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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5-11-24 14:20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无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发表于：05-11-24 14:21
我记得国外的研究是那段时间中国人口少增加２０００万人？
专制要靠内部来瓦解，所以，不生活
在中国，跑到国外去喊反共有什么用
？这就像太阳和风比赛谁能让人把大
衣脱下来那个寓言。美国人就像风一
样，不断骂中国，就像风要把人的大
衣吹下来，但越吹大衣裹得越紧，不
管用。太阳一出来，大衣脱下来了。
中国自己的问题还要自己解决。在中
国，我们可以通过司法上诉，可以通
过召开一次会议，通过一点点的努力
来瓦解专制。这些事情要靠大家来做。&
民粪和舔美者，少喊点口号多做点事吧。
发表于：05-11-24 15:11
明明是大跃进粮食太多，撑死3000万，
楼主不厚道。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诡异的国家，有一些诡异的党”
&&&&&&&&&&&&&&&&&&&&&&&&&&&&&&&&&&&－－&罗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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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阅读并同意、中的全部内容！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苏小和商业评论微信公众号苏小和
[摘要]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认真地面对大饥荒的成因，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它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 三年大饥荒时期。（图源网络）晚饭时，我问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您饿过肚子么？”母亲叹气：“能不饿么，好多人都被饿死了，我亲眼看见隔壁的大叔饿倒在田埂上，明明看着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软绵绵倒了下去，我过去一看，人已经断气了，”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那几年也没见大干旱大水灾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都在干什么”？母亲把这问题丢给我，走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事实上，母亲跟我提起饥饿，已经不是第一次，每次提到我的兄长，母亲总是反复叙述饥饿的场景。兄长生于1959年，正是闹饥荒的年月，家里找不到任何营养品，最好的食品，是奶奶在一大碗野菜里，仔细找出几颗饭粒，喂到兄长小小的嘴里。我懂事以后，一直对兄长的面黄肌瘦不能理解，他年长我快10岁，但却比我矮，且经常生病。奶奶曾经掐算过，说兄长恐难长大，果然，30岁那年，兄长即去世。兄长之死，是否与当年的大饥饿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家族历史，我对饥饿问题的关注便多了几分。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著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尤其是后者，当我把让·德雷兹和森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1]读完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当下的局面却证明，我们曾经饿死了3000多万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无论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学者们基于历史的实证性研究，我们都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缺位状态，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一辈对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饿已经基本失忆。一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一位1981年出生的大学生甚至问调查人员，真的死了那么多人么，那么多人饿死了，应该有万人坑啊，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因此，我不相信饿死了那么多人。森9岁的时候，也就是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馑，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当时官方估计死亡100-150万，后来森自己估计死亡人数达到300万。森后来承认，他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与他的童年饥饿经历直接有关。即使他的博士导师、著名的罗宾逊夫人厌恶关于福利、社会判断和规范评价的讨论，要求森远离福利经济学，远离所有的“道德垃圾”，甚至批评森的兴趣是一种不务正业。[2]但我们看到，森却沿着福利经济学的思路走了下去，并成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指出，森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研究作出了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饿的实证研究均属其范围，它们通过对分配问题的一般研究和对社会中最贫困人员的特殊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经济学建构，与其说是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历史性拓展，不如说是对印度这个曾经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尽管一直在欧美的最高学府里从事研究工作，但毕生保持着他的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工作，赢得了印度人民的认同和赞美。因而，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相比之下，我们有着比森更丰富、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学术素材，可是我们却不能出现哪怕半个森这样的人才，相反，关于饥馑的记忆似乎正在被某种表面的富足遮蔽，我们真是太对不起那些饿死的先人了。第二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的从局部着眼。一个醒目的事实是，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认真地面对大饥荒的成因，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它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1990年，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饥荒是公社化和不准退出制度造成的，林毅夫把他的解释放在农业生产制度这个局部上，认为正是农业生产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大饥荒。他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论证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取消了“退出权”而使得社员竞相消极怠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迅速下降；1996年杨大利指出饥荒是由于非理性消费（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杨认为公共食堂是公共财产，最终导致公地悲剧，造成过量消费，形成饥荒；1997年，文贯中和张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才是饥荒的导火线，即最初的饥荒并非由于FAD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食物供应量下降）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费供应和不设上限供应导致的；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飞舟利用分省的数据资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时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导致饥荒及饥荒差异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销粮发放数量的加大来说明饥荒发生时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应，在用省际调粮高昂的执行成本和迫于政治压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来说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3]应该说，上述研究在某一个方面都找到了大饥饿的原因之一，但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后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缺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著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权利”成为最基本的概念。在书中，森就权利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数据式的罗列，这些基本概念包括：权利、天资与交换、扩展权利、合作冲突、能力与生活水平、营养不良状态与营养不良、剥夺与贫困、社会保障。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我们看到，与中国三年饥饿比，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印度政府及早采取了补救措施，印度自从独立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大饥荒，与此很有关系。反观中国，当时的集权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地以为自身的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遮蔽很有可能在大饥饿的蔓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么，或者是回避什么。需要补充的是，尽管阿玛蒂亚.森扩展了人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评价却是见仁见智的。一部分学者对森大加赞赏，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存在重制度探讨，轻福利研究的倾向，而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强调物质刺激，忽视道德建设的现象。而森的理论在于指出了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忽视的环节。赵晓谈到，他一直沿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4]和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的学术线索在思索，2002年他写下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5]，应该是他思索一个阶段以后的个人总结。另一部分学者比如李仁贵、党国英则认为，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际上真正忽视了中国经济学甚至是中国社会发展所欠缺的东西，所谓道德，是依靠羞耻感来维系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准则，中国经济还是应该按照“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路，在制度建设上继续跟进。我们认为，经济学界对森的认知上的分歧，正好体现了森的巨大价值。如果把森的另一本伟大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6]结合起来阅读，相信国内的学者们会一致认为，其实森在他的学术体系内，已经解决了本质性的制度问题；而如果单独就《饥饿与公共行为》一本书来看，我们更愿意把森的工作当成一种公民启蒙。事实上，这正是森的意图，他在谈到这本书时，清楚地说明：“我们试图使讨论尽可能少一些专业性，使人容易理解，有时我们还不得不满足于简洁的陈述，因为这种方式与另一种更正式的风格相比，可能要少点严厉性。”[7]如此看来，对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界和普罗大众而言，《饥饿与公共行为》可能是一部难得的启蒙读物。它会重新激活我们中国人对三年大饥荒的悲伤记忆。（文/苏小和） [1] 《饥饿与公共行为》，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 著，苏雷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2]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生平与学术贡献》，李仁贵、党国印/文，《经济学动态》1998年11期，50-58页。[3]《有关中国年饥荒的研究综述》，范子英、孟令杰/文，《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64-68页。[4]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 著，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 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出版。[5]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赵晓/文，《新财经》，2007年第9期，22-24页。[6] 《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 著，任赜、于真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7] 《饥饿与公共行为》前言，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 著，苏雷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第1页。转自腾讯文化合作自媒体——微信公众号“苏小和商业评论”（suxiaohebr），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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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_参考网
“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
北 原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遇到一名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人”，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台湾等地旅游，也接到一些类似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的。若干年以来，说到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问题，举例最多的首推安徽。有文章说，安徽一个省就饿死300多万人。有的统计还把建国初期反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所杀的人同其他所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一起，说什么安徽饿死、错杀400多万人。有教授认为，1959年至1961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据我了解，在全国各省市中，安徽当时确属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我过去先后在蚌埠地委办公室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常能接触到省、地、县负责同志，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私下谈过：在全省约有1/3左右的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较严重。但以上提到死亡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非常不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人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的全国1960年减少人口1000万是可信的，则一些学者所说的安徽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的可信度要大打折扣。因为安徽一个省绝不可能占这么高的比例。何况安徽1960年、1961年减少人口中，除大量饿死外，还有大量外流人口（即“逃”）。除此，还有相当一部分正常死亡人口、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等。完全详细准确分类统计是很困难的。按照国家正式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总人口1958年为65994万人，“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经过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总人口为67295万人，较之1958年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还增加1301万人。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本应增加更多一些。逐年对比，只有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略有增加。《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载明1960年减少1000万人，是有依据的。因而，我对“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的说法，难解其中奥秘。另外，三年困难时期的减少人口中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其他非正常死亡，不能说都是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存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高度警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不然就不会公布全国1949年至1982年的逐年人口状况。安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检讨所陈述的数字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人数为300万、400万、630.6万是没有科学精确统计根据的。之所以说曾希圣的数字是可信的，是因为这是基于当时“揭盖子”所统计的资料。所谓“揭盖子”，就是根据中央指示，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露“五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各级公安部门还要相应地逐一核实户籍人口资料。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所统计上报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信的。改革开放后各地编修的地方志有关人口变动数字，大多也是基于这些资料。有的刊物不断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当时负责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寻根溯源就是来自这些“揭盖子”的材料。只有不了解上述情况的人，才会相信海外一些报刊所渲染夸大的所谓“惊天秘密”。如果把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安全环境联系起来，安徽的情况也会对人们有所启迪。据《安徽省志》（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版）记载，1852年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安徽人口为2786万人，近1个世纪，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减少979万人。这与当时战争和灾荒频繁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安徽人口增长很快，到1959年仅10年时间，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万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减少，但由于党和政府纠正了“左”的错误，饿死人现象很快停止下来，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复过来，随后又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到了70年代又实行计划生育。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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