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战略（上）
作者：陈宗胜 高玉伟
图1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演变
　　说明：（1）纵轴为家庭人均收入（人民币元），横轴为某一收入水平对应的人口比重；（2）人均GDP数据均调整为2010年价格，并按2010年兑美元汇率加以换算。
图2 2010年辽宁、上海、北京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正在从“金字塔形“转变为“葫芦形”，近期不可能很快实现“橄榄形”，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国当前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经济发展因素和体制改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一个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演变过程。许多学者从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变动趋势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如此角度的“收入差别轨迹”研究，虽然能够清楚地表明居民收入差别在二元结构转换中的总体变动情况，但却不能直观地显示出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变化。因此，还需要从一定收入水平组对应的人口比重即“收入/人口分布”的角度，进一步研究收入分配格局。
　　从“飞碟形”到“金字塔形”的
　　收入分配格局
　　根据研究需要和资料可得性，我们从“收入/人口分布”这一角度，分别画出了、、年的收入分配格局图形（图1）。
　　由对比可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是比较平均的，而且居民收入水平非常低下，基本都处在最低收入阶层——全体居民都集中在人均收入一万元以下的范围内，在图上都处于接近横轴的位置，呈现为扁圆的“飞碟形”。出现这种收入差别过度平均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收入水平过低，经济不发达，“馅饼”太小，居民相互之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而收入差别过度平均，反过来又抑制人们的积极性，从而抑制了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社会就是陷入了这种“低水平恶性循环”中。问题的核心是，想方设法发展经济，做大“馅饼”，关键措施在于保持全体居民收入不下降的前提下，允许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先富起来，适度拉大差别，刺激经济增长。于是，这样的收入差别扩大，是发展中、增长中的扩大，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分配关系。“飞碟形”图形直观清楚地表示了这种关系。
　　一旦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施以后，情况就逐渐出现了变化。图中可形象地看到，“飞碟形”的“天线”愈来愈长、愈来愈粗，即收入分配格局由扁平的“飞碟形”逐步转变为“金字塔形”：较高收入者愈来愈多，相应地，较低收入众数组的比重逐渐减小，到1990年，已有少数人口的收入超过10000元，到2000年，则有部分人的收入达到30000元。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大幅增加，2010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109元、5919元，分别是1995年的3.66倍、2.71倍，其中最高收入者达到50000元甚至更多。同时，人们的收入差别在收入提高中逐步扩大。
　　这里，需要对“众数组”的概念略加解释。所谓“众数组”，是指收入水平相对比较接近的人口比重最大的组别。通常，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各个收入阶层的人口比重都是不同的，其中总有一个是相对比重最大的组，称其为“众数组”（如果有第二大的组别，则称为“次众组”）。众数组的比重大小和位置，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形状。
　　利用众数组的概念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分析，
1990年以前，按年人均收入水平10000元（1773美元）测度，几乎全部居民（众数组的比重最大）都处于这一水平之下（那时的“万元户”是最高收入阶层），因而是高度平均的“飞碟形”，如图1中最左边的图形；以后各年随着经济发展，高收入人群逐年增加，而低收入的众数组的比重逐步减小，比如1995年为95.8%，2002年为90.6%，2005年下降到80.2%，2010年则降至59.4%。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当然，金字塔的形状也在变化，基座逐步收窄（“变瘦”），塔尖越来越高，随着收入超过10000元居民比重的不断上升，中部和上部不断加宽（“变胖”）。特别是2000年后的几年，人均收入超过24000元的高收入居民比重从2002年的2.6%，上升到2005年的6.7%，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10.2%，2010年则已达18.7%。中高收入阶层比重相对于低收入阶层比重的逐步扩大，使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从“飞碟形”加速向“金字塔形”演变。
　　然而，从演变过程的趋势性特征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使得收入分配格局衍生出新的现象，即出现一个不同于众数组的“次众组”，从而使得收入分配格局整体上呈现为“葫芦形”。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现象，因为它涉及到我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当前的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格局会向什么方向演变，从而也涉及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葫芦形”的收入分配格局或成趋势
　　为了谨慎起见，可以进一步考察我国代表性省份的情况。整体上，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6000多美元的水平，但有些省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因此在全国整体更高收入水平的连续时序资料不具备的前提下，可以参考不同发展水平下有关省份的情况。为此，我们根据资料可得性，选取几个省市。
　　在选取的省市中，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相当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的贵州、安徽两省中，其居民年人均收入低于12000元的比重分别达到78%、70%，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结构；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相当于中上收入水平）的河南、湖北、福建、辽宁、内蒙古和江苏等省市，其居民年人均收入低于12000元的比重分别为71%、72%、46%、61%、58%、42%，其中除了河南的收入分配格局仍然接近金字塔形，其他多个省份的收入分配格局均在“金字塔形”的基础上演变出新的类似“葫芦形”特征，特别是辽宁的情况很具典型性（图2）。
　　再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北京和上海两市，它们居民人均收入低于12000元的比重分别只有14%、8%，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似乎差别较大的特征，值得稍加分析。首先，这两个城市的人均GDP都超过1万美元，可以作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待，即作为中国经济进入中上以至更高收入水平的代表。其次，两城市中的一个即北京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初步呈现出某种两头尖中间大的特征，似乎预示着我们期待的格局——“橄榄形”的出现。然而，比北京收入水平更高些的上海却仍旧显示着较明显的“葫芦形”特征。为什么其周边仍有近20%的真正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的北京市，比只有不足10%农村人口且人均收入水平更高的上海，显示出更加先进的收入分配格局？究竞哪个城市更可能代表中国正在进入的中上收入阶段的趋势？这需要我们通过分析做出判断。
　　有关数据表明，北京作为首都，其常住人口的1/4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外来人员，而这些外来人员大多是收入很高的企业家、白领、官员等。上海虽然也有1/5多是国内外迁移人口，但大多是南方周边地区城乡人口的集聚，其收入相对较低。这样看来，正是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优势，吸引了更多富裕人口，不仅抵消了北京农村人口较多的不足，而且使其整体上呈现出中等富裕人口比重更多的特点，不同于上海吸收的相对收入较低些的乡镇、农村人口。
　　如此比较可见，虽然北京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图呈现为比较理想的形状，但其背后是政治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并不具有代表性，而上海的分配格局现状的影响因素同全国大多数地区类似，因而更可能代表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即我国整体上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出现“葫芦形”特征，而不是人们期望的“橄榄形”。
　　为什么我国下一步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出现“葫芦形”的结构，而不是“橄榄形”，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这种情况表明，这个社会由一体化的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形态，逐步在平均收入提高中分离为两个众数组，一个为主，另一个次之。其中，大的众数组的主要成份由农村居民构成，而次众组则主要由城市居民构成。如此看来，这种“葫芦形”格局是由于我国特定的、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二元结构造成的，是一种在城乡收入差别过大、城乡户籍制度僵化、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背景下形成的畸型两极结构。这一结构形象地说明中国社会二元反差程度的严重性，说明中国社会中还远没有形成“橄榄形”格局所要求的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还太小。这也预示着我国下一步发展过程中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葫芦形”格局或招致“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葫芦形”格局可能导致此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对于一元主体组成的社会，“葫芦形”格局社会出现了收入组别分化。因此，这首先引致了社会需求不平衡，富裕组可能需要更多侈奢品，而低收入组则仍在为基本需求而努力，这可能误导生产者和供给者，导致供给和产业结构错位、生产和需求失衡；其次，在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其基础设施趋于基本完成，经济社会正由投资推动转为消费拉动，这就需要培育中产阶层以形成消费主体，即形成以中产阶层为消费主体的“橄榄形”格局，而“葫芦形”恰巧是对“橄榄形”的否定，是通过对中产阶层的抑制而得以形成的，因此也抑制了此社会的有效消费需求，造成内需动力不足；最后，“葫芦形”格局也会引发很多有关正义与公平的社会矛盾，导致民粹主义盛行，引发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这些因素的合力无疑都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如陷泥潭。(未完待续)
　　（第一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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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蒙着面纱的恶魔?
————“中等收入陷阱”专题系列研究之一
赵伟 邵宇[i]
近年来，经济崩溃论的信众群体似乎在不断壮大，对未来持有悲观色彩的判断，俨然变成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从地产崩溃论，国际阴谋论、到人口红利或制度红利结束论，对中国将跌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林林种种。事实上，过度悲观或过度乐观的判断都是有失偏颇的。为更加清晰地勾画出中国经济形势的全图景，本文尝试以大家广为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切入，以相对中性的视角，逐步展开分析。
一、中等收入陷阱:一个神秘的漩涡
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
1、给出的划分标准
按照发展阶段的不同，世界银行将主要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四类，通常以人均国民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现实中，由于价格因素的影响，四大组划分的标准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而动态调整的。按照世行2009年的标准，低收入与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与高收入之间区分的阀值分别为人均国民收入995美元，3945美元、12195美元。
表1：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对各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单位：美元）
低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刘世锦（2011），世界银行，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2、中国的发展水平
中国在1997年前后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低收入国家(1997年人均国民收入约800美元)，在2010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约4400美元)，随后的时间里继续赶超。2012年的数据来看，全球人均国民收入大致在略高于1万美元的水平，中国大致略高于6000美元，动态调整后中低收入国家与中高收入国家的分水岭阀值，我们预测大致在人均国民收入4600美元左右，中高收入国家与高收入的分界线预测大致在14000美元左右(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分界线预计在人均国民收入1150美元附件)。由此来看，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出中高等收入门槛30%，但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还有比较远的距离，人均国民收入连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一半都没达到。
资料来源：刘世锦（2011），世界银行，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资料来源：刘世锦（2011），世界银行，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3、不同省市发展阶段的区域分化较大
不同省份的发展阶段不太一样。按照世行对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我国28个省和4个直辖市目前都已经迈过中低收入的门槛。区域上来看，天津已经步入高收入群体，上海、北京处于高收入群体的门槛附近；东部沿海省份中江浙、广东、辽宁、山东、福建等发展较早的省份目前已经处于中高收入群体中人均国民收入偏高的行列，中部省份如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目前处于中高收入群体中人均国民收入偏低的行列；而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甘肃、广西等地目前仍处于中低收入群体。
事实上，上海早在2000年之前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步入高收入群体的省份，05年前后上海的人均GDP仍居国内首位，与北京、天津同处高收入群体；08年之后北京、上海的经济增速略有回落才导致当前格局。
总体来看，东部省市发展较早，目前已经从早期简单粗放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向低耗能、高附加值的集约化增长模式逐步转变，政府定位也从早期的建设型政府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一点从近年来东部省市投资率与经济增速的明显降低中可见一斑。相对应的，这些最早实现发展并最早启动转型的省市，其主导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也在逐步提升。中西部省市仍处于后发经济典型特征的“追赶”期，这一点从投资率与经济增速上表现的非常明显。
图 3：2012年各省直辖市所处发展阶段与经济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刘世锦（2011），世界银行，Wind，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图 4：2012年各省直辖市所处发展阶段与投资率对比
图 4：2012年各省直辖市所处发展阶段与投资率对比
资料来源：刘世锦（2011），世界银行，Wind，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
1、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与内涵
谈完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分类标准之后，我们再来谈谈“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与内涵。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描述的是后发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模式不可为续，学习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方式技术进步又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消失、增速大幅波动或长期陷入停滞，早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并集中爆发。这使得整个国家如同陷入了一个漩涡，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无法真正意义实现转型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而转型陷入失败。国际经验来看，后发经济体从低收入向中低收入迈进的过程，通常“追赶效应”占主导；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前期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会不断加剧并逐步爆发，最容易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智力等拉家，以及亚洲国家中的等国。拉美国家的案例大家探讨的比较多，这也是为何大家经常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理解为经济拉美化风险的缘故。
图 6：拉美四国人均GDP历史走势:
资料来源：刘世锦（2011），世界银行，Wind，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2、“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案例
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四国的例子讲的比较多，四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也都较为坎坷。其中，阿根廷在1960年之前即已经步入高收入群体，但是经济发展的整个历程非常波折，1963年前后至今一直处于中等收入群体，200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甚至一度跌至中低收入国家。墨西哥、智利在1960年前后已步入中高收入国家，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路程也不顺利，墨西哥1987年前后经济大幅波动并在此跌入中低收入国家，1989年才重回中高收入群体；智利在1975年前后也出现经济显著回落并跌回中低收入群体，1982年和1983年再次出现经济显著回落，并导致1983年至1990年时段持续停留在中低收入群体。巴西在1960年前后步入中低收入国家经过十多年时间的发展大致在1973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但在1980年代之后的较多时段经济发展滞缓，1983年、2001年和2002年一度重新跌回中低收入群体。
阿根廷的例子讲的比较多，阿根廷整个经济的发展状态一直很不稳定。早在1960年之前阿根廷就已进入高收入群体，但随后又掉回中等收入群体，截至目前仍未能重返高收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阿根廷可谓命运坎坷:政治层面，经历1983年的民主化运动及随后军方势力的反扑、以及一段时期的政治动荡；政策层面，经历了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及其他金融自由化手段，但随后不久因经济金融体系的瘫痪而紧急叫停，并于1983年和1985年两轮启动货币改革方案[i]，最终被迫1991年开始重启固定汇率制，紧盯美元且可以自由兑换；经济层面，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恶性通胀，整个80年代都陷入恶性通胀的泥潭，通胀率最高的1989年超过3000%，最低的1986年也有74%，加上本世纪初债务危机的爆发[ii]等，一半以上的时间经济陷入萧条或不断萎缩的状态。
图 7：阿根廷的人均GDP及实际GDP增速
资料来源：Wind，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图 8：阿根廷的GDP平减指数
资料来源：Wind，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ii1975年至1982年间，阿根廷的M2每年平均增长178%，M2与名义GDP之差平均为175%；1982年至1987年间M2每年平均增长352%，M2与名义GDP之差平均超过300%；1987年至1990年间M2每年平均增长超过1260%，M2与名义GDP之差每年平均超过1240%
iii与中国浓厚的储蓄倾向不同(中国近年储蓄率在50%左右)，阿根廷人天生不爱储蓄，正常年份不及中国的一半，而且在持续高通胀的背景下，储蓄率还出现了趋势性的下移，截止1990年已下降至15%左右(图9)。为拯救低迷的国内经济，在国内资金供给不足的背景下，阿根廷更多转向了外部融资，这使得阿根廷的外债规模迅速攀升。1991年上半年的时候阿根廷的外债总规模还不过1亿美元，截止债务危机爆发前的峰值2001年3季度已达到接近1000亿美元，10年时间提升了近千倍(以国际债券和票据的未偿余额计，图10)；占当年GDP的比重约40%。在大规模外债及外资流入的背景下，阿根廷的人均GDP增速迅速爬升至5000美元以上，并一路上行，直至2001年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再由人均7000美元以上跌回3000美元以下(部分归因于本币的迅速贬值)
亚洲国家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马来西亚的表现最为明显。马来西亚在1963年前后进入中低收入群体，并出现了较长一段时期GDP年均7%以上的经济快速增长期，1978年前后一度冲入中高收入群体，但随后在1985年前后经济陷入停滞，重新回到中低收入群体，并于1991年前后才再度回到忠告收入群体。
图 9：亚洲七个后发经济体人均GDP走势:
资料来源：Wind，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图 10：亚洲七个后发经济体人均GDP走势：
二、模糊的界定，提示或然的风险
两次世界大战带给全球的不仅是破坏，还有新的全球经济格局。随着美国的崛起，全球经济逐渐演化的故事变成，只有加入了美国主导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全球产业链条中，才有机会分的全球化大生产的一杯羹。但是，后起国家在享受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同时，如果没有培育起国内的核心竞争力，国内产业链过于单一，就会导致在享受全球化盛宴的同时国内经济的脆弱性不断增强，在谋求升级的时候又经常会遇到先发国家的技术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与修正、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以及先发国家经济短周期回落的拖累等种种制肘。最终导致，这些国家挣扎在中等收入阶段，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只能陷入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低端产品或服务生产环节。从这种意义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更多阐释的是经济转型失败的风险，或者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无法实现升级或升级失败的风险。
(一)“中等收入陷阱”提示的是转型升级失败的风险
1、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
从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区间向中低速增长区间的下台阶是必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区别在于，经济增速的回落是由于转型失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的下台阶，还是在成功步入高收入群体之后、随经济驱动因素转向技术创新而出现的“自然”回落。蔡洪斌(2011)将经济发展阶段分成三个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与创新驱动。认为，发展初期，低廉的要素成本使得后发国家很容易通过要素驱赶阶段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该阶段的经济增长会带来社会流动性变差、资源配置低效，经济效率难以提高等问题，并导致经济长期发展停滞。也有学者将后发国家发展的三阶段归结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认为，第一个阶段的驱动力在于低廉的要素价格、第二阶段在于通过购买先发国家的技术或产业链，最快速度的形成产业规模与效率提升，第三阶段实现与先发国家发展水平的趋同。“中等收入陷阱”往往发生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或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
2、“陷阱”反映的是在全球分工定位上的停滞或倒退
我们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加深入的背景下，很多国家仍处于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的境况，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的低收入国家等陷入贫困问题的地区，这些国家因为贫困而衍生出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等，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的发生，导致长期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解脱，学界又将其称为“低收入陷阱”。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全球化分工体系日渐成熟，后发国家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充分利用初始禀赋优势，可以实现较快经济增长。除中东等典型资源国之外，多数生产国特征更明显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的历程更多意义就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演变的历程。
进入全球化分工体系的早期，低廉的要素成本使得他们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利用国外技术实现早期“追赶”。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进出口贸易对国内经济的贡献不断提升，国内经济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由早期初级产品加工为主，逐步形成较完备的加工贸易产业链。但总体来看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上相对低端的位置，贸易结构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会逐步下降，前期积累的社会、环境等各种问题会集中爆发。若要在全球分工链条上实现更进一步的升级，进一步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附加值，则必须向技术开拓、创新驱动逐步转型。后发国家中由于制度设计、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天然缺陷，使得他们在这个跨越期往往会陷入较长一段时间的纠结、倒退、甚至可能一蹶不振，像步入进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之前的“低收入陷阱”一样进入另外一个“漩涡”，即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讲，“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都可以认为是反映了在全球价值分工链条上升级不成功的结果。
图 11：落入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增速表现
资料来源：刘世锦（2011），Maddison（2010），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图 12：不同发展阶段“收入陷阱”：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视角
资料来源：刘世锦（2011），Ohno（2009），曾尊固等（2003），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二)“中等收入陷阱”提示或然风险，并非必然结果
1、中等收入陷阱提示的是一定发展阶段的或然风险
事实上，换个角度来讲，“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提示的是一个或然的风险，而非必然的结果。人均GDP进入风险区间，不必然就会陷入经济增长长期滞缓的“泥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由早期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加工贸易为主，逐步向技术与创新驱动的生产性活动、金融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转型，都在较短时间内就比较顺利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群体。其中，和香港分别在1960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1980年前后分别进入或接近高收入群体，但在高收入门槛上下停留了有5年以上时光，随后伴随着政治制度层面由专制或威权逐步转向民主、经济体制层面由传统加工制造转向商贸与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贸易，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此同时两个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上的地位也出现了明显抬升。与香港和新加坡有所不同，台湾和的发展略微滞后一些，台湾和韩国分别在1976年至1978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群体，分别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跨入了高收入群体，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发展速度有所放缓，97年金融危机时韩国曾一度再次掉回中高收入群体。相比香港和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在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人均GDP进一步抬升的空间要小很多，这或许与两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定位有关。两个经济体都属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生产者”的角色，从早期依托国外技术主导下的初级产品加工逐步升级，经过数十年发展掌握了一定技术与管理能力并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但一直无法成为创新与研发驱动的全球领先者(图14)。这使得他们在全球价值分工进一步晋升受阻，能够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只能停留在高收入群体中相对低的水平，这一点台湾表现的相比而言更为明显，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发展状况一直是好于韩国的，05年之后开始落后于韩国。
图 13：“亚洲四小龙”人均GDP:
资料来源：IMF，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图 14：“亚洲四小龙”人均GDP:
资料来源：IMF，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
2、全球分工体系成型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越加凸显
事实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更多也是近些年才逐渐突出出来的问题，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比较少类似问题。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1960年以前就进入了高收入群体，而且人均GDP一直处于全球主要国家的最前列；二战之后的发展迅速，也于1960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在1961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后起之秀的在1960年之前进入中高收入群体，1968年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多发生在一些后发国家中，拉美国家和部分国家尤其典型。最有趣的莫过于阿根廷，在1960年之前已步入高收入群体，1963年前后重新掉回中高收入群体，并在债务危机发生后一度回落至中低收入群体，出现了类似“逆成长”的发展。巴西、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和及等国也都出现过类似“逆成长”的发展经历，这种逆成长出现的时点也比较有趣，多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
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度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美国主导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三元格局的全球产业链条逐渐成型，全球经济由早年的殖民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度，经济与贸易一体化进显加快。后发国家在加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早期，根据初始禀赋的优势合理定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属于早一批受益于全球“三元格局”中生产国地位带来发展机遇的经济体，没有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继续强化的全球“三元格局”中实现了产业升级或找对了自身定位，培养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陷阱”问题主要集中在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国内经济结构相对脆弱、产业结构升级无望或升级失败、战略政策失误、社会问题频发的拉美国家及部分东南亚国家。从全球产业链升级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事实上是传统模式枯竭与产业升级失败的故事，如我们在图12中的阐释。
表2：主要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点（年）
进入中低收入群体
进入中高收入群体
进入高收入群体
年人均GDP(美元)
1960年或之前
1960年或之前
1960年或之前
1960年或之前
1960年之前
1961年前后
1960年或之前
1968年前后
1960年或之前
1980年前后
1960年或之前
1979年前后
1960年或之前
1978年前后
1994年前后首入，98年跌回中高收入，99年后重回
1960年或之前
1976年前后
1989年前后
2002年跌至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的阀值附近
1963年前后至当前
1960年前后已进入
1960年之前；
1983年、2001年/2002年
1973年至1982年；
1988年前后至当前
1986年至1988年
1960年或之前至1985年；
1989年前后至今
1975年至1976年
1983年至1990年
1960年或之前；
1991年至2010年
2001年至2003年
1960年/之前至2000年
2003年前后至今
1963年至1977年；
1985年至1990年
1978年前后至1984年；
1991年前后至今
1960年或之前；
1995年至1996年；
2008年至今
一直在中低收入与低收入之间徘徊
1975年前后至今（除86至89年、98至01年）
1960年或之前至今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平安养老险固定收益部；1990年前各不同发展阶段的阀值为我们做的估算值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IAMAC)首批特约研究员、上海市金融学会、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会员，现就职于平安养老险资产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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