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国有私有的企业都应该有的。部分低效的国有企业应该搞全制转化
其实我个人认为当时中国人口七亿，其实在国营的工人不过才几千万而已，大量的劳动者都不在国有单位工作。其实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国有工厂的工人的，正如土地不是属于种地的农民，而只能属于国家和集体一样。所以把一些经营不好的国有资产都进行体制转化，低价买空卖给民营企业来经营，其实就是不想看着这一些国有资产继续流失下去，完全的浪费下去，直到破产到最后连现卖在的低价值都没有了。显然国有资产低不低卖其实跟工人无关的，工人不过是在工厂打工的人而已。为什么国有职工会觉得工厂的资产权利应该属于工人个人呢？工人你在工厂打工，跟农民在土地上种地是差不多的，难道地种长了，那地就成你的了？你在工厂打工长了，那个工厂就成工人自己的啊？国有工厂的资产其实跟土地一样是属于国家，是属于全体国人的，而不是属于工厂的少数工人的。国营工厂的工人应该清楚这个区别
其实我个人认为当时中国人口七亿，其实在国营的工人不过才几千万而已，大量的劳动者都不在国有单位工作。挑拨啥子执政阶级跟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啊，难道几千万工人就能代表中国几亿的劳动者利益，就能代替当是地全体工人的利益吗？你光看到国营的几千万工人，为何看不到当时在城市中存在的集体制工厂的工人呢？还有不少在私人工厂的工人利益呢？为了保这几千万国有工人的利益，是不是让其他工人都跟着买单，让七亿多国人都为这几千万工人的利益买单啊？
那个贴的楼太高了，搬一些过来，在里面各种混水摸鱼的人太多了。
如果当时不搞下岗，国家财政早给拖垮了工龄长的下岗离退休年纪不会太远了吧工龄短的到社会上就业也比在破企业过那种半死活的日子强呀遗憾的是改革不够还留了那么多国企------------------------------------------------------------转
骂朱者那眼光只盯在那所谓的国有资产上。不否认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对于国家来一般屁民来说。那些要财政补贴的国企没了。少了养一大票人的压力。日子倒是好过了。那是割烂肉止损。那些要倒的厂那个不是当官的贪完，当工人的也占公家便宜。亏得没有钱发工资了叫财政补贴。借的银行一大堆窟窿。还有资产资产，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企业固定资产能值几个钱。运转良好的企业。最值钱的根本是人才。说实在的那些破机器值几个钱。去看看底特律，看看俄罗斯远东地区那些遗弃的废城，破机器，破钢筋水泥一大堆。有一点价值没有？问题是那些烂企业值钱资产不多倒是包袱一堆。一堆寄生于这个企业身上的蛀虫。当年我们这边的国企工人。敢在生产线上用铁饭盒滔锡饼卖。只为那顿把饭的钱。上面当官的大贪。下面的工人小贪。亏了全民埋单。殊不知屁民嗷嗷待哺。还要养你们这帮蛀虫。----------------------------------------------------------------------------转
我个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是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都必须要有，尤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行业，必要是国有化，不能把这些完全私有化了。其实美国看人起来农作物是由私人来种的，但食品价格和粮食价格都是由同家管控的。也是由国家给予这几百万种地的农场主农民们进行大量补助的。美国的水资源基本还是由国家控制的，不准个人来控制如雨水私人是不准其收集和使用的。老毛子就更不说了，解体后能源私有化，现在又把私有化的能源重新从私人老板手中收回，重新由国家来控制，石油天燃气买卖什么价格必须国家来控制的，不能石油公司老总来定价。
国有资产部分要变成私有资产是必然的，一个国家不能光有国有工厂，也应该有大量的私人工厂，把一部分效能低下的国有资产卖给私人老板来经营也是一种办法，难道让这一部分的国有资产继续低效下去，直到最后破产，那国有资产就没有损失了吗？国有资产不卖又不能让效益更好，工厂那些设备都是每年折旧的，最后会越来越不值钱，最后工厂还不是要倒闭，工人还不是要失业啊
确实有不少是招的，但这类人几乎无编制，本来就是打工的，算不算本帖定义的“下岗员工”有待考量。-----------------------------我就是那一种呆在国营工厂十多年，考进去的是合同工，那时是三年五年签一次合同，干的其实比正式工的多，但拿的还没有正式工的多，下岗时我连一个下岗证都没有啊，找工作有一些要找年纪大一些的必须要有下岗证我没有，所以这些工作我是找不到的，还有失业后有一个技能培养的，有下岗证的免费或者少收费，我没有就免不了费的啊。现在才知道那个九二年的视同交费年限，我们这种合同工的还没有。唉，如果真要抱屈我个人觉得应该比这些下岗工人更有资格来抱屈的啊
俄罗斯远东大把破旧废弃的机器。你去拿呗。抛开人才来谈企业。抛开市场来谈企业。鼠目寸光。一个运营不起来的企业有啥价值？没有工人的机器就是废铁。为啥那些贪官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企业搞过来却把你们这些工人都赶跑了？如果你们这些下岗工人有个丁点价值。那些贪官都不会这样做。遍观企业。从来都是人才才是最宝贵的资产。去看看底特律吧。多少废弃厂房。有用么。能产生价值么。-----------------------------------------------------------------转
当年的工人是招的？当年工人来源是世袭更替。要不就只有通过读技校分配。那里来的招。整一个固定的八旗子弟。-----------------------------@blu楼
13:55:36你又在放屁了，不了解 历史 情况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当时的工人确实主要是招的，有少量的是接班之类的。现在不了解 历史 情况，又自以为是的脑残年青人还是不少的。-----------------------------这个要说句实话，是效益好的搞接班的多，效益不好的就是在外招工的多，我当时就是好一点的国营单位别人根本不给机会让你去考的，如自来水厂，电厂等这些单位别人根本不对外招工的说。对外招工的都是效益不太好的，小国营工厂，我进的就是这后一种的国营工厂，进去的还只是合同工不是正式工，干的活路其实比正式工多，但拿的还不如正式工的，现在那个视同交费的五六年我们那一批进来的都不算的，
其实国家命脉是不能石油化的，央行 电力 能源 交通，与民生的都需要国有化，中国的私人化，只会让人民更苦，历史多看看。好商人不多。
@wugenfa 10楼
14:20:44其实国家命脉是不能石油化的，央行 电力 能源 交通，与民生的都需要国有化，中国的私人化，只会让人民更苦，
多看看。好商人不多。-----------------------------是的，还有粮食，水，药品等，这些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具有天然垄断和较易形成垄断性质的行业都应该国家控制的，绝不能让私有民营公司来控制的。不是说完全由国家控股，而是由国家来控制最大的股份，这些公司还是可以分一些股份线私人公司的。
我老是见到现在年轻人抱怨自己活得太累，什么倒霉的事情都让我们遇到了。其实我想说像我们这种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的人才是真的算倒霉呢？生在WG中，小时候到高中长年处在没有吃饱饭的时间节。那时读书时，那有心思读书啊，成天想的是下课后如何到田野里去找点吃的东西，那个同学家有了v一点吃的，就下课到他家去弄吃的啊。到了读书的时候又遇到读书无用论，张铁生交白卷的时候，无事就到农场里去劳动，下课后去捡垃圾去买换点钱，后来大一点就开始做饭，每天都要做饭，然后等父母回来做菜，还有就是各种找吃的，虽然我认为我的童年基本还算是快乐童年，虽然穷，但那时大伙都穷都没有吃的，读书也没有压力啊，基本上课就是在做样子的，人在教室里面，心都跑到外面的田野上面去了。后来高考恢复了，结果我这种读书法，基本是玩过来的，肯定考不上啊，然后进入社会了，工作也是自己考的，书也自己边工作边上学自己化钱读的，然后虽然是进了国营单位呢却只是合同工，说是那时全是合同工了，所以我也只能是合同工，那些老员工倒是正式工。等到过了最好的年华的，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又碰到统一下岗这一回事了。于是在过了三十五这个招工低线的年纪的时候，我也下岗了，离退休还远得很，一切都得靠自己打拚，找工作都跟当时的大学生们竞争，失业就基本成了家常便饭了。
我唯一感到还算好的是，在我工作后因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基本下班了呆在单位寝室里没有多少可玩的了，于是只能去看看书小说打发时间了，太无聊了才想起去读点书。同批进去的同事们呢，就是忙着玩打麻将，在我看来打麻将跟看小说都是一样的娱乐方式，没有多少高低之别的，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罢了。---------------------------------------------------------------如果把我放在现在这个社会中，估计我才没有心思去化十年的时间读书呢？那静得下来读书啊
我唯一感到还算好的是，在我工作后因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基本下班了呆在单位寝室里没有多少可玩的了，于是只能去看看书小说打发时间了，太无聊了才想起去读点书。同批进去的同事们呢，就是忙着玩打麻将，在我看来打麻将跟看小说都是一样的娱乐方式，没有多少高低之别的，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罢了。---------------------------------------------------------------@风隐尘 13楼
14:52:06如果把我放在现在这个社会中，估计我才没有心思去化十年的时间读书呢？那静得下来读书啊-----------------------------书如何看还是在该读书，才是真正
某人的功过是非最好留在后人来评判，也许当年切掉一部分毒瘤的事件，过几年也会发生在其他里面，土地财政还能维持多久。改革过猛过快倒是真的。其实国有和私营都有它本身的好处，我们现在国营更多的像洋务运动，而非真正的国营。世界上发展的好的国营也是有很多的。关键还是制度的建立和考核机制。功过是非远不是一个国营企业，或者一个地方政府带头的掌控的。谁都知道现在国内天天都在大文件，小文件要求国营转型升级，真要按那样做了，企业领导考核肯定回家，转型的花费也没人承担的起。所以买图纸是唯一的出路。
大家还在看拥有1个小站，订阅8个话题，关注11个小站
邹恒甫: 重谈亨廷顿, 基辛格, 布热津斯基, 卢卡斯等人
我的胡子白了而头发仍乌黑的学弟(无本科成绩单而险些被哈佛拒绝, 我帮忙协调才进哈佛读博士的)丁学良已就如何办世界一流大学吼了无穷多次了. 我本人没有能力提出如何解决中国学术界行政化,官僚化和腐化等问题的方法. 我只想谈点小规矩.
在美国, ...&
邹恒甫: 重谈亨廷顿, 基辛格, 布热津斯基, 卢卡斯等人
我的胡子白了而头发仍乌黑的学弟(无本科成绩单而险些被哈佛拒绝, 我帮忙协调才进哈佛读博士的)丁学良已就如何办世界一流大学吼了无穷多次了. 我本人没有能力提出如何解决中国学术界行政化,官僚化和腐化等问题的方法. 我只想谈点小规矩.
在美国, 在职的政府官员在大学里是绝对不容许兼大学教授的. 他们离开政府机关之后可以, 如有名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PAUL VOLKER就当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 他没有事干, 到处玩. 他在中国北京和上海玩够了, 便要我安排他到武汉大学讲座并游三峡. 搞得我浪费几天时间. 还好, 他不要武汉大学出钱,他自己掏腰包. 武汉市政府还认为我了不得,能请这样的大人物到武汉! 其实, 他只是想看看武汉大学的风景和三峡的风景.
但是, 基辛格在1960年代既想当政府官员,又想保留哈佛的兼职教授. 哈佛校长说:没门! 基辛格同班的布热津斯基也受到了同样(没门)的对待.
基辛格的另一哈佛同班同学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大家都知道: 他1990年代写了一本畅销书&文明的冲突& . 亨廷顿一直在哈佛任教而且在政治学领域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因为他同越南战争和美国政府联系太多, 他一直当不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为什么? 这要感谢耶鲁大学的伟大的数学教科书和比较有名望的数学专著写作者: SERGE LANG (法国巴黎出生, 在美国念的高中. 但他的英文还是同所有法国人那样骄傲得难懂! 学数学的都知道他的教材. 他也是在电影&美丽的心灵&里被纳什打倒在地的那个书呆子). 他极端仇视支持越南战争的人. 我在哈佛读书时, 他为了不让亨廷顿当上院士, 专门从耶鲁到哈佛访问教书一年. 在课堂内外, 他整理了一千多页亨廷顿政治学论文和著作里荒唐之处的大作. 当时在哈佛复印还是很贵, 尤其是对我们穷学生而言. SERGE LANG把他的一千多页的大作复印好后发给我们所有课堂里的学生. 我有幸得到两本, 因为我选了他两门数学课. 课堂里他用数学证明亨廷顿的逻辑错误, 真是过瘾! 课堂外, 他就在MIT, 波士顿大学, 波士顿学院&到处讲座批判亨廷顿的逻辑错误. 政治学权威亨廷顿一直不敢同SERGE LANG 正面过招, 实在让人笑话政治学的水平! 我们经济学和政治学系(在哈佛叫政府系)在同一栋楼里, 可以想象我们是怎样看待学政治学(政府学)的人! 这样一来, 美国的新闻报道也跟踪而至, 闹得哈佛不的安宁. 而所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都知道了亨廷顿的逻辑错误.于是, 亨廷顿至今未当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当时, Nobel 经济科学纪念奖的一些得主如西蒙(HERBET SIMON) 看不过去, 站出来在报纸上为亨廷顿的逻辑错误辩护. SERGE LANG 马上在课堂里又讲西蒙经济学文章里的数学错误. 因为西蒙已经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SERGE LANG 只好放他过去算了. 请学生朋友注意, 你们绝对不要相信管理学家的胡说八道: 他们以为西蒙是管理学的贡献而得Nobel 纪念奖. 他的数学理论贡献也还较大! 更不用说他在宏观经济学, 人工智能, 计算机, 心理学等许多方面的伟大贡献了. 有兴趣看LANG的故事的请看下面的英文网址:
(In , he challenged the nomination of political scientist
to the , claiming that his research consisted of "political opinions masquerading as science". The challenge was successful.)
MIT的经济史学家罗斯托以&经济成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一书而成名. 由于他在政府里混得太久,关系太深, MIT 的SAMUELSON和SOLOW 等人便不要他回MIT了. 他后来只好去TEXAS的AUSTIN 分校. 罗斯托的故事我就留给中金公司的上市专业户杨昌伯和丁伟讲给你们听了,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TEXAS的AUSTIN 分校呆过, 他们也曾是我们世界银行的运作部的高级/顶级经济师. 学问是不做了! 跟胡祖六,谢国忠, 李山和蔡京勇他们一样当出卖中国的投行份子.又浪费了美国培养的两个博士生啊! SAMUELSON说他一辈子最荣耀的是没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睡过一夜, 而我们中国的明星经济学新闻工作者离开北京就睡不着觉: 当然在外地养二奶除外! 弗里德曼说得比较温和: 年轻人, 花点时间在华盛顿吧. 但是不要超过两三年啊!巴罗说得较尖刻: 两三年在华盛顿太长了! (请看英文 BARRO 回忆MILTON FRIEDMAN ). 我最崇拜的罗伯特.卢卡斯可是最尖刻的之一: 他从不到美国国会和白宫来.
我在武汉同巴罗吃了许多次中,晚饭. 有一次, 他看见我同几位中国人都在桌上, 他马上回到了他的白玫瑰酒店的房间. 一会儿, 我的学生(也是巴罗的助手)王鹏(现在NYU 念博士)来了. 王鹏问我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我说, 你告诉ROBERT, 他们也是书呆子. 巴罗一会儿又哈哈地回来了.
那卢卡斯就难对付了. 我妹妹邹三毛, 朱晓冬, YUEN CHI-WA 和我一起陪卢卡斯在武汉的粗茶淡饭饭馆里吃午餐. 卢卡斯问我, 他明天必须去一下北京, 并要见领导, 我有什么建议. 我说不会是正式接见吧?　卢卡斯说：不是，只一起吃晚饭．我说，你绝对不要谈中国经济，因为你是外行，你只谈美国经济．朱晓冬打断我：ＢＯＢ，你可以谈中国经济．晓冬然后给卢卡斯说了几点．这可炸锅了：在人民大会堂，林毅夫说，中国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大国经济，我们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卢卡斯对他的学生林毅夫说：ＪＵＳＴＩＮ，你继续做你的中国经济学．卢卡斯停住了．谁知道毅夫的伙伴继续要卢卡斯谈自己对中国经济学的看法．卢卡斯便再不讲一句话了．全部冷场．我早就料到了这种结局，我没有同他和晓冬一起去北京．为什么？１９９５年，卢卡斯得了Nobel经济科学纪念奖，美国几家电台搞了一个采访面谈．一位节目主持人问卢卡斯，你认为美国经济怎么样？卢卡斯马上说道：还可以（It's okay）. 卢卡斯没有再往下说一个字．节目主持人呆了：没有任何话要讲了？卢卡斯回道：我已经说了It&s okay.　一分钟不到，节目全部结束．我还认真地作了听至少一刻钟的准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领教卢卡斯！
财经评论员叶檀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办不到的事。中国经济转型期，有人在呼吁强人的出现，人们相信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能带来同治中兴，现在也应该有邓小平、朱镕基式的强权改革人物，推动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全文如下：　　经济领域的权威力量是需要的，只是，这股力量必须受到严格的外力约束。　　中国经济体制最遭诟病的是，政府...&
财经评论员叶檀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办不到的事。中国经济转型期，有人在呼吁强人的出现，人们相信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能带来同治中兴，现在也应该有邓小平、朱镕基式的强权改革人物，推动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全文如下：　　经济领域的权威力量是需要的，只是，这股力量必须受到严格的外力约束。　　中国经济体制最遭诟病的是，政府插手具体细微的经济领域，扭曲市场价格，没有纠偏机制，一旦发生风险将遭灭顶之灾。　　这些指责是正确的，但也充斥了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笔者所到之处，无论是工业园、科技园、文化园，无论是城市新区、商业规划、房地产价格，都在地方政府的操控之下，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是各级政府、中国民间力量、中国新生的企业力量以及越来越强大的公民社会复杂博弈的结果。　　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办不到的事。别的不说，目前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新区，拉动新区房地产价格是撬动当地金融链条、获得发展原始资金的第一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方行政中心搬到新区去。笔者曾经到某个城市，五六年前政府搬到了新区，并且半强迫地把当地的大企业总部大楼迁到了政府的周边地区，当地的报社大约在八年前到达新区，如今地价上涨，生地变成熟地，政府下令报社搬迁到更偏远的郊区，一方面让报社的土地在市场上卖出高价，同时能把报社所到之地的新地变成熟地。这是常见手段，笔者的一个朋友在山东与东北的高科技园区办厂，厂房已经迁到三次，因为每次政府以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名义把生地变成熟地后，总是会想方设法把工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　　政府如此搞笑，理应退出市场。　　奇怪的是，市场化的要求伴随着此起彼伏爆发的民间无意识反弹&&当民间资金链条断裂时，财富受损的人们围困住政府要求赔偿，当联保互保导致金融风险火烧连营时，600民企集体上书要求政府背书。我们痛恨政府之手扭曲价格，痛恨政府主导市场导致寻租空间扩大，但在关键时刻却自觉地寻求权威主宰，如此深刻的悖论显示了社会与经济架构的复杂性。　　有一种方法可以让逻辑简单一些，在政府深入微观经济时我们痛斥寻租，在民企到政府寻求援助时，我们仍然痛斥政府平时不尽到守夜人职责。大义凛然的道德指责建立起社会的良知底线，有存在的必要，但简单的指责无助于建立新的社会与经济秩序，在现阶段下，建立新秩序需要的是建立守法、有边界的尽责的权威，而不是彻底推倒权威，因为，在村长贿选、农村五保户的补贴被挪用的环境下，在士绅统治阶层被连根刨除的背景下，在商业文明、商会组织正在艰难发展的状况下，从最底层建立起的权威未必会好于现有的权威。不要忘记，乌坎事件之所以呈现公民社会的一线曙光，是勇敢的乌坎人、外部公民组织与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共同推进的结果。　　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山西煤炭整肃事件，笔者为被驱逐的煤老板请命，对于国进民退愤怒不已。但文章发表后，遭到某些人吐槽，他们列举了一系列煤老板与地方官员沆瀣一气破坏环境的案例，支持煤炭领域的国进民退。笔者开始时不以为意，认为只是保守派的"疯狂反击"，但在西部地区的调查是重大提醒，证明这样的言论并不全都被豢养的五毛的的论调，在西部十几年前就进入煤矿的一位浙江企业家，从来没有从自己的煤矿里挖出一吨煤，因为他不愿意给当地的地方官干股。这一事例从反面证明，事实上，在山西的煤矿民企中，有一部分是权贵以民企和市场化的名义，进行着权力寻租，权力在当下套现，借用了一个民企作为自己的白手套。　　如何应对上述复杂的局面？中国经济转型期，有人在呼吁强人的出现，人们相信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能带来同治中兴，现在也应该有邓小平、朱镕基式的强权改革人物，推动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　　前工业国家、工业化初期国家，离不开权威改革人物，日本明治维新是强权人物推动改革的结果，英国需要推动羊吃人的亨利国王，以及推动自由贸易、拓展殖民地的维多利亚女王，当美国遭遇大萧条时，人们需要的是罗斯福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具有历史先进性，他们拥有强权，但绝不滥用强权，他们崇尚自由经济，却能通过自己的权力推动自由经济时代的到来。他们拥有可以当皇帝而不当的华盛顿，却没有可以不当皇帝推动历史进步却错失良机的袁世凯。　　中国已经开始拥有产生开明强势人物的土壤。中国的公民社会顽强生长，721北京大雨，公民自发组织起来提供基础的服务，接送航班延误的旅客，接力救助被水围困的受灾者，无论是温州723动车事件，还是四川地震，强大的公民组织显示出中国社会内生的民主与人性力量，这股力量将促使体制内的改革派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推进者，公民社会越强大，公民意识越强，权威的自我约束能力也就越强，成为袁世凯还是华盛顿的选择，就不会成为中国绕不过去的千古难题。　　经济领域的公民意识在逐渐发育，股改过程中制投资者主动投票捍卫自身的权益，虽然成本极高，有越来越多内幕交易的受害者坚持诉诸于法律，他们并不仅仅在维护自身利益，而是通过建立社会游戏规则的边界。此时，这股力量与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改革力量互相激荡，逐步奠定中国资本货币市场新的制度基础。　　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威权者受到一视同仁的、严厉的法律约束，让各种舆论密切监督手握重拳者，让他们想成为袁世凯而不可得。一旦改革者越过模糊的边界，社会又缺乏公民基础与制约手段，他们就是青天与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这些人将异化为改革的反对力量。　　最近，中国太阳能行业的知名企业皇明太阳能陷入夹缝之中，由于与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的情谊，以及其他种种房地产、新能源投资，皇明太阳能的黄鸣咆哮了。这家企业显示了在中国，地方官员与地方大型企业之间欲去还留、人情仁义种种模糊关系。一旦权威的边界真正厘清，民企生存的空间也就真正廓清了。　　中国需要被界定的、受公民认可的、被严厉约束的开明权威来推进改革。最终目标，市场化。
落实习近平三一讲话清查新自由主义官员
一、习近平同志的三一讲话提出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任务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讲话。这是一篇习近平同志在特殊时期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同时也必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落实习近平三一讲话清查新自由主义官员
一、习近平同志的三一讲话提出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任务
2012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讲话。这是一篇习近平同志在特殊时期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同时也必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关于&党的纯洁性工作&的定位，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高度重视保持党的纯洁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永葆党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
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要从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句话传达了三重含义：第一，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从根本上是为了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第二，从现实角度，是为了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第三，这是一项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工作。
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干部认识到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将其上升到&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及应对当前&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这样的高度，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深刻学习、坚决贯彻，决不能有丝毫拖延懈怠。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纯洁性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习近平同志认为，保持思想纯洁，最重要的是保持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信念：&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成功，南征北战，流血牺牲，靠的正是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和平建设时期，无数共产党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靠的还是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顽强拼搏，勇往直前，靠的仍然是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
而党的纯洁性体现在组织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要求，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和分裂党的行为，严格坚持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标准和领导干部条件，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随后，习近平同志又再一次强调：&对于党员和党的干部中那些屡经教育仍不悔悟和改正的人，要按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根据时代背景，结合以上习近平同志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在前三十年物质和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群众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同时党和国家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关系到党是否变色和变质、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党面临着重大风险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党和国家变质变色，当然是极端重要的和紧迫的工作。
第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党内存在&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这些人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他们认同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者受到了这些错误思潮的侵蚀。正是这些党内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主张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官员们在改革开放年代里兴风作浪，危害党的事业，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三，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需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在思想上，就是和这些官员主张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在组织上，就是把这些官员清除出党。否则，党和国家将变色，国家将出现重大危机和动乱，无法长治久安。因此，保持党的纯洁性，将这些官员清除出党，这是一项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任务。
二、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应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
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要吸取我党90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
一方面，大部分的党内矛盾是于正常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党内反应，对于这类矛盾，要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求得团结、统一、共识，而不能搞斗争扩大化。
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的党内矛盾，属于敌我矛盾在党内的反应，对于此类矛盾，决不能无动于衷、姑息养奸。比如某些党员干部背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仰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其理想、信念、理论、实践早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当前党内此类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在党内之比例并不太大，但是他们却身处某些关键岗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其严重。再比如，某些罪大恶极、无药可救的腐败分子，早已丧失了基本的共产党员的资格，他们的存在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严重地破坏了我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以上这两类影响广泛、危害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必须清除出党。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有些领导干部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所以，那些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党内新自由主义官员们，必然是&总开关&问题最严重的官员，同时也必然是党内危害最严重、民愤最大的贪腐分子。而那些真正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部，自然在根本上比新自由主义官员有更强的拒腐防变的能力。那些新自由主义官员们，他们的立场不是站在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一边，而是赤裸裸地站在国内外的大资本家、大富豪一边。其实，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本身已经是大资本家、大富豪。而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内核就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受这些观念侵蚀的官员是最容易腐败的。所以，这些腐败的官员信仰新自由主义和其他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今天中国最突出的腐败，已经远远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贪污国库贪污公款，而是某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国内外的大资本家阶层服务(这在国内外大资本家参与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资流失的无数案例中已经有清晰的展示)。因此，中国最腐败的官员，正如苏联解体前的特权阶层一样，必然会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披上新自由主义及各种资产阶级理论的面纱。
事实上近几年查处的某些民愤极大危害严重的有代表性的腐败官员，如前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商务部高官郭京毅、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等人都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奉起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高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念，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如果看不到当前党内危害最大的腐败分子的本质是国内外大资本家在党内的代理人，如果看不到我党与腐败分子的斗争是人民大众同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如果反腐败斗争不深入到理想信念及理论旗帜等政治层面，而只停留在司法表面，那么反腐败斗争很容易异化为争权夺利式的内斗和内乱，甚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反腐败斗争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应正确理解三大思潮的斗争焦点
处理好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的首要条件是深刻把握党员干部们的思想动态，其根本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三大主要思潮，：
第一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论；第三是的马列毛原教旨主义理论。
众所周知，前两种思想在党内干部中影响最大，而第三种思潮的影响仅限民间，这种思潮对邓小平理论不以为然，认为改革开放已经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应该说，大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的还是已经写入党章宪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也有不少干部尤其是掌握关键权力的干部信仰第二种思潮。
当前，三大思潮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如何对待国有企业。《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全文，）
根据宪法及党章、党纲等基本文件的规定，我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是，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利用私有制经济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绝不能使私有制经济成为主体。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应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私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不能让私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任意泛滥危害公有制经济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让私有制经济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全民利益的有害威胁。也就是说，在公有制尚无条件介入且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可以大力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但是公有制能够介入或者已经存在的领域和行业，应防止少数国内外资本家垄断控制进而侵吞全民利益。
正如邓小平同志于1985年3月7日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11，人民出版社，1993）。《宪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何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本质就是要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不变。可以说，《宪法》认为，私有制经济存在剥削，资本家凭借企业所有权获得利益（即按资分配）是一种剥削，《宪法》只允许这种剥削在局部范围出现，而且要使之受到公有制及按劳分配的限制。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让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在各种领域竞争，应努力创造这样的局面：使公有制在各领域各行业保持主体地位的同时，而又面临着私有制经济和外资的竞争压力。从另一方面看，私有制经济和外资也应在各领域受到公有制经济的压力和限制，这是限制资本家的权力、限制和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防止外资危害经济安全必须的举措。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的举措，除非中国共产党否定自己的历史、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承认地主和资本家对劳动者没有剥削。
许多学者指出，经济学里的垄断分卖者垄断(Monopoly)和买者垄断(Monopsony)。什么是买者垄断？比如沃尔玛和家乐福这样的巨型超市，对很多生产厂家来说，由于它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购买方，许多生产厂家必须通过超市打开城市市场销售其产品，因此，沃尔玛和家乐福可以极大地压低进货价格。而资本家剥削工人，就是一种典型的买者垄断(Monopsony)。在资本家们的眼里，购买工人劳动力和购买原材料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必须尽量压低价格。但是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归少数人资本家所有和垄断的，而工人之间的竞争比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更激励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工人所能找到的合适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而且是无数的人在竞争这个岗位。工人被资本家雇佣，在企业内，资本家是主人，工人完全是雇佣奴隶。工人面对资本家，完全没有自己劳动力的定价权。劳动力市场的定价权在人数极少的资本家阶级手里，因为这一小撮人，垄断了劳动力购买市场。只要工人之间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竞争程度超过资本家之间购买劳动力的竞争，那么工人便被资本家剥削。因此，整个资本家阶级因为人数较少很容易就可以联合起来，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剥削工人。而工人要想减少剥削，只能是成立工会、政党与资本家谈判，而要想消灭剥削只能是建立公有制经济。
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领域让私企和外资控制，其危害都是极其严重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主张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这绝对是颠覆宪法的行为，这个政策落实下去就基本上全面的私有化，因为95%以上的经济都是竞争性的。其危害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少数资本家阶级垄断产品供应，很容易出现卖者垄断和通货膨胀。比如，假如商品零售市场全部被几家大型商超垄断（比如被沃尔玛、家乐福等巨头垄断），在这个领域，即便是有几百个资本家竞争，其竞争程度仍然少于十几亿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他们相对于消费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垄断者，消费者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并且极容易加重物价的通胀。再比如房地产领域，即便是有几百个房地产商，他们相对于亿万购房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垄断者，如果没有政府的严厉干预，房价原则上可以以几倍的成本增长，房地产商的利润可以增至成本的几倍，因为住房是基本需求。如果有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房屋，就可有效地压低房价，减少房地产资本家对人民的剥削。同样的道理，如果粮食和食品行业私有化市场化了，而政府放弃经济干预职责，粮食及食品价格也会像房价一样暴涨，粮商就会像房地产商一样获得暴利，因为粮食需求是比住房还要刚性的需求。因此，关键行业的市场化及私有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在美国，政府也会给粮食企业大量的高额补贴以压低粮食价格的原因。
也就是说，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他们相对于亿万工人就是一小撮。只要劳动力供应方是亿万工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劳动力间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就是垄断资本家，他们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这种方式剥削工人劳动力，这是资本第一大剥削手段。
同样的，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只要产品购买者是亿万工人消费者，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消费者间的竞争，这些企业就是垄断企业，他们之间很容易达成价格同盟，一起涨价，剥削劳动者，提高企业利润。再加上一些投机资本的囤积炒作，加大了这种通胀和涨价。资本家们就是通过涨价-通货膨胀这种方式剥削工人消费者，这是资本的第二大剥削手段。
如何对待私有制经济（包括本土资本及外资），需要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条件灵活处理。从原则上看，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全民，私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极少数国内外的资本家，全民的利益当然要高于极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这是基本常识。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且存在某些体制弊端，国家政策可以适当偏向外资和私企以促进经济活力。但是，当外资和私企的规模和比重已经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体时，当中国两极分化比美国还要严重时，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平等对待甚至将全民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就是必须的了。但新自由主义官员的主张却是永远优待外资和私企，歧视国企，直到彻底私有化将国企消灭干净。
只有当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制约有效时，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才不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比如，当国企提供的劳动岗位充分、全国的劳动力大部分在公有制企业就业时，公有制经济便主导了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工资才能大幅提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便很难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剥削工人。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存在，会将中国私有制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将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引入死路。由于新自由主义官员能够相当大地影响经济改革政策，这使当前中国推行的许多经济改革过度地照顾国内外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忽视全民的利益尤其是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任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发展壮大，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转移和基本性质的变质。
很多人已经看到，中国当前三大思潮在政治经济各领域都有尖锐交锋，比如：
在经济改革领域，&左&的主张是：认为中国需要恢复毛时代一大二公、全盘公有制。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是：认为中国应该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搞大规模私有化、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避免新资产阶级的出现、走共同富裕道路；
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左&的主张是：认为中国应实行纯粹的计划经济，最大程度排斥市场。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是：认为中国须实行纯粹的市场经济，最大程度排斥计划。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左&的主张是：认为中国须完全恢复毛时代群众运动甚至文革大民主运动。右的主张是，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应全盘西化、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共产党传统的群众路线，结合时代特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道路；
在改革发展道路问题上，&左&的主张是：对所有事物、所有问题都问姓资姓社，反对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是：认为姓资姓社是思想牢笼，反对在国家大政方针、发展道路和改革性质等问题上问姓资姓社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认为，对于某个具体的机器、具体的技术来说，没有姓资姓社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来说，当然有姓资姓社问题，中国要姓社，而不能姓资，连特区都得姓社而不能姓资&&
毫无疑问，极右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干扰源。继续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影响、干扰改革开放，破坏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中国两极分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必然继续发展壮大直至控制国家政权。出现这种局面，按照邓小平理论的定义，改革开放就必然失败和走向邪路，党必然变质国家必然走向动乱。所以，习近平同志三一讲话是及时的的、必要的，清查新自由主义官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四、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应正确鉴别三大思潮的相互关系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其实与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脉相承的，在80年代，两任总书记因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而下台，可见，这种思潮在党内可以说是&盘根错节&、&源远流长&。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出现，同时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党进行常年西化、分化的&丰硕成果&。
当前，党内西化派官员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阉割基本路线，他们无限制地拔高改革开放，而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改革无止境，开放无禁区&，他们实际上已经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当做改革的对象从而对之进行深度破坏。第二是，他们在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的同时，曲解邓小平理论，将邓小平理论解读成新自由主义理论，试图将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道路。
新自由主义官员人数较少，但是由于他们身处关键岗位，危害极大。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改革开放出现的一系列弊端，主要是受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影响。比如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工人下岗国资流失资本家暴富，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沦为国内外资本家的雇佣奴隶；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带来民生三座大山；外资泛滥控制骨干产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出口企业市场化过度恶性竞争导致资源白白外流（稀土行业是典型）；新自由主义官员拿中国老百姓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两房债券和其他垃圾债券&&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中国改革一切弊病的根源之所在。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这种局面，正是新自由主义官员的私有化误导，中国当前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低于30%，已经远远不占主体。这已经严重颠覆了宪法和党纲的相关规定，但新自由主义官员不但反对落实宪法、壮大国企，反而极力主张国企进一步私有化。
所以，中国党内的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党内危害最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如果要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新自由主义官员这些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及涉嫌颠覆国家基本制度的敌对分子清除出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第三种马列毛原教旨主义思潮在80年代是并不存在的。马列毛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出现，主要是9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官员倒行逆施的产物。正是因为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中国经济以私有制为主体并逐渐被外资主导、中国社会出现比美国还严重的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现象的出现，导致很多马列主义老干部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再加上新自由主义官员又把邓小平理论解读成新自由主义理论，那么在这些老干部看来，邓小平及其他改革开放领导人等人便是走资派，于是马列毛原教旨主义思潮呈现日益壮大的趋势。但是这种思潮主要存在于底层民众及退休的马列主义老干部，在当前掌握各级权力的干部中影响甚微。可以说，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官员的恶行，是极左思潮的出现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官员的权力越大、其改革措施推行越多，极左思潮的影响也就越大。如果习近平同志的主张得到落实，新自由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得到抵制，新自由主义官员得到清查，当前信奉极左思潮的人也必然自然地回归正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假如新自由主义官员一直得不到不有效清查，极左思潮便一直会泛滥，最终的结局不管鹿死谁手，肯定是改革开放的彻底失败。
从历史沿革来看，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代表的右的思潮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受挫折，其领袖下台，第一梯队叛逃海外。89之后到92年，&左&的东西略有初步抬头，但是尚在邓小平理论框架内，尚未发展到极端的马列毛原教旨主义的程度。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主要防&左&，右的思潮趁机发展壮大，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从9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右的思潮的壮大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左&的思潮也开始在民间发展。
80年代有些犯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的人，其本意还是反思文革极左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民主主义内涵。所以，如果说80年代许多犯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的人还可称之为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话，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及普世价值派官员，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之的矛盾，已经上升到敌我矛盾。
五、落实习近平三一讲话，明确敌、友、我，避免苏联悲剧重演
综上，搞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须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是谁。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尤其要提防新自由主义官员耍弄某些形左实右的招数。
当年，叶利钦使用的招数就是将其对立面妖魔化为&保守主义者&、&特权利益者&、&暴君斯大林的走卒&，煽动民众肢解苏联。戈尔巴乔夫便没有正确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站在叶利钦一边，将发动8-19事件的所谓&保守派&元老全部抓捕入狱，而戈氏自己也迅速丧失执政基础沦为叶利钦肆意羞辱的小丑和全世界的笑柄。
今天，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官员同样在将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拥护者妖魔化为&保守主义者&、&特权利益者&、&毛泽东文革余孽&，煽动民众肢解中国，对此全党全民必须高度警惕。
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绝不会再走戈尔巴乔夫那愚蠢透顶的老路、邪路。落实习近平三一讲话的关键是清查反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官员，而不是相反去清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干部群众。保持党的纯洁性，将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清除出党，这是一项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斗争，这项工作也应该成为当前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者按：最近一些朋友和记者问我对&重庆实验&看法有无改变。我看法不变，理由是我去年&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和葛兰西&一文中如下一段话（再附上中文版，英文在&Modern China&）：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有句名言：&行动就是一切。&他似乎否定行动背后有&主体&。他的原话是：行动背后并没有存在，&行动者&是事后发明出来的&&行动就是一切。尼采...&
作者按：最近一些朋友和记者问我对&重庆实验&看法有无改变。我看法不变，理由是我去年&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和葛兰西&一文中如下一段话（再附上中文版，英文在"Modern China"）：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有句名言：&行动就是一切。&他似乎否定行动背后有&主体&。他的原话是：行动背后并没有存在，&行动者&是事后发明出来的&&行动就是一切。尼采对&行动者&的否定使许多学者和读者感到奇怪，是&尼采研究&的一道难题。我觉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皮平（Robert Pippin）教授解决了这道难题。他解决的方式有助于我们说明&重庆实验&背后的&行动者&和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皮平明确指出：尼采并不否定行动主体的存在。他只是否定分离于行动的主体。主体就在行动之中&&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是拉如是说&中所言：&我希望你在行动中，就像母亲在婴儿中一样。皮平这样来解释尼采的立场：意图形成和表达总是在时间上流动的，随着一项事业进展中的事件而变化和转变。刚参与一项事业时我以为我的意图是X, 但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发现X并不是我的意图的准确或全面的表达，也许我的意图是Y, 再往后我可能又觉得我的意图其实是Z。除了在现实完成的行动中，没有办法能确定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个人&行动者&的动机已经很难确定，那么要确定重庆实验的&集体行动者&的动机就更难了。但这正是我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虽然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并不有意识地遵从这些理论，但他们的行动和这些理论是一致的（consistent）。黑格尔曾说，法国革命发生是为了一本关于它的好书可以被写出来&&也许黑格尔这句话并不是那么荒唐。-----------------------------------------------------------
原标题：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和葛兰西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发明&中美国&[1] (Chimerica) 一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2008年说的如下一段话很生动地抓住了人们的&重庆想象&：在次贷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我访问了&中美国&的东部即中国。没有地方比重庆更反映中国的高速发展。地处长江上游，重庆是今日世界增长最快的城市。在我以前对中国的访问中曾见证过不少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但重庆速度使上海和深圳都略显逊色。[ 2]有趣的是，重庆之行促使弗格森改变了他的&中美国&理论。在&中美国&中，中国的功能是储蓄，美国的功能是消费，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但是，弗格森在地处西部和内陆的重庆所见到的&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使他认识到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预示着&中美国&的终结。我认为，重庆使弗格森改变&中美国&理论是意味深长的：国务院2007年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国内市场，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数倍于农村居民，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转变为以国内消费为主。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第12个五年规划，以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基本国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以被理解为&局部向整体渐进&。本文的目的是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在展开论述之前，我需要说明这一理论解释努力的性质。我并不是说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意识地按照这些理论行事。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有句名言：&行动就是一切。&他似乎否定行动背后有&主体&。他的原话是：行动背后并没有存在，&行动者&是事后发明出来的&&行动就是一切。[3] 尼采对&行动者&的否定使许多学者和读者感到奇怪，是&尼采研究&的一道难题。我觉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皮平（Robert Pippin）教授解决了这道难题。他解决的方式有助于我们说明&重庆实验&背后的&行动者&和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皮平明确指出：尼采并不否定行动主体的存在。他只是否定分离于行动的主体。主体就在行动之中&&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是拉如是说&中所言：&我希望你在行动中，就像母亲在婴儿中一样。[4]皮平这样来解释尼采的立场：意图形成和表达总是在时间上流动的，随着一项事业进展中的事件而变化和转变。刚参与一项事业时我以为我的意图是X, 但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发现X并不是我的意图的准确或全面的表达，也许我的意图是Y, 再往后我可能又觉得我的意图其实是Z。除了在现实完成的行动中，没有办法能确定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5]如果说个人&行动者&的动机已经很难确定，那么要确定重庆实验的&集体行动者&的动机就更难了。但这正是我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虽然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并不有意识地遵从这些理论，但他们的行动和这些理论是一致的（consistent）。黑格尔曾说，法国革命发生是为了一本关于它的好书可以被写出来&&也许黑格尔这句话并不是那么荒唐。
地票交易、户籍改革和&亨利&乔治定理&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个城乡统一土地交易平台。到目前为止，它也是全国唯一的土地交易所。重庆的土地指标交易（以下简称&地票交易&）制度与我国的两项基本国策有关。一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进程，必然要求一部分耕地转换成建设用地；二是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国又必须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如何协调这两个有冲突的目标呢？2005年10月，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巧妙地要求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必须用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来平衡，从而保证耕地总量不变。重庆在各省的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创新亮点，在于发明了&地票交易&。&地票&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在土地交易所交易，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在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近郊农村才能更多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远农村的农民则难以享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地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地转换，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例如，距重庆主城区600公里的城口县，一宗61.86亩复垦土地，当地出让起始价仅为1.13万元/亩，而到解放碑的土地交易所&地票&成交的均价就达到11.57万元/亩。地票还有两大好处。一是保护耕地。2009年，重庆耕地面积为223.76万公顷，在城市的快速扩张过程中，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比2008年增加了0.17万公顷。为什么能做到呢？重庆市黄奇帆市长以江津区孔目村为例做了解释：该村32户113人由小村落集中到农民新村，退出了47.5亩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户均安置面积175平方米，加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安置总面积为10亩，共节约建设用地37.5亩。原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复垦为耕地后，经验收折算，并扣除农民新村安置面积，形成了36.2亩&地票&。按孔目村人均水平的80%保守计算，每人能节约建设用地指标0.26亩。未来2至3年，全市约有45万户农民由小村落集中到大村落居住，将节约出建设用地41.3万亩。到2020年，随着重庆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将节约出建设用地指标260万亩。[6]地票的第二大好处是助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重庆日正式开始了全国最大规模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给在主城务工5年以上、在区县城务工3年以上和在中心镇务工1年以上的农民工无条件的重庆城市居民户口，使他们在养老、住房、医疗、就业和子女教育上享有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待遇。更难能可贵的是，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并不必须退出他们在农村的&三权&：宅基地、承包地与林权。但如果农民工自愿退地，政府给予的补偿中，除了全国各地都有青苗费等补偿外，还有重庆特有的将宅基地复耕为耕地所产生的地票交易中的85%的收益。目前一亩地票的市场价值在15万元到20万元左右，总成交量6万亩，总成交额已达103.3亿元。表1为重庆土地交易所第一次&地票&交易的情况：表1：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已交易地票公示情况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的发展权转移。我认为，地票不是形式上的土地供应量计划指标，而是土地&发展权&指标。发展权是不同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变土地用途&的权利。通过&地票交易&，重庆已经在实践上隐含地承认了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发展权&，因为开发商必须购买&地票&&&农民的部分&土地发展权&&&才获得参与竞标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格。这对于正在修订中的中国&土地管理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尚无&土地发展权&的概念。美国一些州实行土地&发展权转移制&（Transfer&of&Development&Rights，TDRs）：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发展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重庆的地票交易对农民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上所作贡献的一种创新性的补偿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民土地发展权的隐含认可和发展权市场价值的实现。西方也没有出现土地发展权的交易所，只是在美国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7]因此，重庆的土地交易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最近重庆人大又立法规定转户农民工仍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这是让更多群众拥有来自合法个人财产的财产性收入上的重大探索。因为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仍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实际上隐含地将&物权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解成了&承包权&和&经营权&。[8]如果说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是&两权分离&，那么，按照重庆市委常委徐鸣的说法，重庆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目前已达230万人）仍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则正在创造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离&。地票交易，户籍改革和亨利&乔治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必须谈到孙中山。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庆人纪念孙中山，最容易想到他首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从而使重庆有了直辖市的机缘。但可能不少人已经遗忘，孙中山曾计划以重庆而非广州为革命根据地。这就不得不谈到孙中山极为倚重的重庆人&&曾先后担任四川省长和广东省长且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起草人的杨沧白。在重庆旅游名胜&洪崖洞&10楼的茶馆，前可远眺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向后转身则可径直走到以杨沧白命名的沧白路。杨沧白（年）是重庆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四川在全国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清廷命端方率湖北陆军入川查办保路运动，造成武昌防务的薄弱，才使日武昌首义成功。10月13日，端方率军抵达重庆，使重庆主城的起义计划未能实施，但杨沧白发动了主城附近长寿、南川的起义。杨沧白的学生郭沫若后来称他为&四川革命党人的元祖&。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时，曾邀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处长，两人都已赴任上路，但因另一四川军阀熊克武的反对，两人都只好半路折回。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美国土地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最早的中译者，而孙中山多次坦言，他的民生主义中的&涨价归公&思想，直接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理论。[9]孙中山对土地&涨价归公&思想的最生动论述如下：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10]在孙中山看来，土地价值上升，是社会集聚效应（特别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因此应返还社会，实现地租社会化。而有了地租社会化，&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就是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11]用通俗的话讲，&亨利&乔治定理&就是说，如果土地涨价归公， &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对效率和公平都是有利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证明&亨利&乔治定理&是有条件的，如&人口规模最优&，而中国现实中的城市都不满足。但该定理启发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土地财政&的两重性。目前社会舆论对&土地财政&的诟病，多源于对&高土地出让金&高地价&高房价&机制的批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土地财政&占到了全国各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企业和个人的税赋才没有进一步加大。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财政&的两重性，既防止高地价导致高房价，又防止正常的土地涨价归公收益流失。而重庆这方面做得较好。2003年2月，重庆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黄奇帆市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能拍卖购买了2000亩10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下来了。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作用。[12]但是，正常的&涨价归公&意义上的&土地财政&重庆也做到了：2002年，黄奇帆发现相同等级地价（征地动迁费，七通一平费和政府出让金），重庆只有成都的50%，就决定每平方米基准地价比成都多10元，因为山城重庆的七通一平费应高于平原成都，当年就将重庆土地财政收益从2001年前的2亿元上升到10亿元。到2010年，重庆土地财政收益达到980亿元。表2是2002年的重庆土地出让金标准。表2：2002年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单位：元/平方米）土地级别 商业用地（40 年） 住宅用地（70 年） 工业用地（50 年） 1 840 590 440 2 660 500 300 3 530 420 170 4 450 310 150 5 380 270 130 6 330 250 120 7 290 210 90 8 260 160 80 9 240 110 10 220 100 11 200 90 12 190 80 来源：杨庆育 等 (2008) 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理论与创新: 兼析重庆实践。第187页。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地票交易、户籍改革和&亨利&乔治定理&的关系在于：第一，通过地票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的远距离置换，使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不仅为郊区农民分享，而且为更偏远地区的农民分享，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涨价归公&；第二，由于重庆市政府的充分土地储备，使重庆在全国得以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13]，而公租房的主要承租人群体之一正是转为城市户籍的农民工。
&国进民也进&、&第三财政&和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已故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Jay Hammon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军飞行员曾驻扎在重庆。但他生长在纽约州，实在有些吃不消重庆炎热的火炉天气，故在二战结束后他做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选择：到美国最凉快的阿拉斯加州去。在以渔民为主的阿拉斯加，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哈蒙德脱颖而出，三次当选州长，直至2006年病逝。他始终没有忘怀重庆，当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州长，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这是哈蒙德个人人生经历的重庆缘，但我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哈蒙德在阿拉斯加州推行的政策的两个亮点和重庆当前的民生政策有不谋而合之处。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一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1968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阿拉斯加州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是公有的。1969年9月州政府从普拉德霍湾油田的开采权租赁中得到9亿美元的收入，这9亿美元相当于阿拉斯加从1959年建州后至1969年前各年州政府收入之总和。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使得阿拉斯加州政府可以进行很多社会经济项目。然而许多阿拉斯加人开始担心这笔石油矿产资源收入会很快被花完，今后的阿拉斯加人将不再能够得益于这笔公共财富。因此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1976年提出应当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永久基金 (Permanent Fund)，以造福于世世代代的阿拉斯加人。1980年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了哈蒙德方案，即永久基金分红计划。具体地说，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方案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50％发放给每一个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满6个月的居民。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1982年起至今，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8年给每个公民发放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1963.86美元的分红，永久基金市值284亿美元。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侵蚀永久基金本金的购买力，州议会随后又通过了法案将剩余50％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优先用于补充基金本金以抗衡通货膨胀。在补充基金本金后，再剩余的净收入则存入基金的收入储备帐户以供议会立法批准其他用途。不谋而合，&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的原则在重庆的民生政策中也得到体现。重庆市委的&民生十条&的第七条说：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补助。这就是说，重庆政府对微型企业进行免费不需归还的资本金补助，而在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中有1亿元是由重庆市国资委从国有资产的市场经营收益中提供，这是一种&间接社会分红&。因为重庆人口基数远远大于阿拉斯加州，像阿拉斯加州那样每个居民都直接得到社会分红对3200万重庆居民单个人意义不大，但用国资收益给微型企业资本金补助和&社会分红&的原理是一致的。在日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国有资本收益的30%上缴财政，用于民生，服务社会，充分体现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社会属性。&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二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取消对企业和个人的州所得税，藏富于民&，这和重庆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降低企业所得税又是不谋而合的。 2000年开始，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是允许对工业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目前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但西部其他一些省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支持&藏富于民&的表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2009年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重庆的国资市场收益，成为了政府&第三财政&：重庆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主要不是来自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收入，而是国资的市场经营收益，否则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还是要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税收。黄奇帆市长精辟指出：我们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31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4％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补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14]重庆国资总量从2001年的1700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2万亿元，跃居全国地方国资第4位。但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2001年，重庆民营企业产值为重庆GDP的38.8%, 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61.2%。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来说明：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日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招股书显示，创始人李红和张兴强夫妇持有乡村基5320万股，占比66.40%，近200位乡村基的中层管理人员于2010年初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公司&原始股&，而李红也被称为&重庆上市企业最慷慨老板&，因为她拿出超过7%的股权进行了员工股权激励，总价值约3亿元人民币。乡村基的门店数已飙升至101家分店，被誉为&中国的麦当劳&，其中56家位于重庆，31家位于四川，14家位于西安、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的专著《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2010年出版了。他说：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合。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米德曾明确指出国有资产在降低税率上的效率优势：就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来说，要得到预算剩余，必须提高税率，而&&将对经济刺激产生不利影响。就财产的社会所有制来看&&政府可以在较低的税率水平上依靠预算剩余，达到一定水平的公共储蓄。由此可见，财产的国家所有制对效率产生的不利影响，要比平均分配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更小。[15]但是，米德并不主张国有资产的无限扩张，而是探索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结合点。一方面，他指出：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将给政府带来更大的财产净收入，其结果是降低税率，或者向穷人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并不降低其它形式的政府支出。私人部门的总收入会下降，因为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减少了，或者是原来财产获得的利润转给国家了。然而，私人部门的净收入却没有变化，因为利率降低了，或者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16]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随着私有财产数量的增加，（1）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将加强，（2）从财产权上获得的安全感和独立感将增强。随着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增长，由于（1）造成的额外损失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从（2）中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重要。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一种组合：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17]米德关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为重庆&国进民也进&的机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但重庆国资的发展并不是遵照米德的理论进行的，而是在不断试错中前进的。可以说，被迫接下私营企业&自身掏空&的烂摊子，例如重组&西南证券&，是重庆国企发展壮大的机制之一。西南证券是西部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原来是一家民营公司，但是它被内部人掏空了。当时西南证券已经被证监会停牌，重庆市政府认为，好不容易有一家上市的本地证券公司，如果退出资本市场，对重庆的长远发展不利。重庆市政府主动接手西南证券，注资重组并最终上市。西南证券上市是2009年上半年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大事，参与重组的国资和民有资本都实现了增值。很多人讨论&国进民退&时没有注意到私有企业&自身掏空&从而国资被迫进入的现象。为什么不容易注意到？可能主要是大家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私有企业的老板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故意搞垮自己的企业？这里有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理论，即2001年诺贝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与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保罗&罗默提出&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在一定条件下，所有者也会掠夺本企业的总资产。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中，&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净资产+负债&，因此企业总资产中只有一部分是所有者权益，另一部分是负债，包括贷款、债券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股东有限责任制，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只承担有限责任。这样大股东即便占有60%的股份，出现亏损他会承担60%的损失，但如果他能够将企业资产转移到自己另外的公司，只要转移部分大于他所投入的净资产部分，那么他就有动机把自己的企业搞垮。这在实际生活中非常普遍。例如，顾雏军通过收购在广东的科龙电冰箱，成为大股东，通过制冷剂关联交易，将科龙的资产转移到以其父亲名义注册的天津格林柯尔工厂，从而将自己是大股东的科龙搞垮，自己损失了60%的股份。但他所转移的资产仍然大于他损失的部分，因此，他仍有很强的动机去这样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老板都这样做，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国资委是被迫接手破产的民营企业。2008年美国的救市，可以说是国家不得不接手被私营企业搞垮的烂摊子。意味深长的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有毒资产&定价难题是美国经济不能从危机中迅速复苏的主要原因：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而政府又不愿用太高于市场的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格林斯潘这种支持国有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我国国有银行在执行中央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作用的理解。如果我们从2004年重庆渝富公司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重庆1000多家国有企业的坏账来看，可以说格林斯潘解释了渝富公司成功的原因。因为当时渝富公司用20%的账面价格向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坏账，而现在时过境迁，中国工商银行可能想当时若要求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因为他们都是国有，当时坏账的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要赶紧剥离坏账，重振旗鼓。从尼采&行动就是一切&的角度看，重庆国资委当初注资西南证券的意图可能是&救急&，但几年后的今天，重庆国资委可能认识到重组西南证券的意图其实是探索米德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的&自由社会主义&!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薄熙来同志2007年12月就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他近几年来在重庆党的建设上的工作是重庆实验的关键部分，也许可以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年）的不同于&支配权&(domination)的&领导权&(hegemony) 理论来加以阐释。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渡过漫长岁月的葛兰西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借用恩格斯的话，葛兰西说：&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18]他同意他的意大利知识界的对手克罗齐的所说的&文艺复兴仍然是精英圈子内的贵族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深入了普通人民&[19]，但他批评克罗齐，因为克罗齐不理解&实践哲学及其广泛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都真正代表一种与宗教改革相类似的历史过程，而自由主义则不然，它只是再生着局限于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文艺复兴&。[20]葛兰西要求意大利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以赢得民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薄熙来在重庆通过干部&大下访&，与农民群众&三进三同&所要做的。2010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其中第10条规定：深入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深化&三项制度&，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困难。推动&三项活动&和&三项制度&常态化，并不断创新实践形式。区县党政领导干部每人每年下访12次以上，及时化解本地区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研究解决信访问题，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听、难题有人解、利益有人维护，两年内基本消化现有信访积案；建立重大事项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减少新的矛盾产生。各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7天、新招录公务员和新提任领导干部至少30天&三进三同&。&结穷亲&实现机关全覆盖、干部全部参与，与农村50万贫困户全都结对，结对干部每年深入&穷亲&家不少于2次。村和社区党组织要把落实&三项制度&作为刚性职责和看家本领，严格督促考核，做到接待服务全天候、入户走访全覆盖、办理反馈全落实。截至日，全市已有10369个机关单位、17.1万名机关干部以及15.2万名职工参加了&结穷亲&活动，与53.4万户困难家庭结了亲，已&结穷亲&的机关干部占全市机关干部总数的99.29%，其中市级机关厅局级干部972人，占98.88%，市级机关处级干部4806人，占98.48%；区县级干部1648人，占100%，区县部门和乡镇级干部28569人，占99.98%；普通干部135465人，占99.17%。共送去帮扶钱物4.3亿元，送去脱贫致富项目14.4万个，帮助解决具体困难35.8万个，帮助就学4.8万人，帮助就业16.4万人。与2010年二季度相比，结对户数净增52839户，增10.98%。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坦然说道：过去讲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农民。问个问题，我们的工人得到实惠没有？我们的农民得到实惠没有？改革中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工农不支持我们，那么谁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先不说工人、农民上访，就连退下来的区县委书记和保卫国家浴血奋战的老战士也成为上访者，那我们到底依靠谁？个体户、民营经济觉得你给他的还不够，我们到底依靠谁？比如，薄书记说过一句话：&上访群众就是什么理由都没有，但他如果非常困难，那就是理由，我们就不能不管，就得&伸出援手&。&我想，这就是个理念问题。[21]重庆干部的&大下访&、&结穷亲&活动，使人想起法国哲学家巴丢（Alain Badiou）所说的&圣保罗的群众路线&。在引用了圣保罗的话&虽然我独立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奴隶。对犹太人来说，我变成了犹太人；对法律治下的人来说，我变成了法律治下的人&之后，巴丢说道：&这不是圣保罗的机会主义文本，而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群众路线&的极致发挥--为人民服务。&[22]目前，西方媒体和部分国内媒体集中报道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但我认为，只有在重庆统筹城乡实验、十大民生工程和缩小&三大差距&的政策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唱红&作为重建党的群众基础和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的意义，否则&唱红&就成了简单的说教。[23]如果我们接受前面引述的恩格斯和葛兰西的说法&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也许我们以英国基督教学者查斯特顿（G. K. Chesterton，年）的如下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并不是不恰当的：当基督在一个象征时刻建立他的伟大社会时，他既没有选择智慧过人的保罗也没有选择神秘的约翰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石，而是选择了普普通通甚至有些胆小的彼得&&所有的帝国和王国都失败了，因为它们为强人所建立并依赖于强人。只有历史上的基督教会，是建立于弱者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因为没有链条比它最弱的环节更强。[24]
世界银行之狙杀印尼篇
（以下内容节选自《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作者：约翰&珀金斯）
关键词：世界银行|经济杀手|印尼|跨国公司
一、世界银行与经济杀手
世界银行WBG（以...&
世界银行之狙杀印尼篇
（以下内容节选自《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作者：约翰&珀金斯）
关键词：世界银行|经济杀手|印尼|跨国公司
一、世界银行与经济杀手
世界银行WBG（以下简称&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下简称&基金组织&）跟美国政府和西方政府是没有关系的，是美联储（私人金融财团）股东们操控世界的工具，是私人性质的。而正是这些&光明正大&的基金组织、世行，如同肆虐的吸血虫在世界各地到处吸吮着新鲜的血液&&他们通过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向拉美、中东、东南亚（比如印尼）等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发展该国的基础设施&&发电站、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工业园。当然，给这些国家提供贷款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让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承包所有的工程。所以，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贷款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美国一步：这些钱仅仅从世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和其他对外援助机构那儿挪走资金，放入大型跨国公司的保险箱和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少数家族的口袋中。
基金组织和世行的这种手段非常见效，他们给某一个国家不可能偿还的一笔贷款，再让他们重新申请贷款，付更多的利息，还要求一些条件和支配权，最主要就是让他们出卖能源，包括社会公益服务、公共部门，有时还有教育系统、法律系统、社保系统甚至一部分的军事力量都卖给外国公司，这样不花一枪一弹，甚至不花一分一厘就对贷款国的政治、经济造成了几何级数的打击！
美国向别的国家派出&经济杀手&，是有目的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