个招呼吧！我还谈到了焦力人同志，我说他是正派的、务实的，是积极工作的，也不该受到批判。最后我说，徐今强、焦力人，一个也不能批判，你要打他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就全把他们调到部里去。如果省委有意见，我们可以到党中央去谈。　　　　省委书记听了以后说，经办人员没有把事实搞清楚，向省委汇报的情况不准确，徐今强、焦力人的问题应予纠正。后来听说，甘肃省委作出决定，要做好兰州市委、玉门市委的工作，保护徐今强、焦力人过关。　　　　在这以后不久，薄一波副总理在一次工交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说，他同毛主席讲，余秋里同甘肃省委书记据理力争，保护了几名干部，余秋里的办法，是据理力争。少奇同志听了以后说，为了党的利益，就是要抛开个人，抛开单位。　　　　日，余秋里副总理会见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　　
　　　　智救焦力人　　　　1959年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在党内开展一场“反右倾”的斗争。运动开始以后，很快就涉及了一些石油局厂的负责同志。而这些同志都是对党忠诚，工作负责的好同志。如果这些同志受到伤害，必将挫伤一大批干部的积极性，对党的事业和石油工业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我也考虑过，当时的政治运动都由地方党委领导，如果挺身而出，为受批判的同志讲话，无疑是要冒风险的。但为了党的事业，也就顾不得了。　　　　反右倾运动开始后，玉门局所在地的党组织在党代表会议上批判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焦力人同志，说他只抓生产，不抓政治，只见物，不见人，反对大跃进，要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玉门局党委副书记焦万海给我打电话，反映了上述情况。并说，明天局里要开会批判焦力人同志。我感到问题严重，但又不能硬性规定不准他们开批判会。我考虑以后，专门给玉门局党委书记打电话，只讲了一句话：“请你和焦力人立即来部里开会。”由于主持批判会的人和受批判的人都离开了玉门，批判会自然就开不成了。他们到了北京以后，我当面做了工作，说服了玉门局党委书记，停止了对焦力人同志的批判。　　　　1985年2月，余秋里在广州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汇报工作。　　　　营救徐今强　　　　不久，我又接到兰州炼油厂的报告，兰炼党委书记兼厂长徐今强同志正受到地方党组织的批判，要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很快赶到兰州，要求会见甘肃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和几位省委负责同志会见了我。　　　　我和省委书记在解放战争时期同在西北野战军，比较熟。见面后我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为徐今强的事来的。徐今强是一位好同志，对党忠诚，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为什么要批判他？省委书记找来经办人员，让他把情况说一说。经办人员说来说去，无非是说徐今强只抓炼油，对大炼钢铁不积极、不支持。我问究竟有什么事实？他说地方上大炼钢铁，要调兰炼一台备用的大型鼓风机，徐今强不同意。我说，徐今强这样做是对的，是对国家负责任。他如果同意把鼓风机调走，一旦正在用的鼓风机出了问题，就会造成炼油厂停产，那样损失就大了。　　　　这时，我对省委书记说，徐今强没有错，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怎么能那样对待他？再说，他还是石油部部长助理，如果省委认为他有什么问题，至少应该和我们打个招呼吧！我还谈到了焦力人同志，我说他是正派的、务实的，是积极工作的，也不该受到批判。最后我说，徐今强、焦力人，一个也不能批判，你要打他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就全把他们调到部里去。如果省委有意见，我们可以到党中央去谈。　　　　省委书记听了以后说，经办人员没有把事实搞清楚，向省委汇报的情况不准确，徐今强、焦力人的问题应予纠正。后来听说，甘肃省委作出决定，要做好兰州市委、玉门市委的工作，保护徐今强、焦力人过关。　　　　在这以后不久，薄一波副总理在一次工交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说，他同毛主席讲，余秋里同甘肃省委书记据理力争，保护了几名干部，余秋里的办法，是据理力争。少奇同志听了以后说，为了党的利益，就是要抛开个人，抛开单位。　　　　日，余秋里副总理会见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　　
　　公共食堂饭与三年自然灾害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时代最响亮最时髦的口号。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浮夸风的狂热风暴冷却之后，紧接着随之而来的就是吃食堂饭与自然灾害。　　 　　大炼钢铁把老百姓的锅碗瓢盆砸碎之后，中央又提倡和推行“供给制”来消灭家庭制。作为跑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措施，成立“人民公社”是一呼百应。到1958年10月，全国成立人民公社26576个，办起公共食堂265万个，全国百分之90以上的人口都是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一向是先进爱出风头的孟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58年8月份孟县就办公共食堂949个，百分之94的人口吃大锅饭，基本实现全民食堂化。　　　　当时许多普通老百姓，特别是贫困户对于吃饭不要钱的“大锅饭”一开始是由衷的支持和拥护的。但新鲜劲头已过，公共食堂的严重问题开始出现，人民不免生出牢骚与怨言来。由于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使全国数百亿斤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收获。现在又敞开肚皮吃大锅饭。仅有的一些家底被坐吃山空，1959年开始粮食供应出现危机。直接威胁公共食堂的正常运行。加上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株化，老百姓有口难言怨声载道。我清楚地记得流行有这么一首顺口溜：一天吃3两饿不着大队长，一天吃一两饿不着事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我在那时候不到10岁，已经是饿的皮包骨头，奄奄一息啦。　　　　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罪行之一就是反对办公共食堂。9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布“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说什么公共食堂“顺乎天意合乎民情”代表共产主义的因素。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大标题刊登“河南三十多万公共食堂越办越好”。孟县的报纸更是吹嘘公共食堂的优越性。1960年冬，食堂缺粮问题更加严重，人民普遍以野菜充饥，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们出现全身浮肿等严重疾病，到处都是出现因饥饿而死亡的现象。　　　　1961年刘少奇考察湖南以后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建议，中央决定停办食堂问题由社员讨论。4月20日孟县开始允许社员下火吃饭，后来公共食堂逐渐停办和解散，寿终正寝。如果不是当机立断解散公共食堂，再继续办下去半年时间，后果就不堪设想。孟县还会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饥饿之中。　　　　大跃进浮夸风与大办公共食堂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令人悲哀的严重后果就是人口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至于死亡人数的详细数字国内官方资料从来是讳疾莫深回避问题的。至今仍然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许多非官方资料与媒体估计非正常死亡都在4000万人左右。就孟县而言，我查阅了本地许多资料表明，解放以后孟县从连年战乱走向社会安定，人口变化趋于正常增长比例。年每年自然增长人，年自然增长人。然而在三年中孟县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而且反而减少15000多。如果按照每年正常增长3000计算，那么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孟县非正常死亡与减少人口至少也有24000多人。小小的孟县尚且如此，全国的人口死亡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不过官方是不会有负面记载的，即是有非正常死亡数字也是处理过的，不可信的。　　 　　有人说官方把造成全国性悲剧的原因全部归罪于三年自然灾害是没有说服力的。查阅国内外当时的历史资料表明，1959年的自然灾害是局部的不是全国范围的。1960到61年的自然灾害虽然比较严重，但是也并非全部如此。以粮食总产量为例，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2263亿斤而且战争仍在继续中。当时没有发生全国性饥荒现象。而1959年粮食总产量为3400亿斤，60..61年粮食总产量都是在3000亿上下。如果不是国家政策性失误，不是浮夸风，及国家超征购农民粮食，就不会造成如此的严重后果。有人说，这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依我看应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啊。　　　　
回忆这段凄惨的悲哀历史，不由我沉痛的心情难以名状。这真是：提起当年灾难事，亦真亦幻多困惑，天灾人祸是与非，千秋自有人评说。
　　[转贴]只打蒋军，不打美舰 　　　　1958年8月爆发了金门炮战，叶飞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第一政委，被指定负责金门炮战。　　　　
　　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叶飞立即去北戴河。21日下午3时，叶飞奉命赶到毛万岁的住处。见到毛万岁，叶飞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汇报完了，毛万岁突然问：“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叶飞立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毛万岁听到这里，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 　　叶飞很干脆地说：“主席，那无法避免！”毛万岁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叶飞离去。　　　　
9月7日，美舰为蒋舰护航，由台湾向金门开来，运关粮食和燃料等补给品。叶飞感到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是否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 　　叶飞立即请示毛万岁。毛万岁回答：照打不误。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万岁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叶飞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 　　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万岁明确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　　　　
　　叶飞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于是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万岁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叶飞表示：“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为准确执行毛万岁的命令，叶飞就亲自向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叶飞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叶飞又把毛万岁的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万岁的命令严格执行。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　　安溪铁观音　　【请进有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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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运动的兴起、鼎盛，乃至衰退，到几近消亡，构成了人类二十世纪的发展主线。　　　　　　　　当两位先知在上世纪中叶孤独地宣称共产幽灵在欧洲徘徊时，有谁会料到，该幽灵竟会在下一世纪支配了大半个地球，使世界陷入迷狂？而当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势力鼎盛，似乎将席卷全球时，又有谁会料到，三十多年后它竟然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魔咒现象。癫狂而起，迅速覆灭。　　　　　　　　所谓“入魔”，系指一种世界性的心理体验，即被魔咒所笼罩所支配。魔咒使人类的群体心理感受到某种狂迷、某种召唤、某种乌托邦式的幻影，从而坚信有某种超自然的魔力在冥冥之中控制，它无所不能，战无不胜。这种类似神谕式的感应，在历史上像阵阵狂涛，骤然而起，呼啸而去。　　　　　　　　而所谓“脱魔”或称“祛魅”（entzauberung），正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描绘的：“世界的脱魔，就是从魔幻中解脱出来，……脱掉了那层神秘的但有真正精神行爲的外壳，……进入从各种宗教预言中脱颖而出的有条不紊的伦理生活方式的伟大理性主义。”简言之，这里的脱魔，就是拒斥巫术力量的世界理智化进程。　　　　　　　　就广义而言，从古典多神教开始发展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其上下几千年的持续过程，就是一个总体的脱魔过程。就狭义而言，亦可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入魔与脱魔的交替嬗递的更叠。以本世纪为例，法西斯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以伊朗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都是其典型代表。　　　　　　　　考察一下这场波及全人类的红色运动，就会发现，它是呈现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每一场后起的运动，都要在运动的规模、深度、方式、手段等诸多方面对前一场运动加以“修正”，都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运动的规律，掌握了人类发展的终极真理。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二十世纪的红色运动是一个修正主义不断产生又不断被打到的过程。考察一下苏俄革命（到１９３０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１９７０年代末为止）、古巴革命（到１９６０年代末为止），最后到了这场运动的缩微版和强化版——那就是曾经成功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和未能成功的秘鲁光辉道路，是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的。　　　　　　　　这些运动的共同特点，就是否认现实尘世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否认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代之以清教徒般的道德自律和近乎苛刻的简朴，并赋予精神世界以最高价值和地位。这些运动的发起者、号召者们，总是给人们描绘一幅十全十美的未来世界的理想画卷，并号召人们为了这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奋斗终身，抛弃眼前的幸福和世俗的欢乐。　　　　　　　　而达到这个理想世界的途径和手段，这些运动也有惊人的一致性，就是进行大规模社会重构，或以阶级为线，或以宗教为由，或以种族为纲。　　　　　　　　具体说到中国，说到毛泽东，在现在一些理论家的笔下，毛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毛，而不是“国家领导人”的毛；是群众造反的总后台，是反对官僚体系的总头子。毛成了一个反“精英”、反“官僚”的民粹主义者，尽管他本人既是精英中的精英，又是官僚集团的总头子。　　　　　　　　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个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修正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在这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的态度上，毛一直是犹豫不决，难以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这就是为什么十年文革，局势、政治一直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动荡。，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旧政府”与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新文革”之间搞折衷、搞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　　　　　　　　遗憾的是，终其一生，毛都未在中国建立起心目中理想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直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像毛自己说的“存在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而这些，都是产生资产阶级、出现修正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　　
　　　　　　中国指责苏联成了修正主义，而后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则又指责中国是修正主义。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在苏联、中国需要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１９７７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于我们。”当１９７５年９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革命。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　　　　　　　　在红色高棉领导下，一场大规模社会改造开始了，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４７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３２岁、女子２５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　　　　　　　　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1980年底，秘鲁首都利马的大街上，几条死狗被头朝下吊在树干下，血淋淋的身上贴着纸条，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邓小平。与此同时，暗杀，袭击警察局，破坏选举站等暴力行动在秘鲁的城乡频繁地发生，“人民战争”的传单在大街小巷雪片一般飞舞。这是因为秘鲁的毛泽东主义游击队——光辉道路认为邓偏离了毛的路线，而他们自封为毛泽东的忠实信徒。　　
　　光辉道路的正式名称为“秘鲁共产党（毛派）”，是从秘鲁共产党红旗派分裂出来的。其精神领袖古兹曼总结中共变修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毛泽东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但他做得不彻底，斯大林更不彻底，所以他们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文革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这个“光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的秘共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这个说法明显是来自于毛泽东50年代的一个比喻：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在国际共运的亲毛派中，7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首先认为毛的文革不彻底（当时毛还在世），这就是他一进城就全盘摧毁城市文明和社会基础结构的理论背景。在太平洋彼岸的安第斯山下，古兹曼也得出了相同结论，可惜略晚了数年，首创权不能归他。　　　　　　　　正是在中共“红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当代的列宁和毛泽东。因此，“光辉道路”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从那时开始，“光辉道路”的会场上，古兹曼那长发和大胡子的像被挂在了马恩列毛之后(甚至斯大林都还排不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指导思想”成了“光辉道路”的标准提法，表明只有安第斯山下的冈扎洛主席才是马恩列毛在当代世界五花八门的左派中的一线单传，共产主义教会中硕果仅存的先知。　　　　　　　　“光辉道路”的成员结构和世界上多数极左组织起家时相似，领导集团是既狂热自负又精于策略盘算的小知识分子，普通成员中多数出身于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家庭：破产或入不敷出的城乡小生产者，贫苦农民，以及其他因为种种原因沦为社会底层倍受歧视的人。和其他共产党革命一样，“光辉道路”的核心和骨干有著鲜明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背景，而多数成员的政治倾向是粗糙和情绪化的，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自己行动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深入思考，把这个责任完全交托给了党的高层知识分子，在反复的洗脑过程中把党的理论植入自己的内心。尽管党组织有大套理论来论证其政治行动的合理性，但在多数成员那里这种理论被简化成了几句口号。　　　　　　　　回顾二十世纪红色运动，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运动的领导人特别热衷于对人类、宇宙终极真理的探讨和研究，如所谓万物的起源，宇宙的本质，物质运动的规律，认识论，方法论等等。光辉道路里面有个著名人物卡瓦塔，虽然以数学为业，但却像古兹曼一样对哲学入迷，也崇拜毛泽东，有学生回忆说选修他的课只要读毛著就能拿学分。他开设了题为“物质与运动”的系列讲座，在两个小时内能从无机物和宇宙起源一口气讲到秘鲁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矛盾，使很多在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以及其他派别之间摇摆的学生最终相信光辉道路派掌握了宇宙的绝对真理，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扩大了光辉道路的阵营。“光辉道路”的一个令人炫目的说法是“一百五十亿年（不知所指为何，可能是指太阳系的起源？）的物质运动最后导向一个世界大同”，这个世界大同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和国家，没有政党和军队，也不需要民主的社会。　　　　　　　　这种玄谈不是用博学来唬乡下人。从现代科学和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古今哲学家所谈论的宇宙的“本质”、“本源”和“规律”等等命题是纯粹的假问题，但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这种言说却具有准宗教性质，是盗用科学和理性的旗号去满足人心中非理性的宗教性的渴望。近代以来，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日益世俗化，而红色革命的反现代性就表现为它是二十世纪屈指可数的准宗教政治运动，其宗教性的表现多多，而把整个运动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宇宙论的哲学之上则是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宇宙论哲学以发现了宇宙的终结起源和普遍规律自命，为其信徒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心智上的巨大满足。每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人都会记得自己经过一番“探索”最终“发现”了这个宇宙真理时的那一刻，那是一种和宗教信奉者终于找到福音和上帝时相似的心路历程，很多人甚至会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我有了一个世界观了！从此，他们自觉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别人根本不同，他们能把所有毫不相干的事件和现象，能把物质和精神，社会和自然用同一个规律去解释。而这种与众不同不但不会令他们反思自己有什麽地方不正常，反而会坚定他们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越感，这正是那种“上帝的选民”的心理。在实践上，这种高于一切人间戒律的“宇宙的终结真理”把这个政治运动的参加者从所有的道德顾忌中解放出来，正和历史上和现实中种种宗教圣战的残酷和不择手段一样。　　　　　　
　　　　　　因此，当人们为“光辉道路”把哲学玄谈和血腥暴力结合在一起而感到怪诞时，不妨想一想在延安，当思想整风运动借助着肢体暴力而展开时，毛泽东是如何通过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和许多哲学演说把延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共同体，使无数青年“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的。也不妨想一想，在文革中，当武斗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和肉体迫害达到中国历史上除公开内战外史无前例的高峰时，毛泽东是如何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物质的无限可分这个他心中宇宙的根本规律的。再想一想亿万中国人是如何鹦鹉学舌一般高谈阔论“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这种正确的废话的。毛泽东对物理玄学的这种嗜好（他甚至干预到世界物理学界的讨论中，要独尊所谓“坂田模型”。而他对物理学的异乎寻常的兴趣也博得了杨振宁之流的敬畏，在坂田和杨振宁等人的心中，毛成了启蒙运动时倾心于科学和哲学的开明君主。）是要满足他心中最大的奢望：发现并证实一个单一的根本的宇宙真理和普世法则，用来指导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成为现代的上帝，理性时代的上帝。翻一下文革中的报刊，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了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甚至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疑难病症也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面前迎刃而解。　　　　　　　　但愿今天的中国人能有机会再读一读这些荒诞无稽的东西，更但愿他们不仅仅把这些东西看作是非理性的疯狂。　　　　　　　　有个美国记者分别考察了国共两只部队，最终得出结论，共产党的部队一定会战胜国民党的部队。因为他发现，共产党的部队中，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没有俸禄，他们也很少考虑个人、家庭之类的问题。而国民党的部队，士兵有津贴不说，军官有俸禄，还在各地有房产、姨太太，战争一停歇，这些军官就要回家和家人团聚。这位美国记者因此认为，中共的军队是脱离现实世俗生活的，是一支精神化的军队；而国民党的军队还生活在世俗中。一支高度精神化、类似圣战的部队，肯定会战胜世俗化的部队。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圣战”中，似乎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后来，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又由此产生了，就是一个群体，可以多长时间处于精神化之中。换句话说，就是精神控制、精神洗脑可以维持多久？有个学者总结各国的群众运动，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大规模群众运动最终总是要“从街头走进厨房”。而一旦走进厨房，原先的种种说辞就会不攻自破，种种所谓世俗的东西就会很快地侵扰这个群体，使这个群体很快世俗化，成为它原先打到的对象的化身。　　　　　　　　而要防止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让群众回到厨房，更有甚者就直接把群众的厨房掀掉。所以毛才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建国三十年，中国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原因就在于此。　　　　　　　　至于毛为什么认为他可以一直使中国处于高度精神化之中，并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不受世俗生活的侵扰乃至腐蚀？这应该是出于他对人性的认识。在毛看来，人性都有善恶之分，都有公私之分。公就是善，私就是恶，私心是世界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要发扬人性中善的部分，剔除恶的成分，达到“大公无私”，“公而无私”的境界，成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还是传统的方法，内省外王：个人加强世界观修养、改造，去掉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狠批私字一闪念”，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法子。在外，就是发动大家进行监督、揭发，批斗、批判，甚至进行肉体上的折磨。这样一来，95%的群众都会化私为公了，也就拥有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至于那5%改造不了的，属于自绝于人民，就被历史车轮抛弃了。　　　　　　　　这种观念，其实也并非毛的首创。中国传统士大夫讲究“人人皆可成为尧舜”，大乘佛教强调“人人心中都有佛陀”。可历史告诉我们，不可能人人成为尧舜，人人成为佛陀；只有尧舜可以成为尧舜，佛陀可以成为佛陀。就好像我们年年学雷锋，而最终只有一个雷锋。　　
　　　　　　把在某些特定时期、某些特定人群可能达到的道德高度扩大到对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道德要求，并以此做为基础来制定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措施和制定，注定为成为空想，也注定要在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这也是几千年中国一直未能形成法治传统，道德纯粹主义、道德至上主义泛滥的思想、理论基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既然每个人都像雷锋那样大公无私，还有必要制定法律吗？用法律来管谁啊？　　　　　　　　恰恰在这一点上，所有圣战者，也包括二十世纪红色运动的领导者，最终都失败了，因为这是人性决定了的。　　　　　　　　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是永恒的，和谐统一是短暂的。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必须统筹考虑理想和现实这两方面，单纯的理想主义和单纯的现实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应该是“眼高手低”，而不应是“眼高手高”，更不应该是“眼低手高”或“眼低手低”。改革开放，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中国人从虚玄的精神世界拉回到踏实的现实世界，从街头拉回厨房。使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人生除了天天斗争之外，还可以有好衣服穿，有好饭吃，可以坐汽车、住高楼，眼下的、世俗的欢乐和幸福，才是真正的欢乐和幸福。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幸福，并由此带来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极大改观。　　　　　　　　当然，我们并不讳言，当前的改革，确也因为理想主义的缺席，而产生了不少问题，从过去的拒绝物质享受，发展演变成单纯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因此，重塑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使之与时代发展相吻合，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紧迫而又现实的问题。　　
　　作者：北戴河的南海　回复日期：　10:20:44　 回复
　　　　　　当初tg刚刚篡夺政权，立足未稳，国民政府在南方和西北还有强大的势力，毛敬塘还未撕下面具，假惺惺地要实现民主，广邀海内外的所谓民主人士共同建国，这一手果然欺骗了无数仁人志士，他们相信了毛敬塘的谎言冲破各种阻力回国真诚地希望为这个新生的国家，为了民众尽一份力，开国大典被猫狗们吹的是无比的民主无比的壮观，毛敬塘在天安门城楼上扯着公鸭一般的太监嗓子尖声叫道：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其实站起来的只是他一个人，全国民众包括哪些为不远万里从欧美归来建设国家的知识分子全部被蒙在鼓里，仅仅几年后新政权得到巩固，毛敬塘大权独揽，立刻露出了他本来的狰狞面目，将好好的一个中华大地弄得是乌烟瘴气饿殍遍地，将那些当初敬如上宾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整的死去活来，生不如死，毛敬塘之罪恶就是决尽东海的波涛都冲不尽，就是砍尽南山的竹子都书写不完。。。这尊瘟神如果不被彻底清除，公理何在？正义何在？天理何在？？？？我相信上天是公平的，知识时辰未到而已。。　　——-----------------------------------　　　　北戴河网友说得好；赞一个。　　　　“只有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剥去大舵手荒唐而丑恶的画皮,中国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政治改革不能纵深发展的问题）才能迎刃而彻底解决。一切束缚现代人民手脚的羁羁绊绊才能成为历史，党和国家才能获得最大程度上的精神解放；中国人民才能放下思想包袱、真正的昂首挺胸、扬眉吐气。　　　　中华民族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中央政府再也不能老调重弹了；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死抱住僵化思想不丢不放了！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堤，流毒难尽！伟大舵手就是千古罪人，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结论。我们再来换个角度看看另外一个同期名人斯大林的最终结局，仔细想想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对斯大林的人生评价那不就心知肚明了吗？！而而事实上那位四十年前的大舵手所犯的“错误”比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无论在规模上和程度上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的党如果将这口黑锅长期地背下去，那实在是极为不明智而又缺乏远见卓识的措施。真正明智而且勇敢的选择是：庄严宣布将祸国殃民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空前浩劫、给党和国家带来的巨大动乱与耻辱公示天下；把混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封建皇帝”永远开除出党！
　　　　　　有些事不是亲历，后来人是很难想象的。比如有青年人问：说饿死那么多人，怎么开的追掉会？又是怎么火化的？还有人问：说饿死几千万人，“万人坑”在哪里？千人坑也行，只要能找到，我就信，否则就是造谣污蔑毛主席！你说怎么和他们解释啊？
　　楼主认真，严谨，支持！
　　大跃进时高干们的信口开河　　　　翻读有关当年大跃进时的一些介绍,便时常想起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实际上,大跃进时一些人的狂热,应该是“小无产阶级狂热”,大小资产阶级从来没这么狂热过,也不可能这么狂热.这么一狂一热,不论大小,最后都得跳楼.因为资产阶级经不起这么折腾!　　　　当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针对人民公社曾狂热地说:　　　　一“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　　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话讲到这个份上,农民不乐吗?只是不知这位副总理姓甚名谁?是否也会写诗呀?太浪漫了!浪绝了!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　　　　1958年7月至10月，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　　　　在河南他又说：“学校是社会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可以每天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也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6小时。”　　　　“康生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说：'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你说这个副总理和柯庆施、康生都缺心眼吗?你信我也不信.这柯庆施、康生不但不缺心眼儿,我都怀疑这俩人是否比常人多长一颗心出来!康生这个千年老狐狸会缺心眼儿!但他们的这些话不是不着边际信口开河吗?他们自己信吗?这些人要是资产阶级得跳几回楼呀!　　　　
　　“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麦子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在安国县，看到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景象，毛问安国县长：'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可这得要用一部分土地。’县长忙说'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呢，占地没问题!’毛又具体指示：'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　　　　于是，各地修飞机场的计划纷纷出台，有的公社还加修了建直升飞机场的计划.以使村与村之间的联系更方便、快捷。但修飞机场可不像修打麦场，最终,全国公社飞机场一个也没建起来。”　　　　这里涉及到毛泽东了.毛泽东出身农村,不是洋知识分子,是土知识分子,该知道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不可能吧?但他为何人家咋汇报他就咋信呢?　　　　鼓动.以领袖的身份鼓动.用鼓动士兵往敌人枪口上冲的智慧和政治热情鼓动.然而,搞经济建设不是打仗,不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不赢你也没地方走了,无法“四渡赤水”了!毛泽东四处鼓动完了,回到中南海.老百姓往别处走,统统盲流子了!　　　　《闯关东》的结尾,列出人口数字,从山东“闯关东”到东北的人多少多少.上个世纪1960年代“闯关东”的人有人统计吗?　　　　违背经济规律是要遭惩罚的,终于,“万户萧疏鬼唱歌”了!毛泽东创作的诗歌巨作《大跃进》,被扔进历史的废纸桶,那每一片纸屑上,都被什么东西染得红红的!　　　　　　材料引自李凯源《大跃进奇闻拾屑》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五）搞试验田问题。各个党委要搞试验田。黄安县搞的好（土地不好）亩产八百斤，原因是人的作用，经营的好，黄安县提出千斤县，主席指出：中央到县都要搞试验田。牧业区搞牧业试验场，要抓紧搞先进，不搞落后。人的作用是主要的。要具体领导，什么工作都要具体领导，搞农业就要搞试验田。县、区、乡都搞，就能搞几十个，几百个场子。工业也要搞试验，这方面的干部不要住在楼上办公，应到工厂（场）去办公。搞出经验来，办学校也搞试验，文教厅的干部可搬到学校办公。真正深入实际，这是领导的根本问题。　　──《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传达记录）》（一九五八年四月）　　　　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士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　　　　第一是粮，最重要，如若不相信，让厨房停伙三天行不行？现在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每人千斤”（六千五百亿斤）今年可能增产一千亿斤，达到四千七百亿斤到四千八百亿斤。“苦战五年，争取达到每人一千五百斤”。到那时，我们的腰杆硬起来了。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谁想一亩麦子产四千五百斤，粮食今年可增产一千亿斤，也有同志估计为一千三百亿厅，我估计增它百亿斤有把握，一千三百也不反对。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视察徐水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毛：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粮食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6500亿斤，一说7000亿斤，6.5亿人口，每人1000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1500斤，后年2000斤。是否搞到斤，这是方针问题，大家议一议。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谭震林插话：想搞2500斤）。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于什么呢？……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苦战三年，后年五千万吨钢，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万五千亿斤。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差不多可以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毛主席在与妇女干部谈话时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两千斤粮食……。　　──《视察安徽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　　　　今后要改变广种薄收、务广而荒的办法。现在耕地面积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两亿多劳动力搞饭吃，不像话，要逐步缩小面积，精耕细作，种少种好，少种多收。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面积产量搞到万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　　──《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十月）　　　　毛：今年的麦子种的怎么样？每亩下种多少斤？犁多深？　　×××：一亩下种三十多斤，耕一尺多深。　　毛：今年一尺多，去年才有三、四寸，那就不错吧，是否准备大面积丰产，五千斤到一万斤有没有？　　××：有一个县搞一万斤。　　毛：你们今年小麦平均多少？　　×××：270斤。　　毛：今年丰产，有上帝帮忙，究竟不算。白薯亩产千斤的有几个县？　　×××：有十四个县。）　　──《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毛：你们麦子一千万亩，大面积丰产250斤。什么人搞这些丰产亩？是不是青年突击队？也有老人吧？　　××：有青年也有穆桂英队，佘太君队。　　毛：有佘太君队，搞这个有味道。把这些丰产方法推广，一推广就照他这个办法，那么，你们种植面积就可缩小到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亩，用这个方法缩小种植面积，好比这个桌子，两头的桌子都不种了，就种中间这一个，又省水，又省肥，又省人力。这个方针是河北省提出来的，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精耕细作，少作多收。　　──《在邯郸地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你们小麦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斤，六百五十万人，四百亿斤就吃不完么？……将来不是地少，而是地多，少种多收。深耕也就是耕三、四尺。细作无非是中耕、追肥、追水、治虫那套么，少种多收，也就是种一亩收一万斤……　　──《在邯郸地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毛：种地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亩产搞他一万斤，先搞两千斤，加一番再搞四、五千斤，再翻一番就是一万斤。地耕一尺二寸深，分层施肥，省水、省肥、省人力　　×××：我们再搞卫星田。　　毛：搞大面积卫星田。　　×××：全省八十万亩小麦，卫星田一千六百万亩。　　毛：占百分之二十。二、三年后，公社把耕地面积缩小。深耕三、四尺，亩产一万斤，一个深耕细作，一个机械化。　　──《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话纪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农业是两条：（1）深耕。可以少种，可以除虫，可以蓄水。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浅种粗作，多种少收。只要种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即可。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可以减少。现在亩产二百斤，将来亩产万斤，种那么多干什么。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　　　　少搞洋化肥，多搞土化肥。亩产×千斤，根本不依靠硫酸铵。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注：这个七千四百亿斤的“产量”本身就是“浮夸风”。它依然是以“万斤亩”为前提在九千亿斤的“产量”上“二八开”估计出来的，某些人所谓的“给浮夸风泼冷水”纯属捏造。　　　　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谭震林：七千五百亿斤到八百亿斤，差不多。）（XXX：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到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加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向亩产几千斤或者几万斤粮食转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去年九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冬今春大搞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这一搞，粮食增产……斤以上，共……亿斤，砍掉……亿斤，算……亿斤，有个保险系数。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　　──《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注：这条太强大！录上供大家奇文共欣赏。　　　　注：凡有××处均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　　　　
　　dingding
　　毛主席的61座行宫　　　　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者。那些行宫，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豪华的程度来说，都与民居有天渊之别。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邓/小/平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曾说：“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也提到“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一进城就选择了帝王的住所中南海。从58年开始，各省市为毛造行宫，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河南郑州的省委第三招待所修建于60年，在远离市区的黄河附近。当时正值河南省内饿殍遍野，但这些宫殿照样大兴土木，用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的这个宫殿群永远将铭刻在这些累累白骨堆起来的墓碑上。这个行宫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中/共的七位领袖每人建了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毛别墅最为宽大考究。毛的卧室里专门修了一条秘密地道，用以毛遭遇万一情况时逃跑。当年建成后因信阳事件案发，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尤其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如今已经改为达官显贵下榻的黄河迎宾馆，或许将其改为纪念无数河南饿死鬼的大跃进纪念馆更为合适。　　　　414工程上海西郊宾馆圈地1133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始建于1960年9月。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100多人长年为它服务。20年间，毛泽东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100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泽东建的蓉园一号，也仅在1959年住过一次。要是将各省为毛//泽/东建的房子合在一处，其规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同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仅庐山一处，芦林一号的建筑面积就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5倍，而美庐也归毛泽东使用。济南南郊宾馆建于60年代初，占地面积1160亩，建筑面积115800平方米，素有山东钓鱼台之称。金华西郊一片树林里，有幢500多平方米的601别墅建于建于1961年。主房子设有一处地下指挥部，入口处设有厚厚的电动钢板门。不远处还有一个小型铁路站台，并铺设了投资36.2万元的601铁路专线，火车可直达毛的行宫后门。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绝大多数行宫常年空着，但也要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　　　　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地方很好。张平化深谙朕意，便主持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203工程。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后来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滴水洞工程建于大饥荒年代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到1962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也同时竣工。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在此期间，全国有四千多万人死于大饥荒，创人类历史和平时期死亡记录。　　　　与滴水洞同时建造的领袖别墅还有：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南昌八二八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武汉东湖梅龄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601别墅、上海西郊宾馆等61处奢华行宫，其中滴水洞使用率最低，滴水洞从1962年竣工到80年代末期开放，毛泽东仅于日至28日在此居住过11天，真是一日千万金。1986年滴水洞终于水滴石穿，对外开放，已经变成韶山的著名旅游景点。　　　　
　　[转贴]三年大饥荒期间的城市生活　　　　文章提交者：盐河人家加帖在史海钩沉【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　　　　在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下，城乡分割，城镇居民和农民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两个社会群体。国家计划部门每年根据预计粮食产量安排下一年度粮食收支的“盘子”。“收”是指从农民那里征购的粮食和进口粮食，“支”是指城镇居民口粮、农村非产粮人口用粮、工业用粮、出口和军事用粮，收入减支出就是粮食库存。中央政权对粮食库存十分重视。由于“收”过了头（即征购了过头粮），在“支”中还包括“返销”给农民的口粮。“支”有强大的刚性，除了农民的口粮以外，是很难压缩的。政府安排的顺序是，先保证了粮食支出以后，再考虑留给农民多少口粮。由于“支出”盘子太大，所以经常在农民那里征购“过头粮”。为了保证收支平衡，政府强迫农民做出最大的牺牲。所以，在大饥荒期间，饿死的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一、城镇的粮食供应　　　　那么，能够享受粮食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普通人是按劳动强度大小不同来确定粮食定量指标的，高级干部和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则是按权力等级享受特殊供应的。权力层次不同，享受的供应水平不同。广大普通市民，虽然不会饿死，但只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大饥荒时期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日。　　
　　　　从表13-1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按月份看，每月向城镇供应的数量大体是均衡的，这和国家向农村供应的粮食随月份变化有所不同（见本书“粮食问题”章）。其二，后几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城镇供应的粮食比年度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减少的原因。其三，，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大大减少，其原因一是2000多万城镇人口被赶向了农村，二是城镇人口粮食定量减少。　　　　二、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有10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从我县城中学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0个月了。入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1959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的大饥荒。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稍微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城市的饥荒相对农村而言，有一个时间滞后，简称为“时滞”。1958年冬和1959年秋，农村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记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7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联合成立“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挡回”进城农民。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线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买卖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成都的情况。不过，作为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天津、保定、石家庄）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　　　　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进大批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到了1961年秋冬天，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　　　　由于农村一度放松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给农民以自留地，允许农民开荒种“十边地”，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农村粮食多了起来。到了1961年秋冬，大部分省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而城市好转的时间滞后。此时，城市居民反而羡慕农村了。　　　　据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5000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1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3千－5千斤，成交70%－80%。山东郯县城关每天上市瓜2万多斤，成交5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80%是社员，10%是生产队，10%是商贩；买粮的50%是缺粮户和灾民，15%是城镇的非农业人口，20%是买生卖熟的，10%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60%是生产队，40%是社员；买粮的70%是农村人口，30%是城镇人口。1962年，安徽合肥市22个自由市场中，平均每天上市粮食3200多斤，80%是商贩卖的，农民占13%，生产队占7%。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1960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城市和农村情况好转的时间差，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1年4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就跑了1700多人。1961年私自离厂的工人逐月增加，1月跑了327人，2月跑了468人，3月跑了558人，4月上旬10天就跑了423人。石钢月上旬就跑了845个工人。在工人当中，对于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无独有偶，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辽宁省各煤矿自春节到四月底，工人自动离矿人数达9100多人。黑龙江省各矿1月到4月20日，离矿工人达7399人。吉林省仅通化煤矿四月份离矿工人就达700多人。从3月29日到4月27日，鞍钢运输部就有142名运输工人自动离职。　　　　在这种逆向“时滞”面前，城市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一个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1960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12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1961年底，已办起了30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21705亩，收获饲料、粮食127.4万斤，蔬菜253.4万斤，养猪4632头、牛659头（其中奶牛492头）、羊1066只，鸡38600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现在已能自给。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这时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例如，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通报说，“省委认为，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等部门，利用工余时间，种植蔬菜，大搞副食品生产，争取自给或部分自给，对于这种积极性，应当加以鼓励和支持。”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不得雇用工人或调动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土地自己开荒，不能占用公社的耕地；工具、种子、畜力、肥料自己解决，或与公社等价交换，不能从农村搞平调。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不足，改善职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6%－10%。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今年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据晖江市三个林业局统计，这几年开荒种地占用林地和采伐基地达51.9万亩，占三个局总面积的10.3%。许多生产队和职工家属为了生产粮食，不惜毁林开荒。景山林场职工家属开荒的300多亩的小片地中，属于毁林开荒的占13%。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30－50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以外，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是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乡人口共1800万人，减少职工1700万人。城乡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2000万人。当然，精简下放的对象主要是1958年招工的农民。但是，城镇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种种处分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也随之下放到农村。1962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刚打不久，怕打仗也是部分军人家属的一种思想状况。　　　　三、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日，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这个会议上讲话说：“1.3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590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620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540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29.5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2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3斤？为什么不压4斤？如果按全国平均29.5斤，再压3斤也对，再压4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个月算，就可以节约15.6亿斤粮食。”
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斤）　
日　　　　
平均定量水平
特重体力劳动
重体力劳动
轻体力劳动
职工及脑力劳动者
大、中学生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日。　　　　
1963年粮食形势开始好转，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还是很低，详见表13-3。　　　　
1963年8月份40个城市居民口粮定量（市斤）　　　　
平均定量水平
大、中学生
特重体力劳动
重体力劳动
轻体力劳动
职工及脑力劳动者
资料来源：同表13-2。　　　　在今天看来，30斤左右的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2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其它副食也很少，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热量来源。表13-2中的数据是粮食部公布的，实际上，各地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地减少了粮食定量。例如鞍山钢铁公司轻体力劳动的定量只有27．5斤。　　　　在定量中供应的相当一部分是红薯。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它地方搭配红薯比例更大一些。进入大饥荒时期以后，红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矿企业由于粮食很紧张，工人闹粮事件时有出现。1960年五六月份以来，辽宁省的工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辽宁省委工业部10月24日《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中反映：“闹粮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凡是采用这一办法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锦州市401厂原有85%的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9000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闹粮，到底怎么闹，闹到什么程度，报告没有提及。但报告中提供了一个信息：闹粮是靠政治压力平息的。把闹粮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归结为“五类分子的造谣生事，大辩论，说闹粮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在这样政治高压下，谁敢再闹？工人闹来闹去，不仅粮食没有增加，反而定量减少了，看你还闹不闹！12月30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锦州的经验很好，可以在工矿企业中推行。机关、学校、部队也可推行。请各组同志讨论一下。”　　　　401厂的闹粮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长周扬说：“一方面对广大职工进行了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对少数闹得特别厉害的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辩论，逮捕了三个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强了食堂工作，解决了贪污、浪费和用粮无计划等问题。”看来，逮捕三人具有很大的震慑力量。毛泽东于日，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值得推广，但要解决一些实际上的问题”。　　　　在鞍山钢铁公司，由于社会上的“闹粮风”对职工家属影响很大。据分析，在闹粮中，能够顶得住的约占职工家属的25%－30%；在闹粮中表现动摇、情绪不正常的占职工家属的60%－65%；在闹粮中闹得最凶的占10%左右。闹得凶的家属故意刁难职工，回家只叫喝稀粥，骂他们是“熊包”，甚至不给饭吃。挑唆鼓励职工到工厂去闹粮。有的说，“共产党好，肚子吃不饱”，“人民公社好，把人饿跑了”，“生产大跃进，啥也没有了”，“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此，鞍山市在职工当中开展了“以粮食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发动出身贫苦的“忆苦思甜”：“看看旧社会穷人的下场。在旧社会哪个穷人一个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同时找一些出身不好的典型作为辩论对象。如第二炼钢厂铸锭车间工人祝守义的老婆何秀英，伪满时期是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在闹粮中她编了一首打油诗：“二十七斤半，饿得冒虚汗，上楼腿打颤，有钱也完蛋”。铸工车间就组织全体家属对她“辩论”，她不得不认错。这种辩论会实际上是批判会，斗争会。　　　　由于营养不足，城镇居民浮肿问题也相当严重。城市的幼儿也严重的营养不良。1962年6月，成都市在机关、厂矿、街道的9个托儿所所中检查了572个幼儿，缺乏营养的占18.8%，患佝偻病的占5%。重庆比成都更为严重，托儿所的患病率达9.4%，街道幼儿园的幼儿发病率达40%，有的已双目失明，死亡率也高。　　　　城市里饿死的人很少，但由于营养不良。人口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一些该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用《中国人口》所提供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几年间，京津沪三大城市非正常死亡总共不到9万人，而少出生人口总共为28.57万人。　　
　　　　　　四、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中共中央在转发时，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齐燕铭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11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　　　　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确定第二类和第三类照顾人员名单，各部门应分别报经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审查送国务院批准后，按照名单供应。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按语中还有有这样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