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淑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阱”究竟有多深

张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分析
   和讯网消息
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在郑州隆重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着力供给侧改革
引领十三五新发展”。和讯网作为特邀媒体全程直播。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张蓓表示,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可以说还是比较热的一个词,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发展阶段,贫困、起飞、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原来发展经济学中研究最多的是贫困陷阱,现在大家研究更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张蓓分析认为,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超调,一个是隐性成本显性化。
  以下问文字演讲实录:
  张蓓:谢谢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今天下午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可以说还是比较热的一个词,在国际上主要是拉家,这个图是世界银行做的,拉美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从年,拉美原来的情况还是不错的,越到这些年的发展越是艰难。大家对中等收入陷阱很是警惕。因为在这么一个阶段停留,不仅没有往上走,而且往下走,对中国大家也是很关心的。
  我列出有代表性的观点交锋,部长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演讲的时候曾经说到,大家引用最多的就是他觉得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五五开,中国有50%的可能性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发表了这个观点以后,的金融时报特意组织了一起讨论,当时他们请了中欧国际工的一个教授叫朱天,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一个他是觉得从实际来看,1988年高收入经济体41个,2013年间到了76个,还是相当多的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了高等收入,他还认为中国有巨大的地区差异,比如像上海、北京可能已经算是高收入,沿海地区已经高收入,你怎么能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围绕中等收入陷阱确实有很多讨论,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边说这个有理,那边是哪个有理,究竟怎么样才比较合适呢?
  首先看看中等收入陷阱的由来,最早出现这个词是2007年,世界银行发了一篇报告叫《东亚复兴》,报告里有一个部分的标题叫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上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是什么,他只是说东亚国家有可能因为一些问题而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他这个词非常好,所以,之后有很多围绕中等收入陷阱做了研究。
  我们要说明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完成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识别,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上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以绝对收入水平的增长形式或者痛苦而缓慢的增长来作为一个判断,比如Fellpe2012年做的一个研究,他做了一个门槛值,他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在下中等收入阶段停留超过28年即落入下中等收入陷阱,而在上中等收入陷阱停留超过14年即落入上等收入陷阱,从你在这个地方中间挣扎多长时间作为一个识别的标准。
  第二个研究的方向,它是用相对于美国或者其他富裕国家追赶收敛,在发展经济学研究比较常见的一种,用增长的收敛,低收入向高收入增长靠拢的一个过程。2011年提出一个赶超指数的概念,定义为一国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之比,介于20%-55%之间的国家认定为中等收入国家,如果长期陷于中等收入区间,未能实现朝美国的收敛则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3年IMF有一个研究,将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经济增长放缓。有一个持续收敛的模型,本来应该按这个路径增长,但是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路径增长我就定义你为放缓。
  这个研究做的还是很扎实的。他做了这种比较以后就划分为几个区间,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伪命题,确实是在我们发展阶段中有这么一种可能性,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在中等收入阶段有更大的概率经济增长放缓?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最近的标准,1046美元是下线,12735美元是上线,这种情况下可以看一下中国,我们进入中等收入的时候是在2002年,到了2015年还在这个阶段,在继续上升的过程中,能不能走出去呢?中国是不是在中等收入陷阱还不能判断,因为时间点上还不够,路怎么走还不知道,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究竟要做些什么。说一下中等收入陷阱,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发展阶段,贫困、起飞、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原来发展经济学中研究最多的是贫困陷阱,现在大家研究更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主要的分析认为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超调,一个是隐性成本显性化。超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汇率,有可能调整多数了,我觉得在中等收入阶段相比于低收入和高收入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成本超调,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劳动力成本,一个是房租租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大家知道一般在低收入的时候都是非常低的,中国实际上在收入比较低的阶段,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增长是相当缓慢的,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也是如此,一旦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会出现工资的快速上涨,到了高收入阶段,这个是美国的平均年薪,它的增长非常平缓的,但是我们正好处在一个高速增长中。
  下面把农民工的年平均收入几个行业也做了一下比较。大家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行业,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我们的劳动力成本都是快速提高,而美国相对来说是增长比较平缓的。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工资的快速上涨,主要是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人口红利的下降,一个是我们人口自然的增长率在逐渐降低。另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出现下降。一个是劳动力的供给发生变化,另外大家对需求,对工资的要求也提高了。农民工文化程度的构成,高中级以上的比例是在不断上升的,高中、中专,乃至大专及以上都是上升,初中及以下是不断下降的。这说明一个是劳动力的素质在提高,另外,他们对自身的权利也有要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自己本身生活的成本在提高,我们可以从城市里的房价,还有整个生活成本都在提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在后面讲他们实际上还承担了一些隐性的成本,这一切都会对整个对工资的要求都会提高。所以,导致了很长时间的工资、劳动力成本压抑之后出现了劳动力成本的超调。
  房租、放假的超调,它跟前面的劳动力成本有一点不一样的在哪儿?这个不仅仅是中等收入阶段会出现,高等收入阶段同样会出现,实际上在本轮土地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都出现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这实际上是跟我们整个货币政策,还有这些都是相关的,因为全球流动性整体处于宽松的水平,虽然消费物价保持相对稳定,但是整个资产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这是成本超调。
  第二个大的方面我是觉得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个原因是隐性成本的显性化。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关于污染,需求实际上是由收益决定的,是由边际收益决定的,供给是由生产厂商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实际上社会承担了污染这块,整个社会的损失。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相比于低等收入阶段,大家对污染的承受能力在下降,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在上升,所以,这种情况下成本上升。
  另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原来的时候它的供给没有意识到成本,这本成本是什么呢?是它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心理学里曾经有一个母爱剥夺实验,小猴刚出生不久就采用代理妈妈,不让它的妈妈养它,一个是铁丝妈妈,一个是绒布妈妈。心理学家发现小猴子不仅有吃的需求,因为铁丝妈妈和绒丝妈妈供给的食物是一样的,小猴子还有爱的需求,受到惊吓会跑向绒布妈妈,会拥抱和亲近绒布妈妈。铁丝妈妈代养的孩子长大以后出现冷漠、呆滞,类似于成年自闭症患者,20只生了小猴子的木猴子有一个极其笨拙的喂自己的孩子,有7个对自己的孩子视而不见,毫不理睬,有8个殴打、虐待自己的孩子,还有4个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在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深思,这种成本是非常高的,不仅是现在的成本,它的成本可能会延续很多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实际上这个成本没有显现出来,也许现在在逐步的显现,这样肯定会推高它的成本。
  最后的成本是交易成本,包括搜寻信息的成本、协商与决策成本、契约成本、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执行成本,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交易商品或资产的特殊性,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从中等收入阶段跟低收入阶段相比,我们交易的复杂程度是明显上升的,比如资本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交易的市场,一定要有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它,也许在低等收入阶段的时候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到了高等收入阶段,随着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所以,交易成本可能会出现迅速快速的上升。
  制度上的变化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找了世界银行近些年来一直在做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开办企业程序,2004年我们是13个程序,花费时间是48天,开办一个企业的成本占人均国民收入的百分比是17.8,这些年我们实际上进步还是挺大的,到2016年程序虽然减少个数不多,到了11个,天数减少了18天,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下降得非常快,只有0.6%了,办理施工许可程序的个数从30个减少到22个,时间285天到274天,成本占比19.3下降到7.2。纽约开办企业程序只需要6个,时间只需要4天,成本最近反倒上升了,办理施工许可程序也比我们少,15个,时间只需要89天,而这个成本只占0.3%。我们确实做出了很多改进,制度上的改进是最困难的,这可能还需要很多的努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考虑几个问题,一个是劳动力的成本,还有污染,关于外部环境定价。另外,针对资产价格的宏观政策框架,也可以做一篇大的题目,在本次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反思比较多的,货币政策负责物价稳定的同时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最后是制度建设。
  我下面还想再讲一下关于外部性定价的问题,确实存在外部性的时候我们是降成本还是扩收益。刚才说到的案例里污染,污染的成本逐渐的显性化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竞争力。这是对本身市场扭曲的纠正,不能简单的降成本,而是让市场纠正它,原来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属于过度的供给。本来在均衡状态下它应该只生产Q2的数量,可是因为没有考虑隐性的成本,没有考虑污染的成本,导致生产量达到Q1。这部分成本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剩的产能污染,这是对社会总体的危害。
  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的做法就是扩收益。关于农民工进城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农民工本身贫困所导致的,这种情况下这个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教育的例子,如果教育或者其他给农民工的帮助能够让它家庭生活更加温馨,都能产生正的外部效应,至少不会培养一些反社会的人出来。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考虑社会受益的情况下均衡点在Q1。
  最后小结一下主要的结论,中等收入阶段确实存在增长放缓的概率,这是由中等收入阶段的特征决定的。一个是成本超调,第二是隐性成本显性化。我们该怎么做呢?如果是负外部性导致的隐性成本,其显性化是对扭曲的纠正,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如果存在正外部性导致的收益,应该以适当的方式使收益显性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补短板,农民工进城真正的安定下来。最后一个是完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我们说的降成本。
  这就是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点思考。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邱光龙 HF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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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Nov 08 09:10:25 CST 2017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妥善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仅检验着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智慧。
Wed Nov 08 07:34:00 CST 2017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妥善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仅检验着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智慧。
Wed Nov 08 03:50:00 CST 2017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妥善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仅检验着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智慧。
Tue Oct 31 08:16:50 CST 2017
10月1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就报告的一些关键内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Thu Oct 26 15:22:00 CST 2017
第一,中国人均GDP已过8000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是未来五年待验证的一个关键事实。第二,中国经济的中期红利之一:新生儿红利。第三,中国经济的中期红利之二:消费升级红利。第四,中国经济的中期红利之三:基建网络及新城市群红利。
Mon Oct 23 07:41:08 CST 2017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Mon Oct 23 05:00:06 C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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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Oct 23 04:59:57 CST 2017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Fri Oct 20 11:37:07 CST 2017
网易研究局NO.1431、如果我们能够第二次打破“克鲁德曼-扬”诅咒的话,我们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2、阻碍我们挖掘潜力的,仍然是现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最核心的就是户籍制度还在制约着农业劳动力稳定转移。迄今为止,我们围绕着户籍制度,对很多处在外围上的配套政策的改革已经得到推进,户籍制度不再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并在城市居住的障碍。
Fri Oct 20 09:15:00 CST 2017
摘要:楼继伟表示,自己曾经提出,如果不改革,中国有50%以上的概率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如今他“可以信心满满地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没什么问题”。本文作者张棉棉,来源于中国之声,原文标题《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改口: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Fri Oct 20 05:59:31 CST 2017
#中国之声·大会之声#【楼继伟改口:非常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九大代表、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19日下午的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日讨论中再谈“中等收入陷阱”时表示,自己曾经提出,如果不改革,中国有50%以上的概率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如今他“可以信心满满地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没什么问题”。
Sat Oct 14 06:27:19 CST 2017
怎么来看中国未来?首先,考虑中国未来的时候,要有一个全面与中肯方面的追求。全面对应的是不全面,不全面的是什么?2000年的时候章家敦说中国崩溃,后来有沈大伟,他们的中国崩溃论既不全面又不中肯。也有的学者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我们实际的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越了美国了,还说,在科技创新力这方面中国也已经超越美国了。
Sat Oct 14 05:54:56 CST 2017
我为什么看好中国经济?第一,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传统的经济因为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那部分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对在收缩,我们完全地守住了。中国在新一轮经济方面的成长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好。未来7年左右,如果中国新一轮经济在高速成长的条件下,传统的经济守住了它的基本面,如果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再闹腾3年的话,中国经济就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Sun Sep 17 09:21:00 CST 2017
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不时响起。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达到4561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超过8000美元,明显超过中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但离高收入国家尚有差距。
Sun Sep 17 08:17:36 CST 2017
  原标题:“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中国发展的“拦路虎”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不时响起。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达到4561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超过8000美元,明显超过中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但离高收入国家尚有差距。
Sun Sep 17 07:06:33 CST 2017
Sun Sep 17 05:09:00 CST 2017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中国发展的“拦路虎”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不时响起。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达到4561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超过8000美元,明显超过中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但离高收入国家尚有差距。
Fri Sep 01 21:09:36 CST 2017
新华社北京9月1日新媒体专电(记者何瑛)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拥有非常有利的机遇和潜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是关键途径。曾智华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打造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获得更强大和更为持久的发展动力。他说,中国若想在全球价值链上有所提升,并且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创新强国,进而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型,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生态系统。
Tue Aug 29 20:17:00 CST 2017
中新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 陈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陈迎春29日在北京表示,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结构性改革。在当日召开的“国经论坛”上,陈迎春表示,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减缓,一些国家甚至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Mon Aug 21 17:00:57 CST 2017
题: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景光明从世界范围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常见的经济现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在全力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得益于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成效和后劲等因素,中国跨越“陷阱”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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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人民币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两者没什么关系_网易财经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两者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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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两者没什么关系)
日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观点被媒体以《许小年: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为名经网络传播,旋即成为热议话题。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什么?中国能避免吗?如何避免?
中国真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吗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自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该报告提出:在20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浪潮中,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便陷入到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他们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在国内理论界,关于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大概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比较悲观,认为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许小年。他认为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停留在1万美元左右的魔障中。
他的依据是,中国这几十年的增长方式一直是数量型增长,而不是效率型增长。通过资本积累来驱动的经济发展已经无法持续,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现在中国各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呢?是零,甚至是零以下。一旦资本收益等于零,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院长马晓河。他得出这个观点是基于2010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出现的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从2010年一季度的12.2%,下降到去年三季度的6.7%、四季度的6.8%,今年一季度则是6.9%。二是我国同低收入国家相比,中低端产业成本优势在丧失,比较优势在下降。三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中高端比较优势仍然不足。“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
还有一种观点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经济学家。
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厉以宁对许小年认为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也没有普遍性,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厉以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第一个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的重分,到现在变成制度性的问题。第二个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内战就发生了,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第三个是技术陷阱。大部分出国留学的人毕业后不愿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落后地方的技术怎么能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厉以宁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三种观点哪一个更接近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研究员张世贤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比较赞成厉以宁先生的观点。当前,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强,当技术创新能够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应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阶段。从目前中国人的创造力、创造精神,以及不甘寂寞、不甘屈服的国民精神,我对悲观论调持不屑的态度。”
资料图。中新网记者 李金磊 摄
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谈论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处在中等收入标准的什么位置。
2014年,世界银行以人均为标准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组:人均GDP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53980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标准,我国人均GDP处于8000美元的中等偏上水平。
“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是现实,至于是不是陷阱归根结底还是看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发生了转变?未来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如果说我国体现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地提高,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张世贤说。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
201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2030》展望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事实上相当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我们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速的调整期,虽然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还没有远去,缩小贫富差距、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任务依然艰巨。”
既然很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或者进入中等水平以后,都出现了经济停滞,中国该如何规避?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当前,我国正处于 “三期叠加”(编者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这个阶段,“确实需要我们形成共识,狠下决心,马不停蹄向前走,要千方百计抓落实,真正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到位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潜在的生产力得以有效发挥,人均劳动生产率有很大提升,就能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国2027年或步入高收入行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方法论,亦需要时间表。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李克强总理曾经预测了中国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时间。日,李克强总理在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说,“未来5年,经济年均增速需要保持在6.5%以上,这意味着到2020年人均GDP将达到1.2万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对于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何时能跨入高收入国家也给予了关注和调研。
今年年初,摩根士丹利研究部门发布《我们为何看好中国》的报告,该报告看多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认为中国有能力回避金融冲击,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该报告保守预测,中国人均GDP将在未来10年内从8100美元增长到12900美元,于2027年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4省份已跨入高收入水平,还有5省份接近高收入水平
全国性数据向我们展示了国家整体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节拍,而区域性数据则会彰显出我国东、中、西局部的结构性特征。《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分析2016年我国各地的经济数据后发现,其实我国部分沿海省份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了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发现,人均GDP超过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门槛的省份有:天津、北京、上海和江苏;接近高收入水平的有浙江、福建、内蒙古、广东、山东等5个省份;其余的22个省份均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水平。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几年天津、北京、上海3个直辖市人均GDP位次的变化。
人均GDP上万美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的衡量标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线。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大关的省份。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13698.15亿元,人均GDP达到10529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
北京突破上述标准的时间比上海晚了一年。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GDP达到11865.9亿元,全市人均GDP达到68788元,折合10070美元,突破1万美元大关,成为第二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省份。
天津比北京又晚了一年。2010年,天津人均GDP达到70402元,折合美元过万,成为第三个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省份。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天津在时间节点上落后于上海和北京,但是天津人均GDP“后来居上”。先是在2014年迅速超越北京和上海,以元(折合美元)位居各省份之首,接着2016年依然表现出色,尽管比第二名的北京仅多1000美元,但依然继续稳坐第一把交椅,而且人均GDP达到了115613元的历史新高。
张世贤预测:“我国目前的创新活力很强,无论是高铁、互联网还是中国制造2025等诸多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令全世界为之震撼。由于中国区域的辐射和传导效应比较强,东部一定会辐射到中、西部,继续带动其他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带动全社会人均GDP往高处走。因此,中国整体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已为时不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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