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大揭秘——中国人亲历的苏联崩溃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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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19时32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红旗缓缓降落。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寄托人类文明的希望之地从此不复存在。20年后的今天,回顾曾经的超级大国崩溃的过程,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 ...
日19时32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红旗缓缓降落。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寄托人类文明的希望之地从此不复存在。20年后的今天,回顾曾经的超级大国崩溃的过程,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本稿件来源于《文史参考》 特约撰稿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苏联、俄罗斯的政治与外交。著有:《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读懂斯大林》 (与姜长合作)、《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我们曾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的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出乎意料的是,苏共只执政了74年,就在20年前轰然解体了。苏联剧变2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苏联会发生一夜剧变,出乎人们预料地迅速解体。苏联的种种问题:破坏法制的大清洗、重军抑民的发展战略、农业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民族主义等等,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巴黎公社有两条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另一个是消灭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建立为民众利益服务的廉价政府。苏联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始终都没有实现人民主权原则。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来解释,几十年后这一理由难以成立。苏共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正因为民众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决策没有影响,才使政府明显侵犯民众利益的政策,如:过分发展军事力量,不给农民以耕种土地的自由,不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等,长期坚持不改。也因为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民众也没有权利监督政府,机关越来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享有各种特权,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民众感觉党政机关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因为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斯大林“大清洗”在苏联肌体上留下的创伤,同样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形式与内容是相统一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权利:普选权、建立自己政党的权利、集会游行向资本家抗争的权利、出版刊物宣传和阐述自己主张的权利等等。在沙俄这个落后的国家,民众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布尔什维克和民众奋斗的目标。列宁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列宁所设计的新政权形式是集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这一体制是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议行合一”与“普遍选举”两条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人民主权。十月革命后,苏俄进行了立法会议代表的选举,1917年11月选举产生了715名立宪会议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以及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日立宪会议召开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张在会议上难以落实。于是,列宁宣布解散了这个代表机构,用苏维埃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渐渐失去了活动的空间。苏联的政治体制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同样需要形式上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权分立、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虽然苏联自己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长期存在实际上***的个人集权。无产阶级的民主应该使政权“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人民应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在苏联这不是事实。苏联的实践表明,没有这种外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民主内容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制定过1918年、1924年、1936年、1977年四部宪法。这些社会主义宪法都明文规定苏联是实行民主共和政体,而不是君主专制或君主立宪制政体。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共和政体的主要特点是最高苏维埃(1936年以前称全俄或全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联(或苏俄)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团***是苏联国家元首(苏联不另设国家***一职),最高苏维埃代表是由公民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四个原则民主选举产生,最高苏维埃***团则是由最高苏维埃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由最高苏维埃组织的苏联部长会议(1945年以前称人民委员会)是苏联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及号令机关,即苏联政府。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每届任期4年。最初,在列宁执政时期(年),列宁是党中央***,当选人民委员会***,即政府总理。加里宁当选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后来的最高苏维埃***团***,即国家元首。共和国革命******是托洛茨基。从1922年4月起苏共中央开始设***一职,斯大林为***。苏共中央设***一职是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不在政府机关兼职。可见苏联建国初期,国家权力机关是有分工和制约的,国家***、政府总理和******分别由三个人担任,***专管党内工作。可惜斯大林权力欲太强。1922年列宁临终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就表示:斯大林同志当了***,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为此,列宁郑重建议党代表大会要另选一人取代斯大林担任***。[3](P745,746)1924年列宁病逝后,斯大林不但联络人稳住自己***职位,拒不接受列宁的中肯批评意见,而且权力欲更加膨胀,脾气更加粗暴。他从年间在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中因理论与政策的意见分歧、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三个反党集团,即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和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并且把他们清洗出党,到30年代大清洗中进而以莫须有的叛国、敌特罪名加以处决(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出国后,苏联于1940年还派人把他暗杀于墨西哥)。斯大林清洗了党内各种持不同意见者之后,就把列宁遗留下来的一党专政的体制进一步演变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到1941年斯大林由党中央***兼任政府总理和国防委员会***,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确立了个人集权制,最高苏维埃被架空为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斯大林进而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他直到1953年73岁因突发中风过世,终身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52年在苏共十九大上他让马林科夫(曾任他的秘书)取代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总结报告,并且把马林科夫排列在新领导集团名单的第一名,显然是授意马林科夫为接班人。1980年我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一文中最早明确指出:苏联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领袖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背离民主共和制。[4](P92)因为民主共和制理应实行权力制约制、职务任期制与民主选举制。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与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恰好与民主共和制那三制相对应,相对立。斯大林的这三制显然是沙皇君主专制或君主立宪制的变种,它使得苏联民主共和的宪法在实践中发生了变异,变成了党主立宪的宪政,而不是民主立宪的宪政。宪政与宪法的相悖成为后来苏联剧变的体制性根源。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对所有***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普遍、深远的重大影响。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改革开放中加以清除的重大弊病。第五个要点,要十分重视苏联社会长期缺少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这种三缺状态。社会主义理应全面继承资本主义开创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文明成果,确立比之资本主义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沙皇君主专制统治420年的俄国,原本盛行严密控制、专制独裁与君治官治,缺少自由、民主与法治。要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确立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本是异常艰辛的创举。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执政的前六年做了初步探索。这时党内的自由民主较为正常,对党的各种决策党内高层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争论,民主表决。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每年都坚持召开年会,不同意中央决策的可以在大会上做副报告,以提交大会平等审议。列宁还重视党内民主选举和苏维埃民主选举,重视选民意见,不以党领导人的意愿强加于选民。列宁十分强调以法治国。除制定1918年第一部宪法外,还先后通过了《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苏俄劳动法典》、《苏俄土地法典》、《苏俄民法典》、《苏俄刑法典》等,确保依法执政,执政有法可依。但是当初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已出现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局面,对社会上言论、出版自由加以限制,连著名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创办的《新生活报》,因刊登批评政府过于严厉镇压持有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文章而被查封。1918年公布的苏俄第一个选举条例已开始对农村苏维埃代表的民主选举加以控制。对自由民主的限制势必造成有法不依,徒有法制,而无法治。1924年列宁病逝后,在斯大林执政近30年间,更是大肆破坏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斯大林越来越陶醉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各种社会科学书刊和艺术作品充满对领袖的歌功颂德,为斯大林开创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大造舆论。社会科学家和文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创作自由备受扼杀。甚至一部电影、一个剧本、一本教科书,都要由党中央主要部门来审定。斯大林亲自掌管的政治保卫局,严密监控人民的自由,甚至对人民书信暗中进行检查。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就是因为他在家书中流露出对领袖的不满而于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刑满后仍被流放。他以亲身经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于1973年发表后,声名大震,成为集中营文学创始人,生动揭露了斯大林摧残人民自由的暴政。斯大林破坏党内民主,把列宁坚持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改变为相隔3年、5年甚至13年之久才召开一次,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代会转移到中央政治局,甚至由他个人专断独行。全国苏维埃人民代表的选举,从1936年起表面上规定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这样四项民主选举原则,实际上对民主选举依然加以控制。各地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由各地党委暗中运作,施行等额选举,更不可能有竞选。该由选举产生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一概由上级层层任命,或指定之后再进行民主选举走过场。这种党为民作主、党替民作主的体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徒具形式。斯大林执政期间被当作反革命罪处死和判刑者达350多万人。[5]他持续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清洗在表面上是打着爱国、卫国、维护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捏造证据,逼供听信,违法乱纪,铲除异己,确立个人的集权专断统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一党专政、一派专政之后,进而再变为一人专政。***在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提出: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6](P333)这就是说,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健全的民主统治,而在东方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因深受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影响还是实行专制人治。苏联社会缺少自由、民主、法治这种三缺状况,因斯大林开创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长期难以改变。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大众享受不到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的实惠,于是他们宁愿转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享有起码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权利以及法治的保障。第六个要点,要深刻记取苏联三次延误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训。上述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三种社会矛盾、开创三种政治体制、出现三种缺少状况这些严重弊病,并不能决定苏联必然灭亡。如果能够尽早解放思想,认清病源,逐步进行体制内的自我改革和对外开放,完全可能使社会主义重现生机和活力,获得新生。令人握腕叹息的是,在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三次错失了自我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良机,以至演变为沉疴宿疾,积重难返,到最后关头要急遽突变,就只能自取灭亡。第一次延误改革开放是赫鲁晓夫执政的十一年间(年)。赫氏起初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但是很快就停步后退,依然又回到斯大林的体制、路线和模式。赫氏上台伊始,把党中央***改称第一***,以示防止个人集权,加强集体领导。他身为党中央第一***,不再兼任部长会议***,即政府总理,由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先后任部长会议***。这表明在党政领导最高职务上分开,也就是要对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斯大林体制进行初步改革。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党政分开不能只在职务上分开,更重要的是应在职权、职能、职责上分开。他内心深处依然要居高临下,独揽党政大权。所以当他发现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有自己主张,不听他的指挥时,他还沿用斯大林的手法,故伎重演,把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从1958年起他又以党中央第一***名义兼任部长会议***,党权最高领导职务又合二为一了。为了给自己实行终身制提供党章条文依据,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明文规定:***团委员(自1952年苏共十九大起把党中央政治局改称党中央***团引者注)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者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连续进入领导机关。[7](P209)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本来曾经猛烈揭发批判斯大林搞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错误。可是他自己掌权后又重新搞个人集权,还想再搞终身制,进而又掀起对赫鲁晓夫的新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曾经吹捧斯大林为生身父亲,1961年苏联载人航天成功之后赫鲁晓夫赞赏有人把他颂扬为宇宙之父。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他对工业、农业等部类进行调整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又推行斯大林急于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路线。他在1959年1月苏共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甚至提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将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更具体地制订了苏联在20年之内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在对外关系方面,起先他也调整了斯大林后期苏美对峙对立对抗的关系,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三和路线,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然而他并没有认识到当今时代的深刻变化,依旧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自居,以斯大林之后的世界共运领袖自居,还要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对决,要埋葬帝国主义,还要推进世界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赫鲁晓夫主观主义的随意决策和粗暴作风在苏共党内高层招致很多人对他不满。他在实行个人集权制时紧抓住党政大权,忽视了抓军权。他以为任命他的妹夫马林诺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就可以放心了。结果使得党中央***团成员勃列日涅夫等人纠合一起,也与他妹夫串通一起撤换了赫鲁晓夫的警卫班子,于日中央全会上逼迫赫氏辞职,并且推举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故作姿态,就在10月中央全会上决定今后党政两个最高职位永远分开,似乎真的要杜绝党政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可是勃列日涅夫于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上又把党中央第一***改称***,把中央***团又改称中央政治局。他又感到***不在政权机关兼职,总是不免大权旁落,连出国访问都没有国家领导人名义。又只经过13年时间历练,他于1977年采取***兼任最高苏维埃***团***(即国家***)的新办法,去实现党政合一,以党代政。他还在1977年新宪法中加大了最高苏维埃的职权,即加大了他个人的权力。这样苏联的政治体制就由原来相当于西方的内阁总理制改变为相当于美国的总统制(即行政大权不在政府总理而在国家总统)。勃列日涅夫还重新设立国防委员会,由他兼任国防委员会***。这样他与斯大林一样,又是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他掌握了军权,别人就无法再用政变方式把他赶下台。勃列日涅夫还大搞新的个人崇拜,以维护其终身制。果然如愿以偿,他执政18年之久,1982年病逝,享年76岁(比斯大林多活3年)。最后几年他是抱病苦撑危局,决不放权退位。他执政期间,把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国建设共产主义改变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他还死抱着计划经济体制不放,但是改进计划工作,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立权,以经济利益来刺激企业与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他推行的新经济体制使苏联经济连续十多年增长较快,人民福利也颇有改善。然而他在政治、文化、思想方面依旧实行严厉高压政策,对敢于提出自己独立见解者加上持不同政见者的罪名,连著名的核专家萨哈洛夫院士都被迁徙异地,不许居住在首都;对主张发展市场经济者,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对外关系就从苏美缓和转向苏美争霸。1968年悍然出兵镇压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自主改革运动。1979年甚至未经他直接领导的最高苏维埃***团审议,只由政治局4个人决定就出动十万大军到阿富汗,以帮助阿富汗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借口,继续输出革命。勃列日涅夫还扬言要帮助第三世界众多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前进。总之,勃列日涅夫统治的18年又一次延误了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如果说赫鲁晓夫实施的是准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推行的则是新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执政的是他授意的接班人安德罗波夫。他以68岁高龄带病之躯接班,虽然锐意改革,已经力不从心。只主政一年又三个月,于1984年2月病故。随后是比安氏更年长3岁的思想保守的病夫契尔年科接任***。他只上任一年又一个月,于1985年3月又病故。最后于1985年3月才由戈尔巴乔夫担任末任***。可见,正是由于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才使得苏联在斯大林之后,三次延误了改革开放。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都是高龄接班,病夫接班,短期接班,无所作为,又一次延误了改革开放,把积重难返的烂摊子遗留给戈尔巴乔夫,他已经回天乏力了。第七个要点,要全面观察到苏联社会三个危机的总爆发。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时才54岁(日出生)。当时人们对这位年富力强的新领导人抱有强烈期待。他出身农民家庭,15岁19岁在他家乡边疆区一个农机站任机务人员。1951年进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次年加入苏共,1955年毕业后在地方从事共青团和党的工作,平步青云,逐级上升。1971年起任党中央委员,1978年当选党中央***。主管农业,干得颇为出色。1985年才由葛罗米柯等几位元老鼎力举荐他当选***。戈氏是受过斯大林主义的系统教育,又在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中成长起来。所以他执政后起初还是执行斯大林路线。他清醒地看到苏联社会主义还不够发达,还是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因此他要推行加速发展的战略,可是阻力重重。他急于根除俄罗斯人酗酒的传统恶习,大力开展反酗酒运动,遭到众人不满。他在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受阻后,1986年就曾经想甩开苏共,另外建立一个政党来推进改革。然而他深感势单力薄,难以另起炉灶,于是就想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把苏共改变为西方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党。1987年他转向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公开转向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由于从70年代后期起苏联经济发展连年下滑,1989年东欧六国剧变后纷纷都由传统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于是苏联党内外要求市场经济取向的呼声日益强烈。这就迫使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这一年贸然实行三次急转变:2月决定从计划经济变为计划市场经济,5月进而变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9月更急于决定在500天内转变到市场经济。这样年之内三次改变决策,把全国经济全搞乱了。结果1990年这一年经济负增长-2%,1991年达到负增长-12%。于是全国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物资供应紧张,财政赤字急遽上升,通货膨胀飞速扩大,少数投机者大发横财,多数群众日益不满,怠工罢工者日益增多。经济危机立即引发了社会政治危机。人们思想与社会秩序混乱,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产生诸多疑问,***的威信大为下降,社会犯罪大为增加,短短5年时间(年)退党者近四分之一(党员由1900多万降为1400多万)。党内外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对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越来越不满。社会上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制和多党平等竞争制者越来越多。这样就迫使戈尔巴乔夫从1988年起去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把原来的最高苏维埃作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这种做法实则引进西方的议会制。至1990年2月他又同意删去原宪法第六条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的条文。于是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各种政治派别林立,争吵不休,难以形成统一决议。为了加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政治权力以掌控混乱的政局,同年3月他又引进西方的总统制。3月15日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以59.2%的得票率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实际上他已无法掌控政局。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被迫接受多党制后,实际上这时苏联已经成立了几十个政党。连十月革命后早已被取缔的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也死灰复燃,登上政治舞台。各色各样乌七八糟政党粉墨登场,这是苏联陷入深重政治危机的突出表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引发了民族危机。戈尔巴乔夫1985年执政后依然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继续打压各少数民族。尤其是日在苏联第2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雅科夫列夫代表专门委员会证实了日苏德互不侵犯秘密议定书确有苏德瓜分东欧、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划归苏联的内容之后,立即引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认清了1940硬被吞并的历史真相和半个世纪以来备受压制的残酷现实,于月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率先宣布脱离苏联,成为独立自主国家。这三国的率先独立成为苏联解体的序幕,随后又有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七国独立,最终导致1991年12月苏联多民族国家完全解体,分崩离析为15个独立国家。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这15个国家苏联解体（俄语：Распад СССР）以发生在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为标志，苏联最高苏维埃于次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长达69年的（前）苏联（1922年——1991年）划上句号。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自治共和国组成。苏联解体后分裂出15个国家（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等）。在1991年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通过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正式解体。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但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过程至少经历了23年。成为加盟共和国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自愿,也有强迫;有升格,也有降格;有内部改组,也有外部侵略。1922年12月,全俄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南高加索联邦等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在联盟成立条约上签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南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组成联邦是当时苏联政府强迫加入的,其简单粗暴的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所以后来还要分开。)1925年,中亚地区新建的土库曼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1929年,由于原属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被升格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31年成为苏联的第七个成员国。1936年苏联新宪法对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三条:一、这个共和国一定处在边疆区,应同苏联的邻国有共同的边界;二、以自己的名称作为共和国名称的那个民族,在该共和国的人口应占半数以上;三、这个共和国人口总数应在一百万以上。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及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中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符合了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上述五国于日新宪法生效之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建制被取消。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7个发展到11个。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制约作用,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落入有名无实和严重变形的尴尬境地,宪法中规定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和自由分离权被束之高阁。苏联政府把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置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高高地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二次大战爆发后,为了防御德国。早在德波战争期间,苏联即着手建立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防备德国进攻的所谓东方战线,企图通过扩大西部疆域加强防御德国侵略的战略地位。1939年11月苏联入侵芬兰。翌年3月苏芬和约将列宁格勒附近苏联国境线向北推移150千米,苏联将获取的4.1万平方千米领土并入俄罗斯联邦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又将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接收为第12个加盟共和国。1940年6月,苏联以立陶宛政府违反苏立互助公约,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组成反苏军事联盟为由,出兵占领波罗的海沿岸3国。8月初,三国被迫加入苏联。斯大林对当地民族不满者采取了罕见的集体惩罚措施,或流放或驱赶到国外,受害者达数十万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此从12个发展到15个。但此后数十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始终存在谋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斗争,使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安。它们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率先独立绝非偶然。1940年6月,苏联以国际形势要求用最快速度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为由,出兵占领罗马尼亚管辖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后将比萨拉比亚并入1924年建立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从而建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1956年,苏联政府以以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形式出现的我们共和国的目前结构已不符合居民人口的民族构成为根据,将其降格并入俄罗斯联邦。但造成当地民族构成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毫无限制地鼓励向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被降格和并入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和苏联政府不尊重当地民族意愿和违背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表现。它实际上是在当地居民对此事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这一行动不仅损害了卡累利亚民族的自主权,而且在其他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其他民族担心会在某个时候遭到和卡累利亚族同样的命运,从而增强了它们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倾向。至此,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数量固定为15个。日19时38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余年之久 的苏联国旗落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从地球上消失了。苏联的解体, 不仅给原苏联各共和国带来了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的冲击,而且对整个世界也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解体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 3月上台以来,就推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尤其在1990年苏共二 月全会以后,他主张多党制,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了党对国家政权 的领导,并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结果整个国家陷入了深 刻的政治、经济、思想危机,苏联的解体逐渐成为现实。日发生 的推翻戈尔巴乔夫政变的失败,加速了苏联的衰亡。在随后 4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联 终于走向崩溃。由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新思维和错误的改革路线,苏联的民族矛盾日趋 尖锐,民族冲突不断增加,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也不断增强。日, 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采取了类似步骤。摩尔多瓦 和亚美尼亚则紧步其后。同年10月底,格鲁吉亚反对派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 在竞选中获胜,替代***政府,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支持。与此 同时,另外一些加盟共和国虽未宣布独立,但也发表了主权宣言,声称本共和国法律 至高无上。如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均先后发表主权宣言,并颁 布了与联盟宪法相悖的法律。它们以维护主权为由,公然对抗苏联总统的命令。 联盟的权威和完整性受到严重侵蚀。 为了防止联盟的瓦解和维持最低限度的国家统一,日,苏联总 统戈尔巴乔夫公布了《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草案)(简称新联盟条约)。这是在19 90年11月23日公布的第一稿基础上修订的,拟作为苏联新宪法的基础。同年4 月23日,苏联总统和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主张签订主权国家新联 盟条约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根据新联盟条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 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中央的权力将大大减少;同时一旦签署该条约,至 少有5个共和国即1/3的共和国将获得独立。就在戈尔巴乔夫盼望已久的新联盟条约将在莫斯科签署的前一天,8月19日, 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当天凌晨6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在电 台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执行总统职务,从即日起他将执行总统职务。并宣布成立8人组成的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是:代总统亚纳耶夫、国防会议第 一副***巴克拉诺夫、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留奇科夫、内务部 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农民联盟***斯塔罗杜布采夫及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 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在苏联部分地 区实行半年的紧急状态,并向全国发出了《告苏联人民书》,称,由戈尔巴乔夫发 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 种种原因已走入死胡同。这份文件还说,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 和希望。各级政府失去了人民的希望。在社会生活中,玩弄权术取代了对国家和公民 的命运的关心。对国家机构进行恶毒的嘲弄,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失去了控制。同日 下午,亚纳耶夫和紧急状态委员会还发布了其它命令,宣布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 并对新闻实行管制。下午5时,亚纳耶夫代总统还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了首次记者 招待会,他对记者说,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根据宪法作出决定的。它将采取最果 断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819事件实质上是苏联传统派 为了挽救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采取的一场政变行动。但是,这种 政变行动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和叶利钦等人的猛烈反扑下,同时由于国家紧急状 态委员会仓促上阵和策略错误,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在过去的20多年间,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人们已经做了多方面的检讨和反思。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的衰落,苏共执政能力的下降,领导人内部的争斗,官员的贪污腐化,长期的军备竞赛等等,都在某些方面拖垮了那个庞大的帝国。本文并不打算就苏联解体的原因做系统的梳理,而是希望从宪法学的视角来揭示这个庞大帝国的宪法为什么不能维系国家的统一,反而成为了国家分裂的工具。本文的研究将表明,苏联宪法所建立和确认的“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的联邦制,不但不利于国内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而且将会引起不同民族之间的攀比、嫉妒乃至仇恨,而这最终危害了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为了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文章的第一部分将首先简要梳理沙俄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第二部分将分析“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宪法选择“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的无奈与乐观;第三部分不但将展现最初的“权宜之计”是如何变成宪法上的正式制度的,而且将分析这种宪法制度所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名实分离”的变异所带来的危害。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和重点;最后,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在哀叹苏联解体的同时,认真反思与苏联宪法具有相似性的中国宪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毫无疑问,在谈及俄罗斯联邦制的产生时,我们应当追溯到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起草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首次宣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各自由民族自由联盟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同时授予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自主地决定下述问题,“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俄罗斯联邦?如果愿意,他们将在何种基础之上加入俄罗斯联邦?”对于此一宣言,以往的宪法理论更加关注的是其“首次使无产阶级的人权概念上升为法律原则”这一重要意义,但却忽略了其对于俄罗斯乃至随后苏联联邦制的建立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忽略了俄罗斯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以民族政治自治为基础加入俄罗斯联邦所具有的可能意义。然而,这种影响却如同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样,“表面看来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如果我们在认真回顾俄罗斯的历史、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的历史,那就会发现,正是此一宣言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促成了俄罗斯联邦制的诞生,并规定了俄罗斯此后近百年的政治架构和发展方向,一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依然与这一宣言所包含的思想密切相关。人所共知的是,直到20世纪初,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国家里生活着诸多的民族和部落。在那里,沙皇实行着拜占庭式的神权专制。出于宗教上的因素,历代沙皇对于新征服地域上的民族通常会给与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权,但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民族压迫几乎无法避免的。到了19世纪时,当“君权神授”的思想再也无法牢固地支撑沙皇统治时,俄国统治集团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重构自身的统治合法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俄国统治集团认为非俄民族是革命的根源,因此希望利用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去抵制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安。这意味着,沙皇所支持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意味着,在俄罗斯的境内,只有俄罗斯民族的人才是忠贞的子民,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只有在变为俄罗斯人之后才能取得与俄罗斯人同等的地位,在实现此一目标之前,他们只能被当作劣等民族和次等公民对待。1880年代开始推行的“俄化”政策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正如后来的历史展现给我们的那样,沙皇这种傲慢的政策和错误的做法带来了两种性质相同但效果截然相反的团结:俄罗斯民族的团结和非俄民族的团结。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当沙皇试图以血统和出身来给国内的民族进行两极排列时,其几乎触犯了俄罗斯帝国境内所有的非俄罗斯人。那些原本并没有民族意识的族群和部落(比如,直到1890年,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依然不是十分强烈。如果你去问当时的一个乌克兰农民他属于哪一民族,他会说他是东正教徒;如果再追问他属于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他会说他是一个农夫;如果问他讲的是哪一民族的语言,他会说他讲的是“当地的腔调”(thelocaltongue);而如果想知道他希望属于哪个国家——是俄罗斯还是分离的乌克兰——他会说最好的选择是“基督世界的农民”(Christianpeasant-folk))开始主动或者被动寻找自身的民族归属,并最终在部族整合的基础之上开始形成一个个的民族,而本身就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土耳其人、鞑靼人、犹太人、哈萨克人则更加凝聚一心。最终,最初效忠于沙皇的大大小小的,新的和旧的族群,如同沙皇所做的那样,开始诉诸自身的民族主义以对抗沙皇的统治,只不过矛头相反而已。于是,当1917年沙皇在无奈中退位的时候,他惠赠给后代巨大的遗产,即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但同样留下了庞杂的债务,其中就包括国内少数民族对于俄罗斯帝国以及这个帝国的主宰民族——俄罗斯民族的抱怨、不满和仇恨。二、作为权宜之计的联邦制的无奈与乐观依据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这一理论已为我们所熟知,其不但理论意义深刻,而且对随后的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这种用“阶级/国家”范式来描述和分析国家性质的理论,低估甚至完全忽视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和法律的影响,进而也忽视了民族问题对于国家建构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马克思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有关。在马克思看来,“民族感情本身旧是虚假意识的产物……一个特殊阶级即资产阶级同旧贵族制度的残余结合在一起实行的经济统治,有意或者无意地导致了它的产生。……民族主义是人类自决地渴望受到挫折的暂时产物,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非人格的力量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地作用所导致的一个阶段。”既然资本主义仅仅是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因此只要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资本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将不复存在,而且当无产阶级将统治整个世界时,民族主义的问题自然也将消亡。马克思相信,“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工人没有祖国……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随之消失。”“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在今天看来,这种理论尽管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却带有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特有且强烈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进步观印迹。在19世纪,从卢梭、康德、黑格尔,到圣西门、孔德,“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往昔野蛮历史的一种非理性的遗存,或者是文明的倒退。”他们要么是根本没有预见到民族主义在以后的世界所爆发出来的威力,要么是认为它不太确定,以至于不值一提。尽管马克思的判断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因而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历史唯心主义或者其他预言家的空想或者预测,但他同样认为民族性的、地方性的忠诚是欠发达或者是野蛮状态下的非理性抗争,而且终将被历史淘汰。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预测同样过于乐观。列宁尽管并不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最先爆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论断,并毅然决然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但是在民族问题上,他却恪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教诲,认为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及其在全世界的实现,民族问题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不过,沙皇时代留下的俄罗斯境内的民族问题并不容乐观。二月革命以后,民族矛盾已经发展成为俄罗斯境内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和自治运动,十月革命之后,尽管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在1917年到1921年间,首先是乌克兰中央议会拒绝承认列宁领导的政府为“中央政府”,其次则是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60多个民族国家和民族自治政权组织相继成立。这时,为了应对各个帝国主义对于新生苏维埃的围攻,列宁所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团结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他更需要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正是在此一历史境遇下,尽管列宁将“国家/阶级”这一理论范式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只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处理民族问题,即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范式中加入“民族”的因子,并发展出如下理论: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组建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各民族劳动群众自愿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大。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之所以要不厌其详地大段引用列宁的言说,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不但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而且为俄罗斯以及后来苏联联邦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通过这段言说,列宁实际上初步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1)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者无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2)但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不是支持甚至促进民族自决,“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分别不同的场合完全独立地加以解决”:(3)为了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国内的少数民族应当实行最为广泛的民族自治;(4)对于那些已经分离和想要分离的民族,应当承认其民族内部的工人和农民的自决权,因为这样不但有助于消除民族间的仇视,而且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在列宁和当时的革命者看来,俄国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其价值在于促成世界革命的到来,而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全世界的无产者肯定都会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即将到来”。到那时,连民族国家都不存在了,讨论某个民族归属某个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此时的列宁不但大方地承认了芬兰、波兰以及乌克兰等国的独立,而且十分乐观地坚信它们最终还会回到苏维埃的怀抱。不过,即便是这样,留在俄罗斯国内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应当如何行使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尽管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前,列宁曾经表示“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但是俄罗斯的现实很快让他改变了这种观点,上文中提到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就是这种认识改变带来的结果。此时的列宁开始主张:民主集中制不但丝毫不排斥自治,反而以必须实行自治为前提。实际上,甚至联邦制,只要它是在合理的(从经济观点来看)范围内实行,只要它是以真正需要某种程度的国家独立性的重大的民族差别为基础,那么它同民主集中制也丝毫不抵触。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尤其是在苏维埃国家制度下,联邦制往往只是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联邦制,正是使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民主集中制决不排斥自治和联邦制……为此,1918年7月通过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凡生活习惯及民族成分特殊的各州的苏维埃,得联合为自治州联盟,……此等自治州联盟根据联邦原则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具有独特生活方式与民族组成之区域将以联邦基础加入俄罗斯共和国”。依据该宪法,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变成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RussianSovietFederativeSocialistRepublic),简称俄罗斯联邦。该联邦的指导原则是在“民族自愿联合”的基础之上赋予所有集中聚居的民族以自治权,并且以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国内占多数的民族之名来命名该共和国。除此之外,列宁认为,还应当籍由承认民族权利,厉行政治自治与文化自治,以期消除民族之间的成见、矛盾与隔阂,最终让各少数民族主动回到苏维埃的怀抱。于是他开始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Notarization)。该政策的核心思想是,那些曾经被否定民族权利的民族,必须先经过享有民族权利的滋味,他们才会了解这种权利并非他们的最终追求,也才会认识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对于各族人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所以,为了说服非俄民族对于社会主义苏联的认同,就需要先满足他们的民族自治要求。这种被斯大林称作是“为联合而分离”的做法对苏联的成立以及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22年斯大林领导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曾经做出《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各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决议》,试图让白俄罗斯等国通过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签署条约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但遭到列宁反对。随后,各独立国家依据列宁的建议通过决议,分别以独立民族国家的身份签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成立条约》,进而共同成立联盟国家。1924年,该条约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共同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基本法)。依据1924年宪法的规定,各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但是既没有规定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联盟的程序和批准机关,又没有授权立法机关做出相应的解释和立法。1925年,为了与苏联宪法相适应,俄罗斯修改了自己的宪法。该宪法规定,俄罗斯在苏联联邦制下保留自己的联邦制形式,但是将俄罗斯的联邦制建立的基础由自治州改变为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至此,苏联形成了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奇特联邦制,该联邦以民族政治自治为基础,在大联邦中有小联邦——即在作为联邦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内部又有民族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区等不同层次的民族自治实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以及苏联在1920年代选择建立联邦制以及实行民族自治,一方面是因为民族问题无法忽视却又无法立时解决,只好作此万般无奈之选择;另一方面,这种对现实的无奈并不是出于悲观的情绪,相反他们对未来的满怀信心,认为这仅仅是前进中的一点小小挫折,采取联邦制这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并不会影响苏联及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实现。列宁坚信“各国劳动者汇合成一个人类的大国家,互助努力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已为期不远了。”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联邦制仅仅是分裂走向统一最可靠的步骤而已,苏维埃最终应当,而且必将走向单一制。三、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发展及变异1925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苏共高层对于未来的估计实在过于乐观,除了东欧、中国等少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外,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功。但是,作为权宜之计而建立的联邦制度和民族政治自治却不得不一直被保留下来。其带来了两种极为不好的结果:其一,那些建立共和国以及民族专区的民族的人们开始急速向本共和国以及民族专区集中;其二,本土化政策对于各民族使用自身语言的鼓励和刺激,使得非俄民族的民族认同和领土归属感越来越强。这样,原本为了尽快实现苏维埃一体化的联邦制和本土化政策,却使得苏联境内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更加明显和强烈。1930年左右,当斯大林开始推行高度集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非俄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爆发,其所采取的“俄化政策”更是引起非俄少数民族的反弹和不满。斯大林并没有因为这些不满而停止步伐,相反,他镇压了这些反抗,而且藉由镇压和五年计划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该治理模式具有以下特征,在意识形态上依赖于广大干部群众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论主动或被动)信仰;在政治组织上,联邦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不但通过党的纽带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人事”系统——即联邦中央对作为各联邦主体最高负责人的党的领导人的任命和撤换上具有绝对的权力,而且通过克格勃等秘密警察组织对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政治运行进行有效监控;在经济上,高度统一的的中央计划使各联邦主体在经济上形成分工合作的经济体系,从而一方面试图保障资源和产品在联邦境内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把各个联邦主体变成苏联这架大机器上面的齿轮,经济上相互依存,唇亡齿寒;最后,苏联***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切的保障。在今天看来,这一治理模式的建立使得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联邦制也变得徒有虚名,但需要注意的是,苏联和俄罗斯宪法上所确认的以“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的联邦体制却并没有被取消。更为奇特的是,联邦制度和民族自治反而从最初的“权宜之计”变成了国家的正式的永久性法律建制。到了1936年,宪法不但再次确认和坚持了表面上比其他任何联邦制国家更为松散的联邦制——创始国都保留公开的脱离权,而且规定了联邦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职权划分以及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保障。这种体制一直为斯大林之后历任领导者所继承,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期间,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于民族问题所做的主要工作,仅仅是发表越来越高调和乐观的宣言。1929年,斯大林宣称苏联的民族矛盾已经不复存在,一种新式的即苏维埃民族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已经形成。1961年,赫鲁晓夫开始极为自豪地宣布“苏联***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至今仍是一二尖锐的和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到了1972年,勃列日涅夫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其自信满满且毫无顾忌地宣称,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关于斯大林为何在掏空了联邦制之后却依然要保留其外在形式这一问题,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马戎教授的解释。重要的是,这种扭曲被正式建制的联邦制为后来的苏联和俄罗斯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为正是这种建立在“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基础之上却又名实分离的联邦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其中的缘由颇为简单,当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对苏联进行大规模改革时,维系苏联和平统一的纽带接连断裂:首先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导致了苏联经济停滞不前且急剧恶化;其次,旧有意识形态因为过于僵化已无法再为苏共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牢固的支撑;最后,苏联***党组织的解体使得国家最终分裂。就在此时,各联邦主体中的民族分裂分子(甚至包括联邦主体的党员)却开始借助“民主化”的浪潮,纷纷“城头变幻大王旗”把自己装扮成本族的民族领袖,积极利用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基础之上的“加盟共和国—联邦”模式,迅速有力地鼓动本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继而获得继续掌权的合法性。正如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JackF.Matlock,Jr.所观察到的那样,“苏联的联邦是基于特定的非俄民族生活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民族被赋予政治实体的地位,众多民族组成‘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议会、部长会议和各项政府机构,尽管只是点缀,好看却不具结构性的功能,但实体毕竟保存下来了,且苏联一旦对外开放,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时候,民族自治虚假性昭然若揭,种种不满也集中爆发。”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虽然戈尔巴乔夫坦然承认“在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它(苏联)是作为单一制国家发展的,尽管它曾被宣布为联邦国家”。并呼吁,“为了实现让每个民族都获得主权,有条件安排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文化需求,同时与其他民族进行合作……应当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在不是毁掉联盟,而是革新联盟,并且最坚决地和大规模地革新联盟的道路上寻找答案。”但叶利钦却毅然决然地与波罗地海三国领导人宣布,“苏联的三个创始共和国……找到了在新的条件下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行途径——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即将结束。”就这样,建基于民族政治自治的苏联在1990年代最终被拥有主权的联邦主体给瓦解了。伯林曾借用席勒“压弯的树枝”作为比喻来描述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他认为,有别于单纯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是“受伤害的文化自豪感与一种哲学和历史幻象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因此“导致民族主义的通常是创伤感,是某种形式的集体耻辱”。此一类型的民族主义能够制造出一种情绪,并使陷入其中的人们,“宁愿听从自己的信仰或是同民族、同阶级的人的命令,即便这会涉及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不愿让一些极端傲慢的统治者——来自外国或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的统治者——来监护自己。”在今天看来,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不幸成为该理论的一个绝妙注脚。研究联邦主义的伊拉扎教授曾经敏锐地观察到,苏联宪法所建立的联邦体制的目的是“在政体内赋予各个独立的民族团体在宪法内享有权力”,但是“联邦制的结构掩盖了一个使国家处于中央集权制下的与联邦制原则产生直接矛盾的权力集中”,其甚至富有创见性地将苏联这种联邦制称为“作为手段的联邦主义”。毫无疑问,这些论断都富有启发性。不过遗憾的是,他只陈述事实的一半,既忽视了列宁当初建立联邦制的无奈,也没有深入分析这种为宪法所确认的、建基于“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基础之上的联邦制所可能带来的恶果。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尽管一国的各个民族应当进行自治,但这只应当是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苏联和俄罗斯宪法所建立的联邦制所遭遇的困境说明,无论联邦主义是否属于一种值得追求的理念,建立在“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基础之上的联邦主义却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其不但不利于国内各民族间的融合和交流,而且可能背离甚至肢解国家。当然,上述结论的得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前人求全责备,相反,我们应当深刻同情和理解他们所遭遇的时代困境。不过,这种同情和理解并不意味着在已经可以看清这种体制弊端的今天依然要顽固坚守,或许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有能力去改变些什么。当然,最后同样需要提醒的是,对于那些建立了单一制但却同时实行民族区域政治自治的国度来说,苏联联邦制的教训或许同样值得警醒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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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均由网络转载收集。下面为原文：核心内容：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反省苏联解体时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腐败!苏联的腐败严重到何种地步呢?俄罗斯前总理:“苏联没钱了”!叶戈尔·盖达尔在1992年曾当过俄罗斯代总理,他回忆当时的状况:“政府竟然在未经储户同意的情况下提取单位和公民存在对外经济银行的外汇存款,其中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国外出版书籍而获得的外汇(当然,他本人也许不知道此事)。当时苏联的钞票发行量创造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纪录,但是,外汇仍不够用。不少轮船因拖欠货款和停泊费用而被扣押在外国港口。在国外的苏联专家,因为没钱给他们发工资,也没钱让他们回国。”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下,勃列日涅夫上台了;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他的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处境到了危难关头,当叶利钦保证戈尔巴乔夫辞职后,享有包括国家别墅、汽车、警卫人员在内的诸多超优厚待遇后,“船长”戈氏竟弃船而逃了,自动辞去苏共中央***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戈尔巴乔夫还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因此,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可以这么说,在个人财富、安全、荣誉与苏联的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未来面前,苏联官员坚决选择了前者。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讲演是说:“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资本主义。”当时苏联的社会民意是如何的呢?苏联曾搞过许多民意测验。民意测验表明,赞成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1991年5月进行的、由美国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在苏联国土的欧洲部分进行,这样做更利于美国的宣传。结果,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大家看看当今的瑞典,幸福名列前茅);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还是叶利钦在1992年以后建立的。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投票中,大多数也是赞成保留的。苏联经济史: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维埃国家经济濒于崩溃,同革命前的1913年比,谷物产量下降55%,工业生产下降了近86%,国民收入下降了75%。当时的苏联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家,正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诞生在苏联,让苏联成为了第二个超级大国。据西方估计,年,苏联年均增长5.8%,这在当时是非常快的速度。1950年,苏联实现了工业化!直到1975年,苏联一直比美国的发展速度快,这期间苏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8%,而美国只有3.3%,这可是西方的数据呵。同期,东欧也比西欧快。1975年后,比以前差一些了,放慢了,技术进步放慢了,这时的增长率比美国低,但仍然有1.9%或1.8%的增长率,没有出现负增长,不能叫做经济崩溃。这时的消费水平比生产增长还快。这时叶利钦就使计划经济解体。因此,从1990年开始就出现了经济绝对下降。1991年计划经济不再起作用。叶利钦不向中央纳税。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崩溃,而是由叶利钦从政治上解除的。苏联解体后,经济才崩溃,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大倒退。时至今日,普京也立志2015年让俄罗斯人民恢复到前苏联水平。苏联的计划经济让其辉煌,但腐败让最大的BOSS从内部自爆了,而且这个自爆是脑袋的自爆。留给后人诸多警示。这不是点子牛说的,恰恰是美国人说的!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苏共上层精英,分别进行了讨论,以决定其意识形态。他们当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层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他们(苏联精英)就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后代。”“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资本主义。”精英的旗号:叶利钦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他从不谈建立资本主义,仅仅谈民主、改革、市场改革等。直到他离开总统职位时,也没有谈要建立资本主义。俄罗斯大量印发钞票,1985年苏联官方比价为1美元约合0.87卢布,然而至解体后的日,官方汇率已成为1美元换125.26卢布,而日的汇率已达到1美元换1012卢布。俄罗斯政府进行的卢布改值仍然不能阻挡汇率贬值的浪潮,到日时,1美元已可兑换28.5新卢布,即28500旧卢布。许多俄罗斯老百姓毕生积蓄化为泡影,只得蜂拥银行抢兑美元等等外币,时至今日俄罗斯欠外债近6000亿美元。美国赢得美元霸权。苏联解体的启示:自私自利的文化让苏联出现了特权,特权带来腐败;享乐金钱主义,让苏联官员沦为了钱的奴隶,从骨子里散发着腐败,骨骼出了问题,巨人轰然倒塌实属必然。苏联解体后,美国放过俄罗斯吗?没有,因为俄罗斯民族精神:尊严、独立、自主,还带点帝国思想,俄罗斯不是沙特也不是韩国!腐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当今的非洲贫富分化最严重,腐败也与日俱增。俄罗斯民主了,但腐败依旧,廉政指数世界排名一百多位,因为用的大部分还是前苏联的那帮腐败精英。今天,普京多次出台一系列反腐政策,他是亲身经历着,明白腐败之根源。美国?谁缔造的?老罗斯福!美国建国后达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地步,美国拒绝特赦。老罗斯福总统,他发动政府、媒体、民众搞了十年之久的“扒粪”运动,也就是反腐群众运动。2006年《时代》纪念老罗斯福总统,封面标题:缔造美国。当然,美国反腐搞运动,中国的部分专家是不敢说三道四的,因为,他是美国!反腐,离不开群众,自古至今、放眼全球都是如此,下去一万年也如此。社会主义制度过时了吗?他是先进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过渡期是资本社会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苏联证明了一点,农业社会要想快速进入工业现代化社会,必然要走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日本战后百业凋零、满目萧条,他为何迅速崛起?有一点就是国有企业从7家暴增到117家。德国两次战败都迅速崛起?靠的就是国企,农业合作社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养活了全部德国,剩余的劳动力搞实业强国;工会在国家决策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丹麦全球最廉洁、最幸福,他们的社区一些人还吃大锅饭,而且越来越多,美国也在搞这样的试点。尼克松访华时随身携带的经济学家回国后,如此评价中国:“中国适合搞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他们的民众团结有精神爱奉献...。”。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因为***思想在30多年前已经普及了一遍,已经生根发芽破土而出。新一届政治局励志反腐,老虎、苍蝇一块打,群众反腐踊跃,我们的反腐肃贪惩奸一定会成功,民族复兴也会到来。免责声明：本文均由网络转载收集。本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某些 新闻影响到事件本人,请联系网站管理员删除或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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