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八十四回&&汉外长城
在汉武帝着手战略反击匈奴时，身处中央之国东南、南方的“二越”，也就是闽越、南越两国，虽然名义上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还保持着独立状态。在匈奴人不再为祸中原时，汉武帝也得以腾出后来解决这两个遗留问题。具体的过程，我们在之前南越部分也已经提前解读过了。简单点说，就是在公元前112年—公元前111年，帝国得以将领土真正扩张到南海之滨了。　　对于汉帝国来说，解决掉“二越”只能算是恢复了秦帝国所扩张出的中央之国版图。真正让汉武帝感到不安的，还是那个在北方暂时蛰伏的匈奴帝国。很显然，富庶的农业区对这些游牧者，永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旦他们的力量得以恢复，汉朝的边郡势必会再一次的受到攻击。　　汉帝国攻灭闽越、南越两国时候，距离漠北之战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这个时间间隔，意味着新一代的匈奴战士得以长成，而他们的畜群也同样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在南线战事结束之后，帝国此时所需要考虑的，是再一次主动出击漠北，还是坐等匈奴人又一次南下。
最终汉武帝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公元前111年派两路汉军，分别从五原、令居两个方向出塞（前者一万五千骑，后者万余骑），向北穿越戈壁阿尔泰山，进入湖谷，以探知匈奴人是否还老老实实的呆在漠北草原休养生息。最终的结果是，匈奴人的确还没有南下的企图，出击的汉军在未与匈奴接战的情况下，回到了漠南。　　尽管收集到的情报，证明了匈奴人暂时还没有南下的企图，但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上的滋味也并不好受。问题是，基于我们之前所分析的理由，汉武帝和他的将领们，也没有勇气再发动一次漠北之战。有鉴于此，汉武帝试图将匈奴主力引至漠南与之决战。　　再一次以“马邑之围”的方式引蛇出洞，显然并不现实。已经完全处于守势的匈奴人，是绝不会再为点小利，就轻易冒险南下了。因此这一次，汉武帝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集结了十八万的骑兵（几乎是汉军全部主力了），由汉武帝亲自领军集结于朔方；另一方面，派出使者至漠北，告知匈奴单于：要么南下与汉军决战；要么向汉帝国称臣，彻底结束这场战争。不要只是躲在这寒冷凄苦，缺水少草的漠北。　　对于汉帝国的这种挑衅，匈奴人当然是十分愤怒的。然而这种愤怒却不也至于让他们敢于南下，与汉军决战。因此匈奴人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在漠北草原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派出使者示好，试图以和亲的方式将汉匈关系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当然，此时匈奴人所希望的“和亲”，已经和汉初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以这种方式，来保持与汉帝国的平等关系。至于说汉武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接下的汉匈战争又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呈现出来呢？
对于匈奴人的和亲要求，汉武帝并没有答应。也就是说，正处于强势期的汉帝国，并不希望就此与匈奴罢兵。然而问题是，大漠戈壁成为了一道现实的屏障，如果匈奴人一直不肯南下的话，汉军再一次远征漠北的难度也实在太大。正因为如此，在汉武帝朔方阅兵之后数年，汉匈两国除了不断互派使节，以试探对方虚实以外，军事上面并没有太大动作。　　这一阶段的外交战并没有什么特别收获。反而对于双方，尤其是汉朝使者来说，却无疑于一场灾难。由于自认为没有得到汉朝的尊重，匈奴方面扣留了每一批出使匈奴的汉使。而出于对等原则，汉朝方面也扣留了相同数量的匈奴使者。当然，这些使者本身并不会有性命之忧。不过由于双方生存环境的差异，那些被扣留在长安的使者，在生活上其实算是在度假了。至于汉使的待遇，看看苏武（公元前100年被扣）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暂时无法再一次与匈奴主力决战，并不代表汉帝国就此马放南山了。借北方压力的减小，除了两越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外，云贵高原的“西南夷”，也通过两次战役（公元前111年/前109年）得以纳入帝国版图。需要说明的是，云贵高原的“夜郎”等国，对帝国的边境安全其实并没有什么威胁。经营这片土地，在经济上对于汉帝国来说也没有太大收益。帝国之所以对这片土地感兴趣，很大程度却还是源于万里之外的匈奴。　　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解读张骞出使西域对汉匈地缘关系的战略意义。这次凿空西域之举，无论对于汉帝国还是整个中央之国西北版图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张骞带回来的诸多地缘信息中，有一条就是他在吐火罗盆地的大夏，发现了来自蜀地的特产。加上收集关于南亚次大陆的信息，使得张骞相信在帝国的西南，有一条始自四川盆地，经由云贵高原，穿越南亚次大陆，并最终抵达中亚的战略通道。　　如果帝国此时已经相信，联合天山南北诸国能够压缩匈奴人的生存空间，那么能够拥有一条完全不受匈奴人影响的连通“西域”的战略通道，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鉴于秦帝国在云贵高原已经试探性的扩张过了，汉帝国在攻灭南越的同时，顺势将云贵高原纳入版图的理由也就更加充分了。　　事实上，早在张骞回到长安后不久（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完成打通西南通道的梦想了。他甚至同时派出四路使者，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传说中富庶的“身毒”。虽然这些尝试，最终都受阻于西南那些土著（夜郎自大的典故就源于这些探路之举），但因此而收集来的情报，却为后来的征服西南夷奠定了基础。　　要是张骞不在公元前114年去世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在汉帝国征服西南之后，马上请命亲自打通这条“南方丝绸之路”的。当然，就最终的结果来看，不管张骞有没有机会亲身开通这条新路，汉帝国终究会发现，这条理论上沟连西域的战略通道，圈子实在绕得有些太大了。换句话说，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固然有可能为帝国带来额外的商业利益，但于北方汉、匈之战的进程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要想对压缩匈奴人的外交空间，汉帝国还是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匈奴人可以够得着的那些板块中。很显然，将西域那些绿洲国家，包括乌孙这样的游牧国家纳入帝国的势力范围，将是帝国下一步的经略重心。这一战略，被称之为“断匈奴右臂”。然而从地缘结构上看，西域并非是唯一有可能成为汉、匈外交争夺的方向。在匈奴的东面、帝国的东北，还有三个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的板块有可能威胁到帝国的安全。以部落（国家）名来标示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三个地缘板块标定为：乌桓、扶余、朝鲜。　　与西北战略相对应的话，我们也可以将帝国在东北方向的外交、军事行动，定位为“断匈奴左臂”。在针对这三个板块的动作中，乌桓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作为东胡遗族，被压缩于大兴安岭南部的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匈奴人的附庸，并成为帝国东北防线的现实威胁了。　　不过作为被匈奴征服的边缘部族，乌桓人很显然只是一个“胁从犯”。漠北之战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在汉帝国的扶植之下，这支原本在森林当中，被迫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东胡部落，开始放心游牧于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草原地带，也就是西拉木伦河——辽河流域（今天的科尔沁草原）。　　乌桓人借漠北之战得以扩张的森林草原地带，相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边缘。实际上，这些地区也正是当年燕国所征服的东胡故地。如果东胡人还像当年那样强大的话，汉武帝当然不会放心让他们重回故土的。但现在扶植他们，却为帝国的燕山防线，设立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区。而为了管理这些乌桓人，帝国也设置了“护乌桓校尉”的军事机构。　　从地缘结构上看，乌桓人被纳入汉朝的势力范围，匈奴方面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左贤王部了。因为这相当于切割了匈奴左翼部落南下攻掠的草原通道。而乌桓人之所以敢于在此时摆脱匈奴人的直接控制，除了汉帝国的强势以外，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匈奴左翼势力，在漠北之战中损失惨重。由于霍去病部这次直接攻击了匈奴左翼在漠北的王庭，东路军的斩获中应当有相当成份，是隶属于左贤王本部的。换句话说，在这一系列战争中，最后受到直接攻击的匈奴左翼，反而是损失最重的。　　匈奴左翼在漠北之战中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也直接影响到了匈奴内部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之后的岁月里，匈奴右翼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开始取代左翼贵族在匈奴帝国中政治地位了。另一个更为明显的地缘影响，就是匈奴帝国的重心开始向西方倾斜，西域开始成为汉、匈两国的争夺重点。　　由于乌桓人逐渐脱离了匈奴人的控制，之前经常受到匈奴左贤王部所侵扰的燕山防线，也基本不再成为匈奴人的攻击目标了。而之前由匈奴单于本部所负责攻击的云中、代郡、雁门等中部边郡，则成为了左贤王部南下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谷、渔阳、右北平等以燕山为依托，护卫华北平原的边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中，如何将第三方势力的实力维持持在可控状态中，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简单点说，作为第三方势力存在的乌桓，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空间，他的实力就不足以帮你缓冲匈奴；而如果放任其做大的话，又有可能尾大不掉，威胁到自身安全。那么，汉帝国有没有办法掌控乌桓而
“断匈奴左臂”呢？
尽管名义上选择了接受汉朝的节制，但乌桓也并没有马上选择与匈奴为敌。通常情况下，居于这种地缘位置上的“国家”，会选择左右逢源，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直至东汉初期，匈奴方面都还试图按惯例，向乌桓人征收兽皮、布匹以为税贡。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由于匈奴人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乌桓人也越来越没有耐心，保持这种表面的臣服关系了。牧地的扩张所带来的人口增长，让乌桓人不仅敢于对匈奴人说不，更在公元前78年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那就是挖掘匈奴单于的墓地。这座被挖掘的单于墓地，很可能就是当年在白登围困刘邦的冒顿单于。由于东胡实际上就是忘于这位单于之手，乌桓人在坐大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他报复了。　　如果仅仅是断了税贡，匈奴人可能还能忍，毕竟现在已经有大把边缘部落，不再象当初那样顺服匈奴了。但挖坟掘墓这件事，无论对于哪个民族来说，都是犯了大忌的。乌桓人这样做，无异于向匈奴宣战。因此在事件发生后，匈奴方面调集了左翼两万骑兵南下，征讨乌桓。　　当匈奴、乌桓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时，作为第三方的汉帝国此时的态度就非常微妙了。如果将匈奴视为最大对手的话，帝国应当出兵帮助乌桓人，以避免匈奴的势力借机迫近燕山。然而坐大之后的乌桓人，也并不让汉朝省心。游牧民族的本性，使得他们在开罪匈奴的同时，同样也曾数次袭扰汉朝边郡。假使借匈奴之手，教训一下这些尾大不掉的乌桓人，倒也是个不错的机会。　　帮还是不帮，看起来都有自己的道理。不过战机稍纵即逝，时间已经不容许帝国中央再做过多考虑了。因此在匈奴南下的同时，帝国还是派出了两万骑兵出辽东，暂时以匈奴为攻击目标向乌桓境内进发。之所以说是“暂时”，是因为汉军领军的将领（赵充国）被授权见机行事。说穿了，就是准备坐山观虎斗，以收渔翁之利，最重要的是不要空手而回。　　对于汉军来说，最好的局面应该是匈奴与乌桓斗的两败俱伤之时，出面收拾残局，一举削弱两个对手。只是匈奴人并没有给汉军选择机会，他们在听闻汉军出征之后，便识时务的退了回去。如果汉军不想徒费钱粮的话，就只能对乌桓人下手了。　　在与匈奴接战中已经遭受损失的乌桓人，并不是汉军的对手。这场战役让乌桓人损失了三“王”以及六千多人口。当然，对于汉军来说，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准备上，都没有想过要攻灭乌桓。这次带有惩戒性质的攻击，更多的是让乌桓人明白自己的位置。　　汉、匈、乌三方的这场三国杀游戏，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曾多次上演。以汉帝国的实力，以及乌桓的地缘位置。汉军如果想攻灭乌桓是完全做得到的。不过由于匈奴人的存在，将乌桓人的实力控制在可控规模内，成为了汉帝国“断匈奴左臂”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也就是说，只要匈奴人的威胁一天还存在，中央之国就不会想到去消灭乌桓人。而如果匈奴帝国不复存在，草原再一次分裂成各自为战的部落状态，乌桓也就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　　乌桓人最终从舞台上消失，是在三国时期。此时的匈奴人（北匈奴）已经放弃漠北草原，向西干草原迁徙。失去了这个最大对手，诸如乌桓、南匈奴这些为中央之国拱卫边疆的部落，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统治北方的曹魏，在击破乌桓之后，将其部落整建制的内迁（也包括南匈奴）。一方面根绝边患，另一方面增强己方的实力。　　游牧民族内迁之后，对中央之国的影响，是很久以后的话题的。今天我们梳理乌桓的，是为了清楚汉匈东线战场的变化。除了乌桓以外，大兴安岭以东，还有两支潜在的力量，有可能影响到帝国东北边境的安全。这两支地缘力量就是东北平原以及朝鲜半岛。在汉朝的记录中，他们被称之为“夫余”和“朝鲜”。　　在中央之国开始结束战国之乱时，东北渔猎民族中的一部分，开始在松江——嫩江流域南部，进入国家状态，这也就是中国中所记载的“扶余国”。对于渔猎民族来说，农、牧两种生产方式，都是增强自身实力，提升生产力的重要补充。然而，基于纬度的原因，这些渔猎出身的部落国家，如果不能够南下进驻辽河流域。农业生产、人口数量上始终是不会有大的提升的。　　早在国际部分，辽河平原的地缘价值我们就做过详细分析了。在后来的中，东北渔猎民族也曾经多次借由中央之国以及游牧政权的衰弱，渗透这片土地，甚至以之为跳板入主中原。但在汉匈博弈期间，他们暂时还没有这种机会。　　真正有机会挑战帝国在辽河平原存在的，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威胁。由于纬度的关系，朝鲜半岛要比东北地区，更容易进入农业时代。在中国的记录中，早在商、周相交时期，朝鲜半岛就成为了商族（箕子朝鲜）退出中原之后的选择。当中央之国的推进到西汉时，朝鲜也由箕子朝鲜时代，更迭到了“卫满朝鲜”时代。　　这段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也曾经解读过。对于我们来说，统治朝鲜半岛的政权是哪个，又与中央之国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起码在西汉时期，朝鲜半岛已经作为一个成熟的农业板块，对辽河平原形成了威胁。当汉帝国还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与匈奴的战事时。朝鲜自然可以作为藩属，纳入帝国的朝贡体系了。而当匈奴人回缩于漠北，不再对帝国边境构成致命威胁时，朝鲜“进阶”成帝国的“汉四郡”也就再所难免了。　　汉军攻灭朝鲜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09年。在此前后，闽越、南越、西南夷等边缘板块，都相继被纳入了帝国版图。我们当然可以在史官记录的中，找到这些夷狄的种种不是，以证明汉帝国这些战争的发起是多么的无奈。但从大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存亡，都决定于汉匈之战的进程。一旦帝国能够腾出手来，这些边缘板块被纳入中央帝国的集权体系，都只在旦夕之间。　　对于汉帝国来说，真正的对手只有匈奴。只要匈奴人还能够完整的统治漠北草原，帝国的北方边境在战略上，就不会有安全可言。当然，如果你能够有办法把他们彻底屏蔽于漠北，不再进入漠南草原的话，汉帝国也会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基于这一战略需求，乌桓人在锡林郭勒草原一线获得了生存空间，成为阻挡匈奴左翼南下的缓冲。　　问题是，让汉帝国倍感压力的，并不只是燕山一线。之前同时承受匈奴单于本部，以及右翼压迫的阴山一线，才是最让汉武帝头疼的地方。那么，是不是也要在此引入一股第三方势力，以为帝国的防火墙呢？纵观，这的确也是一个办法，后来历代中原王朝，也多采取此法分化游牧势力。而除了乌桓以外，汉武帝在西线也曾经试图劝说乌孙人回到河西走廊，承担类似角色。那么在阴北草原，帝国有没有机会也这样做呢？
尽管将阴北草原交给一个与匈奴敌对的游牧部落打理，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也符合中央之国一贯秉承的“以夷制夷”原则。但现在的问题是，暂时并没有合适的羁縻对象，来帮助汉帝国完成这一战略。　　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生活于阴山南北的游牧部落还不是匈奴人。在先秦的史书中，他们被称之为白羊、楼烦等部。不过，早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匈奴的势力就已经南下整合这些漠南的游牧部落了。虽然匈奴人还保留了这些部落之名，甚至有可能还保留他们之前的贵族体系（攻灭东胡之后，也设有“东胡王”），但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之后，这些部落无疑已经成为完完全全的匈奴人了。换句话说，汉帝国已经不可能在阴山南北找到游牧土著，来帮助他们防御匈奴人了。　　既然匈奴之外，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那么能够挖掘潜力的就只有匈奴内部了。作为一个游牧部落集合体，匈奴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大漠戈壁本身成为了一道地缘分割线。一旦匈奴内部因为政治、经济原因陷入分裂，帝国自然便有机会吸引到反叛者入驻漠南草原。并因为地理分割，以及与汉帝国的地缘距离，自然与漠北匈奴分割为对立的两部分。　　在后来的中，匈奴也的确如我们从地缘结构中所推导出的那样，分裂成为了南、北匈奴，而为了对抗自己的同门兄弟，南匈奴也的确成为了依附汉帝国的反叛者。不过，正式开启南、北匈奴时代，要等到东汉建立了，匈奴衰弱到这个程度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汉武帝时代，一切都还在试错之中。　　机会最先出现在漠北之战后的第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05年。在此之前，汉、匈两国之间算是渡过了一段和平期。在这段时间里，也并非完全没有战事。除了汉帝国曾经派出两支部队（公元前111年），前行至湖谷寻找匈奴人踪迹以外。匈奴人也曾经在公元前107年秋，试探性的侵扰过河套地区。不过，这些试探之举，都未能改变汉、匈两国隔戈壁而治的地缘格局。换句话说，如果双方内部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的话，这种僵局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先有大事件发生的，是匈奴方面。导火索便是匈奴乌维单于去世（公元前114年——公元前105年），匈奴方面的政治体系面临重新洗牌了。政权交替并不总意味着会有内乱发生，但如果政权交替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不稳定的时期，就很有可能成为内乱的导火索了。　　十年战争对匈奴帝国的伤害，除了生存空间压缩，损失大量精壮人口外，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无法在遭受大的灾难之后，从善于储备的农耕区获得补充。而在气候更为恶劣的漠北，长达十几年时间中，不出现极端气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匈奴完成政权交替的第二年冬天（公元前104年冬），漠北就遭遇了一场大雪灾。也就是说，在漠北之战后造反战略收缩的匈奴人，在经济上面临崩溃的边缘了。　　匈奴政权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在微观中体现于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刚刚上位的新单于，由于年仅15岁，时称“儿单于”；另一位则是匈奴左翼的一位重要军事将领，史称“左大都尉”。简单点说，这位儿单于的作为，符合了中央之国史书中，对
于末代君主的诸多描述：喜怒无常，动辄杀人，以至国中不安。而这位左大都尉就被描述为一个不堪忍受其统治的反叛者。　　其实这些表面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仔细研读，就会发现中国所渲染的那些“昏君”的作为，在很多“明君”身上也同样存在。他们之所以被订上耻辱柱，更多只是生不逢时或者政治上的失误罢了。至于匈奴人这次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刚才所分析过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面的恶化。那些各自经营一片草原的游牧部落，之所以愿意集合在一面大旗之下，是因为这面大旗能够帮助大家合力争取更大的利益。　　基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基本算上靠天吃饭，游牧体系在经济上本身并没有多少内部潜力可挖。人为的增加管理层级，只会增加基层部落的负担。如果大家发现，一个游牧帝国现在只具有内部管理功能，而不能帮助大家额外获得利益的话，那么这个帝国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作为后世的旁观者，我们总是有更宽的视角，来解读一些事件的背景。不过对于时刻警惕北方威胁的汉武帝来说，他此时为之一震的，是匈奴内部终于出现分裂的迹象了。这实际上也是汉武帝也一直期待的局面，在此之前，他甚至借吊唁匈奴单于之名，分别向单于本部及匈奴左翼同时派出两批使者，以探查有没有分化对手的机会。　　相信这位“左大都尉”，就是从中看到机会的。为了迎接他，帝国决定在戈壁阿尔泰山的南端，也就是我们之前定位的，漠南之战攻击右贤王处兴建一处城堡——受降城，以接应这位“弃暗投明”匈奴贵族。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在匈奴右翼南下阴北草原的跳板地区，兴建一座城堡并不仅仅是迎接一位反叛者那么简单。更深的含义在于，如果汉帝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延伸至此的话，那么匈奴右翼南下攻击阴山的路线也就被切断了。事实上，汉帝国开始修筑受降城的时间，应该比得到左大都尉叛逃的消息还要早几个月（都在公元前104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受降城并不仅仅是一座“受降城”。当然，你永远不可能只靠一个军事据点，来阻断对手的进攻。更有可能的战略设想，应该是将左大都尉所带来的叛逃者（也包括以后的叛逃部落），安置于阴北草原（并设立属国），以为受降城的支撑。
类似的战略设想，也体现在了对于河西匈奴的安置上。这些属国最终也是安置在帝国前沿军事据点与腹地之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最大限制的监控这些依附者，毕竟要是让他们自由与匈奴帝国沟通信息、无缝对接的话，谁也不能保证他们有一天，会不会重新成为帝国的威胁。　　如果仅仅是率部叛逃，问题可能会简单一些。然而为了在叛逃之后获得更多的封赏，叛逃者决心在暗杀儿单于之后，再率部南下。对于汉帝国方面来说，当然是乐见其成了。不过，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反叛者基本没有可能悄悄的向南移动，进入汉军的势力范围了。为此，在收到左大都尉准备叛逃的消息后（公元前103年春），汉武帝派出了一支两万人的骑兵部队，北出刚刚筑就的受降城，进至湖谷南面的浚稽山，以随时接应刺杀匈奴单于成功的左大都尉部。　　然而再完美的计划，在执行当中都可能会遇到突发状况。汉军这次所遇到的状况，并不是那位反叛者“良心”发现中止了计划，而是他行事不周，被他的暗杀对象发现了。其结果就是，不仅左大都尉本人被诛，汉军的接应计划也被匈奴方面获知了。　　汉军此次的接应计划，是在预设左大都尉斩首成功，匈奴群龙无首的背景下设定的。由于并非是一次攻击行动，汉军在后援和补给方面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当匈奴方面集结主力围剿这支孤军时，这支两万人的汉军部队，所面临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围剿汉军，匈奴方面集结了超过八万的骑兵。在最初的遭遇战中，汉军还是体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斩杀了数千匈奴人。然而在没有准备后援的情况下，沿来路向南穿越夫羊句山，退至受降城，成为他们顶住对手第一波进攻后的唯一选择。　　当汉军从有备而来的接应者，变身成为匈奴主力的袭击对象时，他们能够逃出生天的机会就很小了。很显然，匈奴方面并不会只从正面攻击汉军，熟悉地形的他们，一定在发起攻击之前，从侧面插入至夫羊句山的峡谷通道处，以阻断汉军的退路。　　最终，向南撤退的汉军被围困在了夫羊句山的南端，距离受降城约四百里处。在戈壁环境当中，最为重要的补给物资就是“淡水”了。不幸的是，匆忙后撤的汉军并没有时间为自己选择一处有泉水的地方据守。更为不幸的是，率领这支汉军的指挥官，曾经在河西之战中，跟随霍去病建功的浞野侯赵破奴，在外出寻找淡水时被匈奴方面所俘获。　　我们时常说，在草原作战中，基于地形特点和对手的机动性，汉军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很难全歼对手。今天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准备围歼汉军的匈奴人。如果集中兵力强行突围的话，汉军虽然会遭受很大伤亡，但一定还会有相当部分的骑兵回到漠南。要知道，在后来战况更为惨烈的浚稽山之战中，完全由步兵组成的李陵部，尚有400士兵逃回了居延塞（总兵力5000）。　　然而汉军严格的赏罚制度，在此时却起到了反作用。损失主将的后果，将由赵破奴手下的那些校、吏所承担。如果回到汉军，他们所面临的将是斩首之刑。在这种情况下，这支孤军深入的汉军最后全数投降了匈奴。　　这次损失，是汉军自战略反击以来，所承受的最大损失。相信事情的结果，也对汉武帝本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没有制度是完美的，一个曾经令汉军奋勇杀敌的赏罚制度，此时却成为了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为此，当十年之后，赵破奴携子逃回汉朝时，汉武帝并没有惩罚他，而是重新委以重任。　　汉军的军功赏罚制度的利弊，并非是我们重点讨论的方向。我们所关心的，还是这次失败战役所导致的，汉、匈地缘结构上的变化。在尽没汉军两万精骑之后，匈奴方面的欣喜之情是可想而知了，如果不乘势南下，这位新任单于估计都会觉得对不起自己。要知道，刚刚过去的冬天，匈奴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面对已经出现分裂迹象的草原帝国，新接任的单于，也需要向他的臣民证明，帝国还是能够帮助大家获得额外补给的。　　当围歼汉军的匈奴主力迅速南下时，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就是汉军刚刚筑就的“受降城”了。而拔除这个横亘在南下道路上的眼中钉，也就成为了匈奴主力接下来的任务。不过，围攻一个设施完备的军事据点，并非是草原轻骑兵的特长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孤悬塞外的据点，汉军很显然已经为之准备的充足的军资、给养（并且选址的地方不会缺水）。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方面想在短时间内攻破受降城，是很难做到的。　　事实上，汉帝国也并没有指望一个受降城就能阻挡住匈奴，这个军事据点的价值更多在于预警。如果能够迟滞匈奴人南下的速度，当然就更好了。有鉴于此，匈奴人也并不愿意在受降城下纠缠过久，以给汉朝方面集结主力出击的时间。快速南下，劫掠那些农业区才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在围攻受降城受阻之后，匈奴主力很快便暂时放弃了排除这颗钉子的想法，而是快速南下劫掠汉朝的边郡。　　匈奴人这次南下，到底给汉朝边郡造成了多大损失，并没有被明确记录下来。对于双方来说，这并不是重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受降城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围绕这个突出部，汉、匈两国也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并对汉匈战争的走向造成了深远影响。
尽管受降城只是一个深入戈壁的据点，并不具有直接的攻击力，也无法阻挡匈奴人南下。但在自己视为屏障的戈壁深处，让对手在自己的南下线路下有这样一个飞地，始终会让匈奴人如梗在喉。这意味着，匈奴人每次从戈壁阿尔泰山一带南下时，汉军都有可能提到充足的预警时间（驻守受降城的汉军，会以此为据点，派出斥候向四周侦听匈奴动静的）。　　受此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试图南下攻击河套地区的匈奴右翼部落。前面也有朋友问了，通过漠北之战，我们已经清楚了匈奴左、右两翼南下漠南草原的主要路径，那么匈奴单于本部又如何南下的呢？是否从戈壁腹地横穿而过？对此我们只能说，的确有可能从中线穿越。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蒙古戈壁因为地势的原因，内部其实是有很多泉眼的。尽管总体水草状况不佳，还也能养活一定数量的游牧人口。只要熟知这些水草的位置，对于一直机动部队来说，快速穿越并非做不到。　　当然，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单于分别在杭爱山、肯特山设庭，其本部大部分时候，应该也同样会沿戈壁左、右两侧南下。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南下攻击的是雁门、代郡的话，那么单于本部很可能就会与左贤王部一起，切入锡林郭勒草原；而如果此次南下的目标，是云中、定襄的话，那么沿戈壁阿尔泰山，会同右贤王部一起南下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虽然作为匈奴核心的单于本部，貌似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在漠北之战后，浚稽山——夫羊句山——受降城路线，却几乎成为了其南下的专属总线。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在乌桓选择脱离匈奴实际控制后，匈奴势力范围开始整体东移。在基本放弃对燕山防线的攻击之后，之前由本部所负责的云中——代郡一线，转由左贤王部负责了；至于右贤王部曾经苦心经营的“河南地”及对应的阴北草原，则成为了单于本部的攻击区。也就是说，受汉帝国营造“受降城”直接影响的，并非原先一直循此路线南下的右翼部落，而是单于本部了。　　有鉴于此，在赵破奴兵败，匈奴主力再次大举入寇的第二年（公元102年），那位“儿单于”就迫不及待的又一次组织力量，准备南下拔除这颗眼中钉。然而悲剧的是，在行军的路上，这位上位仅仅三年多的单于便病死了。　　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单于，到底是不是病死的，其实是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这一次大位更迭所透露的地缘信息，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在儿单于身后，继承单于之位的，是他的叔父“右贤王”（句黎湖单于）。也就是说，匈奴左贤王一直作为单于第一候选人的政治规则，在这个时候被明确打破了。　　当匈奴帝国的重心开始整体向西倾斜时，左翼被边缘化的趋势其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个角度说，右贤王开始“越位”参与角逐最高权力，也是大势所趋。从战术上看，这也许又是汉帝国通过外交手段，施展纵横之术的契机。然而从战略上看，我们却会发现，在经历过左大都尉叛乱、赵破奴全军覆没，这一系列事件后，汉、匈之战的形势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了。　　一方面汉军在十年战争中，所展示出的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从心理层面上打破了；另一方面，内乱也让匈奴人帝国的统治者意识到了，再困守于漠北，这个游牧帝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新的单于想坐稳位置的话，他们就必须带着部族南下攻略汉地，收割物资、人口。因此在公元102年秋，匈奴完成权力交接后，阴山一线的云中、定襄、五原、朔方诸郡，再一次拉响了警报。　　在这一拔秋季攻势中，负责攻击阴山一线匈奴中、左部落还是收获颇丰的（除抢夺的物资以外，还杀掠了数千人）。面对急于复仇的匈奴人，驻守这些边郡的将领均未能取得胜利。当然，对于这一切，汉帝国也并非没有准备，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匈奴人已经不甘于困守漠北了。只不过，为了彻底防卫阴山防线的案全，汉武帝此时正在谋划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件：修筑外长城。
附：汉外长城（西域段）示意图
　　长时间以后，汉帝国所倚仗的防御核心，就是从秦帝国那里所继承的“秦长城”。在河南、漠南之战后，这些依山而建的长城防御体系，也得到了全面修复，变身成为了“汉长城”。无论从选址，还是汉、匈双方的地缘特点来看，这些最早由赵、燕两国修筑的长城，无疑都是最合理的选择（所以秦人也并没有另起炉灶）。即可以凭借山势增强防御力，又相当于拉出了一条农牧分割线。将有机会成为农耕之地的土地，纳入了防线内侧。　　然后这样一条防线，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将漠南草原变成了“塞外之地”，放手交给了游牧民族。如果没有合适的第三方游牧部落，缓冲匈奴人的话，这片横亘于阴山——燕山之北的草原，几乎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匈奴人南下的跳板。理论上看，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修筑新的长城防线，将漠南草原也变成“内地”。这样的话，刚刚走出戈壁的匈奴人，在得到不充足水草补给的时候，就会遇到汉军的强力抵抗。即使他们能够突破这道防线，内长城防线也能够得到充足的预警时间了（而且突至内长城的匈奴人，还会被外长城的守军抄后路）。　　从技术上看，这种想法无疑是十分疯狂的。因为为了节约资源、增强防御力，城防体系总是会依山畔水而建。对于特别善于筑城以自守的农耕民族来说，这几乎是一条金科玉律。在草原地带，修筑如何漫长的长城防线，先且不论成本如何，单就防线本身的防御力来看，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然而，汉外长城终究还是修筑了。事实上，受降城的修筑本身，就是修筑这样一条新防线的开始。即使匈奴人不视其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帝国也不会把防御匈奴入侵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点了。公元102年初，也就是儿单于病亡，匈奴人又一次大举南下的那一年。汉帝国开始了这项，为阴山防线上“双保险”的伟大工程。　　之所以说，是为阴山防线而建，是因为在有乌桓人协防的情况下，锡林郭勒草原一线修筑长城的意义暂时不大。另外燕山山脉本身的自然防御力也要更强。匈奴人即使在这个方向侵扰，也很难深入到化北平原。相反，阴山一线的防御力就要薄弱的多了。恒山山脉——陕北高原——陇东高原以北地区，都曾经被匈奴深入甚至驻足。　　由于负责修筑汉外长城的官员，是光禄勋(官号)徐自为，因此这条新防线也被称之为“光禄塞”（非“光禄城”）。从地缘位置上看，光禄塞所保护的，就是在匈奴河南地基础上建立的“朔方”、“五原”两郡。其西起于受降城西的“卢朐山”，东与云中之北的阴山长城相接；西境则向南与云中郡北的阴山长城相接。为了增加防御的层次，帝国甚至在阴山（乌拉山）——狼山之北，修筑了两道长城。一道在阴山山脉的北部边缘；另一道则更加接近今天的中蒙边境，并直接与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受降城相连。　　仅仅是一个受降城，就已经让匈奴人（尤其是单于本部）非常难受了。现在，汉帝国又准备修筑如此变态的防御工事，彻底阻绝单于本部渗透漠南的可能性。对此，匈奴人自然是无法容忍的。为此，在光禄塞开始修筑的当年，也就是匈奴人大举入寇汉境的公元102年秋，刚刚劫掠完汉朝边郡的匈奴人，并没有象以往那样很快带着战利品回到草原之上。而是尽可能的在回撤的同时，破坏汉帝国刚刚修筑的外长城防线。　　很显然，在匈奴人的这次秋季攻势展开时，光禄塞并未完全修筑好，也未能有效阻挡匈奴人的南下。而在后来的中，匈奴人只要有机会再次南下突破防线，都一定不会忘记对它进行一番破坏。然而，我们并不用怀疑光禄塞及汉帝国全新修筑的其它“外长城”（河西长城），在汉匈战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在技术上到底是如何做到有效防御匈奴，又是否真的能让匈奴人无法接近农区呢？
附：汉.漠南之战示意图
在过往的中，为什么很少见到汉外长城的资料。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横亘于草原上的长城，维护起来的难度的确有点高。在阴北草原没有办法变成农耕之地的情况下，后世王朝更倾向于在秦长城的基础上，翻新出自己的长城体系。在没有持续使用的情况下，即使后世在草原上见到那些风化严重的汉代长城踪迹，也很难将之与“长城”这样的，带有连续性的防御体系联系在一起。　　感谢技术的进步，今天的我们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遥感技术，一窥汉外长城的全貌了。如果对照《汉.漠南之战示意图》中所标定的汉外长城位置，你甚至能够在谷歌地图（卫星图）上，自行找到它们的痕迹（包括每一个的囤兵的戍堡位置）。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才会惊讶的发现，原因史书所记载下来的“光禄塞”，竟然如此的壮观，以至于完全让匈奴人无法染指阴北草原地带。　　并不能说在汉代以后，就没有王朝试图在草原上修筑过长城。在不被视为中华正朔的金朝，同为马上民族的女真人，甚至修筑了比汉外长城规模更为庞大的草原长城，它的东境甚至一直抵达大兴安岭的西麓。曾经有朋友问道，即使匈奴与突厥，其强盛期貌似都对应了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那么最为强大的草原帝国——蒙古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又有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呢？　　如果我们去看下女真人在草原上修筑的长城体系，应该就能感受到蒙古人的祖先们所承受的压力了。尽管金朝实际上只统治有半个中央之国，但边缘民族的身份，却能够帮助他们给予草原更大的压力，尤其是与其祖地隔大兴安岭相望的，蒙古人收起的高原东部（金长城就是具体的体现）。事实上，成吉思汗的祖父俺巴孩汗就是死在金人手中。当然，这些并非我们今天的解读方向。现阶段提到金长城，只是想让大家明白，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中原王朝来说，能够在草原之地修筑长城体系，是需要多么大的魄力。从这一点来说，光禄塞的修筑，不仅算是空前，也可以说是绝后了。　　相比无山、水可依的技术障碍，远离农业区才是汉外长城未能延续下来的首要原因。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说的“外长城”，如果指的是秦长城以外，由汉帝国在那些游牧之地修筑的长城的话，那它就不仅应该包括阴山北麓，向西延伸至今天蒙古境内的这道长城体系（光禄塞），还应该包括庇护河西走廊的“河西长城”了。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河西走廊，看到明朝修筑的长城，并将嘉峪关作为万里长城的西部起点，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片原来的游牧之地，水、土气候能够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也正是因为有了农业人口的支撑，河西走廊才这个西北突出部，才能够成为华夏核心区的一部分。　　在草原之上修筑长城，技术上的难度就是无险可依。为此，无论是后来被民间称之为“成吉思汗边墙”（蒙古后裔自然希望将之与自己英雄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金长城，还是二千多年前的汉长城，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以夯土的形式修筑而成。为了增强防御力，大都会在草原长城之外，再挖掘一条壕沟。单从建筑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是十分经济的，那些从壕沟中挖掘出来的泥土，正好可以成为兴边墙的建筑材料。今天，我们在一些平原地区兴建公园时，也能看到类似做法。一挖一堆，湖光山色便都有了。　　当然，尽管能够依靠壕沟与边境之间的高度差，巧妙的增强草原长城的防御力，但在延绵千里的草原之上，这样一条长城能否有效挡于游牧民族的进攻，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修筑复线，也就是不要把希望仅仅寄托在一道边墙上。事实上，既然不在草原上，这种复线、网络化的防御理念，也贯穿于其它不同时期的长城中。也就是说，长城从来不能被仅仅理解为一道连续的墙，一道能够将游牧民族完全抵挡在外面的墙。　　真正让匈奴人感到头疼的，是遍布于长城沿线的戍堡、烽火台。通过峰火这种通信形式，游牧民族前来侵袭的消息甚至规模，能够很快就传至后方，并使得农业区有充足的预警时间。如果长城与农业区的距离非常接近的话，匈奴人和后世的其它游牧民族，当然有机会凭借他们强大的机动能力，抢在农业区作出有效反应之前，就攻击得手。而将长城体系修草原之上，并增加复线，无疑让汉帝国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坚壁清野，并集结军力反击了。　　总的来说，汉帝国兴建外长城之举，对于防御匈奴入侵是非常成功的。当这一套防御体系运转成熟之后，匈奴人能够攻击农业区得手的次数就很少了。这也使得匈奴人的经济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在漠北之战过去一甲子后（公元前57年），匈奴内部出现了五单于争位的情况。　　当然，让匈奴帝国彻底走向衰弱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打造成功光禄塞长城体系，以及让乌桓人游离出匈奴帝国的控制，成为汉、匈之间的缓冲“国”。这两条防线建立的价值，在于有效的保护了汉帝国的核心区，使得匈奴人无法在阴山——燕山一线，获得利益。然而对于一个横跨蒙古草原的游牧帝国来说，他们的利益所指，并不仅仅是中央之国核心区。在东部经济被迫大幅压缩的情况下，西域成为了他们获取额外利益的空间所在。也就是说，如果汉帝国想彻底瓦解匈奴帝国的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也必须得到有效推进。　　推进“断了匈奴右臂”战略的话，西域无疑将成为汉、匈两国争夺的焦点。然而在匈奴人战略上决心再次南下（尽没赵破奴军后），通过扩张来维系帝国向心力的时候，他们的关注焦点并不仅仅在天山南北。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向南重夺河西走廊，切断汉帝国与西域这条狭长的战略通道，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真能做到的话，不仅能够将西域作为自己的后院，更能对汉帝国的西部防线造成巨大压力。　　对于河西走廊的地缘价值，匈奴方面当然是十分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在重新分配战区之后，河西走廊成为了匈奴右贤王主力的重点攻击方向。然而清楚这一点的，并不仅仅是匈奴人，汉帝国也同样明白据守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除了加紧移民实边，将草原变成为农田这样的战略动作以外，一条保护河西走廊的“外长城”——居延塞，也与光禄塞同时开始兴建了（公元前102年）。也就是说，当匈奴右贤王部开始南下攻击河西走廊时，他们将在相同的纬度上，遇到和单于本部一样的麻烦。
年—前104年），汉匈之间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安宁期。汉朝方面利用这个空当期，解决了除匈奴之外的所有边缘板块。而匈奴方面其实也没有闲着，西域成为了他们与汉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主战场。也正是因为自己所经略之地，成为了匈奴帝国的主要扩张空间，右贤王的势力才得以在之后，成为草原最高权力的有力争夺者。年，由赵破奴领军发起的楼兰、车师之战。由于地缘位置正处于汉、匈两国势力交汇之处，楼兰、姑师（战后改名车师）两国所处的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三洲、吐鲁蕃盆地，也成为了汉、匈两国长期争夺的天王山。也可以说，谁能够真正掌握这两个板块，谁就能够取得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不过这次战争的胜利，却还中足以让西域诸国倒向汉帝国，因为接下来匈奴人也要发力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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