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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走势中的三大悖论
日12:02经济观察报
　　导语：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经济决策者和市场参与者都认为，全球经济的现状十分“不对劲”。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或许仍然值得重视：政府所能做的，是降低危机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和灾难，而不是妄想“管理”好市场。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季冰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经济决策者和市场参与者都认为，全球经济的现状十分“不对劲”。但究竟不对劲在哪里，各种诊断和药方则是莫衷一是。
　　不论是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使用的“新平庸”，还是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和总统经济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所称的“长期停滞”，亦或是知名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定义的“亚健康”……这些词汇表达的都是对经济现状的失望、迷惑和担忧。
　　自从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在上一次“大萧条”之中横空出世以后，虽说不同学派基于不同分析框架对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和主张，但宏观经济学本身的一些基本定律一直以来始终被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然而这一轮“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走向，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过去的惯常轨道。许多信息似乎都在表明，我们目前正处于新的宏观经济时代，那些旧有的知识已经或正在变得过时。
　　在上一篇文章(陈季冰《全球经济：缓慢和乏力的复苏》，见日出版的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中，我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横向视角对全球经济的艰难复苏现状作了一个概述。在本文中，我会再以纵向视角来对当前经济中的几个主要悖论进行剖析，它们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个新宏观经济时代的基本困境。
　　流动性泛滥背景之下的通货紧缩威胁
　　当前全球经济的首要隐患便是通货膨胀率如此之低，以至于除了俄罗斯和巴西、阿根廷等少数几个已经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外，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都有滑向通货紧缩的显著风险。但令各界困扰难解的是，各国央行在过去几年里已向市场注入了天量流动性，利率也大多降至历史最低点。
　　在美国，虽然美联储已于去年12月作出了近10年来首次升息的决定，但这一决定之所以备受争议，而且等待了那么长时间，正是因为美国的通胀率一直远远达不到联储认为合理的2%的水平。许多分析人士甚至还认为，美国的通缩趋势已经抬头。
　　欧洲的形势更加令人担忧，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连续两年位于“危险区域”，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已出现明显通缩，德国的指标国债收益率也跌至低于1%的纪录低位。过去一年里，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经常为负值。尽管欧洲央行已于去年将存款利率调降至负值，并加码了印钞规模——即类似于美联储此前的债券购买计划(QE)，但这些措施迄今都未能有效推升通胀率。
　　对日本经济来说，通缩是一个持续了20年的沉疴。“安倍经济学”的大规模印钞计划推出之始，日本通胀率曾经出现过昙花一现似的短暂攀升，但只持续了没多久，长期通缩的幽灵再度回归。这迫使日本央行在上月开启了史无前例的负利率货币政策。
　　其他重要经济体，如中国和英国的通胀率也都徘徊在多年低位。
　　对传统经济学来说，通货紧缩可以说是最避之不及的一种宏观状况。经历过大萧条和凯恩斯主义的洗礼之后，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通货紧缩会比通货膨胀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持续的通货紧缩所造成的预期会严重扭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当所有人都认为物价会下降时，消费者会尽量将所有并非必需的消费支出延后，而企业宁愿手持大量现金也不愿轻易扩大投资……这将形成一个使经济越来越冷的恶性循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宏观经济学中还有一条定律，那就是一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状况与其内部的货币流动性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简单地说，物价上涨是因为发钞数量超过了实物财富的增长。由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创立的货币主义经济学派甚至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然而事实是，自2008年末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的官方干预利率都一直接近于零，2011年，欧洲央行曾勉为其难地把利率提高到1%以上，但随后又不得不调回至零附近；英国央行的基准利率目前是0.5%，这是自17世纪以来的最低记录；过去20年里，日本央行执行的利率一直接近于零。不仅如此，各国央行还普遍开闸释放流动性。
　　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市场上钱多得似乎满溢的情况下，全球各地的物价却不涨反跌！国际闻名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上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称，目前这种全球性的通缩环境，只有在80年前遇到过一次，眼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在索罗斯看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及各国的竞争性贬值，是全球通缩的三个主要源头。但这一分析可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认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少数有钱人有钱而不花，多数穷人需要花钱却没有钱)、劳动力增长放缓及劳动生产率提升变慢，以及技术进步所需实物资本数量的减少(Facebook的市值是通用汽车的5倍多)等都是导致通货紧缩的因素。
　　作为物价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被认为是拉低全球通胀率、进而引发通货紧缩的罪魁。一般分析认为，石油价格下跌是更广范围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一部分，而其主要原因是由这些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所引领的一轮景气周期业已终结。实际上，像铁矿石、铜和其他有色金属这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行在更早之前就已开始，它们的价格近期都已降至6、7年来的最低水平。
　　未来，强势美元的回归可能还将给油价增添另一个不小的空头压力。因此，当今世界原油供应市场上最有发言权的参与者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阿里·欧·纳密曾悲观地估计，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原油价格跌至每桶20美元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也的确看到，即便近期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主政的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出现严重紧张，海湾地区剑拔弩张，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也没能阻止油价继续下滑的态势。
　　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之前的定量研究表明，当石油价格每桶低于60美元时，就会有13个欧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为负数，或至少暂时为负。饱受通缩之苦的欧洲和日本的央行行长们担心，如果油价长期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甚至继续下跌，那么自己作出的所有意在推升通胀率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而宏观经济也将深陷于长期低迷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当然，石油价格下跌将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将在以后的文章里专门讨论。
　　债务膨胀背景之下的需求不足顽症
　　如果说当前世界经济百病缠身的话，那么它最显著的症状便是需求不足。
　　事实上，无论美国、欧元区还是日本，全球主要的富裕经济体都患上了这种“慢性病”，欧元区和日本在这方面的病情尤为严重。就连增长率高得多的中国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需求不足征兆，而且，随着高得不正常的投资率逐步下降，进入“新常态”以后的中国经济的需求不足问题可能会日益加重。
　　守护着全球经济中唯一亮点的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 (Jack　Lew)曾焦虑地说，“需求增长疲弱是很多国家经济持续表现欠佳的罪魁祸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则在一年多前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影响今天全球经济的症候可以用两句简单的口号表达，其中之一就是：“需求，需求，需求！”
　　常规的解释是将这种需求不足归咎于债务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政府不得已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眼下欧元区是面临需求不足最严重的经济体，而它恰恰也是采取最严厉紧缩政策的经济体；相对而言，美国的紧缩力度最小，经济表现也最好。德国政府、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及其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为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力主大规模削减公共支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振兴日本经济的“安倍经济学”虽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其中的第二支“箭”，即通过提高消费税来整固财政的方案，也被认为是射错了方向，致使日本经济增长在昙花一现后重新陷入低迷。
号外！福州一下岗网红“再就业”，摇身一变成地铁吉祥物。……
在这个很难不坑爹的世道里，他们身先士卒地做起了不坑爹的表率。……　　摘 要：三元悖论也称“不可能三角形”，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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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元悖论与中国经济
　　摘 要：三元悖论也称“不可能三角形”，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经济目标，而只能实现其中的两种组合。本文将结合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策来进一步对三元悖论进行分析探讨。 中国论文网 /3/view-6119301.htm　　关键词：三元悖论；米德冲突；中国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首次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1950年他在《浮动汇率论》中指出了固定汇率制的局限性，并提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更好地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随后，1951年詹姆斯?米德在《国际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讲到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他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而同时追求内、外均衡两种目标的实现是冲突的，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米德冲突”。这为之后提出的“三元悖论”奠定了基础。克鲁格曼指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因为当资本完全流动时国际收支状况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货币当局不干预，那么汇率就会出现波动；而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行资本管制，无法让资本完全流动；当资本自由流动时，要实行固定汇率制就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会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着三个目标同时实现的难题，，而“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并不是说只要牺牲其中一个目标就能使另外两个目标得以完美实现，它只是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在中国，为实现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两大目标，放弃了资本完全流动而实行了资本管制；在英国和美国，为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放弃了固定汇率制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在中国香港，为实现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资本项目的逐渐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因此，发展中国家就要对钉住汇率制加以调整，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其实也就是实现内外经济均衡。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在物价稳定的条件下，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即为内部平衡，而外部平衡的内涵逐渐扩大。2005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的情况，首先，货币供应太多，导致M2/GDP增加，再者，CPI 不断增长，这是中国内部经济运行的状态。而外部均衡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上。我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加，导致现在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和高额的外汇储备。那么在当前的汇率制度下，必须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外汇卖出本币，基础货币不断增加在乘数效应下货币供给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流动过剩的问题，也就加剧了内部失衡的状况。因此，我国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对于汇率制度实际上还是固定汇率制，那么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货币当局就可以把任何规模的外汇储备按照相应的汇率兑换成本币，这不仅是中国当前的外币政策，也是稳定的汇率制度在“三元悖论”中的具体表现。进一步分析的话，只要国际收支出现持续的顺差，那么基础货币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由于我国稳定的汇率制度，虽然货币政策会将其冲销一部分，但总体解决效果不是很显著。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汇率升值的预期加速，这与汇率稳定性有所矛盾。 　　中国的内外失衡表现在内部流动性过剩而外部持续盈余，因此要想实现内外平衡，除了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外还应该结合支出转换政策，也就是要让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后，会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随之生产也减少，能够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同时实行这两个措施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米德冲突”的再一次诠释。那么归根到底也就是要改变现行的汇率制度，而根据“三元悖论”就是将固定汇率制和资本管制调整为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但是就目前的中国来讲，这种直接性的跳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需要找出一条过渡性的道路。而当前合适的办法就是扩大本币的浮动区间，运用市场机制来间接调节外汇供求，使稳定的汇率对货币政策的效应约束性逐渐减弱，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2005年7月中国实行“货币政策独立+有限制的资本流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一政策组合，这是过渡性的政策组合，是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的基础性政策组合。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一定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得以调控，而增强资本流动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获利的必然要求。 　　丁伯根法则是由丁伯根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调节政策和经济调节目标关系的一个法则。他提出政府为实现N个经济目标就必须采取至少N个独立有效的经济政策。据此理论，要解决当前内外失衡的问题，就需要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本币升值相结合，而短期实现本币升值是不现实的，因此就要寻求其他财政政策的配合，比如将出口退税政策加以完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以及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应上加大财力等。 　　在经济账户已经开放的条件下，我国总体上已经初步实现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发展格局。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公布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能够看出资本的输入与输出规模在总体上逐年扩大，而且，我国近年来既接受外商在华投资又可以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的输入输出的渠道也变得更加多元化，这使得资本流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隐形的资本流动规模也不断扩大。 　　公开市场业务是央行采取的一种调整市场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工具，央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央票使资金回笼，从而控制货币投放量。1994年后，我国对外称其采取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实际上是盯住美元汇率制，而随后在2005年我国又进行了汇率改革，取消了盯住美元汇率制，这样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得到了提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呈现稳步快速增长趋势，而中国一直努力追求稳定的汇率制度和独立的货币制度，对金融开发抱以谨慎态度，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降低了产出波动率增大的消极效应，进而保证了物价的稳定。而追求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稳定性过度就意味着央行要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买进外币卖出本币，但是这一举措不仅仅是冲销外汇成本，而且也会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及独立性，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合理灵活的汇率机制从而进行推进改革。当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够形成强大而有力的实体经济体系以及发达而完善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就有了承受并且解决汇率大幅度波动的能力，能够抗击巨额资本的流动，这样，“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由浮动汇率”这一终极目标就会实现。当然，每个经济理论都是有成立的条件和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那么“三元悖论”也不例外，但是它对我国的汇率制改革还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坚定的理论支持。我们因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和发展该理论，逐步渐进的实行改革。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德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刘敏，李颖.“三元悖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浅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8（6）. 　　[3]范从来，赵永清.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金融研究，第5期. 　　[4]熊剑，王贵美，曾根.基于“三元悖论”的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思考[J].时代金融，2009（5） 　　[5]克鲁格曼，奥伯斯菲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付亚星（1994.08- ）女，汉，山西朔州人，单位：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12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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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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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三大悖论指的是什么？
中国经济的三大悖论指的是什么？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进入到了攻艰阶段。此间，尽管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但也存在和积累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来分析，很难讲得通。于是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国经济&悖论&。这样的悖论很多，鉴于篇幅原因。笔者仅就自己观察的到的三个悖论加以分析，以期为试图了解中国经济实际的人士提供一管之见。
努力反垄断与制造新垄断的悖论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垄断是竞争者所向往的状态，也是对竞争的破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人们无不对
垄断保持高度的警惕，很多国家早在半个世纪前就颁布了《反垄断法》。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的各种危害，举其要者有三：
一是引发&福利腐败&和&政治腐败&。今年&两会&期间，&福利腐败&一词经由代表委员之口不胫而走，一时成为国人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一些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所谓&福利&，如公交系统员工乘车免费、医院职工看病不用挂号、电信职工免费打电话、电力职工免费用电等，之所以引起了几乎全民的讨伐，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用自己独特的垄断地位和优势，将自己掌握的国家的资源、公众的钱物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其实质在福利的名义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只不过是&非典型腐败&而已。此类腐败量大面广，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公现象，而且还变相掠夺了国家资源，引起国人的强烈愤慨，自在情理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行业垄断还会引发严重的政治腐败问题。行业垄断与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行业中的若干企业既寻租，又设租，其运营过程中，既存在权钱交易，又不断衍生着新的权钱交易，由此造成的腐败是一种赤裸裸的、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的掠夺性腐败。金融领域众多高官的落马，就是行业垄断引发政治腐败的很好见证，被判刑的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昭就是两个绝好的标本。由此造成的政治上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二是恶化民生状况。近年来普通百姓日益感到日常生活压力的加大，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水、电、煤、气等总是隔三岔五地涨价，教育、医疗和住房更是被很多人称为&新三座大山&。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垄断的身影。比如医疗体制的问题，张维迎教授就认为，根子在行政垄断上。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让别人做，就导致了严重的医疗供给不足。按理说，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长一定高于经济增长，但中国医疗服务供给的增长远低于人均收入的增长。举个简单的数字，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十倍，而卫生机构的床位数只增加了60%。政府垄断导致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严重供给不足，不仅诱发了医疗费用的超常增长，而且导致了现在形形色色的其他问题。更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垄断行业频繁交替使用两大武器：一曰与国际接轨；一曰中国国情。凡是对自己有利的的改革措施，就大呼与国际接轨，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见容于世界；凡是对自己不利或要承担更多责任的改革措施，就拼命强调中国国情，仿佛不如此，就不实事求是。反正得利的都是他。有关的改革成本只能由平头百姓来扛。如此一来，既恶化了许多公民的生活福利状况，也为和谐社会建设注入了严重的不和谐因素。
三是压挤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在我国，一些大公司，尤其是国字头的公司，是通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作为嫡系挂靠在这个局或那个部而享受优惠待遇的行政性公司。这些公司往往凭借国家有关部门的庇护占住一些地盘，不许别人染指。由此导致了国有投资主体和非国有投资主体在地位、待遇、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的较大差别极大地压缩了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比如电信领域，电信业的. 政策门槛仍是难以逾越,。中国信息产业部曾经通知&中国从事电信业务的经营商组建内资合资公司&必须直接控股51%或以上才能获得电信经营许可, 而就目前我国能有这个能力进入电信行业的其他经营者基本上是没有的。这实际上使电信垄断从政策上也得到了庇护。民间资本只有&看着眼馋&的份。
此外垄断还降低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也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等。比如近几年来，国家审计署对部分垄断企业进行了审计，结果发现了大量违法活动。原国家电力公司在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方面，损失或潜在损失金额达78.4亿元，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
垄断行业的诸多弊端引发了大众的不断炮轰，网络上嘲讽垄断行业的段子更是不断翻新。基于强大的民意压力，从 1987年国务院法制局成立了起草小组，开始酝酿起草《反垄断法》；1994年《反垄断法》被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8年又被列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出笼；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6月2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了反垄断法草案。
近二十载，数次列入立法规划又屡屡淡出。一些垄断行业引入了竞争，一些企业的垄断行为得到纠正。但诡吊的是，一方面，我国国家在努力反垄断，而另一些方面我们的一些部门、地方和政策又在鼓励制造新的垄断。如一些城市立法限制外地小轿车进入本地区；企业利用政府赋予的垄断特权，任意提高门槛排挤竞争者、降低服务水平、提高产品价格等等。尽管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法律和法规作保障，但行业垄断仍然屡禁不绝，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的背后往往带有行政权的因素。再比如，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抓大放小&战略的实施，银行、电信、铁路、石油、煤电力、钢铁等行业，控制力大大增强。更值得关注的是国有经济依靠资本及政策优势实行了跨行业扩张。以银行业为例，在传统的银行业务之外被允许进入基金业。靠着银行的资金优势，银行与基金业的结盟会十分牢固。
新形势下，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市场环境是否更加公平和开放了？是否对所有的经济体都一视同仁了？难道强调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就可以不反垄断了吗。对此，戴志强在《上海经济》2006年第9期撰文认为，垄断的存在和强化不会因国有经济背景而使其消极影响大打折扣，只要是市场经济，反垄断就是不可回避的重任。在国有经济战略性大调整中， 绝不可以提高国有经济质量和竞争力为藉口助长垄断行为。大调整和反垄断其实并不存在对立的必然性，两者是可以兼顾的，也必须如此。
反垄断和制造新垄断还在角力，反垄断任重而道远。《反垄断法》的难产就是最好的证明。
外资崇拜与内资歧视的悖论
机会公平、规则平等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在中国，外资与内资在市场准入、政策优惠等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不禁使人疑惑，难道内资就不是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从我国加入WTO 以来，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开放度进一步提高。根据2002年3月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总共有13个大类，271个小类；限制的产业涉及13个大类中的74个小类，禁止投资则包含10个大类中的32个小项。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约占目录所列产业的8.49%，允许外商投资的产业约占91.51%。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2002年我国吸收外资为52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2003年为537亿美元，继续居于首位。截止2005年底，我国共吸引外资为4189亿美元。
要发展，靠外资，这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思维定式，对于披着&世界500强&、&投资金额XX亿&金色外衣的外企老板们，许多地方官员是以诚惶诚恐之心相待。面对这些财富巨人，这种过分仰视的&侏儒心态&，使得原本对等的利益谈判演变成一边倒的让步与屈服。一些地方为吸引外资，真是下足了功夫：一是放开行业准入，只要你能进来，几乎是所有行业，只要是自己能作得了主的，尽管来；作不了主的，帮着你跑部。二是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根据袁剑先生提供的材料，在引资最多的中国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在中国引资之风最为炽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
三是压制劳动者的维权活动。政府本应居于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起到协调劳资矛盾失衡的作用。但有些地方党政领导出于政绩考虑，屁股坐到了资本的板凳上。一些地方官员往往以担心外资不愿意到当地投资为由，制定非常之低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只能靠加班来提高收入，有的地方甚至至今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更有个别官员对劳动保障执法设置障碍，出现了劳动保障行政处罚必须经过&优化办&、&软环境办&批准等怪现象。有些地方的外资企业至今仍没成立工会，即使成立了，也是形式大于实用。
四是将引进外资作为衡量有关官员的政绩评价的重要标准，很多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一项工作任务层层下达给各个政府部门，并对引资成效好的部门及干部个人给予奖励，以至于个别地方出现了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共同造假的情况。
在上述情况下，外商投资不仅是得到了国民待遇，简直就是超国民待遇。以至于很多有识之士如新华社高级编辑丛亚平等慨叹，中国真是外商投资的天堂。想一想，确是如此：外资企业除了能在中国得到世界上最便宜的土地和各种资源、最廉价和最勤谨听话的劳动力(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劳动力的技能不断提高，工资却在下降)，支付最低的环保成本，得到最大的市场份额、享有发展中国家最优良的基础设施外，还能够获得免交税、少交税的巨大优惠，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额外红利，加上大大小小握有权力资源的官员们的趋奉维护和私下交易，不用多少智力就能够算得出外资只要流进中国，就会获得多么大的利润空间！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间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4月份调查显示，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居民的个人储蓄帐户也突破了14万亿元，仅温州的民间资本就达到3000亿之巨，内资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他们的待遇比外资就差远了：
一是税率歧视。目前，中国企业统一税率达33%，外资企业在低税率基础上还有&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和行业特殊减半优惠，实际税负仅为11%左右。而且外商再投资可以退还部分或全部已缴所得税，而内资企业则无法享受此待遇。
二市场准入歧视。有关调查表明，民营企业受规模、经营期限、资信证明等方面的限制，在30多个行业或领域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准入障碍。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同样在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但民营企业的发展之路似乎更为艰难。
三是政府服务歧视。目前，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管理、服务、财产保护和统计考核指标体系。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一些地方似乎一直游离于系统管理和服务体系之外。民营企业在获取政务信息、市场准入以及缴纳税费等方面没有得到有效的服务。一些地方政府对待外资、内资的态度简直判若云泥，对前者是礼上有加、办事效率奇高，对后者则是冷漠倨傲、敷衍拖拉。由于上述歧视，一些内资企业不得不想&办法&去&出国镀金&，去戴一顶&洋帽子&或招一个&洋女婿&回来。
这种对外资崇拜，对内资歧视的状况，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当时我国资本短缺、民间资本弱小；但在全球性的资本过剩、 我国民间资本已经比较强大的新阶段，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一是压抑了民族产业的成长；二是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三是外资企业给我国创造了大量的GDP的同时，却将大量财富带走，给我们留下了被污染了环境、被折腾的疲劳不堪的劳动者和被腐蚀的政府官员。日的《京华时报》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公布了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其中，&外企纳税百强的总纳税额几乎零增长&成了最大的看点。
看来是到了打破&外资崇拜与内资歧视&悖论的时候了，社会上关于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就是一个先兆。
强力调控房价与房价居高不下的悖论
自去年以来，针对日益高涨的房价，面对广大群众对房价高企的不断讨伐，国家有关部门密集出台了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措施，举其要者有：一是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引导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八项措施，简称&国八条&；二是日，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7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三是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调控高房价的六条措施，简称&国六条&；四是日，建设部等九部委出台房地产调控十五条实施意见等等。五是央行多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日起上调人民币基准利率，这也是我国10年来首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按照这次调整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5年以上的利率由4.05%调整到4.23%，上调0.18个百分点；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5年以上的利率由5.04%上调到5.31%，上调0.27个百分点。200年3月17日，央行上调了住房贷款利率，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为例，其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即5.51%)，比现行优惠利率5.31%高0.20个百分点。日，央行再次调高了住房贷款利率，5年期以上个人自营性住房贷款的基准利率将由6.12%提高到6.39%，个人能享受到的最优惠的下限利率由5.508%提高到5.751%。日央行又上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房贷利率最低上调0.06%。这些措施，涉及禁止炒地、禁止转让期房、加大税控力度、优惠普通住房、改善房屋供给结构、收缩银根等内容，力度不可谓不大，措施不可谓不实。
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这些调控猛药品下去，虚高的房价格应该应声而落。但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8月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除上海外，全国70个大中城市第二季度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7%，较上季度高出0.2个百分点。深圳、大连、呼和浩特的房价涨幅均超过10%，北京房价涨幅也达到8.7%。以至于有评论者认为 宏观调控是房价的助推器。这显然又是一个悖论。
上述三个悖论只所以产生，是与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国情分不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非常复杂。笔者认为，其中两个方面的因素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外向型的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强调扩大出口、引进外资；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按照袁剑先生看法，政府中心主义，是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二是GDP崇拜。在很多政府官员的眼里，发展就等于GDP的增长，发展是硬道理，也就是GDP增长是硬道理。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很多政府官员热衷于以GDP论英雄，热衷于造就新垄断，热衷于以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来引起外资，热衷于搞房地产开发，以最大限度地获取部门利益或最大限度地提升本地的GDP，加上有关利率、汇率、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上的失误等，使得上述悖论得以产生。不有效地改变GDP崇拜的发展理念，不大力改变外向型的、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上述悖论的打破就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产生更多的悖论。但从现在的情况看，达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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