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个节目被提到
昆汀·塔伦蒂诺/
塞缪尔·杰克逊
/库尔特·拉塞尔
昆汀·塔伦蒂诺/
乌玛·瑟曼
昆汀·塔伦蒂诺/
蒂尔·施威格
/布拉德·皮特
昆汀·塔伦蒂诺/
乔纳·希尔
/杰米·福克斯
威廉·惠勒/
查尔登·海斯顿
/杰克·霍金斯
提莫·贝克曼贝托夫 /
杰克·休斯顿
/纳赞宁·波妮阿蒂
Steve Shill /
艾米丽·万凯普
/约瑟夫·摩根
弗雷德·尼勃罗 /
拉蒙·诺瓦罗
/Francis X. Bushman
Bernard Stora伯纳德·斯道拉/
斯坦利·克雷默 /
斯宾塞·屈塞
/米尔顿·伯利
Ramesh Sippy /
刘易斯·迈尔斯通/
马龙·白兰度
/理查德·哈里斯
罗杰·唐纳森 /
安东尼·霍普金斯
/劳伦斯·奥利弗
弗兰克·洛伊德 /
查尔斯·劳顿
/克拉克·盖博
安东尼·曼/
索菲娅·罗兰
/史蒂芬·博伊德
巴兹尔 迪尔登 (Basil Dearden)/
查尔登·海斯顿
/劳伦斯·奥利弗在路上&&&&&&&&二&&作者：&&&美国杰克·凯鲁亚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你有个好胃口更让人高兴的了。我曾经在餐车的茶点上吃了一客样子吓人的汉堡包，这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我上周刚从休斯顿回来，去看看戴尔，问问黑豌豆的情况。一天早上，我正在汽车旅馆里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给惊醒了，原来是我隔壁房间里的一个该死的傻瓜。把他老婆打死了。旅馆里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地跑出来，那个家伙跳上汽车跑了，却把枪扔在地上留给法官。最后他们在赫玛抓住了他，他正象个爵爷一样在喝酒。在这个国家里，你如果没有一杆枪，到什么地方都不安全。”他撩开外衣，让我们看他的左轮手枪，然后又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他的军火库里的其他装备。在纽约的时候，他在床铺下面放了一把冲锋枪。“现在我有比那个更好的东西。瞧这个，多漂亮，真正德国式的。但是只有一梭子子弹。我能用这支枪撂倒100个人，足够有时间杀开一条路。唯一糟糕的是，我只有一梭子子弹。”
　　“我希望你这么干的时候我不在旁边，”珍妮在厨房里嚷道，“你怎么知道它正好是那把枪用的子弹呢？”布尔抽了抽鼻子。他从不理会她的冷言冷语，但他总在听。他们是天下最奇怪的一对：他们聊天可以聊到深夜。布尔喜欢躺在地板上，用他那沉闷而单调的声音唠叨个不停。她总想打断他，却从来没有成功。清晨，他说累了，于是轮到珍妮说他听着，一边还抽着鼻子，发出巨大的声响。珍妮发疯似地爱着这个男人，而且爱得如痴如狂。这种爱既不是乞求依附，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仅仅是相互之间的聊天和没有人能够了解的志趣相投的友谊。许多微妙的共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之间的那种奇特的无情与冷漠，变成了一种真正幽默的形式，爱就是一切。珍妮离开布尔从来不超过十步远，而且绝对不会漏过布尔所说的每一个字，即使他说话的声音很低。
　　狄恩和我高声谈论着新奥尔良之夜，想让布尔带我们到处转转。我说：“市中心一定会有些令人中意的酒吧。”
　　“美国就不存在中意的酒吧，中意的酒吧应该是除了我们的窝以外唯一可去的地方。1910年的时候，酒吧是男人工作其间或工作以后聚一聚的地方，里面只有一个长长的柜台，黄铜制的栏杆。几只痰盂，几面镜子，钢琴师在那里弹着钢琴。几桶威士忌和几桶啤酒也堆在那里。威士忌10美分一份，啤酒5美分一份。现在，你走进酒吧，到处都是酗酒的女人、鸡奸犯和不怀好意的酒鬼。忧虑的店主在门口转来转去，既担心皮革包厢被搞坏，又担心生意冷清，如果一个生人走进去，碰上的不是莫名其妙的狂叫，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围绕着酒吧我们发生了争执。“好吧，”布尔最后说道，“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新奥尔良，让你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晚饭吃完以后，他故意把我带到一家最乏味的酒吧。珍妮和孩子们被撇在家里，她在读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我问她是否想找个工作，她只是说这是报纸最有趣的部分。布尔开着车带我们进城。一路上他还在唠叨：“这很容易，狄恩，我想我们就要到了。伙计，前面是个渡口。你不必担心我们会掉到河里去。”他喋喋不休他说着，狄恩越来越不耐烦，对我诅咒道：“我看，要是把他杀了的话，对他倒更合适。这家伙是虐待狂，而且是个不负责任的、狂躁的神经病。”布尔从眼角撇了狄恩一眼。“如果你同这个疯子一起到加利福尼亚的话你永远也到不了。你为什么不留在新奥尔良和我在一起，我们可以到格莱特内骑马，在院子里散步。我有许多锋利的飞刀，我们可以做个靶子。如果这几天你有兴趣，商业中心还有许多有趣的小妞。”他抽了抽鼻子。我们来到渡口，狄恩跳下车，靠在栏杆旁，我跟在后面。布尔仍然坐在车里，震天动地地抽着鼻子。氤氲的薄雾神秘地笼罩着夜色中的河水以及在黑暗中漂浮着的船只。在通往新奥尔良的大路上，路灯发出橘黄色柔和的灯光，几艘带着西班牙式船楼和装饰性船尾的船只幽灵一般出没于雾气之中，等你靠近后才能看清，它们是从瑞典和巴拿马来的货船。渡口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着。几个黑人还象先前一样挥舞着铁锹往炉膛里添煤，他们嘴里哼着小曲。细高挑哈查德就曾在阿尔及尔渡口当过水手。这又使我想起密西西比的吉恩，我们同布尔·李一起渡过渡口的那天晚上，一个姑娘从船上跳水自杀了，大概不是在我们渡河之前就是以后。第二天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
　　我们同老布尔一起跑遍了法兰西街区所有死气沉沉的酒吧，午夜时分回到了家。那天晚上，玛丽露乱七八糟什么都吃，大麻、兴奋剂、安非他明、烈性酒。她又向老布尔要了一杯马提尼酒，这些东西把她胀得什么都不想吃了，然后我们俩傻乎乎地站在走廊上。布尔的这个走廊实在太妙了，沿着房子绕了一圈，月光透过柳荫照射过来，使它看上去象一座南方宅院，比白天要漂亮多了。在这幢房子里，珍妮坐在卧室里看招聘广告。布尔躲在盥洗室给自己注射毒品。他用牙咬住那条脏得发黑的领带，把它当作止血绷带，然后把针头扎进他那只被扎了无数个窟窿的可怜的胳膊中。埃迪·邓克尔和盖拉蒂趴在那张老布尔和珍妮从来没有用过的大床上。狄恩正在卷大麻。玛丽露和我在一起模仿着南方的贵族。
　　“噢，露露小姐，你今天晚上是多么可爱而迷人。”
　　“噢，谢谢你，克劳福德，我真的象你说的那么美吗？”
　　朝向走廊的门一直开着。在这个美国之夜，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密西西比大堤。我真想坐在土堤上，亲眼看看密西西比河，不必再象以前那样，只能站在栏杆后面，用鼻子嗅着河水的气息。“官僚！”老布尔在嚷着，他正坐在那里，膝上放着卡夫卡的作品。鼻子惊天动地抽着。整幢破房子也随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远处，在夜幕中，宽阔、漆黑的河面上，从蒙大拿运往下游的原木正顺流而下。
　　早上，我很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外面天气晴朗，老布尔和狄恩正在后院子里。狄恩穿着那条肥大的牛仔裤，在一旁给老布尔帮忙。布尔找到了一根又粗又大的破木头，用锤子使劲拔着嵌在上面的无数小钉子。木头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钉子，看上去就象无数小虫子。
　　“等我把所有这些钉子从这上面拔出来。我就用它搭一个架子，一定能用一千年。”布尔说道，他象孩子一样异常兴奋，身上的每根骨头都在颤抖。“哦，索尔，他们做的那些架子，不到半年就被上面放的小玩意压得吱嘎直响，差不多要散架了，你知道吗？他们造的房子也是这样，做的衣服也是这样。这些杂种发明了塑料，现在竟用这种东西盖房子，还用它来制造轮胎。这种拆烂污的轮胎在路上跑着就会发热爆炸。美国人就是在自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这上面。他们完全可以制造出永远不会爆炸的轮胎。牙粉也是这样，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口香糖，但是他们从来不让任何人看见。如果象你这样的小孩子嚼一块，你这辈子都不会生虫牙。他们也可以制作能穿很久的衣服。但是，他们就愿意生产那些廉价的东西，这样每个人都得不停地干活生怕迟到，死气沉沉地聚在一起，累得站都站不稳。那些大吸血鬼却一会儿到华盛顿一会儿到莫斯科。”他抬起那根破木头，“你不认为这能做一个漂亮的架子吗？”
　　清晨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家伙给自己注射了这么多的毒品，以至于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椅子里度过的。中午时分，他就点上灯坐在那里，但是，早上他却精力充沛。我们开始往靶子上扔飞刀，他说他在突尼斯看见一个阿拉伯人能从40米处戳瞎一个人的眼睛。这使他又想起他的30年代到卡斯堡去了的姨妈。“她是跟一群旅游者由一个导游带领着去的。在她的小指头上戴着一个宝石戒指。当时，她正靠在墙上想休息一分钟，一个阿拉伯人突然冲了过来，没等她喊出声就把戒指抢走了。她突然发现她的小拇指头也没了。嗬嗬嗬嗬！”他的笑声仿佛是从腹腔，或者更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他笑了很长的时间。“嗨，珍妮！”他兴奋地叫道，“我刚才对狄恩和索尔讲了我姨妈在卡斯堡的事。”
　　“我听见了。”她的声音是从厨房里面传出来的。美丽的白云从天上飘过，使你觉得这个神圣的国家是这么辽阔。布尔现在劲头十足。“喂，我告诉你们戴尔的父亲的事了吗，他是你在生活中见过的最快活的老头。他在得克萨斯有一幢房子。他让几个木工一天工24小时地为他盖个新客厅。到了半夜他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不想要这个该死的客厅了，把它扔在那儿吧’木工们不得不放下手里活，但他们又忙碌起来。清晨，你就会看到他们把客厅砸得一塌糊涂。老头对此气得要命。‘该死的，我要到缅因去！’于是他跳进汽车，飞快地开着，时速达100英里，倾盆大雨也以每小时100英里的时速跟在他后面。到了得克萨斯中部的一个城市后，他停下车，去买些威士忌，后面的车都被他的车堵住了。他从店里跑了出来，嚷道：‘你们妈的是怎么回事，找死呀！’他说话有些含混不清。一天晚上，他突然来到我家，那时我住在辛辛那堤。他使劲揿着喇叭，叫着说：‘快出来，让我们到得克萨斯去看看戴尔。’他刚从缅因州回来，兴高采烈地说他买了一座房子。哦，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故事。在一次可怕的沉船中，人们在水中挣扎，拼命想抓住救生船的边缘。救生船上，这个老头提着把大刀，把他们的手指统统斩断。‘滚开，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噢，他太可怕了，他的故事我可以给你讲一天一夜，索尔，可今天不是时候。”
　　这倒是真的，轻柔的微风从大堤那边吹来，正是旅行的好时候。我们跟着布尔走进房间，量了一下架子的尺寸。他给我们看了他做的餐室里的桌子，是用六英寸厚的木板制成的。“这个桌子可以用几千年！”布尔把他那张又瘦又长的脸傻乎乎地对着我们，一边说，一边乒乒乓乓地敲着桌子。每天晚上，他坐在桌边吃饭的时候，总喜欢把吃剩的骨头扔给猫。他养了七只猫。“我爱猫。我特别喜欢把它们扔到浴缸里，听它们尖声哀叫。”他用这种方法来表示有人在浴室里。“但是”，他接着说，“我们现在不能这么干。索尔，我正在跟隔壁邻居开仗呢。”他向我们说起关于邻居的事。他们养了一群孩子，个个冒失无礼。他们经常从这堵尚未完工的围墙后面扔石头，常常打中道蒂、雷伊，有时这打在老布尔身上，布尔让他们住手。那个老家伙冲了出来，用葡萄牙语乱嚷一通。布尔进屋拿着猎枪出来了。他平静地站在那里，宽大的帽沿下面的那张脸上挂着痴笑，他等待的时候，身体忸怩地弯曲着，就象一个奇怪的，干瘦的小鸟。那个葡萄牙人看到他这种样子，一定会想起一个古老的噩梦。
　　为了找点事做，我们把院子冲刷了一遍。布尔正在盖一堵巨大的围墙，把他们和那个讨厌的邻居隔开，但这堵墙似乎永远也盖不好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前后摇了摇，让我们看看有多结实。他突然默不作声样子显得很疲倦，于是走进房间，消失在盥洗室内，去完成他午饭前的毒品注射。他出来时神情恍惚，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里，头顶上方的灯亮着。懒洋洋的太阳光照射过来，在墙上形成一个拉长的影子。
　　埃迪和盖拉蒂决定在新奥尔良找一间房子住下，然后去找一个工作。于是，我们三个人——狄恩、玛丽露和我——准备继续上路。布尔松了一口气，他已经开始厌烦我们这群乌合之众了。快要分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多么不愿离开布尔一家，可是狄恩却已经兴奋地做起了准备工作。
　　一个萧瑟的黄昏，残阳如血。我们上了汽车。珍妮、道蒂、小雷伊、布尔、埃迪和盖拉蒂微笑着站在院子里长得很高的草地前。到了最后时刻，狄恩和布尔在钱的问题上发生了一点误会。狄恩想借点钱，布尔说不行。狄恩傻乎乎地笑了笑，没有在意，回过身捅了捅玛丽露。汽车渐渐启动了，我们又开始向加利福尼亚进发。
　　当你开车向人们告别。看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旷野之中，那时的感觉会怎样呢？——这就是笼罩着我们的巨大的世界，这就是离别。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期待着下一次疯狂的冒险。
　　我们开着车，在昏暗。淫荡的灯光中穿过了阿尔及尔，朝着与渡口以及那沾满泥污、肮脏破旧的渡船相反的方向，在紫色的夜色中驶上了通向巴顿·罗奇的双道公路，然后掉头向西行驶，在一个叫作波特·艾伦的地方渡过了密西西比河。
　　一路上，收音机里都在播放着莫名其妙的节目。我向车窗外瞟了一眼，看见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请用库柏牌油漆”。“好吧，我一定用。”我嘟嚷了一句。我们穿过了昏睡的路易斯安那平原。在奥普路萨斯，狄恩去加油，我则走进一家杂货店，买些面包和奶酪。这是一个简陋的小店，可以听见店主一家人正在后面吃饭。我等了一会儿，他们仍在交谈着，于是我拿了面包和奶酪溜出门去。我们的钱本来就不够到圣弗兰西斯科。这时候，狄恩从加油站搞来了一条香烟。这下，我们的旅途算是装备齐全了——汽油、香烟和食物。
　　在斯达克思附近，前面天空中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红光。我们猜测着那会是什么。不一会儿我们驶近了它。许多汽车停在公路上，旁边燃着一堆大火，一定是在搞野餐，当然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事情，周围的田野一片漆黑。我们的车忽然陷进路两旁的沼泽地中。
　　“伙计，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沼泽地里发现一个下流酒馆，里面有几个高大的黑人小伙计弹着吉他，跳着鲁斯舞，喝烈酒，对我们唱歌，你想象得出这会是怎样的情景吗？”
　　“那就太好了！”
　　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四周。我们把汽车开出沼泽地，车上挂着藤蔓，驶上了尘上飞扬的公路，一个幽灵从车旁闪过，这是一个穿白衬衫的黑人。他在路上走着，两手伸向漆黑的夜空，大概正在作祷告或者念咒语。我们停下车，我透过车后的窗子望去，正好看到他那双白色的眼睛，“噢！”狄恩说道：“快瞧，我们最好别在这乡下地方多待。”于是我们继续向行驶，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不得不停下车来。狄恩关上了前灯，我们被密密麻麻的灌木丛林包围着，似乎都能听到里面有成千上万条毒蛇在蜿蜒爬行。唯一见的是哈得逊汽车的挡泥板上沾满了各色浆果。玛丽露吓得缩成一团。我们都哈哈大笑，不断吓唬她，其实我们自己也吓得够呛，竭力想甩掉那些毒蛇的念头。我们掉转车头，向熟悉的乡村和城市驶去。空气中充斥着一股死水和汽油的味道，这是我们无法阅读的夜的杰作。猫头鹰在夜幕中哀鸣，我们很快渡过了该死的萨宾河。惊奇地发现前方闪烁着一片灯光。“得克萨斯！那就是得克萨斯博蒙特石油城！”在充满石油气味的空气中，巨大的储油罐和炼油厂隐约可见。
　　“我真高兴终于逃出那个鬼地方了。”玛丽露叫道，“现在我们来干点有趣的事吧。”
　　我们的汽车驶过博蒙特，一直向霍斯顿驶去。现在，狄恩又讲起了他1947年在霍斯顿时的经历。“哈索尔！那个该死的哈索尔！我到处找他却从没找到过他。在得克萨斯的时候他常常给我们找乐子。一次我们和布尔一起开车去杂货店。哈索尔一下失踪了。我们不得不去找他，跑遍了城里所有那给瘾君子注射毒品的地方。”我们的车开始驶入霍斯顿。“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去找他。伙计，他会同他碰到的每一个疯子搞在一起。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找他。后来我自己碰上了一件麻烦事——一天下午，我瞄上了一个女售货员。就在那儿，商业中心那里的超级商场。”——我们正开着车在无人的夜里奔驰着——“她是个真正没有头脑的姑娘，幼稚得无与伦比，整天胡思乱想。她那漂亮的身段只有她那愚蠢的头脑才可比拟。她是怀俄明人。我跟她见面以后，她唠叨个没完。我就把她带回旅馆房间。布尔喝得醉醺醺的，卡罗在写关于海洛因的诗。哈索尔还没有回来，直到半夜，我们才在一辆汽车里发现了他，他倒在后座上睡觉哩。他说他吃了5片安眠药。“伙计，我的脑子真不好使，记忆力也不行了，否则我就能给你们讲讲我以前所经历的所有细节。噢，我们应该及时行乐，事情该怎样就怎样。我的眼睛要合上了。这辆破车会照顾自己的。”早上4点，一个开着摩托车的小子从无人的霍斯顿大街上急驰而过。他戴着防风镜，身穿考究的黑色夹克。他身后坐着一个姑娘，紧紧搂着他的腰，披到肩头的长发随风飘散，就象是个印第安人。急驰中她嘴里还哼着小调，摩托车渐渐远去了。“啊哈！瞧他身后那个姑娘，太漂亮了！我们快跟上去。”狄恩想赶上他们。“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旅行。人人都亲密、友好、和睦相处，没有争吵，役有误解，那不是很好吗？咳！我们真应该及时行乐。”他低着头，把车开得飞快。
　　离开霍斯顿，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我来开车。这时，天上下起了雨。现在，我们是行驶在得克萨斯辽阔的平原上。狄恩说：“在得克萨斯你可以不停地向前开，一直开到明天晚上。”大雨倾盆而下。我开着车，来到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镇，行驶在泥泞的大道上，不想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嗨，我该怎么办？”他们都睡着了。我掉转方向，缓缓地穿过城市。街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丝光。这时，车的前灯里出现了一个披雨衣的人影。他是一个职员。在瓢泼大雨中，他戴着一顶宽边高顶帽。“到奥斯汀该怎么走？”我问道。他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于是我开足马力，向城外开去。突然两盏车灯，向我直射过来，我想我可能是走错了，走到路的另一边的逆行道上了。我向右靠了靠，发现车子快要陷进泥了，我忙把车退到路上，两盏车灯依然直射向我。最后我才意识到，是另一个司机开错了车道还没发现。我只得第二次急转弯，车一下子滑进了路边的泥里，幸好这里都是平地，没有路沟，感谢上帝。肇事的汽车在雨中停了下来，里面坐着一个农场工人，他们暂时抛开了日常艰苦的工作，尽情地开怀畅饮了一通。他们都穿着白衬衫，手臂上脏得要命，脸色阴沉。在夜色中痴呆呆地望着我。司机也完全喝醉了。
　　“到——到霍斯顿怎——怎么走？”他问。我指了指身后来时的路。我气得直冒火，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问个路。就象是你正匆忙赶路一个乞丐却突然拦住了你。他们无精打采地盯着他们的汽车，那里滚动着许多空酒瓶，发出叮当的撞击声。我把汽车发动起来，它陷在泥里有一英寸深，我瞟了一眼雨中的得克萨斯原野。
　　“狄恩。”我叫道，“醒醒。”
　　“什么事？”
　　“我们陷在泥里了。”
　　“怎么回事？”我告诉了他。他连声咒骂起来。我们穿上旧鞋和旧运动衫，拖拖拉拉地下了车，走进暴雨之中。我把肩抵在车后的挡泥板上，又是扛又是推。狄恩则用链条缠在嗖嗖空转的车轮上。不一会儿，我们的身上就沾满了泥。我们把玛丽露叫醒过来一起加入这倒霉事件中，让她在我们推的时候开车。这辆可怜的哈得逊拼命向前挣扎。突然车向身外颤了一下，开始向路上滑去，玛丽露赶紧一加速，车子终于出来了，我们赶紧钻了进去。这件事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们被雨水浇得得透湿，狼狈极了。
　　我睡着了，上下沾着一身的泥浆。早上我醒来时，泥浆已经干了。外面下起了雪，前面就要到费里德里克斯堡了。这是得克萨斯和西部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冬天，由于暴风雪的侵袭，牛群一批一批地象苍蝇一样死去。圣弗兰西斯科和洛杉矶也下起雪来。我们个个狼狈不堪，真希望回到新奥尔良同埃迪·邓克尔在一起。狄恩在睡觉，玛丽露开车。她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搭在坐在后座的我身上，喁喁地述说着圣弗兰西斯科后的约会，对那个约会我感到难以实现。到了10点钟，我接过了方向盘，在沉闷无聊中，开车驾驶了几百公里。一路上，在雪中翻山越岭。许多戴着球救帽和护耳的牛仔们跑来跑去寻找牛群。每走一段，路旁就会出现几幢带烟囱的舒适的小屋。我真希望到了前面人家时我们就可以进去要点奶油和菜豆。
　　在索诺拉，我走进一家商店，店主正和一个身材高大的农场主在柜台的另一头闲聊，于是我又自己拿了一些免费的面包和奶酪。狄恩听我一说乐得手舞足蹈。他已经饿坏了，而我们却再不能花钱来买食物。“好啊，好啊。”狄恩看着那些骑着马在索诺拉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农场主，说道：“他们个个都是他妈的百万富翁，都有几千头羊，无数工人，许多房产，银行里还有大笔存款。我要是在这附近住的话，准会变成山艾树林里的白痴，变成一只长耳兔，吃树上的树叶，去寻找漂亮的牧羊女——嘻一嘻一嘻一嘻！他妈的！”他使劲打了自己一下。“好！对！噢，哎呀！”我们搞不清他正说些什么。他接过方向盘，驾车穿过得克萨斯剩下的部分，大约有五百英里，汽车一刻不停地在黄昏中驶向埃尔帕索，除了在奥查那时，狄恩停了一下，他脱光衣服，兴高采烈地跳下车，在路旁地草地上奔跑。公路上汽车来往奔驰着，都没有看见他。他跑回汽车，继续向前开。“现在，索尔、玛丽露，我让你们都象我这样做，把所有衣服都脱光——穿着衣服干嘛？我要你们都脱光——让太阳晒晒我们美丽的身体，来呀！”我们迎着太阳一直向西开着，斜阳透过挡风玻璃照射进来，“我们迎着太阳走，快把你的身体袒露出来。”玛丽露一声不响地脱下衣服，我也脱了下来，我们三个人都坐在前座上，为了寻找刺激，玛丽露拿出冷霜，给我们每人抹了一点。不时有卡车从我们身旁驶过，司机从高高的驾驶台上可以看见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赤身裸体地坐在那里。旁边坐着两个一丝不挂的男人，在他们从我们的后窗中闪过的一瞬间，你能看到他们的车偏离了方向。雪停了，在碧蓝的天空下，辽阔而美丽的平原一望无际。不久，我们来到全是橘黄色岩石的佩克斯峡谷。我们跳下车，去看一座古老的印第安废墟。狄恩仍然一丝不挂，玛丽露和我都穿上了外衣，我们漫步在这些古老的石头之间，无所顾忌地叫着笑着，几个游客在旷野中瞥见了全身赤裸的狄恩，但是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犹豫不决继续走他们的路。
　　快到梦霍思时，我睡着了。狄恩和玛丽露停下车作起爱来。等我醒过来时，车正向饲尔帕索行驶。玛丽露爬到后座，我则跳到前座，于是我们继续前进。
　　“得克萨斯的柯林特！”狄恩叫道，他把收音机扭到柯林特电台。他们每5分钟播放一张唱片，其他时间则是某个函授中学的商业广告。“这个节目传遍了整个西部，”狄恩兴奋地说道，“伙计，我在教养院和监狱里时常常一天到晚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大家都给它写过信。如果你通过了验试，就能得到一张邮寄来的中学毕业文凭，当然是仿制的。所有年轻的西部牛仔，无论是谁，都曾经写信要这个东西，他们收听的就是现在放的东西。无论你在斯特林、科罗拉多、勒斯科还是怀俄明，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收到得克萨斯的柯林特。他们放的音乐总是乡下牛仔和墨西哥音乐，这些节目肯定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但谁也拿它没办法。他们的广播覆盖面积大，把全国都控制起来了。”在柯特破败的房屋后，我们看到了高高的天线。“啊，伙计，真是一言难尽！”狄恩嚷道，他几乎要哭出声来。黄昏时分，汽车开到了埃尔帕索。我们必须搞到点钱买汽油，否则就没法开到洛杉矶和西海岸。
　　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在旅行社不断询问，但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要去西部。在旅行社你可以拉几个乘客，让他们付点汽油费，这在西部是合法的。有几个人手里拎着旧皮箱，形迹可疑地等待着。我们又来到轮船公司汽车站，想说服某人给我们一点钱，也省得他们乘巴士到西部。可是我们都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只能愁眉苦脸地徘徊着，外面的天气还很冷。一个大学生望着肉感的玛丽露有点动心，兴奋得浑身冒出汗来。狄恩和我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我们决不当王八。突然，一个疯疯傻傻的年轻人缠上了我们，他才从教养院里放出来。这个人非要狄恩和他一块出去喝点啤酒。“来吧，伙计。我们去把谁的脑袋敲碎，把他的钱抢过来。”
　　“我赞成，伙计！”狄恩大声说。他们一块走了。我有些担心，但是狄恩只是想同这个小伙子去看看埃尔帕索的街道。寻找点刺激罢了。玛丽露和我等在车里，她用双臂搂住了我。
　　我说，“他妈的，露；等我们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再说。”
　　“我不管。狄恩迟早会离开我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丹佛？”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在乎。我能和你一起回东部吗？”
　　“我们必须在圣弗兰西斯科搞些钱。”
　　“我可以介绍你到餐馆工作。我也可以当女招待。我认识一家旅馆。我可以赊帐住在那里，我们将在一起生活。唉，我太难过了。”
　　“你难过什么？”
　　“我对什么都感到难过，噢，他妈的。我希望狄恩不是象现在这么疯就好了。”狄恩踉跄地回来了，他嘿嘿地傻笑着跳上了汽车。
　　“噢，他可真是一个疯狂的家伙！我太了解他了！我过去认识成千上万个象他这样的家伙。他们全都一样，他们的脑子就象上了发条的钟，零件倒是不少，就是没有时间观念，没有时间观念……”他开足马力，手握方向盘，飞也似地驶出了埃尔帕索。“我们得去拉几个乘客。一定得到几个。啊，我们就这样快速前进，瞧着点！”他对着一个开车的司机叫嚷着，向他挥了挥手，让过迎面驶来的一辆汽车，冲出了城市的边界。河对岸就是华雷茨城的点点灯火，如宝石一般。土地凄凉而干燥，济华花上空的星星晶莹透亮。玛丽露瞟着狄恩，在他们来回横跨全国的一路上，她一直这样用眼角瞟着狄恩——带着一种悲哀的忿慨的神色，仿佛要割下他的头藏到密室里才罢休。她既妒忌又忧伤地爱着这个古怪的男人，这个热烈、高傲、狂放的男人。他那温柔的笑容里，也包含着一股恶毒的妒火，令我不由得毛骨悚然。他们的爱情决不会有什么结果，这只要看看他那耷拉着下巴的瘦脸以及上面流露出的专断的神气就知道。狄恩相信玛丽露是一个婊子，他还让我相信他常常出于病态而说谎。然而当她这样看着他时，那的确是爱情。每当狄恩注意到她在看他，他总是转过身体，脸上涌出一个虚假的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眉毛则调情似地抖动。但是就在一分钟之前，他还沉醉在苦思冥想之中。于是玛丽露和我都哈哈大笑起来——狄恩满不在乎，只是傻乎乎地笑着，仿佛在说，无论如何我们不是在及时行乐吗？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埃尔帕索城外，黑暗中，我们看见一个矮小的身影伸着拇指在拦车，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乘客。我们驶近他的身边问：“你有多少钱，孩子？”这个孩子没有钱。他大约17岁，面色苍白，有些害羞。一只手先天残废，什么行李也没有。“他不是很可爱吗？”狄恩转过身来，表情认真地对我说，“上来吧，小伙子，我们带上你。”那孩子看到他成功了，有些兴奋。他说他有个姨妈在加利福尼亚的杜拉尔，开了一家杂货店。我们一到那里，他就有钱给我们了。狄恩笑得直打滚。这跟在北卡罗来纳遇到的家伙一样。“好吧，”他叫道，“好吧，我们大家都有姨妈，得了，我们走吧，去看看这条路上所有姨妈、姨父的杂货店，”我们就这样搭了一个新乘客，还是个挺不错的小家伙。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听着我们说，狄恩唠叨了一分钟之后，他可能意识到他上了一群疯子的汽车。后来他说他是一路上搭车从阿拉已马到俄勒冈的，他的家在那里，我们问他到阿拉巴马干什么。
　　“我想去找我姨父。他说他在木材厂为我找了一个工作，但是那个工作没了，所以我只好回家。”
　　“回家，”狄恩说，“回家，好吧，我知道，我们带你回家，至少可以把你送到圣弗兰西斯科。”但是我们一点儿钱也没有了。我灵机一动，我可以到亚利桑那州的塔克逊我的老朋友哈尔·辛汉姆那里去借5元钱。狄恩立刻说就这么定了，马上赶到塔克逊。于是我们行动起来。
　　晚上，我们经过了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清晨到达亚利桑那州。我从沉睡中醒来，看见所有人都象羊羔一样在睡觉，车停在天知道的什么地方，玻璃窗上布满了水汽，令人无法看清。我只好下车，发现我们的车停在山腰之上：太阳正在空中冉冉升起，清凉的空气泛出紫色的光茫，金色云朵变幻多姿。山坡微微泛红，山谷里牧草翠绿。地上则布满了地鼠洞、仙人掌和各种荒草。该我开车了，我推开了狄恩和那个小家伙，然后靠惯性下了车，以便节省汽油，就这样我终于将车开到了亚利桑那州的本森。我猛然想起我有一块怀表。是洛克在我生日时送我的礼物，值一块钱。到了加油站我问里面的人本森是否有当铺，正巧当铺就在加油站的隔壁，我敲了敲门。有人从床上爬起来。不一会儿，我把表当了一块钱，正好付了汽油钱。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汽油到塔克逊了。就在我要驾车离开时，一个挎着枪的警察出现了，要看看我的架驶执照。“在后座上的那个家伙身上。”我说。狄恩和玛丽露正盖着一条毯子睡觉。那个警察让狄恩出来，突然，他拔出手枪，叫道：“举起手来！”
　　“长官，”我听见狄恩恭敬而又滑稽他说，“长官，我只是想把扣子扣上。”警察也几乎笑起来。狄恩走了出来，衣衫褴褛，而且满身是泥，他抹了一把肚子，小声咒骂着，到处寻找他的执照和车证。警察仔细搜查了我们车后的行李箱，所有的证件都齐全。
　　“只是检查一下。”他满脸堆笑地说，“你们现在可以继续走了。本森的确是个不坏的城市，如果你们在这儿吃早饭的活，就可以好好欣赏一下。”
　　“好好好。”狄恩说着，理也没理他，就开车走了。我们都宽慰地松了一口气。一帮子年轻人开着一辆新车，口袋里却没有一分钱而不得不把表当了，警察自然会怀疑。“咳，警察总是多管闲事。”狄恩说，“不过这个警察同弗吉尼亚的那些狗东西比起来要好得多了。他们总想立功出风头，以为每辆车里都坐着一伙芝加哥大盗哩，否则就没事可干。”我们开车来到了塔克逊。塔克逊座落在河谷地带，周围是白雪皑皑的卡特利那山脉。这个城市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城市里的居民都象匆匆的过客，野心勃勃、举止粗野，到处在寻欢作乐。喧闹的商业中心里，悬挂着各种各样的招牌。辛汉姆所住的洛威尔大街穿过一片河谷沙漠，路的两旁绿树成荫。我们看见辛汉姆一个人正在院子里沉思默想。他是一个作家，到亚利桑那来是为了在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里写作。他又瘦又高，有些腼腆，说话时含含糊糊，但他是个讽刺家，脑袋一转，就能说出令人捧腹的话。他的妻子和孩子和他住在一起，那是一所很小的住宅，他的印第安继父盖的，穿过院子就是他母亲住的房间。他母亲是个容易激动的美国老太太，喜欢陶器、念珠和书。辛姆从我在纽约给他的信中已经听说过狄恩。我们一窝蜂地向他冲去，每个人都饿得要死，连那个残废了的小乘客也是如此。辛汉姆穿着一件旧运动衫，嘴里叼着一支烟斗。他母亲走了出来，邀请我们到她的厨房里吃饭，我们就在一只大锅里煮了些面条吃。
　　随后我们开车来到十字路口的一家酒店，在那里辛汉姆兑了一张5块钱的支票，然后把钱递给我。
　　我们匆匆告别。“这次能见到你们真是很高兴，”辛汉姆眼睛望着别处说，穿过沙地的几棵树后面，有一家小旅馆，门口巨大的霓红灯招牌闪烁着红光。辛汉姆写累了时，常常在那里喝一杯啤酒，他很孤独，想回纽约。我们驾车离开时，只见他高高的身影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这情景颇令人伤感。这使我们想起了在纽约和新奥尔良的那些人：他们模糊的身影站立在巨大的苍穹之下，四周的一切都消失在夜中。我们这是去哪儿？去干什么？为了什么？——不知道。但是这帮傻子仍然在继续向前。
　　我们开车来到塔克逊城外。在漆黑的路上，又看到一个乘客，他是从加利福尼亚的伯克斯菲尔德来的流浪艺人，“他妈的，我是随旅行社的汽车离开伯克斯菲尔德的。我把吉他放在另一辆汽车的车尾行李箱里，它们都不见了——吉他和工作服，你知道，我是个西西里人，到亚利桑那同一个演唱组一起参加演出。现在我的吉他却被偷了，你们把我带回伯克斯菲尔德的话我可以从我兄弟那里拿点钱，你们要多少？”我们想了一下，从伯克斯菲尔德到圣弗兰西斯科的汽油费大概需要3块钱。现在我们的车上坐了5个人。“晚上好，夫人。”他说着，把他的帽子扣在玛丽露头上。我们开车出发了。
　　半夜时分，我们的车开始爬坡，帕尔默的灯光在我们脚下闪烁。清晨，天上下起雪来，我们艰难地驶向莫雅维，它是通向得克亚比大峡谷的必经之路。那个流浪艺人醒了过来，讲了一个笑话，可爱的小阿尔弗雷德坐在那里笑。艺人说他认识一个人，忘了他的妻子向他开枪而把她保出监狱，结果又挨了一枪，他讲故事时我们正好经过监狱。得克亚比峡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狄恩开着车，似乎把我们拉上了世界的最高峰。然后，汽车开始下坡。狄恩关上油门，任车向出下滑行，没有加速，便转过了几个急转弯，超过了好几部车。我紧紧抓住扶手。有时路上一个上坡，他也只是依靠惯性冲了过去。碰到“U”形的左转弯，旁边看下去就象是世界的最底层，他就把车尽量往左靠，胳膊紧张地扶着方向盘，开了过去。碰到右转弯，我们的左边就是一个悬崖，他则把车尽量往右靠。这时，玛丽露和我就都紧靠着他。我们又用这种办法起伏不断地驶过了圣尤亚昆山谷，没用一滴汽油就跑了30英里路。
　　我们大家都振作起来。当我们经过伯克斯菲尔德市的界碑时，狄恩想把他知道的有关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告诉我，他指给我看他住过的房子，铁路旅馆，还有铁路旁边他为了摘儿串葡萄从机车上跳下来的地方；他吃过饭的中国餐馆；他碰上小妞的公园长椅以及某个他什么也没干只是闲坐着等待着的地方。加利福尼亚对于狄恩来说是骚动的、艰苦的，但也是举足轻重的，这是一个孤独的古怪的浪迹天涯的情侣们象鸟一样相聚的地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象那些被惫的、漂亮的、潦倒的电影明星。“伙计，我曾在前面毒品店的每一张椅子上都坐过，在那里度过了无数的时光。”所有的一切他都记得——每一次狂欢，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忧郁的夜晚。突然，我们的车经过的一个地方，让我想起我和特里1947年10月曾经坐在那里的破箱子上的月光下喝酒。我想把这些告诉他，但是他太激动了，“我曾经和邓克尔在这里喝了一上午啤酒，想从沃特逊威尔——不，是特里茨，对，是特里茨——搞一个娇小迷人的女招待，她的名字叫爱丝默瑞达。哦，大既就叫这个吧。”玛丽露正在计划着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干什么，阿尔弗雷德说到杜拉尔，他的姨妈就会给他足够的钱。那个流浪艺人带着我们到城外平原上他兄弟家。
　　下午，我们来到了一幢种满玫瑰花的住宅前面。那个艺人走了进去，同几个女人说着话，我们等了足足15分钟。“我开始觉得这个家伙不会比我有更多的钱。”狄恩说。“我们在这儿真是耽误时间！这个家里可能没有人，他们知道这个傻瓜的恶作剧之后大概会给他一分钱。”那个艺人局促不安地走了出来，把我们带到了城里。
　　“他妈的，我真希望能够找到我兄弟。”他一路询问着。他或许以为自己是我们的囚犯，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家大的面包房。艺人同他的兄弟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兄弟穿着工作服，显然刚才是在里面干活，他和他兄弟谈了几分钟，我们等在车里。艺人把他丢失吉他的事以及他的冒险经历都告诉了他的兄弟。后来他拿到了钱，就把它给了我们。我们准备出发到圣弗兰西斯科，向他道谢之后，便启程出发了。下一站是杜拉尔。我们又开始爬起了山坡。我浑身放松地倒在后座上，刚才有些激动，现在正好可以打一个盹。下午时分，布满尘土的哈德逊驶过了萨宾那城外的一片住宅。过去，我曾在那里住过，恋爱过，还干过活。狄恩面无表情地开着车。到达杜拉尔时，我还在睡觉。一阵大叫把我惊醒过来。“索尔，快起来！阿尔弗雷德找到他姨妈的杂货店了，可是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姨妈因为向她丈夫开枪而去坐牢了。这太象那个笑话了，我们一分钱也没得到，想想看，竟会出这种事。那个流浪艺人讲的故事跟这一模一样，乱了套了。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哈哈，他妈的！”阿尔弗雷德啃着自己的手指甲。于是我们继续上路，一直开到马德拉，在那里，我们告别了小阿尔弗雷德。我们祝他走运，一路顺风到达俄勒冈。他说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最愉快的一次旅行。
　　我们开始在奥克兰的山脚下行驶。没过几分钟，突然来到一片高地，白色的神话般的圣弗兰西斯科出现在我们面前。远方，蔚蓝的太平洋在傍晚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金光，“啊，太美了！”狄恩叫道，“我们到了！汽油刚够！噢，我们到水边了！陆地没有了！我们没法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没有陆地了。现在，玛丽露，亲爱的，你和索尔立刻到旅馆等我。我把凯米尔安排好以后就与你们联系。然后我还要打电话给法兰奇曼，去问一下我到铁路上工作的时间。你们先去买一张本地的报纸，查一查招聘广告和工程计划栏。”然后，他开车带着我们一起驶向奥克兰海湾大桥。在繁华的商业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霓虹闪烁，这情景会令你想起萨姆斯佩得。在车辆如梭的奥法瑞尔大街上，我们跌跌冲冲地下了车，呼吸着这个城市的气息，就象刚刚结束了一次漫长的海上旅行，终于踏上海岸一样。路上到处尘土飞扬，空气中弥漫着从中国城飘来的鸦片烟的味道。我们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出汽车，全部堆在了人行道上。
　　狄恩突然告别了我们，他急于想见凯米尔，看看出了什么事。玛丽露和我默默地站在街上，目送他驾车远去。“你看他确实是个杂种。”玛丽露开口道，“为了他自己狄恩会随时随地把你扔在大街上。”
　　“我知道。”我转身朝东望去，叹了口气。我们没有钱，狄恩也没有提钱的事。“我们到哪儿去呢？”我们手里拎着几捆破烂的东西，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狭窄而又神秘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看上去个个都象穷困潦倒的临时演员，一颗黯淡了的明星，失去魅力的杂技演员，小不点的汽车赛运动员，深恨到了大陆尽头而面露愁容的加利福尼亚人，卡萨诺瓦型的男子，旅馆里眼泡浮肿的金发女郎、妓女、拉皮条的、盗贼、按摩师、酒吧招待以及诸如此类的家伙——应有尽有。在这些人中间，一个人怎么能生活得下去呢？
　　然而玛丽露已经混在这些人中间了——那是在离坦得洛恩不远——一个脸色灰白的旅馆侍者让我们赊帐租了一间房间。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然后我们去吃饭。从半夜起我们就没有吃过东西。一个夜总会歌星正在她的房间里热着一听猪肉罐头和菜豆，一支手枪倒挂在衣架上。窗外的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我自言自语着，狄恩在哪儿，为什么他对我们的幸福毫不关心？那一年我对他失去了信心。我在圣弗兰西斯科住了一个星期，这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一个星期。玛丽露和我为了吃饭四处奔波，我们甚至跑到密斯金街一家廉价旅馆去找玛丽露认识的几个海员，他们喝得烂醉如泥，也给了我们一些威士忌。
　　在旅馆里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天。我知道现在狄恩不会出现了。玛丽露对我又没兴趣，她只是想在狄恩的好朋友身上重新找回他，我们在房间里不断争吵，有时也在床上睡上一夜。我告诉她我的梦想，告诉她那条世界上最大的蛇蜷缩在地上就象寄生在苹果里的虫子将来总有一天会叠成一座山，就是向来我们知道的蛇山，要是它爬到平地会有一百多英里长，它爬到哪里就把哪里毁灭，我告诉她这条蛇就是撒旦。“后来怎么样了？”她吓得尖声叫着，同时紧紧抱住了我。
　　“一位名叫道克特·撒克思的圣徒将用一种神秘的草药杀了它。他一直在美国某个地方他的地下小屋里烧制这种草药。人们知道，这条蛇禁闭和平鸽，一旦它死了，成千上万的和平鸽就会振翅高飞，把和平的福音传遍世界。”这时饥饿与痛苦似乎统统消失了。
　　一天晚上，玛丽露同一个夜总会老板私奔了。那天，我在约好的门口等她，肚子饿得要命，忽然，她和她的一个男朋友从奇形怪状的夜总会大楼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夜总会老板，一个脑满肠肥的老家伙。一开始，玛丽露只是进去看看她的女朋友，我看那个女人肯定是个妓女。玛丽露很怕让我发现，尽管她看见我站在门口。她慢慢地走了出来，和他们一起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身上又一无所有。
　　我漫无目地地走着，不时从路上捡几个香烟屁股抽抽。在商业大道，我经过了一家煎鱼饭馆。在我走过时，老板娘向我投来惊慌的一瞥，显然她以为我身上正带着一把枪，是来抢饭馆的。我继续向前走了几步，突然，我觉得她就是两百年前我在英格兰的母亲，我是她成了拦路大盗的儿子，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想在饭馆里找一个体面的工作。我呆呆地站在路边，一时激动得浑身发抖。我回头凝望着商业大道，恍惚中仿佛来到了新奥尔良的运河大街：那里通向大海，通向浩瀚无际的大海，就象纽约通向大海的第42街。我想起了埃迪·邓克尔那在时代广场游荡的鬼魂，这时的我已经有些神志不清，真想回去看看小饭馆里奇怪的幽灵一般的母亲。似乎全部记忆都回到了1750年的英格兰，而现在在圣弗兰西斯科的我则是另一个人、在另一种生活里。“不。”那位老板娘恐惧地盯着我说，“别回来折磨你善良、勤劳的母亲。你不象我的儿子，而象父亲，我的第一个丈夫，埃瑞是希腊人，这个好人总是可怜我。”（这个老板娘是个希腊人。手臂上长满了汗毛）“你太糟糕了。常常喝得烂醉，跌跌冲冲地回来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抢走。噢，儿子！你怎么不跪下为了对你的所有罪恶和卑鄙行为的判决而祈祷。不要再来碰我的伤疤，她象你从前没有回来看过我似的——来看我的辛苦和谦卑，看我被掏得一干二净的钱袋——饿了就抢，急了就打。我的亲生的，没有感情的，冷酷的，自私的儿子。儿子！儿子！”一刹那间，我达到了我一直想达到的疯狂，完全从具体的时间步入这无时间的境地。我不禁惊讶于人世的悲惨，死亡象幽灵一样追赶着我。我急忙逃到所有天使降落的地方，那里是神圣永恒的虚无，明亮的精神之光放射出强烈的、神奇的光芒，天空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琼楼玉宇。我听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隆隆轰鸣，跟所有其他声响都不相同，它不是在我耳朵里，而是遍布各处，我意识到我已经无数次地死亡，又无数次重生，我已记不清这种死而复生有多少次了，因为从生到死又返回到生的转变出奇的容易，就象成千上万次的睡去与醒来一样自然。我懂得由于固有的内在思想的稳定，生死之间的交替只不过是微风吹过清澈、平静的水面时激起的阵阵涟漪。一种极度的兴奋使我觉得有些打飘，就象静脉注射了过度的海洛因，就象午后喝了一大杯葡萄酒，让你全身颤抖，步履瞒跚。我想我马上就快要死了，但是我并没有死，而且坚持走了4英里路，捡了十几支还剩很长的烟屁股，把它们带回到玛丽露的房间，把烟草装入我的烟斗，抽了起来，我太年轻了，搞不清发生了什么。我似乎闻到了窗外整个圣弗兰西斯科的食物，有的地方面包在散发着热气，橱窗里摆满了食品，写满佳肴的菜单那么柔软，好象是在热汤里浸过，然后烘干，也可以食用似的；有的地方人们在咀嚼着肥厚通红的牛肉，一边喝着酒一边啃着烤鸡，有的地方汉堡包在烤炉上发出咝咝的声响，5分钱就能喝一杯咖啡。哦，还有煎锅烹炸时发出的香味从唐人街飘入我的房间，其中还夹杂着诺思比奇的意大利空心面和霍夫的软壳蟹的气味，炙叉上还挂着费耳莫尔的肋条肉！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圣弗兰西斯科。潮湿寒冷的大雾越来越浓，霓虹灯在温柔的夜色中闪烁，高跟鞋咯噔咯噔走过街道，在华人食品店的窗户上，有一群白色的鸽子……。
　　这时，狄恩找到了我，他最后觉得我还有救。他把我带到凯米尔住的地方，“玛丽露在哪儿，伙计？”
　　“这个婊子跑了。”凯米尔是一个教养极好，性格温和的少妇，她接替了玛丽露。她知道狄恩给她的18块钱是我的。但是，你去哪儿啦，亲爱的玛丽露？我在凯米尔的房间里休息了几天，她住在雷伯特街，在细雨绵绵的夜晚，从卧室的窗口望去，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圣弗兰西斯科，在我住的那几天里，狄恩干了他一生中最荒唐的事情。他找到了一份工作：闯入别人家的厨房里表演使用一种新的加压速蒸器。推销员给了他一些样品和说明书。第一天，狄恩浑身是劲，我开车带着他跑遍了全城，去到他约好的几户人家。先接受邀请去吃饭，然后表演加压速蒸器。“伙计，”狄恩兴奋地嚷着，“这比我为辛尼工作的时候还要带劲。辛尼在奥克兰推销百科全书，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先发表一通长长的演说，跳上跳下，又是笑又是叫。有一次我们闯进一个工棚，那里面的所有人正要去参加一个葬礼，辛尼跪了下来，为死去的灵魂祈祷，所有工人都哭了起来，最后他卖出了整整一打百科全书。他可是世界上最棒的家伙。我真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们过去常常把年轻的女人们带到厨房亲热亲热。今天下午我碰到一个没说的家庭主妇，在她的厨房里，用胳膊搂着她，开始表演，啊哈！”
　　“继续干下去吧，狄恩，”我说，“可望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圣弗兰西斯科的市长。”他已经背熟了全部说明，一到晚上他就在凯米尔和我面前练习。
　　一天早上，太阳冉冉升起，他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前，凝望着整个圣弗兰西斯科，看上去仿佛终有一天他会成为圣弗兰西斯科的异教领袖；但是他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一天下午，外面下着大雨，推销员跑来看看狄恩都干了些什么。狄恩正蜷坐在沙发里，“你已经准备推销这些东西了吗？”
　　“没有，”狄恩说，“我刚刚另找了一份工作。”
　　“那么，你准备把这些样品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推销员收起了他那些可怜的东西，走了。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狄恩也是如此。
　　但是，一天晚上，我们突然又一次一起走火入魔，我们来到一家夜总会看望史利姆·盖尔亚德。他是个又高又瘦的黑人，大大的眼睛流露着忧郁的神色。他总是说“好吧”和“来点威士忌怎么样？”在圣弗兰西斯科，许多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常常坐在他的脚下听他演奏钢琴、吉他和鼓。他演奏得热了，就脱去衣服和裤子，一丝不挂。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会唱着唱着突然慢下来，用手指轻轻敲打着鼓的表面。每个人只有身体前倾，屏住呼吸才能听见。你以为他只会这样敲一会儿，但是他却这样敲了一个小时。用手指敲出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你什么也听不见，只能听见门外来往车辆的声音，然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拿着话筒，断断续续地唱起来。大约15分钟以后，他的声音越来越轻，慢慢听不见了。这时，他那忧郁的眼睛扫视着听众。
　　狄恩站在后面，叫道：“天啊！太棒了！”然后使劲地拍着掌：“索尔，史利姆才知道及时行乐，他太知道及时行乐了。”史利姆坐在钢琴边弹了起来。魁梧的贝丝演奏员从陶醉中猛然惊醒过来，意识到史利姆正在演奏着“吉姆布鲁斯。”史利姆用他粗大的手指用力弹奏着琴键，奏出鲜明的节奏，每个人都跟着节奏晃动起来。史利姆又变得疯狂起来。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猛烈地敲起鼓来，敲出激烈的卡波那节奏，同时他嘴里还不断地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波里维亚语、埃及语以及各种他懂的语言叫着。他懂得的语言真是太多了。最后，乐曲结束了，史利姆·盖尔亚德走到一棵树前站住。当人们走过来同他交谈时，他的目光从人们的头顶上方扫过。一杯威士忌递到他的手里。“噢，威士忌，谢谢。”没有人知道史利姆·盖尔亚德从哪里来。狄恩曾经突发奇想，认为他正怀着一个孩子。当他躺在加利福尼亚一家医院的草坪上时，他的肚子挺得老高。史利姆·盖尔亚德坐在一棵树下，周围是一群黑人。狄恩瞪着绝望的眼睛看着他。史利姆说：“你过来吧。”狄恩走近了他，他走近了他的上帝，他认为史利姆就是上帝。他站在史利姆面前不安地点着头，请他跟我们在一起。“好吧，”史利姆说。他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但却不能保证在精神上跟你在一起。狄恩找到一个桌子，买了几杯酒，紧张地坐在史利姆面前，史利姆则茫然地看着他的头顶。我跟这两个疯子坐在一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那一晚上，我在费耳莫尔认识了兰姆萨得和杰里。兰姆萨得是一个个子高大的家伙，皮肤黝黑。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系着围巾走进音乐酒吧，然后跳上舞台，唱起歌来。他前额宽大，嗓音浑厚深沉。他一边唱一边对人们叫道：“要去天堂不用死，先吃医生的虎狼药，然后再喝威士忌。”他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他作着鬼脸，浑身扭动，花样不断。他跑到我们桌旁，冲我们叫道：“太棒了！”然后他跌跌撞撞地冲到街上，闯进另一家酒吧。一个名叫康尼·乔唐的疯子接着唱了起来，他不停地挥手擦着汗，对着话筒象个女人一样尖叫着。半夜的时候你总能在杰姆逊酒吧看到他在听疯狂的爵乐士，面前放着一杯酒，无精打采地坐着，一双大眼睛茫然地盯着前方。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癫狂的音乐家。在圣弗兰西斯科，几乎人人都吸毒。这里是大陆的尽头，没有人会来管你。我和狄恩就这样在圣弗兰西斯科闲逛着，直到我该回家，准备下一次的GT测验。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到圣弗兰西斯科。凯米尔想让我离开，狄恩对一切都无所谓。我买来了面包和肉，做了10个三明治，准备再一次跨越全国。在我准备到达科他时，他们已经有点厌烦我了。我走的前一天晚上，狄恩疯疯癫癫地不知从商业中心的什么地方找到了玛丽露。我们开车穿过海湾，转遍了整个里奇蒙，找到了一家黑人爵士音乐厅。玛丽露进去坐了下来，一个黑人把椅子从她那里拿开，然后猥亵地笑着靠近她。我也走了进去，狄恩满头是汗地站在一旁。这就是结局。我想走了。
　　清晨，告别了狄恩和玛丽露，我便踏上了开往纽约的巴士。他们想吃几个我的三明治，我告诉他们不行。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时刻。我们大家都在想或许再也不能互相见面了，但是，我们也都满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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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春天，我从退伍军人助学金中支了一笔钱，然后去了丹佛，想在那里定居下来。我象一个孤独的老人一样，住在美国的中部。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没有芭比·罗林斯，雷·罗林斯，蒂姆·格雷，贝蒂·格雷，罗兰·梅奇，狄恩·莫里亚蒂，卡罗·马克斯，埃迪·邓克尔，罗伊·约翰逊，汤米·斯纳克，这些人一个也没有。我终日徘徊在卡尔提斯街和拉瑞默街，有时到水果商场找点活干。1947年我曾经在那里干过活，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工作。我和几个日本小伙子必须用一个撬扛把一只装满西瓜的大箱子搬到100码以外的铁路上，而每拉一下只能移动四分之一英尺。我们不断把箱子从结冰的冷藏室里搬到强烈的阳光下，一冷一热，禁不住直打喷嚏。上帝啊，真不知道这样干是为了什么。
　　我在黄昏的血色中踽踽而行，感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忧郁的黄昏大地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我慢慢地走过温得萨旅馆，狄恩和他父亲在大萧条的30年代就住在这里。我四处搜寻着想象中的往昔那个可怜的带着传奇色彩的白铁工的影子。
　　夜晚，丁香花的气息扑鼻而来，我漫步在第27街和丹佛的黑人聚居区，全身的肌肉隐隐作痛。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病人。对我来说，白人中最好的工作也太不够味，没有乐趣，缺少刺激。在一个小饭馆里，有人在卖用纸包着的又热又红的辣椒干。我停下来买了一点儿尝尝，然后继续在神秘的夜色中行走，我希望我是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是一个穷困、勤劳的日本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人，但我现在却令人沮丧的只是一个“白人”。我的全部生活都是为了实现白人的抱负，这就是我要抛弃象特里这样的好姑娘的原因，从路旁的墨西哥人和黑人住宅的游廊里，传来轻声的低语，偶尔有几个肉感的姑娘迈着黑黑的大腿从玫瑰树后面走过，不时闪过几张黑色的面孔。孩子们则坐在躺椅里，象老人一样。一群黑人妇女从我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一位象是她母亲的老妇，冲着我跑了过来。“您好，乔！她猛然发现我不是乔，便羞涩地跑了回去。我真希望我就是乔，但我只是我，索尔·佩拉提斯。在这个温柔的难以忍受的夜晚，无精打采地徘徊在平静的夜色中，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快乐、真诚、热情奔放的黑人。这些不饰边幅的邻居让我想起了狄恩和玛丽露，他们从孩提时代就熟悉这些街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找到他们呀。
　　沿着第23街往下走，一群孩子正在进行一场垒球比赛。巨大的照明灯照亮了整个球场，每个人都很卖力。参加这个奇怪的球赛的人五花八门，有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和纯种的印第安人，这些小运动员都穿着运动服，神情认真地玩着球。在我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象这样的夜里，在灯光照明下，在家人、女朋友和邻里的孩子面前进行体育活动，这类活动总是在学校里，集中地、表情严肃地进行，根本没有这些儿童特有的乐趣。现在，这一切对我已经太迟了。我坐了下来，旁边是一个老黑人，显然他每晚都来观看比赛；紧挨着他的是个白人，一个个不太高的运动员；然后是一家墨西哥人，然后是一群女孩子和一群男孩——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噢，那天晚上的灯光是那么令人伤感！年轻的投手看上去就象狄恩，坐在那里的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看上去则象玛丽露。这就是丹佛的夜晚，我过去的一切都统统消失了。
　　大街对面，几家黑人全家懒洋洋地坐在台阶上。聊着天。透过树丛，可以看到繁星满天的夜空。有时，他们去看看比赛。大街上，汽车穿梭如流，街角的交通灯红了，它们便停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骚动不安的气氛，这是真正快乐生活的颤音，这种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失望，不知道什么是“白人的悲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老黑人的口袋里装满了一罐啤酒，他不时地打开喝一口，旁边一个白人老头妒忌地瞟着啤酒罐。我真想死掉算了！我急忙从那里走开。
　　我去看望我以前认识的一位有钱的姑娘。到了早上，她从丝绸钱袋里取出一张100元的支票，说：“既然你那么向往到圣弗兰西斯科的旅行，拿着这个去寻找你的快乐吧。”这下，我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我花了11元钱坐上了一辆到圣弗兰西斯科的旅行汽车，又开始了横跨大陆的旅行。
　　两个家伙开着车，他们说他们是拉皮条的。另外两个人和我是乘客，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一门心思想着最终的目的地。我们的车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城市。在穿过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的大沙漠时，在沙漠之上，在被太阳照射成金色的云层中，我看见了上帝，他似乎在伸出手指对我说：“穿过这里，一直向前。你们正走在通向天堂的大路上。”噢，好吧，我们一直向前。直到一个午夜，我又一次看见了伸向海湾的圣弗兰西斯科这个神奇的城市。我立即跑去找狄恩，如今他有了一幢小寓所。我急于想知道现在他在想什么，发生了什么。以前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什么也不抱怨，只是向前走。凌晨两点，我敲响了他家的门。
　　他一丝不挂地急忙出来开门．他还睡眼惺松，一定以为是总统在敲他的门。“索尔！”他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我没有想到你真的会这么干。你终于到我这里来了。”
　　“当然。”我也十分兴奋。“我碰到的事情大多了、你怎么样？”
　　“不太好，不太好。我们有一百万件事情要谈。索尔，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我们想马上就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到来就象是个单调的家庭来了一个不幸的魔鬼。当我和狄恩坐在楼下的厨房里开始兴奋地交谈时，楼上传来阵阵啜泣声，我说的每一件事，狄恩都报以一声压低了的、疯狂的“好！”凯米尔知道出了什么事，显然狄恩已经平静了几个月了。现在，魔鬼来了，他又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她怎么了？”我低声问道。
　　狄恩回答：“她现在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伙计，动不动就又哭又闹，不许我出去看望史利姆·盖尔亚德，我回来晚了就发脾气。但是我要是待在家里，她又不跟我说话，总是骂我是个十足的畜生。”他跑上楼去安慰她。我听见凯米尔哭叫着说，“你是个骗子，你是个骗子，你是个骗子！”趁这个机会，我观察起他们这幢漂亮的住宅来。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木屋，座落在一片住宅区之前。这片住宅区正好建在山顶，可以俯视海湾的风光。这套住宅一共有四间房间，三间在楼上，楼下是一间厨房；厨房的门正对铺着草地的院子，那里有个水龙头、厨房后面是贮藏室，狄恩的那双皮鞋摆在那里，上面仍然沾着一英寸厚的得克萨斯的泥土，那还是在哈得逊驶过布里佐斯河的那天晚上沾上的，当然，那辆哈得逊已经没有了，狄恩没有能力再支付它的费用，现在他什么车都没有了。他们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听着凯米尔这么啜泣真是无法容忍。我们实在受不了了，便出去买了啤酒回到厨房。凯米尔终于睡着了，要么就是瞪着眼睛在黑暗中过了一夜。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能是狄恩终于制服了她的吵闹。
　　我上次离开圣弗兰西斯科之后，狄恩又同玛丽露混在一起。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德维沙特罗寻找她的住处，在那里她每晚换一个海员。他从门缝里偷偷往里窥视，可以看到她的床，看到玛丽露每天早上跟一个男人抱在一起。他跟踪着她跑遍了全城，想证明她是个婊子。他爱她，想追问她，最后他得到了许多绿货，这是它在生意中的名称——绿货，一种未经加工的大麻——就拼命地吸食起来。
　　“第一天，”他说，“我象块木板似地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只是两眼大睁着直视前方。我可以听见脑子里嗡嗡作响的声音，眼前闪动着各种图象，奇妙无比。第二天，我渐渐有了意识，我所做过的、知道的、读过的、听过的和幻想过的一切又重新涌入我的脑海，它被按照一种新的逻辑方式排列起来，因为我什么也不能想，只感到惊奇和激动、我不住说着‘好，好’，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平静下来。这些大麻引起的幻觉一直持续到第三天，我才渐渐理解了所发生的一切，我的全部生活也被决定了。我知道我爱玛丽露；我知道我必须找到我的父亲，无论他在哪里都要挽救他；我知道你是我亲密的伙伴；我知道卡罗是多么伟大；我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的所有事情。从第三天开始，我即便醒着的时候跟前也会出现噩梦的情景，它们全部恐怖骇人。因此我躺在床上时常常双手抱住膝盖，不停地呻吟着‘哦，哦，啊，哦……’，邻居听到后找来了医生。凯米尔已经带着孩子走了，去投靠她的亲戚。所有邻居都来了，他们走进房间，发现我正躺在床上。索尔，后来我带了一点毒品跑到玛丽露的住处，你知道吗，同样的事情在这个蠢货身上发现了——同样的幻觉，同样的混乱，同样的关于生活的最后决定，同样必须忍受的噩梦和痛苦啊！我知道我太爱她了，真想杀了她。我跑回家，把头往墙上撞。我去找埃迪·邓克尔——他已经同盖拉蒂回到圣弗兰西斯科——向他询问我们都认识的一个有枪的家伙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去那个家伙那里拿到了枪，找到玛丽露的住处。我们从门缝向里望，看见她正同一个小子在睡觉，不得不退出去转了一圈。一小时后，我重新回来闯了进去，她独自一人在家，于是我把枪递给她，让她杀了我。她手里拿着枪过了好长时间。我请她给我买副棺材，她不肯，我说我们两人之中必须死一个。她说：‘不。’我就将头往墙上撞。伙计，当时我有些疯了，她会告诉你的，后来她把这些告诉了我。”
　　“后来怎样呢？”
　　“那是几个月以前，你走了以后，她同一个卖旧车的商人结了婚，这个蠢货的丈夫发誓如果找到我就杀了我。如果需要，我会保护自己杀了他的，但我去了圣昆丁。因为，索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为了生活我去了圣昆丁，这就是我的结局。他让我看他的手，由于兴奋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的手在一次可怕的事故中受了伤。“我打了玛丽露。那是2月26日晚上6时的时候——准确地说是6时10分。因为我记得1小时20分钟之后，我就要乘上装货的快船——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了结了一切。现在，听我说，我一巴掌打在她的头上，她倒没什么事，事实上她在大笑，我的手指却断了。医生恶狠狠地给我把骨头接上，这可真不容易，一共用了三块石膏，我坐在一只硬板凳上，足足用了23个小时。最后一块石膏是用钉子穿过我的拇指尖才固定住的。所以，到4月份他们把石膏取下来时，钉子感染了骨头。我得了骨髓炎，后来又变成慢性，开了一次刀，失败了。上了一个月石膏的结果，只是把手指尖切下一截来。”
　　他解开绷带给我看，大概有半英寸长的指甲尖都没了。
　　“以后的事情越来越糟。我必须养活凯米尔和艾米，不得不尽快找到工作。在费尔斯通我干起了修理工，把旧轮胎翻新，然后再把50磅重的轮胎装到车上，这些能用我那只好手来干。但是因为经常碰上那只受伤的手，接好的地方又断了，重新接好以后，又受感染，肿了起来。所以现在只能是我照顾孩子，凯米尔工作，你明白吗？我成了3A级的神经过敏，无拘无束的莫里亚蒂现在成了个没用的窝囊废。他的妻子每天给他打一针青霉素，因为手指化了脓。他开始自暴自弃。他一个月必须喝60千克佛兰芒酒，然后每四个小时吃一片药来平静酒后的烦躁；他必须不停地吃可待因阿斯匹林才能减轻手指的疼痛；必须到外科医生那里去治疗腿上因发炎而引起的肿块；必须早上6点起床，把牙刷干净；必须一周两次去看脚医接受治疗；必须每天晚上喝止咳糖浆；必须不断地擤鼻子保持清洁，几年以前他曾经开过一次刀，所以鼻子的功能都衰退了，在他来回晃悠的胳膊上还缺了一只拇指。唉，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期待还会有幸福和快乐，只想看着可爱的孩子们在太阳底下玩耍。我亲爱的，了不起的索尔，见到你我真太高兴了，我知道，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明天你就能看见她，我那不寻常的妻子。我那个漂亮的女儿现在自己可以一次站立30秒钟。她22磅重，29英寸高，我算出来了，她是百分之三十一又四分之一的英国人，百分之二十六又二分之一的爱尔兰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德国人，百分之八又四分之三的荷兰人，百分之七又二分之一的苏格兰人；百分之一百的奇妙的人儿！”他兴高采烈地祝贺我写完了那部书，它已经被出版商接受了。“我们都理解生活，索尔，我们每个人都在渐渐衰老，渐渐理解了一切。你所告诉我的关于你的生活我非常理解，事实上你现在该去找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姑娘了，你找到以后就去调教，她让她理解你的心，正象我试过的那样，这太难了，我那些该死的女人。操：操！操！”他嚷着。
　　上午，凯米尔将我们两人连同行李一块儿赶了出来。这事发生在我们去叫老罗伊·约翰逊，让他来喝酒的时候。当时狄恩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兴奋地做饭：又跑到后院去洗澡。约翰逊答应开车送我们到米尔城去找雷米·邦克尔。凯米尔从医院办公室下班回来了，沮丧的表情流露出一个女人在生活中所受到的所有折磨。我试图让这个疲惫的女人知道我并不想打扰她的家庭生活，同她打了个招呼，而且尽量热情地与她聊天，但是她知道这是装出来的，也许是向狄恩学的，所以只是微微咧了咧嘴。到了上午，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情景：她躺在床上大哭起来。我听到一半，忽然想上盥洗室，但这只能从她的房间里穿过。狄恩，狄恩，”我叫道，“附近哪儿有酒吧？”
　　“酒吧？”他惊讶地问。他正在楼下厨房的洗涤槽里洗手，以为我要喝酒。我告诉了他我的窘境，他说：“你就一直走过去，她总是这样。”不，我不能这么做，于是就跑出去找酒吧，但是我跑了四个酒吧，里面只有洗涤室、酒窖和漂亮的营业间，只好又回到狄恩那幢危机四伏的寓所里。当我尴尬地笑了笑，溜进盥洗室，关上门后，他们两人开始争吵起来。几分钟以后，凯米尔把狄恩的东西都扔到了卧室的地板上，让他卷铺盖滚蛋。我惊讶地在沙发上看到一幅盖拉蒂·邓克尔的油画，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女人几个月来一直孤独地厮守在一起，谈论着男人们的疯狂。我听到狄恩在房间另一头咯咯地傻笑着，孩子们则在放声大哭。接着，他象格鲁克·马克斯一样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他那断了的大拇指上还缠着白色的绷带，然后他直挺挺地站着，面无表情，没有一丝的暴怒。我又一次看到他拖出那个装着脏衣服的巨大的破箱子，把所有能拿的东西都装了进去，然后拎起这个美国最破的箱子，这个箱子是纸板做的，上面用透明胶贴了几张商标，使它看上去同皮革的一样，但是箱子上布满了裂缝。狄恩把它用绳子捆紧，然后抓起帆布挎包，把东西往里塞。我也把东西往我的包里装。凯米尔躺在床上不停地说：“骗子！骗子！骗子！”我们走出寓所，来到街上，向最近的车站走去。
　　那只拇指变成了狄恩的象征。他不再关心任何事情（象从前一样），然而也可以说他大体还是关心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他属于这个世界，对此他无能为力，到了街道中间，他拦住了我。
　　“现在，伙计。我知道你也许真的很生气，你刚到城市的第一天我们就被赶出来了；所以你一定想我干什么了会落到这样的地步——还带着这些讨厌的东西——嗨！嗨！嗨！看着我，索尔，请看着我。”
　　我看着他。他上身穿了一件T恤衫，一条满是补丁的裤子挂在腰间，脚上是一双破鞋。他胡子也没刮，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缠着绷带的拇指放在胸前（一路上他不得不一直这样），脸上挂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傻乎乎的微笑。他慢吞吞地转了个圈，扫视着四周。
　　“我的眼睛看到什么了？啊——蔚蓝的天。真大呀！”他的身体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他眨了眨眼睛，又用手擦了一下。还有窗户——你看见那些窗户了吗？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窗户。我见到了真正的窗户，里面有几张面孔对着我，他们都被遮住了，所以有些看不清楚。”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一本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拉了拉T恤衫，象个书呆子似的站在街角读了起来。“真的，索尔，我们在往前走时要了解许多东西……”他忽然忘了看书，茫然地望着四周。他很高兴我来了，他现在需要我。
　　“凯米尔为什么要把你赶出来？你准备干什么？”
　　“嗯？”他有些疑惑，“嗯？嗯？”我们反复思考着该到哪里和干什么。我知道这是我的事。可怜的狄恩，这个魔鬼不会再坠落得更深了。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手上的拇指受了伤，身旁是只破箱子。在他没有母爱的疯子一般的生活中，只是象只无拘无束的小鸟，无数次地跨越整个美国。“我们到纽约去吧。”他说，“我们就带着这些东西上路。”我掏出钱，数了数，然后递给他看。
　　“我所有的都在这儿啦。”我说：“一共83元多点。如果你跟我走，我们就到纽约——那以后，我们去意大利。”
　　“意大利？”他的眼睛亮了，“意大利。太棒了——我们怎么去那里呢，索尔？”
　　我想了想。“我能再搞到些钱，从出版商那里我可以得到1000元。我们可以在罗马、巴黎和其他地方结识所有放荡的女人，坐在街头咖啡馆，住在妓院里。为什么不去意大利呢？”
　　“噢，太棒了！”他叫道。他知道我是认真的。他第一次直直地注视着我，因为以前我总是他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自己从来不发表意见。现在，他的表情就象一个人下赌注时估计着自己的机会一样，在他的眼里流露出狂喜的目光，脸上带着一种魔鬼般的表情。他从来没有盯着我看这么长的时间，我也回头看着他，有些发窘。
　　我问了一句：“怎么啦？”问过之后我觉得有点愚蠢。他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用那种目光盯着我。
　　我回忆着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似乎还没有哪件事象现在这样使他如此惊奇。我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我说过的话——“跟我一起到纽约吧，我有钱。”我望着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他仍然盯着我，他的眼光有些茫然，似乎不在看我。这或许是我们之间友谊的关键时刻，他知道我的确用了许多时间考虑他和他的困境。在他陷入极其复杂的痛苦的精神危机时，他更是急于想了解这一点。我们两人之间的许多东西得到了默契。对于我来说这很突然，居然关心起一个比我小5岁的男人来了。在这几年的旅行生活中，他的命运由于我而发生了改变，我只有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中才理解到这一点。此刻他又变得快活起来，说一切都过去了。“刚才那种表情是什么思想？”我问，听到我问这个，他有些不安，十分窘迫，这可真是难得，狄恩也会发窘。我们都感到有一种难以说清而又无法把握的东西。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站在圣弗兰西斯科，影子投射在路边。在凯米尔家隔壁的房子外，11个希腊人站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排成一队，另有一个人走到狭窄的街道对面，手里举着照相机，微笑地看着他们。我们好奇地望着这些人，他们正在为其中一位的女儿举行婚礼。也许在这个充满阳光的早晨，正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发出微笑。他们全都穿戴整齐，但是他们都彼此陌生。也许我和狄恩现在正在塞浦路斯，海鸥在我们头顶的晴空中展翅翱翔。
　　“哎，”狄恩用一种腼腆而动人的声调说，“我们走吧？”
　　“好吧，”我说，“我们到意大利去。”于是他用那条没受伤的胳膊拎着箱子，我拿着其他的行李。两个衣冠不整的英雄在西部沉沉的黑夜中踉踉跄跄地向汽车站走去。
　　我们首先到商业街的一家酒吧，把事情定下来——我们将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狄恩出神地盯着酒吧里的一个老醉鬼。这使他想起了他的父亲。“我想他一定在丹佛，可能又在拉瑞默街转悠。这次我们必须找到他，一定会找到他的，你同意吗？”
　　是的，我同意。我们将要去做一切我们从前没有做过或者从前认为不屑于做的事，我们同意出发前在圣弗兰西斯科痛痛快快地玩两天，然后乘旅行社的车走，尽可能多省点钱，狄恩宣称他不再需要玛丽露了，尽管他仍然爱她。我们都认为他将在纽约生活。
　　狄恩在他那件千疮百孔的衣服外面又套了一件运动衫。我们花了10美分把行李寄放在车站寄存处，然后去见罗伊·约翰逊，他将是我们在圣弗兰西斯科两天狂欢时的司机。罗伊已经在电话里答应了，他开车来到商业街的转角，把我们带走。罗伊现在住在圣弗兰西斯科，找了一个职员的工作。他同一位叫多萝窗的漂亮的金发姑娘结了婚。狄恩认为她的鼻子很长——不知出于什么莫名其妙的理由，这是他最满意她的地方——但是她的鼻子一点儿也不长。罗伊·约翰逊是个瘦瘦黑黑的漂亮小伙子，脸上布满雀斑，头发梳成大波浪，他不停地用手把头发从头的两侧向后捋着。他的脸上常常挂着徽笑，很容易与人相处。显然，他的妻子多萝酋为了他作我们司机的事同他吵过了，但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既然已经答应了我们，他就不想出尔反尔，结果，他只得以沉默来应付这一切。他开车带着狄恩和我，白天黑夜不歇气地在圣弗兰西斯科兜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不断地闯红灯和急转弯来向我们暗示是我们使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处在他的新婚妻子和过去那帮老朋友中的头领之间，左右为难。狄恩高高兴兴地坐在车上，泰然自若。我们谁都没理罗伊，只管坐在车后瞎扯谈。
　　接下去，我们来到密尔市，看看是否能找到雷米·邦克尔。我惊讶地发现海湾里那艘“阿德米尔·费比”号旧船不见了，雷米自然也不会在岸边那座房子里了。开门的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姑娘。狄恩和我跟她谈了好久，罗伊·约翰逊等在车里，读起了《巴黎的秘密》。我最后看了一眼密尔城，知道追忆过去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决定去看望盖拉蒂。在丹佛，埃迪又把她抛弃了。如果她现在还没有把他找回来，事情可就麻烦了。我们看到她正盘腿坐在富有东方色彩的地毯上，面前摆了一副纸牌，正在算命。她可真是个好姑娘。我看到了埃迪·邓克尔一直住在这里的迹象，只是由于心情骚动和不耐寂寞又离开了。
　　“他会回来的。”盖拉蒂说，“这个家伙离开我就照顾不了自己。”她气恨恨地望了一眼狄恩和罗伊·约翰逊。“这次是汤米·斯纳克让他出去的。他来之前埃迪一直很快活地工作着。我们出门旅行，过得很幸福。狄恩，你一定了解，他们在盥洗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埃迪坐在马桶上，斯纳克坐在凳子上，不停地聊呀聊呀，尽谈些无聊的事情。”“
　　狄恩笑了起来，这几年他一直是那帮人的领袖，现在他们开始模仿他了。汤米·斯纳克满脸络腮胡子，他张着那双忧郁的碧蓝的大眼睛跑到圣弗兰西斯科来找埃迪。在丹佛的时候，由于一次不幸事故，汤米的小手指被锯掉了，他因此而得到一笔钱。他们莫名其妙地决定给盖拉蒂留一张纸条，然后到缅因州的波特兰去了。斯纳克有一个姨妈住在那里。所以他们现在要么正在穿过丹佛，要么已经到波特兰了。、
　　“等汤米的钱用完了埃迪就会回来。”盖拉蒂看着手中的牌说道，“这个该死的傻瓜，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干。他应该知道我爱他。”
　　在阳光的照射下，盖拉蒂坐在地毯上，看上去活象希腊姑娘；她的长发拖到地板上，盖住了预告命运的纸牌。我渐渐地喜欢上了她。我们甚至决定那天晚上一起出去听听爵士乐。狄恩还要带一位六英尺高的金发女郎，名叫玛丽。
　　那天晚上，盖拉蒂、狄恩和我去接玛丽。这个姑娘住在一间公寓里，她有一个小女孩，还有一辆勉强能跑的旧车。狄恩和我不得不把车推到路上，姑娘们则坐在车里乱叫。我们来到盖拉蒂的家，围坐成一圈——玛丽和她的女儿、盖拉蒂、罗伊·约翰逊和他的妻子多萝茜——大家坐在堆满家具的房间里，闷声不响。我站在墙角，在圣弗兰西斯科我保持中立。狄恩站在屋子中间，缠着纱布的拇指举在胸前，“真他妈的，”他笑着说，“我们的手指头都没了——嗨，嗨，嗨，嗨！”
　　“狄恩，你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盖拉蒂说，“凯米尔打电话来说你抛弃了她。难道你没有想过你还有一个女儿吗？”
　　“他没有抛弃她，是她把他赶出来的！”我打破了中立叫道，他们都愤愤地盯着我。狄恩咧了咧嘴。“带着这种手指头，你们想想这个可怜的家伙还能干什么？”我又补充了一句。他们盯着我，尤其是多萝茜·约翰逊，她不怀好意地一直看着我。我望着窗外晚风吹过的街道，真想出去听听著名的圣弗兰西斯科的爵士乐。要知道，我在这个城市里只能待两个晚上。
　　“我认为玛丽露离开你是非常非常明智的，狄恩。”盖拉蒂说，“你从来不对别人负责，现在仍然如此，你做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说。”
　　他们围坐在那里，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狠狠地盯着狄恩。他站在他们中间的地毯上咯咯地笑着。他只是咯咯地笑，甚至还手舞足蹈起来。我突然意识到，他所有那些不同凡俗的行为举止使他变得那么天真、无知和神圣。
　　“除了你自己和你那该死的寻欢作乐，你根本不考虑其他人。你所想的只是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多少钱和快乐，然后就把他们抛到一边。实际上你简直愚不可及，你从来没想过生活是严肃的，每个人都在干着什么来代替无聊。”
　　这就是狄恩，纯洁的无知。
　　“今天晚上凯米尔的心都要哭碎了，但是她一分钟也没有想过要你回去，她说她再也不想见到你，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但是你却站在这里，作出了副愚蠢的样子。我想你心里根本没有考虑这一切。”
　　这不是真的，我知道得很清楚，风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但我并不想这么做，我真想走过去抱着他说，看看吧，你们这些人，要记住一件事，这个家伙也有他自己的烦恼，然而他从不抱怨，他只是用他自己来带给你们这些人他妈的一点快乐。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你们可以把他送到行刑队去，反正你们一直都想这么干……
　　然而，这些人里只有盖拉蒂·邓克尔一个人不怕狄恩，她平静地坐在那里，皱着眉头，在大家面前指责着狄恩。我继续听着。
　　“现在你要和索尔到东部了。“盖拉蒂接着说，“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现在你走了，凯米尔不得不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样怎么能保住工作？但是她再也不想看见你了。我不责怪她。如果你在路上看见埃迪，告诉他回到我这儿来，否则我会杀了他。”
　　这可真干脆，我觉得这是最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一个夜晚，我仿佛是在噩梦中与许多奇怪的兄弟姐妹在一起。每个人平静了下来，狄恩仍然站在大家商前，破衣烂衫，身无分文，幼稚无知。在灯光的照射下，他那瘦瘦的面颊流满了汗水，而且微微有些颤抖。我相信人们一定以为从他身上获得了巨大的发现。他们有些疑惑和恐惧。他垮了——从肉体到灵魂都垮了。他在想什么？他竭尽全力想告诉我他正在想的一切，其他人妒忌地望着我，他们妒忌我能在他身边，妒忌我能保护他，能同他一起喝酒，他们也曾经想这样做。在这个西海岸的夜晚，我这个陌生人在干什么？我不愿想下去。
　　“我们要去意大利。”我说。房间里有一种奇怪的气氛，因为姑娘们正象母亲看着她最宠爱、最淘气的孩子一样凝视着狄恩，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能平心静气地应付这一切。他一言不发地走出房间，在楼下等着我们。我从窗户中望去，他幽灵一般地孤独地站在门口，凝视着街道。痛苦、指责、劝导、说教等等都跟在他后面，他的前面则充满了坎坷和疯狂。
　　“快来，盖拉蒂，玛丽，我们到爵士乐酒吧去看看。忘了那些东西吧，狄恩总有一天会死的，那时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他死得越快越好。”盖拉蒂毫不迟疑地对房间里的其他人说。“那太好了。”我说，“但是现在他还活着，我敢打赌你想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因为他有许多秘密我们都无法发现，除非把他的头劈开。如果他发疯你不必担心那不是你的事是上帝的事。”他们不同意，他们说我一点儿也不了解狄恩，他们说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无赖，我总有一天会后悔的。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这么抗议。罗伊·约翰逊出来对女士们说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狄恩，狄恩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甚至可以说是供人消遣的家伙。我出去找到狄恩把这些告诉了他。
　　“啊，伙计，别去管他，一切都会好的。”他两手摩挲着肚皮，舔了舔嘴唇。
　　姑娘们下来了，我们又要度过一个喧闹的夜晚。我们把车开到路上，准备出发，“嗨！我们走吧！”狄恩叫道。我们都跳上了汽车。在这个温暖、骚动的夜晚，一个男高音狂放的歌声从街道对面的一个酒吧中传来。“嗨一哈！嗨一哈！”同时还有人跟着节奏在拍巴掌。“快走呀！”狄恩带着他那受伤的拇指首先穿过街道，嘴里还喊着“加油，伙计，加油！”一群黑人穿着夜礼服在喝彩。那个男高音歌手旁若无人地站在那里唱着，歌声令人陶醉。姑娘们不愿同狄恩和我在一起，开着玛丽的车走了。“现在，罗伊，”狄恩说，“我知道你今晚在你老婆那儿会遇到麻烦，但是我们必须马上赶到第46街去，否则一切都完了。明天早上索尔和我就要动身去纽约，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晚上的寻欢作乐，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当然，罗伊·约翰逊不会介意，他只会开车闯红灯。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家睡觉。
　　在酒吧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名叫华尔特的黑人。他邀请我们到他家喝杯啤酒。他住在一套公寓里，我们走进去时她的妻子已经睡着了。房间里唯一的灯就在她睡着的床的上方，我们不得不站在一把椅子上把灯打开，他的妻子躺在那里，脸上挂着微笑。狄恩去开灯时，眼睛不停地眨着。她大概比华尔特大15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从来不问华尔特去哪儿啦，什么时候回来诸如此类的事情。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来到厨房，围坐在一张破桌子周围，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清晨，我们该走了，于是重又回到卧室把灯关上。华尔特的妻子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微笑着。
　　来到街上，狄恩说：“你瞧，伙计，这才是真正的女人。不挑剔，不抱怨，那么温柔。她的男人可以在晚上随便什么时候，和随便什么人进来，在厨房里聊天，喝啤酒，然后随便什么时候离开都行。”我们醉醺醺地走了。这个令人兴奋的一夜就这样结束了。一辆巡警车可疑地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在第3街的一个面包房里买了几个刚炸出来的面饼圈，就站在灰蒙蒙、脏兮兮的街上吃了起来。一个衣著讲究，戴副眼镜的高个子家伙同一个戴着司机帽的黑人蹒跚着走了过来。他们真是奇怪的一对儿，一辆卡车从他们身边经过，那个黑人兴奋地指指点点说着什么，高个子白人则偷偷摸摸地在数钱。“这可又是老布尔·李。”狄恩哈哈大笑他说，“不停地数钱，对什么都提心吊胆。”
　　我们困得直想睡觉。到盖拉蒂·邓克尔那里已经不可能了。狄恩认识一个叫欧内斯特·伯克的铁路司闸员，同他父亲一起住在第3街的一家公寓房间里，狄恩原先同他们混得很熟，但是后来却不行了。我必须去说服他们让我们睡在地板上，这个任务太让我为难了。吃完早饭，我打了一个电话，是伯克的父亲接的电话。他听他儿子说起过狄恩，出乎我们意料，他居然答应我们去住。这是圣弗兰西斯科一个破旧的寓所。我们上了楼，老人很客气地把整张床都让给我们。“我也该起床了。”他说着，走进狭小的厨房去烧咖啡，然后，开始讲起他白天在铁路上的事情。他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坐在那里，倾听着他所说的一切。狄恩一点儿也没听，他在刷牙，对于老人的叙述，只是哼哼唧唧地点着头，最后我们都睡着了。上午，狄恩和我起床时，欧内斯特正好下班回来，他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老伯克先生已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的中年人，他穿了一件绿色的花呢西装，帽子也是绿色花呢的，西装翻领上还粘了一朵鲜花。“这些风流的圣弗兰西斯科的老司闸员个个穷得叮当响，可是仍然对他们的生活充满渴望。”我在盥洗室对狄恩说，“他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在这里睡上一觉。”
　　“那当然。”他心不在焉他说，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出去找一辆旅行汽车。我的任务是赶到盖拉蒂·邓克尔那里去取我们的包。她正坐在地板上，用纸牌算命。
　　“再见，盖拉蒂，我希望你万事如意。”
　　“等埃迪回来后，我每天晚上都要带他上酒吧，让他在那里把疯劲发完。你说该怎么做，索尔？我真不知道怎么做。”
　　“纸牌里说些什么？”
　　“那张黑桃A离他很远，红桃牌总在他周围——红桃皇后就在旁边，看到这张黑桃J了吗？那是狄恩，他总在附近。”
　　“一小时以后我们就要动身到纽约了。”“总有一天狄恩会这么干的。他最好永远别回来。”
　　她让我带上一件雨衣和剃须刀。我跟她道了声再见，然后拿着包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辆普通的定线出租车，你随便在那儿都能叫到，然后花上15美分，就能到你想去的地方。在这种车里你只能象在巴士里一样挤在乘客之中，但是可以象在私人汽车里一样聊天、说笑话。街道上，孩子们在玩耍，下班回家的黑人大呼小叫着，满面灰尘，兴致勃勃。到处都充满了活力，这才是美国真正最令人激动的城市。头顶上碧蓝的天空和雾气氤氲的大海到了晚上令人产生无穷的欲望，我讨厌离开。我在这里只停留了60多个小时，我和疯疯癫癫的狄恩到处乱跑，也没顾得上仔细看看。下午，我们的车开始向东进发。
　　开车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鸡好犯，他戴着一副墨镜，开起车来十分谨慎。他要回在堪萨斯的家去。狄恩称这辆车是：“散了架的普利茅斯”，它开起来慢慢腾腾，有气无力。“真是辆女人车！”狄恩在我耳边悄悄说，车里还有两位乘客，是一对夫妻，他们一点儿不象在旅游，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想停下来睡觉。第一站将是萨克拉门托。我和狄恩坐在后座，旁若无人地聊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这么详细地向别人谈论我的生活。我告诉狄恩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己手里拿着一把大砍刀坐在车里，把路边的所有树木和灯柱都砍断，甚至要削平每一座山峰。“是的！是的！”狄恩叫道，“我过去也常常想这么做，只是用的刀不同——告诉你这是为什么，要跨越西部辽阔的土地，我需要长得多的刀，它必须能够切断山脉，削平山峰。哦，伙计，我得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有这把刀了。那是在大萧条时期，我和父亲连同另外一个他妈的叫化子到内布拉斯加卖苍蝇拍，赚了点钱，我就是用那钱买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做苍蝇拍的吗？我们买来普通的旧窗纱和一堆铁丝，然后用手弯，再用小块的蓝布或者红布把边包起来，花5到10美分就能做一把。我们一共做了几千把，然后拿到内布拉斯加的每一户农场工人家里去卖，许多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