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第十二任行长_新浪网
日（周一）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宣布了这一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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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消息，全国人大决定易纲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12年9月，时任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上，谈及了当年揣两美元到美国留学时的经历：揣2美元到美国留学，刷盘子挣零花钱。
两会新华社快讯：大会经投票表决，易纲当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履新之后，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他表示，当选新一任央行行长，心情“平静且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我将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
根据宪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泽君为审计署审计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根据提名进行投票表决。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人民银行行长。
3月19日，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央行“三连任”的行长周小川卸任。“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今天履新的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敢说真话。42年前，他是知青队长，看到被全部拔起的豆苗后，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计划经济弊端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
易纲“接棒”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并不令外界意外。实际上，早在两三年前，易纲已在央行内部负责各项工作，位列央行四位副行长之首。
谁将接棒年满70岁的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12任行长？牵动市场神经的这一答案在3月19日上午正式揭晓：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在前几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当被追问接班者人选，小川笑答：“你猜呀！”如今，答案揭晓，接任央行行长一职的是易纲。
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新一任央行行长。此前，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配合周小川，参与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中国央行新任行长易纲发表讲话称，中国将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市场将继续开放，将保持金融业稳定。一直到博鳌会都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举措。
在进入人民银行系统21年后，当年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终于成为成方街32号的掌舵者。“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会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易纲如此描述当选人民银行行长后的感受和心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
易纲曾在2015年12月为伍戈、李斌所著的《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撰写了一篇题为《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的序言。
3月19日，易纲60岁生日的第14天，他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这是他在央行“服役”的第21个年头。从1997年开始，易纲就开始在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管局局长、副行长等职，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
1958年出生的易纲是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在获得提名后，他将成为继周小川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央行行长。现年60岁的他是一位“老央行”。若是从1997年他开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算起，他跟央行“打交道”已超过20年。
在2007年的纪念恢复高考30年纪念册中，易纲撰文记载了高考和入读北大的经历。
选择已经在央行工作20多年的易纲来接替周小川，说明当局希望维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是对周小川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肯定。
易先生上任之初就提出了“五个转变”，这是顺应整个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潮流而进行的，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转变，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今天选摘的是易纲两篇小文：一是他为央行同事出版的《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的序言，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为他在去年10月十九期间的讲话，主题为解读何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
日，易纲在福建省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做报告，外界首次发现这位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敏感的《华尔街日报》不久作出评论，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高层经济顾问组织，易纲成为该组织高官，有可能成为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接班人。
无论从年龄还是任期，2017年似乎都到了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交棒”的关键节点。在中外媒体的排除法下，以下四位成了最有可能接班的人选：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证监会主席刘士余。
　　原标题：易纲忆高考：作文偏题、考上北大纯属撞大运
在2007年的纪念恢复高考30年纪念册中，易纲撰文记载了高考和入读北大的经历。
来源：北大经济学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忆1977年参加高考
我是北京第162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
高中毕业后，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上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干部去考察将来插队的地点，有三个选择：陕北延安地区，北京延庆县，北京顺义县。我对插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
因为在中学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我们162中那年高三毕业有三个班，去插队的大约有100人，正好男生女生各一半。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
我插队时干了一件事，险些影响我后来是否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比较低，大约干一天是6分或6.5分，壮男劳力的工分为10分。作为知青队长，我应同学们的要求，向队里提出要提高工分，队里不同意。同学们闹罢工，为此有5—6个同学受到严厉批评。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此事有责任，想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高考我迟迟没有报名。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北京那年的高考大约是—11日左右。高考是两整天，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我是在顺义报的名，考场在张喜庄公社，距离我插队的地方大约十华里。我们村100个知青中有十来个人报考。高考前夕我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记得高考第一天早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早饭后，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大亮。
四门课考下来后，我感觉良好，只是对语文考试没有把握。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1977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了1976年，从周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说：“你跑题了，题目中的这一年指的是今年（1977）”。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上北京大学的第一天
从1977年底高考完，我就一直呆在我插队的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当时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无论刮风下雪，生产队每天都给我记10分，观在回想起来，对插队生活我还有几分留恋。1978年初，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2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插队的所有行李从西王路村直接到北京大学报到。
到北大后，很快就办好了入学手续，一位女同志领我到了我的宿舍，北大37楼213房间。37楼在北大校园的最南端，我走进213房间，见屋里已经有一位军人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看书。经过寒暄和自我介绍，得知这位军人同学叫寇奎阁，他正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我心想，北大的同学这么厉害，真能抓紧时间学习。
213房间不大，共有三张上下铺床，看来这间房要睡六位同学；我看有两张下铺已经有行李，就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另一张空着的下铺上。我显然想要一张下铺，因为睡上铺上下床不方便。经过短缺经济（编者注：原文为“知缺经济”）的人都有竞争意识，我把我的行李略打开些，放在床上，意思就是我占领了这唯一剩下的下铺。然后，我就出去办其他事去了。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办完事回到宿舍，见层里多了几位同学，但我的行李被挪到上铺去了。我有些不高兴，便问：“谁把我的行李挪上去了？”这时有一位年纪略大一点的同学回答：“是我挪上去的，我叫张文祥，我年纪大，上下铺不方便。”我当时刚从农村来，火气特别大，我说：”这下铺是我先占的，你若想换，也得等我回来商量后才行，你怎么搬上去的，怎么给我搬下来。”于是我俩便吵起来，互相揪着脖领子，谁也不让谁。
这时，旁边的几位同学有些尴尬，正不知如何处理，寇奎阁过来劝架了：“你们别吵了，我看这样吧，老张岁数大，老张睡我的下铺吧。”寇是我们六人中第一个来报到的，他的下铺靠窗，位置最好。于是这场风波结束，老张把他的行李搬到小寇的下铺，小寇睡上铺，我的行李回到我占的下铺。后来我才知道，老张比我大十一岁，是我们班上年纪最长的同学。
这是我来北京大学的第一天。我们宿舍（213房间）有六位同学：寇奎阁、张文祥、张占刚、何小峰、胡元扔和我，我和张文祥是二班的，其余四人均是一班的。我们一起住了一年多，相处得很好。
新浪财经讯 3月19日消息，全国人大决定易纲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12年9月，时任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上，谈及了当年揣两美元到美国留学时的经历。
以下为文字实录：
易纲：1980年我兜里揣两美元到美国，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虽然我的学费和住宿都是免费的，但是我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是流水线的一员，可以挣一些零花钱。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有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1986年我就当助理教授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工资差距极大。我一当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1986年的时候你能够一个月拿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她的能力比我要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
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我当教授的时候一个星期只需要上两天班，我只有两天有课，我把答疑时间也安排在那两天，剩下时间可以在家里，每个礼拜去两天就可以了。我在想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率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和我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李丹丹）3月19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随后，他同新当选的部委负责人一起，进行宪法宣誓。
在进入人民银行系统21年后，当年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终于成为成方街32号的掌舵者。“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会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易纲如此描述当选人民银行行长后的感受和心情。
资料图&上证报记者 史丽 摄
“真正的学者型官员”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型官员。”一位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昨日向上证报记者如此评价。
在加入人民银行系统之前，易纲在高校执教11年，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段经历与美联储原主席本·伯南克、珍妮特·耶伦颇有相似之处。
简历显示，198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易纲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易纲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易纲以北大教授的身份直接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书写”他与央行的20余年缘分。
学者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即使在已经任职人民银行之后，他依然热爱研究，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且研究扎实，经得起专业推敲和时间检验。他的研究成果，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
《中国通货紧缩研究》是易纲带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编写的，尽管时间过去将近20年了，这本书仍具有很强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数位经济研究人员均对记者力荐此书。
易纲有两本论文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收录了他1988年至2003年期间撰写的主要论文，2003年至2009年期间的主要论文则被纳入《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
论文集的专业性毋庸置疑，围绕利率、汇率、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逐一展开，光是自序也极具可读性。《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写于2009年12月，彼时易纲已经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局局长，文中他依然自称“我是一名教师”。他提到，“我还有勇气出此书是因为我的文章是用心写的，在每篇文章的特定背景下，我想到前沿去了，我希望并相信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这是他对自己的学术自信。
该自序并没有过多谈及金融改革，反而分享了他对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思考，并称这两者与金融改革同等重要，其学者的“可爱劲儿”和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
身体力行改革与开放
易纲是“海归派”和“学院派”，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他深谙中国经济运行之道，并将理论与中国国情充分结合，提倡用渐进式改革的方法，耐心寻找“此岸”到“彼岸”的路径。
2003年易纲担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并于次年任人民银行行长助理。2007年12月他升任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年至2015年期间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14年他还多了一个职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这段期间，他主管的货币政策逐步完成了从行政调控到市场调控的转型，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日益丰富和完善。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中，他指出，渐进式改革模式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将有一个必然的转轨时期，其间新旧政策工具平行和交叉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孰轻孰重、如何取舍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搭配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妥善处理好新旧政策工具间的关系，不断提高货币调控的艺术。
易纲对于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坚定不移。2015年“8·11汇改”在市场引起广泛关注，质疑声音也很多。易纲在随后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这次改革主要是就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做的一次调整，调整以后，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有利。”易纲说。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摒弃渐进式改革的理念。他指出，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既体现了市场的弹性、市场汇率调整的灵活性，同时又在市场波动过大时能对它进行有效管理，使得整个市场对汇率的机制更加有信心，而且使整个市场和经济运行更加平稳。
从利率市场化到汇率市场化，从资本项下对外开放再到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易纲是过去二十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理论研究者、积极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
今年年初他撰文指出，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新的职位上，他将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19日面对上证报记者的这一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你们会看到，从之后的日程，一直到海南博鳌论坛，都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
对于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易纲的回应同样纲举目张：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央行“易”主，让我们拭目以待。
易纲获任央行行长，他是坚定的改革派，也是温文尔雅的原则先生
作者 | 第一财经&徐燕燕
谁来接替周小川？谜底终于揭晓。
3月19日，经表决通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易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0岁的易纲，1997年加入央行，2007年升任央行副行长，2016年兼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与周小川一样，他也是一位技术派学者型官员，同时兼具国际视野，并且是坚定的改革派。
青年时代留美学习、任教，易纲身上至今保留着学者风范。观点碰撞遇到焦点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他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熟悉易纲的记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他有他的原则。
稳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审慎推进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等等，易纲的改革思想不仅局限在书本上，他更是一位实干家。
从学者到官员
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易纲的命运转折开始于高考。
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易纲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78年至1980年，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大学三年级时前往美国，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易纲一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博士毕业后，他希望学成回国，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风头正劲，是施展拳脚的好时候。
但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希望易纲能够先在美国任教，只有那样才能了解美国的大学和教育。于是易纲申请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并很快获得了美国的终身教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易纲结识了一群同样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学生，其中包括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以及林毅夫、钱颖一、杨小凯、许小年等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影响深远。
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7年后，易纲担任会长，并开始定期在中国举行研讨会，聚焦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1994年，易纲果断放弃了在美国安逸而稳定的生活，回到祖国，和林毅夫、张维迎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聚集众多专注中国经济问题的顶尖学者。
易纲日后在人民银行主管的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正是他当时所研究和教授的领域。
1990年，易纲发布的第一篇独立署名文章就是研究中国1953年至1988年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十多年，他持续研究这一问题，到2003年，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
即使进入人民银行工作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截至目前，易纲已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英文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10本书，其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
1997年，易纲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将自己的理论投入实际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他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从2007年就开始担任央行副行长一职。
2014年4月，易纲赴制定中国经济政策最高级别的议事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2016年初，他卸任外管局局长，升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当时有观察者预测，易纲这次新头衔“加持”，可能预示着未来将承担更重大的使命。
温文尔雅的原则先生
熟悉他的记者都知道易纲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但他有他的原则。
去年“两会”上，第一财经记者追采到当时还是政协经济组委员的易纲。日一早7点多，易纲独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过安检时被记者迎面碰到。尽管采访来的有些突然，一连接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并没有回避，而是准确、精炼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对于中国是否会跟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易纲说，这还得考虑国内需求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至于降准，他说，应当综合研究，尽管当下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流动性还是正常、稳定的。
解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易纲的回答简短有力：“观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紧。”
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释放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即使央行官员表态也会引起市场反响，所以，央行官员面对媒体随时要扮演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讨论遇到焦点问题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易纲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2015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政 府工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台下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改革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媒体所熟悉。
2016年4月，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限制，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
他解释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中国资本账户也基本上是自由流动的，只是在非正常情况下采取一定管理。而人民币汇率在近年来也不再是固定汇率。
获得成绩时，易纲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日，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人民币终于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次日，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说，加入SDR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肯定，心情是喜悦、平静。
坚定推进汇率市场化
和前任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任职央行副行长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中国汇改从1994年结束“双轨制”开始，到2005年参考一篮子货币，进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当时主流的改革路径不同，易纲始终强调，汇率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看来，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好的选择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9年7月，易纲接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时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际，美国将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的原因归咎中国，并再次将矛头指向人民币被低估问题。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危机重创的出口，还会放任外汇投机活动。而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出手干预外汇市场，全球“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下，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中国结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币的弹性，即实现“双向波动”，人民币的价格逐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
日，易纲在华盛顿参加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前夕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国家货币兑美元都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日，汇率迎来第二次重大改革，确立了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并且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左右。当时中国正在为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做最后的冲刺，IMF评估的一项重点是人民币是否为“自由使用货币”，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是人民币能否最终入篮的关键。
但是市场主体“习惯了过去非常稳定的汇率”，这次调整引起了波动，一直到2017年初，人民币贬值预期一直存在。
易纲在日的吹风会上表示，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易纲在做政策解读时阐述了他心中改革的方向，“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在他的眼中，改革是一门艺术，是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艺术。他指出，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包含丰富外汇的产品，推动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这里面也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引入合格的境外主体，从而促进形成境内外一致的人民币汇率。这些表述背后的核心是稳步有序的市场化。
在3月10日的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有境外媒体质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加大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对此，易纲做了通俗、精彩的回应。
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方向是ODI（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
易纲同时强调，“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
“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创造性推动外储投资多元化
易纲在央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在外管局局长任上，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2009年他接任外管局局长时，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美元，随后数年继续大幅增长，直至2014年上半年，外储达到历史峰值，逼近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官方外汇储备。
这既是一份厚实的家底，也是一份甜蜜的负担。如何替国家理好财，是外管局局长的重担。而过去，中国外储因大量投向美元资产，受到市场的质疑，尤其是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美元贬值，外界传言称，这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缩水”。
2010年，易纲接任外管局局长不久，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应当侧重资产投资。他不止一次公开强调，中国外汇储备配置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据媒体报道，当时为了解决外汇局人才问题，易纲力邀朱长虹辞去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债券之王”格罗斯领导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职务，加盟外汇局。朱长虹从系统、模型、技术、人员等方面，引入了诸多市场化的手法，让中国的外储投资更上一个台阶。
2011年3月举行的一次央行新闻发布会上，易纲回应此问题时称，中国的外汇储备方针，多年以来一直是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
一方面在币种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中国都有”，另一方面，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
易纲同样强调，多元化投资是审慎推进的。“只要资产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要求，都会予以考虑，然后进入一个严格的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的投资程序。”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易纲表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在全球同行中居前列，并且远高于所投资国CPI。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过度挂钩美元资产之嫌，易纲解释称，“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投资了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投资标的实际上是多元化的。”
在2015年8月的外管局分局长高级研修班上，易纲专门强调，下一阶段要继续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确保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截至2018年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13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减持167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降至6个月新低，但仍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接下来，60岁的易纲将以崭新的身份，开始他在央行第21年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可谓厚重。
今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时称，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将如何带领中国央行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闸门，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外界将拭目以待。
一如去年底他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评价人民币加入SDR时所言，“这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起点”。
　　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行长
日-1964年10月
1964年10月-1973年5月
1973年5月-1978年1月
　　易纲：“我就回答三个问题”
3月19日上午10：20，刚刚当选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在人民大会堂前往宣誓的路上，被中外记者们“围追”。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声，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问题”。这延续了他一贯的规矩，而他的回答同样言简意赅又满怀诚意。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来做好工作。”易纲对记者表达了自己当选后的心情。
第二个问题，第一财经记者问到：“当选之后，最紧要的任务是什么？”易纲回应，主要任务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此外，他还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让大家密切关注之后包括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议程。
　　【人物】易纲：从海归教授到中国央行新掌门
选择已经在央行工作20多年的易纲来接替周小川，说明当局希望维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是对周小川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肯定。
陈鹏CP界面宏观
日，易纲出席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40年前，他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大一新生；24年前，作为海归教授，他和林毅夫等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1年前，他“学而优则仕”，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如今，60岁的他成为中国央行新掌门。他，就是易纲。
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已经在央行工作多年的易纲来接替周小川，说明当局希望维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是对周小川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肯定。
“他（易纲）辅佐周小川行长15年，连续性是挺好的。在一个机构中呆久了，耳濡目染，对机构的文化、机构的使命理解得更为深刻。他会同化别人，别人也会把他同化。”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供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部门的伍戈对界面新闻表示。
“他原来也长期做研究，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到工作中，与实践相结合，比较有方向感、前瞻性。”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在对界面新闻谈起他的老领导时如此表示。
“而且易行长的外语好，国际上人脉比较广泛，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交往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有易行长这样一个人来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更加有助于中国开展金融外交。”管涛说。
从北大学子到北大教授
1980年，22岁的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先后在哈姆林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聘为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得该校终身教职。
后来易纲在谈及这段海外留学的经历时透露，刚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是流水线的一员，可以挣一些零花钱。”2012年易纲在做客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时称。
他说，“我一当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而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只有两天有课。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是分不开的。”
1990年，易纲发表了《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通胀和价格波动：中国实证研究），文中运用1953年-1988年的数据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有明显的通胀。
1994年，易纲回国在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同年8月初，易纲和林毅夫、海闻等“海龟”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8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林毅夫出任主任，海闻、易纲出任副主任。
学而优则仕
他回国的那年，中国正面临的严峻通货膨胀。199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前一年上涨了24.1%。易纲当时认为，货币扩张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那几年里，易纲调研了人民银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他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搞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很难将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可能是因为其对相关宏观问题的专业研究引发了决策当局的注意，1997年易纲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从研究转入仕途。此后，他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2009年至2015年，易纲曾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此外，2014年4月起，易纲还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的中财办，是为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的部门，属正部级机构。
管涛在谈到易纲时，除了肯定他学识渊博、外语出色，还提到了他比较讲究顶层设计。“我印象非常深的，他来了以后，跟我们说日常工作不能够零打碎敲，要有一个顶层设计，每个部门工作要有一个目标，定一个时间表路线图，你的工作就按照这个时间表、路线图往前推进。一方面，可以少走弯路，因为零打碎敲你可能就不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了。另一方面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可以调整工作的方向和路线。”
8·11汇改的功过是非
易纲是外管局成立以来担任局长时间最长的一位。管涛回忆说，易纲在担任外管局局长期间，大部分的时间主要是在应对资本流入的压力。他在推动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是在货物贸易与管理改革方面有很大的动作。
“原来我们对货物贸易管理采取核销制度，要求货物和资金流一一对应，这样和实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增加了企业的很多不便。他来了以后，指导相关业务司研究货物贸易的改革方案，从逐笔核销，转为总量核查，这样的话，就把核销的手续大大简便。这在前些年受到了各地的普遍好评。”管涛说。
在外界看来，易纲在掌管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六年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8·11汇改”和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这两件事。
长期以来，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多少是合适的，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话题。早在1997年，易纲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应对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但这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外汇储备依然在快速地上升。1994年底时，中国外汇储备是516.2亿美元，到了2009年，易纲担任外管局局长时，外汇储备将近2万亿美元，而在他的任内，外汇储备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
日，中国央行宣布人民币中间价一次性贬值2%，并调整中间价形成机制，即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同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客观地说，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朝市场化形成机制迈出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一直进行得很慢。但令市场不解的是，当时并不是一个改革的好时机，一方面股灾刚过，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经济处于低迷期，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但这些政策和稳定汇率相冲突。
两天后，央行举行汇改吹风会，易纲在会上作出坚定的表态，“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传言，“所谓人民币要贬值10%，要刺激出口，还说这是官方意图，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反复强调，“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但市场还是朝着贬值预期不断强化，到2016年底人民币汇率一度接近破7。央行不得不动用巨额外汇储备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外汇储备跌去近1万亿美元，直接让央行成为“被争议”的对象。
对此，易纲在2017年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解释道：“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是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对国际社会都有好处。有的朋友问过我，说外汇储备是不是动用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在这儿跟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卖出美元都收回了等价人民币，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打水漂了，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
易纲还强调，这个过程中是遵照市场规律的。“因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使得市场的信号得以发挥，而且汇率的弹性，也是我们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一个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信号得以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8·11汇改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决议于日起生效。尽管如此，人民币离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第一梯队还有相当的距离。
“相比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和成熟有效的市场，人民币和国内金融市场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问题上，要特别的‘心平气和’。”易纲在去年底“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活动上谈到人民币加入SDR时表示。他说，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需要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三驾马车”协同推进，缺一不可。
旧人的新挑战
2002年周小川接手央行时，中国经济居世界第五位，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筑，部分外国学者甚至给中国的国有大行冠以“技术性破产”的帽子。现在，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全球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占据近半壁江山。
15年里，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翻了近一番。这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统筹推进了国有银行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对次贷危机、人民币走出去等重大议题，从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正部级单位，一跃成为推进经济增长、引导经济转型的中枢机构之一。
金融业高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地方政府（包括融资平台）和国营企业的大量债务存在潜在违约的可能，居民负债比率在房地产市场火爆的带动下一路飙升，非标准化金融产品、银行表外扩张、跨资产种类套利等渠道加杠杆屡禁不止，使得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变得棘手。
这是易纲和他的团队将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周期性风险所在。
易纲在《中国金融》2018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货币政策回顾和展望》中提出，“相对慢一点的货币信贷增速仍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他指出，从国际上看，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从国内看，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表示，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在金融改革方面，易纲表示，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
根据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和保监会将合并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将银监会、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将划入中国人民银行。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如何完善金融综合监管也将是对易纲的新挑战。周小川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发布会上也坦言：“这里的工作其中有一条也是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
回望易纲的经典观点
怎样强调质量也不过分
眼下在中国，“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热门词。但早在20年前，易纲就提出来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怎样强调质量也不过分。”他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强调质量》一文中说。
“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如果所做的只是为了增长，就需要对增长作一个彻底的讨论，就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一个低效的高速度之类的观点进行严格的检验”。易纲写道。
“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追求速度，不必追求质量和效率，并且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维持高速度，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不妨举出一个反面例子，法国巴黎最好的房子有许多是拿破仑时期建的，距今200多年。为什么200年前的法国能注重质量，而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谈质量和效率呢？ ”
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
2016年7月，易纲在《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一文中写道，次贷危机威胁到金融安全，从危机中能够学到的东西很多，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必须要正确和稳健，这对整个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
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如果用一种金融创新使不符合标准的人得到贷款，好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金融风险，代价非常昂贵。金融业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
三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过度相信评级公司。四是，风险暴露以后，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人没有估计到次贷危机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第五，货帀当局的稳定措施不断地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权衡非常困难。
要害问题不是老百姓不想干而是政府不让干
2000年，易纲在《财经界》杂志刊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盲区》一文指出，一个盲区是对资源及环境保护的漠视，另一个是政府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
“中国目前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严重抑制了竞争与创新，从而影响民间投资与消费的热情。以金融业为例，中国的金融管制可谓铁板一块，各大银行全捏在政府手里。金融管制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缺少活力的国有企业却能轻易获得大量贷款。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总也硬不起来，为什么l0多年未赚过钱也不属于什么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还能继续生存？ 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因为政府这些年一直通过金融资本市场来为其输血打气。”
“因此，在中国，要害问题其实不是老百姓不想干，而是政府不让干；民间投资不景气，不是没得干，而是没法干。周其仁教授曾经指出，中国官员的思维是爱‘管制’ 爱‘规范’ ， 一来二去， 不将一个兴旺的产业规范得气息奄奄不算完。”
“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
每当谈及人民币汇率，不少学者就会提到“三元悖论”或“不可能三角”。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2016年4月，易纲和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同台亮相。在台上，伯南克说，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他表示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国加速开放债市就是吸引更多资金的好办法。”
易纲对此表示，“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具体来说，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
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介绍易纲的文章。其中提到，易纲曾对他的学生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严在哪里，什么是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又是国家的权利。”
在文章中，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曾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堂上，听过易纲的讲课。在谈及政府行为的时候，他回忆了一桩往事：1976年，时年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最后评价道。
解决国民素质低要先清楚定义私人产权
2015年4月，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悦读会”上介绍他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时说，“我一直特别关心中国的环保问题，比如大城市的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国土荒漠化等。关于国民素质，我也提到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要如何培养公共意识？首先要有私人空间，要分清楚私人空间、公共场合，才能逐步树立起公共意识。假如一个地方、一个国度、一个岛屿从来就没有私人空间，或其私人空间被完全剥夺，要同当地人讲公共意识确实比较困难。所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
　　来源：网易研究局（ID：wyyjj163）独家稿件
作者|黄有光
周小川，自从2002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至今已有近十六年了，是中国央行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2012年，他被《彭博市场》评选为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周小川是一个勇于与善于进行市场改革的健将。他在2013年7月开始力推的利率市场化，在2015年底之前已经大致完成。这十年左右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也很有成绩，已经使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储备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将成为能够与美元分庭抗礼的主要储备货币，这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著名经济学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经济学帮助避免大萧条
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措施是温家宝总理于2008年11月决定，于2009年推行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当时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出台后，很快便引发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激烈批评，林毅夫则是少数对该计划公开表示支持的经济学家。笔者向来认为这4万亿计划，在当时全球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很可能是很必要的。批评这一计划的经济学家可能是受到传统经济学的影响，认为市场大致能够自己调节，不必政府干预；货币是中性的，只能影响价格，不能影响产量与就业。
这个传统经济学的货币中性的结论，是在假定厂商是完全竞争者的模式论证出来的。笔者用综观分析（综合宏观、微观与全局均衡分析），不必假定完全竞争，得出在完全竞争时，货币是中性的；在非完全竞争时，货币可能中性（货币学派的情形），也可能会影响产量与就业（凯恩斯的情形）。实际经济是不完全竞争的，因此凯恩斯的情形至少有时可能适用，包括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其实，1929年有大萧条，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导致大衰退，至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周小川在内的各国央行负责人现在已经比较知道应该怎样处理总需求快速下降的情况，包括金融危机的情形。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大量减少，东莞一带很多工厂停工，农民工大量回乡下。如果当时没有4万亿的快速推出，以及全球各国央行的大量货币宽松与刺激经济的政策，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此，虽然4万亿造成很多效率不高甚至很浪费的投资，但却成功避免经济增速下跌得更多。整体而言，是正确与成功的政策。
帮助市场化的改革与转型
帮助各国避免包括2008年那次在内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实际贡献。微观经济学也有一个重大的实际贡献。从司马迁《史记》中的“如水之向下”，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现代经济学的第一福祉定理，帮助人们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功能与效率。当然，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自己根据实际经验的比较，但经济学也多少加强这个认识。这认识又部分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与东欧国家的转型，以及避免一些非洲国家再走中央计划的歪路。经济学在这些改变上的比例作用可能不是很高，但这些改变的整体作用巨大无比，因此，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绝对贡献依然很大。
第一福祉定理说，如果不存在像污染等巨大外部作用，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全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即效率最高）的。完全竞争与没有污染都很不现实，但这定理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功能，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情形需要政府对市场的辅助。例如，当有重大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等外部成本时，微观经济学建议对这些外部作用征收等于它们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庇古税。如果这建议能够得到广泛采用，这会是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实际贡献，帮助减少环境破坏，甚至可能避免人类灭亡。
帮助保护环境
有人认为庇古税不可行，因为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对社会的危害很难估计，尤其是涉及全世界与后代的情形。笔者于2004年在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论证，在多数情形，至少应该对污染征收等于清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的税，而这边际成本是比较容易估计的。例如，二氧化碳在今后几百年的危害很难估计，但多数国家有进行减少二氧化碳的投资，例如植树等。如果每投资一万元，可以减少二氧化碳200吨。那么，至少应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征收每吨50元的税。而且，如果不考虑行政成本，这种税收的收入总数，比应该进行清理污染的最优总投资还大，会有足够的资金来清理。这篇文章同时解决环保的两大实际问题（估计困难与清理污染的资金来源）。
对污染等外部成本的控制，除了税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采用配额的限制，而让配额可以自由买卖。对于税收与配额的优劣，有很多讨论。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配额不可以免费发送，而应该采用拍卖等方式来收费。如果根据历史的污染量来免费配送配额，则以前污染多的就能够得到多配额，而配额是可以卖钱的，这就会鼓励人们将来加大污染，甚至鼓励人们做不道德的事，因为干坏事有好报。如果配额需要付费，则配额与征税的差别就不大了。因此，除非行政成本很高，征税是最好的控制污染的方法。
帮助有效政策的采用
很多人反对拍卖，认为这会让有钱人得利，而支持像摇号的随机方式分配配额或车号之类的有限数目的物品，认为比较公平。其实，摇号是很不公平的分配方法。不必任何付出，光凭幸运，就能够获得价值几十万元的车号，很不合理。根据拍卖而获得者，必须付出高于任何其他没有获得者愿意付出的更高的金钱，才能够买到。社会得到这笔收入，可以用来进行环保或除贫等有重大社会价值的支出。不应该无端放弃这笔收入，让幸运的人不必付出任何东西，就平白获得这车号。
不错，即使没有贪污与滥用权力等，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会有相当的贫富差距。政府可能需要设法减少贫富差距的程度。然而，原有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是原有赚钱能力的禀赋分配不平均，这是更高层次的幸运与不幸。要减少这种不平均，不是用摇号的方式来增加更多的幸运与不幸的差异，而是应该多征收高收入者的税，加强除贫的力度，去除一些增加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一些制度或政策（例如城乡隔离政策），加强防止用贪污与滥用权力等手段来致富。
我们要增加平等，但要用有效的方式。笔者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的一篇文章论证，不论我们要达致的平等程度是多少，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包括污染的征税、车号的分配等）以效率挂帅（例如用拍卖而不是摇号），而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加强力度。这样，给定同样的成本或效率的损失，就能够获得最高的平等程度。你让有钱人能够用金钱买车号，就能够对他们征收更多的税，也能够维持他们的挣钱激励，或使他们不把资金转移到外国。而且，如上所述，他们付的车号费，还能够用来除贫。
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不论是用在增加平等、保护环境或其他具体经济政策上。在采用有效的经济政策上，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有效的国家与城市，它不但用拍卖来分配车号，还用最有效率的第二价格拍卖，比起北京的摇号，新加坡是特优。
像周小川这样优良的央行行长退下后，希望其替代者，以及其他有关政府机构的负责人，能够更多理解经济学的精要，而在各种经济政策中采用比较有效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这也取决于更多人对经济学的理解。在这方面，除了学校的教育，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少。
　　来源：海清FICC频道
作者：邓海清 陈曦 刘伟
日，国务院提名易纲担任中国央行新行长，市场猜测已久的中国央行新一任行长终于尘埃落定。通过与之前的中国央行行长、美国新任美联储主席相比，我们认为以下信息值得关注：
一、首任“海龟”央行行长
易行长之前的历任行长，均为纯国内教育背景：周小川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戴相龙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朱镕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易行长是首位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曾在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
此次认命易纲为中国央行行长，表现了中国政府的更加开明、更加自信，不拘一格降人才。此前市场曾有传言，易纲的海外经历不利于易纲接班央行，现在看来这一传言完全低估了本届政府的开明和自信。
在中国步入“新时代”、国际“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特殊背景下，“海龟”行长具有特殊的意义：这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央行行长的国际视野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有利于中国抓住美国全球化倒退的历史机遇，也有利于全球经济金融的共同发展。
二、上任时并非中央委员
回顾历任央行行长，陈慕华上任前为政治局候补、国务委员，李贵鲜上任前为国务委员、中央委员，朱镕基上任前为副总理、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戴相龙上任前为中央候补委员，周小川上任前为中央委员；也就是除戴相龙外，近三十多年来的央行行长上任前均至少中央委员。
易行长目前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戴相龙相同；如果只比较央行历任行长，中央候补委员接任央行行长确有先例，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是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同样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从央行与银监会、证监会的对比看，央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银监会、证监会并非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从近几年的权力重构看，央行的权力在逐步提高，从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看，剥离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审慎监管制度的拟定权到央行，央行的权力空前，易行长在不久的将来提高到中央委员几乎是必然。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于2017年10月发布，易纲当时并未成为中央委员，而就在仅仅半年之后，易纲成为央行行长。市场之前猜测的新任央行行长热门人选，除易纲外，主要包括刘鹤、郭树清、蒋超良、谢伏瞻等，均为十九届中央委员，此次易纲以中央候补委员上任，央行行长的决策过程确实多少超出了市场预期。
三、周行长的老搭档，央行政策有望保持平稳延续
周小川行长在2016年“两会”时期曾表示“易纲副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这是易纲被市场认为有望接班周小川的重要信息。周小川的央行行长任期为年，易纲担任央行副行长的任期为年，且在年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年任央行行长助理，两位新旧行长在央行的经历高度重合。
易纲接任央行行长，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地，“紧货币+严监管”担忧有望减轻。此前市场曾担忧，新任央行行长的货币政策将是“紧货币+严监管”，目前看这种担忧可以告一段落。易行长作为周小川行长的老搭档，长期主管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非常熟悉周行长时期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如何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早已轻车熟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有望保持平稳延续，
四、前后脚换届的中美新行长对比
2018年3月，易纲上任中国央行行长，就在一个月前的2018年2月，鲍威尔上任美联储主席，中、美两个大国央行行长均实现新老更替。在“中美新一轮国运交锋博弈”的时代背景下，对比两国央行行长的异同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角度。
从学术经历看，鲍威尔是政治学学士、法学博士，最早的从业经历是律师，之后在投行、并购等领域工作，是非经济学科班出身、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实践性官员；易纲是经济学博士，1986年毕业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回国后在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直至1997年才在央行任职，象牙塔的学术经历长达十年之久，是以为不折不扣的经济学者型官员。
两位新任央行行长都具有低调务实的特征，并非所谓“明星官员”，上任后的个人色彩可能淡化。
鲍威尔上任前，一度并非美联储新任主席的最大热门，耶伦、柯恩、泰勒、沃什等的市场知名度和呼声均曾高于鲍威尔。鲍威尔上任之前，很少就货币政策发表公开讲话，而是更关注美联储的棘手问题。
易纲上任前长期主管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回顾这两块央行最重要的工作，可以发现从来都是脚踏实地、立足中国国情；易纲本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也非常丰富，其学术功底在业内皆有口碑，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从中美两国用人风格看，特朗普偏好任用鹰派、保守主义、反全球化的价值倾向，而中国政府则释放出自信、开放包容性、全球化价值倾向。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一度被市场认为是鸽派，但上任后的表态却证明是一位鹰派人物，近期美国政府成员剧烈动荡，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辞职，美国务卿蒂勒森被撤职，新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硬派，曾于2017年表示“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对美会造成长期威胁”。
中国政府此次任命易纲为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具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广阔的国际视野，长期主导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工作，在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新时期，在“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积极推进的新阶段，易行长必将带领中国央行推动中国金融和实体更好的站上国际舞台，有效支持“一带一路”等中国主导的新一代全球化战略。
新浪财经讯 3月19日消息，全国人大决定易纲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12年9月，时任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上，谈及了当年揣两美元到美国留学时的经历。
以下为文字实录：
易纲：1980年我兜里揣两美元到美国，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虽然我的学费和住宿都是免费的，但是我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是流水线的一员，可以挣一些零花钱。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有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1986年我就当助理教授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工资差距极大。我一当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1986年的时候你能够一个月拿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她的能力比我要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
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我当教授的时候一个星期只需要上两天班，我只有两天有课，我把答疑时间也安排在那两天，剩下时间可以在家里，每个礼拜去两天就可以了。我在想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率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和我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李丹丹）3月19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随后，他同新当选的部委负责人一起，进行宪法宣誓。
在进入人民银行系统21年后，当年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终于成为成方街32号的掌舵者。“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会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易纲如此描述当选人民银行行长后的感受和心情。
资料图&上证报记者 史丽 摄
“真正的学者型官员”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型官员。”一位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昨日向上证报记者如此评价。
在加入人民银行系统之前，易纲在高校执教11年，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段经历与美联储原主席本·伯南克、珍妮特·耶伦颇有相似之处。
简历显示，198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易纲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易纲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易纲以北大教授的身份直接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书写”他与央行的20余年缘分。
学者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即使在已经任职人民银行之后，他依然热爱研究，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且研究扎实，经得起专业推敲和时间检验。他的研究成果，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
《中国通货紧缩研究》是易纲带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编写的，尽管时间过去将近20年了，这本书仍具有很强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数位经济研究人员均对记者力荐此书。
易纲有两本论文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收录了他1988年至2003年期间撰写的主要论文，2003年至2009年期间的主要论文则被纳入《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
论文集的专业性毋庸置疑，围绕利率、汇率、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逐一展开，光是自序也极具可读性。《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写于2009年12月，彼时易纲已经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局局长，文中他依然自称“我是一名教师”。他提到，“我还有勇气出此书是因为我的文章是用心写的，在每篇文章的特定背景下，我想到前沿去了，我希望并相信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这是他对自己的学术自信。
该自序并没有过多谈及金融改革，反而分享了他对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思考，并称这两者与金融改革同等重要，其学者的“可爱劲儿”和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
身体力行改革与开放
易纲是“海归派”和“学院派”，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他深谙中国经济运行之道，并将理论与中国国情充分结合，提倡用渐进式改革的方法，耐心寻找“此岸”到“彼岸”的路径。
2003年易纲担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并于次年任人民银行行长助理。2007年12月他升任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年至2015年期间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14年他还多了一个职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这段期间，他主管的货币政策逐步完成了从行政调控到市场调控的转型，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日益丰富和完善。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中，他指出，渐进式改革模式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将有一个必然的转轨时期，其间新旧政策工具平行和交叉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孰轻孰重、如何取舍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搭配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妥善处理好新旧政策工具间的关系，不断提高货币调控的艺术。
易纲对于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坚定不移。2015年“8·11汇改”在市场引起广泛关注，质疑声音也很多。易纲在随后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这次改革主要是就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做的一次调整，调整以后，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有利。”易纲说。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摒弃渐进式改革的理念。他指出，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既体现了市场的弹性、市场汇率调整的灵活性，同时又在市场波动过大时能对它进行有效管理，使得整个市场对汇率的机制更加有信心，而且使整个市场和经济运行更加平稳。
从利率市场化到汇率市场化，从资本项下对外开放再到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易纲是过去二十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理论研究者、积极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
今年年初他撰文指出，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新的职位上，他将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19日面对上证报记者的这一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你们会看到，从之后的日程，一直到海南博鳌论坛，都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
对于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易纲的回应同样纲举目张：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央行“易”主，让我们拭目以待。
易纲获任央行行长，他是坚定的改革派，也是温文尔雅的原则先生
作者 | 第一财经&徐燕燕
谁来接替周小川？谜底终于揭晓。
3月19日，经表决通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易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0岁的易纲，1997年加入央行，2007年升任央行副行长，2016年兼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与周小川一样，他也是一位技术派学者型官员，同时兼具国际视野，并且是坚定的改革派。
青年时代留美学习、任教，易纲身上至今保留着学者风范。观点碰撞遇到焦点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他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熟悉易纲的记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他有他的原则。
稳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审慎推进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等等，易纲的改革思想不仅局限在书本上，他更是一位实干家。
从学者到官员
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易纲的命运转折开始于高考。
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易纲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78年至1980年，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大学三年级时前往美国，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易纲一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博士毕业后，他希望学成回国，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风头正劲，是施展拳脚的好时候。
但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希望易纲能够先在美国任教，只有那样才能了解美国的大学和教育。于是易纲申请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并很快获得了美国的终身教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易纲结识了一群同样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学生，其中包括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以及林毅夫、钱颖一、杨小凯、许小年等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影响深远。
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7年后，易纲担任会长，并开始定期在中国举行研讨会，聚焦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1994年，易纲果断放弃了在美国安逸而稳定的生活，回到祖国，和林毅夫、张维迎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聚集众多专注中国经济问题的顶尖学者。
易纲日后在人民银行主管的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正是他当时所研究和教授的领域。
1990年，易纲发布的第一篇独立署名文章就是研究中国1953年至1988年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十多年，他持续研究这一问题，到2003年，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
即使进入人民银行工作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截至目前，易纲已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英文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10本书，其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
1997年，易纲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将自己的理论投入实际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他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从2007年就开始担任央行副行长一职。
2014年4月，易纲赴制定中国经济政策最高级别的议事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2016年初，他卸任外管局局长，升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当时有观察者预测，易纲这次新头衔“加持”，可能预示着未来将承担更重大的使命。
温文尔雅的原则先生
熟悉他的记者都知道易纲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但他有他的原则。
去年“两会”上，第一财经记者追采到当时还是政协经济组委员的易纲。日一早7点多，易纲独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过安检时被记者迎面碰到。尽管采访来的有些突然，一连接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并没有回避，而是准确、精炼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对于中国是否会跟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易纲说，这还得考虑国内需求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至于降准，他说，应当综合研究，尽管当下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流动性还是正常、稳定的。
解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易纲的回答简短有力：“观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紧。”
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释放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即使央行官员表态也会引起市场反响，所以，央行官员面对媒体随时要扮演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讨论遇到焦点问题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易纲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2015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政 府工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台下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改革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媒体所熟悉。
2016年4月，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限制，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
他解释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中国资本账户也基本上是自由流动的，只是在非正常情况下采取一定管理。而人民币汇率在近年来也不再是固定汇率。
获得成绩时，易纲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日，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人民币终于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次日，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说，加入SDR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肯定，心情是喜悦、平静。
坚定推进汇率市场化
和前任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任职央行副行长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中国汇改从1994年结束“双轨制”开始，到2005年参考一篮子货币，进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当时主流的改革路径不同，易纲始终强调，汇率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看来，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好的选择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9年7月，易纲接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时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际，美国将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的原因归咎中国，并再次将矛头指向人民币被低估问题。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危机重创的出口，还会放任外汇投机活动。而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出手干预外汇市场，全球“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下，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中国结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币的弹性，即实现“双向波动”，人民币的价格逐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
日，易纲在华盛顿参加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前夕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国家货币兑美元都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日，汇率迎来第二次重大改革，确立了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并且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左右。当时中国正在为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做最后的冲刺，IMF评估的一项重点是人民币是否为“自由使用货币”，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是人民币能否最终入篮的关键。
但是市场主体“习惯了过去非常稳定的汇率”，这次调整引起了波动，一直到2017年初，人民币贬值预期一直存在。
易纲在日的吹风会上表示，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易纲在做政策解读时阐述了他心中改革的方向，“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在他的眼中，改革是一门艺术，是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艺术。他指出，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包含丰富外汇的产品，推动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这里面也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引入合格的境外主体，从而促进形成境内外一致的人民币汇率。这些表述背后的核心是稳步有序的市场化。
在3月10日的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有境外媒体质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加大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对此，易纲做了通俗、精彩的回应。
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方向是ODI（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
易纲同时强调，“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
“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创造性推动外储投资多元化
易纲在央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在外管局局长任上，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2009年他接任外管局局长时，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美元，随后数年继续大幅增长，直至2014年上半年，外储达到历史峰值，逼近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官方外汇储备。
这既是一份厚实的家底，也是一份甜蜜的负担。如何替国家理好财，是外管局局长的重担。而过去，中国外储因大量投向美元资产，受到市场的质疑，尤其是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美元贬值，外界传言称，这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缩水”。
2010年，易纲接任外管局局长不久，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应当侧重资产投资。他不止一次公开强调，中国外汇储备配置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据媒体报道，当时为了解决外汇局人才问题，易纲力邀朱长虹辞去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债券之王”格罗斯领导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职务，加盟外汇局。朱长虹从系统、模型、技术、人员等方面，引入了诸多市场化的手法，让中国的外储投资更上一个台阶。
2011年3月举行的一次央行新闻发布会上，易纲回应此问题时称，中国的外汇储备方针，多年以来一直是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
一方面在币种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中国都有”，另一方面，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
易纲同样强调，多元化投资是审慎推进的。“只要资产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要求，都会予以考虑，然后进入一个严格的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的投资程序。”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易纲表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在全球同行中居前列，并且远高于所投资国CPI。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过度挂钩美元资产之嫌，易纲解释称，“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投资了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投资标的实际上是多元化的。”
在2015年8月的外管局分局长高级研修班上，易纲专门强调，下一阶段要继续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确保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截至2018年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13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减持167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降至6个月新低，但仍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接下来，60岁的易纲将以崭新的身份，开始他在央行第21年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可谓厚重。
今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时称，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将如何带领中国央行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闸门，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外界将拭目以待。
一如去年底他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评价人民币加入SDR时所言，“这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起点”。
　　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行长
日-1964年10月
1964年10月-1973年5月
1973年5月-1978年1月
　　接掌央行 易纲5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表态在这了
来源：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
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新一任央行行长。
此前，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配合周小川，参与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对于互联网金融，易纲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2014年3月，易纲曾表示，“总体上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发展过程中要容忍，但有些问题要及时规范，要平等竞争，才能创造更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此后的5年间，易纲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态度。日，易纲在两会期间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关于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提案，有关部门正在反复研究。“出台政策既要拿捏把握度，又要促进发展，要适度监管。”
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一行三会分别对互联网金融分为七大业态领域进行监管，央行监管互联网支付，银监会监管网络借贷、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证监会监管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保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同时对网络借贷等进行明确界定，提出了建立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等。
12月28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官网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明确了P2P信息中介的定位，并对银行存管、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